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权

农村地权（共5篇）

农村地权 篇1

长期以来，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农民，世世代代依靠土地繁衍生息。但是，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的日益减少以及习俗、政策、法律等诸多问题，很多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使用、集体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安置补助费分配等问题上，权益屡遭破坏；很多孩子，从刚一出生，就和他们的母亲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一状况的存在，不仅是对妇女及其子女土地使用权及收益权利的侵犯，又往往导致了这些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妇女、儿童经济的贫困。很多妇女为了讨回权利，经年累月的陷入了无休止的上访和诉讼当中，搞得身心疲惫，正常的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在这些农村妇女心目中应有的形象，在一些问题突出的地方，当地的安定团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几年来，伴随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日益突出，关注此问题的人群也越来越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由于诸多制约因素的存在，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却是各不相同，加之此问题的解决需要调动多方面的社会因素，因而问题的改变或解决也就显得困难重重，路途漫漫。本文拟在对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原因探析基础之上，根据调研实际，以性别的视角对我国在此问题上的相关政策进行剖析，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多方面找寻原因，力争为政策和法律的完善，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改善贡献绵薄之力。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现状及原因分析

八十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按户承包给农民自己，使农户可以比较自由的决定自己对承包地的使用方式，这一举措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农民的收入因此在80年代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速度。然而，承包期内新增加人口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伴随着土地承包的延续却也日益的突出和严峻。

（一）、“测婚测嫁”现象的存在，导致女性结婚前的土地承包权或集体收益分配权遭到侵害。所谓“测婚测嫁”是指根据女性是否接近结婚年龄来作为其享有土地权益的依据。姑娘一旦快到结婚的年龄，其在娘家的土地就会被收回，或是村组在调整土地时就给其不分地或少分地。如青海省湟中县某村，在每次土地调整时，凡满18周岁的未婚女子的土地都将被收回，将收回的土地分给其他无地的人①。

（二）、妇女因结婚而丧失承包地或失去分得集体组织经济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但考虑到社会发展的诸多变量，如因自然出生、死亡带来的人口增减，因婚嫁等原因带来的人员流动以及耕地的减少、被征用等等因素，于是又有了在承包期内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承包政策。又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妇从夫居”的婚嫁习俗，农村姑娘一旦结婚，几乎习惯性的将户口落到了夫家。出嫁后的农村姑娘其土地即被娘家村收回，简单的看，这属“小调整”的范畴。的确也是，本村的姑娘嫁出去了，就还会有外村的姑娘嫁进来，把嫁出去的姑娘的地再分给嫁进来的媳妇，似也并无不妥之处。然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由于关于如何进行“小调整”，多长时间调整一次的问题并无明确的政策规定，于是，多长时间调整（实行五年一调整的地方相对较多）、如何调整的措施和方法几乎都由各级地方政府自行决定，不少农村地区也一直实行的是“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不调整的政策。于是在娘家村土地已被收回的妇女如果结婚后没赶上婆家村的土地调整，自然就没有了土地，只能眼巴巴的等待土地调整时再分得土地；而那些嫁到实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村里的妇女分不到土地似乎就更是当然之事了。妇女们赖以生存的保障---土地不仅没有了，依赖于土地而产生的其他相应权利（如选举权）也因妇女不能享有所谓的“村民待遇”而随之丧失。

（三）、离婚、丧偶的农村妇女没有土地或土地被收回。假设我们暂且不考虑妇女结婚后因没有土地而只能依附于丈夫获取生存保障这一问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后果。接着前述话题，那些在婆家村没有赶上土地调整的妇女一旦离婚，就失去了对丈夫家土地继续依赖的可能性，而娘家村的土地又被收回，于是，离了婚的妇女陷入了无处可以安身、没有生存保障的境地。即便是在婆家村分得土地的妇女，由于和丈夫离婚，其所在村往往也要强行收回其一半或全部土地，理由是该妇女的前夫又娶了妻子，要给新娶的妻子分地，村里没有多余的地，只能在已离婚妇女的土地上做文章了，有些地方也有离婚后前夫再婚的，男方村只给前妻和后妻中的一人落户分田；或者丈夫死后，村里只保留其子女的户口和田地，而将女方户口取消，并收回土地。在笔者对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2001年与2002年两年内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案件的法律文书（89为判决书）分析后发现，在灞桥区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两年审理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中，此类案件占到了案件总数的18。这一现象的存在，导致妇女的离婚自由权利被大打折扣。很多妇女因为担心离婚后没

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只能苦苦留在早已死亡的婚姻之中，甚至有些妇女即使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却也不敢要求离婚。

（四）、“嫁城女”的子女土地权益被剥夺。“嫁城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嫁城姑娘”，是指与城镇居民结婚的农村妇女。如果男方的父母系农业户口，则该男子被成为“城市一代居民”，依据陕西省有关户籍和地方各级土地权益政策，其妻子的户

籍是必须迁到婆家的，而无论该妇女的户籍是否迁走，娘家村都会强行收回土地；如果男方的父母也系城镇户籍，由于受我国户籍政策所限，则该“嫁城女”的户籍是无法实现“农转非”的，则必须继续留在娘家村。尽管有些地方保证了这一部分妇女与其他村民一样享有各项村民待遇，但却规定这类女村民的子女只能享受本村村民待遇的50。当然，也有一些姑娘找的是外地农村来城镇打工或经营的对象，婚后其户口并未迁至婆家村而是仍留在了娘家村，然而，她也只能和户口迁出本村的姑娘们享有一个待遇：没有土地、不能享受村民待遇。其子女由于受户籍政策的限制，只能与母亲的户口落在一起，这被称之为“随母不随父”，由于母亲的村民资格未被承认，这些孩子只能与母亲一样不能享有村民待遇、不能被分得土地。于是他们从一出生起，伴随着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权利的被剥夺，《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也被无奈的打了折扣！在灞桥区人民法院2001年与2002年两年内审理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案件中，涉及到“嫁城女”土地权益的案件占到了该法院两年内此类案件总数的40；由于“嫁城女”土地权益问题中大都又牵扯着子女土地权益的问题，因此涉及到子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案件占到了总数的62（与“嫁城女”案件有部分重叠，另有诸如因超生、收养、上学等原因形成的子女土地权益纠纷）。如此之高的比例在提醒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必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事实上这类问题的存在的确也已构成对《宪法》的违反，对人权的侵犯。

（五）、男到女家落户后，无法享受妻子所在村的村民待遇。传统的婚嫁习俗是“妇从夫居”，而这一习俗却也被一些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加以规定，如规定在有女无儿的家庭里，只允许一个女孩招婿上门，多个招婿或有子再给女儿招婿上门的，女婿是不能被分得土地和享有村民待遇的，所生子女当然与父亲命运相同了。这类案件占到了灞桥区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的妇女土地权案件总数的14。

以上五种现象在陕西甚至我国农村都极具普遍性，妇女土地权的无从保障使得这批妇女陷于贫困，直接影响了她们的经济地位，也使她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家庭尤其是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进而影响到她们在村务管理和决策中的政治参与权，使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全方位下降。不难想象，经过这种恶性循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我国农村会逾演逾烈，最终必将成为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羁绊②。其次，妇女土地权无保障现状的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妇女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对土地的保护和有效利用是十分不利的，从长远来看也必将对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村组里的“当家人”村长们会告诉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长与土地资源紧缺之间存在着的供求矛盾，况且国家法律也赋予了村委会决定本村事务的一定权利，村子里的乡规民约都是基于为了保护村组更多人利益而寻求的出路。也有学者认为政策法规的不统一、互相矛盾是引发问题的关键；当然，法律操作性的欠缺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然而，我们难免要问的一句话就是，所有以上的原因为何都必然导致妇女权益被侵犯的后果？而男人们凭什么却毫发不伤？（即便有权益受损的男人，却也是因为他落户到了女方家）。从以上罗列的五种现象中，我们非常容易的发现，妇女土地权益是维系在其婚姻之上的。乍一看，“妇从夫居”的婚嫁习俗似乎成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始作俑者，但究其根源，却发现归根结底是因为固化了的社会性别观念在操纵着诸如乡规民约、政策、乃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导致问题的关键所在。

首先，“妇从夫居”婚嫁习俗得到政策性的认同，强化了以男性为本位的旧观念。“妇从夫居”的旧婚俗传递和强化的是男主女从的观念，而这种习俗却被规定进了政策，成为指导性文件。如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与陕西省妇联于1995年9月下发的旨在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关于解决农村妇女婚后落户、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问题的意见》第五条就这样规定：“农村妇女结婚（指丈夫或婆家系农村户口）的，离婚、丧偶妇女返回娘家或再婚的，男到女家落户的，都应户随人走。”于是，“妇从夫居”的旧习俗被披上了红头文件的显赫外衣，而妇女在走向夫居的过程中再次被无情的从属化了。值得深思和叹息的是，强化妇女从属地位的，却恰恰是以争取彻底的男女平等为宗旨的相当一级妇联组织。

其次，“测婚测嫁”政策漠视妇女对婚姻的实际需要，是对“妇从夫居”习俗的再次强化；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则忽视了妇女在缔结婚姻时必须以丈夫住地为中心迁移而必然产生的对土地的失去。从性别的视角考察“测婚测嫁”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等被普遍遵照的土地政策，我们发现它们都无一例外的站在了男性本位的立场上，“测婚测嫁”的政策实际在告诉妇女，只要到了快结婚的年龄，你们的土地就必须得减少（这一政策完全不考虑妇女所享有的不结婚的权利）；而“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又使那些迫不得已要到夫家落户的妇女同样无法分得土地，依靠土地的妇女没有了自己可以掌握的生活来源，其结果则必然导致妇女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相应的后果就是人身关系上对丈夫的从属。我们看到，男主女从的男性家长制在这里再次得到了政策性的强化。而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因婚姻变动所产生的不利后果自然只需由妇女承担，而男人却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国家或地方政策尚且如此，我们又如何能要求乡规民约在制定时要具备社会性别的视角呢？

第三，“男外女内”的社会结构导致女性群体利益的边缘化。长期的男权文化积淀认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结构，如同政府官员绝大多数是男性一样，当今的农村干部几乎清一色也都是男性，即便偶尔点缀性的安排了个把女性村干部，一般也只是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做个摆设。不难想象，当决策者都是男性的时候，男性的共同利益就自然会被带到政策之中得以体现，而决策机构中女性的缺席，使得女性群体的要求和声音难以甚至无法被表达出来，导致女性群体的正当利益整体上被遗忘、被忽略，被边缘化③。

不可否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受侵害，有政策的不合理，也有乡规民约漠视妇女儿童权益以及传统观念习俗的根深蒂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存在。当公民认为权益被侵害后又不可能从侵权人那里讨回公平的话，能够想到的办法自然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了。

二、法律文本中找寻农村妇女应有之权利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四十八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毋庸质疑，《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是同为中国公民的男女在各个方面的平等，显然是包括农村妇女在集体土地使用及收益分配问题上与男子权利义务都是平等的。尽管《宪法》具有着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立法和司法的最高依据，但是，我们的国民是否都建立起了《宪法》至上的理念呢？回首我国诸多违宪事件的发生④。我们稍一留意就会发现：法律原则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现象随处可见，而在法制实践过程中，脱离法律原则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公民时常无法感受到被法律保护的权利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再看一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方面的一些法规，我们又轻而易举的发现，《宪法》确立的男女平等原则很大程度上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执行。尽管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以促进两性平等为宗旨对妇女在各方面应享有的权利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其中第三十条就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具体操作性的欠缺，《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未能发挥出其作为特殊法的应有效用。于是，随着社会发展诸方面关系的变化，法律法规的修订、修改不仅在所难免且也是必须之举，而农村妇女在寻求司法保护、权益救济的过程中，不得不被动的在法规的改变中随“法”逐流。

1988年公布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八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十三条又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第三十一条还规定，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原有的集体所有的财产和所得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不得私分。据此，在1999年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以前，农村妇女因土地使用、收益分配等问题引发的权益受侵害案件，法院一概不予受理。出现了问题，妇女只能找政府解决，而政府的批示最后还是要村里落实，村里不落实政府却也没有必要的监督落实或强制落实措施，于是，妇女的权益只能寄希望于无数次的上访之中。

1999年1月1日，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取消了原《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有关不得私分的规定；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开始实施，该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以上两部法律，无疑是广大权益受侵害的农村妇女的福音。因为她们获得了最基本的诉权，也就是说，至此，她们终于有了可以以平等的主体身份与村委会对话的地方，而且法院的判决是具有强制力的。但是，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具体性可操作性和都十分欠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也多是以政策为依据。在笔者对法官进行访谈时，法官告诉笔者，由于各基层地方的政策各有不同，这类性质完全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地方法院往往会有不同的审判结果；即就是在同一个法院，由于办案人员对政策理解的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同一性质的案件形成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近一两年来，随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日益突出，逐渐受到了各级政府和人民法院的重视，如西安市人民法院就通过会议纪要、研讨会纪要的方式对基层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指导性意见，而纪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妇女的土地权益。纪要的下发，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一性质案件却出现不同判决结果现象的发生。在笔者所收集的一基层法院2001年和2002年两年的法律文书里，除两起原告撤诉的裁定书和两起调解书之外，笔者可喜的看到，几十份判决书几乎全部是以原告即妇女儿童的胜诉结案（有一例是母亲及三个子女为共同原告，母亲与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子女均胜诉，仅超生的第三个孩子败诉）。但是，诉讼中的获胜，并不意味着问题就得到了解决。陕西妇女研究会法律中心2000年援助过的一起农村妇女向村委会索要征地补偿款案件，在获得胜诉后的执行阶段，全村200多户家庭400多人签字坚决抵制判决的执行。原因很简单，判决的执行会直接减少签字村民的既得的经济利益。于是，妇女和儿童们捧着胜诉的判决书又陷入了执行难的沼泽地。除了执行难的问题以外，在笔者收集的2001年、2002年灞桥区法院的判决书中，又发现了另一现象：两名妇女带着她们的孩子在两年的时间先后各起诉两次，案由都是一个，要求所在村组支付她们被扣发的土地补偿款。细细了解后才知道，第一年的判决书在妇女孩子胜诉、申请强制执行后得到了执行，但到了第二年，村组继续不给她们享受合法的村民待遇，无奈的她们只能再次诉至法院。而到了2003年，村组仍然延续其侵权行为，妇女们只能再次起诉，很巧的是，其中一位妇女在2003年起诉时向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而笔者又有幸被指派为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提供援助服务。胜诉后，妇女送来了锦旗，但笔者却无论如何也喜悦不起来，不仅执行难的问题是笔者所担忧的，笔者深深担忧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明年、后年以至将来更长的时间，村组始终明知故犯，那么我们的妇女姐妹将会被这样的诉讼纠缠多久？难道是终身的？而在这样本无必要的诉讼中妇女耗费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又该如何计算？村组的故犯行为应当如何予以制约？

还有很多的问题已不是本课题所能承载的了，这就意味着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的关注将必须继续下去。

①林志斌《她们的权益不该被漠视》《中国妇女报》“妇女论坛”2001年6月19日

②幸咏梅《试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滕州市人民法院网

③罗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实现的制约因素分析》中国改革论坛网

④2003年3月17日，就职于广州一服装公司的大学生孙志刚未携带身份证逛街时，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暂住证为由予以收容。3月18日，孙被送往广州收容遣送中转站，后又被收容站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并于3月20日死亡。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表明：“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即孙志刚是被打死的。事件披露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5月14日，三位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2003年6月《瞭望》周刊。另外，城市改造过程中对公民房屋强制拆除问题；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时的身高要求、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限制录用等问题。

农村地权 篇2

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实践性质分析

1.何为农村集体

就立法层面:我国《民法通则》第74条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1998年修定的《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 (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根据这一规定,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种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集体经济组织 (村民小组) 和乡 (镇) 集体经济组织 (为了论述的方便, 以下均称为农村集体)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执行机构是村民委员会, 至于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的执行机构, 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明确。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权法》第59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 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①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②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③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④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⑤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第61条“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至此, “村集体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应无疑问, 但究竟是何性质民事主体, 这事关集体经济利益集散和谐的根本性问题, 即便在《物权法》中仍无定论。

就学理层面:“农村集体”在进入民法主体之体系以后究竟应如何定位。人们或者认为, 集体所有权是集体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 而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一定集体组织, 一般是一个社区单位内的全体劳动农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 其主体人数之少是不可与全民所有制相提并论的, 这就使得一个整体组织范围内的全体劳动农民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享有所有权在客观上成为可能。这种客观可能性必然要求法律上确认农民集体的直接所有权。因而, 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就是一定集体组织范围内的全体农民。[1]或者进一步认为, 全体农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是以一种“新型总有”的方式来具体实践的。[2]上述观点均认为, 在传统认识中它既非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按份共有或公同共有, 也不是法人的单独所有, 而是一种体现低层次公有制的, 以实现集体内全体共同劳动, 直接占有为目的的所有权形式, 因此它在民法中应居特殊位置。

就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而言, 撇开因种种原因, 实现可能性甚微的农村土地所有权私有化, 或国有化两大方案, 较易获得立法支持的就是维持和改良集体所有——农民使用, 这二元格局的中间道路。故上述对集体所有权主体性质的基本认识, 也就是其改革的对象与起点。

要摸清“来龙”, 才定得下“去脉”。笔者基本赞成未来集体所有权之实践形式是“法人所有权”, 但却不同意所谓它是由非法人所有权转变而来的推导逻辑。因为集体所有权是法人所有权并非存在构想中, 而是在现实里。

2.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旧有实践性质——法人所有权

笔者认为, 集体所有就是法人所有, 因为在实践中已经具备了法人形成的财产制度基础:

(1) 关于集体所有权的独立意思的形成——法人独立财产的形成。很多学者指出, 在农村基层的经济生活中, 与公有制相对应的有关土地的集体经营、集体决策机制基本没有形成, 集体土地实际运行中的官长集权却很突出。从对具体地块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层面上看, 实际上是乡、村干部的小团体进行支配, 有的甚至成为个别乡、村干部的“个人所有”。少数干部利用法律对集体所有权的主体规定不清的空子, 利用农民对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及行使方式的无知, 利用自己在乡 (镇) 、村或组握有的行政管理权带来的权威, 认为组长就是组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人, 村委会甚至村长就是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人, 乡 (镇) 政府甚至乡 (镇) 长就是乡 (镇)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人, 他们或任意摊派, 加重农民负担;或任意处分土地, 造成土地流失;或以权谋私, 导致土地分配不公;或欺上瞒下, 侵占土地收益。[3]包括现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被发包方肆意毁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被非法的向非农用户出让等等现象, 其背后多有专横的集体所有权具体行使机关或个人的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 一方面应当认为是法律规定导致的集体成员参与决策权、监督权虚位引起, 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使我们看到, 集体所有权正从所谓“个人与团体不即不离”的小公有制理想的迷梦中走向现实:团体财产与团体成员拉大了法律上的距离, 却缩小了与内部管理者的距离, 对于集体土地在“全部集体农民”的个人意思汇集成的共同意志的空泛范畴中, 已经脱胎出最原始但真实的“另一个意思”, 一个在名义上代表集体, 但未必经过了集体民主程序形成的, 集体领导机构来表达的意思。正是这个意思, 实际指导着农村土地, 在原集体的议事程序所无法达到的“效率”水平上, 以对集体成员有利或者有害的不确定的方式, 加入了市场化的大潮。正如狄骥说“集合体确有和他们中的分子所有的意思不同的另一个意思的, 那么他们自己就可以为法权的主体, 而立法者与政府的参与就毫无用处了, 无须将他们已经有的东西给予他们。”[4]

由此, 对当下流行的所谓集体所有权主体“缺位”或“虚位”的论断, 就必须作为一个须严格限制使用条件的命题:在成员人格之显现问题上, 的确存在成员难显的问题, 但从组织的行政首长对集体土地的统一支配上, 又很难说是主体缺位的, 甚至在排除其滥用权力情况下, 这比事事都要开个大会小会的公有制在效率上更高, 怎能说主体缺位?毕竟, 村干部的专横与其化公为私的贪污行为尚有距离, 只能说集体所有权由近似“总有”的“应当”, 下降为了法人所有权的现实 (对应法人本质说中的“管理人说”) 。

(2) 集体成员的法人成员化。在集体的执行机构上升为土地运营中的“主角”的同时, 也就是集体成员下降为“配角”的过程。农民虽名义上是集体——主体的一员, 但既然对土地所有权之处分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那其地位当然赶不上一个土地按份共有人, 不受物权法保护。但集体所有权的终极目标——无处不饱暖, 却是作为政治任务不得偏废的。于是集体所有权必然承担对其成员的保障之功能。农民可以因为集体成员的“称号”, 而请求集体将一定土地发包给自己经营, 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对此请求集体不得非法拒绝。除此之外, 农户还有分得与其家庭人口相应的宅基地、要求困难帮助等等各方面涉及基本生活保障的请求权。同时在名义上, 基层民主制度还可以赋予农民对土地承包中的某些参与决策权。

但从实践来看, 相当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在摆脱对农地的保障性束缚以后, 在集体所有权中的决策权对其而言已不重要, 从一些调查中可见, 甚至尚有微弱物权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民也不再重要。农民不再真正行使土地经营权, 而仅仅以成员身份而取得股权, 以现金分红替代土地收益。而在那些土地仍旧承担了保障性功能的经济落后地区, 农民又因为无合作的问题而无法形成干预集体决策层的合力。总之, 从团体财产中取得某种可衡量的受益, 对团体财产在外部法律关系上却没有分割的权利, 是法人成员地位确立的关键标志。

(3) 集体对外“独立”财产责任能力与行为能力的社会承认。如将集体所有权与日耳曼法的总有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在抛弃成员权的实质影响的同时, 集体, 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体组织开始以独立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交往, 这就涉及其财产担保问题。虽然法律并没有赋予集体组织独立责任能力, 但调查发现, 在诉讼中即便集体组织不足清偿, 法院也几无判令村集体成员承担类似合伙人的连带责任的情况, 反而是认其为有独立诉讼地位, 享有民事权利,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经济组织”。[5]与此同时, 集体组织以其全部财产对其负债进行担保, 而在其担保财产中, 集体拥有的土地本身自是大头, 理论上也应用于担保负债, 但我国有关法律严格限制了从集体取得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资格 (只有国家可以征用的方式取得) , 从而令其债权人纵然明知集体之其他财产不足清偿, 也没有要求执行与取得集体所有权的权利能力, 这就令集体所有权处于安全境地。在理论上说, 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抵押, 转让, 但这种权利却是农民的个人财产, 也不会受到集体组织的债权人的威胁 (而现实中发生的集体强制收回农民土地经营权, 再以之用于对外清偿债务或作为投资, 又是极易判断的严重侵犯农民成员权的违法行为了) 。至此, 集体所有权就基本具备了转化为法人所有权的财产制度要素。

(4) “共同劳动”的不可能性。集体所有权作为公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之一, 与全体劳动人民对全体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 共同占有的理想是分不开的。也如前述, 有人认为在人数少、生产资料规模相对较小的农村这一理想比在国家——全民的尺度上更易实现。现行的乡 (镇) 、村、组体制直接脱胎于公社制下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 而是以土地、耕畜、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的“三级所有”, 生产和分配以“共同劳动、共同分配”为存在基础的, 是高度计划的, 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都通过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而整体成为土地的所有人。但事实是, 土地已经以承包等方式分给农户经营, 耕畜等生产资料也早已处理完毕, 所谓“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已不再是经济核算单位, 不再具有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功能, 社员也不再“共同劳动”, 不再参与“共同分配”。如果说在公社制下还存在过共同劳动、集体所有的话, 在现行体制下已经不存在了, 无论是乡 (镇) 、村还是组集体所有, 均已失去其原有意义上的存在基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共同劳动”可取得效率的错误评价。农业史的发展已经证明, 共同劳动、集体所有, 对解决温饱是有效的, 但要取得农业产业化成效却是很难的。在世界头号农业强国的美国, 一家农户总共三五口人, 却能高效经营上万英亩土地, 从劳动的联合程度上看, 它恰恰采取的就是为我们过去所批判的“单干”方式, 关键就在其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其背后是发达的农产品产销渠道。这也反过来说明, 在日渐强调农业的效率化时, 与温饱型目标相适应的“共同劳动”之更不可能性。

结论是:无论立法将集体所有如何与公有制做附会, 在商品经济已经逐步渗透到中国农村的情况下, 要做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与市场化运作, 就必须使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正以未被宣布的法人所有权的实质在运行着, 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没有任何外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量化的权利, 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 是与土地所有权无关的成员权行使的结果, 是内部法律关系中的安排 (这也是其难以物权化的原因之一) 。明白了这一点, 也就明白了改革的对象与起点, 就不至于被什么笼统的“主体缺位”论干扰, 更不将眼下的现状事实, 说成是将来的奋斗目标了。

二、集体组织法人的弊端

但笔者做上述定性, 却恰恰不是说要集体法人化的好, 而是要说它的“不是”。以防止那些体制弊端借所谓“集体组织法人化”之改革旗号, 潜移默化, 改头换面反被说成是革命派, 而不断躲避了改革的锋芒。

1.成员权虚弱

在经营性社团法人场合, 法人“工具理性”得以维持, 根本得益于成员权的有效监督, 而监督力的来源就在于成员对法人的出资行为, 成员资格的取得在于对法人独立财产形成的物质支持 (在公司制度中这突出表现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 从内部法律关系看, 法人不过代人理财, 所谓“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软”, 法人纵然要“喧宾夺主”, 也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然集体法人却不然, 虽然明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但集体法人成员资格的取得却不是通过出资, 而是生为农民的身份使然。而集体土地的形成当然也就与出资无关, 而是法律直接规定的结果。在欠缺了出资基础后, 成员在与法人对峙时就已经失去了令法人“手短嘴软”的先机了。非但如此,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 农民集体土地承包权反倒是从集体所有权中分化出来的准限制物权, 且不说在将土地承包权做债权解释者那里, 农民与一个租户没有实质区别, 即便将承包权上升到他物权之高度, 也不过是从“别人”的土地所有权中派生的限制物权。这样, 在企业法人场合由成员对法人的实物出资, 在集体场合却完全倒了过来。到头来, 农民会因为耕作了名义上自己也是所有权人中的一员的、实际上的“他人”的土地, 而反“手短嘴软”;而在实质法人化以后, 集体反倒会因为自己在土地发包中的所有权人身份与主动地位而变得“手长嘴硬”, 屡屡发生集体决策层——公仆们,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问题上欺压、侵害其服务对象, 作为“本来意义”上土地“所有人”的农民们的利益, 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也有学者比照公司法人财产制, 提出在土地承包中也有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问题。[6]笔者以为, 称其为两权分离也未尝不可, 但千万不可将“两个”“两权分离”混淆起来:在公司财产制度史上, 两权分离是法人形成独立财产, 并且建立法人成员对法人最终监督的理论依据。而在农村集体中的两权分离恰恰是造成成员无法有效监督集体, 反被集体牢牢束缚 (且每签订一次承包合同就重新束缚一次) 的基本原因。

2.法人专横

成员的虚弱往往伴随法人的专横, 时下多发的集体领导者“乱盖章” (如为他人提供担保、乱投资、乱举债) 等情况往往造成村民的重大损失。[5]但如果将种种问题都归咎于集体的“手长嘴硬”, 也是不公平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 虽然集体被法律直接授予了对相当数量的土地所有权, 但与企业法人相比, 这些“法人财产权”恰恰是无法担负资本运营之功能的“空头财产”, 正如前面提到的, 集体法人在对外交往中面临的, 土地所有权这一首要财富的流通性与融资性障碍, 实际上将土地所有权“非财产化了”, 这令集体法人先天资本不足。加之在我国集体不仅仅是经济组织, 它还实际上是基层公共管理者, 担负着干部工资、困难户救济、农村基础设施修缮的繁重职责。这些都需要钱, 国家财政不管, 而土地所有权又不能变价 (即使变价也无法与国家转手出让时相比) 。因此, 除了存在乡镇企业以支撑地方财政的发达地区以外, 中国广大农村的集体法人都面临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利层次上, 重新积累资本, 广开财源弥补赤字的强大的体制压力。但除了本集体农民的财产利益, 农村集体还可能去挤占谁的利益?于是农村集体或者想方设法抬高农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代价, “三提五统”外加种种与集体成员身份相联系的收费项目, 令农民负担沉重, 或者利诱威逼, 令农民放弃对土地的实际占有, 从而事实上将本来归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在对“自己”的土地的用益物权的层次上, 出租、抵押、出让, 或者对土地所有权征用补偿费“集中使用”, 总之, 在体制之外“以地生财”、“以地引资”。

当然, 这一过程并非都体现为逼迫农民放弃土地, 毕竟这已构成严重违法。在很多经济发达地区, 放弃对土地的实际占有与耕种, 而使集体在土地使用权层次上统一支配土地, 已成为农民可以接受甚至主动要求的农地运营方式。因为某些农民在农业以外的产业中, 足以取得较农业高得多的收益。此时, 土地由村无论做非农使用, 还是“反租倒包”给其他愿意发展规模农业的“科技农民”, “失地”农民都可以取得额外的作为成员的收益。这时农村集体的操作在严格的意义上同样是非法的, 但却又很难用“法人专横”来界定, 因为法人的举动反倒实现了农民的利益增长。

可见, 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农村, 由于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程度不同, 农村工业发达程度与财政状况存在巨大差异, 同是集体在体制外“敛财”, 对农民之利害关系却可能迥然不同。

三、集体组织法人所有权的完善

在维持与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取得承包经营权 (或农地使用权等概念) 二元结构, 已基本被定为农村土地改革与有关立法的基本方向的前提下, 也意味着这是对集体法人所有权运行机制的调整。毕竟, 未被公开承认为法人所有权, 而由集体所有权运行自发形成的“无名”法人所有权, 与承认为“有名”法人所有权, 仍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利用法人制度在兼顾实现公平与效率价值方面的制度构造, 来对现有制度查漏补缺。《物权法》第62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村规民约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状况”;第63条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 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已经初步将整饬的方向定位在村集体组织治理结构的完善方面, 但由于缺乏对集体组织法人实践模式的前提性把握, 使这些措施难于借用成熟的法人理论与制度体系。以下是关于全面借用法人制度框架完善农村集体法人土地所有权的意见:

1.剥离集体的政治及公共管理的职能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建议稿》第2条规定:“合作社, 是指以城乡劳动者为主体自愿组织起来, 在生产、生活上谋求互助合作或有关服务的自助性经济组织。” (这不同于200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所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4条规定:“对社员实行非盈利原则”。所谓“对社员实行非盈利原则”, 仅指合作社的内部关系, 并不代表合作社的对外关系, 因而不能否定合作社法人的营利性质。合作社的概念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是一致的, 所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以合作社法人为基本发展模式。但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将集体现在事实上承担的, 本不该承担的某些公共性、政治性职能剥离出去。例如对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医疗保障、困难人群救助等等公共职能, 就必须由国家承担起来。[8]必须驳斥的一种观点是, 由于农民无论在国税还是地税中的负担比例显著低于城镇人口, 对国家财政贡献小, 所以国家财政不应顾及上述职能。从财政的会计统计中也许可以得出字面上的结论, 但中国农民对国家的贡献, 却决不是可以用会计统计来衡量的, 建国以来人为的城乡隔离, 农产品的购销价格, 农村土地征用与再出让价格中的无比巨大的剪刀差, 乃至当代农民工在城镇建设中的普遍低收入, 都是中国农民对国家作出的无法估量, 也永远无法等价报偿的“贡献”。与之对应, 应形成与担负公共职能的国家派出机构的“农村基层公务员”体系相分离的, 集体土地运营的执行机构, 将现在的村委会专业化。

2.明确农民的出资人 (股东) 地位及其权利内容

今天的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体制, 不过是通过历史上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而形成, 那就不妨“追认”历史上的合作化运动, 是以永久结合为法人为目的的结社与出资的过程, 因那一次出资, 集体成员以及他们的继承人成为了集体的股东。其股权体现在两个方面的请求权:其一是请求实际占有集体土地中之确定地块的权利, 即实物方面的请求权;其二, 是在放弃前一请求权, 或放弃土地占有, 而交由集体统一支配的, 或者在耕种土地的同时, 集体存在土地以外的其他赢利时的, 利益分配请求权。农民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是无固定期限的, 也不是集体所有权分出之权能体现, 而是独立权利类型。在其不愿行使时, 可以反租与集体行使, 而保留收益权。反租期满, 农民可继续反租, 也可自己耕种。这就既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不失最低生活保障, 又使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可以投身到其他产业中。在农民可以取得城镇户口的条件下 (在取消户籍制度以后则是其能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 , 可以将其成员权 (包括实物性的和价值性的) 向集体以外的人转让、出租、抵押。也可彻底退出集体, 将股权作价反售集体。

3.扩大集体法人的可支配财产范围

在土地所有权层次上, 应允许集体从有关地块嗣后进行出让所得出让金中, 取得相当之收益比例。在土地使用权层次上, 在不违背基本农田保护原则的前提下, 应允许集体将反租集中的土地经营权在反租期内再行出让。对出让用作非农事业的, 其法律效果应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出让完全相同。对上述原因取得资金, 应作为法人财产, 在符合集体之根本目的的限度内使用。对反租而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应作为集体法人的担保财产, 用于担保法人之债务实现。

参考文献

[1]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2]周林彬, 李胜兰.试论我国所有权主体制度改革与创新[J].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2001, (03) .

[3]王洪友.中国农地权利结构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

[4] (法) 狄骥.拿破伦法典以来私法的普通变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5][7]陈小君.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6]陶云燕.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2004.

地权再变革 篇3

然而，改革30年后，中国农村和农民收入并没有持续改革初期的持续增长。相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在经历了奇迹般的增长后，“三农”反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在后续改革中没有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农村和农民发展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等等国家目标，并逐渐形成了事实上的城乡分割二元结构。这种结构的核心，是农村服务于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服务的主要工具是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金融制度。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来临之际，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将中国改革的发力点再次聚焦农村土地制度。

在现代工商业已经积累了庞大的知识、人力、资金等资源后，中国农村发展的困局能否得到根本改观，能否重新实现城乡社会的同步有机发展，取决于制度变革的决心与步伐。

《复杂地权的代价》读书报告 篇4

【关键词】效用；道义经济；人口过剩

埃里克森认为“在前后两种制度之下，个人对土地的占有都要受限于未来利益”。①因而地权的复杂化会导致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和减少对土地改良的投资。埃里克森通过对简明地权的优势分析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并通过典权历史的剖析和几种典的存在形式的论证，以及对前人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使其论证更具说服力。最后通过对传统典的分析引入到目前中国存在的土地制度，埃里克森认为“这种类似传统典的土地使用权，会使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继续受累于这种土地制度”。②

正如埃里克森提到“在1951到1978年间大规模的土地集体化实验之后，中国政府于1981年批准授予私人土地使用权。正是政府看到土地的集体化不利于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才在1981年批准土地使用权的下放，这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解放了农村生产力”。③笔者认为不论是历史上存在的“典”还是租，从短期来看这种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不会导致土地利用率的降低反而提高；从长期来看不论是典或租的存在，它们导致的不是土地利用率的降低而是土地的过度使用，以及低度的土壤保护和土地改良。正是这种土地的过度使用、低度的土壤保护和土地改良，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詹姆斯.斯科特从小农的思想和政治行为分析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和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间的“互惠关系”等，这种道义经济与西方所谓的效用至上的经济追求有天然的区别。在中国历史上以道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长期存在，如传统地主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他们在灾荒之年或歉收年景中会选择减免租金，施粥赈济灾民。这与西方所追求的效用至上背道而驰。这是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所传达给他们的价值追求是社会认同、社会声望和社会名誉，而不是西方人所追求的效用。中国传统的地主认为社会认同、社会声望和社会名誉方面比物质利益追求更重要，这正是中国绝对典权得以存在的关键原因。一旦一方完全剥夺了另一方赖以生存的权利，这种有违道义的举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抗争，这种破坏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行为的危险性，使人们一直维持着这种绝对典权的存在，而不去刻意践踏。

孔飞力认为清朝的衰微是清朝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源与人口比例的失调。他把清代人口对资源造成的压力认为是清朝“特有问题”的核心命题。而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中国人口发展到清代以后出现了空前大增长局面。顺治八年为10633326人；康熙四十九年为23312200人；雍正十二年为26417932人；乾隆五十九年增至313281295人；嘉庆二十四年为371580173人；道光三十年为429931034人。中国人口在那一段时间内翻了一番多，从1.5亿增加到3亿多。仅1779年—1850年，中国人口就增长了35.6%。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土地面积扩展的有限性，人地矛盾凸显。

黄宗旨认为“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民，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高到很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机会成本，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于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很明显黄宗旨是通过效用来分析中国小农经济。他的研究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信息，那就是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投入问题。从孔飞力和何炳棣那里我们已经知道，清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地矛盾问题，而这种过剩的劳动力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转移出去，这就导致了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劳动力的过度投入，这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是土地的精耕细作和为维持生计而过度的土地使用。但是这种土地过度使用的前提是耕种者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具有土地的占有权，恰恰是这种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成为了后来影响中国非凡的经济发展能力的关键，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后期发展的落后。同时人口增加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进而扩大生产规模，形成大型农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无法完成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而是在恶性循环中逐渐趋于贫困。

中国传统经济出现的繁荣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后所内生的一套与农业经济相匹配的农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商品贸易，这种类型的经济模式是在农产品生产剩余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过剩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赖以交换的商品是生产过剩的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一旦这种生产无法出现生产剩余，这种经济就会随之而衰落甚至解体、崩溃，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周期性繁荣存在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产剩余存在的背后，关键因素就是承载其生产剩余的土地以及土地制度。影响生产剩余的土地在典或租背后的使用权和占有权的分离恰是造成后期影响土地生产剩余的关键所在，同时再加上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对生产剩余的消耗，成为中国1600年以后落后于世界的原因。

注释

①罗伯特C.埃里克森. 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 清华法学，2012，01：5-16.

②罗伯特C.埃里克森. 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 清华法学，2012，01：5-16.

③罗伯特C.埃里克森. 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 清华法学，2012，01：5-16.

参考文献：

[1]罗伯特C.埃里克森.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J].清华法学，2012，01：5-16.

[2]黄宗智.略论华北近数百年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兼及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02）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4]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 篇5

一、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而提出的重要纲领。据笔者目力所及，它最早出现在1902年12月孙中山在越南设立兴中会分会时的誓词中。此后，孙中山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平均地权”的主张。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为中国同盟会撰写《同盟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时，孙中山将“平均地权”写进《宣言》之中，将其作为同盟会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并第一次对“平均地权”的方式进行了具体阐述。《宣言》明确指出：“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1]1912年初，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提议试行“平均地权”。但是，由于无法统一意见，孙中山的这一主张未能付诸实施。是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在南京向同盟会会员饯别时，发表了《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的演说。在演说中孙中山强调：“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2]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概括了“平均地权”的要旨：“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是“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的最重要原因。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等法律，并将“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按报价收买之”。孙中山将之视为平均地权的主要内容。[3]

纵观孙中山的历次论述，可知“平均地权”有四大要义即核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核定地价即核定现有的地价，归地主私人所有。其意义在于划分公私地权的界限，即私人所有的土地权利仅限于现在的地价，未来增长的地价归公。照价征税即国家按照核定之后的地价，征收地价税。其意义在于国家通过征收地租的方法，增加政府税收来源，并实现土地权利全民共享。照价收买即国家可根据需要按照地主所报原价收回私人的地权。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上。涨价归公即国家收取土地未来增加的价值。孙中山认为，核定地价后，土地未来的增值主要得益于社会进步、政治改良、工商业繁荣、交通发展、人口集中及公共建设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是社会大众的力量使然，因而，土地增价应当归公，由全民共享，而不能归地主私人所有。

“平均地权”理念是孙中山结合自身经历，在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古今中外经验教训形成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重要思路。其目的在于消除地权分配的不公平和地主独享土地自然增值，防止土地私人垄断和社会贫富不均，实现地权公有、地利共享，以促进生产发展，增加财富积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虽然，囿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平均地权”的主张在其早期的实践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难以彻底施行，但它所蕴含的孙中山先生对社会平等和民众福祉的执著追求却给我们以有益启迪和有力鞭策。

二、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先生在对土地问题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重要理念。1924年8月17日，他在《民生主义》第三讲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耕者有其田”。8月23日，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耕者要有其田》的演说，深刻论述了“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性及其紧迫性。孙中山指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取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他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4]。这是孙中山第一次系统明确地阐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对于“耕者有其田”目标的达成，孙中山认为可通过两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宣传联络农民与政府合作，用政治和法律手段，和平解决农民收获不公的问题。第二阶段，强制地主与政府合作，否则把所有的田地充公，分给农民耕种。孙中山曾言：“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田，不至纳租到私人，要纳租到公家”[5]。1924年底，孙中山亲自签署了“二五减租令”，以“减少农民现纳租税——从百分之五十中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并将之作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步骤。但是，这项法令未及贯彻，孙中山即已在北京逝世。此后，因为国民党内主要成员大都拥有土地，而且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极力反对“二五减租令”政策，更不可能执行“强制地主与政府合作”的第二步措施。因此，国民政府很快改变政策，取消了“二五减租令”。在此之后，原本执行“二五减租令”较为彻底的浙江等省，其减租政策也逐渐消亡，而其他省份的土地改革更无从实行。

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反映了孙中山对中国土地问题认识的与时俱进和逐渐深化，是孙中山晚年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高度重视与思考的体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不论是“平均地权”还是“耕者有其田”，都有其无法克服的理论弱点。据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显示，共产国际曾向孙中山强调：“要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6]。鲍罗廷作为苏俄驻华代表和国民党政治顾问，与孙中山有较多交往。他认为孙中山并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分配地主土地以争取农民参加革命的土地革命政策。从苏俄的解密档案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始终希望在“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前提下通过税收、赎买等和平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以消除土地占有和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鲍罗廷曾言“用这种方法解决土地问题时，国民党关于使用土地平等的说法当然只是一句空话。”[7]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的部分有识之士，如陈诚等曾试图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但都由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对而最终作罢。国民党在大陆期间，始终没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定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坚持在根据地及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并于随后颁布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明确指出：“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此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最终成功完成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主张，最终得以基本实现。

正如胡锦涛同志于2006年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所说：“孙中山先生产生于他那个特定的时代，又给了他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深刻影响。”孙中山先生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党的伟大先行者。他为实现民众福祉和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开拓、艰辛探索。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其“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思想，并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农民土地革命”的途径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对孙中山先生的继承和超越。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生，回顾历史，仍能感受其思想的光辉与力量。展望未来，我们当不负历史与时代的重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继续开拓进取，继续为实现民众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不懈奋斗。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015XJ020）资助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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