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伦理（共8篇）
工程伦理学作为一门跨学科性质的学科，在美国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己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而且在美国工科院校中一般都开设工程伦理学课程。当前在我国，顺应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要求，随着工程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伦理学作为哲学学科群中的一个分支学科，顺理成章也开始关注起工程问题，工程伦理学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随着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普及，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等相关学科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无论对工程伦理学，还是对技术伦理学，无论在学理研究方面，还是在现实作用方面，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本文就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探讨。
1由研究对象的异同看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异同
说到工程，人们常想到建筑工程，所以把工程伦理学想象为是研究房地产、城乡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建造的伦理学。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工程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包括所有技术门类，不仅有土木建筑工程，还有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电气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环境工程等许多种类。工程伦理学所研究的工程不限于建筑工程，而是横贯各个工程领域的一般工程。
工程伦理学在我国遭遇到的另一个误解是，把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混淆起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解与我们的语言有关。我们习惯使用“科学技术”这个概念，把工程等有关概念都装在里面，把工程师装在“知识分子”这个大概念里，以对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论断代替、遮蔽对其所内涵的丰富内容进行研究，没有对工程、对工程师做进一步深入具体的研究。
顾名思义，技术伦理学以技术为研究对象，工程伦理学以工程为研究对象，这是两者外显的区别。工程伦理学之所以与技术伦理学不同，首先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即工程与技术存在着不同。弄清工程与技术之间的异同，有助于弄清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之间的异同。
把工程与技术做出界限清晰的区分，确实很困难，以至德国哲学家波塞尔教授认为，工程与技术相互之间没有必要区分，也很难区别开来，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是等同的〔1]。
但是，面对现实，我们似乎可以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点，当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把工程看作是工程技术(即工程中的技术)时，工程属于技术，是技术的一部分。从这方面看，我们承认工程技术属于技术大类之中，这样技术哲学(包括技术伦理学)从一般技术(或“技术一般”)研究问题所提出的关于技术的“元命题”和全称判断，例如，技术是生产力，技术有直接经济效益，一切技术和技术应用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技术有环境责任，技术活动需要伦理导向，等等，也都适用于工程，这些思想成果可以为工程伦理学吸收和采用[2]。
美国著名学者米切姆在列举技术伦理学研究领域时，把工程伦理学作为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
这是从工程属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由此看来，工程伦理学研究似乎没有超出技术伦理学范围。但是必须指出，即使这样理解工程和工程伦理学，工程伦理学研究还是深化和丰富了技术伦理学所提出的一般性结论。例如，技术伦理学研究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常常把技术当作黑箱，主要从外部对技术进行道德判断，或者将技术与其应用分开，认为只有在技术应用阶段才出现伦理问题。再如，技术伦理学讲技术是负载价值的，大多是从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己经造成了正反两方面作用的事实这种事后的角度来论证的，而对于技术究竟如何负载价值的却语焉不详。而工程伦理学通过对工程活动的分析，明确提出工程的核心是设计，正是在设计这个环节，工程主体的目标追求、价值取向得到反映，并转化为工程目标进而落实为工程方案〔4]。并且，欲改变工程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可以从设计环节入手。
第二点，现实工程活动是技术、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集成，不仅包含技术因素，还包含其他因素，除了技术上合理可行之外，还富含着社会伦理因素。这里重点指出以下几点，就足以看出工程较之技术具有更强的社会伦理意义：
(1)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项工程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各方面、各领域的技术，而且，工程不限于技术一个方面，它还有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生态环境方面等。可见，与技术相比，工程的社会性更加突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
(2)从学科结构上看，技术科学的抽象层次要较工程科学的高，涉及若干工程领域的共同技术问题，而工程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要比技术科学更加具体，具有更强的对象性〔5]。但工程绝不是技术科学(以及基础科学)的简单应用，它具有独特性，不是己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所能完全涵盖得了的，所以，“失败是一切有用的工程设计中所固有的”，工程中难免存在危害人们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风险
(3)项目是工程活动的基本单位，它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活动单元，目标比较明确，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匀，需要周密的分工合作和严格的组织管理，牵涉到人、财、物，以及组织、管理、文化等社会因素。
总之，工程是组织化的技术一经济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质量要求、实施机构、预算和工期限制等，其现实社会属性更加突出。在当代，工程实践成为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运作形式。可见，工程与伦理的关系要比技术(以及科学)与伦理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对于考察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问题，工程伦理学是比技术(及科学)伦理学更为切近、更为合适的视角。工程伦理学的独特视角，能够提出一些与技术伦理学不同的研究问题，获得不同的理论成果。一方面，在一般技术伦理理论中热烈讨论的某些观点可能在工程伦理学不再适用了。例如技术价值中立、技术自主等，对于工程而言，恐怕难以成立，甚至可以说，在工程伦理学里它们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学提出了被技术伦理学以及一般伦理学所不曾研究或者严重忽视的问题，得出了一系列重要洞见。这更是工程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
2从实际研究状况看工程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的不同
直到目前为止，在国外，技术伦理学似乎还没有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形成比较完善的研究范式。相关问题大多是在“技术与哲学/文化/伦理”、“技术与人/社会”、“技术时代/社会的伦理”等名义下来研究的。这里我们只能通过总结和归纳我国技术伦理学实际研究了什么问题，来大致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
国内技术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⑴探讨“技术一般”与人性、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探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科技时代、科技社会中的伦理问题，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科技与伦理是等同还是排斥?科技决定伦理，还是伦理决定科技，抑或是两者无关?
(3)对各个技术领域尤其是现代高技术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具体涉及医学、生命、计算机、信息网络、核能、航天等新兴技术领域。
在对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大都立足于宏观层次，从大的历史跨度来进行，基本倾向是肯定技术发展对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正面作用。而在对技术与人性关系的研究中，出现了人文主义者对技术进行批判的倾向，也引起了科技界对这些批判的反驳。
陈昌曙教授指出，研究技术问题，可有三个层次:一般技术(或“技术一般”)工程技术(及产业技术)一具体技术。由此看来，目前的技术伦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的第一个层次及第三个层次上，中间第二个层次的研究还严重缺乏。所以，工程伦理学对工程及工程技术的伦理研究，在理论上具有重要地位。这里，仅以对责任问题的研究为例，从研究内容上粗略地探讨一下工程伦理学的独特理论贡献。
在以往的伦理学中，责任范畴不占什么地位，而在当代工程中责任问题极为突出，工程伦理学对责任范畴及责任问题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因为:不仅工程的建设目的蕴涵着丰富的伦理问题，工程决策者对工程的目的、方向和性质负有价值定向的责任，而且工程中更为独特的伦理问题是，即使出于良好动机的工程项目仍然存在造成伤害的风险，表现在对第三方、对社会公众、对子孙后代、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在工程中责任问题既极为突出，又非常复杂。
―工程的实际效果错综复杂，有好有坏，因而以往简单的要么好要么坏的价值判断对现代工程不再适用。那么，一项工程到底是建设还是不建设呢?在当今民主社会里，这只能民主决策，吸收受到工程影响的有关各方(stakeholders)参与到工程决策中来。这时，工程师的职责就不是代替社会公众作出决策，而是要把有关工程的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以保证他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可见，现在工程师的责任范围扩大了。
―工程研究和实验中大量使用动物(如对新开发的药物进行试验)，工程开发、利用和改变自然的力度不断大，对生态的影响也在加大，这些都涉及到人与动物、生物及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要求扩大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将动物、植物甚至无机物以及整个生态环境都纳入进来，这样工程就不仅有通过开发和利用自然来为人类造福的责任，还负有关爱生命、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传统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人行为，而工程项目一般都有一定规模，需要许多人协同合作。
另一方面，规模巨大或数量庞大的工程，对气候、环境、资源的影响，己超越国境，产生所谓的全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责任、社会责任甚至全球责任，变得突出了。而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是什么关系?集体责任是否可以减轻或免除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如何归属和承担?等等，对于这些长期被忽视或者争论不休的哲学、伦理学问题，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能够提供富有成果的新认识。
米切姆在总结国外技术哲学发展历史时，曾指出技术哲学存在工程学和人文主义两种传统，其中人文主义传统倾向于反技术，我国的技术伦理学研究也出现了这样的倾向。而工程伦理学对工程不仅进行批判和反思，而且具有建设性的作用。在这方面，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它组织工程师和哲学家合作起草技术评价方面的文件，提出技术评价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受到工程师的欢迎和采纳。所以，工程伦理学绝不仅仅是要限制和约束工程发展，它要为工程发展指出新的方向(如环境友好型工程、资源节约型工程、绿色环保工程、以人为本的工程，等等)，在创造这些新的工程中工程师大有作为。
3工程伦理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当前技术伦理学研究存在的一个缺陷，是流于空泛，伦理主体落空，成为无主体的伦理学，或主体泛化(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技术”或者‘社会”)。而工程伦理学研究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工程伦理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人们认识到工程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其突出的负面效应，期望通过工程伦理来规范工程建设活动和工程师的职业行为，以降低或消除工程的负面作用。工程伦理是对工程实践的伦理思考，反过来工程伦理理论对工程实践具有反作用。如果工程师等工程实践者了解了工程伦理思想，接受其影响，自觉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塑造出新的工程。
这里涉及到工程伦理学与工程师伦理学(即工程师职业道德及其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否认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程伦理学就是工程师伦理学。
我们认为，一方面，工程伦理与工程师职业道德有密切的联系，工程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进而指导工程师的职业行为，引导工程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学又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工程师伦理学。
工程师职业伦理，主要是处理在工程实践中工程师与有关各方(其他工程师、工程职业、客户、雇主、企业、政府、社会公众以及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些内容在以往的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教材中都有所涉及，例如，从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原则出发，提出了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主要内容是热爱祖国、献身科学、追求真理、不畏艰辛、实事求是、团结协作等)。不足之处是这些规范比较抽象、笼统，尤其是把工程师混在科技工作者中，没有独立出来，因此没有反映出工程的作用和特点，以及工程师的独特作用和社会责任，对工科学生及工程师缺少吸引力和说服力。
在美国，一种比较普遍的工程伦理学研究方法，是以职业伦理学的学科范式进行的，主要介绍工程师协会伦理准则的内容，研究这些伦理准则在具体情况下的适用与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相比，工程师职业伦理规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在工程研究和实践中，怎样的具体行为(例如篡改数据、隐瞒信息、论文剽窃)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如何保证工程师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什么是利益冲突?如何防止利益冲突干扰工程师的专业判断?如果企业经理的要求威胁到社会公众的安全，工程师应怎么办?……在我国，由于缺乏现代职业精神(professionalism)，很有必要借鉴国外职业伦理思想，尤其是工程师职业组织管理和规范工程师职业行为的一系列做法。
但是，这种工程伦理学研究一般直接给出伦理规范，对这些规范本身缺乏深入分析和理论论证。而另一种工程伦理学研究方法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它以工程实践(而不是工程师)为中心，重点考察工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工程中所蕴涵的伦理意义以及其中的伦理问题，提出解决这些工程伦理问题的指导性建议。它不仅涉及工程师在工程中的责任，还涉及工程共同体中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如管理层对工程的决策，政府组织实施大工程的作用及弊端，大众的消费需求引导工程发展方向等)。
一伦理困境之思:责任冲突
现代工程活动日益复杂化,涉及更多的利益团体,相应的工程事故和风险的责任承担问题也显得更为复杂。这些责任只应由工程师来承担吗?工程师自身能够承担起吗?邦格提出过这样的“技术律令:你应该只设计和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工程。”这一律令似乎也适合于工程技术管理者(投资者)和政治决策者(政府官员),只需将其中的“设计”变通为“执行”和“批准”。公众在这里也负有责任,如他们对科技的可能结果是否关注、对危险的科技活动是否形成了足够的压力,以及以消费者及用户的身份对科技产品形成什么消费指向。[5]工程活动中的各类工程共同体都应该对工程活动(包括过程、影响与后果)负有责任,而且这些责任也交织在一起(Intertwined responsibilities),使得责任承担更加复杂。[6]
关注工程风险,维护工程安全,作为工程活动主体的工程师,在工程设计、工程建造和生产、工程维护和保养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样,其他工程共同体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与工程师一起共同维护并促进工程安全,这是他们责任相一致的一面。然而,工程师与其他工程共同体在对风险的关注上,也存在着不一致,甚或相互冲突的一面。
在工程设计阶段,工程师作为工程设计的主要承担者和执行者,设计符合工程规范、建设指标和法律规定的设计图纸或样图,既是其职业规范的要求,也是雇主利益的要求。然而,工程师与雇主(包括管理者)在关于设计的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冲突。首先,在设计标准的选择上,可能存在多种设计方案。在设计标准的选择中,工程师可能偏好于选择风险较小、安全系数更高的设计方案,而雇主则偏向于安全系数稍低,但能够降低成本,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设计方案,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两种甚至多种方案是矛盾的。其次,在设计后果的关注上,由于许多设计产品的影响是潜在的、未定的,而且可能是长期的,工程师可能更关注于产生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在态度上更为保守,在技术设计时更强调遵从设计标准和工程规范要求;而雇主则更关注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在态度上更为开放,在技术设计的选择上可能要求工程师采取违反或者间接违反工程规范或标准的设计方案。这就造成工程师在工程设计活动中在风险关注时面临的是遵守职业伦理规范和工程标准,还是服从于、忠诚于雇主的冲突。
在工程建造和生产阶段,工程师着眼于工程材料的选取、技术方案的选择、对施工的进展进行监督以保证工程的安全质量。然而,在此活动中,工程师一方面需要对于雇主负责并履行职业义务,监督工程实施过程,检查工程是否按照工程标准施行,保证工程施工的质量;另一方面,雇主或管理者可能要求工程师漠视或忽视工程标准的执行,可能降低工程施工标准或者偷工减料。同时,为了赶超工程进度,雇主可能要求工程师修改工程施工标准和进度计划,以保证工程按期完成。这时,工程师面临着是服从雇主的命令和要求,还是忠诚于职业规范和工程标准的冲突。服从前者,可能得到晋升或加薪,而同时却可能违反了职业准则;服从后者,当然会得到职业认可或认同,但却可能有被解雇或失业的危险。
在工程维护和保养阶段,工程师的任务包括继续关注工程产品对于社会或环境造成的影响,发现报告可能的风险,包括可能带来的公共安全、健康和环境等问题。在这一阶段,工程师有义务和责任对于工程产品的缺陷和问题加以改进,并向管理者汇报可能的风险,要求管理者召回或回收产品。但是,管理者(或者雇主)可能由于资金、收益等方面的考虑,忽视或压制工程师的想法和建议,甚至要求工程师保守秘密。这时,工程师就可能面临着最为尖锐的冲突,一方面,认识到工程产品造成的可能危害,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手段汇报或报告风险给管理者,从而降低风险,减小危害,同时尽可能回收产品;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这种举措极可能遭到雇主或管理者的反对和质疑,违背了雇主的利益。因此,工程师需要在遵守职业规范,保护公众安全与遵从雇主要求之间再一次作出选择。那么,工程师为什么会在关注工程风险、维护工程安全问题上遭遇如此之多的伦理困境呢?
二伦理困境之因:主观客观
工程师在工程风险关注上遭遇到伦理困境或伦理问题,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工程安全方面(工程风险的潜在性、不确定性、长远性)的固有特性,以及工程活动本身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变化性等特征;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工程师与管理者角色与身份的差异,造成他们对工程风险认识存在差异(甚至与普通公众对于风险的认识存在差异),而由于工程师自身知识的有限性,也造成在评估和降低风险方面困难重重。这些因素一方面可能造成工程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促使工程师在风险关注上遭遇到伦理困境。
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无时、无地不充满着风险。在现代社会中,工程的实施范围广、单项规模大、涉及领域多,造成的工程风险也更为复杂、长期。例如,一项工程项目的实施,从“内部要素”来看,它包括了立项、设计、实施和运行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涉及许多科学原理的运用和众多技术的集成。从“外部关联”看,工程不仅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而且与社会、经济、环境、生态和伦理的关系也很紧密。所以,无论从“内部构成”还是“外部关联”来看,涉及的工程风险因素很多。与此同时,工程风险的产生,包括从隐患的出现到安全事故的爆发可能有一个过程,而消除工程安全事故的影响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7]例如“切尔贝利核灾难”,对于承受风险的人和地区所产生的危害难以计算,而且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受害者本人,还可能遗传给下一代或几代人。所以,工程风险的这种长期性、潜在性特征,不仅使得工程风险难于评估,而且也促使工程师与管理者对于风险的认识产生重大的差异,造成在风险责任的承担上带来责任模糊。
工程师与管理者对于风险认识的差异,在工程项目中是非常显明和深刻的。例如,在挑战者号灾难发生之后,科学家R.费曼(Richard Feynman)会见了一些NASA的官员、工程师和管理者,调查他们对于O型环风险的认识。在调查过程中,费曼受罗杰斯审查委员会(Rogers Commissions hearings)的委托做了一个试验,他把O型环放到冰水瓶中,发现调压器失败的概率预测是从十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根据费曼的解释,在亨茨维尔(Huntsville:美国得克萨斯州中部偏东的城市,位于休斯顿市以北)的NASA工程师主张失败的概率是三百分之一,而火箭设计者和建造者认为是万分之一,一个独立的顾问公司认为是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而在肯尼迪发射中心NASA的安装人员认为失败是十万分之一。实际上,根据许多分析,成功只能说明失败的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所以,最终在NASA中,许多管理者预测了一个非常小的失败概率———十万分之一。每次成功的发射就被说明为下次发射的风险降低,并且在24次发射成功后,对于失败的概率预测会变得更小。[8]我们发现如同对于发射失败的这些冲突性的统计,每种职业者处理同一或相似数据的方法是不同的。这些冲突性分析或认识,部分是由于对于如何解释统计的可预言性的理解不同,同时也是由于角色责任不同或者最起码管理者和工程师的角色责任的不同认识造成的。一般认为工程师是微观的(microscopic vision)观点,即从技术观点来认识风险,考虑从风险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而管理者则常被描述为“宏观上”(big picture)的观点,考察总体上的条件、事实和利益,考虑收益与风险、成本与风险的平衡。所以,对于风险认识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工程师与管理者在风险态度上的冲突,直接促使了伦理困境的产生,即是服从和忠诚于管理者的规定和命令,还是遵从职业操守,谨慎从事。
同时,由于自身知识的有限性,工程师对于工程风险认识的狭隘性和偏好性,都有可能造成工程风险的加大和伦理困境的加强。而这种知识的有限性,一方面为工程师自身的专业背景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科学进展和认识水平决定的。同时,工程还涉及许多项目和环节,更涉及许多技术的集成和创新,这些都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和关联,从而产生多种风险,使风险系数加大。工程师仅作为某个专业甚至是专业方向上的研究专家,对于这些风险的认识无疑也是有限的。此外,由于工程师的生活习惯、个体秉性和家庭背景的不同,以及研究爱好的影响,对于风险的认识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向,这种偏向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9]这种偏向有时会有助于降低风险,有时候,则可能加大风险。这种对于风险认识的缺陷与偏向,对于直接受到风险影响的公众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公众对于工程风险也有知情同意的权利。所以,工程师需要了解和明确公众对于风险的认识,以及他们对于风险的可接受程度(工程师有义务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健康),同时工程师也需要了解管理者对于风险的认识(工程师有义务服从管理者的规定,忠诚于雇主),但是工程师对于风险认识的这种偏好与狭隘,极为可能加大协调公众风险与管理者风险之间冲突关系的难度,从而促使他们面临着更大的认识困境和伦理困境。
无论工程师与管理者对风险的认识存在何种差异,他们都在一定条件上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而这种组织或者制度文化对于伦理问题的争论扮演着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10]在一定程度上,工程师在安全关注上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来自于组织文化。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在讨论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O型环问题时,莫顿-聚硫橡胶(Morton Thiokol)的J.莫森(Jerry Mason)对于寒冷天气作出的回应,由于害怕他的工程副主席R.兰德(Robert Lund)的“摘掉你工程师的帽子,戴上你管理者的帽子”[11]这简单的一句话,莫森按照其组织的基本文化标准,履行了公司规范,同时也就造成了这场灾难。所以,如此的组织文化会造成管理者或者雇主对于工程安全或风险关注的漠视或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工程师在关注安全问题上受到压制;同时也可能造成工程师与管理者对风险问题认识产生冲突和分歧,使工程师处于一种艰难的地位:过于关注安全问题,有可能遭到管理者的反对,更可能受到组织文化的抵制和不认同,甚至更可能因此而被解雇;而不关注安全问题,则违反职业规范,可能承担安全责任,更可能使自己的良心不安。而对于处于伦理困境的工程师们来说,如何才能妥善地解决伦理困境,尽可能消除风险,更好地促进工程安全呢?
三摆脱困境之策:协商参与
工程师在关注风险上伦理困境的消除,不仅需要提高工程师自身处理风险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其道德敏感性和处理伦理问题的技巧;同时,也需要加强管理者对于风险问题的认识,重视工程安全的制度和组织文化,促进工程安全文化的发展;更需要尊重公众对风险的知情同意的权利,促使公众参与到对工程安全的关注中来。
首先,加强风险管理,促使管理者和工程师对风险认识趋于协调一致。在风险管理上,不仅要完善风险管理的制度化建设,而且需要加强风险管理的法制化建设。前者使管理者重视风险问题,增强安全意识,并且制定规范化、可操作化的管理程序;后者则需要加强安全法规的建设和实施。例如我国已经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2007年底出台的《中纪委出台解释惩戒安全生产违纪行为》都能够促使风险管理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工程师在风险问题关注上不仅能够依赖于职业规范,更能够依据相关的安全法律法规。在风险管理方法上,需要管理者在风险问题上,不仅仅能够从成本、收益和风险方法进行分析,不仅仅依据工程进度、工程成本进行考虑,而且更需要考虑到可能造成的技术风险以及安全隐患、工程危害等;与此同时也需要工程师不仅仅提高工程技术水平,关注可能造成的风险,也需要关注和衡量所需的成本与收益,努力使这种风险规避与收益能够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工程师与管理者需要经常地协调对于风险问题的认识和安全关注上的差异,争取能够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达成一种共识,减小工程师在关注工程安全问题上的压力和阻力,尽可能地消除因与管理者冲突而造成的伦理困境。
其次,提高工程师的工程设计能力,降低并消除工程风险。为了更好地降低和消除风险,工程师在设计产品时必须考虑到安全出口(safety exit),也就是(1)它可以安全地失效;(2)产品能够被安全地终止;(3)最起码使用者可以安全地脱离产品。[3]142而这样一种安全出口的设计关注,在一般的工程设计中,必须符合四个方面的设计原则:(1)固有的安全设计(Inherently safe design)。即在设计过程中尽可能地降低内在的危险。例如,危险的物品或反应要被较低风险的物品所取代,并且当首选使用危险的物品时,也需要有一个防护性的过程。如用防火材料来取代易燃物品,并且在使用易燃物品时要保持低温。(2)安全系数(Safety factors)。结构应该坚硬到足够抵抗住超出预想的一定负载量和干扰量。例如,在修建一座桥时,如果安全系数是2,那么桥就被设计成可以承受住它实际设计最大承载量的2倍。(3)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引入负反馈系统,在设置失败或当操作者操作失控的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关闭。例如,在蒸汽锅炉中,当压力过高时,安全阀就放出蒸汽;或当火车司机打盹时,自动抱死把手(the dead man’s handle)就会停火刹车。(4)多重独立安全屏障(Multiple independent safety barriers)。安装一系列的安全屏障,目的是使每个屏障独立于它的前者,以至于第一个屏障失效了,第二个屏障依然不受影响等。例如第一个屏障是用来预防事故,紧接着下一个屏障就是限制事故的结果,并且把最终挽救设置作为最后的求助手段。[12]当然,工程安全设计是多方面的,以上四个原则只是核心原则,同时还需要加强操作者的培训、保养设备和装置,及时报告事故也是安全实践中重要的手段。这种降低工程风险的安全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会自动地消除工程师与管理者在风险问题上的冲突。
再次,促进公众参与,保护公众对于风险的知情权。由于工程风险的潜在性、长远性,以及工程师对于风险的认识和把握的有限性,必须保证承受风险的普通公众有知情同意的权利。正如马丁所指出,工程师的一个基本义务是保护人类主体的安全和尊重他们同意的权利。[3]96这就要求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一方面必须告知受到风险影响的公众所需要的信息,让他们获得能够作出合理决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另一方面,承受工程风险的公众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服从于外力、欺诈或欺骗。例如,北州电力公司(隶属明尼苏达州Minnesota)计划建立一个新的电厂,在它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预制设计研究之前,首先与当地居民和环境组织相联系,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表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厂,并建议了几个可选择的地点,由当地居民群体对他们建议的地点作出回应,最后公司再协调并选择多方都可接受的计划。这种建立在受项目影响的群体的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的方案避免了众多的潜在冲突。通过促使公众参与,不仅是尊重公众的知情同意权利的体现,也能弥补工程师在风险认识上的不足和知识有限的缺陷。同时,工程师能够把关注风险的信息和要求通过公众传递给管理者或公司,工程师安全关注可以通过公众来表达,减小了工程师与管理者在风险关注上的直接冲突。
关键词：工程师；伦理；责任
一、引言
现阶段，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几乎我们视野所及的一切都已经被工程技术改造过，或正在改造着。科学越前进，技术越进步，一方面从理论上为未来科技化的生活提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通过工程技术是这种可能得以实现，不再是一种可能，并最终促进促进社会的“工程化”。在工程活动过程中，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技术应用的不稳定性和工程人员伦理意识薄弱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整个工程活动过程都处于风险之中。工程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风险问题，许多都是工程师伦理问题，所以单纯靠科学与技术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预防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与提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程中的风险问题，对工程风险进行工程师伦理维度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工程师伦理概述
伦理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而由于伦理本身包含很多方面，所以工程伦理研究的范围也相应的包括较为广泛的含义。伦理学家Floman认为工程伦理是工程师的个人信念、个人道德良心，但由于道德良心并没有一个客观公认的衡量标准，所以工程伦理问题的解决要不能只靠伦理道德的约束，更多的应该靠法律制度的制约；肖平认为，工程伦理的是在探讨在职业活动中，工程师对雇主、对公众、对环境、对社会、对未来所负有的责任，当各种利益互相冲突时，工程师应该如何选择。
三、工程师面临的伦理关系
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工程规划设计阶段、工程施工施工过程中，还是在工程评估、工程检测阶段，有扮演者主导性的角色。但在每一阶段工程师扮演者不一样的角色，所面临的公正伦理道德是不一样的。
（1）工程师对雇主的关系：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制度下，工程师大多数是是受雇于公司、企业，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忠诚于雇主”顺理成章的称为工程师的一个重要的职业道德准则。如果由于雇主的决策、设计方案存在问题，或者是在施工过程中为追求经济利益、提高工程效率而托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管理者收取商业贿赂等原因将会造成工程事故，从而对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造成危害时，工程师就会需要权衡这之间利益而陷入道德困境：是选择“忠实于雇主”，对社会、公众保密，还是选择冒着被解雇的风险投诉、举报雇主的错误行为，保护工程及社会、自然及其他人员的利益不受损害。处理好工程师处理好与雇主的关系，是工程师道德要求的主要内容。所以工程师一定是要忠诚于雇主，为雇主真诚服务，同雇主互信互利。
（2）工程師对社会的关系：近现代社会依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这些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各种工程活动也就相应的产生，但是科学技术具有可错行，并且工程活动也是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工程师们很难完全预测出工程的最终用途，所以总是会产生出乎意料的后果，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伦多的烟雾等，这些都对公众、环境产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以此来看，工程师应当将公众的人身安全、健康，环境生态保护放在首要地位，利用自身的技术知识“为人类造福”。然而，公众对于工程师个人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当工程师面临是选择对社会负责还是选择规避责任，也会陷入伦理选择困境。
（3）工程师对同行的关系：工程师同行之间既是相互合作的伙伴，又是互相竞争的对手。为了经济利益、职位晋升、个人价值，是采用违背职业道德和法律的手段贬损和打压对方，还是会客观、公正、平等地对待同行？在某一些工程项目竞选过程中，是否存在贿赂同行的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现代工程项目的实施必定需要许多不同专业的工程师互相帮助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在工程的设计、决策、建造实施、监管评估过程中，工程师应该与同行之间相互学习，通力合作，形成一个团结、合作的共同体。
（4）工程师对专业的责任：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工程师也一定具有创新精神，然而，工程师在创新进取的同时，有没有敬业守本，比如，在工程产品设计时，考虑产品的有用性了吗？是不是非法的？从事工程技术研究时，是否存在随意篡改和捏造实验数据的情况，是否会为了奖励和研究经费而抄袭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仿造产品？在检测和评估研究成果时，是否存在会故意隐瞒对工程研究和检测结果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四、工程师伦理风险的防范措施
面对不同的伦理关系，就要求工程师具备相应的工程伦理责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加之，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程师要面临更多的利益诱惑，因此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工程师伦理道德责任意识。
（1）明确工程师的伦理道德责任。各种类似“短命桥”的案例已经不在少数，造成这种事故的原因各式各样，却都与部分工程师的道德观念崩塌有着巨大的关系。明确工程师伦理道德责任，首先要明确工程师在科学技术应用方面的责任，科学技术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科学技术应用产生的对社会、自然环境、人类本身可能产生的结果应该经过科学的测量和实验；其次，明确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对工程规划、工程质量检测、工程评估等中的责任，科学规划，合理检测评估，对整个工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建立公正公开公平的工程责任评价和追究机制。在中国，由于工程师大多受雇于公司企业，或者是政府，因此针对一项具体的工程，工程责任很难清除的划分到具体的人，这种责任划分不清楚，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这给工程活动主体一个推卸责任的可乘之机，因此，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工程责任评价和追究机制，能够从制度上划分明确工程活动主体的责任，减少工程悲剧的发生。
（3）加强工程师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工程师职业道德教育，要从两方面入手。首先，对工程师而言，提高工程师职业道德修养和意识，加强工程师伦理道德责任方面的教育。工程是自身也要注意时刻省察和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加强工程师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坚守“造福于人们”的宗旨；其次针对在校工科学生来讲，应该开设工程伦理道德责任方面的课程，理论联系实际，明确未来职业的责任，提高担负社会安全的责任意识。（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喆 .建筑伦理学[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2] 唐军 .追问百年—西方景观建筑学的价值判断[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3] 刘则渊，王续琨.工程·技术·哲学[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4] 徐长山.工程十论[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5] （美）马丁 著，李世新译.工程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认为总体来说，对工程伦理的理解有二个进路，一是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看工程，二是从职业和职业活动的角度看工程
显然，工程伦理还与对伦理的不同理解相关。戴维斯认为，“伦理”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通常所说的道德的同义词。第二种指的是一个哲学的领域（道德理论，试图把道德理解成一种理性的事业）。第三种是那些仅适用于组织成员的特殊行为的标准。”他认为，当说到工程伦理时，这里的“伦理”是在第二种和第三种含义上的。
伦理是对道德的研究；它是对第一种含义的伦理的探究。它研究什么样的行为、目标、原则和法律是获得道德辩护的。在这种含义之下，“工程伦理是对决策、政策和价值的研究，在工程实践和研究中，这些决策、政策和价值在道德上是人们所期待的。”
“工程伦理”指称在工程中获得辩护的道德价值，但道德价值是什么？什么是道德？马丁等人认为：“道德涉及到对他人和我们自己的尊重。它包括公平与公正，满足义务与尊重权力，不以不诚实和残忍或傲慢的方式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此外，它还包括人格理想，诸如正直、感激、在危难中愿意帮助他人。”
作为一个研究的领域，伦理是理解道德价值，解决道德问题，为道德判断作辩护的活动。它也是一个源自于这种活动的学科或研究的领域。相应地，“工程伦理是对在工程实践中涉及到的道德价值、问题和决策的研究。”
伦理的含义涉及到特定的信念或态度，这些信念或态度涉及到被特定的群体或个体所采纳的道德。“在这种含义上，工程伦理是由被具体化到当前所接受的工程伦理章程的条款所构成的，„„。相应地，工程伦理可以指称个体工程师当前所从事的行为。”
伦理术语和它的语法变形是“道德正当”或“正当”的同义词。“在这种用法上，工程伦理相当于一组正当的义务、权力和理想的道德原则，这些义务、权力和理想应当被从事工程实践的人所采纳，当它们被一般地和特殊地应用于工程中时，澄清这样的原则和将它们应用于具体的情景中就是工程伦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核心目标。”
撇开对工程伦理的定义，从研究内容上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工程必然具有其内在的伦理维度。对工程的伦理维度的研究（实践伦理）构成了工程伦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即欣津格和马丁如上所说的“工程伦理是对在工程实践中涉及到的道德价值、问题和决策的研究”。作为一种职业，工程师应当具有其自身所独特具有的职业伦理。这种与众不同的职业伦理也应当成为工程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无论工程伦理是什么，它至少是一种职业伦理”。这两个方面又是一致的，这就表现在工程师的职业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从研究范围上看，无论作为实践伦理，还是作为职业伦理，工程伦理均有规范性的维度和描述性的维度。
与工程中的技术问题相比，工程伦理问题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即我们往往不能在正确与错误，是与非之间进行抉择。我们通常只能从特定的视角出发，作出不同程度的“应当”或“最好”之类的价值判断。
其实根据网上的资料，工程伦理学的诞生也是出自于对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著名案例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有两起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案件：一是斑马车油箱事件，二是DC-10飞机坠毁事件。这二起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而其原因在于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利润和效率放在了首位，而忽略了对公众的安全、幸福和福祉的关注。
自90年代以来，案例研究有两点主要的变化。在早期的案例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灾难性的案例研究。例如，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件中，工程师的责任和权利问题，以及由于缺失这种责任所带来的灾难。近年来，案例研究同时也研究一些“样板
（或善举）工程”的案例。例如，花旗银行大厦事件和坎尼失踪事件。另一个变化是，早期案例较注重微观层面的研究，而近来的案例更注重宏观层面的研究。前者为微观案例，后者为宏观案例。微观案例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个体或部分工程师与客户、雇主或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宏观案例所提出的则是关于社会政策和职业以及职业社团的恰当政策的问题。
案例所提供的是一些具体的和特殊的场景，我们仍然需要一般的原则和规则，并将这些原则和规则应用于其中。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三种一般的伦理方法相比，学者们认为，对于工程师而言，个人道德、共同道德（公德）和一般的职业道德更加能够为案例研究提供分析的基础和方法。
与其他职业相比，工程师对环境有着更大的影响，然而，也仅在近十年中人们才逐渐地认识到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工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得到了普遍的公认，但对于工程师对环境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这种责任的基础和范围是什么，仍然是存在着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是否只有当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受到明显威胁的时候接受对环境的责任才是充分的，或者说，是否应该出自于环境自身的原因而关注环境。
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去其他国家工作，而东道国又有着与本土国不同的实践、传统和价值观，由此便引发了工程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工程是否有相同的伦理规范？或者说，是否应当制定超越不同文化的国际工程伦理规范？例如，在决定工程师何时应该采用东道国的价值观和实践，何时不应该的时候，依据什么样标准才是合适的？
随着技术发展和工程应用的国际化，工程伦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课题和趋势，工程伦理学将反思全球化经济时代围绕技术发展所关涉的所有主要问题。比较突出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计算机伦理问题的探讨。计算机与隐私是否造成价值冲突？软件所有权是否应该得到保护？计算机发展所产生的道德责任，是个体责任还是共同责任呢？这些都应该在信息化社会中对“责任”进行探讨。因特网与自由言论问题以及产生的权力关系，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计算机导致的失败以及所造成的健康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关注和研究。第二，环境伦理问题的倍受关注，工程伦理学把环境伦理作为研究重要内容之一。马丁通过对于工程、生态与经济关系的考察，分析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生态中心主义伦理、经济中心主义伦理的伦理框架，指出环境伦理必须与个体的反思联系起来，并制定负有责任的社会政策与计划。如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伦理规范，就既要求提高人类的福利，还要求保护环境。但是环境问题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第三，对于工程应用的国际问题关注。跨国公司对于技术转移所产生的国际权利问题，以及武器发展与保护工业问题，这些都是军事领域与和平研究的道德问题。[27]而国际工程职业标准也涉及到超文化规范，跨文化规范在工程活动应用中也产生了伦理问题，如贿赂、索贿、打点、礼物等现象。同时由于工程技术的应用，也产生了世界性贫困等问题，但依然被人们所忽视。
工程伦理学起源于对技术的批判，对工程师的质疑。所以，从工程伦理学的建立来看，我们既称其为“技术伦理学”，也可称其为“工程师伦理学”。前者主要是针对技术的负面影响，技术的消极作用，其实技术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在工程活动中得以体现，都是在工程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正如技术哲学的研究传统之一就是工程学传统；后者主要是从工程共同体出发，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对于技术设计、改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利益冲突，忠诚于雇主还是公众的冲突等道德困境。由于工程的境域性特征，在我国的工程活动中，不仅工程师面临着道德困境，其他工程共同体如管理者共同体、工人共同体、企业家共同体、公众共同体等都要面对多种的道德选择，与工程师的
处境有一定相似性。所以在工程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关注其他工程共同体的道德困境。
以上论述说明：一方面，工程伦理学发展至今，已经累积了极为可观的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助于疏通为“技术至上论”所淤塞的系统思维通道，不再将工程与伦理隔绝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阵营;另一方面，在工程伦理学发展状况仅处于刚刚“起步”而非“起飞”态势的中国，让业界人士接受工程伦理理念并践行之，尚存较大阻力。只有从根源上理解工程与伦理的密不可分性，才能促进工程界理解、接受并肯定工程伦理学的重要价值，并将工程决策与伦理考量集合起来，落实“为大多数人设计与建造”的理念。
1 工程伦理的本质
工程伦理首先是一套道德原则，这套原则涉及到个人承诺、专业权利和职业理想，被从事工程的人们所认同;然后才是一门学科，其学科目标即是将该原则应用于工程实践且经过实践检验。工程伦理作为社会实验的实践性特征以及作为伦理准则的规范性特征，其本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伦理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具有专业知识、自主性、威信及利他主义特征的工程师，而是工程共同体。一方面，虽然工程师是工程决策的参谋者，工程方案的提供者、阐释者，工程活动的设计者、执行者以及监督者，其“发动机”作用无可替代，但工程偏重“集体性活动”。工程活动的主体是工程共同体，由投资人、工程师、管理人员、工人及其他利益群体组成。工程伦理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工程参与者与工程活动家所面对的相关伦理问题。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学的研究起点是工程师职业伦理(关于工程师的伦理)，即基于狭义视角研究工程师在职业活动中对雇主、公众、环境、社会所担负的责任。工程主体的多元化构成使得工程伦理研究应从广义视角予以考虑，即“关于工程的伦理”，注重对工程共同体的决策伦理、管理伦理和工程活动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伦理问题之研究。
(2)工程伦理有助于实现“把好的工程做好”的善举，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引工程向善的方向发展。工程活动强调以人类利益为导向，应用科学原理最优化地将自然资源转换为工程产品。它并非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宗旨的应用科学知识的求解过程，而是一个摸索和试错的过程，是非善恶等伦理问题渗透其中。工程本身并不直接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善。工程伦理涉及“义务、权利和理想”等价值判断，能为工程师面对善恶摇摆时的伦理抉择提供道德法则。二是促进良善工程的实现。在面临道德问题时，工程人员易遭遇难以正确识别道德问题的尴尬，时常陷入伦理抉择的两难困境。而工程伦理恰恰在培养工程人员道德敏感、道德抉择等方面效果显著。
(3)工程伦理包含一定的规范和原则。《牛津英汉百科大辞典》界定“伦理是道德规范”，是“人际关系中所共同遵守的规范”。相应地，工程伦理对于工程从业者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吁求，必然建立在工程人员的认知机制与工程活动的实践原则之上。工程师可由判断力(Urteilskraft)将伦理法则适用于个案，或依据实践智慧(Phronesis)对不同境域加以审慎衡量。工程伦理规范言明了工程人员应利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善尽其责，达成增进社会福祉的目的，发挥服务和保护公众，教育、激励、支持负责任的专业人员，提升职业形象等重要作用。
(4)工程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可从 3 个过程加以解读：一是主体性主导――祛魅。人类的工程活动凭借工程从业者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所展现出的各种属性，如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等，努力实现“世界从神圣化迈入世俗化、从神秘主义跨进理性主义”的祛魅过程。二是工具理性凸显――迷失。祛魅使得人类主体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工程从业者通过精确的功利计算，以最为高效的方式达成目标，这既增强了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和求真意蕴，同时将价值理性降至从属地位并消退了求善意蕴，使得人类陷入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与狂妄自大之中。三是价值理性回归――返魅。极度劣化的生存环境以及惨绝人寰的工程科技灾难使人类更理性地审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梦想，基于价值理性回归的返魅促使人们承担环境伦理责任以谋求可持续发展这一终极理想。人们经历“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方能发现真正利于永续发展的原则。
(5)工程伦理学不仅类属理论伦理学，更契合实践伦理学的本质。一方面，伦理学基于人类社会实践集道德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解决于一体，在助推伦理理论建构与发展的同时，促进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工程伦理并非机械地将常规伦理理论应用于两难困境，而是建构于工程实践性和伦理规范性的互渗互溶，聚焦于工程从业者遭遇到的境域伦理考量，凭借工程师明智的道德判断力和坚强的伦理意志力，达成“工程是一种社会实验”的实践性目的。
(6)工程伦理还应被视作对工程中所涉及伦理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一门科学。“伦理”既包含个人道德观念和“栖居之所”以及人们相处时的行为规范，还涵盖学科的理念，即对人类道德现象进行理论研究的“伦理学”。与之相对应，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内容聚焦于 5 个方面：①研究建立工程伦理体系的核心和基础问题;②工程活动各阶段面临的价值与道德冲突和整合问题的分析，引起领导者、管理者以及工程师对工程活动中伦理课题的关注;③工程技术领域的典型伦理问题探讨;④对工程全寿命周期可能遭遇的多元冲突加以伦理审视;⑤明确工程从业者理当具有的道德素质和理应遵循的伦理规范。
[摘要]：“孝道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坚不可摧的支柱之一，屹立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灵魂深处，指引着所有“龙的传人”如何以“百善孝为先”的行事准则亦步亦趋的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然而，“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之下，原本“慈善”的中国人却在时代的门槛外徘徊彷徨，无所适从，因此而引伸的一系列诸如“中华慈善委员会”或“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等等的事件，而这也让我们醒悟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我们不是不能有机结合，而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当下社会弊病的根源以及行之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传统孝道伦理 现代文明 代际冲突 文化融合
曾听人讲起一则幽默故事旨在描述中国人的特色, 故事是这样的：某幢各国人杂居的高楼失火, 注重金钱的犹太人首先抢出钱袋, 注重情爱的法国人首先救出情人, 注重孝道的中国人首先背出老母。且不论对他国的描述是否属实,这种刻画至少是深刻的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庭乃至社会伦理的核心, 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中国传统文化即孝的文化。肖群忠教授在其《孝与中国文化》中指出：“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 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 因而孝道乃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
人们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为一种名族独有的特色，她是我们有别与其他种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而作为一种名族宝贵的遗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失去了她的立锥之地，名族传统处于尴尬境地。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的“传统文化大补救”，“中华小孝子工程”变应运而生。呼之欲出的便是众声喧哗，有人说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里，人们存在着严重的信仰缺失，而“小孝子”一类的行为无异于平地一声春雷，为传统文化的复苏与生存铺设温床，仿佛诉说现代文明下名族传统仍能传承并且发扬光大的福音。而另一部分人却觉得着无异于一场场哗众取宠的“秀”，赚取更多关注的同时无异于在打自己的嘴巴，人们怀疑传统文化真的被逼到如此境地了吗？真的要靠所谓的“工程”“计划”或是某某“委员会”的主持才可以“残喘”的活着吗？是不是现在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缺失就已经到了无法自救的地步了吗？是不是现在的中国人都无法自己教养出孝子了呢？无数质疑的声音让我们有点看不清事情的原貌，试想想，在喧哗面前最该做的不是偏听偏信，也不是以讹传讹。我们需要的是足够的冷静去探索事件背后的是与非，找到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什么是“传统孝道伦理”。简单的说“孝”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道德之一，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之一。“孝”旧谓善事父母，即子女敬爱奉养父母的道德。曾有人对“孝”的涵义发表过这样的见解：孝是延续父母与祖先的生命，这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延续父母与祖先的生物性生命。这一层面孝道的实践就是“结婚、成家、生育子女”。其二是延续父母与祖先的高级生命。要完成这一层面的孝道，就必须培养、教育所生子女。使他们的生活与生命具有社会、文化、道义等方面的见识与修养。其三是作为子女者能实现父母或祖先在其一生中未能完成的某些特殊愿望。补足他们某些重大的缺憾。这个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它表明“孝”还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然而传统文化并不是全是正确的，他也有他存在的阴暗面，正因如此，我们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正视“传统孝道文化”的优与劣。几千年来被奉为万事宝典的中华传统美德之精华——孝道，他也不无例外的由着他的消极面如：忠孝相通, 移孝忠君 ； 无违亲意, 绝对服从； 父母之命, 包办婚姻；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知情不举, 父子相隐； 身体发肤, 不敢毁伤； 三年守丧, 礼仪繁缛； 伤身自戕, 悖理反常等。总之封建“孝道”的消极内容和作用很多,其最大弊端就是不把子女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看待, 而是把子女视为家长一己之私有财产。在亲子关系中, 片面强调子女对父母应承担的义务, 而不考虑子女应享有的权利。特别是, 孝道使人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忠顺奴才, 从而导致人性的丧失, 社会的衰败。因此, 从清末以来,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浪潮的涌起, 作为传统道德观念核心的孝道, 遭到了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其中包括谭嗣同、陈独秀、鲁迅等等)的批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 封建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猛烈的批判, 人们从各个角度揭露封建道德的弊端和危害。这项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作为现代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就是在今天, 对于封建孝道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 应该继续予以肃清。
我们在大概看清了“传统孝道伦理”，在回过头来对“现代文明”做一下浅显的解析，以便将问题看得更清楚。现代文明对于我们来说既近又遥远，我们接触的现代文明是现代化的大都市，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是人民日益富足方便的生活和越发前卫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在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前进的速度似乎过快，快的以至于我们都看不清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好像一场梦，而我们就像是梦中一夜暴富的“暴发户”，我们手头变得越见阔绰，而心里却越来越慌，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将精神文明狠狠地才在脚底。此时的我们也想求助于西方文明，以为一切都走“洋范儿”便能愈见洋气起来，由此你便能看见现在的我们用的是洋电器，吃的是洋快餐，穿的是小洋装，住的是小洋楼„„而一旦我们退出这浮躁社会，反观自己，反观这个全体这才发现我们真正印证了那句话“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寂寞是一个人的狂欢”，发现我们学的“四不像”，狼狈尴尬之余，我们伟大的名族发挥了不屈不挠的精神，由此便有了类似于“小孝子工程”“国学热”等等一系列众说纷纭的事。就冲着这一点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知道中西方孝道伦理有着很大的差异，或者也可以说西方没有像中国这样重视孝道。我们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伦理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以孝心为核心，家庭本位及宗法人伦。西方以夫妻关系为主轴，以爱为核心，个人本位及契约人伦关系。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国人却被所谓的现代文明、西方文明冲昏的头脑，一味的奉行“拿来主义”你没有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考虑问题，最后势必会造成“邯郸学步”“削足适履”的笑话。
由此本人阐述对于此类事件（中华小孝子工程）的看法：
1：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老子说的这句名言，是很有道理的。不做不知对与错，我们试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对此类文化缺失以“无为”而对的话，那么先不说对于问题的解决有无帮助，连起码的民声我们都无从得知。我觉得凡做事便为了引起注意，便可在争论中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正因为福祸相依我们便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想想，如果这种大张旗鼓的活动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某些人用来惑众或是赚取利益的手段，那么这一场所谓名族传统的复兴充其量只是有心者一次千载难逢的商机而已，而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得不偿失。所有，我觉得如果正常活动或此类的活动如果具备完善的系统，完善的操作，评价的系统，或是有很高的信度与效度等等，还有做事者的出发点真是单纯的为民族利益出发，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有必要的，也是必须有成效的。2：发展的过程中必定是痛并快乐着，磨合的过程必定存在争议苦痛与进步，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发展期，上升的过程有冲突存在很正常。这一点我想用我看过的一部反映新旧文化冲突与矛盾的电影《喜福会》来进行表述。《喜福会》描述了四对华裔母女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母女代际关系。从两代人对代际关系处理方式的不同,透视了中西方代际文化在华裔家庭中的碰撞、冲突与融合。母亲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孝道并以此作为教育女儿的方式,美国化的女儿却试图极力挣脱母亲的管束。在历经了母女代际冲突的阵痛与迷惘、生活的磨难与震动之后,女儿最终在对西方文化与母体文化的对比之中反观母体文化,这使得她们对中国传统代际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母女两代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她们的迥异可以普遍代表现代文明或者说是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这过程中我看到了种种矛盾，种种争吵，各种泪水，各种残酷，最终体会到的是成长的艰辛与喜悦。所以我想说成长需要时间，也需要过程与方法，我们要做的是在摸索中寻求方法，合理看待苦痛的上升过程。
3：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而此类事件的发生必定存在某种利益成分在其中，利益的争夺，必定有争吵。无论做事的人也罢，闹事的人也好，人们说话总是朝着对自己有力的方面去说，也许说此举“惊为天人”的人也看到了它存在的不足，或者以为否定的人们也看到了他的前景，无论怎么样他们各自都会可以漏了底气，为自己捍卫到底，这样的偏执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是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的原因之一。
对于传统“孝道伦理”与“现代文明”坐而论道也许只是解决冲突与问题的第一步，真正的我们要做的事将之付诸实践，将传统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下奉行孝道，在互相尊重平等的条件里做自然成长的“孝子”。
参考文献
[1] 李祖扬.现代文明与孝伦理道德与文明.2001 年第6 期
[2] 巩玉凤, 周宏伟.弘扬传挽道德建议现代考义化.理论观察.2007年第3期
[3] 路丙辉.“善事父母”的传统孝道及其现代转型.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6月 第三期
工程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它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工程活动是一种最基础、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如果没有工程活动,现代社会就要崩溃或瓦解。工程活动中内在地包含着许多复杂、多样、重要的伦理现象和伦理问题。
1 工程伦理学概述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工程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制度构建和研究领域等方面日趋成熟和完善。但在具体的工程伦理实践中也存在不足和缺陷,比如:大多数工程伦理规范限于一般性抽象条款,而且条款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不可能直接解决实践情境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换言之,伦理道德规范与实际道德境域发生矛盾和冲突。作为一种实践伦理学,“工程伦理学则强调从具有重要伦理意义的实践问题开始。在实践伦理学中,考察的焦点是具体情境以及来自实践者的带经验性的伦理和受利益相关者影响的带经验性的伦理”。换言之,工程伦理不是一种抽象的职业伦理规范和孤立的个人决策,它必然会与具体的工程实践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必然会与具体社会政策与社会境域紧密相连。因此,无论从工程伦理学教育还是具体的工程实践方面,都要求我们必须足够关注和重视工程伦理研究的境域问题,从而回到生活世界本身,灵活地面对和处理工程伦理主体(包括个人或共同体)与他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工程实践场景中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进而摆脱传统工程伦理规范的灌输性说教。境域问题一直是工程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2 工程伦理的境域问题
境域性问题,一直是美国工程伦理教学和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定义境域(context),这一概念,可以说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按国内研究工程伦理的学者张恒力、胡新和的看法,境域这一概念,包含诸多层次和要素:(1)是指工程实践中主要是工程师、工人、工程科学家对潜在的工程伦理问题和工程道德规范和道德责任的认知和整体把握;(2)是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辨别、解决和处理伦理问题时的具体环境状态;(3)是指工程活动外部的相关实际状况,如普通公众对工程活动中存在着伦理问题和伦理现象的关注和认识,以及他们的工程伦理认知水平。(4)工程师工程实践活动中面临的生态性环境,包括诸多要素: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国外学者古德曼(Steven L.Goldman)同样也认为:“工程实践正在被社会所建构,也被公司的管理层所控制,而不是由工程职业自身进行管理。换言之,工程实践是被技术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所约束,而技术行为是人们有选择性地利用工程技术,因此限定了工程师所关注的问题和选择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就说,在工程实践中重大的工程政策和技术决策上,是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和决策的结果,不光是工程师或管理者单一主体决策的问题。这恰好印证了工程伦理中的境域问题的重要性。正如德国伦理学家尤纳斯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与整个社会的行为整体相比,可以说是零,谁也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本质性的作用。当代世界出现的大量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个体性的伦理所无法把握的,‘我’将被‘我们’、整体以及作为整体的高级行为所取代,决策与行为将‘成为集体政治的事情’。”现代工程活动和工程科技的发展,显然不是靠传统的科学家个人奋斗的研究模式而是由科学家组成的联合体进行集体合作的结果。在这个意义说,现代工程更是一种集体参与和合作的社会化活动过程,组成成员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投资方、管理者、决策者、工人、验收鉴定专家等各个层次的共同分工和参与合作。同时,在复杂的工程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工程责任也出现了模糊化、深刻化和集体化的倾向,这样,作为工程活动的决策者、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工程影响必然对有危害性的工程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履行责任时同样面临道德困境,同时工程共同体的伦理困境也会逐渐凸显出来。这就要求科学家、工程师、投资方、管理者、决策者等必须共同参与进来发现问题,并寻找解决工程伦理问题的方案,从而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提高其道德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工程师作为工程实践的主体,面对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清晰认识和定位工程伦理的境域问题,实现工程实践和工程师个人行为的同一。在同一中着重处理好工程师与其他职业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本质关系。首先,处理好关爱工程师自身和自己的成就之间的关系。自我关爱不同于自私自利,而是展示为在工程伦理境域中肯定工程师自身的存在价值并履行自己的责任。“自我责任”意味着工程师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完善和发展自我作为价值目标,使内在的道德法则成为约束自我的内在动力。其次,承认和肯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之所以负责是因为工程师与利益相关者存在同一个利益共同体或处于同一境域,对他人负责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负责。最后,随着复杂工程活动的运作和技术不断进步,有义务推进人类社会的福祉和文明进步,从而阻止或避免重大事故和灾难的发生或重现。比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当时堪称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但1986年突然失火引发爆炸,迄今已经致使乌克兰250多万人因核辐射身患各种疾病,其中包括47.3万多儿童。这就告诉我们,在具体工程实践情景中,工程师主体以及利益相关者必须以人为本,以人道关怀为基础,承认并尊重自然客观规律,在促进人类繁荣和进步的同时,维持人和自然、人与人、人和社会之间的有机和谐。
3 工程伦理学的相关启示
通过对上述工程伦理境域问题的探讨,给予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1)大力发展工程伦理教育。工程伦理教育不仅可以推进工程伦理学向深入发展,而且可以提高工程师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敏感性。要借助各种媒体和教育平台推进工程伦理教育的实质性进展和开拓。例如在高等教育的工科院校和科研机构有针对性地、适度地、高质量地对大学生和科研人员开展工程伦理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工程伦理意识和道德水平,增强对工程伦理问题的判断力和辨别力。境域性问题也昭示着工程伦理是一种实践伦理学,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当前,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实践相对缺乏宏观指导性方针以及具体的操作原则与实用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工程伦理教育的研究和发展。必须注意把工程伦理与其他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注意把工程伦理研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机地统一起来。诚如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应该说马克思这句名言话对我国工程伦理学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依然具有可借鉴的指导性意义。
2)工程伦理教育对象由工程师个体扩展到与工程活动相关的共同体以及利益相关者。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使得工程伦理责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由于工程伦理主体由单一变得多元,这就使得工程伦理教育对象不能囿于单个的工程师,教育对象和范围必须扩大和调整,这样,才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工程活动和工程项目的实际要求。显然,在今天单纯地讲工程师伦理道德规范,仅仅从职业伦理的视角去看待工程伦理问题显得也不合适宜。公众也有责任反对不满足工程技术条件的工程,从而减少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在工程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然会要求工程伦理的多元主体的道德观念和范畴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从而实现伦理理念良性互动和完整的革新。
3)在一定意义上说,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与其说是伦理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离不开公众、政府、团体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合作。我们知道,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极易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工程事件消极后果的不可逆转性。对社会公众来讲,为了避免工程活动可能导致的不良伦理问题,就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工程实践中来献策献计、舆论监督,从而消除工程活动的潜在伤害或负面影响。比如全国各大城市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除了道路交通施设落后这个客观原因之外,从伦理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工程伦理问题。假如大家都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情怀,尽量不开车出行而选择公共交通,那么交通拥堵的现象就会逐渐改观。如果一味地从交通工程技术的视角思考问题,那么可能会使交通拥堵现象更加严重。因此,必须充分尊重社会公众对工程活动特别是重大工程活动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甚至反对权。特别是公众的参与权,能使公众的意见得以表达,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促进公众参与而求得共识。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的参与度较高,我国公众的参与度相对较低,有待于国家法律、政策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摘 要：规划师的职业实践和社会角色决定了规划伦理意识培养须成为城乡规划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规划教育培养应重视伦理道德塑造，建立完整的规划伦理教学体系，培养更多合格的规划人才。
关键词：城乡规划；规划教育；工程伦理；教学体系
Construction of urban planning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system
TAN Jian-mei 1 XIE Hong-kun1 LIU Jin-cheng 2
（1. Hunan City University 413000，Yiyang Hunan China 2.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530022 ，Nanning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he social role of the planner determine that ethical awareness training should be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urban planning education. In order to train more qualified planning talents，plan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thical shaping and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ethical teaching system.
KEYWORDS： Urban planning；Planning education；Engineering ethics； Teaching system
城鄉规划是以城乡建成环境为对象、以土地及空间利用为核心的公共政策，规划师的工作涉及社会各方利益。实际工作中，规划师的工作经常处于各类矛盾中，如对公共资源（如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配置和对如土地开发的干预，面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权衡、不同公共利益之间和不同私人利益之间的权衡。规划师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社会各方利益，其从业人员伦理意识的高低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本科教育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规划师的职业实践和社会角色决定了规划伦理意识培养须成为城乡规划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规划伦理意识即在城乡规划本科教育培养中，使规划学生树立公平、公正的价值观，突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需要。而目前我国城乡规划本科人才的培养中，尚未形成真正的规划伦理观价值培养体系，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规划伦理教育教学体系。
1.国内城乡规划伦理意识教育现状
受教育部委托和指导，由住建部下设的“全国高等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各高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过程和教育质量。专业指导委员会负责城乡规划学科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研究、指导、咨询、服务工作，评估委员会对城乡规划本科教育的“教育质量、教育过程、教学条件”三方面进行评估，“教育质量”标准中包含的“德育标准”指标中明确要求评估院校的学生“理解城市规划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人文科学素养及社会交往能力。”但其缺乏具体的评判标准，且在专业评估过程中，评估委员会主要注重对智育标准的考察，特别是对规划专业必备知识和技能的考察，对德育标准的考察只局限于有关思想政治课程的开设情况，对学生实际的道德水平没有明确的考察内容和评估指标【1】。
目前国内城乡规划院系尚未进行系统化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建设。首先我国城乡规划高等教育并未开设专门的工程伦理课程。虽然课程体系中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等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通识课程，但这些课程不具有城乡规划专业的针对性，所以在此环节规划工程伦理价值观很难深化。其次虽然《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2013版）中城市规划专业的培养目标中对于规划伦理价值观方面提出“富有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和创新思维，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理念”的要求，但仅涉及规划伦理价值观的部分内容。另外第四版的《城市规划原理》（吴志强、李德华，2010）书中也明确提出规划伦理价值取向等相关内容，目前国内一些城乡规划专业实力雄厚的院校，已逐步展开规划教育的伦理价值观方面的先行探索。例如同济大学的城乡规划专业，专门开设了针对设计类专业的职业规划与学业指导课程，并结合专业特色、按年级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邀请各种不同背景的专家以专题形式介绍本学科心理健康与工程伦理等内容，在工程伦理教育上具有较强针对性【2】。重庆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中提出了课程模块与知识、能力、素养结构（包括职业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素养和心理素养）要求矩阵，对各门课程需要达到的规划伦理观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但目前大多规划院校的工程伦理教育主要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与对实践的严格要求体现，对规划工程伦理价值观方面缺乏专门的教育体系导入。
2 规划教育伦理教学体系建设
（一）开展城乡规划教育伦理意识培养课程体系
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国外主要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独立授课、系统教学；另一种是横向贯通、深度融合。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规划院校不具备单独开设规划伦理课程的条件，工程伦理教学还处于起步阶段【3】。因此，采用“横向贯通、深度融合”的伦理意识教学体系更适宜于我国城乡规划教育实际，即将规划工程伦理内容嵌入于通知课程及专业课程模块中，建立规划伦理课程教育体系。明确相关课程中伦理教育的要求，针对不同的教学阶段和各项课程的特点，在各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制定明确的伦理教育的有关内容和教学目标。采用渗透式课堂教学，将工程伦理原则与规范渗透在各门公共课、专业理论课、专业设计课与专业实践中，构建“伦理认知、伦理实验、伦理实践”三维度伦理教育体系，在不同年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传授规划伦理价值观相关内容，通过系统化学习，使规划学生具有完整的规划伦理价值体系（ 图 1） 。
（二）城乡规划工程伦理渗透式课堂教学示例
以城市道路与交通课程中工程伦理认知进行示例。城市道路与交通课程是城市规划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除了使学生掌握城市道路规划与设计的基本知识及方法，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外，还应着力解决课程相关的伦理价值观问题。例如“城市道路为谁而建”的问题，专业老师在理论授课时应体现道路建设以公共利益为重，考虑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的需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车为本；“城市道路建设及交通规划中優先关注谁”的问题，应体现弱势群体利益优先原则，如道路建设中的无障碍设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中为什么要体现公交优先等等。道路建设以及交通规划应始终将普通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既是城市规划理念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归宿【4】。
3.结语
城市规划伦理教育是城市规划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规划教育培养应重视伦理道德塑造，建立完整的规划伦理教学体系，培养更多合格的规划人才。另外现实中每一个规划工作者都是潜在的教育者，他们对规划的理解、对工作所持的态度，都会潜移默化地对未来的规划师产生影响【5】。因此规划伦理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规划院系，所有的城市规划从业人员应时刻不忘规划所具有的价值准则以及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6】。
参考文献
【1】李和平.加强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J].规划师，2005，21，（12）：66-67.
【2】马珂，贺栋.城市规划专业工程伦理道德教育浅析[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6）：74-77.
【3】王进.论工科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 [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2）：14-15.
【4】秦红岭.试论城市规划应遵循的普遍伦理[J].城市规划，2005，29（5）：66-70.
【5】王红扬.论中国规划师的职业道德建设 [J].规划师，2005，12（21）：58-61.
【6】赵民，雷诚.论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导向与依法行政 [J].城市规划，2007，（6）：21-27.
作者简介：谭健妹（1982-），女，讲师，注册规划师，研究方向：城市交通规划。湖南省教育厅教改课题项目：城乡规划教育中规划伦理的培养研究（431）资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