政治生态化论文

政治生态化论文（精选8篇）

政治生态化论文 篇1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政治生态化论文 篇2

一、教学目标的生态化:多维并举, 共同成长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风向标”。它的生态化是指传统的“双基”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向“三维目标”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发展, 是高中政治课堂生态化的前提条件。教学目标的生态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同构同生。作为课程的实施主阵地, 政治课堂必然潜藏着丰富的道德因素, 政治课堂既是学科知识传递的殿堂, 更是人性养育的乐园, 课堂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 更要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 (2) 知识目标与人文素养相得益彰。政治教师要选用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材料来创设情景, 用富含“多维元素”的生活养料为课堂学习注入更多的人文因子, 使知识传授能更多地渗透情感激励、价值引导和人文关怀, 使学生在获得科学知识的同时, 也涵养人文素养, 提升人文品位, 从而让思想政治课成为充满人文关怀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之舟。 (3) 教师与学生发展的整体联动性。在生态课堂的打造过程中, 政治教师除了应具备较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和教育学理论基础, 而且还要具有创新精神, 要善于打破常规、发现和解决问题。

二、教学内容的生态化:动态生成、多元开放

教学是教师、学生、教材文本等多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 也应该具备动态生成性、开放性。课堂生态系统中, 教师选择适当的内容进行知识建构, 学生继而接受知识, 进行重新建构, 进而达到发展。所以, 教学内容的生态化是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态化的基本条件。 (1) 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要按课程标准要求结合学生的心智发展特点用好教材, 对高中思想政治实验教材与时俱进地增删, 敏锐地对原有的教材文本进行开发、再创造并合理重组。 (2) 让课堂回归生活。从新课程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内容设置上看出, 这些课程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学生的生活领域, 是学生现在和将来必用的知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去理论与学生生活世界脱节的弊端。教学要着眼于学生的现实生活, 改善学生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 让学生在回归大千世界、回归真实生活的德育实践中, 亲身体验生活世界的乐趣, 增强对社会生活的适应力和责任感。 (3) 生成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具有极强的现场性, 由于高中学生思想的不稳定性, 教师随时都可能面对学生独到奇特的感悟、始料不及的道德和价值冲突。比如, 在引导学生学习《文化生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时, 课堂预设的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世界文化异彩纷呈, 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尊重多样文化的共识。但课堂上突然出现一个声音:我看西方文化就是比中国强, 中国应该把西方的文化引进并合二为一。这一出乎预料的想法打破了课堂的平静。为了让学生尽快走出误区, 笔者充分利用这一生成性资源激发学生讨论, 通过师生、生生思想的交锋, 使其理解不同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原因及各自的优势, 充分认识到“文化是民族的, 又是世界的”。

三、教学过程的生态化:彰显个性, 多维互动

我国政治生态建设刍议 篇3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成就；问题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瞩目成就。政党生态、行政生态、制度生态、法治生态等得到不断地优化和改进。要想推进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需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态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一、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

1.党的机制创新和自我净化能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党内组织、意识形态以及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自身的调适与转型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党在改革创新中，不断与时俱进，统治方式向民主治理方式转变。其中党权过于集中的现象逐渐消除，党政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调整。党政关系的法制化水平不断提高，党更倾向于从制度层面入手来治理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满足群众的的政治参与愿望与利益的诉求，从而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另外党的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逐步提升，并可以依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来更新政策和执政理念。党的理论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党内民主权利保障机制更加健全，政治生活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党建立健全了反腐败体系，反腐倡廉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增加了人民对反腐工作的满意度。

2.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

借用生态学理论，政府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各结构之间互相影响，各有各自的功能，不能相互替代。政府在建国初期，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的过严、过多，政府职能扩展到各个领域。长此以往，其他社会结构功能性减弱，社会陷入了一种僵化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力求行政系统的生态化发展，打破自身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局面。为此，政府数次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自身的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

从政府职能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正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重视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经过数年的探索，行政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十八大召开以来，政府在指导思想，管理方法和手段方面都更加现代，尤其加大了在简政放权方面的力度。

3.政治生态趋于制度化和法治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为这些制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以确保这些制度机制继续发挥其优越性，服务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各党派参政议政的过程更加趋于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十六字方针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和实施，使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繁荣。

在法治生态环境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在经历了文革的动乱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 字方针”。1997 年中共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中共十八大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法制建设受到重视并不断完善。十八大以来，一些高官纷纷受到查处，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司法公开作为司法改革的切入点，也正在尝试着进行。

二、政治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政治交流欠畅通。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国家政权及其官员。从主客观情况来说，民众的政治参与自主性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在政治交流中基本处于被动性和封闭性的顺从状态。由于科层制的政治结构，民间的信息要想向上传达，必须经过长而复杂的路径。其过程也是非常耗时的，那么信息极易出现遗漏、失实和失去时效性等问题。这就导致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的表达不畅，这就陷入了政府无法及时掌握正确的信息，而“理性无知”，而民众的问题又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的局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且日趋固化。因此，有不少学者分析认为，我国正处于一个底层民众数众多、其他阶层数量较少的“倒丁字形”的社会层级结构状态。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沟通渠道变得狭窄并被有形无形的堵塞着。贫富分化逐渐加剧，在公众眼中，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 10 年发展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严重。因此，与改革之初相比，改革成果已不是人人共享的局面了，而是演进到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

2.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协调。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按照生态理论，中国目前政治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客观上来讲，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的进展是最快的，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就整体而言，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培育了一个庞大的特殊利益群体，全社会大部分人收益与之相比，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认为，对于 9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总的评价趋势是褒经抑政，即认为过去 30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则较保守，可以说是止步不前，缺少惊险一跃。由于改革过程中实质性问题久拖不决，也导致了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在急剧流失。

3.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不同步。

我国当前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老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主要表现在：能源资源约束强化，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突出，国土开发格局不合理，环境问题带来的社会影响凸显”。

4.对政治生态建设的预期评价有所缺失。

政治生态化论文 篇4

没有严明的政治规矩，不能成为现代政党。

没有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总书记反复强调：“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对5年成绩的充分肯定，是最振奋人心的鼓舞，亦是对全党最有力的鞭策。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方位深化管党治党

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保证。

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党内生活概念，指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党内生活第一次写进党章，规定积极参加党内生活和革命运动是党员的义务。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首次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对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全面部署，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基本遵循。

《准则》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一脉相承，更是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大家要带头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懂规矩，守纪律。”2012年11月16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就对中央政治局同志提出掷地有声的要求。

同日，总书记发表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文章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

建党95周年前夕，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为专题进行研究。总书记再次强调：“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全党同志都要行动起来，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出贡献。”

5年来，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立足党的优良传统和新的历史方位，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更高要求，体现出深沉的使命忧患感、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严起。

十八大后第一次会议就制定政治局工作规则，制定并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发出刹风整纪的强烈信号。

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围绕中央政治局带头践行“三严三实”的要求，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联系自身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联系严格教育管理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实际，联系***、***、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人案件的深刻教训，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时隔一年，2016岁末，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民主生活会，以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重点对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联系自身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措施。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躬身践行、模范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成为无声的命令、强大的感召。

直面新问题新挑战，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

新的历史起点，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新问题新挑战摆在面前。

“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的“七个有之”，直指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问题。

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情况作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将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为执纪重点，营造了旗帜鲜明讲政治、从严从紧抓纪律的氛围——

坚决查处***、***、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阳奉阴违、妄议中央、拉票贿选等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破坏政治生态的行为；严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如实向党组织说明违纪情况、对抗组织审查，以及政治问题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等问题。

坚持党的领导是遵守政治纪律的核心要义所在，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重大政治原则。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查找政治偏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成为一切管党治党有力措施的准心与标杆——

十八届中央巡视，以党章党规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尺子，查找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上的差距，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一个地区或部门的政治生态画出像来。

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风向标，端正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治本之策。严把政治关，好中选好、优中选优，是党的十九大换届工作的鲜明特点——

中央纪委机关、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换届选举“九个严禁、九个一律”；彻查辽宁贿选案，肃清王珉、苏宏章、王阳、郑玉焯等人的恶劣影响，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各级纪检机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到换届工作人事安排的严格把关上，严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对政治上有问题的一票否决、廉洁上有硬伤的坚决排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强的决心和有力的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充分展现出直面问题的责任担当和强烈的政治自信。

不断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

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利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条条都是政治要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注重治标又强调治本。

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到手，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的根本——伴随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员干部在了解党的历史、参与伟大实践、感受巨大成就中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以强烈的信仰信念支撑使命担当，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党的各级组织扛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较真碰硬、从日常点滴抓起，开展严肃认真的组织生活。班子成员接受了上级的谈话函询，在民主生活会上说明情况、谈谈认识；本地区本部门发生腐败案件，把忏悔录和案件剖析发给大家，用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人；纪律检查机关加强线索处置、运用“四种形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政治生活情况，拿出净化政治生态的具体措施。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拿出雷霆万钧之力、滴水穿石之功，推动党内政治生活根本好转——山西经历了塌方式腐败的阴霾之后，着力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涵养干部干事创业新生态；辽宁坚决肃清拉票贿选案的恶劣影响，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整治圈子文化，坚持20字好干部标准，推进干部作风转变，还政治生态一片天朗气清；天津破圈子、铲山头、打团伙，以刮骨疗毒之勇强力整改，修复政治生态；湖南、重庆、吉林等多地严肃换届纪律，公开通报多起违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例……

5年来，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

维护政治生态自查报告 篇5

我们认为， xxx 政治审查合格。 xxxxxx 分党委 20xx年 11 月 18 日关于 xxx 的政治审查报告

xxx 同志，男，汉族，xxx 年 xx 月 xx 日出生于 xxxx 的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

不良政治生态的十大现象 篇6

《上海支部生活》2016008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417 刘汉俊

编者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党内政治生态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值得警惕的不良现象？本刊编发中宣部《党建》杂志社社长刘汉俊的一篇文章（原载《北京日报》，本刊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供党员学习参考。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建设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伟大事业、实现伟大目标的力量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从严治党成为全党共识，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回暖向好、日趋清明，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但是，政治生态建设是我们党永恒的任务，须臾不得松懈。

什么是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一个政治组织或系统内，个体与整体、成员与组织、局部与全部的生存状态以及相互关系的总和，它反映一个政治组织或系统的政治环境，也影响到所处的社会环境。

党内政治生态包括哪些内容？一是政治立场，这是政治生态之根；二是政治纪律，这是政治生态之本；三是政治作风，这是政治生态之要。这三个方面是政治生态的核心。政治生态健康良好，党的事业之树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永葆生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具有极强的自我纠偏能力、自我疗伤能力、自我革命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任务的调整、环境的变化，党的队伍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状况，既要客观承认，又要十分警惕。总的看，我们党这支拥有8800多万成员的队伍本质和主流是好的，但一些长期形成的问题，隐蔽性强、潜伏期长、传染性大、污染面宽，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态，需要高度重视、抓紧解决。

一是“淡忘症”现象。少数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理想信念淡薄、宗旨意识淡忘、激情意志淡漠、学习精神淡化，存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封建观念、颓废思想、消极现象、侥幸心理等问题，对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五个必须”没有遵守执行。

二是“打假球”现象。少数干部习惯于在领导面前搞假大空，对群众开“空头支票”，做表面文章、搞虚假政绩；谈问题不讲真话，说原因不讲实话；做假动作，出场不出球，出工不出力；对中央要求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把真经念假、好经念歪。

三是“磨洋工”现象。少数干部做事拖沓、效率低下，消极怠工、变相抵触，群众事情不求不应、不推不动、不催不办，好事拖黄、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没本事不会干，没心思不想干，没环境不能干，没好处不肯干，没责任不愿干，存在怠政、懒政、庸政现象。

四是“小圈子”现象。少数干部喜好拉山头、树山旗、立山门、当把头，而另一些人热衷于寻靠山、拜码头、投帮主、找老大、攀高枝，串小门、喝小酒、打小牌、传小话，搞人身依附。一些基层单位人际关系存在划线拉圈、选边站队现象，帮派多、线条复杂，一些人搞“潜规则”、织“关系网”，不是忠诚于组织而是效忠于个人，不是为了群众福祉而是为了团伙利益。

五是“沙化”现象。有的基层组织政治生活不严肃、不认真、不正常、不规范，“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形同虚设；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形式，整改监督回头看走过场；民主生活会“辣味”不够、“甜味”十足；“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运用不够，怕得罪人；少数干部存在好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倾向，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大嘴巴”口无遮拦，“长舌妇”搬弄是非，热衷于打探小道消息，沉迷于传播不良手机信息。

六是“逆淘汰”现象。少数单位存在能干的不如会看的、敢干的不如敢送的现象；投机挑战忠诚，实干败给空谈；搞利益输送的八面玲珑、到处吃香，埋头苦干的无人问津、到处碰壁。能干的被排挤，无能的被重用，清正的被孤立，“劣币驱逐良币”。优胜劣汰、能上能下的风气没有形成。

七是“等等看”现象。一些人习惯于观风向、看动静，持观望心理，看看反腐能搞多大，看看规定是不是一阵风，看看政策能挺多久，看看“打老虎”会不会扫到自己；在“红绿灯”前磨蹭，红灯不走绿灯也不走；借口“守住底线”裹足不前，借口“不碰红线”退而不进，贻误良机。

八是“挖坑”现象。少数干部“歪嘴和尚念经”，误读、曲解中央精神，或出台的政策侵害群众利益、有伤民心，或吊高胃口煽动民粹主义误导群众预期、挑起群众不满，个别干部甚至采取极端手段、过度反应、失当行为，引发了矛盾，撕裂了党群感情。

九是“胡作为”现象。一些人胡作非为、任性蛮干，决策缺乏科学性、论证缺乏专业性、实施缺乏可操作性，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扔下一堆烂摊子，自以为无人问责。

十是“稻草人”现象。少数干部对《准则》《处分条例》《问责条例》不上心、不自查，不知道底线、界线、红线在哪里。少数领导干部主体责任不主动、监督责任不到位、领导责任不落实，不念“紧箍咒”，不舞“金箍棒”。处理问题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缺乏正风肃纪、惩前毖后的效果。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建设良好政治生态，当从“关键少数”做起，党员干部人人有责，不当污染源，不做感染者、传播者，做良好政治生态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一要壮大思想根源，二要加大党纪问责，三要强化法治观念，四要增强价值认同。

政治生态化论文 篇7

生态位本义指“生物种群所占据的基本生活单位”, 两层含义:“其一是对生物个体或种群来说它在种群中的地位与功能与其他生物个体或种群的相互关系;其二是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和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程度。”生态位主要表明每个物种在整个生物群落中都处于不同地位和功能, 这就形成了同一群落中各种不同物种之间的互补与竞争关系, 并带来了资源分享问题。

2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因子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占据一定位置并发挥特定功能的构成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生态因子可以分为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介体、教育机制等;外在因子可分为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态环境等因子。

教育对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具有主体能动性特点的生态因子, 与其它因子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 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耗散结构和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机整体。

2.1 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因子, 教育对象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社会性。教育对象存在着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民族、家庭、地域等社会关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随着社会发展, 教育对象也不断发生变化。

第二, 主体性。首先, 教育对象的思想能够能动地反映外部世界和自身, 对自己的思想活动进行自我认识, 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自觉调节思想活动, 发展和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其次, 教育对象具有自主性。人不仅能自主地反映客观和主观世界, 而且能够自主的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作为教育对象对所传递的教育不是消极的吸收, 而是主动地有选择的接受。教育对象对符合自己原来思想政治品德的内容会内化和吸收, 形成新的部分, 而对于不符合的内容, 在经历思想矛盾斗争之后或者吸收, 或者拒绝, 或者保留。

第三, 层次性。从年龄上, 教育对象可分为老年、中年、青年和少年四个层次。从地域上, 不仅城乡差别大, 东部、中部、西部差别大, 而且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差别更大。这种地域上的差别形成教育对象不同层次的特点。如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对象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下, 思想敏捷, 信息量大, 接受新观念快, 思想内容丰富。相对而言生活在经济贫困地区的教育对象思想相对闭塞, 信息量小, 对新事物反应慢。这种地域环境的差别要求在实施教育时必须分清层次, 区别对待。

第四, 可变性。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影响着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品德形成与发展。社会的变化, 个体身心和知识能力的变化等都使得教育对象思想由简单变成复杂, 由不成熟走向成熟。

3 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生态位

3.1 教育对象被动受体地位

在教育对象数量多、年龄低、思想素质和知识水平不高, 资源有限、环境相对封闭的系统中教育对象往往处于被动的接受教育地位, 教育对象通过教育者的灌输和引导以培养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对象的这种生态位以赫尔巴特的“三中心” (教师、课堂、书本) 为典型代表。他的“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 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标。”, 该观点会过分注重和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和单方面的主体性, 忽视教育对象自身品德发展中的主体性。在我国“教师讲, 学生听, 教师写, 学生抄, 教师问, 学生答”的教学模式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这种观念在资源和条件不充足, 教育对象各方面素质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具有合理性, 可以迅速和有效地达到教育目的。但它忽视了教育对象自身能动性和社会的复杂性, 难以持久有效的开展教育活动, 由此导致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缺乏动力和协调性, 效率低下等不良状况。

3.2 教育对象能动中心地位

教育对象在主体意识增强, 知识水平较高, 环境较为宽松的生态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 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能动性。教育对象作为具体的个人或群体, 具有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 社会地位, 认知水平也不相同。以教育对象为中心有利于主体意识凸显, 遵循教育对象自身思想政治品德发展规律, 调动教育对象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一味按照教育对象的主观意愿甚至完全放任自由, 抛弃教育者的引导和社会要求的方向性, 以个性发展而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一切以教育者意愿为转移, 忽略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性, 会导致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缺乏发展的方向, 人力物力资金资源会浪费, 导致无效率使用, 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难以持续开展。

4 生态位原理的启示

4.1 要区分不同教育对象所处的不同生态位

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就要符合教育对象的不同需求, 如果不区分教育对象的生态位, 采用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 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处在不同生态位的教育对象也要善于运用各种要素的作用, 避免位置重叠, 位置缺失或“越位”现象。各方面要素协调一致, 管理规范, 政策引导各司其职, 各谋其政。

4.2 处理好教育对象与其它要素生态位之间的关系

(1) 权威关系。主要表现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在教育对象做出偏离行为时, 权威关系更能显示出巨大的强制力, 迫使教育对象悔过自新。权威关系在行为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教育对象年纪较小时, 其作用比较明显;而随着教育对象自主意识的增强, 权威关系的作用就逐渐弱化。

(2) 合作关系。教育对象与教育者之间是典型的合作关系。教育者的施教行为离不开教育对象的合作与支持, 而教育对象的学习行为又需要教育者的引导。两者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就能很好地进行教育活动, 顺利实现教育目标。

(3) 竞争关系。竞争是教育群体中某几个人进入或接近目标而防止其他成员先进入制高点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人类社会中的竞争反映了人追求上进的好胜心理, 更体现出某些资源的稀缺性。要善于利用道德舆论与良心谴责对主体的制约作用, 使竞争关系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摘要：生态学理论已逐步被多学科借鉴, 教育对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生态学角度认识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生态位原理探究教育对象在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位上的教育对策。

关键词：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生态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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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万柏,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制度不是良性政治生态的全部 篇8

黄金高所自述六年防弹衣为伴的历史若是属实，的确令人痛心。由此引发的“官场潜规则”和政治生态建设的话题清醒地摆在我们面前。逆情悖理却又通行无阻的官场利益共同体是反腐斗争的痼疾。良心媒体多在呼吁以浅层次的制度建设来降低反腐败的成本（包括前一阶段李金华审计风暴引发的“好官保护机制”的呼声），然而，刚性的法律条文并非是政治生态建设中的“诺亚方舟”，尚需要有保障“制度”得以严格实行的组织体系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护佑。

在以人治为主的反腐路径中，反腐者智慧永远跟不上有着巨大利益驱动的腐败者智慧，“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幼稚想像，在赤裸裸的利益格斗中徒具精神自慰意义。因此，制度反腐有现实意义，及至在2004年初，中共中央还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党员纪律处分条例》。

然而，制度反腐在健全规章制度之下仍存在局限性：首先，基层部门在实施细则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必然有人的因素和单位、部门的利益掺杂其中，无法绝对客观公正；更重要的是，制度要靠人来执行，法律制度的执行是有成本的，法不能责众。如果一个部门群体中，只有一少部分人违法，法律是有效的，而如果大部分人都违法，法律的执行将因成本太高而实质消弭。

制度只是一个规则，而游戏规则的参与者遵守与否，是在规则本身“效力范围”之外的。从根本上遏止腐败，其核心在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保障这些条款能得以严格实行的组织体系，只有这个组织体系的权力架构科学了、合理了，那些条款才能保证实行。

让行使权力的人找不到权力寻租的漏洞。这是我们由“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的加速器。

发展和完善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公民社会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代替运动反腐的无序和浅层制度反腐的不足。腐败现象不是孤立的，必有其社会性利益基础和文化土壤。如果作为一个社会基本组成部分的公民集体是自律的，腐败行为能够得以延续的环境就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