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监督检查

制度监督检查（共8篇）

制度监督检查 篇1

为加强公司文化建设，陶冶公司职工自身情操，也为了丰富自身知识结构。公司工会于2014年9月23日成立职工书屋。刚成立的职工书屋有图书300余册，种类涉及到政治、法律、企业管理、员工教育、计算机应用等。报刊有工人日报、劳动日报等七种。

公司工会设立职工书屋，以“梳理制度，建学习型组织”为出发点，号召职工利用现有资源掌握业务知识，开阔视野，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推动公司良性发展，并提升公司整体形象。

2014年9月24日

制度监督检查 篇2

消防监督检查,就是指公安消防部门检查有关单位对消防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一旦发现存在火灾隐患,便会立即向该检查单位予以书面通知,要求进行整改,以便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减少和预防各种火灾危害。实际上,消防监督检查即为一种职权行为,具有自身特性,如主动性、强制性、随机性等。在最近几年中,我国火灾事故发生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因而在社会中,消防安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的财产安全、生命安全和消防安全是紧密相连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防安全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所以目前我国消防监督检查面临着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因而对我国消防监督检查制度不断进行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紧跟社会进步的步伐,使人们的切身利益得到切实维护,有效保证我国社会能够可持续发展下去。

1 现行消防监督检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1.1 严重降低社会单位及个人进行消防安全管理的主动性

我国政府要求公安消防部门应对社会单位以及个人消防安全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并且监督检查内容是非常丰富、全面的,这对于社会单位和个人来说,实际上严重降低了它们进行消费安全管理的主动性,这对我国实现消防安全4个能力建设是非常不利的,从客观角度来说,个人及社会单位反而会更加依赖于我国公安消防部门,甚至公安消防部门、社会单位及个人之间在消防安全管理方面出现了弄虚作假的不良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的进一步落实,严重降低了我国社会的诚信度。

1.2 严重影响社会单位及个人的生活秩序和生产经营

因为我国公安消防部门一直对社会单位及个人的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因而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已经成为公安消防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在未获得社会单位及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便直接到单位生产经营场所去检查消防安全情况,进而使社会单位及个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生活秩序也被打乱。

1.3 消防执法工作人员监督检查工作过于随意

一直以来,我国公安消防部门对社会单位及个人的消防安全情况实行定期监督检查,根本未制定相应的消防专项检查证件制度、消防监督检查工作的开展审批程序,仅仅将消防工作计划作为依据,消防执法工作人员以此对各项消防监督检查工作予以开展。消防执法人员对整个消防检查工作内容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包括检查时间、检查内容、检查后问题处理方式等,从客观角度来说,这无疑扩大了消防执法工作人员的执法权力,在整个监督检查工作中均表现得过于随意,极易出现腐败现象。

2 消防监督检查制度改革的建议

2.1 建立健全消防安全指导服务机制

作为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人员,应正确树立执法思想,应始终持有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公安机关消防部门的主动监督检查职能应予以取消,建立健全消防安全指导服务机制,消防执法工作人员应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意识,将社会单位及个人作为社会消防安全管理的主导者,这样才能有效提高社会单位及个人主动进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公安消防工作人员应开展消防安全走访服务工作,对单位中存在可能发生火灾地方及时向单位进行反映和告知,责令限期改正,社会单位在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应采取各种方式给予一定的配合,不断提高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促进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2.2 建立健全消防监督抽查计划制度

将建立有限责任政府思路作为依据,借鉴国外消防安全部门监督检查方式,应进行重点监督,采取抽查为主的方式,将消防安全工作实际需求、火灾发展形势作为依据,省级以上公安消防部门应在每一年中均制定科学、合理的消防安全监督抽查计划,对消防安全监督抽查对象、抽查范围进行合理确定,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内容、单位应由上级部门进行指定。将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制度予以取消,如果上级没有下令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则下级不得擅自行动。对公告制度不断进行完善,将消防监督抽查计划公告社会,对被消防监督检查单位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通报,进而将社会民众的监督权、知情权予以落实,不断鼓励社会监督,使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变得更为严谨。

2.3 鼓励人民群众对消防安全状况进行监督

不断提高社会消防安全素质水平,针对周边消防安全状况,鼓励人们严格监督,不断提高人们对破坏消防安全行为的举报意识,以便提高人们自我保护意识,使人们的消防安全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对社会消防安全价值需求进行正确指引,对不同举报投诉方式进行公布,公安消防部门在对消防安全举报投诉工作进行受理、处理时,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对各种举报投诉案件一定要认真查处,对各种火灾隐患、消防违法行为应当要依法处理,以便提高我国公共消防安全水平。

2.4 进一步规范消防监督检查程序

针对各种消防安全举报投诉案件,我国政府应进一步规范消防监督检查程序,制定消防监督检查前的内部审批制度、检查证制度,凡是未获得审批的申请,我国有关部门不得向公安消防部门颁发检查证,则消防安全监督检查部门便不得对社会单位或个人进行检查,这样才能使社会单位及个人的生产经营不遭受影响,生活秩序不受到干扰。

2.5 社会单位及个人应承担火灾隐患整改责任

社会单位应承担火灾隐患整改责任。在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工作过程中,对于存有火灾隐患的社会单位及个人,公安消防部门应下令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火灾隐患整改,同时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消防监督检查部门应将单位或个人对火灾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备案,以便对社会单位及个人的消防安全诚信情况进行有效评价。同时将社会单位及个人的消防安全诚信情况公示于众,建立健全社会消防文化,使社会消防安全监督制度变得更为完善。

2.6 建立健全火灾隐患整改技术服务机制

针对社会单位及个人的消防安全情况是否和我国相关技术标准相符合、火灾隐患整改情况是否达标,消防监督工作人员对其并没有绝对的决定权,我国应建立健全火灾隐患整改技术服务机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来检测、评估社会单位或个人的火灾隐患整改情况,通过技术手段来进行科学评判。将消防技术服务技术报告作为依据,公安消防部门对社会单位或个人火灾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确认。

3 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建立和谐社会发展阶段,在这种环境下,为有效预防火灾的发生,我国应建立完善的消防监督检查制度,对现行的消防监督检查制度进行改革。尽管当前我国消防监督检查制度中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不过我们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对消防监督检查制度进行改革,提高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加强消防监督执法力度,使人民切身利益得到切实保障,消防监督机制便会变得更为完善。

摘要：论述了消防监督检查的重要性,针对现行消防监督检查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消防安全指导服务机制、消防监督抽查计划制度、火灾隐患整改技术服务机制等改革建议,旨在提高我国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关键词：消防监督检查,消防安全,火灾隐患,检查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小凤,王亚娟.社区民警岗位绩效评价指标构建的实证研究——以新疆公安派出所为例[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3(2):21-23.

[2]冯荣.公安派出所治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5):19-20.

[3]李照君,潘霞,李凯.对公安派出所监督方式方法的研究[J].法制与经济(中旬),2012(12):33-34.

[4]宋颖.浅谈城市公安派出所评价工作中存在的弊端[J].河南科技,2010(6):69-70.

[5]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对公安派出所监督制度的构建[J].人民检察,2010(21):61-62.

[6]台禄林.全省公安派出所长培训班开班暨派出所长培训学校揭牌[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3):34-35.

制度监督检查 篇3

[关键词]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范围;监督原则;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03年9月起开展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明确监督范围为“三类案件”、“五种情形”,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展,监督范围中暴露出一些弊端和不足。笔者认为,应当把人民监督员制度放到对整个检察权的监督,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检察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增强检察业务的透明度,切实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笔者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和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进行了积极探索,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人民监督员制度监督范围的定位

人民监督员制度从监督性质上看,首先是权利监督。属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表达的是一种民意。其次,属于社会监督。人民监督员来自社会各种岗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产生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其表达的意见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评价。因此,检察机关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实际上就是让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人员的办案过程,确保检察人员依法办案,让社会来评价检察机关执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让整个检察权纳入被监督的范围。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检察机关通过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让公民参与或监督检察机关司法决定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这一思路不应该只局限在自己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上,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展,在取得经验和实效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将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范围扩大到普通案件上,体现程序公正的要求。”①

因此,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的确定,应当是对整个检察权的一种权利监督和社会监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监督范围的无限扩大,必须既要考虑到监督实效,确保监督不流于形式,又要使监督针对检察权行使中容易发生问题的案件和情形,避免重复监督和资源浪费,还要兼顾“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双重价值的总体平衡。

二、人民监督员制度范围确定的原则

(一)监督实效性原则

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立的目的不是要求人民监督员参与到案件的整个诉讼活动中,以专业法律人士的角度辅助检察人员办案,而只是以一般民众的是非观和认识水平来对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证据的真实性加以判断,以保证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实效性,使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体现社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社会正义观,避免国家检察权的滥用和消极行使。因此,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实效性原则,要求保证人民监督员在能力范围内能够将监督落到实处,避免由于力所不及而导致监督流于形式。

(二)监督效益性原则

检察机关行使的职权范围十分广泛,环节也十分具体和繁多,如果事无巨细均纳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导致监督范围无限扩大,不仅会牵涉检察机关和人民监督员双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可能同时与其他权力监督交叉重复,带来较高的诉讼成本和资源浪费,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因此,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效益性原则要求监督范围不能漫无边际地扩大,必须限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特别是对具有终结诉讼程序的撤销案件、不起诉等实践中极易发生问题的情形和环节进行监督,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三)监督平衡性原则

在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是最终的价值体现和总体平衡。只有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才能确保这种平衡,无论检察权的滥用还是消极行使都会导致“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失衡,或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者放纵犯罪,危及社会安全稳定。因此,人民监督员监督平衡性原则,要求监督范围的确定必须能够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和消极使用,确保“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总体平衡,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价值,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三、目前监督范围的缺陷和完善监督范围的建议

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规定(试行)》所规定的“三类案件” 、“五种情形”监督范围,笔者认为,目前监督范围的缺陷主要在于:一是监督范围偏窄,导致在整个检察权行使中,一些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没有被纳入监督范围;二是已被纳入监督范围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案件技术难度强,不具备可监督性,而且与其他监督制度重复监督,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三是从“三类案件”、“五种情形”的内容看,比较侧重“保障人权”,在把握“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平衡的原则上有失衡之嫌。

(一)针对“三类案件”,应当从三个方面作出调整

1.不应当将“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的案件列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从人民监督员制度范围确定的原则的角度看:一是该监督有悖“监督实效性”原则。审查逮捕是专业性十分强的检察业务,即使专业检察人员也经常出现一些难以做出判断的情形。法律水平一般的人民监督员对审查逮捕进行监督只能使监督流于形式而无法真正取得实效。二是该监督有悖“监督效益性”原则。从实体上看,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扩大了“错捕”案件的范围,对“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而造成“错捕”案件的责任人员明确规定了责任追究;职务犯罪案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制度的实施,也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正确行使增设了又一道监督屏障。因此,在这一环节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显得多此一举。三是从监督的法律关系及产生结果上看,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是在检察机关已经作出决定后再进入监督程序的,这时侦查部门根据逮捕决定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诉讼程序。如果强行占用决定逮捕时间,那么在法律上的关系就是犯罪嫌疑人对检察机关将要作出的逮捕决定不服,而不是犯罪嫌疑人对逮捕决定不服;如果占用侦查部门的时间,且监督有效,就可能会产生检察机关对同一个案件先后作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从而使得侦查部门已经开始了的诉讼程序产生混乱,同时影响了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的权威性。②

2.除原监督范围规定的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外,应将普通刑事案件的拟不起诉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

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公诉权的行使是否正确,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而对不起诉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公安机关的制约刚性不强,以及被不起诉人、被害人的救济意识不强,实践中通常会终结诉讼程序、产生终局性的处理结果。如果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在行使过程中容易被滥用。从检察人员违法违纪的统计情况看,利用不起诉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违反了司法公正,损坏了检察机关的权威。因此,应当将普通刑事案件的不起诉环节纳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

3.将普通刑事案件应当监督立案而不监督的、将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及普通刑事案件应当抗诉而不抗诉的案件纳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有监督立案的职责,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提出或提请抗诉的职责。为防止检察机关消极使用检察权,以更好地“控制犯罪”,可以将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立案而不监督的、应当抗诉而不抗诉的案件列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由于此类案件属于检察机关不作为范畴,不易被人民监督员发现和掌握,但依然具有可监督性,不违反监督的实效性原则。在具体监督制度中,应进一步明确强化检务公开的措施办法,例如,将可提请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内容和提请程序以及人民监督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向社会公布,加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社会认知度,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强化此类案件监督。

(二)针对“五种情形”,应当将“不当处理涉案款物”纳入监督范围

“五种情形”是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将“五种情形”纳入监督范围旨在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的自身执法行为,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以更好地维护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发案单位、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不服检察机关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决定情形,由于涉案款物的处理是一个完全没有外部监督的行政性行为,容易被检察机关滥用,导致该发还的不发还,该上缴的不上缴,从而侵犯发案单位、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因此,将职务犯罪案件发案单位、当事人及其近亲属不服检察机关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决定情形也应当纳入监督的范围。

[注释]

①左卫民,吴卫军。《人民监督员:理念与制度的深化和发展》,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期。

②薛培,黎文明。《对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http://www.jcrb.com/zyw/n210/ca230806.htm。

[参考文献]

1.陈平.浅析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http://www.studa.net/si-

fazhidu/091020/1530271.html.

2.周长平,刘长青.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问题刍议.http://chinalnn.com/Html/Article/Class77/Class79_167569.html.

3.仝艳荣,乔建设.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研究.http://www.dffy.com/faxuejieti/zh/200907/20090729091728.htm.

安全监督检查制度 篇4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和《特别规定》等法规政策，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大安全检查、整改、复查的力度，建立日常安全检查秩序，规范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督促各级各类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及时发现和解决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事故隐患和问题，逐步实现安全生产的本质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一、组织机构

安全检查参加人员组成为：公司领导、各职能科室、各生产单位行政正职、机电副队长及专业技术人员。

矿井安全大检查必须由矿长带队，各专业检查必须由分管矿领导带队，区队安全检查必须由区队长带队。

二、检查时间

矿井安全检查每月不少于一次，各专业包括区队安全检查每周不少于一次。

三、职责

1.矿长对全矿重大安全隐患的处理进行全面协调管理。

2.各分管副总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隐患按“五定”原则落实整改。

3.矿总工程师对全矿重大与较大安全隐患组织提供技术支持。

4.安检科科长对矿井安全隐患的整改进行监督。

5.各业务科室对所管范围的安全隐患提供技术支持，对业务范围内的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改、复查，做好安全检查记录，有台帐，有落实，有复查。

6.各业务科室负责专项检查的组织实施，顶板管理、防治水由生产技术部负责;机电运输由机电运输部负责;“一通三防”由通防部负责，查出的类隐患必须按“五定”原则进行闭合。

7.安检科对全矿范围内的安全隐患进行收集整理、监督落实整改及复查工作。

8.安检科负责日常检查及安全大检查的组织实施，其它科室要给予积极配合。

9.调度室负责紧急安全隐患的电话信息反馈与记录，并向矿领导汇报或与业务科室联系;隐患处理时做好协调工作。

10.其它科室与辅助单位对隐患处理及时提供必要的运输、电力、风、水、材料、设备、配件等支持。

四、检查内容

检查内容分为：现场检查和资料检查。

现场检查内容主要有：

1、矿井各系统的能力，可靠性、安全性;

2、矿井五大灾害及其它灾害的防治措施;

3、各类安全设施、设备、仪器仪表使用情况;

4、执行作业规程、措施、操作规程情况;

5、现场操作人员规范操作情况;

6、特殊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7、现场安全隐患;

资料检查主要有：

1、各级领导、各职能科室、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一通三防”责任制落实情况。

2、《特别规定》、《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及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3、公司传达的上级和公司安全生产会议精神落实情况;

4、培训与持证上岗情况;

5、各种作业规程安全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资料;

五、整改落实原则

1、按各级现场安全生产隐患处理决定书要求整改;

2、按照“四定”原则的要求整改;

3、对检查的各类安全生产问题要及时、认真、全面整改，重点做好落实工作，严禁各类事故隐患的重复发生;

4、各单位行政正职为整改落实责任人。

六、处罚

对现场检查出现的安全隐患，按公司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七、要求

1、各职能科室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进行业务指导，监督检查，落实整改。

安全监督检查制度 篇5

1.制定明确的各岗位安全工作职责，且在醒目位置给予公布。

2.监督检查公司与各职能部门签订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状，与驾驶员签订道路行车安全生产职责书，与经营者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3.监督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情景。

(二)监督检查从业驾驶人员的资质

1.监督检查驾驶人员的聘用审核和安全生产管理情景，检查驾驶员管理基础档案实行“一人一档”情景，检查对违章和事故驾驶员处理情景。

2.监督检查驾驶员的记分管理情景，要对情节严重、素质差，安全意识不强经常出事故的驾驶人员进行解聘，优化驾驶人员队伍，提高驾驶员整体素质。

3监督检查对于超速、超载、疲劳、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驾驶人员予以解聘的情景。

(三)监督检查车辆安全生产管理情景，检查营运车辆技术状况、检查车辆二级维护、技术评定、交警年审、承运人职责险的投保工作。

(四)监督检查生产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处理情景，监督做好经营者、驾驶员违反道路运输安全生产行为的记录情景。

(五)监督检查安全基础工作及宣传教育培训情景。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驾驶员的持证上岗情景和其他人员的教育培训情景，以及安全宣传、劳动组织、用工等情景。

(六)监督检查对事故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组织事故调查处理的情景;监督检查严格职责追究，落实防范措施，加强安全事故教育的情景。

(七)监督检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的落实情景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统计分析和报送情景。

(八)监督检查应急机构和应急队伍建设情景;建立和完善生产安全事故的预防、预警、预报应急机制情景。

党务公开监督检查制度 篇6

第一条 党务公开监督检查工作遵循“分级负责”的原则，局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所属党组织的党务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条 监督检查的重点是党务公开的内容是否全面、程序是否规范、形式是否恰当、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到位、效果是否明显，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推进工作落实。

第三条 监督检查实行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采取工作督导、日常监督、定期检查、知晓率和满意度测评等方式。

第四条 局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加强党务公开工作督导，成立督导组，对党务公开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保证党务公开规范、有序开展。

第五条 督查情况要及时向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及时向责任单位反馈。必要时，要根据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意见予以督办

第六条 局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通过聘请党务公开监督员、设立监督电话、意见箱等形式，加强对党务公开工作的日常监督。

第七条 局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适时组织党员、群众对所属党组织党务公开工作进行知晓率和满意度测评。知晓率主要测评党员、群众对党务公开的政策、内容、时间、方式等情况的了解程度。满意率主要测评党员、群众对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效果等情况的满意程度。

制度监督检查 篇7

我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于浙江省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后陈村处于武义县城乡结合部, 全村347户888人, 是个远近闻名的产粮村和富裕村。2000年以来, 后陈村集体收入主要来自于出租黄沙沙场和修建金丽温高速公路得到的土地补偿款。随着城市的扩展, 特别是后陈村被纳入武义县经济开发区范围后, 该村先后有1100多亩农地被征用, 村集体土地征用款高达1900多万元。村集体财产的迅速增长, 一方面增强了村民与村集体的利益关联性, 引起了村民对村级事务的高度关切;另一方面村民对村务、财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诉求空前高涨, 对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 管好用好经营好村集体财产, 逐渐成为后陈村村民普遍关注的村务 (财务) 大事和自觉行动。然而, 后陈村长期以来形成的村务 (财务) 管理不透明, 村级财务不公开、重大决策不民主未能很好地解决, 村干部违法乱纪事件频频发生;同时, 村民的“民主监督”缺乏有效的组织载体, 而上级政府的监管又鞭长莫及。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 后陈村两任村支书“前腐后继”相继落马。面对后陈村日益严重的治理危机, 白洋街道党工委采用“空降干部”的办法, 于2004年1月6日派遣后陈村籍的街道工办副主任胡文法回村兼任党支部书记, 负责治理后陈村的乱象。随后, 县委、县府又选择了处于治理危机的后陈村作为实施村级民主监督创新的试点村。2004年4月至6月, 县委办、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农业局、民政局、白洋街道相关人员认真梳理了后陈村各项管理制度, 草拟出《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两个讨论稿, 广泛征求村民及社会各界意见。6月16日, 后陈村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 制定并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选举办法》。6月18日, 在以胡文法为组长的选举委员会主持下, 经过村民代表民主选举, 后陈村产生了全国首个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由3名监督委员会委员组成的“第三驾马车”——村务监督委员会。同日,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至此, 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性内容的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正式诞生, 并成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成功的制度创新的范例。

这项制度创新, 解决了农村民主选举后监督缺位、乏力的问题, 解决了村两委干部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探索出了一条保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的新途径。基于“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杰出贡献,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于2005年10月入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2007年6月, 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又授予武义“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创新奖”。2009年底, 浙江省3万余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基层农村“全覆盖”的同时, 浙江省政府进行了省级层面的制度建设;2010 年7月, 浙江省颁布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 (试行) 》, 2011 年1月出台《关于认真做好2011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 2011年3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1]

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机制创新和运行绩效

1.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机制创新

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为例,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标志性内容是“一个机构、两项制度”。

一个机构即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它是在原有村级组织基础上增设的专门的村务监督机构。与以前的村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相比, 其创新在于:以前的村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隶属于村委会, 组长通常由村支委兼任, 而后陈村的监委会, 是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一个独立组织。

两项制度即是《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主要对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土地征用费管理、集体项目收益和分配管理、集体建设工程投资管理、财务管理、村干部报酬管理、村计划生育管理、村民房管理、村户口变动管理、非经济合作社人员待遇、溪滩沙石管理、村公墓管理、外来人口管理、低保对象确定、救济款发放管理、印章和会议记录管理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管理制度明确划分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三者在村务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 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是对村级民主监督作出的制度安排, 尤其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和组成、职能和义务等作了明确规定, 并把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村干部述职考核制度等纳入民主监督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 监委会候选人是非村两委的成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监委会成员除了党支部召开的党务会议外, 村里其他一切会议都有权参加, 它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直接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第二,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 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村级各项管理制度情况进行监督;列席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村务会议;对村财务公示清单和报账前的凭证进行审核;建议村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 村委会须就具体事项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决定;协助街道党委对村两委成员进行年终考评;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 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 提请村党支部, 报上级党委、政府后, 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可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 以书面形式建议村委会进行听证, 如果村委会7日内没有正当理由不作出听证决定或解释, 有权向街道办事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第三,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义务主要有:支持村两委正常工作, 及时消除村民对村两委工作的误解;定期、不定期向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村务监督工作情况;及时向村党支部、村委会反映村民对村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村民, 广泛听取意见, 履行监督职责。

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创新, 有效促进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农村的落实。其制度创新主要在于创新和完善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2]众所周知, 一个有效运作的制度往往是一系列具有有机联系的制度元素联结起来的闭合系统, 它具体包括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以及救济制度。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以及通过建立《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 使得村务管理中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救济制度相互配套, 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第一, 创新和完善了村民自治治理结构。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后, 突破了过去村“两委”制, 完善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议事机构、村民委员会为管理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 创新实现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村民自治体制机制, 让村民能真正参与村务民主管理中。第二, 创新和完善了农村基层组织监督机制, 保障村民依法行使对村级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村监会”与村委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村监会”主动介入、全程参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利用质询、述职等方式对村委会执行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 议决事项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发现拒不执行、以权谋私等不正当行为, 进行劝诫, 并向村党组织报告或向街道办事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情节严重的可提出罢免动议。“村监会”的这种监督就使原来村委会的同体监督向异体监督转变, 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转变, 由单纯的财务监督向村务监督转变, 垂直监督向水平监督转变。[3]

2.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运行绩效

从2004年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到目前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全覆盖”, 经过六、七年的运行, 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现实和潜在的绩效。

(1)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沟通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有利于村务管理的良好运作和村庄秩序的重建。据统计, 自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实施后, 后陈村连续6年保持“零上访、零投诉、零违纪、零违规收入”的纪录。浙江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农村干部的信访举报呈整体下降趋势, 2009年同比下降6.71%, 2010年又下降了15.5%。

(2) 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以及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等一系列财务管理配套制度, 使集体资产的运作有章可循, 有制可依, 严格杜绝了集体资产流失的现象。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六年来, 村务监督委员会先后对4000余张金额共计2400万余元的财务发票进行了审核和公开, 审核纠正不规范票据42笔, 拒付不合理开支3.8万元, 为全村增收节支480多万元。

(3) 改善和融洽了干群关系。

过去因为基层监督缺位乏力, 有的地方民主选举后,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成为摆设, 村民自治往往成为“村官”自治。监委会建立后, 使权力有了制衡, 推动了村干部的领导方法向民主的、法制的、服务的方式转变, 消除了村民对村务活动的各种猜疑和不信任, 村民积极支持村两委工作, 增强了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 融洽了干群关系。后陈村村委主任陈忠武说:“以前村干部怕干事, 村民总怀疑你从中得多少好处, 有了监委会, 村里一切事都在监督下进行, 就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干事放心了, 听到的赞扬也多了, 一些过去上访告状的村民如今还主动提出要为村干部加工资, 心里感到很温暖”。[4]

(4) 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畅通了民意表达的渠道, 每一个村民都获得了涉及自身利益的村务管理工作的话语权, 他们的需要和意见可以直接通过监委会反映到村两委干部手中, 再反馈到本人。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村民直接有序的政治参与, 为村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使得村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得到具体的落实, 从而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

(5) 为全国农村建立新型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提供了样本和示范效应。

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成功实践, 为全国各地的村级民主探索和国家立法提供了借鉴。继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后, 重庆市武隆县首次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河北省承德市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汪家庄镇成立。[5]尤为重要的是, 2010年10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或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 负责村民主理财, 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三、几点启示

1.群众的创新精神是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实践已经证明, 对民主政治中的新生事物, 要充分发挥基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民主参与要求。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 正是村民群众由于民主意识的加强、对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的担忧和参与村级财务运作的强烈愿望而产生的, 村民是推动农村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2.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是农村创新制度成功运行的关键

在我国基层农村, 如果不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 制度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政权力量导向有助于村民自治, 农村的自治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一项新生制度安排, 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并推行的, 政府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主要动力。

3.一项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要在实践中为参与各方所接受并推行开来, 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增进参与各方的利益, 产生一种共赢的博弈结局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产生共赢博弈结局的比较精巧的制度设计。后陈村的制度设计者力图通过保证村务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相对分离和相互制约, 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村干部“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 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村社会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社民, 徐首红, 颜新文.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浙江深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纪实[J].中国监察, 2011, (08) .

(2) 邱荣根.村民自治中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基于浙江武义县试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案例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 2006.

(3) 张桃荣.议事监督委员会:村民自治决策与监督新机制——成都市龙泉驿区若干乡镇的调查”[J].党政干部学刊, 2009, (08) .

(4) 谢云挺.监委会:浙江农村出现“第三架马车”[J].记者观察, 2005, (04) .

读《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 篇8

——马克思

人类走出蒙昧，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一种创造物，那就是书籍。书籍不但记载史事，人物，各类知识，重要的还有不安分的思想。因此，历代的权力者，只要意在维护酋长式统治，就必然因对思想的嫉恨而禁毁书籍。书报所以需要检查，而且进一步制度化，就是建基于这样一种意图之上，而沦为反对人类成熟的最现实的工具的。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过少数几部介绍禁书的书，也有少数几部关于文字狱的书，其中牵涉到禁书的命运；但是，把禁书纳入检查制度，并且同政治文化制度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的书，至今不可得见。沈固朝先生的著作《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虽然略感单薄，毕竟填补了出版界的一块空白。

书报检查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古希腊时期，雅典当局颁布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从文字到讽刺喜剧，都包括在内。其实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控制。书籍控制及检查，源自思想统制的需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权力——信仰危机的产物。哪怕权倾一时，神经过敏的统治者仍然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及至面临崩溃的末日，则从一般的控制发展到疯狂的镇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权力者从本质上说是虚弱的。他们称文字为“黑死病”，比子弹还厉害的“纸弹”，意大利那不勒斯当局针对一位被捕教授的起诉书说：“人类最可恶的三大敌人是：笔、墨水和纸。”教皇成了“惧书者”（BIBLIOPHOBES）。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取得世俗社会的控制权以后，就开始打击异端；在漫长的中世纪，教权炙手可热，对书籍的禁毁已经扩大到了相当的规模。一三○九年，巴黎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西班牙于一四九○年焚毁了一座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至一五九六年，意大利仅克雷莫纳就焚毁了一万二千册书。焚书在中世纪十分常见，异端分子也动辄被烧死，如布鲁诺。在此期间，教皇多次下诏禁书，然而毕竟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比较制度化以后的劫难，所有这些，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认定，在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书报检查制度。查禁作为一种制度，是随着书籍数目的剧增和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这时，大学建立起来了，知识和思想的需求量增大，印刷术的发明代替了手工抄书。扩大的图书市场对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刷商居然可以说：“只要有二十六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为此，统治者必须建立专业性的书报检查机构，并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协调，连结成严密的大网，从而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

在中世纪，书报检查由各地主教会的宗教裁判官组成的机构进行，在王权取代教权之后，这样的检查机构则由酷吏，一般官员，以及个别专业人士组成。尼古拉一世时，检查机构竟多达十二个类型。这种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权欲熏心，不学无术者，余下便是听命惟谨的奴才，因此，所谓检查也就注定是无知、愚蠢、横蛮透顶的行为。他们奉命制订或公布禁书目录，这类目录，有的是教皇亲自制订的；一五七一年庇护五世还曾下令设立“禁书目录部”，专司有关书目的编纂和禁例的制定。先是禁内容，后是禁作者，只要作者被确定为异端分子，他的所有著作都得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人废言，比比皆是，随意性很大。对于各类禁书目录，《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所列甚详。每公布一次禁书目录，都意味着对图书馆的一次劫洗。书中援引作家拉蒂努斯一五五九年写给他的朋友的信说：“在许多书离我们而去的年代里，为什么还要再考虑写新书呢？在我看来，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除了写信，没有人再胆敢动笔了。刚刚出版了一部目录，列出不允许我们收藏的书，否则会遭来绝罚，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尤其是德国出版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了。”纳塔利·科姆斯写道：“到处都是烧书的大火，这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之焚，无论私人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无一幸免，有的馆几乎空了……”大约因为出版业的发达，焚不胜焚，统治者十分重视出版前检查。像托尔斯泰著名的小说《复活》，经过五百多次修改才得以出版。对印刷的控制特别严厉。一五四二年，教廷恢复异端裁判所，翌年即规定所有图书的书名页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英国查理二世于一六六二年颁布“信仰一致法”，同时颁行“制止出版诽谤、叛国和未经许可之图书和小册子”法案，简称“许可证法”。其中，对于执行办法，也有着严密的规定。直至一六九五年“许可证法”废除以前，都以出版前检查为主，其他国家亦大抵如此。一六九五年以后，则改以出版后检查为主，追惩制代替了预惩制。

从实际运作方面看来，预惩制与追惩制其实很难分开，更多时候是彼此交相使用的。在取消出版前检查后，一些国家便把这笔中世纪的遗产融入普通法中，大可以用“滥用出版自由”为借口，对需要禁毁的图书及需要打击的作者以有效的惩罚，且使惩罚变得更为“合法”。在十九世纪，出版后检查最严厉的欧洲国家有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这些国家明文规定，“未审”报纸在印刷的同时须将副本送交当局，一旦发现问题，即及时没收销毁出版物，关闭出版社。此外，还有销售前检查。有违禁令的印刷商，遭到检查机关从酷刑，到革除教籍，罚款，乃至停业等各种不同的惩罚。检查官和出版总监常常带人搜查住宅、店铺、印刷所、仓库等。作为警告制度，尼古拉时代还发明了“约谈”。延绵数百年的检查制度成绩伟大。从一五五九年至一九四八年，教廷共出版禁书目录五十四种，教廷禁书部记录在案的宗教裁判所书籍禁令共九百多道，禁书总量为四千多种，遭到全禁的作者多达数十人。而这些作家，无一不是世界一流人物；而今撰写的世界文学史和文化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闪耀光辉。仅瑞士苏黎世地区，从一五○○年至一七○○年因著书触犯当局而被处死的作家就有七十四名，至于肉刑、监刑和罚金者更不计其数。据介绍，十八世纪中期，几乎没有哪一个作者没有在监狱中蹲过二十四小时以上的。

统治者以无所不在的检查制度极力制造恐怖，从而促使书商和作者进行自我检查。有一位叫萨伏林的俄国记者说：“自我检查比政府检查更苛刻，也更残酷。”奥地利作家弗兰克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本来自信的作者，情绪如此低落，他们不得不用自我审查来毁掉每一点天生的思考力。”诗人安东尼乌·费雷拉写道：“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我写作和说话时，我害怕，甚至在我窃窃自语，在沉默或思考时，也感到恐惧。”迫害的风气搜索每个人的灵魂，剥夺思想，蹂躏心灵，肆意破坏生命的尊严，固有的意志力和创造力，使人类世界归于死寂。书报检查制度破坏之巨，不能仅仅以被禁毁的书目多少，或以此相关的惩罚的繁苛程度为依据，还应当对精神的虐杀有足够的估计。然而，精神的损伤难以量化，我们只能从一代人和数代人的普遍的生活风气，精神状态和整体的文化性格中，窥见统治者的手段的博大、细密，及其影响的深远。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实际上，任何禁锢和压迫都无法遏制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这时，作家以寓言、反讽、影射等手法丰富了语言艺术；画家创作漫画，政治漫画是颇令当局感到头疼的。他们以退为进，在逃避迫害的途中顽强地表达思想。在严厉的检查、删改、禁毁之下，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只能走向凋零，或以扭曲的风格出现。出版商发展了地下印刷业，书商则使地下书业贸易变得活跃起来。禁锢愈厉害，地下活动愈频繁；或者可以倒过来说，哪里地下活动最频繁，那里的禁锢便愈见厉害。

突出的是盗版问题。《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中以大量史实表明，盗版来源于出版特权，是对业已形成的商业垄断的一种反动。如英国从亨利七世开始指定御用出版商到亨利八世授予一批所谓“负责的出版商”，让它们具有专有权利，把所有法令法规、议会决议、文告和圣经的印刷权授予他们；还划出部分领域授予专利，如出版语法书、法律书、歌本和赞美诗等的印刷权，指定授予对象，而使多数印刷商无从染指。这样，没有特权的商人只好盗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历代的禁书最受欢迎，于是“禁书目录”成了全欧洲最大的图书免费广告。图书一旦被禁，即被全社会“推销”，而盗版这类图书则往往赢得巨大利润。在专制时代，盗版书对于思想的传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谓功不可没。姑不论动机如何，它打击了特许制，使各种检查法规在这匹隐藏的“木马”面前统统失效。不妨说，这是出版界的另一场“特洛伊战争”。要废除出版特权，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罪恶的惩罚措施，除非实行革命。期待一个专制政权自行完善是徒劳的。书中列举的几个欧洲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废除检查制度——从终止许可证法到废除印花税——都较为彻底，原因是它们先后进行过血与火的革命。整个废除过程，英国用了二百多年，法国只用九十年。法国的革命方式是更为激进的。欧洲各国君主都十分害怕法国大革命，为此，书报检查也特别严格；一些国家规定，报纸只要提及法国的事情就要查封。奥地利曾一度下令关闭图书馆，其检查目标后来甚至扩大到扇子、鼻烟盒和玩具上的箴言和题辞；从法国运来的器物，只要绘有“自由”字样都要清除掉。在一七九三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俄国焚毁了一万九千种有关书籍，卡特琳娜还禁止了一切来自法国的物品。这些专制政体的头面人物，对革命的恐惧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然而可笑的是，一些自命为客观、中立的学者，或是以“民间立场”相标榜的知识分子，居然也抱持当年这些君主的态度：否定革命、嘲笑革命、畏惧革命、诅咒革命！他们应当知道，没有近代革命的发生，人类在中世纪的巨大的阴影下不知还要匍匐多少个世纪！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欧洲，书报检查特别野蛮和持久的国度，就是德国和俄国；它们未曾有过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清洗，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封建王国的封闭与专横。自然，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且革命本身也可能不只一次地背叛自己。法国在“旧制度的死亡证书”——《人权宣言》中宣称，“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两年后，这一原则，即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和维护出版自由被写入第一部宪法，成为法国政府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然而，拿破仑登台之后，随即背弃宪法有关的承诺，于一八一○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新闻检查官，正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大力砍杀对立的报纸，积极扶植发行官报。他认为，“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对警察总监富歇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在法国只能存在唯一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在法国，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前前后后有过多次反复，其激烈程度是世界罕见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复辟倒退的现象，并非由革命引起，恰恰相反，乃是旧制度的遗产。从漫长的中世纪到民族国家的建立，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书报检查作为一种制度即使被废除以后，在欧洲各国，对思想文字的控制，仍然得以以各种变异的、零散的方式表现出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仍然进行书报检查。这项工作开始时是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的，党通常不加干预；一九二三年以后，鼓动宣传部的官员就已开始密切注意文学团体的活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作家登记，审读文学报刊，严格控制出版社。一九二五年中央委员会还曾介入文学界的争论，发布过有关的决议。即使在比较宽松的时期，倘要禁止某个作家出版作品，一样是十分坚决的。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书报检查犹如一道巨大的闸门，把“反对派”的著作统统封死了。这些书籍可以在一个早上悄然消失，而这一天，往往是在接到上面最新指示的一天。消灭异已的行动特别迅速。与此同时，新的历史书、教科书、回忆录乃至“百科全书”也都以篡改过的、不诚实的内容出现，代替砍伐所留下的出版真空。著名作家札米亚京在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一九二○年以前，他已几乎无法在国内出版任何著作了。后来，通过高尔基的关系终于迁居国外。其他一些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被公开革出“作协”，茨维塔耶娃在找不到工作的窘迫中自缢身亡，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遭到镇压，再后来则有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的流亡。工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未必是同步的，或者说是必然一致的。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为新生事物敞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保有合适的空间，供专制主义的幽灵舞蹈。《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总结说，专制主义是“书报检查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命中要害的。要彻底废除检查制度，除非彻底铲除专制主义。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书报检查制度便不断遭到来自思想知识界的理性批判。马克思指出，把思想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征。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出版受到控制，一切关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正义一类宣言都将成为伟大的空话。所以，争取出版自由，自然成了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首要目标。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将因此而集中起来，以谋求共同的福祉。正因为如此，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是当今的全部宪法”。对于出版自由的趋势，书中用了一位演说家在一八四○年的一段话进行描述，说：“现在，印刷机的有力的滚筒每日每夜印出的成千上万张纸，正渡过河流、穿过森林、穿过海关的封锁，越过高山峻岭，用它那智慧的炮弹，在未来的战场上奋勇直前，靠思想的宣传机器和出版自由，你们将无往不胜！”出于人性的基本要求和生存的实际需要，事情确如全书最后部分的题目所宣示的，“废除检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许多时候充满风险，出现反复，这也是无疑的。

沈先生的著作把书报检查从出版史上特意抽离出来加以放大阐述，具有特别的意义，超出历史学一般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围。其实，出版史的主要线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环绕出版物展开的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斗争。《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把书报检查同政治文化制度，同权力和权力者联系起来，的确捉住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型态之间的影响等，书中缺乏适当的照顾。其中，把欧洲废除检查制度定在十九世纪中期，这个限界也不是不可以商榷的。至少，延至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对于书报的审查是严厉的。用鲁迅的话说是“代代跨灶”，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甚至史无前例。我们是看重文牍的考究，譬如广告税、印花税的废除等等，还是重在实质的考察？这是一个问题。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们如何消化和运用类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如何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时间的间离，则是另外的一个牵涉更广的问题。最近有一本新书，是一个叫J·D·亨特的人写的，名为《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其中有一节就是“审查制度”。历史的前后比照是饶有意味的。同为审查，今日的欧美社会，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毕竟大不同于往昔了。

至于东方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变迁，也当有人进行书面系统的清理了。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对于东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是视之为“野蛮”，“停滞”，更带专制主义性质的。所谓“东方没有历史”，所指大约就是这层意思罢。

二○○○年六月，时值酷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