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

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精选8篇）

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篇1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国际社会也普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国、共内战和美国的介入，1949年以后两岸一直处分离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一件大事。

一．当前台湾发展现状

经济方面，从台湾当局公布的相关数据看台湾经济发展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内需增长强力拉动经济发展。与此前近年情况不同，台湾经济今年持续3个季度的恢复性增长呈现出“从外需复苏启动，以私人投资大幅扩张为支撑，由私人消费稳步跟进为保障”的增长动能传递特点。二是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岛内外需市场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陆、东南亚市场日益重要，占台出口比重已经超过50%。过去因欧美市场以圣诞节及元旦新年为消费旺季而形成的季节特点日益淡化，相反，中国春节消费旺季等亚洲消费特点正改变着台湾全年生产的配置。另外岛内内需市场稳步复苏，对台湾生产也带来新的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当地消费特点与欧美市场发展节奏也有很大的不同。三是经济增长动能仍有很大局限性，结构性失业问题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一大羁绊，民众对马英九当局的施政信心有待补强。

政治方面，台湾的政治体制，在国民党去后仍沿用大陆时期的政治体制。其政权机构由“国民大会”、“总统府”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其政制采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相互制衡形式。目前台湾政治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十分脆弱，建立新的政党政治平衡尚待时日。一有风吹草动，或是执政党“总统”言行不当，或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合作破裂，或是在野党结成政治联盟倒阁，都会引发岛内政治危机，都有可能诱导台湾的政治发展走上危机及岛内安定、引发台海危机，影响东亚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

二．两岸关系现状

现状由历史发展而来，解读现状必须从历史开始。胡锦涛是这样描述的：“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这是对两岸关系现状的客观解说，也是实行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政策的基础。

事实上，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一直是两岸人民的共识。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有关方面最近曾就两岸关系进行了108项民调，主张两岸维持现状的占64.9%，肯定两岸关系目前缓和趋向的占52.2%。两者，一是对两岸维持现状的肯定，一是对当前缓和趋向的认可。从目前看，各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至少表面上是比较一致的。中国政府是最坚定的，不会有任何

退让；美国政府也一再重申坚守“一个中国”政策；现台湾当局，既承认“九二共识”，也坚持说它是“一中宪法”，两者本质上都是认同“一个中国”的。但实质上要求确实不同的。

台湾方面要求的现状，是“不统、不独、不武”；美国方面要求的是“不统、不独、不战”；两者基本上一致。而中国大陆方面要求的，则必须是 “一个中国”。因为，两岸虽然还未统一，但“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并无任何改变。还有，两岸实行的也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一国两制”实际上也是两岸的现状。尽管民进党千方百计把“一国两制”污名化、妖魔化，但就是无法驳倒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2010年6月29日，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将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在重庆进行第五次正式会谈，就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进行业务磋商，并将最终签署协议。ECFA的最终确定，将对台湾未来的经济造成决定性改变，使台湾经济走向“大陆依存时代”。

三．两岸关系未来展望

50多年的两岸关系有两大重要变化，一是两岸人民由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到相对自由的交往，二是台湾当局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转变为否认“一个中国”原则。21世纪的今天，两岸人民往来十分频繁，两岸经济与文化趋向融合，虽突破了诸多政治僵局，但很多政治难题仍然存在，但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终将归于祖**亲的怀抱。

20多年来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强，随着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往来，两岸人民更加的相亲相爱，两岸关系趋向融合。

加强两岸关系发展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从长远来看，鼓励交流，增加交流的机会，扩大交流的范围，提升交流的层次，在交流中传达善意，让更对的台湾同胞感受到交流对两岸都又好处，而非有压力，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了解大陆，激起他们心中更多更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保障双方关系稳定的最好方式，也是推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是搞好对台新思维接力赛，使大陆对台政策更富有灵活性、更具有主动性。“历史无法改变，未来却可掌握。”“门”已经打开，但是如何通过这个“门”走入一个新的愿景、新的未来，还需要我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强大。只有我们发达了、强大了，我们从政治、经济等环境上给予台胞的吸引力才会更大，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才会更能有效，问题也才能最终解决。

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篇2

1. 洗钱的概念及其构成

洗钱是指犯罪分子通过一系列金融账户转移非法资金, 以便掩盖资金的来源、拥有者的身份, 或是使用资金的最终目的。需要“清洗”的非法钱财一般都可能与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或集团犯罪有关。

洗钱由英文“m oney laundering (m oney-washing) ”一词直译而来, 其形象的语言表述记载着洗钱一词的发端: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等为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一名财务总监购置了一台自动洗衣机, 为顾客洗衣物, 而后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 将洗衣物所得与犯罪所得混杂在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 使非法收入和资产披上合法的外衣。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通过金融机构以各种手段掩饰、隐瞒资金的来源和性质, 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1]。这已成为犯罪集团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一方面, 通过洗钱, 有组织犯罪掩盖了其犯罪活动踪迹, 得以“正当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 洗钱为犯罪集团介入合法企业提供了资金, 使其能够以“合法掩护非法”, 不断扩大犯罪势力。

狭义的洗钱是指为了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和存在, 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合法化的过程。这些犯罪活动主要包括:贩毒、走私、诈骗、贪污、贿赂、逃税等。

广义的洗钱除了狭义的洗钱含义外, 还包括: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用于非法用途, 即把白钱洗黑, 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而用于走私;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 以达到占用的目的, 即把白钱洗白, 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账户;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逃避监管, 如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

洗钱通常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典型的交易分三个过程:1.入账, 即通过存款、电汇或其它途径把不法钱财放入一个金融机构;2.分账, 也就是通过多层次复杂的转账交易, 使犯罪活动得来的钱财脱离其来源;3.融合, 以一项显示合法的转账交易为掩护, 隐瞒不法钱财。通过这些过程, 罪犯就可把非法所得转移并融合到有合法来源的资金中。

2. 洗钱罪

(1) 洗钱罪定义。洗钱罪, 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等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 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 通过存入金融机构、投资或者上市流通等手段使非法所得及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2]。

此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行为又称洗钱, 其意是指犯罪分子为掩盖其不法行为, 将赃款通过金融活动将“黑钱变白”, 从而达到可以公开使用的目的。换言之, 即犯罪分子将犯罪所得的赃款, 通过另一种犯罪行为, 使其合法化。

(2) 洗钱罪在客观方面表现。提供资金帐户;协助将财产转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以及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来源和性质。

(3) 洗钱的危害。洗钱犯罪可以和绝大多数的犯罪共生, 是这些犯罪的下游犯罪。从司法角度看, 洗钱成为一种“犯罪屏障”, 既妨害了司法活动, 也助长犯罪分子有恃无恐的气焰, 促使他们不断实施犯罪。从金融管理秩序角度来看, 洗钱活动往往借助于合法的金融网络清洗大笔黑钱, 这不仅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规则, 破坏了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 从而对正常、稳定的经济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洗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后果。洗钱为贩毒者、恐怖主义分子、非法武器交易商、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罪犯的运作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洗钱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而与犯罪活动有关的金融问题也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化而变得日益复杂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 介于6000亿至1.8万亿美元之间, 且每年以1000亿美元的数额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的情况下, 洗钱活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害极大。

3. 反洗钱法

出台《反洗钱法》, 这是反洗钱斗争的势所必然。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洗钱进行法律控制的国家。台湾地区“立法院”于1996年10月制订了亚洲第一部反洗钱专门法《洗钱防制法》。上世纪末, 台湾“黑金犯罪”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而随之而来的还有“白金犯罪”问题。为此, 2003年台湾地区“立法院”通过了洗钱防制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增加了反恐、打击跨国性组织犯罪与进行国际司法互助等规定。除了《洗钱防制法》外, 台湾地区涉及反洗钱的法律法规还有银行法、信用合作社法、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等, 在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方面还有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合作社、农 (渔) 会作用部、邮政储金汇业局、票券商、办理信用卡业务机构、产物保险业等反洗钱义务主体的反洗钱注意事项范本等。

目前我国大陆涉及反洗钱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刑法》、《反洗钱法》, 行政规章方面则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与《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与《反洗钱现场检查管理办法 (试行) 》, 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联合颁布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

二、两地反洗钱比较

1. 两岸反洗钱法立法宗旨

《洗钱防制法》的立法宗旨是“为防制洗钱, 追查重大犯罪”;《反洗钱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预防洗钱活动, 维护金融秩序, 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 可见, 两岸立法宗旨均很明确, 都是为了预防和监控洗钱活动, 以预防洗钱为主要立法目标。这是两部法律立法宗旨的共同点。但也有不同之处, 即《洗钱防制法》还要“追查重大犯罪”, 而《反洗钱法》则要“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显然, 台湾地区的“重大犯罪”要比大陆“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外延大得多, 台湾地区防制范围比大陆宽广, 打击洗钱活动的法网更严密, 所担负的反洗钱任务也更繁重;反观大陆的防制范围显然较为狭小, 不利于打击所有洗钱犯罪活动, 但大陆防制对象比台湾地区更具体更有针对性, 与立法目标紧密呼应, 更具可行性, 实践操作意义很强[4]。

2. 洗钱对象及其来源之比较

(1) 洗钱对象

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第2条规定洗钱的对象是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之利益。而大陆《反洗钱法》第2条规定的洗钱对象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5]。

由此可知, 两岸都规定洗钱的对象均为犯罪所得, 此为两岸的共同之处。但是, 两岸在洗钱对象上依然存在着差别:大陆所规定洗钱对象不仅仅限于犯罪的直接所得, 即犯罪后的直接收益, 而且还包括间接收入, 亦即使赃款增值的部分, 在这方面, 大陆的规定优于台湾地区的规定, 因为这样规定才对于预防这类犯罪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2) 洗钱对象的来源

台湾地区所规定洗钱对象须源自重大犯罪, 所谓“重大犯罪”系指《洗钱防制法》第3条规定, 其中第一项第一款为所犯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之罪, 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十一款则列举出危害社会治安及经济秩序较为严重之多种犯罪型态, 第二项规定下列各款之罪, 其犯罪所得在新台币二千万元以上者, 亦属重大犯罪。大陆洗钱对象来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

从两岸的规定来看, 台湾地区采取概况与列举相结合的方式, 同时使用法定刑、具体犯罪、犯罪数额三种标准来限定“重大犯罪”, 相对来说周延性较好, 范围规定得比较大, 可操作性强, 对打击与预防洗钱活动较为有利。

但也存在不足, 正如台湾学者谢立功所言:“不仅新型态如利用高科技之计算机 (包括因特网) 犯罪或侵犯智慧财产权犯罪类型, 无法涵盖, 即便是漏税集团 (指长期、大额漏税) 等受害人众、影响财政收入甚大之传统型犯罪, 亦无法纳入。因上述犯罪类型最轻本刑不在五年以上, 又非该法条所列举者, 故均非本法所谓之重大犯罪。以当前国人最重视之扫黑、维护治安工作而言, 其主要扫黑法令组织犯罪防制条例, 亦因立法在后, 而不在洗钱防制法所列举之重大犯罪类型中。此外, 有关常业赌博罪本刑虽在二年以下, 但国外透过赌场洗钱案例甚多, 而我国以六合彩等方式赌博之现象, 亦极为普遍, 其流动的资金甚至逾千亿元, 故藉此洗钱恐不易发现, 而成为洗钱防制工作另一大漏洞。”

我国大陆立法则是采取单一的列举式限定洗钱对象的来源, 主要列举一些常态的严重的犯罪。如果仅仅采取列举的方式, 显然会漏洞百出, 但大陆立法技术非常巧妙, 在列举各种犯罪之后加上一个“等”字, 如此就可以涵盖各种新情况、新变化, 可以说以一个“等”字应万变, 法网可谓严密。但这样的规定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缺乏明确性, 一个“等”字就是一个大口袋,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违反了法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原理;二是, 一旦出现新的犯罪, 其能否成为洗钱对象的来源, 需要有权部门进行有效解释, 不利于及时打击洗钱活动。[6]

3. 反洗钱义务主体之比较 (1) 反洗钱义务主体之范围

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第5条规定了反洗钱义务主体为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范围包括: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渔会信用部、办理储金汇兑之邮政机构、票券金融公司、信用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商、证券投资信托公司、证券金融事业、证券投资顾问事业、证券集中保管事业、期货商、其他经财政部指定之金融机构。第2款规定, 银楼业或其他有被利用进行洗钱之机构, 经法务部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后, 适用本法有关金融机构之规定。

大陆《反洗钱法》规定反洗钱义务主体为金融机构与特定非金融机构, 其第34条、35条解释了金融机构与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本法所称金融机构, 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 反洗钱义务主体之义务

两岸在此方面规定基本上是相同的, 与国际规定一致。

反洗钱义务具体包括: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 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指定专门负责人员, 并进行反洗钱培训工作;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建立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在主体义务方面比较两岸的规定, 虽然义务基本上相同, 但在立法的表述上, 大陆显然比台湾地区要详尽得多。大陆《反洗钱法》专设一章, 内容非常详细周全, 反映了立法者对此高度重视的态度, 突出义务主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重要性, 同时强化义务主体的责任意识。而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仅用几条规定反洗钱义务, 略显单薄。由此也可以看出, 大陆立法大而全、台湾地区立法短小精悍的特点。

(3) 反洗钱义务主体之权利

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第8条规定:金融机构对疑似洗钱之交易, 应确认客户身份及留存交易纪录凭证, 并应向指定之机构申报。换言之, 当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与金融业务中对客户身份及资料保密的义务发生冲突时, 台湾对义务主体规定了免责条款或者豁免权, 即此时免除业务保密义务, 凸显反洗钱义务的重要性和优先性, 同时意味着金融机构等义务主体不用承担泄露客户秘密的责任, 此为金融机构等义务主体的特定权利。

大陆《反洗钱法》第6条仅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提交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受法律保护。”可以说, 大陆非常笼统地规定了反洗钱义务主体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但具体如何保护、保护哪些方面权利没有明确。

4. 法律责任之比较

(1) 台湾的规定。根据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规定, 对于违反该法者, 分别处以行政罚或者刑罚。行政罚仅包括两个方面:1.违反该法第7条第1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2.违反该法第8条第1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但该金融机构如能证明其所属从业人员无故意或过失者, 不罚。刑事责任体现在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具体而言, 台湾地区规定了三个罪名, 即洗钱罪、帮助洗钱罪、泄露秘密罪, 其中洗钱罪之刑责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台币300万以下罚金;帮助洗钱罪之刑责为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为加重法人或自然人违反防制洗钱法之责任, 该法对法人或自然人采取双罚制, 即法人的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从业人员, 因执行业务犯前述洗钱罪、帮助洗钱罪者, 除处罚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或自然人并科以各该项所定之罚金”。如果法人的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对犯罪的发生, 已尽力监督或为防止行为者, 不在此限, 即不予处罚。另外, 该法还规定犯前两者之罪, 于犯罪后6个月内自首者, 免除其刑;超过6个月者, 减轻或免除其刑;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 减轻其刑。对于直系血亲、配偶或同财共居亲属因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利益犯帮助洗钱罪者, 得减轻其刑。该法第11条规定了泄露秘密罪, 并根据身份给予不同处罚;公务员犯该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金融机构不具公务员身份之从业人员犯该罪,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根据此规定, 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犯罪主体处罚较重。

(2) 中国大陆的规定。中国大陆《反洗钱法》所规定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7]。其中行政责任包括多种方式, 具体指行政处分、纪律处分、责令限期整改、罚款 (金融机构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建议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建议依法取消任职资格、禁止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等措施。

在刑事责任方面, 《反洗钱法》第33条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意味着追究刑事责任需要专门的《刑法》予以配合, 而我国大陆《刑法》仅规定了洗钱罪一个罪名, 犯该罪者, 没收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5%以上20%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洗钱数额5%以上20%以下罚金;单位犯该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综上比较, 可以看出:两岸均规定了反洗钱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行政责任方面, 台湾地区处理的情形少, 形式也少, 只有罚款, 而且还有免责条款;反观大陆的规定, 追究行政责任的形式很多, 处罚相对较重, 究其原因在于大陆反洗钱机制还很不健全, 迫切需要完善、义务主体反洗钱意识还很低下, 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其责任, 从而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在刑事责任方面, 台湾地区规定了洗钱罪、帮助洗钱罪、泄露秘密罪, 而大陆只有洗钱罪;在量刑方面, 大陆法定刑重于台湾地区的法定刑, 大陆洗钱罪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 罚金为洗钱数额的5%~20%, 而台湾地区洗钱犯罪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 罚金最高为新台币500万元 (即人民币25万元, 而且不管洗钱数额多少, 最高罚金不超过25万元人民币) ;台湾地区还规定了法人免责条款和减免刑责的情形, 可供大陆参考借鉴, 但其规定的关于亲属之间互为洗钱可减免刑罚规定缺乏法理依据, 与大陆现代法制社会所遵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符, 应予摒弃。

三、两地反洗钱的协作

由于两岸不仅各自存在严重之洗钱犯罪情形, 且两岸间已呈现跨境洗钱犯罪现象, 故对于共同打击此类犯罪应均具有相当之必要性、迫切性。因此, 了解防制洗钱相关规定, 善用追查资金之技巧, 实为两岸所有执法人员, 尤其是职司国境在线执法的国境警察, 更应具备的基本素养[8]。

大陆地区反洗钱工作起步虽较台湾地区为晚, 但前述法规已加重了金融机构反洗钱之义务, 并建立了金融机构认识你的客户、大额交易报告、可疑交易报告与保存交易纪录等四项反洗钱的制度。同时, 亦明确规范可疑表征, 使得金融机构能有所遵循。其对于中国大陆在打击经济金融、贪污或其它刑事犯罪, 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定与整体法秩序, 甚至其银行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均将有所帮助。

由于洗钱犯罪可谓两岸当前共同面临的挑战, 两岸反洗钱法规范虽然存在若干差异, 但若能各退一步, 一切以打击犯罪为前途, 并非不能存异求同, 并非不能渐次修正[9]。大陆与台湾之间不存在国际合作问题, 只是区域合作问题, 两岸应在不断完善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基础上, 共同协商制定《区际反洗钱协定》或签署《反洗钱合作备忘录》等。

但是, 我们必须意识到, 要达到全面深入的程度, 可以从以下几点加强协作:

第一, 积极组建两岸间的反洗钱组织。由于政治原因, 两岸间的反洗钱合作极为有限。大陆还应该牵头成立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加强两地间的反腐败洗钱合作, 充分运用合作组织。同时, 还要积极参加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N G O) 。

第二, 开展广泛的两地间交流。大陆应派出一批人员赴台湾进行反洗钱交流, 台湾反洗钱开张的比大陆早, 大陆的金融机构也应向台湾的同行学习。大陆的金融情报机构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还非常有限。

第三, 两地建立以情报信息为先导的腐败分子的洗钱预警机制。两地应该经常交换信息, 互通有无, 尤其是金融机构、纪监部门、海关等得到的腐败洗钱的信息是涉及两地间的, 应及时通知公安检察机关。尽快建立一个两地统一的金融情报机构, 它应与相关金融部门、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等单位联网, 收集、分析和提供有关信息, 及时了解洗钱手法的新变化对洗钱的特点、规律、趋势进行分析、研究、预测, 并提出对策, 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鉴于政治因素, 两岸可以先采取所谓刑事司法互助之作法, 例如交换洗钱犯罪情资、代为调阅金融机构账户资料、协助清查可疑资金流向、送达诉讼文书、逮捕移交罪犯、移转诉讼案件、冻结与扣押犯罪不法所得、没收与分享犯罪所得, 在实务操作中可以通过加强双方警务人员的交流开始, 由个案合作为起始, 直至建立双方均可接受的反洗钱合作模式。

摘要：洗钱犯罪己成为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热点问题。全球范围内的洗钱活动己成为继贩毒、军火走私之后触目惊心的又一国际公害。海峡两岸目前各自存在着严重的洗钱犯罪问题, 且呈现出两岸跨境洗钱犯罪现象, 本文通过比较两岸反洗钱法, 改进不足, 加强协作。

关键词：洗钱,洗钱罪,反洗钱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2002.9.1-7.

[2]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2003.3.1-3.

[4]谢立功.两岸洗钱现况与反洗钱法规范之探讨———兼论两岸刑事司法互助.2004.7.3-8.

[5]阮方民.洗钱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人学出版社, 2002.1.45-48.

[6]国家外汇管理局课题组.洗钱与反洗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5.

[7]田亦夫.反洗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北京人民检察学院学报.2005.2.

[8]甑进兴.洗钱犯罪与对策.东方出版社, 2000.12.10-20、56-80.

大陆警方与台湾合作内幕篇3

移交现场，台湾“移民署”官员黄柏生向记者表示，感谢大陆警察兄弟的帮助，以后还会继续加强合作。

今年8月以来，在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下，福建、广西、广东公安机关先后与台湾执法部门密切合作，抓获涉嫌拐骗强迫和组织大陆妇女到台湾卖淫、故意杀人犯罪的10名台湾犯罪嫌疑人和3名台湾通缉犯。

在这个案件中，大陆警方与台湾的合作始于今年2月。当时，台湾移民部门向大陆警方通报，发现一拐骗大陆妇女到台湾强迫卖淫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假结婚”诱骗大陆妇女赴台后，集中看管限制人身自由，同时在厦门建立秘密据点，设立招嫖网络电话，遥控指挥在台“马仔”强迫被拐骗妇女卖淫。

随后，两岸执法部门同步行动，一举摧毁强迫卖淫窝点和秘密据点5个，抓获33名犯罪嫌疑人。

台湾执法人员介绍，由于犯罪团伙机房设立在厦门，台湾警方无法查处。其中一个团伙侦查了两年多的时间，涉案人员80人。而这3个团伙被打掉后，台南地区的卖淫业随之萧条。

事实上，这并不是大陆警方第一次与台湾合作。大陆公安机关一向严厉打击跨两岸违法犯罪活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作出批示指示，要求大陆公安机关加强与台湾执法部门的协作力度。

公安部港澳台办副主任王钢说：“大陆警方已与台湾执法部门建立良性的沟通机制，与台湾多个部门形成合作关系。”

王钢介绍，大陆警方与台湾执法部门的合作始于1990年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組织在金门签署的《金门协议》。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随着两岸人员交流交往的增加，涉及两岸的案件越来越多，两岸警方2005年分别以中国警察协会和刑事侦防协会名义建立联系渠道。

4年后，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在此基础上，两岸警方高层工作会晤机制制度化。在双方共同推动下，两岸警方高层工作会晤每年举行两次，分别在两岸举行，已经成功举行了5次。

大陆公安机关还建立了与台湾法务、海巡、移民、关税等部门的联系。为提高合作效率，在公安部港澳台办总窗口下，建立了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公安机关与台湾方面的联系渠道以及个案联系人制度，直接处理与台合作打击犯罪事务。

前几年，不法分子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犯罪，比较典型的是绑架案和电信诈骗案。

而在打击了七八起绑架案后，2008年之后基本上没有涉及两地的绑架案了。2010年后，两岸警方合作打击的重点转到电信诈骗犯罪。

“电信诈骗还涉及东南亚国家，我们发明了两岸警方合作，共同赴第三方办案的方式。”王钢说。

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篇4

在台湾问题日益引起国人关注的情况下，2004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海峡两岸台湾历史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共７０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就台湾史研究提出的历史观等学术问题阐发见解，展开了热烈而又深入的讨论。

台湾史中心主任张海鹏研究员致开幕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台湾史研究中心理事长朱佳木致辞，国台办研究局副局长杨亲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张海鹏在开幕词中说：“现实的需要，永远是引领学术前进的基本指标。我们只有把台湾的现实情况摸深摸透，才能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合适的正确的机谋与决策。但是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成的，要深刻了解现状，离不开全面、深刻理解历史。”“希望与海峡两岸各地台湾史学者协作，希望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台湾史研究，为发展中国历史学的这个分支学科服务，也为解决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台湾问题服务。”

朱佳木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台湾问题是目前我国国内政治和远东国际关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台湾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安全，同时也关系到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的命运，关系到远东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有关各方决策者的卓越智慧和超常胆略，更需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而海峡两岸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台湾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正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推动和加强台湾史研究，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要了解台湾史研究的演变过程和现状，包括台湾史研究中所体现的一些指导性的观点，如：台湾主体意识问题，台湾人的悲情问题，台湾史与中国史的关系问题，台独史观问题；台湾史资料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台湾史研究的今后走势和推进研究的工作建议等等。历时两天的会议有7场报告会，共有 30 余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并提交了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开幕式后，6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这些报告从不同的角度，回顾了不同时期台湾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台湾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围绕台湾历史研究中的“台独史观”做了全面分析。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从哲学家的思考出发，对台湾史研究中的殖民地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厦门大学李祖基教授对海峡两岸台湾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做了全面回顾与总结。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月红从维护中国历史安全问题的角度对岛内猖獗的“台独”历史观进行了严正驳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对美国“一中”政策的形成与执行过程进行了梳理。张海鹏研究员着重从宏观的角度，从如何对待《开罗宣言》、《旧金山和约》等问题切入，对台湾史研究中“国家认同”与台湾史主体性问题做了阐述。他指出：所谓“国家认同”自然是认同中国，不存在其他的所谓“国家认同”问题。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研究台湾史与研究中国史，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在其他各场报告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台湾历史中有关重大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两岸学者一致认为：海峡两岸关系中的几乎每一个现实问题，都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台湾历史的发展过程，对台湾历史做全面、细致的研究与探讨，就可以透过表象看清台湾问题的本质。在台湾问题上，历史学家是大有可为的，搞好台湾历史研究，可以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台湾的社会现实和未来趋势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多元的视角。会议的一个焦点是，在今后的台湾史研究中，要大力加强对外国势力干扰台湾问题的历史研究。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振鲲提出：台湾研究，不论研究其历史还是现实，外国势力的涉入、存在、运作及其后果都是其中的重大课题。会上，三位大陆学者对日台关系现状以及日本对台湾的战略图谋等，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剖析与梳理。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指出：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湾的野心。在台湾史研究中，一要重视日台关系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台湾的战略政策研究；二要重视在东亚地区、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格局下的台湾史研究；三要重视利用日本近年来公开的解密资料。

当前，台湾陈水扁民进党当局大肆推进“台独”，台湾的教育行政部门紧紧跟上，在刚刚公布的《高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草案》中，公然把中国史和台湾史分割开来，把台湾史作为所谓“本国史”，肆意加以歪曲。台湾学者许毓良博士在其《国家图书馆所藏关于清代台湾地图的史料价值》的报告中，以确凿的史实证据论述了晚清光绪时期对台湾地图制作的贡献，对岛内的“台独”狂潮进行了反击。山东大学谭世宝教授在其报告中，对香港出版物中有关中国历史地图制作中的“台独”分裂主义的表现作了揭露。中央党校何仲山教授、《两岸关系》杂志鞠海涛博士对台湾当局利用“省籍”矛盾制造族群矛盾，把“本土化”引向“去中国化”的卑鄙伎俩进行了分析和批驳。复旦大学冯玮教授以《试论“台湾问题”的“历史地位”》为题，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作了回顾，指出“台湾问题”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郝时远研究员、陈建樾研究员就岛内“原住民”问题作了精彩报告，对“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去中国化”的逆行进行了批判。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李理对“台独”分子黄文雄的“台独”史观作了实证考察并逐条予以驳斥。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围绕海峡两岸台湾史研究概况与未来趋势，多位学者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宏观展望。从他们提交的论文来看，海峡两岸的台湾史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和进展，但距离社会需求仍然差距不小，正如张海鹏主任在闭幕词中所言：与日、台两地相比，我国大陆的台湾史研究力量还很薄弱，仅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也应大力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此次组织发起这样一个学术研讨活动，目的就是交流台湾史研究中的各种观点，分析台湾史研究的趋势，进一步推动和协调国内的台湾史研究。台湾当局以“台独”理论指导台湾史教学与研究，对台湾的台湾史研究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对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也是一种挑战，严谨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本着历史学家的良知，起而应对，做出我们对台湾历史应有的客观的解读。

论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篇5

——论中日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同为东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谁也无法忽略谁的存在。中日关系又是国际关系中复杂的一环，充满了许多变数。这些变数无疑给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是中日双方所关心，也为世界各国政要所注目。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国际因素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接触最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巨大，自然也波及东边岛国日本。如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艳羡中国的文明制度一样，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有很大的兴趣，并发挥了日本民族拿来主义的优良传统。据史料记载，在各国学习唐风的热潮中，日本尤为积极。短短几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就有数百人，这些人在唐朝的国家教育机构学成回国后，成为了日本政治社会改革的主流人物。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时有互派学者留学生到对方国土上求学传教。著名的鉴真就有六次东渡日本的经历，而在唐帝国朝廷上担任官职的日本留学生也为数不少。日本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是生活习俗都极力模仿隋唐，经过大化改新，日本借助中国的影响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且中国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处于主要地位，是影响国，日本处于附属地位，是被影响国。在官方和民间的交往中，和平和共同发展是主线，反映了当时中国包纳百川的大国风度和日本虚心向学的民族传统。这种环境的形成主要是高层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初次接触的稳定过渡期。日本是属于中国的文化圈子里的。

进入元明时期，中日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蒙元的两次远征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传统看法。而中国在明朝中后期出兵朝鲜，驱除日寇，以及在日本国内战争中流散的浪人集团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掠夺骚扰，在给中国政治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同时，恶化了中日的外交关系，埋下了今后两国政治经济敌对的种子。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大国外交保守政策，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政治动荡，造成军国主义泛起的必然结果。

在清一代，日本起初对满清政权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上流社会视满清统治者为蛮夷，在清初对台湾政权的支持和对满清政权的敌对可以知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中国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交流，由于日本和中国同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双方交往并不频繁。鸦片战争以后，日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举国震惊，从而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而清政府继续顽固不化，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日本在二次改革的过程中主要沿袭了德国的发展道路，以铁血政策为主导，走军国主义强国的模式。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反映了东亚生存空间的争夺，也反映了西方对东方政策的影响。此次战争是中日关系开始恶化的标志，造成了中日关系半个世纪的紧张。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的所谓政治家面对强权主义，不敢反抗，反是服从和退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给日本奴役中国创造了机会，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中日关系始终是中国和外界关系的重点，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中国的外交逐渐丧失了主导权，东北事件的爆发，标志着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卢沟桥事变则标志中日关系的彻底恶化。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在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的伟大胜利。中日关系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关系和两国政治方针的影响。日本是岛国，资源缺乏，满足不了工业化的需要，所以必然会加紧对外扩张，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无疑是日本侵凌的首选。中国当时政治分裂，国内战争频繁，无暇外顾，对日本的行为采取退让的态度，一进一退，最终引发了火药桶。中国和日本的两国关系恶化主要在于政治经济的对比悬殊，也是西方国家寻 1

租行为在亚太地区的典型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一度处于冻结的状态。这主要是两个阵营的划分的影响和中日民族感情的结果。中国在这一时期，为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先后采取了一边倒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针。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关系。而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在国内热火朝天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中冷却。直到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最终实现了破冰之旅。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走向了战后的新起点。

但中日关系发展至今也充满了不稳定因素。首先，日本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日本在战后走美国路线使其在经济上实现了罕见的大腾飞，而富裕之后的日本加紧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决定了其国策在近期内不会改变亲美传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地位的维持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日本的协助。而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也是亚太地区的大问题。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其次，中日在经济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能源问题。好不宽张的说，21世纪是能源时代。能源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血液。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有共同的利益交合区，主要反映在海上油田开发的问题上.。春晓油气的开发和归谁所有是中日在东海的一个焦点和争端。日本基于本国资源不足和政治领土上的考虑，对海上资源问题一直很看重，韩日在竹岛上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日本不会轻易在东海能源问题上让步，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使这一区域问题复杂化，随着中国的资本外输和勘探能力的进一步加强，能源开发和利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因此中日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钓鱼岛事件历历在目，对于领土主权方面和资源能源的冲突演变得越来越激烈。日本这个岛国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背后霸权主义的支撑，（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子）越来越猖獗。再者，中日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日民族历史观问题。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伤害最大最深，中国在日本侵华期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而日本军国主义试图抹杀历史，否认其历史行为给亚洲各国带来的伤害，此举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和不承认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恶劣行为使得中日关系走进了冰河期。

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在新世纪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日关系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共同为亚洲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走向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领土能源问题，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解决中日问题的三大关键。中国和日本的明天既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中，也掌握在两国人民的手中，中国和日本应该以史为鉴，共同发展，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符合两国的利益。

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上，学界也出现了争论，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为此，2004年4月25日，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中日关系历史与现状”学术研讨会，从学术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

如何评价中日关系的现状，是会议的焦点之一。与会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是地处于东北亚的两个大国，地理位置上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关系，两国关系发展得如何，不仅影响到中日两国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东北亚局势的健康发展。代表们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问题不少，前景不乐观；二是有好有差，即所谓“经热、政冷”；三是不好不坏，属正常关系。有学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期，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到1982年的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为中日关系的友好合作期；从1982年到1992年的天皇访华为摩擦与合作并存的时期；从1992年到今天，为对立与合作时期。1996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开始恶化，中日对抗发展到军事领域。

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认为，中日之间有着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历史，曾有过三次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但也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100多年的不幸历史。中日百年来的恩恩怨怨，怨大于恩。有的学者提出，中日历史问题的根源和责任在日本，不在中国。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也是搁置不了的。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已有结论，现存的问题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中日两国首脑人不能实现互访，关键就在于小泉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有学者对靖国神社之所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日本政府参拜靖国神社的历史做了深刻地分析，认为中国在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同时，也应了解靖国神社的背景，两国都应主动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的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现在中日摩擦不断，而且至少在未来30－50年内不会减少，但在近代100多年以来的历史中，当前的中日关系尚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因而不必过分悲观地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中日关系的现状不仅仅是“政冷经热”，在经济“热”中也出现了“官冷民热”的状况。中日两国有实现首脑人互相访问的愿望，却不能实现，令两国国民感到不满。而往来于两国之间的留学生、商人、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中日政府面对两国的对立与摩擦能够保持一定的理性，但当前中日关系中民间的对立情绪严峻，会议代表们对此表示忧虑。大家普遍认为舆论导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双方的新闻界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在宣传报道上要着眼于发展中日关系大局。经济上，日本官方对华援助大幅度减少，而日本民间对华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双方贸易额不断上升，2003年已经达到了130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有的学者认为，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东亚区域共同体已不是口号，而已经进入实际探索阶段。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日本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日政治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中日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对中日目前存在的对立与摩擦，要以平常心看待。

二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会上，学者们对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要将中日关系放到世界总局势和东亚总局势之下来考察。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共产主义处于低潮，全球化与局域化不断发展。日本逐渐走出战后时期，成为普通国家，中国也在和平崛起。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韩朝共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任务。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中日还可以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新的合作。这些是保证中日关系和平发展的稳定因素。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中日实力对比的变化，引起了日本的警惕和提防，日本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这是中日当前矛盾的根源所在。中日两国处于同一大陆板块，在两国实力接近或相当的情况下，发生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政治关系上，也体现于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日在经济领域已不仅是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现已在能源等领域形成了竞争关系。在将来的中日经济关系中，竞争的色彩会更浓。

历史认识问题仍然是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日本政治总体趋于保守化。日本政界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老一辈下台，新生代尚未成熟。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否认、歪曲历史真相，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尤其是首相小泉将自己的国内政治利益看得高于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不惜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在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高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情绪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此随彼长。中日两国目前都处于艰难的改革阶段，由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不满情绪，极易转化为排外的民族主义。这也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存在着进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复古的民族主义，当前，保守的民族主义占据优势地位。但民族主义不同于右翼势力，要区别对待。对日本国民正常的民族爱国心我们要正确理解。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个“钢性约束条件”，即日美同盟关系钢性、文化意识形态钢性及区域利益冲突钢性。所谓“钢性”，是指缺少变化性因素，会向特定方向直线发展。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和影响。战后日本的发展战略，始终将日美同盟置于首要位置，日本对华政策，受到美国的影响。中美关系则由于人权问题和价值观的差异，中美间的冲突将会长期存在。中日、中美、日美这三对关系中的矛盾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而，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发展，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中日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中日两国民族性格差异巨大。中日都是儒学国家，但两者的实质内容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儒学注重“仁”和“孝”，而日本的儒学则注重“忠”。中日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共识。

三如何发展中日关系

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与会学者提出了各种见解。有学者认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中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抓住稳定的大好时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处理中日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有学者主张明确提出“政经分离”或“政经分立”的观点。该主张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当时在冷战的环境下，中国学者未与采纳。现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明确提出“政经分离”或“政经分立”的主张，有利于支持日本国内的左翼进步势力，有利于放手发展经济，促进中日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并以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这样更有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种提法。认为政治和经济是无法分离的，当前中日的政治关系，已经影响到了经济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石油管道和新干线铺设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的确需要解决，但要讲究战略战术，在战略上要坚持原则，战术上可以灵活对待。中日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互妥协，不能一厢情愿。要防止过度的情绪化和焦躁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静观待变。在钓鱼岛问题、台日关系等敏感问题上，要坚持原则立场，抱着“求同存异”，“求同争异”的态度，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要在舆论上过分吵作，以免中日本右翼势力的下怀。

还有的学者从构筑国际秩序的理论角度谈了发展中日关系的问题。认为民族主义不能构筑国际秩序，只有国际主义才能构筑永久和平的新国际秩序，只有遵守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真正和平的国际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也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有的学者还以史论今，提出古代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三足鼎立格局的理论。在公元7世纪，中、日、韩三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东北亚格局的历史演变过程，突显了朝鲜半岛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东北亚格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大陆势力与列岛势力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半岛的统一问题。尊重半岛的独立存在，有利于三国的共同发展，否则三国俱损，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历史上日本只要有力量，就会向朝鲜半岛扩张，因而只有在唐朝力量强大，对日具有威慑力之时，三国势力才会平衡、稳定地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朝应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努力构筑东北亚共同体。

有的学者指出，对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相对薄弱的环节文化交流，应予以重视。文化交流、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交往不可忽视，要充分发挥大批旅日华侨在发展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尤其要重视中日青年一代的交流，增进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很有必要，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基础。

对于前一段时间提出的“外交新思维”及“外交革命”，学者们普遍认为中日关系需要新思维，但必须是科学的、符合中日关系实际情况的新思维，否则无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新思维”和“外交革命”在战略上缺乏常识性，属“浅见”，经不起历史与实践的考验，妨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都要双向思维。中国应在中日关系中大事讲原则，小事不纠缠，不上纲上线，不搞对抗。要以“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求同纳异、求同尊异”的态度去对待两国关系。与会代表认为，如何发展中日关系，作为学者，首先应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学者从事的是学术研究，不易作出政府决策式的结论。坚持国家利益和安全，维护民族尊严，这是作为中国学者的基本立场，违背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必不可取的。中国学界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反思研究过程中的情绪化问题和各种不足，注重实证，用扎扎实实的资料来研究，避免以偏概全，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做细致、全面、综合地研究，才有说服力，才能更好地争取日本一般民众和学者的支持与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除上述问题外，代表们还围绕着日本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归还问题、日本的历史教育问题、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信心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钓鱼岛、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这些说多了也许让人觉得我如何崇拜日本，其实我认为每一民族都不应自高自大，都应该取其他民族的长处以及优秀的素质为我所用。我们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与我们的贸易已相当大，我们的文字及礼仪日本人不是多年以前就一样借鉴和吸收吗？

中国大陆地壳运动与强震关系研究篇6

利用GPS观测结果研究了中国大陆当前地壳运动的空间分布及其所揭示的大区域构造变形背景与趋势;讨论了区域水平运动、应变率场分布与强震地点的`关系;通过对昆仑山口西Ms8.1等地震区域水平运动与形变的分析,研究了强震过程的区域形变场变化的主要特征;提出了识别孕震形变场以进行中长期强震地点预测的思路和途径.

作者：江在森杨国华王敏张希吴云方颖王双绪张晓亮平建军 Jiang Zaisen Yang Guohua Wang Min Zhang Xi Wu Yun Fang Ying Wang Shuangxu Zhang Xialiang Ping Jianjun 作者单位：江在森,王敏,方颖,Jiang Zaisen,Wang Min,Fang Ying(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北京,100036)

杨国华,Yang Guohua(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天津,300180)

张希,王双绪,张晓亮,Zhang Xi,Wang Shuangxu,Zhang Xialiang(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西安,710054)

吴云,Wu Yun(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武汉,430071)

台湾与大陆关系现状与未来篇7

一、大陆与台湾企业所得税制度演进过程的比较

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企业所得税演进也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49-1978年) :这个时期, 企业所得税属于工商税的一部分, 主要是针对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征税。第二阶段 (1978-1982年) :这一时期主要建立了涉外税收制度, 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 主要是为我国改革开放而出台的税收措施。第三阶段 (1983-1990年) :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 前者适用所有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 而后者主要是针对大中型国营企业而征收的调节税;1985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同时停止执行集体企业征收的工商税 (所得税部分) ;1988年国务院再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四阶段 (1991-至今) :这一时期是所得税深入发展时期。1991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合并, 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制度;1993年国务院将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人企业所得税进行整合, 制定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度;2008年国家又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与内资企业所得税进行合并, 制定了新的企业所得税制度。

台湾地区1936年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演进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36-1946年) :分类所得税阶段, 即对营利事业所得和非营利事业所得 (主要指个人所得) 分别征税。第二阶段 (1946-1955年) :把营利事业所得、薪资报酬所得、利息所得、财产租赁所得以及偶然所得合并为分类所得税, 对已征和应征分类所得税而未达到征税标准的个人所得, 合并征收综合所得税。第三阶段 (1955-1997年) :营利事业所得和综合所得分开平行征税;第四阶段 (1997年-至今) 营利事业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合一制”, 允许股东、社员、合伙人或其他投资者将营利事业缴纳所得税以后的分配股利从当年度综合所得结算申报应纳税额中抵扣。

从海峡两岸企业所得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两岸企业所得税变迁既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各自的特点。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企业所得税都经历了由分到合、由合到分的反复过程。所不同的是, 台湾地区企业所得税主要是经历了和个人所得税的分合过程, 属于不同税种间的问题, 而大陆企业所得税的演变更多体现在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过程, 属于同一税种内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征税问题。

二、大陆与台湾企业所得税税制基本要素的比较

台湾地区的营利事业所得税, 大致等同于大陆的企业所得税, 下面笔者将从税制的基本要素出发, 来比较两岸的企业所得税。

(一) 纳税人界定的比较

大陆现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主要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实力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和虽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公司、企业以及其他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一切组织, 都要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台湾地区的营利事业所得税的纳税人除了公司法人外, 还包括独资、合伙及合作社, 范围较广。按照台湾《所得税法》规定, 凡在台湾境内经营的营利事业, 包括公营、私营或公私合营, 以及以营利为目的, 具备营业牌号或场所的独资、合伙、公司及其他组织的工、商、农、林、渔、牧、矿、冶等营利事业, 均须缴纳营利事业所得税。营利事业的总机构在台湾地区的, 应该就台湾地区内外的全部营利事业所得, 合并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

两岸在纳税人界定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 大陆对这两类企业不征企业所得税, 而是对业主征个人所得税;台湾对这两类企业则征营利事业所得税。

(二) 课税原则选择的比较

在大陆地区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或者依照外国 (地区) 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 应该就其在境内外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 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台湾地区营利事业所得税税法规定:营利事业的总机构在台湾地区的, 应该就台湾地区内外的全部营利事业所得, 合并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营利事业的总机构在台湾地区以外, 而有来源于台湾地区所得的, 应就台湾地区以内的营利事业所得, 按照规定计算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营利事业所得的总机构在台湾地区外的但有台湾境内来源所得的企业, 应就其台湾境内的营利事业所得依法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

大陆新企业所得税法和台湾地区营利事业所得税法都执行了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两种课税原则。所不同的是两地对居民纳税人的身份认定标准不同。台湾地区对居民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是唯一的, 即用总机构标准来确定营利事业所得税居民纳税人的身份, 但对于总机构营利事业所得税法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大陆地区新企业所得税法采用了“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两个衡量标准, 对居民纳税人企业和非居民纳税人企业做了明确界定。企业所得税法意义上的实际管理机构, 是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

(三) 税率选择的比较

大陆新企业所得税税率分为三档税率。基本税率为25%, 适用于居民企业和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所得与机构、场所有关联的非居民企业。低税率为20%, 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 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 不过在实际征收时适用10%的税率。

台湾营利事业所得税起征额为5万元;营利事业全年课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者, 就其全部课税所得额征收15%, 但其应纳税额不得超过营利事业课税所得额 (超过5万元以上部分) 的半数;超过10万元以上者, 就其超过额课征25%。另外, 营利事业所得税中规定总机构设在台湾地区的营利事业和总机构在境外但在台湾地区设有固定营利场所或营利代理人的营利事业均按0%、15%、25%的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国际运输事业、承包营建工程、提供技术服务及出租机器设备按25%的比例税率征税;国外影片事业和超限保留盈余的营利事业分别按20%和10%纳税;其他在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也无营利代理人的营利事业以所得类别不同适用20%、25%、35%的不同比例税率纳税。

台湾地区营利事业所得税税率以累进税率为主, 比例税率为辅, 而大陆地区企业所得税税率实行比例所得税。台湾地区的企业税率更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即纳税能力相同的企业缴纳相同的税收, 纳税能力较高的企业缴纳较多的税收。大陆地区企业所得税税率除了对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和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 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实施低税率外, 其他任何类型规模的企业税收负担均相同, 并不能很好地体现税收公平的原则。

三、大陆与台湾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比较

大陆地区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和台湾营利事业所得税法对所得税前扣除项目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并且税前扣除对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来说都非常重要, 因此本文将详细地比较两岸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具体项目。

以上是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主要项目, 除此之外, 台湾地区有些特有的扣除项目, 这在大陆地区是没有的, 如伙食费、书包杂志费, 普通收据等的扣除规定, 这些是大陆可以借鉴的。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两岸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体系总体上已经形成以全额扣除为主体、以限额扣除和超额扣除为补充的模式。区别在于内地对税前扣除项目限制较多, 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不利于两岸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竞争。内地重视对企业职工利益的保护, 特别规定了劳动保护支出和工会经费可以扣除:但在保护纳税企业的利益方面, 台湾地区的规定要细腻得多。

四、借鉴与启示

台湾地区的所得税历史比较长, 经过多次的调整和修改, 对我国的所得税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说台湾的营利事业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合一制”, 这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一体化体现了世界所得税制的改革趋势, 这种所得税制合一对于减轻或消除重复征税、创造公平税收环境和保持税收对融资决策的中性、合理配置资源、稳定和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等方面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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