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当代国际关系论文（通用8篇）

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篇1

-------12级历史2班 练梓颖 201206010043

摘要：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首次明确提出第一岛链的概念，利用西太平洋海域中的一些特殊岛群的战略地理扼杀，封锁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而恰恰菲律宾正是位于第一岛链上，并且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中国作为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那么菲律宾如何在两个大国之间斡旋才能争取自己的利益呢。

关键词： 搭便车依附南海

所谓弱国无外交，菲律宾在面对美国与中国时，不可谓不是弱国了。但是菲律宾该如何在世界头号大国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争取到自己的利益是菲律宾所要考虑的。

119世纪末，美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和原料产早在○

地。正当美国想找借口向西班牙开战争夺其殖民地时，西属殖民地人民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美国借1898年2月15日“缅因”号事件与西班牙宣战。1898年12月10日，美国与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实际上沦为美国的保护国），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转让给美国。由此美国在菲律宾进行了长达4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席卷东南亚，驻菲美军投降。但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说过一句名言1：1 美菲关系百年纠葛军情茶馆2012-02-01第0007期

“I shall return”两年七个月之后，麦克阿瑟完成了诺言反攻2菲律宾。二战后，菲律宾独立。1946年，美国通过与菲律宾签订《美菲军事协助条约》，对菲律宾进行军事援助。1947年3月14日，美国与菲律宾在马尼拉签订美在菲继续使用和扩大军事基地的协定，租用菲律宾23处陆海空基地，根据需要可增加和开辟新的基地，在基地内美国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1951年8月30日美菲在华盛顿签订《美菲联防条约》，于1958年8月27日正式生效。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将以“自助和互助”的方式保持并发展“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缔约任何一方遭到“武装进攻”时，缔约双方进行协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由此可见此时的菲律宾完全是沦为美国的控制之下。

进入21世纪，尽管受到过阿基诺遇刺身亡后美菲关系跌倒低谷，而后美军又从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撤军，加剧了美菲之间的关系恶化。由于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美菲关系又逐渐升温。无论美菲关系如何一波三折，始终两者都在同盟的框架之中，其中南海问题便是美菲感情升温之间的导火线。

菲律宾作为南海岛礁主权的声索国之一，和中国等国家存在南海领土主权争端。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更是让菲律宾感觉到单靠自身力量无法抵抗中国。因此，菲律宾对于美菲2

同盟看到很高，菲律宾认为有了美国的支持不但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而且可以增加与中国政府谈判的筹码，从而提高谈判的地位。在美国看来，美国需要菲律宾在南海闹事，一方面可以给美国借入南海提供借口；另一方面美国又可以借此来渲染中国威胁论。

菲律宾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于美国的同时，又在经济上搭上中国的便车。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菲贸易飞速发展，2002至2007年，中菲贸易连续6年增幅超过30%。虽然受金融海啸影响，在08及09年，双边贸易额有所回落，但在去年已经回升。中国是菲律宾第三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菲律宾经贸倚赖中国的程度。在地缘上，菲律宾和中国是近邻。对于经济发展方面菲律宾无法依靠美国，那就只有是依靠与中国这个贸易大国进行贸易。

近年来，菲律宾国内经济在波动中增长，但是菲律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中国是菲律宾蔬果的第一大来源地，菲律宾从中国进口的蔬菜能改善其国内中低收入人群的民生，同时菲律宾出口到中国的香蕉也为菲律宾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并且中菲贸易呈现扩张的趋势，中国已经成为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菲贸易对于菲律宾的GDP，民生和就业都有重要意义。尽管对于美国来说可能会认为菲律宾是美国的一部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已无法像冷战时期去控制菲律宾。菲

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篇2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一、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古典的均势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以欧洲近百年来的短暂均势和平为背景的现实主义观点, 此观点认为追求权力是国家的自然倾向, 主张和支持主权国家通过追求权力, 依靠均势来限制国家间的争斗。现实主义学派延续了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以来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逻辑思维和理论基础, 认为人的本性与“自然状态”法则共同作用, 支配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国家的权力是对人私欲与生存意志的了扩大, 表现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支配力量。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把国际利益置于核心地位, 认为在权力限定下的国家利益, 是决定该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在国际社会的层面上, 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主要依据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现实主义认为,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 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主权以及军事安全等, 必须拥有强大的后盾支持, 因此各个国家首要目标必须保证对权力的绝对追求与控制。国家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也演变成为一种权力关系, 而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成为各个国家之间权力的斗争。在国际关系中, 国家的地位归根结底是由该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与地位共同决定的。卡尔认为, 权利在国际政治中无处不有, 无处不在。他认为, 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摩根索认为, 在国际社会中, 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本质上讲是追求权力的角逐关系。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即变为权力和利益, 导致了在决策过程中权力与利益的重要性比道义和理想的重要性还要高。

各个主权国家不断追求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 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社会埋下了冲突与斗争的隐患。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的权力越大, 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就相应越大, 反之, 国家在国际上获得的利益越大, 其在国际上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国家的行为是受对权力追求的驱使的。这种对权力的追求, 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在国家间关系上, 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进行的战争;二是人类进行的各种外交活动。

现实主义理论在有其合理性的基础上, 也同时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 这导致其在很多问题上受到批判:

(一) 现实主义理论仅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去看待问题, 然后再由此推向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

认为国家间关系始终是权力的斗争, 利益的冲突关系。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 在实际的国际关系中, 国家间不仅有冲突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

(二) 现实主义学者把道德的范围与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层面, 是欠妥的。

他们认为, 个人必须要严格的遵守社会公认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 但是, 国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却不一定非要按照个人的道德观念去做出要求与限定。他们认为, 只要追求权力, 道德就不可能完美。卡尔认为, 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低于个人的道德标准的。卡尔同意国家的行为会比个人的行为更加无道德的观点。他指出, 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权力机构可以批判道德行为, 道德在国家的行为中没有很强的约束力。此外, 卡尔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公众舆论和国际法的作用也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不少学者敏锐的看到战后以来的全球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权力分散、政治多极和霸权丧落的趋势日益显露出来, 于是他们着手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科学的修正和补救”。传统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能够解释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 因此, 新现实主义出现了, 新现实主义理论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认为国际关系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 还突出强调了国际关系的秩序和限制。它重视全球系统的研究, 注重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强调要全面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就要将将政治和经济关系两者结合起来。同时, 新现实主义认为, 世界处于不断改变的无政府状态, 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强, 进而增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他们认为现在的国际关系是矛盾和冲突、沟通和合作的结合, 研究国际关系就应把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以研究战争、和平、权力、均势等问题为主, 有片面性, 仅涉及到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而国际关系中的南北关系被忽视。他们寻求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两方面入手, 探索出一个能全面反映当前全球现实的理论。

新现实主义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修补、深化和发展。现实主义着眼于主权国家, 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概念, 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结构体系, 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现实主义着重研究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 认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源于人性的私欲与权力倾向, 权利主是每一个主权国家所共同追求的最终目的;新现实主义则着重于研究全球国家间的权力分配, 主张结构分析。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本身不是主权国家追求的目的, 而是实现该国目标的有效手段, 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

二、理想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战后人们开始反思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如何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 避免国际战争发生。不少的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强调通过道义的宣扬和精神的教化来唤醒人类的良知;他们主张恢复和健全国际规范, 建立健全国际法准则来对各国行为进行约束, 建立健全各类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巩固战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和环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理想主义学派主张, 人的本性是善良或是可以通过教育和环境而变好的。在国际关系中, 他们认为国家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改变, 以致放弃强权政治, 建立集体安全。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 集中反映了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其思想的核心是力图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 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他强调建立国际组织和开展国际合作十分重要并批判强权政治和大国。他认为需要建立健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来确保和平。理想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战争的有利所图使一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 一旦良知被唤醒, 误解被消除, 世界便可和平;主权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的, 尤其在和平问题上更应如此。结束秘密外交, 实现外交决策的民主进程, 建立作为各国协商解决分歧的论坛和场所的国际组织, 将有助于消除战争的起因;主权国家不应该是无限的, 依靠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均势体系不能确保和平, 必须以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取而代之。但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理想主义所宣扬的道德的“普世价值”则意在实现西方价值观的全球传播, 其迷人的道德措辞往往成为强权国家干涉别国行动的借口。

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时间是短暂的, 它的失败是一种特定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上的失败。理想主义对它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抱有很大期望, 但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 国联的失败印证了理想主义的失败。归根结底理想主义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 与现实脱节, 忽视了“实然”问题, 即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最二战证明了理想主义的失败。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 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 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

三、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二人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 认为“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观念是错误的, 应重视对国际层次的各行为者进行研究, 加强对国家间相互联系、结盟关系和相互依存的研究。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 认为全球处于复合的, 并且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中, 国家、非国家角色如国际组织、非国际组织、个人等在国际关系中都发挥着重要影响。二战结束以后, 国际关系日渐趋缓, 对各个国家来说, 来自军事上的威胁已经大为减弱, 因而由军事实力带来的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相反, 国家之间各方面合作加强, 相互依存度增高, 经济利益因素上升到同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些变化不容忽视。基欧汉和奈认为国家的目标随问题领域的不同而不同。问题领域中权力手段分配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家的议事日程, 此外, 议事日程的制定也受到国际体制地位、跨国行为者重要性及导致敏感性相互依存的一些问题的影响。由于军事力量在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国家在合理解决国际问题时考虑的范围越来越大。国际组织通过制定议事日程, 建立联合制定议事日程制度并发挥它选择问题论坛和动员投票表决的能力成为弱小国家解决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行动的后盾和依靠力量。

基欧汉进一步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主张, 他认为世界政治的“制度化”可以对各个国家的政府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只有通过对国际合作与国际纷争的具体分析, 才能准确的做出国家决策和行为, 并对其进行评估。新自由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体系过程层次上的分析方法, 分析国际体系进程。而影响国际体系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国际制度, 即“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 (正式或非正式的) 成套规则, 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 限定行为活动, 并影响期望的形成。”具体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国际惯例等。基欧汉对国际制度以很高的重视。他认为国际制度应加强各国政府实施自身承诺和监督别国遵守协定的能力, 增加谈判各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机会交流, 维护国际协议的一致性与执行力。

新自由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进行批判。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相比于其他国家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或以通过建立国际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 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一旦霸权国失去霸权地位, 那么它所建立起的东西就会消失。但基欧汉指出, 即便是霸权国地位已经失去, 但其曾经提供的制度, 由于原来的国际体系中, 各个国家对制度的需求与遵守已经变为一种惯性, 因此原有的国际制度不会随着霸权国权力消退而全部瓦解, 而是仍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国际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维持秩序既靠权力, 也要靠制度, 在国际关系中各个国家如果能够服从制度的约束与支配, 即使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的条件下, 仍然可以实现国际关系的稳定发展。

四、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借鉴和吸纳了诸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精髓并取得了显著进展。建构主义不仅吸收了80年代批判理论的成果, 而且还接受了占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假设, 但同时又与它们有所分歧。目前, 西方建构主义可大体分为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现代建构主义强调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建构。现代建构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建构主义, 它赞成新现实主义从体系的层面来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观点, 并且进行社会文化分析, 重视研究国际社会中各主体间相互行为的构成作用, 认为国际结构的本质就是国家, 国家的实践活动造就了国际结构。另一种是整体建构主义, 它主张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 关注国际政治变化的动力问题研究, 把国内和国际政治结构及运动变化的过程视为国际社会秩序的两个方面, 并且考虑这种国际秩序下, 各个国家之间的彼此构成复杂关系。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的观念建构是后现代建构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 它注重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以及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 语言、含义和社会力量如何进行相互作用, 尤其对含义如何形成并以何种形式进行运作有深入的研究。

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 因此他们也探讨世界政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 主要的研究手段是思想和对话。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分为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物质结构是指各行为体在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的物质实力分配状况。社会结构则指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 如构成社会主流特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建构主义主要从行为体间的“集体认同”出发, 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文化对国家的行为的各种动机及国家的认同产生着影响, 国家的利益是通过自身需要确定的且处于不断变化中。与此同时, 世界政治行为体与其结构之间, 存在着相互构成的关系。社会结构决定着行为体的认同与含义, 同时决定着行为体所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模式。行为体实践的结果就是社会构成。建构主义认为, 认为国家行为由思想信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认同决定。考察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 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同时分析国家间关系不仅要从物质实力出发也要考虑双方的软实力。

对国际关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质疑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他认为,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实际上是由国家造成的。但温特指出“无政府逻辑”并非仅仅是霍布斯逻辑, 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一直不变的客观存在, 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社会关系构建认同和利益, 国家利益、权力政治都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温特主张国际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化、认同和利益因素的研究。温特强调, 文化才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特征。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 社会共有知识, 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场景中通过互动产生的共同观念, 是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国际体系文化就是国际社会中各国际成员间互动产生的共同观念的分配, 或者说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可见, 建构主义认为观念的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 它是非物质性的、意识的东西。物质结构虽然存在, 但是物质结构是通过观念结构体现出来的。因此, 温特认为, 观念结构是深层的社会性结构。

但温特的建构主义仍摆脱不了“理想的成分”。温特从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寻求理论工具来建构自己的理论, 使之不断发展, 但由于建构主义缺乏历史观和体系感, 它的发展道路没那么顺利。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著) , 阎学通, 陈寒溪 (译)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10.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09.

[3]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03.

[4]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著) , 门洪华 (译) .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01.

[5]关佳宁.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困境理论之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4) .

“和而不同”与当代国际关系 篇3

中华民族璀璨的传统文化积淀着许多政治智慧的精华，历经数千年风雨，至今仍熠熠生辉，具有很高的现代价值。

“和”是中华文明的精华

“和”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的理念是与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俱来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欧洲文明源于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富于扩张思维，具有热衷于军事远征和对外扩张的传统。他们对横跨大陆、远涉重洋的征战扩张，习以为常。中华文明则截然不同，植根于农耕生态的中华文明，企盼和平安定，安居乐业，衍生了深厚的“和”的文化传统。

崇尚和平，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一大亮点。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建筑——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城，其根本含义是和平自守，而不是征战扩张。长城岂不正是“和为贵”的形象工程吗？那些叫嚷“中国威胁论”的冷战卫士，若能到长城一游，兴许会有所感悟！中华民族建筑艺术的代表作——故宫，其核心建筑三大殿的名称，突出三个不同层次的“和”，集中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和”的哲理与“和”的追求。太和殿：天地祥瑞（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逸（人的身心和谐）。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崇尚“和而不同”。“和”，是不同性质的各种成分的合理配置、协调、融合为和谐的整体，犹如充满差异之音的多种不同的乐器经艺术调配，演奏出美妙动听的交响乐一般，而各种乐器仍保持各自的特性和特色。这就是“和而不同”。

古人讲“和而不同”，首先是指人际关系，特别是政治上的人际关系。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品德修养臻于完善的人，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合作共事，但在维护整体和谐的前提下，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信念、观点，不随波逐流，不奉承迎合；同时，宽以容众、平等待人，包容、尊重他人的不同。这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

更重要的是，“和而不同”作为中华“和”文化的重要准则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念，不仅是“修身”之道，更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和而不同”是在差异和多样中求和谐，蕴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化解矛盾、崇尚平等、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等特征。放眼当今世界，“和而不同”难道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黄金法则？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给国际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形势云谲波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模式、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何相处？不同文明、不同种族的文化如何相处？这两大问题对世界局势的走向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而不同”的理念运用于当代国际关系，正是祛除战争、消除霸权和强权政治、实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明智抉择。

“五项原则”是“和”文化的

提升发展

与冷战思维、霸权思维、殖民思维截然不同，“和而不同”对于大国强国，意味着不搞霸权主义，不恃强凌弱，尊重别国主权，尊重别国的不同——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使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需平等相待、互不侵犯、和谐相处。小国弱国则自尊自信，独立自主，坚持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总之，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权利，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95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已发展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其相互尊重的包容精神和追求不同事物和谐相处的基本理念，与“和而不同”的哲理是相通的。当然，两者在时代背景、政治内涵等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何实现“和而不同”？惟有“求同存异”一途。“和而不同”的哲理本身就蕴涵求同存异的因素。“和而不同”的核心，是如何对待不同。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而不是定于一尊，才能达到“和”的境界。

“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方针，是周恩来总理１９５５年在万隆亚非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当时，一些与会国突出亚非各国的差异，渲染分歧，使会议一度陷于僵局。周恩来总理即席发言，有针对性地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一席话引导会议转入亚非团结的正确轨道，促使亚非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此后，周恩来总理进而将这一方针发展成为处理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准则，以及处理外交难题的基本方针。“求同存异”，既是周恩来总理的创新，又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的思想渊源，与“和而不同”一脉相承。

“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

使世界更精彩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也出现全球化趋势。多元的民族文化面临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有激化之势。某些西方强势文化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大举侵袭弱势文化，对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实施思想文化渗透、瓦解，企图最终以单一的西方主流文化或某国强势文化取代世界多元文化。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使不少民族文化和语言受到冲击和威胁，有的甚至已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世代繁衍的根基。一个民族，一旦文化血脉中断，就会导致民族文化全体性、自主权的迷失，文化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消失，从而最终导致民族的沦亡。历史事实表明，亡国还可以复国，而一旦丧失了文化，一个民族也就无可挽回地消亡了。因此，维护本民族独立完整的文化主权，使其在体系上不被解构，在价值上不被消解，乃是国家安全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作为西方文明一统天下或西方某国强势文化一统天下的对立物，“和而不同”的哲理显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不失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相互关系的准则，即：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尊重，相通相契，相知相近，兼容并蓄，共存共荣，融合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和而不同”的哲理是合乎文化本身的特性的。一定文化是一定历史、一定地域、一定人类种群的生存状态的反映，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体系的体现。因此，文化是有个性的。不同文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深深扎根在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类种群的思想结构和心理之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和历史现象。文明、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动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

文化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真善美的东西是相通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各具特色，因为文化有差异，才需要交流；因为文化有共性，才可能交流。不同文化的包容、交流、共处，是历史的永恒现象。这就是文化的“和而不同”的境界。

文化全球化决不意味着世界归于单一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民族既要珍视自己的文化，坚持和维护自身文化的特性，又需以博大的胸怀和平等的精神，尊重、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以开放的精神，通过交流沟通，不断吸纳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丰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的“和而不同”使世界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生机勃勃。

当代国际关系论文 篇4

-----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韦唯

201031303022 动物科学1001班）

摘要：两极格局解体后，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发展，“中国威胁论”频频出现。本文从历史发展背景的角度来浅谈中国威胁论折射出的冷战思维，并且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对策。

关键词：冷战思维 中国威胁论 和平发展

一、中国威胁论折射冷战思维

冷战思维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述到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的“遏制共产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加紧控制其他国家的纲领和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①同时这一事件也标志着美苏同盟解体，美苏两极格局确立，冷战开始。两极格局解体后，美国的保守势力妄图建立单极世界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意识与观念，中心思想就是本国利益至上。

当代“中国威胁论”主要起自冷战结束后。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指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将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从历史上来看无论“中国威胁论”发端于何处，美国无疑是该论的大本营。在美国，已先后掀起几次不大不小的波澜。进入新世纪，“中国威胁论”随着反恐和中美关系的升温略显沉寂。然而，2002年7月间，美国媒体公布了两份报告：一份出自美国防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报告》；一份出自美中安全委员会，题为《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家安全的影响》。前一份报告宣称中国军事力量不仅对台湾，而且对中国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后一份报告则宣称中国利用经济贸易关系危害美国家安全。“中国威胁论”再次浮出水面。②事实上，尽管“中国威胁论”的陈述形形色色，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中国的经济，军事都在迅速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随之上升，政治外交方面也积极应对，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并且开始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步积累，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发展已经开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出于战略上遏制中国的需要,在军事上确保美国绝对优势的需要,在政治上丑化中国的需要以及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崛起，是对其主导下的传统国际秩序及地缘政治格局的挑战。从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强权与战争，都是以运用武力为手段的。英、美、德、日等国的崛起，无不是遵循着富国-强兵-战争扩张的规律③。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结构，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爆发战争。为此，美国害怕中国的发展强大将挑战其超级大国的霸权国际地位，这也正是美国赤裸裸的冷战思维的体现。按照美国人的说法，诸如在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良性动作的国际经济体系、促进人权和环境保护、确保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中国都对美国提出了严峻挑战④。今年，日本政府批准了2012《防卫白皮书》。一如往年，白皮书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所谓“警惕”基调，充斥着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旧调，妄称中国的动向是地区的“担忧”。这也是十足的冷战思维的反映。

二、针对中国和平发展所提的建议及对策

综合中国的国情来说，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自建立以来，陆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理念，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政府对谋求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价值理念的追求，所以我认为要消除中国威胁论，促进中国和平发展应该要做到：淡定从容，理性应对，塑造具有亲和力，大气，积极自信的大国形象。

首先，外交上，中国应该积极主动与周边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多方位打开外交交往渠道，改善我国的国际生存和发展环境，积极努力的为我们的和平发展争取到和谐的世界环境。然后，就是坚定不移的发展我们的特色化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要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中国的自身发展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坚强的力量，中国的崛起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力量增长的动力，而不会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因素。邓小平生前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后就是，56个民族团结一致，上下齐心。只有我们自己内部稳定了，和谐了，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才能在面对国际上的复杂问题时有着坚强的后盾。我们要有其力断金的心态，为我们的国家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①（百度百科）

当代国际社会 篇5

课前进行探究活动：如二十世纪苏(俄)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等，通过探究结果的讨论，导入本课内容：当代国际社会是怎样变化的?也可采取热点问题导入法：教师在课前布置学生收集近期国际社会发生的热点时事问题，上课时通过学生自由讨论这些时事所反映的国际社会是怎样的，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指出当今社会国际关系纵横交错，国家形势变化莫测，体现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复杂多变的。从而引出本框题的内容。

“国际社会的形成和构成”不是教学重点，教学处理上可采取学生自学、教师在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引导的方式完成：

1)国际社会形成的原因;

当代国际礼仪的主要特点 篇6

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阐述了“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信念，并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循的7项原则。其中第一项为第一文库网：“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现代国际关系以公认的“主权平等”为基础。“主权平等”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每个国家都享有平等权利，不受他人侵犯;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有尊重别国主权的义务，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侵犯他国的主权。国家不论大小，都应当具有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物、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国家与国家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所有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

“主权平等”既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国际交往中行为规范的现代国际礼仪，当然也必须遵循这一准则。 “主权平等”常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的尊严受到尊重：国家元首、国旗、国徽不受侮辱。

(2)国家的外交代表，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

(3)不以任何方式强制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不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4)在交往中，实行“对等”和大体上的“平衡”。

所谓“对等”实际是上就是“礼尚往来”，交往的双方人员，身份要大体相当;代表团互访时，双方的接待规格应相差不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是“对等”原则的正面引用。在国际交往中，有时也从负面运用这一原则。如：你赶走我的武官，我就驱逐你的参赞;你怠慢了我，我也请你坐一坐“冷板凳”等。

所谓“平衡”，也可以理解为“一视同仁”或“不歧视”的原则。但是，所谓“平等”、“平衡”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国际交往中，在礼仪上给予“破格接待”的，也有诸多先例。可见国际礼仪程序的.运用也是一种外交艺术。

(5)“主权平等”的原则，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表现为每一个参加国都有同等的“代表权”和“投票权”，每一个国家所投的票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效力。

(6)在“礼宾序列”问题上，也应当体现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在国际会认上，各国代表的位次，不是按国家大小强弱的原则来排列，一般是按会议所用文字的国名字母顺序来排列。在签定条约协定时，应遵守“轮换制”，既每个缔约国在其保存的一份文本上名列首位，它的代表在这份文本上首先签字。在国际活动中，各国代表的序列，应以代表的职务高低或就职时间的先后作为排列的依据。在文字的使用上，每个国家都有使用本国文字的权利。在签定国际条约协定时，本国文字与别国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国际惯例的几个特点：

・ 能用性，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用。

・稳定性，不受政策调整和经济波动的影响。

・重复性，一般都是反复运用。

・准强制性，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效益性，被国际交往活动验证是成功的。

2.现代国际礼仪的特点。

(1)必须以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为基础。现代的国家关系应当是完整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与封建割据、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之间的关系、宗主国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主权应当一律平等。

(2)国家间，除双边关系发展外，多边往来大量增加的趋势十分明显。从而在礼仪做法上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产生了新的做法。

(3)国际礼仪的内涵更加丰富，包括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军事国防以及民间往来等各方面、多层次的国际往来，也都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进行活动。特别是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许多公司企业都设有专职礼仪人员或公关部门。

(4)礼仪活动更加讲求实效，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具体安排更加灵活。例如，领导人之间的实质性会谈更加受到重视：日程安排更加紧凑合理，举行宴会讲究礼仪但不事铺张;参加宴会的人数有所压缩;宴会上发表正式讲话的次数有所减少;动员群众参加的大规模场面很少;互访代表团人数减少;生活接待更加注意安全、舒适、方便等。

当代西方国家与教育关系研究述评 篇7

一、新自由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样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

1.国家公共教育神话论。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爱德温·G·威斯特(Edwin G.West)立足经济学的视角,运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Senior)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邻近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供应方效应”(Supply-Side effect)等理论考察了国家公共教育和私立学校起源等基本问题,其重点在于批判国家保护教育。国家对教育的干预意味着“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在教育领域被彻底打破,因此,他不遗余力地试图揭穿公共教育的神话,全面检视“政府教育对保护少数弱小者是必要的”和“政府支持公共教育可以获得邻近效应”两个理论命题的虚假性。所有学校教育,特别是国家支持和保护的公立学校教育,获取了从国家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新权力,它使学校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在国家教育制度和学校团体的自利原则下,学校拒绝向教育的消费者转移这种权力。国家公共教育更加关心组织化的教育利益集团,而不是非组织化的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代议制民主经常挫伤教育消费者的天性,因为它摒弃自由市场,主张国家垄断。“威斯特的这些主张全面控告了公共教育,更直接有力地驳斥了教育应当是一项由税收提供经费的政府服务思想”。[2]“他对国家和私立教育的起源以及经济学的先驱性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的经典”。[3]同样,作为教育券制度的思想奠基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显然反对国家教育权力的无限扩大,反对一切妨碍个人或家庭接受教育之自由的国家教育行为。因此,任何补助应该直接给予个人以“用之于他自己所选择的学校”,这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安排。

2.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二战以来美国的批判教育一直讨论教育民主问题,但是他们很少关注教育在民主国家中所扮演的道德角色。有些学者只是局限于以纯粹的政治和教育术语对此进行讨论。而且,他们采用的理论框架也不适合用来理解教育的角色”。[4]罗伯特·赫斯利普(Robert D.Heslep)从艾伦·格沃斯(Alan Gewirth)的道德理论出发,并辅以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分析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赫斯利普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格沃斯的道德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修正,他不但提供了一种教育道德责任的普遍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运用到教育的具体方面,如课程、教育平等、道德教育和教育决策等问题。赫斯利普重点论述了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道德角色,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又呈现出问题和推理的层层递进,首先阐述教育实践作为民主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其次详细说明这种功能的哪些要素具有道德义务,最后确定这些要素在民主国家中具有的道德义务。[5]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三大重要思潮之一,亦成为西方教育学者研究国家与教育关系独特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知识资源。值得强调的是,更多的学者是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从批判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

(一)北美批判教育学派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马丁·卡诺伊(Martin Carnoy)是批判学派研究国家与教育关系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分析了马克思及列宁与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国家、葛兰西与教育、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普朗查斯(Poulantzas)的国家与基础之间的机能关系。[6]同时,为了寻找殖民地教育在帝国主义结构中的合理定位,卡诺伊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和列宁的理论假设以及曼米(A·Memmi)和法农(F·Fanon)等后殖民理论,提出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教育作为帝国主义结构的一部分,将殖民者国家的价值目标传递给殖民地的各个阶级,使其为殖民者国家服务”。[7]卡诺伊从社会依赖理论和工具主义国家观出发,提出针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依赖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转向德国学派奥菲的辩证国家观,认为教育国家机器是社会冲突的延伸。资产阶级对资本积累的追求与弱势阶级对公平民主的向往,构成了社会冲突的两种力量。国家是这两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教育变迁也受这两种力量的影响。因此,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教育面临经济再生产的压力,同时也肩负实现社会正义的理想。[8]

20世纪70年代,批判教育研究的中心是考察学校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梯斯(Herbert Gintis)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著作中,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维度,解释了学校系统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带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校经济再生产理论。围绕这一观点,批判教育学者展开激烈论争,进一步分析了学校教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批判教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阿普尔(Michael Apple)认为,“教育改革尤其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主要是由国家开办的,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的本质是一个政治过程。教育往往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而分析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离不开对学校教育中知识、课程与教学等方面的关注,其本质是探讨教育与权力之间的关系”。[9]毫无疑问,“学校是经济和文化再生产的机构。学校并不存在于政治真空中,学校的结构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10]因此,教育应该被看成是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自身的行为,而应该关注教育是如何与阶级、种族、性别、控制生产和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相关的。[11]在《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文化政治与教育》等著作中,阿普尔采纳了葛兰西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身份政治”和“权力多元”、英国伯恩斯坦的新教育社会学、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等理论,同时还批判性地接纳女性主义和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资源,论证了学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功能,解释了美国公共教育制度改革背后所反映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构性的差异,以及葛兰西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公立学校的改革运动,诸如择校、学券制、国家课程、全国考试等,都是右翼借改革之名,进一步强化精英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行动策略。新保守主义在认同新自由主义淡化国家控制、实行教育市场化的同时,转而又举起回归传统价值的大旗,强调要对国家课程和全国标准化实施质量控制,其本质是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建构强化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阿普尔强调要“戳穿霸权意识形态在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隐秘压制真相,强调多元文化与权力认同,唤醒教师、学生、社区成员和活动分子的自觉抵制意识,致力于反右翼的不懈斗争”。[12]

相对于阿普尔早期注重微观领域知识价值负载的传统,批判学派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吉鲁(Henry A.Giroux)则更关注教育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政治”,他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校文化研究提出,“学校教育是文化政治学的一种形式,学校是通过社会关系构建认同感、价值和意义的场所,这些社会关系使特定的知识形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合法化”。[13]对批判教育学者有过专门研究的托雷斯(Carlos Torres)认为,国家和教育的关系是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根本问题,国家在社会再生产和教育政策中扮演关键角色。任何关于教育和国家关系的分析应该考虑关系的多层次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从而揭示多种张力和矛盾。

(二)“英国学派”的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英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为思想基础,论证了国家形成与教育发展理论。格林认为,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时序是同一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时间序列决定了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国家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表明,教育是国家统一和推广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同时,他还用“发展性”国家理论分析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教育发展问题,认为尽管民族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下降,但教育和培训仍然是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关键因素。与格林相比,罗杰·戴尔(Roger Dale)更侧重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遵循葛兰西反经济主义政治实践观的认识路径,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国家对教育具有最重要的影响,“我们只有抓住国家扮演的不同角色才能完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中教育改革的设想、意图和结果”。[14]通过界定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条件———资本积累、确保资本积累持续扩张的环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国家角色的合法化,并阐述这三个问题及其解决措施之间的矛盾,罗杰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国家机器,教育制度面临诸多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问题。

三、新保守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在当代西方,新保守主义作为与新自由主义齐头并进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曾经占据着重要的主导地位。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新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托马斯·默里(Thomas Murray)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东亚等国家教育发展规划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教育与国家的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所有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教育都处于中心位置。因此,教育应承担的角色是传授给学生基本的科学知识、交往技能和既有的社会价值规范,培养学生认同国家、效忠政府、维护现存秩序的道德品格,从而促进和维护国家的发展。胡安·特德斯科(Juan Tedesco)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对教育的态度,认为拉丁美洲教育的发展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关系比与生产制度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些国家无法保证最低限度的教育,最关键的原因是国家否认全国课程及已有社会价值伦理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在教育发展中引进自由主义的做法。因此,对于拉丁美洲部分高外债的国家,更加需要加强和巩固教育国家机器,重视民族传统,提高国家在教育发展中的决策、规划能力。[15]此外,还有学者论述了国家课程、传统价值和品格、标准化测试、基础教育中传统科目等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学校绩效,建立民族整合和国家认同,促进国家发展和国家稳定。

四、女性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性别”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话语之一。在当代西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中,社会性别也成为一种新的分析范畴。许多学者把性别取向作为分析该问题的重要视角,分析国家发展、教育、权力和性别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女性来说,国家、家庭和工作场所存在着交集,而当前国家中的官僚制度是不利于女性发展的。在分析社会再生产和教育,家庭、国家经济发展和教育关系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应该通过性别的概念化来发挥女性应有的作用。索卡·康诺(Sorca O’Connor)论证和评价了国家塑造儿童并为他们提供日常看护服务的正当性,主张国家应该重新界定女性抚养儿童的功能并在国家政策中有所体现。[16]在《挑战国家?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教育实践》中,希尔达·基恩(Hilda Kean)分析了1900~1930年间,英国大量位于教育一线的女性主义教师致力于以自身的方式改革国家教育,她们认为,教育会对国家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接受教育会带来启蒙和社会变革,因此,教师职业是她们自身获得完全解放的有利工具。而事实上,女性教师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由教育国家机器之外的政治因素构建的,国家会对女性主义教师采取相应的“回应”,所以,她们不可能从政治、组织等方面对国家教育发展政策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五、制度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国家教育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制度问题”。[17]约翰·丘伯(John E.Chubb)等学者借用政治研究中的制度理论,立足制度分析的视角,研究了美国中小学的教育制度,认为美国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制度本身,只有经过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因此,应该在择校、竞争和学校自主权等要素组成的新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公共教育体系。这种体系有别于由政府通过政治市场和科层制直接控制的学校体系,主要依赖市场和家长选择,由政府间接调控。同样,“在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中,国家致力于发展学校教育已经是一个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18]有学者考虑市场———市民社会和市场———国家等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以国家为中心建立一个多维立体的制度分析框架,从而探讨国家在教育制度中的角色以及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复杂关系。《教育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更是以“制度”为中心,运用理性选择、组织规则、路径依赖等典型的新制度主义话语分析美国公立教育重建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美国学校的焦点是学校教育制度的重建,强调应该考虑教育与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相关性,通过公共选择来重建国家公共教育。

六、多元主义国家与教育关系理论

在政治多元主义的影响下,部分西方学者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体现出多元主义的价值特征。海因茨·梅耶(Heinz-dieter Meyer)和威廉姆·博伊德(William L.Boyd)等学者探讨了多元化社会中的教育与国家发展问题,认为在西方社会从文化、权力的社会同化论转向文化、权力的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必须从市民社会、市场、政府国家和家庭的互动关系中来重新认识教育和国家政策的相关问题,强调在教育改革中需要平衡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等各方多元化的利益和力量。同时,在关于多元主义和公共学校的局限的讨论中,学者们侧重于从多元主义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分析了国家教育及其自主发展的不可兼容性,认为学校教育自主发展应该倡导多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提出一种能促进个人和学校发展的多元主义政治策略,反对共同的国家教育,追求多元化的自主发展。法格林兰(Ingemar Fagerlind)等学者认为,教育过程的参与者是多元化的,所有这些参与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要解决教育与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角色。教育决策将代表谁的利益和谁的优先权,而国家又是在多大程度上协调教育和发展的目标,这些是教育与国家关系的基本问题。

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是充满争议的棘手问题。当学者们立足各自立场和视角探讨该问题时,无疑会形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在研究倾向上呈现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多元价值取向;在研究路径上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特征。毋庸置疑,这些都将为我国研究国家与教育的关系,甚至国家与教育关系的现实建构提供一定的知识资源和理论参照,但仍需我们批判性地甄别、筛选和运用。

当代建筑与自然的关系 篇8

重新进入自然，是中国新一代建筑师的实验。“重新进入自然”的建筑师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就高密度城市环境建造进行实验的，他们的“自然之道”以优美的自然环境、典型的地域特征为基础，他们的建筑实践建立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上，趋向于一种个人理想化的表达。但是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所带来的高密度建造环境是建筑师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尽管城市高密度曾经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是和香港、东京、纽约、荷兰等地区、城市或国家相关，无论高密度是“拥挤文化”，还是人类“生存的梦魇”，似乎并不能引起大多数建筑学者的关注。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就是在今天，城市化结果的典型表现便是城市密度的激增。

诚然，建筑师如何围绕“高密度”进行新的创作实践，这是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和绝大多数高密度人口的亚洲国家来说，就人口密度和适宜居住的有限用地这两项制约因素来考虑，已经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紧缩的城市空间和发展模式。的确，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紧缩的城市和高密度的城市环境是他们从事建筑创作和研究的现实与预设以及难以回避的一种前提条件。以马岩松为代表的另一批青年建筑师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他们的实践游离于城市的内部与边缘，既深入到城市内部，直面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也关涉到城市的边缘，介乎城市与自然之间；他们的实践直面当下的生存困境，也热衷探寻未来城市的诗意。

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大规模城市开发，正在逐步逼近北京传统的城市肌理。陈旧的建筑，混乱的搭建，邻里关系的变迁，必要卫生设施的缺乏，导致这种原本美好安详的生活空间变成了很大的城市问题——四合院正在逐渐成为老百姓的地狱，有钱人的私密天堂，游客们的主题公园。面对这种源自城市细胞的衰退与滥用，需要从生活的层面去改变现实。并不一定要采取大尺度的重建，而是可以插入一些小尺度的元素，像磁铁一样去更新生活条件、激活邻里关系，与其他的老房子相得益彰，给各自以生命。同时这些元素应该具有繁殖的可能，在适应多种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局部的情况而达到整体社区的复苏。由此，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可以继续快乐地生活在这里，这些元素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新陈代谢的城市细胞。（本文摘选自《城市山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