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调查问卷

非法集资调查问卷（精选6篇）

非法集资调查问卷篇1

姓名：所属机构：

1.您对非法集资行为是否了解？ A．了解 B.不了解

2.根据您的观察，您周边人员是否有在外经商、参股投资或从事第二职业等非保险职业行为？ A．有 B.没有

3.根据您的观察，您周边人员是否存在组织、参与民间借贷或集资等活动？ A．存在 B.不存在

4.根据您的观察，您周边人员是否存在推销保险产品以外其他金融产品或理财产品行为？ A．存在 B.不存在

5.根据您的观察，您周边人员是否持有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等宣传资料？ A．持有 B.不持有

6.根据您的观察，您周边人员是否存在利用保险业务进行集资的行为？

A．存在 B.不存在

安徽兴邦特大非法集资案调查篇2

在过去十二年里，安徽亳州人吴尚澧，打造了一个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仙人掌帝国”。但是，当被地方政府扣上“特大集资诈骗案”的帽子后，仙人掌财富神话已经濒临破产，而4万多参与者、37亿多元的资金也面临着打水漂的危险

与吴英案如出一辙。

2012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和安徽省高级法院立案庭得到证实：最高法院裁定撤销安徽省亳州市兴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邦公司）董事长吴尚澧死刑判决，不予核准，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不过，这一裁定下发多日，安徽省高院一直未对外公布。

至此，被安徽亳州当地法院定性为“兴邦特大集资诈骗案”结局难料。从1998年到2008年，安徽亳州人吴尚澧，搭建了一条“仙人掌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最鼎盛时，这一“仙人掌帝国”的触角遍布27个省市，投资户超过4万人，涉及金额37亿多元。

与吴英案民间为其喊冤不同的是，吴尚澧案中，被“骗”的几万投资户为“骗子”喊冤、联名上书中央各部门要求刀下留人、四处奔走为吴尚澧请律师，出钱资助他当时年仅一岁和三岁的儿子。

“办案过程中，安徽政府的官员对我说，兴邦公司是摸着石头过河，过去了就是英雄，过不去就滑倒淹死了。”吴尚澧一二审的辩护律师叶星林说，兴邦案走到今天，是政府、企业、投资人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各方都应承担自己的责任。

缔造“兴邦神话”

“米邦塔”食用仙人掌由农业部1998年从墨西哥引进，并被列入国务院“948计划”重点项目之一，用来丰富中国人的菜篮子。

这个消息刚在报纸上刊出，便被时年27岁的亳州人吴尚澧看中。1998年以前，吴尚澧一直做中药材生意，养殖蚂蚁和土元。华佗故里亳州自古就有“药都”之称，吴尚澧中专学的是中草药专业。

在墨西哥，“食用仙人掌”经过脱水制剂，做成仙人掌果酱、干菜等食品、保健品、酒品、化妆品和药品等，出口到国际市场。1998年，吴尚澧注册成立兴邦公司。初创阶段，公司采取农户购种自种，公司收购加工销售的“公司+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在北京、山东、四川、河南等地发展。

随着种植规模扩大，兴邦公司不断拉长产业链，开发出仙人掌啤酒、醋、酱油、粉皮粉条、面条、果酒、化妆品和饮料等产品。为此，兴邦公司先后与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中华全国供销总社、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中西药研究所等建立合作关系，进行产品研发。

分散种植、运输成本高，各地种植户对化肥和农药使用不规范，仙人掌质量难以保证，吴尚澧想了一个新的方式：将提供种片、回收改为联合种植：由公司统一租用农民的土地，建立种植基地，种植户自行购买种片统一种在基地里，公司统一种植、管理、采收，种植户缴纳生产种植所需的租地、建棚、有机肥料、管理费用，形成“公司+基地+农户+投资人”的共同经营模式。

这个想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03年3月29日，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日报社在京共同组织召开了“农业产业化和中药现代化——兴邦模式研讨会”，时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季昆森、亳州市副市长吴贞堂对“兴邦模式”作了重点推介，经过认真研讨后予以肯定，并建议完善推广。

经济日报农村版记者晓鲁（笔名）参加了这个会议。他清楚地记得吴贞堂慷慨激昂地说：“兴邦公司不但是亳州的、安徽省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晓鲁后来成了兴邦忠实的投资户。

会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安徽日报》等数十家媒体对兴邦公司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就在吴尚澧被捕前的3个月，2008年9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专版题为：鉴证：中国绿金之光——关于兴邦科技集因的发展报告，仍在宣传兴邦模式。

兴邦模式的推行得到了亳州市政府的批准。“他是个胆子很小的人。”吴尚澧的母亲吴秀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尚澧坚持每个项目都去政府报批。吴秀英是名小学教师，在吴尚澧十个月大时，丈夫去世，28岁开始守寡，和婆婆儿子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2004年，亳州市谯城区发展计划委员会“计基字[2004]33号”《关于兴邦公司2万亩食用仙人掌种植项目的批复》，“计基字[2004]49号”《关于转报兴邦公司建设仙人掌果酒厂项目申请立项的请示》，“计工交[2004]80号”《关于兴邦公司仙人掌饮料项目立项的批复》等文件下发。按照《批复》，三个项目兴邦公司需投入资金6亿余元，《批复》对资金来源的说明是“资金自筹”，并要求“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尽快建设，早日发挥投资效益”。

融资成为兴邦公司的必然选择。兴邦公司推出三种仙人掌合同，以五年期《仙人掌联合种植合同书》为例，投资户每亩投资2.8万元（种款20000元及管理费8000元），第一年不返利，第二年返还3万元，第三、第四、第五年各返还2.4万元，即五年返还10.2万元，公司另支付7%的业务提成。由于“米邦塔”仙人掌母片种下后可连续不间断地高产新叶片15至20年，合同五年期满后，种片归公司所有。

2004年初，兴邦公司与亳州华佗镇、古井镇分别签订1000亩和1万亩的租地协议。上万亩绿油油的仙人掌一望无际，投资户用“可爱极了”形容长势极快的仙人掌。兴邦公司由此实现了分散种植向基地规模化种植的转变。

2003年，兴邦公司年销售收入达1.75亿元，拥有总资产3.46亿元，带动种植户1.2万户以上，被评为“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除此奖项，兴邦公司被授予了数十个“头衔”，吴尚澧本人也频获“全国优秀企业家”“杰出徽商”等称号。

在安徽，兴邦公司得到了从镇政府到省政府各级领导的支持，省里四套班子领导都曾多次率团带队视察兴邦，亳州市政府大礼堂也曾一度改名为兴邦大礼堂，兴邦公司门口的路被命名为兴邦大道。

吴尚澧成为了“兴邦神话”的缔造者。

“高端”投资群体

截至案发，兴邦的投资户达到48000多人，其中不乏大批在职和退休的官员。

在记者的采访中，投资者有媒体人，也有中石油等国企退休工人，还有一些政府部门退休人员。

2009年9月7日，吴尚澧一二审的辩护律师叶星林为了了解案情，向亳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就兴邦公司投资户开始投资兴邦的时间、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21240份调查答卷统计显示：投资户投资兴邦公司的原因，除了追逐高回报以外，还有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公司的信任、对项目的信心、媒体的报道等多种原因。

董守敏是北京一家公司的会计，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致富经》栏目得知兴邦公司，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是被“城里人有钱，农村人有地，合作致富”的说法打动的。她不仅签了种植仙人掌的五年合同，还在北京市朝阳区娄梓庄乡租了一个大棚，雇了6个人，种了4亩地的仙人掌，自己采收卖给兴邦公司。“两年半的时间赚了24万”。

山东淄博的董京利，则开了当地第一个仙人掌菜馆，除了五年种植仙人掌的合同，董京利把赚来的钱用来生产仙人掌醋、酱油、粉条等。吴尚澧被抓后，还坚持生产了几年。

湖北黄石中级法院退休法官盛绥花和黄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退休主任叶毓芬也是投资者。2005年，黄石市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到亳州考察，经过亳州市委、市政府接待，推介、保证后，以政府招商引资形式发动大家种植仙人掌或投资兴邦公司。“仅凭30%的高利息，也不敢拿一生积蓄投资，主要是对政府的信任，我就是相信政府的红章子。”叶毓芬说。

盛绥花以前也从来不知道亳州，一直以为是“毫州”。盛绥花看重的也是政府对兴邦公司的支持。十年来，兴邦公司举办的周年庆典、招商引资、中外合资等重大活动中，各级领导均会出席，亳州市公安局的警车开道。2003年，兴邦公司成为亳州公安局的警民共建单位。没想到，盛绥花这个老法官退休后成了老上访户，兴邦案发后，盛绥花上百次进亳州，18次进北京，“案子到哪我到哪，我就是不理解”。

赵春玲在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工作，几次自己掏路费到亳州考察，一下火车都是兴邦公司的广告，公司的墙壁上到处悬挂着吴尚澧和某些领导人的合影，公司宣传册上印着各级领导前来视察的照片。“我们都不是轻易被骗的人，不是谁说一句就信的。”

除了种植项目，兴邦公司一直重视销售仙人掌产品。建设公司产品销售网络及终端成为吴尚澧的目标。为了让投资者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营销，公司制定了几项优惠保险措施：营销者交款取货时，可以返还10%左右的货款作为产品广告费或运作费；实在销不出去的还可以原价退货。

在“全员营销”的魔力下，兴邦投资户几乎都投资了兴邦公司的多个项目，并发动了很多亲戚朋友加入到投资行列中来。

记者得知，其中，“清欣片”成本为55元，投资户批发价为196元，销售价为360元；“欧莎莉”化妆品以洗发水为例，成本价2.4元，投资户批发价为6.4元，销售价为12元。“看似我们有很高的回报率，但我们赚的还是小头，企业赚的更多。”李广（化名）在河南周口开了一家代理店，主要销售兴邦公司的酒。“我肯定赚。河南电视台的武林风节目全年都是我赞助的，市里70辆公交车的广告都是我做的。”

风险来了

2005年10月，因兴邦公司没有取得“米邦塔”仙人掌的“新资源食品认证”，卫生部门责令兴邦公司停止生产和销售其仙人掌产品。

根据《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对于我国居民没有食用习惯、经过研究发现可以食用的对人体无毒无害的物质，要在卫生部门申请认证。“农业部在引进推广之前就应该取得认证。”叶星林说。

申请“新资源食品认证”的同时，吴尚澧启动了房地产、白酒等短平快项目。北京的投资户、望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李女士为此曾经给吴尚澧打过电话，吴尚澧坦诚地说是想“变相还钱，仙人掌生产型企业回款慢”。李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那个时候，每年兴邦公司要支付的款项大概在4到5个亿。”一二审的卷宗显示，兴邦公司向亳州市人民银行申办的《贷款卡》，没有一笔成功贷款的记载。兴邦公司给国家发改委的文件《关于争取国家扶贫贷款的请示》中提出申请扶农贷款2个亿，截至案发，没有获得扶农贷款。“没有国家财政支持，得不到银行支持。他们唯一的融资渠道，就是民间资金。”叶星林说。

2006年，兴邦公司与法国吉西姆酒业集团研制开发世界唯一的仙人掌葡萄酒“喀塔斯”干红，其产品及酿造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兴邦公司修建了大型葡萄酒地下酒窖。

随即，兴邦公司推出果酒窖藏投资项目。合同上写着：葡萄酒有液体资产、液体股票的美誉。投资户购买不同规格的酒收藏于兴邦公司的酒窖，兴邦公司按合同年限回购投资户的酒。以225升/桶的四星级“喀塔斯”酒为例，每桶5万元，收藏半年公司5.8万元回购，收藏一年7万元回购，收藏两年10万元回购，收藏三年14万元回购。

2008年4月，在海南尚未获批国际旅游岛时，吴尚澧决定将公司下一个十年战略重心转向海南，实施以仙人掌为主、旅游地产为辅的海南综合项目开发。

兴邦公司成立“海南房地产项目筹备组”，迅速推出“红街广场”房产转让、“枫景城”职工福利房、铺面销售、“沙洲岛”产权式酒店、“海南尚元投资管理公司募股协议”“尚元小区”职工福利房等模式。

根据兴邦案二审庭审中出示的证据，红街广场、枫景城、沙洲岛以及儋州等项目情况真实存在，相关房地产项目的各项审批、规划、建设手续齐全。

“海南的土地当时最贵的是60万一亩买的，房子是2000元每平米左右。”以叶毓芬为例，她投资的“枫景城”项目10万元，每年返回50%利润，两年收回成本。另外，30万一套92平方米的房子，叶毓芬买了4套，她身边的亲人也加入了投资。

这期间，2007年9月19日，兴邦获得了《国家新资源食品认证》，成为全国唯一拿到国家仙人掌新资源食品认证的企业。

一夜梦碎

2008年12月5日，兴邦公司在海南举办公司“十周年庆典暨第二个十年庆典动员大会”。

从海南回来不到10天，噩梦从天而降。12月14日下午，吴尚澧被警方带走。

第二天，兴邦公司被亳州市公安局查封。12月12日，刚从亳州开完年底总结会回到湖北的盛绥花、叶毓芬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到亳州，看着万亩基地的大棚已经被掀起，前几日还长得繁茂的仙人掌倒在地上、水沟里。盛绥花蹲在路边号啕大哭：“就算人有罪，企业没罪，仙人掌没罪啊。”

对于这次突然抓捕，时任亳州市公安局局长、现任安徽省公安厅纪委书记祈述志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抓捕）有100%的把握。”但原因不好跟记者说。而对于此前公安部门对兴邦公司的支持，他则表示，“相信共产党是依法办事的。”

在记者试图采访亳州市法院及检察院的兴邦案相关负责人时，发现包括亳州中院原院长杨德龙、亳州中院原副院长陈保飞、亳州中院刑一庭原庭长李震、副庭长孙健等多位案件负责人大多在兴邦案后犯案服刑，有的和吴尚澧关在一起。

另有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8年，银监部门预警有大量资金流入亳州。彼时正值浙江吴英案发，非法集资热议甚嚣尘上之时。

“尚在审查起诉阶段，亳州市检察院已经先将兴邦案件判定为集资诈骗。”叶星林说。

记者得知，兴邦案是在2008年4月22日立案的。立案侦查后，相关部门没有向公司或全国投资户发出任何警告，全国的资金继续像潮水般流向亳州，仅2008年5月以后海南项目的融资款项成为37亿融资款的重要部分。

吴尚澧从2008年12月15日被刑拘，到2011年3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侦、诉、审长达二年三个月，一审开庭9天，而二审只审了1天，另有35名被告都没有到庭。“二审放弃了基本的审判监督防止错案的职能。”叶星林说。

叶星林仍记得2009年1月7日，在亳州市看守所第一次会见吴尚澧，被控集资37亿的吴尚澧聊的第一个话题竟然是律师费问题。吴尚澧的律师费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叶星林的律师事务所全免了吴尚澧一审开庭之后到二审判决为止几百小时辩护的律师费，叶星林自己全部垫付了差旅、复印等办案费用。

庭审查明，吴尚澧担任兴邦公司董事长10年，没有大笔的个人存款，个人资产并没有增加，没有侵占、转移资金的行为。

庭审中，兴邦公司的无数光环一夜之间变成了实施诈骗的“幌子”。判决书认定兴邦公司及吴尚澧各项荣誉均是骗取的，“利用各地政府对经济建设和民营企业发展的关心，骗取领导参观考察、出席其组织的活动，制造政府、领导支持其‘融资的假相。”

就在兴邦案的审理过程中，和兴邦公司合作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院长张万年一直没有放弃仙人掌的研究。2010年12月25日，张万年“军转民”科研成果报告会在上海警备区云峰剧院举行，他宣布研制成功了与百姓健康密切相关的国内首个高技术含量的仙人掌产品，他将这一科研成果的“军转民”任务交给了上海军本实业有限公司。

非法集资材料篇3

问：什么是非法集资？

答：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投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问：非法集资有哪些特征？

答：非法集资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问：非法集资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

答：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形式多样，从目前案发情况看，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

1）借用投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

2）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3）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进行非法集资。

4）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5）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联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6）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或者地下钱庄进行非法集资。

7）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8）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非法集资。

9）以签订商品经销合同等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0）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11）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2）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3）私自、违法利用银行工作人员身份或银行场所“代销”理财产品、基金、股权、债券等进行非法集资。

问：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有哪些？

答：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主要是：第一，承诺高额回报；第二，编造虚假项目；第三，以虚假宣传造势；第四，利用亲情、朋友、同乡诱骗。

问：非法集资活动对社会的危害性如何？

答：非法集资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一是参与非法集资的当事人会遭受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二是非法集资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引发风险。三是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与安全问题。由于非法集资是违法行为，危害极大，希望社会公众一定不要参与非法集资活动。

问：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处罚？

答：对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的，除了依照《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取缔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等行政处罚外，对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例如：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未经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情节严重的，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最高可处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和各省区市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非法集资快速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受多种因素影响，非法集资活动仍比较猖獗，形势不容乐观。

一、非法集资形势依然严峻

（一）非法集资案件持续高发。据统计，200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非法集资立案年均2000多起，涉案金额200亿元左右。2011年底至2012年初，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部际联席会议会同公安部在全国组织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整治非法集资问题专项行动，各地方政府积极行动，公安机关重拳出击，打出了声势，打出成效。许多非法集资案件被侦破，一些潜在的案件得到了集中暴露。尽管今年新发案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与2012年同期相比有大幅下降，但与以往常规年份相比较仍呈增加趋势。

（二）涉案地域、人员、行业广泛。当前非法集资案件已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市），集资参与者既有家境富裕人群，也有吃低保的社会弱势群体，既有在职人员，也有离退休人员，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案件涉及众多行业和领域，包括农业、林业、房地产、教育、商品流通等等，并由传统的种植、养殖业逐步蔓延至科技、环保、投资等领域，形式手段更趋债权化和机构化，依托网络平台进行借贷涉嫌非法集资的情况日渐突出。

（三）社会危害严重。非法集资作为典型的涉众型违法经济犯罪，往往因为涉及区域广泛、集资参与者众多，使得案件处置难度很大。而且常常由于经营不善或犯罪分子侵吞、挥霍及转移资产，造成案件最终挽损率普遍偏低，有的甚至是血本无归，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扰乱国家正常经济金融秩序，甚至激化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例如，湖南省湘西州曾成杰集资诈骗案，先后集资34.52亿余元，涉及人数24238人。集资总额减去还本付息的金额后，曾成杰集资诈骗金额为8.29亿元，造成集资户经济损失共计6.2亿元。集资户吴安英见集资兑付无望，当众自焚造成七级伤残。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曾成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

（四）非法集资存在原因复杂

非法集资的成因十分复杂，与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状况密切关联，涉及国内外宏观经济、社会环境、金融服务、个体参与者情况等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环境因素。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强，民间资金充裕，投资需求强烈，而投资渠道和投资工具比较有限，不同投资者可能选择的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偏好也不同，部分投资偏好于高收益的投资者，可能会把资金投向于高收益的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二是参与者自身因素。许多参与集资者缺乏相应的经济金融法律方面的知识，不能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对“谨慎投资，风险自担，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的投资理念认识不足，经受不住社会上的高利诱惑，加剧了非理性逐利冲动而上当受骗。三是制度政策方面因素。当前一些领域的改革还待于进一步深化，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领域的监管还有待于加强，对民间借贷等投融资的规范引导还有待于完善，特别是防范预警和打击非法集资的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工作力度应进一步加大，开正道、堵邪门、强监管，严防不法分子钻政策和法律空子，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总的来看，影响非法集资的一些因素仍将不同程度的存在，而且，随着市场活跃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如果监管与管理一时难以同步加强，非法集资的风险还可能进一步加大。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非法集资活动仍会频繁发生，案件高发态势仍将持续，并不排除在一些地区、行业和领域集中爆发的可能，形势依然严峻，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工作任务仍将艰巨。

二、高度关注、防范一些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

近些年来，许多非法集资活动打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倡导绿色消费”、“金融业务创新”等旗号，以合法公司名义，以高收益、高回报为诱饵，形式多样手段翻新，由直接吸收资金发展到进行生产经营投资，由单一债权发展到股权甚至债权、股权相混合，由个人作案发展到组织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手段更加隐蔽，欺骗性更强。当前，以下领域及形成的非法集资风险尤其要注意关注和防范。

（一）民间借贷诱发非法集资案件在一些地区或行业仍会高发。从近几年的发案情况看，民间借贷越是活跃，非法集资的案件越是高发，在当前企业融资需求旺盛、民间资金较为充裕、社会投融资政策积极宽松，而相关规范引导不尽完善的环境下，民间借贷在一些地区或行业诱发非法集资案件的风险仍然较大。

（二）一些中介机构参与非法集资，风险集聚。目前社会上各种中介机构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但监管缺失或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序发展、恶性竞争，助长了民间融资乱象，积聚了很大的非法集资风险。一些中介机构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用于投资或转借给他人，谋取不法利益，隐患很大，一些地方的风险已经集中暴露。

（三）农业专业合作社类非法集资风险开始上升。近年来全国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迅猛，在促进农村农业发展、农民致富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有的农业专业合作社背离办社宗旨，专门从事吸收农民资金和放贷等业务，甚至进行异地吸金和放贷，进行非法集资，直接损害了农民利益，影响农村发展与稳定，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已发生了十多起农业专业合作社引发的非法集资案件。

（四）网络借贷诱发非法集资将成为新的案件高发点。近几年网络借贷迅猛发展，今年初以来更是火爆，新开设的P2P平台数量和贷款规模也都迅速飚升，但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和规定，该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正快速积聚，应及时加强有效规范和引导，防止网络借贷领域成为非法集资“重灾区”。

（五）股权投资领域非法集资活动一直比较活跃。今年股权投资领域非法集资新发案件虽有减少，但陈案风险很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50余家私募股权企业涉嫌非法集资，涉案金额逾160亿元，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

（六）银行业金融机构个别工作人员涉嫌非法集资风险显现。银行业金融机构个别工作人员打着单位旗号、利用职务之便涉嫌非法集资，严重影响银行声誉和正常经营活动。尽管目前案件数量很少，但风险及影响不容忽视。

三、全面加强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任务，要标本兼治。一方面要严厉打击，依法惩处犯罪分子，进行警示和震慑；另一方面要加强防范和预警，特别是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引导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抵制并远离非法集资。

年初以来，部际联席会议在大力推动一些重点案件查处的同时，按照“关口前移、打早打小”的工作思路，于5月在全国集中开展了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活动期间共开展集中宣传活动730余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2200余万份（册），摆放、张贴展板、海报35万多个（张），悬挂标语横幅55000余条，出动巡回宣传车1400辆（次），设置宣传咨询点6300多个，接受咨询人数320多万人（次），发送公益短信8亿余条，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宣传7000余次，在68万辆移动公交载体播发宣传信息等，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从8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排查清理活动，多地政府高度重视，认真部署，积极行动，整合力量，多方位、多渠道、细致深入地对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进行了排查清理，成效明显。

今天，我们召开座谈会就是为了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研究分析当前非法集资形势的同时，组织开展新一轮的防范打击非法集资法律政策宣传攻势，营造引导公众防范和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震慑非法集资犯罪的良好社会氛围，从源头上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我希望而且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媒体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取得成功。保监会历来重视非法集资风险防范治理工作，加大非法集资防范打击力度，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健全机制。先后出台非法集资预警和查处工作暂行办法等9项制度，建立包括案件监测、报告、分析、处置、责任追究在内的全流程工作机制，强化非法集资案件日常管理。二是定期排查风险。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深入排查非法集资风险隐患。先后4次部署行业进行风险排查和预警防控，重点排查保险中介业务、基层机构及收付费环节案件风险，力争“打早打小”。三是严肃查处大案要案。对于非法集资案件做到每案必查，及时处置化解风险，完善内控，构建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严肃追究案件管理责任，先后对32起非法集资案件140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四是加强宣传和警示教育。通过下发宣传手册、组织宣传活动、通报典型案件等方式，不断提高保险消费者以及保险从业人员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和能力。今年5月组织开展宣传月，全行业悬挂条幅、摆放海报、展板等3万份，发放宣传资料100多万份，通过短信或微信平台、电子邮件等发送宣传短信130多万条，举办客户讲座千余次，直接受教育的社会公众达到260余万人次。

从近几年全国情况看，非法集资持续活跃，新增案件多、金额大，并且呈现由传统生产领域向投资理财领域、活动空间由实体向网络发展、参与人员遍及社会多个阶层、民间融资引发案件较多、衍生犯罪频发等特点。今后一段时期，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等影响，一些潜在非法集资案件可能会加速暴露。在全国非法集资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的大背景下，保险从业人员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风险也在增加。

近年来，保监会在防控行业案件风险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非法集资案件。保险领域非法集资主要表现为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或销售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公司管理漏洞，假借销售保险名义、制售虚假保险单证或理财协议，向社会公众给予或承诺给予高额回报并非法吸收资金。保险领域非法集资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利用职务便利。部分涉案人为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甚至是高管人员，在当地有一定社会人脉或知名度，利用管理或职务便利获得消费者信任；部分涉案人为保险机构代理人员，熟悉保险业务流程并长期接触客户，客户较为信任。二是假借销售保险名义。涉案人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上承诺额外利益，或者与消费者签订所谓的“理财协议”，吸收资金。三是高额利息诱导。涉案人采取先支付利息、到期支付本金或继续滚存的方式，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消费者高额回报。四是伪造单证印鉴。涉案人出具假保单，并在自购收据或公司作废收据上加盖私刻的公章，甚至直接出具白条骗取资金。

与其他行业相比，保险业非法集资案件的数量、涉案金额、受害人数都比较少，非法集资案件风险整体可控。但由于保险业务的特殊性、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复杂性，我们在查防工作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一是对保单的法律定位不明晰，影响了案件立案。销售假保单只能以实际非法所得计算犯罪数额，不能以票面金额计算犯罪数额，导致一些利用虚假保险单证非法集资的案件因行为人的犯罪所得较少而不能立案，错过了“打早、打小”的有利时机。二是有关部门基层机构处置涉案财产标准不明确。当事人将通过非法集资、传销等途径获取的资金用于投保，对保险业来说，在案件结案前属正常业务，有关部门直接要求保险机构全额退保并划转资金或重复划转，将导致保险机构面临诉讼风险或承担经济损失。三是部分非法集资案件处置操作要求不明晰。案发后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案件处置工作，但出于地方利益考虑，往往寄希望于公司“买单”，与相关规定中“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的精神不符，甚至致使一些非法集资案件的性质难以及时、准确认定，同时也给公司造成一定负担。

非法集资工作难点篇4

发表日期：2011年10月27日作者：李成业本页面已被访问 274 次

近年来，非法集资活动在我国一些地区频繁发生，集资形式多样，涉案金额巨大，老百姓损失惨重，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投融资方式多样化、复杂化和信贷收紧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做好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为此，笔者在对全国许多非法集资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走访了法院、经侦、工商等部门和部分非法集资受害者，分析了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存在的问题及难点，同时提出了监管建议。

一、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面临四大难题

（一）城乡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叠加，民间融资市场缺乏有效疏导和监管，导致非法集资根除难

一是城乡居民闲置资金多，投资理财需求旺盛，投资渠道狭窄。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老百姓财富日益增多，资产保值增值需求迫切，现有的投资品种要么受国家严格调控，要么收益较少或风险较高。如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被国家严格控制；居民储蓄存款在剔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外，实际为负利率；股票、期货等证券投资市场不成熟，投机性极强，风险很高，投资理财能力差的情况下，投资者多以亏损收场，收益率无法得到保证。

二是中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融资需求旺盛。部分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由于盲目扩大生产经营、管理不善、融资缺乏抵押物等诸多原因导致其难以靠正常渠道融资继而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另外有少数非法集资组织者，为了骗取公众存款，成立合法公司，混杂在正规民间融资队伍中，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在以上投资理财需求和生产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常或合法渠道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产生了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而目前对正常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监管和立法保护，民间借贷市场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投资实业者由于无法承受民间融资市场较高的交易成本，而逐渐退出市场，而愿意接受高交易成本者往往从事非正常的投资项目，导致非法集资根除难。

（二）一些投资者存在暴富心理，加上信息不对称，法律知识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差，识别和预防非法集资难

一是暴富心态严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部分投资者心态差，浮躁冲动，投机暴富的心态严重，在明知集资非法且风险极高，但面对高额回报的诱惑，求富心切，抱着侥幸心理，投资严重缺乏理性，甚至存在借款投资行为。

二是投资信息不对称。部分非法集资“企业”办理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披上合法的公司的外衣，以表面合法的实体产业来掩盖其非法集资的目的，投资者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真假难辨。

三是法律知识缺乏。多数非法集资案件显示，受骗群众绝大部分是企业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低收入群体，受文化素质所限，缺少对非法集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不能正确辨别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四是风险防范意识差。不法分子集资初期，多以支付高息、红利或给予定期分配实物为诱饵，使部分集资人员获得暂时实惠，进而利用其进行宣传，而后期参与集资大众，受亲戚朋友的高额收益蛊惑，轻信亲朋好友，风险防范意识淡薄，最终落入非法集资的骗局。

（三）非法集资调查取证不易，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从法律角度上界定难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11年1月4日起正式施行，该司法解释明确了非法集资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等四大特征，缓解了非法集资类案的量刑标准认定困惑，但非法集资调查取证难，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还存在较多的模糊地带，两者界定较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部分借贷双方私下约定，将借款本金和借款利息加总后的还款金额，在借款合同中记载为借款本金，合同中不出现借款利息字眼，形式上是普通的借款关系，满足无利诱性的特点，但实质上存在利诱性，法律取证难。

二是对民间借贷中介服务公司是否合法，是否扩大中介服务的经营范围，是否存在变相吸收或占有借贷双方资金的情况调查取证难。

三是小范围的熟人与熟人间的蛛网扩展和传播融资，是定性为面向特定对象融资还是定性为面向社会大众融资存在定性难。

四是房产商以还本销售、售后包租、缴纳诚意金等吸收大众资金是定性为非法集资或民间借贷依然难以界定。

（四）监管资源缺乏，沟通不畅，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的监管合力形成难

一是监管资源缺乏。以银监系统为例，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银监部门，作为打非成员单位，基层分局监管资源缺少，监管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监管力量难以下沉到县域范围，对县域非法集资动态监测不够；银监系统近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基层分局承担大量的银行业监管任务，人少事多，工作压力较大；缺少专门的办案经费。

二是部分地方政府存在保护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部分公职人员参与非法集资，涉及到自身利益，抵制监管；个别地方政府部门责任感不强，沟通不畅，有的案件从调查取证直到宣判，均未认真执行联席会议报告制度，信息沟通难；由于非法集资涉及维稳，责任重大，部分地方党政害怕影响政绩，能拖则拖，导致处理困难。

三是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的合力不够。虽然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了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制度，制订了实施办法，部分行业主管部门也制订了行业性的预警和查处机制，但监管依然面临事前预防薄弱、事中推诿、事后资金追缴难等问题。部分基层监管者对法律认知水平不高，政策界限难以把握，部分监管者存在畏难情绪，监管有效性不够。

二、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意见和建议

（一）优化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合理疏导和管控民间资本，着力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一是优化民间借贷的生态环境。建立健全民间借贷服务体系，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担保服务和人力资源等服务，并加强对相关机构的监管，如构建民间借贷供需的信息服务平台。允许民间“非法”金融机构依据合伙制企业法成立，以正规金融市场的制度加以约束，使其在阳光下运行，便于监管。

二是合理疏导和管控民间资本。拓宽民间资金投资渠道，加大对民间资金的疏导，逐步放宽电力、通信、基础设施、军工、金融等领域的民间投资限制，促使民进国退，如适度调低银行股本金准入的标准，提高民间资金注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比重。

三是着力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充分发挥主体金融的作用，加快金融机构布局县域和乡镇的步伐，创新业务品种，满足不同客户需求，促使民间资金流向中小企业。

（二）加大对公众宣传教育，增强其辨别能力，促使其理性投资

一是广泛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多方位、多角度、经常性地开展风险提示，通报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特点，揭露犯罪手法和非法集资的欺骗性、社会危害性，增强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基层街道办事处、农村村委会、银行保险证券营业场所等与老百姓直接接触的基层人员的作用，大力宣传非法集资危害，做好舆论引导和法制宣传工作，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法律意识和投资风险意识，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有效遏制非法集资活动的传播和蔓延。

三是建立举报奖励制度。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向社会大众公布举报电话号码，消除基层部分地方党政公职人员影响，让公众积极参与预防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欢迎公众提供全国非法集资线索，对核查属实的举报，要给予奖励，以便及时反应，及时查处，降低危害，从根本上根除不法分子生存土壤。

四是全力追缴赃款赃物，及时查控涉案财产，做好资产保全工作，防止转移和流失，依法从重从严打击首恶分子，及时向社会公开办结的重大典型案件，教育群众，形成对非法集资的强大舆论攻势，震慑违法犯罪。

（三）增强执法人员经验积累，完善法规体系，为查处非法集资提供法制保障

一是编制非法集资调查取证和司法处理案例库建设，加强执法人员队伍建设，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处置非法集资时调查取证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二是为便于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更加准确有效地认定和查处非法集资活动，立法机关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进一步梳理、补充，加快完善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

（四）加大监管资源配备，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确保监管形成合力

一是加大监管人力、财力、物力的资源配备，落实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日常监测预警、接受举报、风险提示、调查取证、性质认定、依法处置、维护稳定、宣传教育、法规建设及信息报送等，同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监管能力。二是加大对行业条线管理，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参与非法集资的排查和处置力度，确保公职人员、工薪阶层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能够自觉遵纪守法。

非法集资新闻稿篇5

(贵州大学学生之家讯）5月15日，为响应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暨“5.15”宣传日活动，贵州大学学生之家于本日在贵州大学新校区西一区，西二区及北校区等地方开展了相关宣传活动，现场进行摆点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音频、接受同学们咨询等形式来帮助广大师生了解和学习如何防范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

据了解，贵阳市已经连续多年组织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此次贵州大学的宣传活动选择在各校区教学楼下、宿舍区、食堂门口等人员相对集中和密集的场所开展，并结合QQ校园公众空间等媒体宣传相呼应，以“室内室外、线上线下”相互结合的方式，广泛普及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等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科学理财观念，自觉远离非法集资。

为配合开展本次宣传活动，学生之家以非法集资的基本概念、表现形式、主要危害及防范等常识为主要内容，设计制作了数千余份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在多个宣传现场同时进行发放，并组织同学们进行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签名活动，此举获得了同学们积极的响应。

民企非法集资之殇篇6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经常会遇到的老大难问题，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企业想方设法进行民间融资的过程中，难免会踩、碰法律的红线，其中最容易遇到的就是非法集资的问题。

在不少的案例中，对于是否应该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追究民营企业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到底如何量刑合适，其实是存在较大争议的。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浙江本色集团法人吴英非法集资一案，在各方的关注和呼吁之下，经过法院多轮审判，吴英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则说明监管层对这一类案件的慎重。

不过，发生在河南洛阳一家民营企业身上的事情，让我们意识到，高悬在民营企业头上的非法集资之剑，依然是异常的锋利。

这家名为君兰动画的公司，因涉嫌非法集资被立案查封。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公司资金链断裂后，为盘活项目，700余名集资人竟然发起了自救，找到投资商，报请政府同意后签订了投资协议。

然而，在企业创始人王拓开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刑拘之后，整个项目却遭到了几乎灭顶的挫折。项目停滞、员工大量离职、大量电影数据丢失，一部原本计划在2015年年初上映的优秀国产3D动画作品，如今与观众见面的机会已是十分渺茫。

枯萎的《牡丹》

成立于2009年9月的河南君兰动画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提供的资料，曾经员工人数一度超过500人，是当时中原地区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动画企业，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可实现全程制作、无需外包的动画公司。

2010年，君兰动画立项了高品质3D动画电影《牡丹：花魂归来》（以下简称《牡丹》），彼时中国动画电影市场刚刚起步，全国90%的动漫公司都以做订单为主营业务，而君兰动画却走在了前面——大刀阔斧地开展原创动漫制作。

3D动画电影《牡丹》的主角牡丹，正是君兰动画所在地洛阳的城市名片，作为十三朝的古都，洛阳有着“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牡丹》首次将花朵拟人化，讲述的是百花国公主牡丹战胜邪恶的罂粟，最终将百花带给人类的故事。该片充满正能量，具有反毒、禁毒的积极意义。该项目曾列入河南省、洛阳市重点文化项目和洛阳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为了能把《牡丹》尽快搬上银幕，君兰动画公司董事长王拓开等人经过一年多的奔波，自主筹资6500万元，并在2011年年底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团队，紧锣密鼓地运作起《牡丹》动画片的制作和推广。

2013年，《牡丹》预告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成为首部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亮相的中国动画电影。同年1月7日，央视新闻联播进行了详细报道。随后国内外诸多媒体相继进行了报道，掀起一片《牡丹》热潮。

2014年11月，君兰动画举行《牡丹》试片会。按照王拓开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的信息，该部影片将于当年12月制作完毕，计划在2015年年初上映。同时，《牡丹2》的创作已经开始，计划在2015年年底上映，“我们希望这两部影片能打响2015年动画电影年初岁末的‘双响炮。”

不过，计划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本应于2014年12月制作完成的电影，直到2015年1月君兰动画公司资金链断裂时，影片仍然没有完工。这点燃了后面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

资金链的断裂，给君兰动画带来了巨大的内忧外患。一方面，影片无法上映，投资回报无法兑现，需要安抚广大的债权人；另一方面，项目继续推进的人力、物力等成本支出，需要找到新的资金支持。这给君兰动画的管理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15年1月至9月，君兰动画公司先后成立了债权委员会，一方面安抚债权人，另一方面与罢工员工进行谈判，通过自筹自救资金，向员工发放了部分工资，从而保证项目的继续推进。

然而，在3个多月的自救中，虽然君兰动画公司基本维持正常化运转，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自救是无效和失败的。据了解，以底培栋为首的制作团队并没有按预先谈判保证的时间完成影片的制作，110多分钟的影片与最终版本相差甚远。这意味着，要想达到影片上映的目标，还需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成本。

雪上加霜的是，2015年8月17日，王拓开被公安机关抓捕；9月29日，君兰公司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集资为由查封；2016年4月，君兰公司总导演王肯被公安机关抓捕。至此，《牡丹》项目完全停摆。

为了挽救项目，在君兰客户债权人委员会的努力，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导下，于2016年元月5日与新的投资商达成了投资框架协议，并组建了新的导演和制作团队。在征得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同意，君兰客户债权人委员会按照区政府要求两条腿走路，一边由公安机关查案，一边将未完成的《牡丹》影片制作完成。至此，《牡丹》项目前期遭遇的挫折似乎马上要烟消雨散了。

然而，2016年2月2日对君兰机房进行查验后，一个晴天霹雳在债权人眼前炸响——原先封存的不少设备被盗，80%以上的电影数据丢失。如果及时追回设备和数据，同新的投资人的合作还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项目还能起死回生。但警方表示，追缴有难度，时至今日依然未有结果。这意味着牡丹项目的制作极有可能彻底失败，投资人的唯一希望也要破灭了。

对此，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认为，我国缺好动漫，现在一个好动漫项目停止运营，不仅仅是经济的损失，而且也是文化的损失。一个企业遇到困难，资金链断链，一个工程就毁了，这样得不偿失。

非法集资之殇

从某种意义来说，《牡丹》项目最终是卡在了资金环节上。由于3D动漫这类项目前期投资巨大，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一般企业很难拿下来。在企业资金不够的时候，启动融资无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由于文化项目推进和投入超出预期，造成了资金链的断裂。多米诺骨牌一启动，公司前期被掩盖的很多风险就急速暴露在公众面前，非法集资的嫌疑，成为压垮君兰公司的最重载荷。

从权威部门给出的定义来看，让民营企业忌惮无比的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非法集资犯罪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中的一种类型，由于其涉案金额巨大，受害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等5个罪名。

非法集资犯罪手段多样，具有很高的欺骗性。与企业正常的融资相比，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非法集资主要具有非法性（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社会性（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公开性（通过媒体、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公开宣传）和利诱性（承诺给予回报）这四大特性。这4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

考虑到现行金融体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因素，同时为依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解释还指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而民间融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关于民间融资和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

不过，在具体的企业融资和司法实践中，比较难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与企业民间融资之间的区别，容易造成适用对象的扩大化。曾经有企业界知名人士建议，对民间借贷中的招摇撞骗及其他非法行为，可适用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进行惩处。

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被公安机关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例数量众多。据公安部介绍，201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以继组织开展了打击整治非法集资、地下钱庄、证券期货犯罪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02万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70余亿元。今年查处的“e租宝”、“中晋系”、“融资城”等案（事）件，均呈现出波及人员众多、地区广泛、涉案金额巨大的特点，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对于真正的非法集资案例，我们理应为公安机关的行动拍掌叫好。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但我们也不能回避查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在公安机关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例中，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和争议的案例无疑是吴英集资诈骗一案。

2007年2月13日，浙江东阳警方表示，在接到群众举报之后，通过调查发现吴英及“本色集团”以月息3分以上的高利率向社会公众借款，最高的利息超过1角，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重大嫌疑，遂对吴英实施了刑事拘留。2007年3月16日，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东阳市公安局逮捕。

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金华一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间，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从林卫平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2亿余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等，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

2010年1月，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认为，其本人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意图，所借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活动，仅有少部分用于购买个人物品，因此不存在肆意挥霍。

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认定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后认为，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吴英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裁定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对吴英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14年7月1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罪犯吴英减刑一案，当庭作出裁定：将吴英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整个审理的期间，各界围绕吴英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以及如何处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在民营企业以及关心民营企业发展的人群中，更多地将焦点移到了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以及法律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对于吴英集资诈骗一案曾经点评到，该案更加令人警醒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民间资本、民间融资的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一个吴英倒下，是否还会有无数个“吴英”冒出来？

他强调，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间融资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对此，我们是一如既往地予以扼杀，制造更多的“吴英”，还是反思制度体系本身的问题，转向引导民间资本的法治化？显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如今，“吴英案”尽管已经过去8年，尽管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大量的措施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显然非法集资依然会成为不少企业在正常融资过程中不得不忌惮的红线。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公权力如果不得到有效的监管和规范，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和制度，保障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正当财产，非法集资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口袋罪”，成为收拾不听话民营企业的有效手段。如此，民资动辄得咎，司法若不能公正，则民营企业家将陷入恐惧。

股权众筹≠非法吸储

回到君兰动画公司涉嫌非法集资一案，一些专家和学者对于公安机关的抓捕和查封理由提出了异议。在日前召开的一次关于河南洛阳君兰动画公司案例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著名律师庞红兵表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大多是虚构一些事实，但是君兰公司的项目在河南省文化厅进行了备案，并取得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文华教授认为，君兰动画公司是在做一件于国于民于当地都有利和有意义的事，这对宣传中国形象很有帮助。从刑事政策角度考虑，保护当地经济，保护当地文化产业，做一些适当的法律限度内的从宽处理不是不可以。

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吴丹红教授则表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集资诈骗里的一种。君兰动画公司的“牡丹项目”所谓吸收公众存款，和电影公司搞众筹差不多，他们在前期投入制作电影的时候，因为经费不够，也有一些民间投资人通过签订一些众筹的条款，把资金投入进来，通过电影上映之后获得的票房收入来进行分成。

其实，电影众筹这一概念，虽然业内早已在不断探索，但真正火起来则是在2015年7月10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之后。值得关注的是，《大圣归来》电影片尾出品人一反常态，列出了109名小朋友的名字，因为他们的父母——89位众筹投资人合计投入了780万元。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圣归来》票房突破8亿元，超过《功夫熊猫2》成为当时中国市场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按照当初签订的投资协议，这意味着，89位众筹投资人可以获得约5000万元的回报，即带来400%的投资回报率。《大圣归来》的成功，让不少人看到了电影众筹的希望。

但是，标杆的树立，也难掩近几年电影众筹发展的痛点——由于制作发行成本、票房和版权到底能卖多少等无法准确评估，使得电影众筹缺乏可靠的回报模式和风险评估机制。如果票房和版权售卖不佳，投资者出现亏损是大概率事件。最近发生的快鹿集团兑付危机，就是由于《叶问3》的假票房事件给引爆的。

此外，即使是以众筹的方式，依然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众筹包括奖励众筹、权益众筹、股权众筹多种模式，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股权众筹只能采取私募方式，并且不能逾越累计股东人数不能超过200人、不能公开发行、不能向陌生人公开众筹等多条红线。

为了规避法律风险，电影《十万个冷笑话》活动发起人无法承诺现金回报，最后承诺的是赠送电影票之类的实物。但即便这样，如果有关部门进行深究的话，依然可以算做是承诺给予回报的利诱，如果该项目融资过程中符合非法集资的其他几个特性，同样可以按非法集资的罪名来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责。

那么，回到前述的君兰公司《牡丹》项目，即使放宽条件纳入到电影众筹的范畴，但700余名集资者等依然是远远越过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200名投资者的红线，加上当时项目的融资并没有在第三方平台上进行，如果真是要以非法集资进行严格处罚的话，无论聘请多么牛的律师，看来也很难有开脱的机会。

“如果票房收益不行，还有一个后续债转股的协议，把他们的债权转为股权。”吴丹红表示，如果你不是因为资金最后崩盘了，或者当事人去掀起一些群体性事件的话，一般不会当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处理的。但是，君兰项目在整个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显然并没有那么幸运。

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风险，去年股灾之后监管进一步加严，而众筹平台频频被爆出项目造假等问题，让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对股权众筹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探索在确保优质项目能够获得投资的同时，又能有效地防范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确实是摆在监管者面前一道不太容易解答的难题。

必须强调的是，随着各种新情况的出现，我们的监管也必须与时俱进，对于新生事物要进行及时引导和监管。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在推进民营企业发展和防范风险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而不是矫枉过正，因为怕承担风险，一刀切地对待出现的创新，这将给所有民营企业家不寒而栗的信号，这是非常可怕的。

如何保障民企合法权益？

无论是在处理吴英非法集资一案，还是在处理君兰动画涉嫌非法集资一案的过程中，警方对涉案财产的一些不当处理方式，均遭到了被告一方甚至是舆论的强烈质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007年吴英被捕后，浙江东阳市公安机关曾在未经吴家同意的情况下，将吴英名下的本色概念酒店经营权、汽车、商铺，及其他租用房屋中易贬值且不宜保存的物品进行了公开拍卖。拍卖所得款项以及追回的赃款共计1800余万元。

不过，吴英的父亲吴永正认为，公安机关不仅无权处置，而且使吴英的财产严重缩水。按照吴永正的说法，仅本色集团旗下的“本色概念酒店”吴英当初对其的直接投资就达到了8000万元，但最终以450万元的价格给拍卖了。

而最让吴永正感到不满的是，对本色集团旗下两个仓库的货物的处理，当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那两个仓库里面的货物，价值将近一个亿，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卖掉了，拍卖的金额和款项去向至今也没有公告，在之前的判决中也没有提及。”

如果真如二审期间吴英自己的估算，其剩余资产距离3.8亿元仅差几百万元。那么，当时对于吴英的量刑和判决结果，则可能完全不太一样。

而在河南洛阳君兰动画涉嫌非法集资一案中，查封设备和数据却出现了被盗，造成《牡丹》不能继续制作的巨大损失。这引发了债权人以及王拓开父亲王元君的强烈诉求。他们要求，洛阳市公安局尽快追回被盗的封存设备及电影数据，以利尽快开展电影制作和自救；严惩盗窃责任人；对南昌路公安局在君兰资产查封、丢失设备和电影数据立案侦查等方面存在严重失职、渎职及不作为的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追责；成立新的专案组，督办督查此案、限期破案。

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吴丹红表示，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所有案件，财产查封过程中不能去动，不能挪作他用，直到最后法院判了之后，这些财产才可以处置，进行拍卖，拍卖款最后要返给集资参与人。

吴丹红强调，按照公安部涉案财产若干问题的规定，如果因保管不力或者其他过失导致财产丢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相关人员存在渎职行为，或故意造成财产灭失，还应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在批评极端个案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并没有不作为，而是进一步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鼓励和保护力度。201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职能作用，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上述《意见》强调，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对待，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以违法论处；违反有关规定，但尚不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得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为切实保障非公有制主体的诉讼权利，《意见》要求，对于确已涉嫌犯罪的，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以及适用强制措施的种类，是否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措施以及涉案财物的范围，最大限度减少对涉案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往往都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还有集资诈骗罪等刑事案件交错。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来协调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是我们当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相互拆借资金，司法应当予以保护。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对于与民间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但民间借贷案件仍然继续审理。

2015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审理民事商事案件的六大原则，其中特别提到依法保护产权和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和依法保护产权原则，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不同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保护平等、发展机会平等的原则，依法保护产权，依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依法保护产权，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10起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民事商事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既有买卖、租赁、供用水、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合同纠纷案件，也有股权出资、股权转让等股权纠纷案件和破产重整案件，体现了人民法院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虽然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有些方面显然与既定目标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另外，在如何应对出现的新情况，做到保护民营企业与防控风险的平衡方面，依然还有很多工作亟待去做。

此外，诚如有关评论所指出的，根治非法集资，从长远看，必须疏堵结合，既做好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铲除非法集资毒瘤滋生的土壤，也要为百姓投资开辟更多渠道。应进一步鼓励商业银行创新服务，放宽理财产品的门槛限制，同时完善民间融资制度，使民间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有序流动。

前行的过程可能会曲折，但我们依然充满信心：只要各界继续努力，相信终有一天，真正做实业的民营企业，在企业或项目融资的过程中，可以不再为是否会触碰非法集资的红线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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