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精选7篇）
梁小军, 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普通农民, 个头不高, 说起话来快声快语。可他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流露出机灵与精明。正是靠他的机灵与聪明, 在当地开创了人工养殖狐狸的先河, 而且还把他的养殖业发展到苏南, 发展到祖国边陲的云南。
梁晓军是个善于动脑筋的人。中学毕业后, 他养过鸡, 由于技术和市场等因素的影响, 曾经损失惨重、家徒四壁, 几乎到了穷途末路地步。面对失败, 他苦苦思索徘徊……后来又养过鱼苗、珍珠, 但仍不尽人意。始终走不出贫困的境地。1996年初, 梁晓军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饲养狐狸经济收入高, 市场前景好。于是, 他专程到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和南京农业大学, 虚心向专家教授们求教。有关专家教授告诉他:狐狸皮是裘皮中的珍品, 色泽艳丽、板质柔韧, 既美丽又保温, 狐狸皮是制裘工业的高档“原料”, 号称“软黄金”, 被誉为世界三大裘皮支柱之一, 是出口创汇佳品。人工养殖在我国还处在初级阶段, 故能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且狐狸肉质细嫩, 鲜美可口, 营养丰富, 低脂肪高蛋白, 是宴席上高档珍品。专家们鼓励梁晓军走养狐狸的路子。
专家们的鼓励坚定了梁晓军养狐狸致富的信心。可是, 乡邻们却议论开了, 有的讥讽梁晓军是想吃天鹅肉, 有的说养殖狐狸风险大, 弄不好就把钱往水里扔, 劝梁晓军不要去冒这个险。家中的老人认为, 狐狸自古就不是好东西, 妖里妖气的, 不太吉利, 梁晓军的妻子开始也不同意他养狐狸, 她认为当初养鸡损失够惨重的, 现在好不容易创下这点家业, 如果养狐狸砸进去了又该怎么办?后在梁晓军的劝导下就默认了, 但她听了乡邻们的闲言碎语之后, 又动摇了, 死活不让梁晓军养这玩艺儿, 还把自己的父母请来当说客。然而, 梁晓军就有这么一股牛脾气, 看准了的事非要去做。梁晓军耐着性子, 把他养狐狸的有利条件和经济效益分析的有条有理, 不得不让岳父、岳母和妻子心悦诚服。
梁晓军知道饲养狐狸经济效益确实好, 可是缺乏养殖技术, 好在他是个勤奋好学的人, 坚信只要肯钻研就没有学不到的本领。他就像在沙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下了作战的决心。炎热夏季, 他冒着酷暑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到南京农业大学, 虚心向专家求教。当他初步掌握养狐狸的技术后, 又先后三次上河北、二次到吉林, 一边向养殖能手学习实践经验, 一边选购种狐狸。
梁晓军始终忘不了在北方一家养殖场学技术的遭遇。那是1996年7月, 梁晓军口袋里揣着钞票, 到北方一家狐狸养殖场去学习技术。说是学技术, 实际上是替人家义务帮工。梁晓军不顾天气炎热, 不顾难闻的气味, 几乎包下了全场狐狸粪便的打扫工作, 还与场里职工争着干其它活。那种吃苦的劲头和虚心求教的态度感动了人家, 人家把养殖技术一一地传授给他。他还买来了养狐的技术书, 白天边干边学, 晚上记笔记。从狐狸的饲料配方, 到怎样烧制食物及科学防疫疾病等, 他写下了近万字的学习笔记。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段时间下来, 梁晓军终于掌握了饲养技术。于是, 他从养殖场购回了八只狐狸, 走上了特种养殖的路子, 成为当地养狐狸的第一人。
养狐不仅是个苦活儿, 还是个细活儿。狐狸是多胎繁殖, 最多1胎可生小狐十七八只, 这样狐“妈妈”的奶水就不够了, 需要替小狐请“奶妈”。但狐狸的排他性非常强, 对非嫡亲的子孙, 它会毫不怜悯地把它们吃掉。怎么办呢?梁晓军想了个妙法:他根据狐狸喜欢利用嗅觉判断事物的特点, 把需要寄养的幼狐放到“奶妈”排出的粪便上, 让它打个滚, 这招还真灵。“奶妈”狐狸嗅到幼狐身上有自己的气味, 就确认是自己的后代, 便心甘情愿地哺育起来。
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和深度加工, 梁晓军将触角伸到外地。1998年以来, 梁晓军提供良种狐狸, 派驻技术人员, 在江阴、无锡等地联办了狐狸养殖场, 并形成销制皮张、服装加工一条龙服务。尤其是1999年, 他用飞机空运40只种狐狸, 在云南省元谋县又开创了当地养狐的先河。
要想致富, 就得吃苦。这是梁晓军的深切体会, 也是一个个走上富裕之路的农民的深切体会。为了养好狐狸, 梁晓军可以说吃尽了苦头。每当母狐配种期间, 梁晓军总是特别忙, 既要加喂催情饲料, 又要及时进行发情检查。有时为了确定某一母狐是否真正发情, 他常要蹲在狐舍窗外隐蔽处连续几小时不停地观察它的特征表现。母狐产仔后, 为防止母狐叼仔狐, 他总是及时进行分离和使用药物。为解决动物饲料不足的问题, 他常到河塘里捕捉鱼虾。汗水浇出丰收果。在梁晓军的精心饲养下, 梁晓军的家庭特种养殖场由小到大, 不断发展。2008年狐狸群发展到280余只, 出售种狐和狐皮收入达20万元。
从人力三轮车到奔驰、宝马
2010年11月，单位一次公干的机会让我有缘再次接触江苏北部地区的宿迁、淮安、徐州这三座历史文化名城。十年前，曾因业务关系探访过这里，不平坦的城市道路、随处可见的人力三轮车，让“较为落后”一词深入脑海，即便不拿一流都市来对比，也与江苏南部诸多城市相去甚远。
然而此番遭遇则让人措手不及，在这三座似乎并不算作发达城市里，都遭遇了严重的拥堵之痛。笔者的第一站是宿迁市，与接待单位的朋友驾车一同路过幸福中路时，就遭遇了此行第一次堵车：两个红绿灯的长度，22分钟。
一时间感慨万千，对同行人言道：“宿迁十年变化太大，整座城市有被翻新的感觉，堵车问题都开始出现。”司机小王是宿迁市泗洪县人，他介绍说泗洪几年前还是江苏省最落后的扶贫县，如今已取得飞跃性发展。“根据官方发布的数字，全县私家车保有量已超过3万辆，宝马、奔驰、奥迪三大品牌保有量在1500辆以上。”他平静的语调不带一丝波澜的情绪，却让我骇然许久。
在此行的第二站淮安，拥堵的情况并不是很多见，即便车流时而缓慢，也无法算上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堵塞。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口询问陪同人员淮安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交通状况。“淮安不是不堵车，而是有特点，比如逢节必堵，像平安夜、情人节等时候，城市的淮海东西路、承德南北路等多个路段都会成为最拥堵的地方，路面几乎成为停车场，到节日根本不敢开车出行。”随行项目经理老刘这样回答我的问题。
而笔者在江苏北部核心城市徐州的堵车遭遇，则更让我对“苏北”整体经济的发展刮目相看。淮海经济区核心城市，交通咽喉地区，工业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再多的头衔也敌不过一次亲身的尝试。满城穿梭不止的车流，红灯前长龙般的车队，停车场外排队等候的车阵，不仅是叹为观止的拥堵感受，也确实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根据徐州市官方统计数据，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了120万辆。
堵车带来的忧患
环境成本，是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与数年前苏北各市空气环境相比，现如今无疑下降得很快。堵车时，严重的尾气排放产生很多污染。这些废气不仅刺激眼睛，还容易随呼吸进入肺部，导致咳嗽、哮喘、支气管炎等。常在城市驾车的人，出现疲劳乏力、头晕恶心、耳鸣和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问题，都是由于空气环境所致。汽车尾气中的苯、甲苯等有害物质，更是一种致癌物，城市下一代的生存质量堪忧。
“车多也没什么好，每天都会堵，上下班高峰都是全城性的。前些年，赶上堵车还会吼两句，发发牢骚，现在都堵得没脾气了。”战友老李这样总结他在徐州的驾车心情：“实在太辛苦，一脚油門，一脚刹车，前面有一点空档，就得赶快挪，要不然后面司机可能就骂你。”老李的心情，其实不难被理解。在徐州办事儿的两天里，分别在和平大桥、矿业大学、市中医院、和平路四个地方遭遇的堵车实景，着实让人焦躁，且还非周末时间的情形。
当拥堵成为常态，市民的身心健康必然受到伤害，最近几年这些城市媒体均谈及患有“路暴症”驾驶者数量增加一事，足以说明其带来的问题。对三线城市来说，人们所能容忍的上班出行时间普遍为20分钟左右，而在遭遇交通拥堵无法达到该心理诉求时，乱按喇叭、胡乱超车、脏话连篇等都是常见反映，恼怒感、对城市的厌恶感、紧张感都会涌上心头。“有个有意思的现象，现在的人，只要一迟到，就说堵车了。”老刘这样评价。
拥堵，麻烦的不只是环境和人们情绪，更重要的还有经济成本。堵车浪费了这些城市的运输资源和运送能力，三座城市也开始经常出现市民半途下车步行上班的景象……据一份权威报告显示，在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进行的交通通畅度调查中，畅行指数未达及格线。虽然宿迁、淮安、徐州这三座城市尚未出现如此“惨景”，可也颇为令人忧心。没有机构来统计这些城市因为拥堵问题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唯一可比照的数据是：北京市因拥堵问题消耗的社会成本约为每天5000万元人民币。
苏北恋情的抒情散文
家在皖南，身却时常在苏北。每次从家去苏北，让心情第一不愉悦的事情除了和家人惜别的离伤之情外，就是坐车见到道路两旁的杨树林了。苏北大地上到处是林立的杨树林，景致除了杨树的绿便是大地的黄，最多再加上天空的蓝与白，我印象中的苏北的色彩是十分地单调;而皖南就不一样了：热情似火的阳光、高低起伏的土地、流淌不竭的河流、伴着温和湿润的空气，这一切充裕的条件孕育出了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相比苏北，皖南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尽管不太喜欢苏北，为了生计，我却不得不留在这里奋斗。一个人在苏北打拼的日子里，心情时常显得十分孤寂，尤其是在见到道路两侧杨树的那一刻。她会让我想起从家里来时的感受，所以我很恐怕见到杨树。
今日却有些和往常不同，虽然已过“十一”长假，坚守看七天工作岗位的自己，还是要给自己的心情放一次假。漫步在苏北平原上，道路的两侧依然是两排整齐排列的杨树。中秋以后，杨树的叶子还是那么郁郁葱葱，倒是有几颗杨树的叶子被馋虫剪得破败不堪，光秃秃的叶茎儿却还是努力地把自己向外伸展。我不由得对它们这股对生命热爱的劲儿感到十分敬畏，对这些曾经让我心情不悦的杨树产生了一种亲密感，毕竟它们陪伴我近十个春秋，心非草木，岂能无情。世事繁琐，挠人心思，伴着落日的余晖，蚕虫的嘶鸣，感受大自然的恬静，此刻的我甚至想化身成一颗杨树，扎根于土壤里，整日与它们为伴，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纯美景致，感受它们对生命的.那份热情与活力，可这一切暂时只能靠臆想。已然是傍晚时分，白天热闹的庄稼地里显得十分清冷，远处少数的几个农夫正在收拾农具准备回家歇息。我迎着西落得夕阳，漫步至小桥流水处。贮目凝视石缝豁口处喘急的流水，分享她的欢腾与跳跃，流水撞击碎石发出铃儿般的响声，哗啦哗啦的，一群调皮的鱼儿却乐此不疲地竞相逆流而上，这一切都那么的和谐与美好。不知道从哪来漂来的一只纸帆牵动了我的思绪，心随之漂向远方，直至她消失得无影无踪——联想起苏东坡的诗句《少年游》：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华;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1987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同年，国家教委、农牧渔业部、财政部联合颁发《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暂行规定》，特别是国家对“两基”工作进行评估验收以后，乡（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各乡（镇）都建立了成教中心，多数行政村建立了独立的或依托村小“一校两牌、一校两能”的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并出现一批教学设施较好、具有一定社会效益的成人学校。十多年来，农村成人教育先后实施了“两基”攻坚工程、“两基”年审、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初等职业教育、“双高普九”、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培训工程、教育促小康工程、“两后”实用技术培训工程、“两后双百”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社区教育培训、返乡农民工培训、新农民技能学历“双提升”计划和退役士兵培训工程等，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农民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生活、科技等教育培训，培养出一大批科技致富带头人、技术能手、乡镇企业的生产骨干和乡村管理干部。实践证明，办好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实现农民教育网络化，是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增强广大农民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育富民和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重要步骤。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却是广大农
村成教工作者在克服了人员少、经费短缺、条件简陋、机构未独立等多种困难情况下，顽强拼搏完成的。
2001年，省《关于明确乡镇成人教育机构和编制问题的通知》对乡镇成人教育机构和编制问题作了规定：“乡镇成教机构原则上并入乡镇中学、保留其牌子、承担农村成人文化和技术培训工作。各市可根据乡镇人口和乡镇成人教育机构承担的任务，按5万人口以上的乡镇，每乡镇3人；5万（含5万）人口以下的乡镇，每乡镇2人的标准核定其人员编制，其人员编制数计入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数”。次年，又作了进一步说明：“各地应从积极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事业的高度和有利于乡镇成人文化技术教育培训基地建设的角度出发，因地制宜加以贯彻落实。” 2006年，省里《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建设的意见》要求“努力使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符合编制独立、校园独立、办学独立、经费独立的四独立设置要求。”事实上，真正建成“四独立”的乡镇成教中心校为数极少，大部分仍寄人篱下。2008年底，县里才将乡镇成教中心由中心小学并入乡镇中心中学，设成教校长1人、成教教师3人。成教校长和成教教师由中心中学中层干部和教师担任，有的中学在绩效考核办法中还明确要求成教校长和成教教师必须承担普通中学教学任务。普通中学的教育资源本身就很紧张、其绩效考核办法与成人教育也不尽相同，这种将农村成校挂靠在普通中学的体制很难让成教工作者正常开展农村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这样的人员编制数，也很难让成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级下达的成人教育、社区教育任务。
1996年，省里《关于转发国家教委、财政部<关于扫盲经费问题的通知>的通知》规定：“各级政府要确保人均0.20—0.25元农村扫盲成人教育经费的政策到位，有的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经市人民政府决定，也可适当提高农村成人教育定额；并按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多渠道筹措好扫盲、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经费。”2006年省《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建设的意见》规定：“农村成人教育经费定额按年人均0.5元以上，由县（市、区）政府筹措和统筹安排”。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的重要性会更加凸显，经费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管是0.2元、0.5元，还是多少，只要能落实就好，关键是落实。
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培训机构是县、乡、村三级农民教育培训网络的重要环节，是农村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的主要载体，在传播科技致富信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促进劳动力有序转移和带动农民致富等方面起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都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重视和加强镇、村农民文化技术培训网络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切实加大投入，使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具备最基本的办学条件，不能只是单纯的安排培训任务、下达培训指标。基础教育方面，十多年来，也搞了许多工程，如：“三无一有”、“四有”、危房
改造、布局调整、优质学校创建等等，他们的这些工程、活动，大都有布置、有落实、有经费、有奖励，一个县来自上面的转移支付少则数千万、多则上亿元，所以基础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各类教育中的“粗腿”。职业教育方面近几年也搞了不少创建活动，多数创建都有经费支持，比如创建一个省级示范专业，来自上面的补助经费往往都是以百万元计，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很快。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方面也搞了许多“工程”、“活动”，但很少有经费，即便有，也是少的可怜;检查、评估、奖励的力度更是无法与普教、职教相比。农村成人教育被称作各类教育中的“瘸腿”，负重涉远。各地要抓住落实《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及创建教育现代化之机，让乡镇成校真正实现“四独立”，并建强肌体，切实做好内涵建设，推进内涵发展，在重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同时，多给农村成人教育一些关爱和扶持。要认真改善、充实成教学校办学条件，落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公办专职教师政策，做到专职真专。对成教专职人员晋级、评定职称、福利待遇等，应与普通中小学教师同等相待，对工作执着、成绩突出的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提要]黄河“夺泗入淮”，彻底改变了淮（河）泗（水）流域水系，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水网河流，河道淤塞，湖泊兴替，导致了苏北乃至整个淮河中下游流域的重大环境变迁，土壤沙化碱化，原始植被除极少数地区外，被彻底破坏，许多城镇沉入湖（河）底，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水、旱、蝗、风灾频繁，“饭稻羹鱼”的富饶之地，变成了“有雨则涝，无雨则旱”的贫穷之地。[关键词] 黄河 夺泗入淮 苏北 影响
古泗水，发源于山东省南部泗水县境内。宋以前，古泗水在江苏境内由徐州向东南到清口（今淮安市淮阴区）向东入海。淮河进入江苏后由苏北盱眙流向东北，经过今日洪泽湖中河道到清口与古泗水汇齐再一道向东入海，淮河、古泗水构成了丁字型布局，苏北地区徐州、淮安、宿迁、盐城、连云港五市就以这丁字型为脉络展开分布。南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是苏北历史重大转折点。这一年黄河在河南省阳武决口，流向东南在江苏省沛县境内冲入古泗水河道下泄入海，开始了为期659年的黄河“夺泗入淮”。黄河大水的冲击和泥沙的淤积，彻底改变了淮（河）泗（水）流域水系，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水网河流，河道淤塞，湖泊兴替，加上元明清三朝的治水保漕等，导致了苏北乃至整个淮河中下游流域的重大环境变迁，土壤沙化碱化，原始植被被彻底破坏，许多城镇沉入湖（河）底，水、旱、蝗、风灾频繁，“饭稻羹鱼”的富饶之地，变成了“有雨则涝，无雨则旱”、“十年到有九年荒”的贫瘠之地。
一、淮泗水系的变迁
黄河“夺泗入淮”的历史过程。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汉书．沟洫志》）。从两汉到北宋初年，黄河决口的次数很少，且都被迅速堵上，对下游特别是苏北淮泗流域影响很小。944年（后晋出帝开远元年）、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1019年（宋真宗天禧三年）、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到1194年（金章宗明昌五年）的二百五十年间黄河的四次大决口，确立了黄河“夺泗入淮”。1194年到明正统二年（1437年），由于苏北以上地区有较大的溶纳能力，泥沙淤积主要在河南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和安徽北部地区。明正统二年（1437年），“时泗州城东北陴垣崩，水内注，高于檐齐，泗人奔盱山。漂流清河县房屋孳畜甚重。山阳城内行舟，禾苗荡然。或以为清口以下，淮患始见”[1]。1494年，黄河全流入淮，徐州、宿迁首[2]当其冲。刘大夏筑阻挡黄河北流的屏障，大河“复归兰阳、考城，分流径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淮”。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苏北顿失水源，河道又全被破坏，“有雨则涝、无雨则旱”成为苏北生态环境的最主要特征。
由于黄河水不断带来大量泥沙，河底不断淤积，河岸不断加高，苏北的岸高水低的自然河流变为地上河。到明代中期，苏北的河流绝大部分已成悬河。1592年（万历二十年），潘季驯就指出，“自开（封）归（德）以至安东（今江苏涟水县），地皆卑于河，不独徐泗。”[3]徐（州）泗（州）以下就更为严重，当时就有人提到，由于河身日高，“徐（州）、邳（州）以下，居民尽在水底。”[1]“天启三年，（河）决徐州青田大龙口，徐、邳、灵、睢河并淤，吕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许，双沟决口亦满，睢（宁）之河并淤，上下一百五十里悉成平[1][2]《淮系年表》
《明史．河渠志》 [3] 《行水金鉴》 三十四引《明神宗实录》。[1] 《明史·八十四》《河渠志》。陆。”[2]
1河道变迁
自宋代黄河夺泗入淮，几百年下来，今天洪泽湖西部和西北部已基本没有湖泊了。现有的河道也是解放后整治和修挖的。蔡河、颖河、涡河、汴河、还有隋朝的通济渠都被淤废。原有河道水系均被严重破坏。
河道淤积。1375年（明太祖洪武八年），黄河在开封大黄寺决口，始夺蔡河，挟颖河入淮。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又在原武黑洋山决口，下游还是由蔡河和颖河南行。又过了六年，到1397年（洪武三十年），蔡河下游已告淤浅，颖州（今安徽阜阳县）的黄河水也为之断流。至1494年（明孝宗弘治七年）由孙家渡口，经朱仙镇，下至项城县南顿的河段就有二百余里已经淤浅，仅剩下涓涓细流。后来屡开屡淤，竞至不能再通。蔡河之东的涡河也是从明初（1413年，成祖永乐十四年）为黄河夺流的。到1493年（弘治六年）就已经淤塞。后来虽经疏浚，还是难免全淤。再东的淮河（指今天的淮安市区向东的废黄河一段----引者注）也是如此。其在睢宁一段，（这段河流实际上是古泗水河道之一段----引者注）1622年（明熹宗天启二年）为黄河冲入，水泛沙积，成为平陆。[3]古泗水江苏段被黄河所夺后，不断淤高。1855年黄河北徙后，因失水源而迅速被废弃，此即今日地图所见之废黄河徐州至淮安段。清咸丰元年（1851年），洪水冲破洪泽湖上的三河口，洪水由三河经宝应湖、[4]高邮湖和入江水道流入长江。从淮安向东经涟水、滨海直到黄海的原淮河入海水道迅速淤废。
次生影响。沂河古称沂水，源于山东省沂蒙山区，原南流至江苏邳县入泗水下泄。黄河“夺泗入淮”后，沂河改入黄河，入黄后出路受阻滞积成骆马湖。沭河古称沭水，也源于山东省沂蒙山区，东汉时南流至邳县入泗水。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齐王萧宝寅镇东徐州（今宿迁市宿豫县），在山东省郯城筑禹王台阻沭水西流，开新河引沭水至沭阳，与游水（涟河）合流，经海州入海。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禹王台被毁，沭河西流改入沂河。至清初，骆马湖淤高不足容蓄沂河洪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保槽运开六塘河分泄沂河洪水。此后，六塘河成为沂河归海出路，但泄洪能力甚低，且通过沙礓河与沭河沟通，因没有完善的排洪出路，每逢汛期暴雨，常沂涨犯沭，沭涨犯沂，沂沭下游洪灾频仍。
2新湖形成
洪泽湖、骆马湖、南四（微山）湖等皆是受黄河“夺泗入淮”影响后扩大形成的。
洪泽湖的形成。洪泽湖区原来是古淮河下游所流经的地方，在远古时代，洪泽湖原始湖盆是一个泻湖。（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委员会，《中国地貌区划》）。以后由于黄河、淮河、长江泥沙在各自海口不断淤积，陆地向海洋推进，古代的泻湖逐渐退居内陆，与大海失去了联系，同时分裂缩小成为许多大小不等的湖泊，随着时间推移，有的变成冲积平原，也有的变成沼泽。这些小湖见诸于历史记载的有白水塘、破釜塘、富陵湖、万家湖、泥墩湖等，各
[5]湖之间都有水道相通，分布在古黄河的右岸。隋代称洪泽浦，已形成湖泊，这是“洪泽”二字的由来。唐代始称洪泽湖。黄河全流夺淮后，黄强淮弱，淮水受黄水顶托，在洪泽湖区潴积，水位急剧增高，诸湖陂遂汇合为一。万历间潘季驯治水，提出“蓄清刷黄”的治水方 [2][3] 《明史·河渠志》
史念海著 河 山 集(二 集)[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年5月第1版P50 [4]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 淮河水利简史[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0年6月第一版P253。[5]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 淮河水利简史[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0年6月第一版P213。略，大筑高家堰。后历任河臣萧规曹随，不断加筑或检修高家堰土堤石工，北至淮阴县石工头，南至蒋家坝以南礼河口，长67公里。至此，洪泽湖不仅是淮河下游的防洪屏障，而且已成为能蓄能泄的水库。由于黄河浊流经常倒流入湖，淤淀湖底。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测定，[1]湖底平均高程在10．5米左右，比湖东平原和里下河平原高4～8米，成为著名的“悬湖”。
骆马湖的形成。骆马湖，《宋史·高宗纪》称为马乐湖。当时，骆马湖地区地势虽然低洼，由于沂水于邳州（今睢宁古邳）汇入泗水不进骆马湖，故良田万顷，堪称富饶。黄河夺淮早期，加河未开，“微湖之溜，东不至邳”。沂水及邳州北来诸水，仍可由泗水泄入淮水。金代仍能屯兵垦植，所以又名落马湖。该湖湖区原是沂水入泗的古沂口以东，泗水以北，宿迁马陵山西侧的一片平原洼地。其原始湖盆基底是个地堑式的陷落盆地。著名的郯庐断裂带沿湖东岸穿过，湖西岸还有一组南北向断裂构造与郯庐大断裂并列，属于典型的构造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湖泊室编《江苏湖泊志》）。黄河南支“夺泗入淮”以后，泗水出路受阻。明中叶，黄河河床日益淤高，沂水南下入泗受阻，洪水在此积蓄，加上黄河屡次决口、漫溢，东面又受马陵山阻隔，水流不畅，遂潴壅成湖。明万历年间，为保障水运畅通，避黄开加，开通后的加河，“广纳群流，北遏鲁河，西引湖水”，“沂、武、燕、艾、不老、房亭，交输工准，并趋腹心，逐为众壑所归”。由于运河南去仅系于一线细流，出路甚微，而运河与骆马湖又“在在相通”，骆马湖自亦成为众壑所归，将邻近的周湖、柳湖、隅头诸湖兼并。天启年间，骆马湖夏秋遇潦，湖面横亘二十余里，已汇成汪洋大湖。明崇祯及清康熙年间，凿开马陵山断麓，引湖水经六塘河东下入海，但出路甚小。康熙二十三年（1684），骆马湖已淤垫，水涨时湖面“有六七十里宽，八十里长”，[2]其北岸达今新沂炮车至邳州徐塘一线，以后湖底继续淤高。道光元年（1821）骆马湖开始放垦，次年清丈涸出土地1892顷。咸丰、同治年间，续涸土地近900顷，“每年汛期，遇蒙、沂山水涨发，汇归湖内，滩地悉被淹没；及秋冬水势渐消，滩地涸出，播种二麦”，[3]仍起汛期滞洪作用。骆马湖到清代变成为淮北地区的一个“周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丈，南北长七十里，东西宽三、四十里”[4]的大湖。
微山湖（南四湖）的形成。南四湖是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个相连湖泊的总称。它位于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和鲁中南山丘西麓两斜面相交的低洼处。湖泊成带状，是淮河流域的三大淡水湖之一。在元代以前，南四湖区基本上是古泗水流经的一片平原洼地。元代京杭运河全线开通后，济宁至徐州之间的运河基本上利用了泗水的这段河道。泗水入运前，河道短浅，又系山洪季节性河流，在枯水季节，水量甚小，这段运河水源不足。为了保持航道水深，元代开始在泗水航道上建有南阳、孟阳泊、金沟、沽头等闸，控制泗水南流。一到汛期，山洪暴发，泗水及运东各山泉河道的洪水，又排泄不及，多在运道东岩低洼处停蓄成湖。积水成湖后，运西黄河和运东山泉河输入水量不断增加，尾闾又受到黄河夺泗水河床淤高阻拦，宣泄不畅，遂使湖区向四周扩展，淹没大片良田，变陆为湖，先后形成了南阳、独山、昭阳和微山四湖。据解放前汪胡桢勘测计算，平均湖水面积1051平方公里，洪水期可达成[5]176平方公里。
3湖泊淤废
苏北湖泊的淤废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很大。清圣祖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曾在洪泽湖下游的高家堰以西至清口之间，掘深六尺（折合一点九一米）有余，尚不能达到当时的湖
[1]底。据说这是三年内新淤的。三年之中就已经这样，长时期的变迁就更不必说了。黄河“夺 [1][2] 荀德麟
洪泽湖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年7月P2。
《行水金鉴》引《两河总说》。[3] 《民国宿迁县志．卷三．山川志》。[4] 《续行水金鉴》卷七十，转引《江南运河厅册》。[5] 汪胡桢 《整理运河工程计划》，转引自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 淮河水利简史[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0年6月第一版P222。
[1]《行水金鉴》四十八引《敬陈经理河工事宜第二疏》。泗入淮”阻塞了淮水、泗水的出路，其携带的大量泥沙逐渐将苏北的硕项湖、桑墟湖、埠子湖、仓基湖、古射阳湖等淤垫为平陆。
硕项湖。又名硕清湖、大湖。隆庆《海州志·卷二》载：“大湖在州治南一百四十五里，西距安东（今涟水——引者注，下同）、沭阳二邑，东西四十里，南北八十里，（州）与安东、沭阳各得三分之一”。其范围东至新安镇，北至张店、南岗岭，南至沈集，东南至高沟、灰墩，西至马厂荡，面积为4550余顷。硕项湖上承海、沭、宿迁境内河道来水，常年有水，东南有关头河、白头河、盐场河、平旺河等分泄湖水入海。由于黄河不断泛滥，泥沙淤积，硕项湖逐渐浅涸，特别是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淤垫尤其严重，大部成为平陆。康熙二十四年，靳辅开挖南北六塘河，并筑屯堤，对硕项湖进行围垦。至民国初年，硕项湖只剩沭阳兴隆镇西北、韩山镇东南有一片东西三、四十里，南北二三十里的洼地，伏秋水涨一片汪洋，冬天则涸成农田。
桑墟湖。历史记载也见于明隆庆《海州志·卷二》：“桑墟湖去州治南九十里。昔因银山坝废，通海，夏则潴水，冬为陆地”，又言该湖“上源引沂、沭及桑墟之水，经石湫及黑土湾入海”。该湖中心位置在今沭阳县桑墟乡境内。清康熙以前，该湖在汤沟（今灌南县汤沟镇）附近与硕项湖相通，上承接沭水，下宣泄入海。清代中前期，该湖已淤淀为季节性湖泊，夏季积水为湖，秋冬则涸为陆地。
埠子湖。《民国宿迁县志·卷三·山川志》：“埠子湖在县西南40里，明末淤废。后有泉突出，汇而成潭。冬夏盈溢，祷雨辄应。又有小龙潭，周数亩，阴晦遥望多异观，咸丰初，六塘河溢，中起一滩灵怪，不复见。
仓基湖。以今泗阳县仓集镇为中心，明代淤废。《太平寰宇记》载：湖周长45里，旧为石崇积贮的地方。有闸名石崇闸，湖水下泄以利灌溉航运之河叫崇河。
古射阳湖。古射阳湖的淹废也与黄河“夺泗入淮”有关。清光绪《盐城县志·卷三》：“射阳湖在城西北一百四十里，西接宝应，西北接山阳县，中流为界，潆徊约三百里，南北浅狭，自故晋地方至喻口北流入海，东属盐城，西北属山阳县，故晋而上至射阳镇属宝应。嘉隆以来湖乃大淤，万历七年民李雯等建议开浚。”清光绪《阜宁县志·卷之四》“万历九年春知县扬瑞云申祥具题请发帑金重浚（射阳湖），水由庙湾新丰市入海。水患稍息，民赖以安。至崇祯四年，淮北苏家嘴、柳浦湾、新沟、建义口并决，筑塞久无成功。黄流灌注三年，水退沙停，支河小港大半壅淤，而射阳湖几化为平陆矣。”
还有许多小湖泊淤塞，见地方志。
4海岸线东移
淮安、盐城两市的情况。清口（淮安市淮阴区境内）以下经安东（今涟水县）至海口一段，除河床增高外，还有河道向海中伸延的特殊情况。自1194年黄河“夺泗入淮”，到清代康熙初年四百多年间，安东县东北云梯关外淤出的滩地已远至一百二十里，又七十余年，至乾隆初年，淤出的滩地更远至二百八十余里，[2]又七十余年至道光初年，滩地又增加了二百余里。[3]嘉庆时，马港口附近的一次决口，不仅海口为之淤垫，就是马港口北上下百余里内的支河汊港亦皆成为平陆。[4]泥沙壅积，海岸线东移，直接导致了阜宁、响水两县的形成。清光绪《阜宁县志．卷之一》：“（清）朝雍正九年以庙湾镇为阜宁县治，划山阳县之马逻、羊寨等乡地八十里，盐城县之仁义、长乐诸里地四十五里，合之场灶暨海滩升涨之地归县辖”。响水位于阜宁东北，解放后才建县。
连云港市的情况。1194年黄河泛滥夺淮，黄河泥沙形成的河口三角洲在苏北海岸迅 [2][3]《续行水金鉴》十三引《皇清奏议》。《再续行水金鉴》一五一。[4] 《续行水金鉴》四十七。速发育，河道塞。到康熙五十年（1771年）后，原在海中的云台山渐与陆地相连。《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二十．海防考》：“[云台山志]顺治十八年，兵部尚书苏纳海等会阅江南沿海地方，将各岛所住村庄迁移内境，云台山以向在海中一并禁为界外。康熙十六年漕运总督帅颜保奏复云台山为内地时，山在海中距板浦中正两场仅隔一渡。渡名对口溜，风涛险恶，以西通恬风渡，东通大岛口。每潮长时两潮相对激而为溜也。康熙四十年后海涨沙淤，渡口渐塞，至五十年忽成陆地，直抵山下矣。”从此“驾舟上云台”就变成了“策马上云台”。
二、苏北自然灾害的增多
1水、旱、蝗灾
黄河为害从现象上看主要是在宋朝以后，其根本原因则是在这之前的人类对黄河中上游的植被破坏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长期积累的结果。
水灾。苏北地处淮、沂、沭、泗诸水下游，又值南北气候过渡区，洪涝、旱、大风、暴雨灾害频繁。据史料记载，淮河流域从汉高后三年（前185年）至宋绍熙五年（1194年）的1379年中，发生较大洪涝灾害的年数有175年，平均8年一次；1194～1855年黄河夺淮时期中，南宋年间（1195～1278年）83年，共发生较大洪涝灾害12年，平均7年1次；在元朝（1279～1367年）的88年中，共发生较大洪涝灾害57年，平均1.3年1次。在明朝的最初32年中，共发生较大洪涝灾害14年，平均2.2年一次，水灾频率大大加快。
据《淮河水利简史》统计，从1400年到1900年的500年中，全流域共发生了350次较大水灾。元元统二年，“六月，戊午，淮河涨，淮安路山阳县满浦、清岗等处民畜房舍多漂溺”。[1]明正统二年（1437年），“凤阳、淮安、扬州诸府，徐、和、滁诸州，河南开封，四五月河、淮泛涨，漂居民禾稼”。[2]“时泗州城东北陴垣崩，水内注，高于檐齐，泗人奔盱山。漂流清河县房屋孳畜甚重。山阳城内行舟，禾苗荡然。或以为清口以下，淮患始见。”[3]万历十九年（1591年），“夏、秋淫雨，河淮泛涨，山、清、宿、桃、安、沭、海、赣，平地水丈余，漂溺无数。”[4]
清末和民国期间，淮河流域的灾情更为严重。特别是1921年和1931年的大水，每次都使几十个县沦为汪洋泽国。受灾人口达数千万，死者人口以百万计，真是“庐舍为墟”、“遍地尸漂”。1931年7月，流域内普降暴雨，河水陡涨，堤防到处溃决，大片地区洪水漫流，庄稼被淹没，房屋被冲毁，人畜尸体顺水漂浮。江苏高邮挡军楼一处，就淹死约2000人。兴化县全县一夜间全部淹没。官庄100多户人家，除树梢幸存5人外，其余全部被洪水卷走。由弯头到仙女庙的运河中和邵伯镇的街头上，漂浮的尸体满目皆是。大水退后，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已倾家荡产，无以为生，只好外出逃荒，飘零异乡。[5]
旱灾。同样据《淮河水利简史》统计，从1400年到1900年的500年中，全流域共发生了280多次较为严重的旱灾。1929年和1942年的大旱灾，又是一幅“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惨景。1942年，淮河及沿淮上下河水几近断流，湖泊干涸，不少地方连吃水也发生困难。饿死、病死的仅河南省就有100万人以上。在淮河流域内旱灾的严重性并不亚于水灾。
蝗灾。旱灾过后往往紧接着蝗灾。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七月，淮安清河县飞蝗 [1][2]《元史·顺帝本记》。《明史·五行志》。[3]《淮系年表》。[4]《淮系年表》。
[5]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 淮河水利简史[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0年6月第一版P16。蔽天自西北来，几经七日，禾稼俱尽。”[1]以徐州为例也可以看出其惨烈程度。徐州历史上发生严重蝗害有70多次，其中以明末和清中叶最多。明熹宗天启五年至思宗崇祯十四年（1625年至1641年）连续十多年闹蝗，蝗群过处，地如扫然，徐州附近人相食，十室九空。崇祯七年（1634年），“徐属蝗飞蔽天，越城渡河，禾稼木叶皆尽，或入人室啮毁衣物。”[2]崇祯十四年（1641年），“徐州又大旱蝗，人相食，道无行人。夏，大疫，死无棺殓者不可计数。”[3]
2城池陷落
徐州城的淹没。徐州本来濒于泗水，黄河南行“夺泗入淮”，河患增多，堆积益厚。徐州城下已经发现前代故城残迹，且为上下两重。深者竟在十七米以下，浅者犹有十米。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溢，徐州水积城中者逾年。众议迁城改河。”[4]万历二十年（1592年），“河决徐州狼旋、磨脐二口，又马陵山水发，沂、沭并涨，海潮亦大上，邳、宿、安、海一带，悉沉釜底。”[5]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河）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6]此次黄河决口，大水将徐州城淹没，历时3年。水退之后，徐州成了一座死城。
泗州城的淹没。据徐士传考证，泗州城城址高程仅4.8米，城址又紧临淮河，四周平坦且卑下，十分不利于防洪。然而，由于扼漕运之要冲，该城不仅历劫不磨，而且在唐宋时期，曾呈现过繁华竞逐的盛况。
明万历六年，总河潘季驯为了确保清口水道畅通，以利漕运，想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水方针，并开始修筑高家堰石工，加筑高家堰土堤，提高拦蓄能力，洪泽湖水位遂逐渐抬高。低洼易灾的泗州城水灾随之自然加重。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阳复河决，江都、邵伯又因湖水，田庐浸伤。”[7]明末清初，高家堰不修，蒋坝一带的天然减水坝越减越低，加上高家堰频繁决口，堵闭不及时，泗州城在行将灭顶之际，又得以苟延残喘．
清康熙十六年，靳辅出任河道总督，雷厉风行地继续实施潘季驯的“蓄清刷黄济运”的方针。康熙十七年（1678年），“泗州淮涨浸城”。[8]紧接着第二年夏黄、淮并涨，黄河又冲决归仁堤，直注洪泽湖，湖水猛涨一二尺，原已险象环生的泗州城外防洪堤，终于洪水撕开，分别从城的西北、东北冲进城内，顿时“水深数丈”。所幸此前官民大都转入盱眙城，少数在洪水入城时，转移到防洪堤上，只有个别老弱恋家者被洪水吞噬，泗州城终于沉沦。明祖陵、古洪泽镇等也先后沦入水中。[9]
三、苏北农业生产环境及种植结构变迁
良好的灌溉水利设施全被破坏。古代苏北平原上湖泊星罗，硕项湖、桑墟湖、青伊湖、丁湖、传湖、飞湖等；运河以西还有富陵湖、泥墩湖、白水塘、羡塘、鸡鸣塘、沛塘、雷塘、陈公塘等；运河沿线由南而北则有武广湖、陆阳湖、新开湖、樊良湖、津湖、白马湖等；里下河地区有著名的射阳湖，还有大纵湖、德胜湖、吴公湖、广洋湖等等。《读史方舆纪要》称淮安府清河县“湖泽相连，大小以数千计”，一县如此，整个苏北平原上湖泽荡地之多，分布之密，可想而知。淮河和古泗水在苏北交汇，岸高水低的自然水系是良好的生存地域。[1][2] 《元史．五行志》。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五下》。[3] 同治《徐州府志．卷第五下》。[4] 《明史·河渠志》。[5] 《淮系年表》。[6] 《明史·河渠志》。[7] 《明史·河渠志》。[8] 《淮系年表》。
[9] 荀德麟
洪泽湖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年7月P328—329。[1]自古以来苏北建设有较多的水利工程，《尚书》记载：“禹导淮自桐柏，东会沂、泗入海。”春秋时吴王夫差开邗沟通淮、泗，接河、济，联颖、濉、达淮、江。三国时邓艾屯田，修筑白水塘、破釜塘等陂塘水利设施。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开干渠。这些湖渠网络在分洪蓄洪、湿润气候、农田灌溉及水上运输方面，都有很好的作用。宋代以前的苏北几乎可以称之为风调雨顺，古人有诗称之为“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黄河“夺泗入淮”以后，河水带来大量的泥沙，使苏北的河道淤塞，湖泊兴替，黄河、淮河下游河道变成了地上“悬河”，洪泽湖也成为“悬湖”，苏北原先良好的灌溉水利设施全部被破坏。这对当地的农业生产破坏甚巨，土壤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战国时人在《禹贡》中把全国划为九个区，称“九州”。《禹贡》记述了九州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土地开发利用、人口、产出，对中央王朝承担的纳赋标准。九州实际上是不同水平的农业区，基本处于黄河、淮河两大流域。
淮河流域：青州土质“上下”，属于三等，纳赋“中上”为四等；徐州土质“上中”，属于二等，纳赋“中中”为五等；扬州土质“下下”，属于九等，纳赋“下上”为七等。青州、徐州的位置，据《禹贡》记载：“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基本上都在淮夷这个大范围之内。青州纳赋仅次于冀州、豫州；徐州高于雍州、梁州、克州；扬州临江滨海地势低洼，又有长江以南一部分未被开发的土地，故“土薄赋轻”，还高于兖州。这是关于苏北地区最早的土壤情况记载，它表明古时苏北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都是较好的。
黄河“夺泗入淮”后，苏北地势较低地区的地表全部被黄河带来的黄沙土所覆盖。沙地不保水份，所以苏北“有雨则涝、无雨则旱”，自然灾害极为频繁。特别是由于排水不畅，土壤次生盐碱化非常严重。清代涟水有一位县令，就曾咏叹原先为鱼米之乡的涟水，成为“有田皆斥卤，无处不蓬蒿”的极贫县份。据解放初统计，仅淮安市就有沙碱地500余万亩，约[2]占耕地总面积的40％。
种植结构显著变迁，稻作变为旱作。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淮安“青莲岗文化”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出土石斧、石锛、石磨盘、石棒等生产生活工具，以及石制和陶制纺轮、骨制鱼镖、陶制鱼网坠等渔业工具，还有稻作的碳化籼稻粒。“青莲岗文化”距今5500年，大致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长江流域马家浜文化年代相当。石磨盘石棒和碳化籼稻粒的出现，[3]标志这里原始农业经济已占重要地位，粮食特别是水稻已成为种植业中的主体。该遗址正是在本文研究的苏北淮泗流域的中心地带。《周礼．职方》记云：“正东曰青州，其谷宜稻麦”，“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当时的青州包括淮河以北和山东的南部地区，今天的徐州就属青州。《禹贡》也记载徐州是最早的稻作区和桑蚕区，产稻仅次于长江流域的荆、扬二州，列九州第三位。东汉末年，徐州牧陶谦曾表东阳县令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徐州“巡土地之宜，[4]尽灌溉之利，粳稻丰积。”这些都表明，早期徐州地区是以稻作为主的。自1194年黄河“夺泗入淮”，到1855年再次改道北徙的600多年间，黄水泛滥，造成徐州一带水系紊乱，涝不能排，旱不能灌，旱作物逐渐取代水稻，富饶的徐州，逐步变为贫瘠之乡。小麦、玉米、水稻、红薯和大豆、花生成为这里传统的粮油作物，到元、明时全部为旱作物，直到近代仍以一年一熟的旱作为主。[1]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十·舆地考》：“[明张峰海州志]五谷曰稻曰黍稷„。海州水田少而旱地多，民间以麦为重，谷次之，黍豆又次之。”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海州种稻还排在第一位，清嘉庆年间已经是以麦（旱作）为主了。原淮阴市（即今日之宿迁、淮安两市）的情况也是如此。唐代诗人高适在《涟水题樊氏水亭》中道：“煮盐 [1] 彭安玉 试论黄河夺淮及其对苏北的负面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2][3][4] 荀德麟 主编 淮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淮阴市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年P14。
见《文物集刊》1980年第1期。
《三国志》卷七，《魏书．布臧洪传》注引先贤行状。[1] 董献吉 总纂
徐州市志[M] 中 华 书 局 出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P4 沧海曲，种稻长淮边。四时长晏如，百口无饥年。”[2]可见唐代涟水及周边的水稻是靠淮水灌溉的。[3]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说：“粳，淮、泗间最多”。清末涟水“田滨河海，[4]岁罹水患。无陂塘沟池之蓄，旱涝由乎天。”无水只能种旱作物。清代同治年间宿迁就已
[5]经“下隰之稻，百不及一”。盐城市阜宁县“昔淮渎安流，港清交络，与射阳湖互为灌输，鱼盐（禾亢）稻之利丰阜安饶。自黄淮合流，支渠湮汩。决水所至，暨浊沙所凝结。陵谷互[6]易，沧桑改观。” 总之，由于黄河“夺泗入淮”，明清以后苏北逐步由“稻作为主”改为“旱作为主”了。
[2][3] 高适：《涟水题樊氏水亭》，《全唐诗》第212卷。
荀德麟 主编 淮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一) 优势分析
1、区位优势相对明显, 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地处黄海之滨, 海岸线744公里, 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 紧靠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处在南下北上、东出西进重要位置, 是全国沿海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新亚欧大陆桥以及陇海铁路、京沪铁路、京杭大运河、数条高速公路和国道、徐州观音机场、连云港机场、盐城机场等骨干通道等基础设施, 交通十分便利。连云港是江苏省唯一大型海港, 也是国家主枢纽港之一和欧亚水陆联运重要结合点, 苏北的区域优势十分明显。另外, 环境污染相对较少, 为苏北工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绿色工业、环保产业和生态旅游产业,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2、自然资源优势
苏北地区拥有矿产、海洋、土地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在资源短缺的江苏以及华东地区具有重要地位。苏北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土地资源为苏北发展海洋产业及现代农业提供了基本保证, 苏北同时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棉基地。土地的储备空间较大, 对江苏保持土地动态平衡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劳动力优势
劳动力成本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其他因素处于同等约束的条件下, 资本总是流向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地区。苏北第一产业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 加之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 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无疑具有突出的优势。
(二) 劣势分析
1、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渐趋下降, 人均GDP水平不高
经济总量小、增长速度慢、人均GDP水平低, 是苏北工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苏北地区GDP增长速度仍慢于全省特别是苏南地区。近几年苏北地区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 但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要求存在距离。
2、人口数量过多, 人口素质相对较低
解放初期国家人口政策出现严重失误, 同时, 苏北地区家庭劳动力的多少是决定经济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 男尊女卑传统思想也有很大的市场, 导致了苏北地区总人口的较快增长。
苏北地区人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口素质较低。人口素质主要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等方面。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身体素质的两个指标, 思想观念相对滞后, 是苏北地区人口素质较低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3、建设资金不足, 制约经济发展后劲
生产要素的投入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苏北地区政府财力不强、居民储蓄不多、外商投资不旺、上市融资不畅, 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不足, 导致没有财力进行大规模、高水平的扩大再生产和更新改造, 制约了苏北经济发展的后劲。
4、三大产业发展不均衡, 结构不合理
农业现代化进程滞后, 苏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 主要是初级产品加工缺乏大而强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的带动, 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弱, 农产品附加值低, 一些地区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不高, 思想落后, 创新能力弱。
工业发展缓慢, 总体上仍为农业社会, 工业规模和比重过小, 普遍缺少骨干企业、优势企业, 工业的主体以县属中小企业居多, 传统工业比重大, 工业化进程明显落后, 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服务业基础十分薄弱, 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层次和水平都不高, 无法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标准来发展。苏北地区城镇布局分散, 中心城镇规模偏小的格局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服务业功能缺失, 研发、金融、中介等服务业基础薄弱;餐饮、购物、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服务业消费也严重外流;苏北的房地产业和商贸业, 金融保险、中介服务等功能性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信息服务、科技教育、内容产业等新兴服务业培育乏力, 功能性产业发展严重软化等, 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苏北县域功能的提升。
(三) 机遇分析
1、当前及未来经济重心转移趋势下的苏北
中国经济已实现连续多年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也日趋稳定, 虽然近两年受经济危机影响, 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所下降, 但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经济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近年来, “长三角”的迅猛发展, 一方面加大了其向四周辐射的力度和速度, 无疑加快了苏北工业化进程, 逐步把苏北纳入“泛长江三角经济圈”中, 苏北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外部机遇。另一方面, “长三角”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和加强, 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表明了全国的经济重心正逐步从“珠三角”地区北移, 这一经济趋势更应当成为苏北发展的强心剂。从“长三角”和“环渤海”及“胶东半岛”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和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来看, 苏北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2、省内政策大力倾斜
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苏北地区的发展,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快苏北发展的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在增加苏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扶持苏北产业发展、促进对内对外开放、加快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推动苏南苏北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策的大力倾斜下, 使苏北的经济迅猛发展。另外对苏北地区实行倾斜的人才政策。同时, 有计划地选派苏北优秀干部到苏南和省级机关工作。确定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苏南五市分别与淮安、宿迁、徐州、常州、连云港苏北五市的市级挂靠关系, 采取以项目带人才、带资金、带技术的形式, 引导苏南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向苏北进行产业转移, 联合开发优势产业, 促进共同发展。
(四) 挑战分析
1、思想的落后
制约苏北发展的关键不存在于客观条件, 而在于人。思想的落后是导致苏北落后的根本原因。而制度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百姓对于财富的认识及生态价值观等等方面的落后只是表面现象, 是思想落后的反映。苏北地区人民多为农民, 小农意识强烈, 进取心不强, 缺乏自主创业的传统和能力, 即使创业也只满足现有成就, 缺乏持续不断扩张事业的动力。
2、从苏北县域周边省份的邻近地区来看, 苏北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山东省为了促进山东南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制定了许多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 这极大地刺激了发展资金向此类地区流动。对苏北而言, 已形成超前和领先的态势, 京九铁路开通以后, 一些附近区域如安徽、河南等原来落后地区, 经济发展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提高, 再加上中央政府的中部崛起战略和地方政府的配合, 必将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 从而对苏北的发展形成了巨大挑战。
3、金融危机的影响
金融风暴通过两个途径来影响苏北的出口与外资增长:一是金融风暴造成美国、欧盟经济增长下降, 导致国际需求减少。对苏北这样一个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较多的地区, 首先是影响出口增长。二是金融风暴造成资金链断裂, 特别是一些著名跨国企业的资金链断裂, 造成其对外投资下降, 也就影响到苏北引进外资的增长。前者的影响效应较为直接, 在短期内导致出口明显下降, 后者的影响是中长期的。
二、苏北经济的定量分析
(一) 苏北地区历年的GDP及增长率与苏南地区及全国的平均水平的比较
1、苏北地区近年GDP及增长率
从图一中我们可以看出, 苏北地区的GDP从2004年到2008年逐年增加, 历年平均GDP为4395.59, 而且除去2005年, 其它年份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7%以上, 平均增长率是17%。
2、苏南苏中地区近年GDP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网, 苏南苏中各市统计局网
通过图二我们可以看出苏南苏中地区2004年到2006年GDP总量增长速度快, 增长率维持在20%以上, 2007、2008年两年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 但依然在15%以上。这两个地区的平均GDP是17698.55亿元, 平均增长率是21.3259%。
3、江苏全省近年来GDP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局网
根据图三我们可以知道:江苏全省的GDP逐年呈现递增的态势, 平均GDP为22094.14, 而平均增长率是0.192234。
根据上面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出图4:
从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从2004年到2008年, 苏北地区的GDP虽然有所增加, 但苏北地区的GDP增长速度与江苏省的增长速度相比还是比较慢的。而且, 苏北地区的GDP占江苏省的GDP的比例也由2004年的21.46%下降到19.89%。
综上所述:苏北地区经济虽然近年来有了很大发展, GDP增加了很多, 但与江苏省的增加值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尤其是与苏南地区相比差距更大, 苏北地区的经济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分析苏北经济发展的障碍, 我们收集了苏北地区从1999年到2007年的三个产业所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我们引入下面的表格: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苏北地区的第一产业从1999年到2007年一直呈下降趋势, 但占苏北GDP的比例仍然很高, 到2007年为止仍然还占到16.23%。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上升比较大, 从1999年的40.77%变为2007年的48.89%, 尤其是工业增长显著, 从1999年的34.52%上升到2007年的41.30%。第三产业则发展缓慢, 所占GDP比例也仅仅是从31.02%上升到了34.88%, 可见苏北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 三大产业的结构并不是很合理。
三、苏北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一些政策因素使江苏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形成了三级:苏州、无锡、南京、镇江、常州为第一级, 扬州、南通、泰州为第二级, 徐州、宿迁、淮安、盐城、连云港为第三级。作为三级中最为薄弱的苏北地区近年来虽有较快发展, 但因其自身基础薄弱, 基数明显小于苏南、苏中, 所以与他们的差距仍在拉大, 苏北的发展, 始终是全省上下倾心关注的大事。加快苏北振兴, 是江苏省实现“两个率先”的重要战略举措,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
1、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这四个短语相互间既存在顺承关系, 同时又相辅相成, 是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的原则。它们的顺序就要求了首先要解放思想, 意识的能动作用有时是非常重要的。
2、推进农业现代化, 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 大力发展服务业
顺应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工作需要, 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中心任务, 以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化为工作主线,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区域主导产业, 壮大产业化龙头企业,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围绕农业结构调整, 推进农业产业化选准选好项目, 建设好现代农业。
苏北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重点。一是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工业化过程的竞争优势。二是产业定位上, 利用苏北农副产品丰富的优势, 发展龙头企业带动苏北农业产业化, 以此部分带动工业化, 消化剩余劳动力。三是经济结构上, 实现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格局。四是调控手段上, 坚持市场导向, 以市场调控、配置资源为主, 以政府行政调控为辅。五是区域协调上, 促进沿江、沿海、沿运河经济带的共同发展。
3、进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在外务工人员中进行宣传教育, 鼓励他们回家乡创业
苏北的农民工已成为苏北农民中思想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 应当关注其发展, 通过他们影响广大农民从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积极推动组织富余劳动力向大城市转移, 这一方面有利于直接地提高农民收入, 而且开阔农民视野, 提高他们的素质, 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工业技能培训, 为苏北的工业化储备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另一方面, 大规模有组织的劳动力转移为农业产业的经营提供条件,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消化从土地中分离出的农民, 而苏北人力资本低的优势使这种考虑成为可能。
4、完善教育、科技、经济紧密结合机制, 积极吸纳高科技人才, 实施科技兴县战略, 实现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极化效应和回程效应的作用大量的人才会流到经济发达地区, 使不发达地区缺乏人才。以盐城为例, 每年高校毕业的盐城籍学生只有20%左右返回盐城工作, 到县域工作更是少之又少。一是要保证教育投入为县域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二是要调整教育结构, 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积极鼓励社会办学, 提高县域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 为加快县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化进程服务。三是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大批人才来县域就业, 同时, 用好县域现有科技人员,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苏北的高校也应当主动承担振兴苏北的使命和责任, 实现加快苏北地区经济发展和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良性互动。
5、完善社会保障和发展公共事业, 逐步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关注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改革现行医疗体制, “看病难, 看病贵”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 坚持医疗事业公益化, 积极探索民营化及农村合作医疗,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6、行业发展应台理定位开源节流、避免重复建设.统筹投资、发展、就业能源与环保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绿色GDP, 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 实现和谐发展。
7、全面提高现有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
像徐州、连云港市这样已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城市提高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功能, 对于开发苏北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中心城市交通运输条件、技术水平、人口素质等在该区相对优越在这类城市追加投资将容易获得较大的边际生产力和集聚效益。二是只有中心城市得到优先发展, 才能形成较大的区域增长极从而辐射、吸引广大的农村地区促进城乡间的相互融和和共同进步。三是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有利于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扩大对外开放, 以最大限度地将本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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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四个字吸引了我，联想到西伯利亚，天寒地冻，苦役，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受难者，甚至《红轮》，很自然地，也想到了夹边沟农场，荒野埋尸，饥饿和杨显惠以及他的作品，《告别夹边沟》。扫过目录和代序，我猜对了，只是故事发生地点的纬度低了一些，对，在苏北地区，我的老家，“利亚”取自“西伯利亚”。
作者说，苏北利亚是在一特殊群体流传的名词，古怪而悲凉。何止悲凉!小书讲述的是劳改营的故事。时间在1957至1979年。22年哪!一个韶华二十的青年才俊，正等迈出大学校门，劳改营的大门却关在了他的背后。
我上大学那年，作者走出劳改营，人到中年。他的青春，被埋葬在身后的劳改营大门内。
他不说，没人知道他的故事。他说出来，读者读到了，知道这不止他一个人的故事。是千万人故事的缩影。在渐行渐远的年代，神州大地，到处是苏北利亚。22年，承上启下，足足可以毁掉两代人，在三代人头脑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所以，苏北利亚故事结束33年后的今天，“苏北利亚”在他们脑海中扎下根，成了身体和精神的一部分。自然死亡无法抹掉这印记，靠遗忘也无济于事。感谢作者，在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冒着砍头风险，留下部分日记，那时、那地、那苦难的故事，被讲述出来，为几代人的遭遇，作历史见证。
这几代人中，有高出作者一代半的归国教授和天主教牧师，有低于作者半代的医生的女儿，更多是同代人，包括他的同学。书中记录的故事，无奇不有，考验当代读者的想象力。侮辱、饥饿、暴力、死亡、监视、告密、恐怖……是作品的主题词，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词。这一切，将人变成非人，非人组成的国度，是非人国度。想想今天发生的诸多神奇得不能再神奇的故事(此刻之前的新闻)，如果你知道了不久前的历史，就不会觉得奇怪。一个非人国度要演绎出人的故事，需要时间，而在时间中，重要的不是等待，而是自觉清理种种非人的罪孽。
作者于疆，本名江宇，出生于1937年。他的“成长”故事颇具象征意义的，是离开劳改营后的选择。
1981年，毅然去国，在异国他乡开始自己新的人生。这让他思考问题、对比分析的尺度，陡然拉大了上万公里。空间带来的距离，给予他大脑超乎常人(尤其他那代人)的紧张，思考的刻度板上，多了一行标准，于是讲述的故事，也似乎跟自己无关。有着这距离明显的印迹。
作者虽出身工科，但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文学天赋，上好的修辞功力，使得每一则故事，犹如一座座墓碑，竖在天边，却异常清晰而婉丽，仿佛化解了悲愤和忧伤，敉平了苦难与哀痛。
果然是吗?
“入籍的那一天，我默默地禀告母亲在天之灵：妈妈，您放心吧!儿子入了美国籍，不会再坐牢了，不会再让您探监了。”可宣誓现场。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夹在人群中，木然地挥动星条旗，木然地背诵忠诚誓词。”心里想的却是：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入人家的国籍，为什么要别国的护照，来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