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共6篇）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 篇1

——从《罪与罚》的主人公看陀氏

内容摘要：陀斯妥耶夫斯基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将生活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转型期的人民那种精神和思想意识的转型，即人格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作品中人物的双重人格的塑造是作者文学创作的一座里程碑。

关键词：苦难、双重人格、精神分析、社会现实

作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一般都本着源于“生活而有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更是如此，也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折射社会时代的面貌。被称为“伟大的天才”、“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①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不仅将他的作品真实的反映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转型期的诸多特征，更重要的在于他深入到人的灵魂最隐秘的角落，亏蚀着他们的矛盾心理和人格分裂。而作者通过《罪与罚》将心理分析推向了双重人格描写的高峰。

一、苦难的人生历程

Ⅰ.作者所生活的社会背景

陀斯妥耶夫斯基身处的十九世纪是个没落的世纪。“欧洲的没落”的到来是一场可怕的灭顶之灾，它或者是充斥着杀戮和暴力的革命，或者是犯罪、堕落、偷盗、谋杀和一切罪恶的渊源。②可以说，这是一个非理性的时带。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宣告了理性时代的终结。人类最终从上帝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同时也陷入了虚无之中。作者正处于这个“缺失信仰”的时代而作家本人性格的复杂，命运的一生多舛造就了他身兼艺术家、道德家、神经病人和罪人四种身份。

Ⅱ.作者所生活的家庭背景

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一家贫民医院的医生，他童年体会最多的便是穷人贫困疾患而痛苦的呻吟声、哀号声。后因有反思想政治的倾向而被捕入狱。后又判死刑，后改判四年，流放西伯利亚。其间因受到非人的待遇，神经受到刺激，患上了折磨他一生的癫痫病。在圣彼得堡，陀斯妥耶夫斯目光所能触及到的无一不是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黑暗与罪恶。一方面是权贵和有闲阶级们纵情声色，挥金如土的奢华，而另一方面则是穷人们在饥饿边缘挣扎的贫穷。贫穷滋生着犯罪。在一个理性，正义极度缺失的年代里，陀氏在苦苦思考着最源。而个人是苍白无力的，时代的先知和圣者，必然会承载着胜于常人的苦痛、焦虑和孤独。陀氏孤独的思考着人类困境的出路，因为心灵无法承受生命之重，精神极度痛苦，频于崩溃。在现实世界里无法找到出路后，陀氏像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一样，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宗教，选择了一条皈依之路，他希望能从宗教中找到人类苦难的根源和解决之道。在小说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最终否定了自己的理论，在索尼娅的引领下，走上了一条用苦难来净化灵魂的救赎之路，走上了精神的复生。

Ⅲ.背景对作者的影响

在作品中，陀氏为我们揭示了人心理最隐秘、最罪恶的冲动，作品被说成是“在病态的灵感刺激下的佳作”。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能够将主人公病态的心理刻画的如此入木三分。“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弹劾着他的恶，犯人在台阶下陈述他们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③他是虔敬的蒙受责骂者，他是病态的天才和被当作天才的病态，集圣贤和罪犯于一身的病患者和癫狂者。④陀斯妥耶夫斯基从早年不向世俗妥协，到在残酷重压下不得不畏缩，最终寄托希望于宗教，这种性格和思想上的复杂多变体现在作品中也必然是隐晦和矛盾的。所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付诸于笔端，塑造了这个矛盾的个体——拉斯科尔尼科夫。

二、善与恶的交织与斗争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处于最腐败最黑暗的时代，讲良心道德就要被社会欺

凌吞噬，而没有良心道德反而得到社会的尊敬与畏惧。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大师，心理描写是他艺术表现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着他的艺术观点和对待现实的审美态度。他在社会环境和人的密切联系中来描写人的内在复杂性，反映恶劣环境对人的美好心灵的压抑、摧残和毁灭，以及人被畸形社会压迫的恶欲本能复苏膨胀但又被良心道德的价值观折磨的痛不欲生的精神灵魂之矛盾。鲁迅这样评价陀斯妥耶夫斯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博取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地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⑤他笔下众多的人物的内心深处都充满善恶之争，这种矛盾是因为源于天性的恶念和人所信仰的道德理想不一致造成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写的着眼点。他笔下众多人物的内心深处充满的这种矛盾是因为作者很早就注意到人的这种内在分裂性。但他并没有将这种现象简单化，理念化，而是将人格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人在畸形社会的逼迫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冲突，他笔下的任务常常是被社会扭曲了的，是环境的牺牲品。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拉斯科尔尼柯夫身上完全体现出双重人格的特征，并且很早的凭直觉认识到人格的不统一性：人心就是善恶斗争的战场。拉斯科尔尼柯夫是一个善良、正直、仁慈的青年人，他承袭了传统的价值观点，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体现出人性中善的一面。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会将这些美德发扬光大，并永远遵循这样的人生轨道走下去。生活在那个社会条件下，导致拉斯科尔尼柯夫头脑中形成这样的观念：谁藐视的东西越多，谁就是他们的立法者。这样社会便将人的意识导入歧途，恶性本能的回复也就成了必然。所以，拉斯科尔尼柯夫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温顺无辜的妹妹。他杀人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知识人性中恶的一面被激发，遵循恶的原则而行动的表现。他那被释放的恶性无限膨胀，野心不断扩大。他要做一个非凡的人，杀人，那算的了什么，不过是他大计划中的一个小尝试，初试锋芒而已，敢于涉过血泊，跨过尸体，那才是超人的形象。

三、人格由分裂到统一

Ⅰ.人格的分裂

在《两重人格》中，作者首次以人格分裂来突出作品主题，因此，任何人都抹煞

不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天才的发现和为此作出的巨大贡献。人格具有同一性，他是在秉性气质、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统一的稳定和谐的个性特征，对于一个精神健全的人来说，人格的同一性是他能有效而成功的与外界进行交往，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必要条件。拉斯科尔尼柯夫相信自己也可以成为拿破仑，但是他跟当年的拿破仑一样，因绅士贫困而苦于没有机会，不过拿破仑努力争取机会，甚至因此流人血；

而他也需要机会。他需要钱，但绝不是为了贪图享乐，相反，拉斯科尔尼柯夫却怀者崇高的济事理想。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却时刻受到身体的另一种力量——良心的压制，让他常常产生强烈的负罪感，恐惧感，本我与自我的反复碰撞，搏斗让拉斯科尔尼柯夫几近疯狂。特别是他杀人之后，他几乎换了一个人，顿生的罪恶感与恐惧让他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并不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而后悔，“不，那些人可不是这样。真正的统治者什么都可以做。攻占土伦，血染巴黎，把军队丢在埃及，远征莫斯科一下子就损失了五十万军队，在维也纳用一句俏皮话就把自己给开脱了，然后还硬是给他建了不少铜像。”道德与无道德，罪与无罪，本我与自我力量之间冲突的交替反复构成了拉斯科尔尼柯夫几乎所有的内心活动。痛苦和受难对于有着大智慧和伟大灵魂的人来说总是无法避免的，真正伟大的人，我想，一定有着人世间极大的忧伤。⑥这属于人格分裂的范畴。

Ⅱ.人格的统一

弗洛伊德曾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谈过：凡懂得人类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要一个人放

弃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快乐，比什么事情都更困难。事实上，我们从来不可能丢弃任何一件事情，只不过是把一件事情转换成另一件事情罢了。表面上看来抛弃了，其实是形成了一种替换物或代用品。创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拉斯科尔尼柯夫而让“原欲”得到升华，从而达到了“移情”的效果，而主人公分裂的两重人格也正是作家作为罪人的本我与艺术家和道德家的自我不断冲突的结果。当本能得到宣泄，原欲得到升华之后，汹涌的，翻滚着的无意识河流重又复归平静。由此，由精神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家心中被压抑着的，时刻寻找机会跃出水面的心底无意识和本我的冲动——罪恶的欲念，对“超人权利意识”学说的深信到怀疑，对人类困境的思考和救赎之路的宗教追问，是作家本我——罪恶的欲念——与表现为良心的自我两种人格冲突的体现。而拉斯科尔尼柯夫历经灵魂的拷问最终通过虔信上帝，用苦难来寻求精神的重生，则是作家自己精神的重生。这种重生的境界既是人格的统一。

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主人公拉斯科尔尼柯夫，而在创作的过程中，主人公也在塑造着作家的性格，影响着作家的创作。这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自己的人格完成了由分裂到统一的转变。

四、对社会现实的透视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能够经的起历史的考验和洗礼，一直深受文学爱好者的欢

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品真实而客观的描绘了社会现实，从而也可以看出作者那颗炽热的爱国心。

Ⅰ.想象与现实的差别

他想象俄国是一个不能平静，无限博大的灵魂，是一片无穷的矛盾的海洋。⑦然

而他想象正是这个野蛮的，愚昧的，和文化落后的国度，彼得大帝们和为信仰自焚的人们的国度，才最有能力赐给世界以光明伟大的新的东西。如果说十九世纪前五十年，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而且他们分别由不同的人和集团为体现者；那么十九世纪后五十年两种文化已经同时内化到主体的内心世界，在那里进行冲突和融合，而且是融合多于冲突，精英分子将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整合到了民族文化之中。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化不是在寻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无根可寻，它是西方文化的急风暴雨催熟的一棵早熟的大树。⑧

Ⅱ.非理性的反抗

作为一个贫困大学生的他——拉斯科尔尼柯夫，在学习固有文明的同时，也接受

着新的思想的传递与灌输。所以他把世界上的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占大多数，他们俯首帖耳，屈从暴力，心甘情愿任人宰割，不敢触犯刑律。不平凡的，即超人，占少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骄横恣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凌驾于道德和法律之上，这样的人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服从，这本是对那个社会中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的真实写照，但拉斯科尔尼柯夫却把他绝对化了，认为这是一条在人类社会中亘古不变的生存规律和真理，因此，在他本质上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被社会定为受压迫者的情况下，他想成为不平凡的人，成为超人，把那些自以为是，欺凌百姓，作恶多端的上流人踩在脚底下，让他们对自己背躬屈膝，俯首帖耳，这与他原有思想积淀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这种矛盾冲突导致了他痛苦不堪，分裂的扭曲的双重人格。而以拉斯科尔尼柯夫为代表的人物将会有很多。在尼采的一句：“上帝死了！”之后，他们就更加的迷茫了。理性时代的终结预示着人们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人是依靠意义而生存的，对宗教终极意义的追问，回答了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上帝死了”围绕基督教上帝而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法则也随之瓦解，世界变成了荒原，人即是碎片。“上帝死了”，彼岸消失了，只剩下现实的此岸世界，人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因为，对人来说，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可无所追求。主人公对自己生存理想的追求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Ⅲ.社会是一个矛盾的熔炉

拉斯科尔尼柯夫的生存困境，是表现他人性恶的一面的导火索。他同样对荣誉和

显赫怀着抑制不住的渴望，拥有磅礴的，挥洒自如的才力。他能够承受无穷的痛苦，也能够对别人寄予无限的同情。他不忍心看着把马给打死的人，曾帮助别人赡养老父，生存迫使他做了当“拿破仑”的试验。他因为没钱付学费不得不离开大学，而心爱的母亲和妹妹正有饿死之虞。绝望的处境加剧了他对整个虚伪不合理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反抗意识，使他产生任性妄为的念头。他深刻的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小市民向往甘美的人生之杯，可是他们的希望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们多半成了弃物和失败者，注定要过灰色的，暗淡的生活，甚至弄的一贫如洗；对于强烈的渴望享受的人，贫穷格外难以忍受。⑨同时主人公在资产阶级市侩卢仁身上看到自己以科学，理性来辩解的罪恶，在人面兽心的，无视任何道德良心的好色之徒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身上看到自己的化身；不跨过界限，安于现状，象马尔美拉多夫一样承受生活注定要加在他身上的重负，等等多种人物形象，都代表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那种虚无的生活，特别是反映中下层阶级的贫困生活场景。

对于心灵的重负，并非每个俄国人都心甘情愿去承担，于是有人就拼命要卸下这

个重负。《罪与罚》作者之所以去进行杀人试验，就是想以这种犯罪意识来摆脱内心的沉重的罪孽感。⑩在作者笔下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他们“一切皆可妄为”，心中何罪之有？如《地下室笔记》中“处于地下的人”，《少年》中多尔罗果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

总结：原罪，实质上是现实中的人同上帝设计的人异化后，现实中的人的自我谴

责。它包括人在苦难中生存以及去救赎。原罪所反映的是感性的人与神性的人的异化，灵与肉的脱节。因此，赎罪的最好途径是否定感性的人，否定肉体的欲求，肯定神性的人，肯定灵的志向，以达到灵魂的超升，回到上帝的身边。在各种痛苦中宣泄积郁在内心的罪孽意识，以获得灵魂的超升。而这种超升必然要经历一个破茧的过程，即具有两重人格的时候，那样才能蜕边成蝶，凌空飞舞！

参考文献：①高尔基：《高尔基文学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50页

②赫尔曼·海塞：转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陀思妥耶夫

斯基研究论述》北京，社会科学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77

页

③鲁迅：《穷人》小引，语丝出版社，1922年，第83页

④托马斯·曼：《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应恰如其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2页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73年，第16页

⑥赵桂莲：《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272页

⑦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12月，第211页

⑧刘亚丁：《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2页

⑨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12月，第200页

⑩［英］马尔库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

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 篇2

关键词：索尼雅,“大罪人”,“一个人”,“这个人”

一、“大罪人”

索妮雅是一个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的人, 是典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是富于苦难意识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小人物”大家族中的一员, 如同普希金《驿站长》中的驿站长、果戈理《外套》中的小官吏、契诃夫《苦恼》中的马车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成名作《穷人》中的杰符什金。

索妮雅十八年的人生历程充满着悲苦和凄怆。父母都是酒鬼, 家境一贫如洗。母亲早亡, 父亲再婚、失业。自己是个妓女。一个18岁的女孩子每天从早6点到晚8点都得到街上卖自己的肉体, 不仅彻彻底底毁了自己的青春, 而且连忍无可忍之下的投河自尽都无从实现。索妮雅不得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要不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的孩子们就得饿死。我们已无从知晓善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下下面这段拉斯科尔尼科夫和索妮雅的对话时, 心里是否在滴血:“‘跟我坐在一起?光荣!可是我……我是个卑贱的女人, 是个大-大罪人!唉, 您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的最深重的罪是你白白地毁了自己,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这还不可怕么!你过着你那么痛恨的卑贱的生活, 这还不可怕么。’他 (拉斯科尔尼科夫) 说, 几乎愤怒欲狂, ‘还是投河自尽吧!这会好些, 会好上一千倍, 明智一千倍!’‘那么他们怎么办呢?’索妮雅有气无力地问, 痛苦地瞥了他一眼, 但仿佛对他的建议没有感到丝毫惊奇。”[1]“白白地毁了自己,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然可怕, 因为“卑贱”, 所以深深自觉是个“大-大罪人”。可是, 对于善良的索妮雅来说, 最可怕的是自己亲人的饥寒交迫和死亡。谁愿意一天到晚过着自己“痛恨的卑贱的生活”呢?所以古往今来比比皆是为了一己私欲出卖良心、逃避良知的人。索妮雅连“逃避良知”都无法谅解和饶恕自己, 又何谈为了一己私欲“出卖良心”?!从某种意义上说, 索妮雅是自己将自己推进火坑的, 是自己将自己推上祭坛的。

“您明白吗?您明白吗?先生, 走投无路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2]马尔美拉陀夫的倾诉饱含血泪, 令人心碎。其实, 真正“走投无路”的不是马尔美拉陀夫, 而是索尼雅;马尔美拉陀夫毕竟还有索尼雅这条“路”可以走, 索尼雅连最凄寒的“自杀”的人生境遇都欲求而不能。毕竟, 人最可怕的还不是死, 真正“走投无路”的时候还可以用最后的资本——血肉之躯的丧失来捍卫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 , 捍卫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 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天之亡我, 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 今无一人还, 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 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 籍独不愧于心乎?” (司马迁《史记》) “愧”所以“不肯过江东”, 所以“自刎”, 项羽用生命, 用死亡捍卫了尊严。“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司马迁《史记》)

正因为如此, 拉斯科尔尼科夫跪到索尼雅的脚下, 对她说:“我不是向你膜拜, 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膜拜。”[3]索尼雅是人类苦难的象征。

二、“一个人”

“俄罗斯灵魂是黑古隆冬的”, 是一座地狱, 一座“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而自铸的地狱。[4]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人类生存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 (荣格) 。索尼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黑古隆冬的”俄罗斯灵魂的荒野中点起的“一盏灯”, 微弱而飘忽, 但毕竟是光明, 毕竟会带来温暖。

“罪”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灵魂同样是“黑古隆冬的”——黑得发冷。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不幸的, 曾经长时间磨折在心狱中生不如死。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过高等教育, 博览群书, 而且思索成性。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仅仅因为物质的需求而去杀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之后曾对索尼雅如此言论:“如果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杀人……那我现在……就幸福了”[5], “我杀人的时候, 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 而是别的东西。”[6]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悟出一个自以为是的道理:人类由两部分人组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所谓平凡的人“是低级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7];“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8]。而不平凡的人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他们都犯法, 都是破坏者, 或者想要破坏, 根据他们的能量来说”;“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与血泊”。[9]也就是说, 不平凡的人为了个人野心的实现, 可以弃最起码的人性和所有的社会道德规范而不顾, 为所欲为, 即使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也在所不惜!正因为这些人的冷酷和强悍, 才使他们最终反而成为“人类的恩人”, 就像历史上的拿破仑一样。在这种理念的强大作用下, 拉斯柯尔尼科夫牢骚满腹、愤愤不平: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 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 还是不能越过?我敢于俯身去拾取权力呢, 还是不敢?我是只会发抖的畜生呢, 还是我有权利……”[10]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 绝大多数人的抱怨和激愤都只是窝在心里, 更进一步说, 只能窝在心里, 付诸行动的毕竟是极少数。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极少数“超人”中间的一个——“我想做拿破仑, 所以我才杀了”。[11]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幸运的, 索尼雅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寒冷而黑暗的世界中“点起一盏灯来”。“自犯罪自加罚, 自忏悔自解脱”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在拉斯科尔尼科夫从“自犯罪”走向“自加罚, 自忏悔自解脱”的人生历程中索尼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拉斯科尔尼科夫听从了索妮雅的劝告, 去自首和服苦役。在索尼雅“伟大的受苦精神”的感召下, 拉斯科尔尼科夫背负赎罪的十字架走向精神复活, 在宗教皈依中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有权写作。”在索尼雅的爱的拯救下, 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在“超人”思想影响下的“一个人”转变为“一个真正的人”。

“罪”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灵魂同样是“黑古隆冬的”——黑得发冷。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不幸的, 曾经长时间磨折在心狱中生不如死。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过高等教育, 博览群书, 而且思索成性。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仅仅因为物质的需求而去杀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之后曾对索尼雅如此言论:“如果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杀人……那我现在……就幸福了”[5], “我杀人的时候, 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 而是别的东西。”[6]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悟出一个自以为是的道理:人类由两部分人组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所谓平凡的人“是低级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7];“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意听命于人”[8]。而不平凡的人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他们都犯法, 都是破坏者, 或者想要破坏, 根据他们的能量来说”;“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与血泊”。[9]也就是说, 不平凡的人为了个人野心的实现, 可以弃最起码的人性和所有的社会道德规范而不顾, 为所欲为, 即使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也在所不惜!正因为这些人的冷酷和强悍, 才使他们最终反而成为“人类的恩人”, 就像历史上的拿破仑一样。在这种理念的强大作用下, 拉斯柯尔尼科夫牢骚满腹、愤愤不平:“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 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 还是不能越过?我敢于俯身去拾取权力呢, 还是不敢?我是只会发抖的畜生呢, 还是我有权利……”[10]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 绝大多数人的抱怨和激愤都只是窝在心里, 更进一步说, 只能窝在心里, 付诸行动的毕竟是极少数。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极少数“超人”中间的一个——“我想做拿破仑, 所以我才杀了”。[11]拉斯科尔尼科夫是幸运的, 索尼雅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寒冷而黑暗的世界中“点起一盏灯来”。“自犯罪自加罚, 自忏悔自解脱” (王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四姐妹》)

曾经信奉“超人”思想, 深陷一种崩溃的、患热病的狂癫状态, 持续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复活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复活带来的是索尼雅更高层次上的复活。“在我们走向上帝的道路上, 苦楚和痛苦消失了, 美留下了, 我把它看成是黑天空中的一道彩虹。”[12]索尼雅是“黑天空中的一道彩虹”, 更进一步说, 索尼雅自我牺牲的基督精神是“黑天空中的一道彩虹”。

三、“这个人”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恻隐之心, 仁也”。索尼雅就有一颗“恻隐仁者心” (杜甫《过津口》) 。“尘土受到损辱, 却以她的花朵来报答。” (泰戈尔《飞鸟集》) 索尼雅是一粒尘土, 微乎其微, 微不足道。索尼雅受到了极大的“损辱”, 却以花朵和果实来报答人类和世界。作为“一个人”, 无论贫富和贵贱, 尊严都是最重要的——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最大的侵犯和羞辱是对一个人尊严的践踏。所以, 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才会极度愤慨:“我出生低微, 但并不卑贱!”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索尼雅的尊严被践踏到极点却仍保持了自己心灵的高尚和纯洁、保持了对人类真挚的爱情。索尼雅是一个伟大的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类受难者的形象。索尼雅具有一颗基督的心。《新约全书·约翰福音》如是描述:“耶稣出来, 戴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彼拉多说这话是对受尽苦难和侮辱的耶稣伟大的坚毅和忍耐精神由衷的钦佩。让我把“这个人”三个字也送给索尼雅吧!索尼雅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1]、[2]、[3]、[5]、[6]、[7]、[8]、[9]、[10]、[11]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岳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375、51、375、480、487、302、303、303、487、482, 1979年。

[4]、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年, 第168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随想 篇3

这次出差去圣彼得堡，顺便去探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1838年初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五年后毕业，并被作战部雇为制图员。他命运多舛，1849年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在行刑之前的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1860年后，他回到了彼得堡。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住在铁匠巷5号，在这里，他完成了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

铁匠巷5号现在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对外开放，入口是地下室。我们先走进地下室，再沿着扶梯往上走，才是二楼的陀氏公寓。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米色和浅褐色相间的墙纸，门厅里放着长柄伞、帽子，散发着居家气息。客厅、餐厅、卧室、书房的布置都是十九世纪风格，雅致漂亮，甚至称得上华丽，一盏吊灯的底座竟然是中国瓷器，上面有着梅花图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内，宽大的书桌上亮着蜡烛，摊着稿纸，边上还有一杯红茶，仿佛笔耕不辍的主人刚刚走开一会儿。旁边的老式座钟是带日历的，上面的时间停留在1月29日8点40分。这是1881年，作家去世的那个时刻。

听了讲解员的讲述我才知道，家具大部分是博物馆后来添置的，只有少数是原物。因为陀氏去世后，这里成了“公共住房”，类似于上海的“72家房客”。博物馆花了很大力气，根据照片和人们的回忆，找来相似的家具和物品，一一复原，连墙纸都是根据残存破旧的特别订制的，和从前一模一样。

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十分感慨名人故居在俄罗斯所得到的珍视。

在俄罗斯的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随处可见的名人故居。有的名人故居已辟为专门的博物馆，像铁匠巷5号，而更多的只是在房子外墙上钉上铭牌。铭牌上镌刻着名字，通常书写着“某某于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此生活、工作过”，有的还配以头像。名人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以及劳动英雄、宇航员，等等。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闻名世界的大都市，不仅仅是因为摩天大楼、霓虹闪烁，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中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及特殊魅力，而这种魅力，则来自聚集在这里的各界知名人士，他们留下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影响巨大的“气场”。试想，没有了雨果、巴尔扎克、威尔第、罗丹的巴黎，是否还会是今天的巴黎？

上海尽管开埠不过100多年，但其在近现代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在这里住过的名人不一定比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少。在上海这几十年来大规模的旧区改造中，有不少优秀历史建筑以及名人故居也化为废墟，这是十分可惜的。如位于延安中路一条弄堂内的徐志摩故居，泰戈尔访沪时还曾住过，也被拆除了。

名人故居，记录着名人的足迹，承载着城市的记忆，是一份可以直观的城市档案。上海，是否也应该把这份档案建立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续写 篇4

......渔夫静静地走到床边，用他那宽大而粗糙的手轻轻的抚摸着几个小脑袋，没有一丝血色的嘴唇在他们的额头上印上了一个深情的吻。他转过身，悄悄地拉开了门，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但又神情十分坚毅。

桑娜吃惊地问：“你要做什么？难道......”桑娜不敢想下去。渔夫喃喃地说：“我.....我要去尼古拉斯那儿。这样也许是个办法......”桑娜不由得打了个寒颤，一个恐怖的形象浮现出来：削瘦而发青的脸，鹰一般邪恶的眼睛和沾满罪恶的手——那个禽兽不如的`男爵尼古拉斯，他用高昂的劳务费请来那些为饱肚而发愁的劳动者，做他的奴隶......没有一人能回来......桑娜急切地呼唤：“不，我们......可，可以再努力些。你......你不要这样！”但渔夫已经走了。她美丽的蓝眼睛变得忧愁。天像恶魔的斗篷，黑得邪恶，黑得无奈。桑娜一夜无眠。她决定，对孩子们隐瞒事实......

二十年后......

渔家的小屋依然温暖而舒适，孩子们和桑娜依然很快乐。但这温馨的气氛中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是温暖的，也是冰冷的。

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后感 篇5

十九个人，即使里面有一些被其他人称为卑鄙下流的人，你仍觉得他们是有他们自己一整套完整的人生观，和哲学观的，他们依然思考人生，思考社会的问题，即便是最卑鄙无耻的人，也在谈论关于灵魂，也没有逃避问题，也许他是骗子，也许他们丑陋，但他们并不苍白和浅薄。你绝对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故弄玄虚。好像俄国人天生就适合在饭桌上很随便的谈论灵魂一样，这太奢侈了，而中国人或者英国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人谈论起来，却只会让人觉得不那么对劲，有些可笑。

首先理解了的是关于俄国作品中遍地可见的“灵魂讨论”

我向来以为中国人是最不擅于直接表达感情的人群，相比于内心的大声表白，我们更喜欢将自己的感受隐晦的流淌出来，或者直接封闭在心中。

在读老舍的《四世同堂》时我开始对这一点逐渐明白：当时大哥瑞宣突然被日本侵略者抓走，并关了监狱，万幸的是他被折磨一会后便释放出来。大嫂韵梅本以为丈夫可能遭了不测，不成想却突然看到了他归来的身影，这样一个喜悦、担心、虚惊一场的情感爆发的时刻，她有千言万语在心头，却只说了几句简单却蕴含千万心绪的话。

而俄国文学可以说是完全的反面，《罪与罚》中数不胜数的感叹句、疑问句、每个人对于自己内心想法的，不加思考的大声疾呼……这些情感的表达无不像猛烈的海浪似的一遍遍冲击着读者的心灵。

《白痴》也差不多如此，不仅仅是作为主人公的梅诗金、娜斯塔霞，哪怕是最卑劣的市井小人、随便在街上拉过来的退伍中尉、害了肺痨随时都要死去的病人、说大话的落魄将军……哪怕是如此“不起眼”的小人物，都在抻着脖子大声呼喊着他们的灵魂!

也许列别杰夫的一大段最忠心最真诚的表白只是为了阿谀奉承;也许使凯勒尔这个拳击手流下眼泪的深刻忏悔最终目的只是向公爵借几个子买酒喝;也许使将军愤怒至极并滔滔不绝讲了半小时的演讲却是起因于他自己的信口开河……你可以说在俄罗斯灵魂廉价，但我要说那的每个人只是把谈论灵魂当作最常见的、最普通的事情看待。

正因为谈论灵魂，才有了思想的交融，才有了深刻的思考……

二、爱与怜悯

1.娜斯塔霞 —— 矛盾着的反抗者

娜斯塔霞在《白痴》中的指称词语是“疯子”，这和梅诗金的“白痴”显然是相联系的。娜斯塔霞的“疯”体现在她不顾一切地要证明自己是有耻辱的，而这种耻辱感之所以如此强烈其根本原因却是因为她的高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极善于表现俄罗斯人身上那种水火两不相容的品性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娜斯塔霞其实是分裂的，这种分裂和《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是类似的。一方面，娜斯塔霞坚信自己的清白，这种坚信到了高傲的程度;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洗去身上耻辱的那一部分，在她与托茨基的对抗中这种耻辱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清晰和强大。

……

她的矛盾也全在于此，一方面她渴望得到公爵的拯救，因为全世界都认为她不清白的时候只有公爵坚信她的纯洁;而另一方面她又深受这根深蒂固的耻辱感的影响，并要以自毁的方式来完成对造成这耻辱的世界的反抗。也正因此，她才会不断地从罗果仁和公爵身边出逃，这也正是她这矛盾的的精神世界的直接反应。

读本书时我曾不止一次难以理解娜斯塔霞的“背叛与矛盾”，她在公爵与罗果仁之间一次次的恳求、逃离……虽然我知道这是因为她自知是“肮脏的”所以不敢与公爵在一起，可是多次的变心让我也感到疑惑。

现在才明白，娜斯塔霞便是矛盾着的人，这里的感情与心理非常复杂，她从心底里并不认为自己是肮脏与耻辱的，但身边的所有人(除了公爵)都不这么想，全部指责她、羞辱她。渐渐的，受着舆论的重压，她好似“变形扭曲”般的开始让自己扮演着肮脏放荡的角色、扮演着众人心目中她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不止于此!不止于此!她利用这个角色反过来嘲弄对手，嘲弄着每个羞辱她的人或者说是整个世界。这就好比囚禁在铁笼中的鸟，倘若她低下头去受着别人的侮辱并且“安分守己”，也许时间一长人们便不再记起她(本书开头的玛丽);但她是高傲的!高傲到她不屑于、也厌恶受那些比自己还烂的人的侮辱，于是她反而在囚笼中抵上一切的、拼命的扇起翅膀，震得囚笼颤动、也惊骇着观看的人群。

即使公爵出现

是的，我要用“即使”而不是“但是”!因为公爵的出现非但不能拯救她，反而更刺激着娜斯塔霞奔向死亡的深渊。

她本是想拼命作践自己直到死亡的，本是想用尽全力、抵上性命来羞辱那些人的，她的半个身子已经迈过了“那道门槛”!她是准备下地狱的!

然而，当她在精神上衣衫褴褛、破败不堪，已经面目全非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您就不觉得害臊?您难道真是您刚才扮演的哪种人?”

她原以为没人知道她的想法，别人越是害怕被她羞辱，她就越发的极尽堕落。然而却有个人一眼便看穿了她，并且大声的说了出来。这是准备拯救她!一只给关在囚笼里的、奄奄一息的鸟儿!

一瞬间的情感使她恢复了理智，但旋即明白过来这种拯救是不可能的。

她是半个身子进入地狱的人，想要拯救她，那人也非得坠入地狱不可!如果能抵上性命，她希望下地狱的是要与她一样烂却高坐堂上的“人”，而不是心灵高尚却俯身怜悯她、拯救她的“骑士”!

但……难道有人会不想充满希望的活着吗?难道有鸟儿会不想自由的翱翔吗?难道她，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会没有一丝一毫的渴望与自己深爱着的人幸福的生活吗?

对幸福的向往、对舆论的反抗，正是这样一对痛苦的矛盾造就了娜斯塔霞轮番上演的恳求与背叛。

也许这矛盾到了让读者(包括第一遍阅读的我)厌烦的程度……但现实就是这样，一旦陷入了这样的矛盾，或许只有重复、重复直至毁灭才能解决最后的纷争。

2.阿格拉雅 —— 无法理解的爱人

公爵对娜斯塔霞是纯洁、高尚的怜悯;对于阿格拉雅则有着真正的爱情。如果把爱情定义为“虽处在黑暗中，但一想到她的笑容就像看到了光明”、“无论是在多么混乱的心境下，想到她便会不自觉地在嘴角扬起微笑”。

虽然很多书评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我认为事实便是如此，从老陀对这两人的描写中便能看到明显的爱情的痕迹。这里不再单独摘抄过来了。

对于公爵与阿格拉雅的爱情，老陀确实写的不错，之前只是认为他写一些沉重的、激越的场景很厉害，但没想到对于恋人间的各种细节、各种互动也描述的十分吸引人，使读者也进入到他们纯真又甜蜜的爱情中，有种心有猛虎却也能细嗅蔷薇的感觉。

两人的爱情虽然在开始时不断向着好的方面发展，但其结局必然是悲剧的。关键原因正是阿格拉雅不能理解公爵对于娜斯塔霞的怜悯。

事实虽然是这样，但我绝没有责怪阿格拉雅的意思，甚至我对陀氏笔下的这个角色称得上是相当喜爱。

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小说中的还是现实中的)都与阿格拉雅一样，不可能理解公爵这份“与爱情并肩”的怜悯。前面已经说过，娜斯塔霞正是因为人们都认为她是肮脏的、放荡的，才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要想理解她，从本书来看仅有公爵和罗果仁做到了，而这两人一个是最纯真、最真诚的“白痴”，一个是欲望最强烈的魔鬼。阿格拉雅作为娇生惯养的富贵人家的女儿，既没有社会经历、也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教育，当然和大部分人一样不能理解娜斯塔霞，不能理解她无可救药的矛盾，所以她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公爵“爱”那个女人。

在我的印象中，公爵在提到娜斯塔霞时总是用“怜悯”这个词，甚至“恐惧”。而阿格拉雅却将其简单的理解为爱情，一直认为公爵心中还是爱着娜斯塔霞，这也为他们这段爱情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文末阿格拉雅与娜斯塔霞的对峙是这对恋人分开的直接原因，在得到公爵的求婚保证后，阿格拉雅轻率的认为此刻公爵心中的天平是向她倾斜的，所以才贸然去找娜斯塔霞对峙，希望能从此让公爵不再挂念这个女人。可以她不知道，在公爵的心中，爱情与怜悯是一样的分量!

此外，在对峙的过程中，由于不能理解娜斯塔霞，阿格拉雅在气愤的心境下说了很多羞辱的言语，这使得从前相信阿格拉雅能够理解自己，并尊重阿格拉雅的娜斯塔霞悲伤、痛苦、愤怒至极。同时阿格拉雅的不懂事、娜斯塔霞的心如刀割也使得公爵为娜斯塔霞辩护并犹豫不绝，最终失去了他的爱人。

也许我们都是阿格拉雅，不可能理解竟会有人能把对“肮脏”女人的怜悯(对!我们甚至会认为娜斯塔霞是肮脏的!)与神圣的爱情看得一样重。但世界上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会为了这种信念意识不到自己爱人的悲痛欲绝、心如刀割，这便是此书中的“白痴”。

正是因为公爵以内心涌现出的情感而不是“在人际社会中，要想当正常人就应当这么办……”作为指导自己的准则，他才会吸引到阿格拉雅;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处事原则，他才会因为娜斯塔霞那张“痛苦的脸”而犹豫不决，并失去他的爱人。在这里又一次对老陀佩服万分。

别尔嘉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篇6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大作家之一，他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界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西方，特别是哲学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巨大，尼采自认为深受他的影响；存在主义流派也认为他是自己的先驱；甚至西方宗教界、宗教哲学界也不能对他在宗教方面的真知灼见置若罔闻。在我国，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学巨匠永远是文学界的瑰宝，然而，严肃文学批评的永恒对象，永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相信“永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成为汉语思想界的一个学术热点，在西方，这几乎是个毫无疑问的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就成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的焦点人物。但由于其小说思想性过于深刻（初看起来甚至有些枯燥、晦涩），同时代文学界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深度，所以在他去世后，因哲学家们参与对其著作和思想进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才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接近的，当时还很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此后的三年之内（１８８１～１８８３）连续写出三篇纪念他的讲话，对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后，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一个主流。十九世纪末，俄国哲学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目光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是自己哲学创作的原动力，接触过他的哲学家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哲学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压倒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语），这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实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盛行的时代，绝大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甚至信奉这些时髦学说。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转到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学说对立的一面——基督教信仰，有人甚至直接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宗教哲学成了俄国哲学界的主流之一。比如布尔加科夫，在他“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布尔加科夫于１９０３年出版的文集名称）的转向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布尔加科夫当时曾经写过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评论《伊万·卡拉马佐夫是个哲学家》（１９０１年，后被收入文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圣彼得堡，１９０３年），高度评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同时明显地感觉到作家对其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此外还有《荆冠》（１９０６，文章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四分之一世纪后论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８１～１９０６）》，以及《俄罗斯的悲剧》（１９１４年，论《群魔》）。这些文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评价。梅烈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９００～１９０２）至今还是对这两位作家，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思想最具独创性的评价。二十世纪初俄国哲学界（所谓的唯心主义阵营）里最受欢迎的两个俄罗斯思想家是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特别是《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了哲学家锻炼自己哲学批判能力的阵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成了许多哲学家衡量和规范自己的世界观的标准，或者是批判的对象。列昂季耶夫、罗赞诺夫、沃伦斯基、维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卡尔萨文、拉普申教授、维舍斯拉夫采夫、津科夫斯基、莫丘里斯基、尼·洛斯基、弗兰克、斯捷蓬、舍斯托夫、格森，等等，都论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或是写过专门的文章，或是写过专门的思想传记。至于流亡的思想家们，更是继承了这个主题（参见《俄罗斯侨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１９９４年俄文版）。当然，还有别尔嘉耶夫，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上的联系很有代表性，同时也与众不同。

众所周知，别尔嘉耶夫在思想上是个极其挑剔的人，甚至是有洁癖的人，无论什么思想，甚至是他自己的，他都会像个思想的骑士一样，动辄横加指责和批判，毫不留情。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几乎就等于接受他的批判（但不是否定）。只要我们看一看他写的关于俄罗斯思想家们的那些文章，就不难确信这一点（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别尔嘉耶夫文集，第三卷，《俄罗斯的宗教思想类型》，巴黎，１９８９年俄文版）。然而，也有例外，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还有费奥多罗夫和霍米雅科夫）。一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语调就变得缓和多了，他满怀爱意地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及他的世界观，特别是他所喜爱的那些主人公，比如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曾写过《宗教大法官》（１９０７年，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斯塔夫罗金》（１９１４年，论《群魔》）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关于人的启示》（１９１８年）等文章。他一直想写一部专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著作，这个愿望在他流亡国外时实现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巴黎，１９２３年俄文版）。他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俄罗斯形而上学家”，认为他“最具有存在主义的特征”，“俄罗斯的哲学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在自传里，在提到自己的末世论情怀时，别尔嘉耶夫干脆承认，“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他？根据别尔嘉耶夫自己的意见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思想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认为人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核心主题。别尔嘉耶夫的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对人的研究是不到二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明确地提出的一个远大志向。他所关心的是人的命运问题，在他那里，人被抬高了，“人是微观宇宙，是存在的核心，是一切都绕着它转的太阳。一切都在人之中，一切都为了人，世界生命之谜就是人的身上。”别尔嘉耶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认为在所有的主要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把人和人的命运放在了核心的地位，放在了作品的焦点的位置上，如在《少年》里，这个焦点是维尔希洛夫，在《群魔》里是斯塔夫罗金，在《白痴》里是梅什金公爵，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是伊万·卡拉马佐夫和阿辽莎·卡拉马佐夫等。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心的不是人的心理问题，而是人的思想，他在对主人公们的思想做实验。尽管世界上的伟大作家都研究人，人的心理问题，甚至是人的思想问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别尔嘉耶夫把他与但丁和莎士比亚进行了对比。但丁把人当作客观世界秩序和神灵宇宙里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是这个等级体系中的一个等级。在莎士比亚笔下，人已经超越了自然宇宙的秩序，人属于心理层次，他揭示了人的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充满激情的人的情感世界。然而，别尔嘉耶夫认为，他们都没有触及人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展示的世界。“精神的”一词在俄文里有“宗教的”意思。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宗教的意义上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他把人的精神世界看作是上帝与魔鬼，人神与神人的斗争的场所。这一点尤其吸引别尔嘉耶夫。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地下室手记》就开始探索并发现了人的精神世界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其所有主人公身上，如拉斯科利尼科夫、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悲剧，特别是丧失信仰的悲剧。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的人，必然得出“一切都是允许的”结论，奉行这个结论的人最终走向毁灭，即精神世界的瓦解。专注自己的人最终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戕害了自由，叛逆上帝的任性导致人的自我毁灭。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悲剧的辩证法在“宗教大法官”里获得了完满的解决。伊万·卡拉马佐夫（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走上了复活的道路，即由人神走向了神人——基督。

别尔嘉耶夫自己承认，他的哲学所研究对象只有一个，这就是人，人的命运。早期重要著作《创造的意义》的副标题就是“人正论体验”，后来写出了大量的专门探讨人的问题的著作，如《论人的使命》（１９３１），《人在当代世界中的命运》（１９３４），《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体验》（１９３９），《我与客体世界：论孤独与交往的哲学》（１９３４），《精神与实在：神人精神性基础》（１９３７），《神与人的存在辩证法》（１９５２），《真理与启示》（１９５３）等等，这些作品主要探讨的就是人的问题，人的精神世界问题等。在人学这个主题上，别尔嘉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完全一致的。甚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也是类似的，比如把人看作是矛盾，看作是深渊，而且是对立的深渊，最后是他们都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研究人，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反对尼采。

尼采反对人道主义，认为人是卑鄙的，耻辱的，是应该被超越的，结果导致超人理论，直接反对基督教的人学和上帝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也都反对近代人道主义，也指出了人性的弱点，人的叛逆等，但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基督教的世界观，走向了神人。然而，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反对人道主义，但他并没有直接返回到历史上的基督教关于人的真理那里去，也没有返回到教父们关于人的真理那里去，这些关于人的真理只知道人的本性的罪恶，但还不懂得经历自由之后的人精神本性，或者说，传统的基督教人学没有经历自由的诱惑，而这个诱惑是必须经历，然后才能被克服的。这样的诱惑是不能简单地忽略，或视而不见的。因此，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人学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人学，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因此也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别尔嘉耶夫从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启示：新基督教意识。这是别尔嘉耶夫及其同时代人，如梅烈日科夫斯基、罗赞诺夫等人，不懈追求的宗教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新宗教意识运动。

到底新基督教意识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新宗教意识的主要代表们意见并不一致。别尔嘉耶夫关于这个问题最终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观念。但是，他承认，他所接受的就是《宗教大法官》里的基督。这就是别尔嘉耶夫宗教思想的根源。像别尔嘉耶夫这样的大哲学家，不可能老老实实地返回到历史上的基督教之中去，他不可能安于这样的基督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无疑对别尔嘉耶夫的基督教世界观富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成了别尔嘉耶夫思想斗争的训练基地，他与小说的主人公进行思想对话，因为他与其中的许多主人公具有相同的精神气质，他们关心的是相同的问题，折磨他们的是相同的思想。别尔嘉耶夫有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叛逆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思想上的叛逆者；他有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思想犯罪心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思想上的罪犯，其思想不但为执政阶层、官方宗教界所不容，也为思想界自身所不容，在这方面，他是个时刻面临火刑的异端分子；他还有斯塔夫罗金思想上的疯狂和对思想的偏执，他是个思想狂热分子，同时其思想也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是一股旋风，也能引起思想上的旋风，惟一的区别是他的思想旋风导致的不是混乱，而是思想的繁荣。总之，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子，他们之间确有思想上的“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