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红楼梦》英译研究

二十年来的《红楼梦》英译研究（精选4篇）

二十年来的《红楼梦》英译研究 篇1

关键词： 《边城》 研究综述 悲剧性 象征性 牧歌性

刘西渭曾说《边城》是“一颗千年不磨的珠玉”①。《边城》问世整整有80年了，在这漫漫长河里，沈从文也一跃而起，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关于沈从文《边城》的研究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悲剧性、象征性、牧歌性。

一、悲剧性

关于《边城》的悲剧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故事的主人公翠翠的爱情悲剧的探索。

张鹏辉认为导致翠翠母女悲剧命运的根源是潜在文化的制约。边城是一座安宁平和、民风淳朴的小城，信仰自然，翠翠父母的结合本也不是不可能，但最后还是双双离去。影响他们选择的不是湘西文化，而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才会没有办法不负起军人的责任，没有办法离开了年迈的老父亲。翠翠与摊送，两个人的感情非常诚挚，也没有父母家长的阻碍，但还是以悲剧收场，是碾坊作为一种现代物质文化的隐形力量导致的。

袁栋洋认为，翠翠的爱情之所以是悲剧，一是因为翠翠自然纯真的、没有被激活的感情导致;二是因为摊送的诗人气质、浪漫造成的。他不仅代表自己去唱歌，还代表了哥哥，一模一样的声音，但传达的感情却不同，对于翠翠这个在感情上比较无知的少女来说，更是无法确定心意，最后两个人的爱情就这样生生地错开。

邱淑敏认为造成翠翠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地理环境的影响。边城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却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城，封闭的环境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封闭的思想。这里的男人们受到当地建功立业的人文环境的影响，多会选择外出闯荡，这也是天保会意外死亡，摊送远走他乡的重要原因;女人们大多自生自灭，固守现状。二是因为内心的闭塞造成沟通上的困难。翠翠在感情上无知懵懂，爷爷年纪大了，又是男人，有些问题也不方便问得那么明白，使爷爷一开始就不能明确翠翠的心意，才会有后来的那么多误会，最后形成了翠翠的悲剧命运。三是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造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湘西虽然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躲过了战争，过着看似非常自在的生活，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字之中找到那无法逃脱的传统价值观。顺顺看起来是个热情豪爽的人，但在心底里还是有着一定的传统思想：王团总家的女儿与摊送门当户对，小姑娘长得也漂亮，何况还有碾坊作陪嫁，可是翠翠却只有渡船;而后大老的死又给了顺顺刺激，更是推掉了老船夫的想法。

王俊虎则从人性、人事、天意三个方面总结了翠翠的悲剧原因。首先从人性角度看，边城是一座美的`小城，但是过分的美丽就会变成一种过错。老船夫的性格善良淳朴，虽日日和翠翠生活在一起，却无法深入理解少女的心，而翠翠的羞怯与敏感也为一系列误会提供了机会。摊送原本是为了公平替哥哥唱了歌，但是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情感却让翠翠犯了难，造成了误会。其次，从偶然的天意与人事的误解来看，翠翠正感动于摊送的歌声后却再也听不到那动人的音乐，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天保的溺水;老船夫察觉到摊送还是不忘翠翠，去叫翠翠的时候，偏巧翠翠又没有及时出现。这样看似巧合的各种事情的发生成为悲剧故事的原因之一。最后，社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导致了悲剧的产生。在翠翠与摊送之间，碾坊其实是暴露了封建婚姻的本质，这同时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让一种隐形的力量在人的生活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二、象征性

金介甫在《沈从文传》引言里说：“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作品当做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来读。”②沈从文的《边城》中充满浓郁的象征意味。下面从洪水、黄昏、渡船等意象进行解说。

1.洪水

作者对于水是怀有深刻感情的。小说的开始在溪边，结束也在溪边，对于水的描写非常多，这样的水就超越了实体而具有丰富深刻的象征意义。

石柏胜从“女性”、“生命”、“道”三个方面阐释了《边城》里的水的意义。自古以来，柔情似水就是用来形容女人，由此可见水与女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通常把润泽大地的江河称之为“母亲河”，这在边城里也是有所体现的。水，一面对子女温柔慈祥，这里的人们淳朴友爱;一面又苦心锻炼，让人坚强勇敢，不畏风浪。翠翠的母亲在水边死去，而翠翠也是在水上生活，这水就代表了翠翠的母亲，日夜陪伴着翠翠，所以当翠翠痛苦郁闷之时，一个人对着黄昏的溪水哭了起来。第二点，水是生命之源，水孕育着边城，也锻炼着边城。洪水里的人们坚强互助;龙舟比赛拼搏向前;吊脚楼上的无限风情;渡船上的美好人情等都展现了优美、有力的生命力。沈从文受到道家影响，倡导自然、和谐的人性。而水，既能载舟，又能覆舟，一定层面上也代表了道的思想。

晏杰雄认为边城里的水代表着女性形象。例如天保曾经夸翠翠长得像一个观音，这不仅仅是大老对翠翠的溢美之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女神膜拜的倾向性。此外，通过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动机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是因为在溪边看见一个穿白衣孝服的少女才写下了动人的《边城》一书。

覃宏勇具体阐释了“水”中的“洪水”意象。在先人观念里，洪水几乎就代表了死亡这个意象。在小说中，作者直接将洪水作为死亡之神的推手。在洪水来临之前，四处都是让人心生恐惧的气氛：热风乱吹，蜻蜓乱飞，竹子乱响，云乱起，这混乱的一切都意味了破碎。但是老船夫却在这样阴郁的环境里坐在门槛上独自打着草鞋。在民间，“打草鞋”通常代表的是即将要出远门的象征。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景里，“打草鞋”可以说是暗藏了死亡的征兆。“夜间果然落了大雨，挟一吓人的雷声。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接着就是訇的一个大雷，……接着是一种超越雨声而上的洪大闷重倾塌声。两人皆以为一定是溪岸悬崖崩落了!担心到那只渡船，会早已压在崖石下面去了。”③惊人的雷电，带来了死亡的恐惧，雨后的美好家园被洪水冲刷得狼藉一片，为最后死亡的出现做了铺垫。渡船消失了，白塔毁掉了，老船夫也死去了。 2.黄昏

杨爱芹认为《边城》里很多次出现了黄昏这个意象，而一日之暮与一生之暮是类似的，黄昏时节，是一个垂垂暮年老人的告别时间。在文中有多处“累了”、“老了”、“睡着”、“疲倦”、“休息”等字眼在暗示着老船夫的死亡。老船夫与黄昏的契合，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翠翠会在黄昏想到爷爷的死，爷爷又为什么多次想到自己的身后事。

当黄昏与翠翠相关联的时候，就既表现了对美丽自然的歌颂，又突出了落寂青春的伤怀，翠翠的命运因此充满了感伤。“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屋后的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下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④当黄昏作为翠翠的活动背景，当黄昏融进了翠翠的希望，就注定会落空。

黄昏与爷爷、翠翠的连接点是一种隐喻的生命。少女和老人正是生命过程中的两端，少女与黄昏形成对比，而老人与黄昏则同化成一体。刘西渭曾经感叹;“何以和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⑤

聂家伟从语词、意象、主题三个层面对“黄昏”意象进行了分析。在语词方面，在小说中，黄昏更多地出现在情节的高潮与结束之时，这或许是作者的故意安排，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一种潜意识。在意象层面，“黄昏”的出现总是与死亡、破灭、凄凉等相关，含有消失或者是不确定的意思，渲染了一种忧伤、寂寞的气氛。从主题角度来思考，一是“黄昏”导致了人神隔膜的惨剧发生，翠翠是自然之女，而摊送是摊神之子，本该是完美结合的两个人却生生离别。二是“黄昏”表现了苗汉文化冲突的民族忧虑。苗族是崇拜太阳的民族，而黄昏却意味着太阳的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太阳崇拜的衰落，意味了苗族的奄奄一息。三是“黄昏” 表明了对现代化的反省。原本的淳朴善良逐渐被现代的物质文化所覆盖，既是对乡下人的现代化反思，又揭示出传统文化的日薄西山。

3.渡船

罗才平认为老船夫高尚的人格魅力就是通过渡船表现出来的。老船夫对于渡船是怀有非常强烈的爱与满满的使命感的。不管他是外出办事，或者刮大风下大雨，总是不会忘自己的渡船。在雷雨之夜，渡船被毁，老船夫也悄然离去，这也正是体现了渡船与老船夫高尚人格的对应于象征关系。其次也是二老两兄弟淳朴感情的化身。天保和摊送是船总顺顺的儿子，他们完全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的女儿。但是，他们都看上了那渡船上的翠翠。这渡船正是两兄弟对翠翠真挚爱情的承载。此外作者对“渡船”也投注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想要表现自己的美好的人生形式，想要重建中华民族的健康品格的美好理想。

李松睿则把渡船和商船做了比较。渡船和商船相对的情况在文中出现了十三处，一种是把二者作为对立面出现的，一种是只出现一种隐含了另一种。渡船和商船在表面上是不一样的交通工具，但实际上却直接影响了使用工具的人的生活方式，也展现了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的世界。在摊送的选择里，渡船与商船更是代表了爱情与金钱的舍取。

刘照扬认为渡船满载了老船夫对以后生活的期望。老船夫二十岁开始就在渡船上，五十余载的岁月都是渡船的陪伴;与孙女翠翠的很多对白在渡船上，对孙女未来的美好希望也在渡船上，但是渡船是飘荡不安的，是无法靠上安稳的彼岸的，这渡船就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悲剧的暗示。

三、牧歌性

1934年，汪伟在《读〈边城〉》中，提出了沈从文创作的“牧歌情调”，他说：“《边城》整个的调子颇类牧歌，可是说是近于‘风’的，然而又觉得章法尚严，针线尚密，换言之，犹嫌雅多于风。”⑥

杨瑞仁在文章中指出：牧歌，通常指一种很传统的诗歌，来表现城里人对于理想化的农耕田园生活的向往。《边城》的开头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原始、简朴的山水画卷。沈从文在文中描绘了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不管是黄昏时节薄薄的凄凉还是深夜响起的笛声，甚至还有那一条灵性的黄狗，全都散发出浓郁的田园气息、表现出淡淡忧愁的牧歌情调。文中所描绘的社会风俗，比如端午节赛龙舟、赶鸭子、对歌等也展现了古老的牧歌田园生活。

刘洪涛研究了《边城》的牧歌情调。他把牧歌作为一个诗学范畴来看待，以研究《边城》的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为插入点，表现了牧歌在作品中的体现。第二点把牧歌与乐园的构建结合在一起，边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细致地展现了乐园中的自然与本性。第三点与挽歌联系在一起，牧歌并不一定只能表现乡土的喜乐，同样的也可以带有悲剧的因素。哀歌是牧歌的具体发展的一部分。第四是物景化与古典化。物景化包括对于叙述时间上的控制;古典化则表现在故事中的人物的文化内蕴与幽美环境所构成的山水画卷中。

注释：

①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见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6：203.

②[美]金介甫.沈从文的《边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1).

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④沈从文.边城・湘行散记.北京：人民出版社，：58.

⑤刘西渭.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6.

《红楼梦》章回目录的英译研究 篇2

关键词： 《红楼梦》 回目 英译 对比研究

1.引言

《红楼梦》属于章回体长篇小说，成书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全书共一百二十回，现在一般认为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为程伟元和高鹗所补，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包括节庆、风俗、婚恋、称谓、服饰、饮食、建筑等，一些文人把对《红楼梦》的研读和评说称为“红学”，因其丰富的文化内容，以至于掀起一股“红学”热潮，至今人们对它的研究仍乐此不疲，但《红楼梦》不仅在文化上是个资料宝库，而且是语言上的宝库，从文体上来看，书中包括叙述体、描述体、对话体、诗体等，其中诗体内容博大精深，值得后人细心研究；从修辞方面来看，包括炼词、措辞、语形修辞、语义修辞等；从习语方面来看，包括谚语、俗语、成语、歇后语等，这些生动、形象的习语从多角度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吩咐内涵，从而使《红楼梦》更具民族性和艺术感染力[1]。

正是红楼梦有着“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美誉，引起了国外一些学者注目，在1830年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许多翻译家对《红楼梦》进行了节译或全译。《红楼梦》译本有将近20种文字，近60种译本，其中全译本12种，其中英译全译本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卫·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另外一种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共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2.章回目录简介

章回目录是章回小说的主要特征，章回小说是长篇小说的一种、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由于“讲史”很难在一两次“说话”中把一段历史兴亡争战故事讲完，“说话人”就分次连续讲述，每次“说话”前用题目向听众提示本次主要内容，这就成了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至明末清初，回目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回目往往是一个对仗工整、整齐划一的概括性词句，能极好地概括出每一回大致上的内容。标题一般比较简略，通俗易懂。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其语言和内容都极具研究价值，因此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以来经久不衰，甚至形成专门研究学派——“红学”。《红楼梦》的英译研究也不在少数，一般都是以霍克斯与杨宪益译本为研究对象，这两种风格迥异的英译本，代表两种不同翻译理念，国内大多研究者从人称、俗语、文化等方面研究其英译，很少人完整探究红楼梦章回目录翻译，但恰恰这方面是整篇文章的浓缩，是精华之所在，是章回小说最鲜明最有特色的标志，其体现的语言与文化内涵，令人回味，尤值得探讨。

3.对杨霍译本章回目录中多方面的对比研究

章回小说《红楼梦》的回目在语言层次上既有传统回目格式的特征，又有独特的语言美感。语音上叠音叠韵，双声平仄重复出现，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抑扬顿挫，流畅婉转；字词上处处锤炼，其回目体现了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作艰难；句式上对仗工巧而又自然天成，互文错综，整齐划一而又灵活多变；辞格上比喻、借代、戏名频繁运用。

3.1 修辞

修辞是增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先生大量运用了修辞，使文章增色添彩。借代是借用与所指事物（本体）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事物（借体）来代替所指事物，强调事物间的相关点的一种修辞方式。

例：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第38回）[2]

杨译：The Queen of Bamboos Wins First Place with Her Poems on Chrysanthemums

The Lady of the Alpinia Writes a Satire upon Crabs.[3]

霍译：River Queen triumphs in her treatment of chrysanthemum themes

And Lady Allspice is satirical on the subject of crabs.[4]

原文用居住的地点指代人，即以地名代本体。在大观园内，黛玉住在潇湘馆，宝钗住在蘅芜院，因此“潇湘”和“蘅芜”分别代指二人。这样，回目语言既生动形象，又增添了无限雅趣；既能让人知其人，又能让人想象出其所居环境之幽雅，还与小说充满诗情画意的情境妙合无垠，同时能令人由此想象到二人的不同性格特征。杨译用“The Queen of Bamboos”，“The Lady of the Alpinia”来翻译“林潇湘”和“薛蘅芜”，源于林黛玉住在潇湘馆，里面满是竹林，薛宝钗住在蘅芜院，栽种着奇藤异草，所以译者使用了以特征代本体的借代修辞手法再现原文的修辞技巧，再现原文的艺术手法。

霍译用“River Queen”，“Lady Allspice”来翻译。因为潇湘在旧诗作中常指“泪水”，林黛玉爱哭，而“潇湘”有水深而清的意思。“蘅芜”泛指生长在地上的呈匍匐状且具有香气的多年生草本香草植物，译者采取了以具体代抽象的借代修辞技巧，再现原文的艺术手法。

由上看出，有些借代修辞文本通过译者的变通处理能达到一定的再现效果，有些则无法在翻译过程中找到等值翻译，译者在做出取舍时，某种程度上会损失原文的修辞价值或使原文的意义改变。

3.2 炼字

炼字是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选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情达意的一种修辞手法。在回目中，曹雪芹经常在人名前面用一个十分精简的形容词做定语修饰，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个定语往往是单字，却有一字千金、言简意赅的效果。杨译和霍译在处理这些人名前的单字定语时都煞费苦心，在《红楼梦》的翻译上，霍译主要倾向于追求功能对等，旨在使译文读者能感受到和原文读者所感受到的一样的效果。如：贤袭人、俏平儿（21回），呆霸王、冷郎君（47回），俏平儿、勇晴雯（52回），敏探春、识宝钗（56回），慧紫鹃、慈姨妈（57回），憨湘云、呆香菱（62回），苦尤娘、酸凤姐（68回），痴丫头、懦小姐（73回）等。

例：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母爱语慰痴颦（第57回）[2]

杨译：Artful Zijuan Tests Baoyus Feelings

Kindly Aunt Xue Comforts Daiyu.[3]

霍译：Nightingale tests Jade Boy with a startling message

And Aunt Xue comforts Frowner with words of loving kindness.[4]

“慧”、“忙”、“慈”、“痴”四个字分别用来形容紫鹃、宝玉、薛姨妈、黛玉四个人的性格特征。在杨译本中，“慧”、“慈”分别被译为artful和kindly。而“忙”、“痴”二字却没有译出。霍译倒是把重心放在了“情辞”与“爱语”上，分别译成了a starling message和words of loving kindness，而杨译却省而不译。霍译中宝玉被昵称为jade boy，黛玉被昵称为frowner，“忙”、“痴”二字未表达出来。有学者认为此回目中，“忙”、“痴”二字用得最精当，因为“忙”字刻画出宝玉这位富贵闲人整日为大观园中的女子“忙忙碌碌”；而“痴”字则形容了黛玉对宝玉的一往情深。两位译者都没能为西方读者传递出作者对人物性格凝练的刻画，实为憾事，这也许就是翻译难以跨越的极限，一种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永远也很难以用另一种语言完全对等地再现出来。

4.对比结果分析

4.1翻译结果分析

在语言运用上，杨宪益先生以作者为基点，注重原文的文化与语言形式，着重直译，竭力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霍克斯先生则以读者为基点，注重意译，采用了比较细腻的语言和文学技巧，注意到了英语的习惯表达方式以使西方读者接受。在文化传递上，杨先生将《红楼梦》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涉及深层传统文化时，霍克斯先生多采用回避的形式，而杨宪益先生却是尽其所能找出英文中对应的表达方式，传达原作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霍克斯先生在翻译中更倾向于可接受性，努力使译文符合英语的习惯表达，让西方读者更好接受。霍克斯的这种翻译方法更加符合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即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在表达时作适当的调整，在翻译中更多地考虑到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及可接受性。

4.2原因分析

两位译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杨宪益先生虽然曾在英国留学，但毕竟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尽管有英国出生的妻子戴乃迭陪伴，共同翻译，但杨宪益先生是主译。霍克斯先生虽然对《红楼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显然不如杨宪益先生浓厚。土生土长的原因使霍克斯先生对英语的驾驭能力较强，同时受到英国翻译规范的影响，使其在语言运用上较为灵活。霍克斯先生翻译的《红楼梦》由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出版，大部分面向英国读者。杨宪益先生所译的《红楼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面向中国读者或是在中国的西方学习者。

5.结语

《红楼梦》集结了曹雪芹先生一生的心血，翻译这样的名著，对译者本身有很高的要求，即使是著名大翻译家，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也是非常困难的，翻译《红楼梦》这样的古典文学巨著更是难上加难。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还有英国人霍克斯都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译作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还为翻译研究引领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5-20.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Cao Xueqin.A Dream of Red Mansions[M].trans.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4.

二十年来的《红楼梦》英译研究 篇3

关键词：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综述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2）01-0054-04

随着通识教育理念的引进以及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逐渐铺开，通识教育日益为我国学者所关注和重视，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学者对通识教育的研究逐渐深入，涉及从理论到实践的方方面面，其中关于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相关著作达十余种，论文更是卷帙浩繁①。为此，有必要对有关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进行梳理，以进一步厘清思路，切实弄清其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使研究进一步深入，在新的起点获得突破，为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开展通识教育的实践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

一、对国外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和介绍

通识教育作为舶来品，对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新事物，因此，必须先从国外入手，着重介绍国外大学中实施通识教育比较成功的案例，分析其成熟的经验，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通识教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李曼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其著作《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是我国国内首部研究通识教育的专著，为我国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作了铺垫，充分展示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实践的发展态势。台湾黄坤锦的著作《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详细记述了美国大学的发展和通识教育的演进、理论派别、重要案例，深入分析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修业、教学评估、辅导生活、行政支持等，展示了一幅有关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立体图像。台湾学者黄俊杰在其专著《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十所较著名大学的课程实施概况，并提出了考察心得和具体建议。我国学者张寿松先生也在其著作中介绍了美国通识课程的四种设置类型②。

除了著作，还有许多文章对美国通识教育课程进行研究和介绍，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实施、发展及课程改革等情况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对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州立大学、布朗大学等一些知名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介绍上，分析优势与不足，为我国通识教育课程的实施提供经验借鉴；二是介绍一些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及其对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影响，从而为我国通识教育课程实施寻找理论支撑；三是对中美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差异，取长补短，促进我国通识教育课程的不断完善。

此外，学者们还介绍了日本、加拿大、新加坡、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通识教育和港台地区大学通识教育的实施状况。如洪明《台湾的通识教育》（《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冯增俊《香港高校通识教育初探》（《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8期）；张寿松、徐辉《台湾中原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课程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黃俊杰《台湾大学院校通识教育现状：对于评鉴报告的初步观察》（《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年第4期）等。总的来说，学者们的这些研究取得了重大成绩，使我们对国外大学以及港台地区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有了一个具体的了解，围绕通识教育课程的探讨也开始由表及里向纵深方向发展，逐渐使我们把通识教育从一种理念变成一种实践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思路，特别是归纳出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启示，使我国在通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有了一个基本的参照对象。

二、对我国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与反思

在研究国外通识教育课程的基础上，我国的通识教育课程从理论开始走向实践。宓洽群、章开沅、杨德广等一批教育专家是较早倡导通识教育实践的学者，关于如何实施通识教育，宓洽群教授提出要实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章开沅教授早在1988年就提出通识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注意从分到合，从专到博，特别是要普遍加强人文关怀、重建人文精神；杨德广教授以美日两国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为例，提出我国高校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方面的新构思。学者们的呼吁为我国如何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学术界掀起了对通识教育研究的热潮，学者们既重视通识教育课程的理论研究，也重视通识教育课程的个案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通识教育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设置的研究与探讨

要合理有效地实施通识教育，达到通识教育的既定目标，首先要设计好通识教育的课程目标。对于如何确立通识教育课程目标，彭寿清先生认为通识教育目标的确立要把学习的能力或知识分析成一系列从属的能力或知识，由最基础的能力或知识构成学习阶层，并用行为术语表达出来[1]，其理论性比较强。张寿松先生则谈得比较具体，他指出不同的大学应该根据其本身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依据自身的办学理念，确定通识教育的大目标，然后根据这些大目标来确定通识教育应涉及的学科领域，根据不同学科领域的目标来选择所需开设的课程，在这些基础上确立每门通识课程的目标[2]。其观点比较切合实际，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在实践当中，各个学校在确立通识教育课程目标时也考虑到众多因素，结合本校特色提出了各自的通识教育课程目标。

在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问题上，我国学者目前就构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基本上能达成某种共识，即建立以开设一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为主，以开设“专题讲座”、“校园文化活动”、“社团活动”等第二课堂为辅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但在具体表述方面不尽相同。熊贤君、金保华认为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时，应该适当减少必修课，扩充选修课，开设辅修课，加强文化素质修养课、生活常识课与公民教育课等，并且加强通识教育隐性课程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从而为培养学生的“通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3]。蔡映辉提出应采取设置核心课程、主题课程，综合课程的方式，并且采用一、二年级部分专业的模式[4]。关于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黄坤锦教授认为可以规划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或人文、艺术、社会、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五大类[5]；王义遒教授提出可以按照教育功能的需要分成思想哲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法律伦理、文学艺术、生理心理、交叉学科知识、文化工具等若干模块[6]；熊贤君、金保华认为可以包括国家的历史与问题的知识，哲学、文学与艺术的修养，介绍科学发展、方法与精神的课程[7]；张寿松认为应该包含基础技能类、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化研究类、自然科学类五个方面[8]。虽然各学者的表达不同，但基本观点却是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学者们注意到在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时应该着重处理好一些关系，如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9]；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10]；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11]；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12]；以及经典课程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等[1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通识教育的这些传统问题进行探讨以外，已有学者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领域内进行新的探索，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引入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和观点。龙跃君先生把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方法，引入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提出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计“联结课程”理论，并提出相应通识教育“联结课程”的编制模式[14]。开阔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和视野，有利于通识教育课程研究在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内展开。

（二）对我国高校通识教育课程实施状况的调查研究

随着通识教育的实践和“本土化”过程的不断展开，学者们开始注重对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实施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对通识教育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李曼丽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所高校为中心，对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冯惠敏、曾德军对武汉大学，秦绍德教授对复旦大学，季诚均对以上海师大、南京师大为主的高等师范院校，余凯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以陈向明教授为主的北京大学通识教育课题组对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进行调查和研究，学者们采取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对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实施现状进行了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寻找目前我国通识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三）对通识教育实践困境的反思

随着通识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学者们就通识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认为通识教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区。如把通识教育简单地等同于人文教育、通才教育和泛泛的知识教育[15]，导致通识教育的教学目标不明确，从而在实施中对通识教育课程难以把握，定位不清，在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上摇摆不定，影响到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高校对通识教育的误解直接导致学生对通识课程的误解和不重视，最终影响通识教育的有效实施。

二是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方面不太合理。学者们普遍认为通识教育学科领域划分不够科学，划分标准不一，覆盖领域比较窄，通识教育课程比例构成失调，公共必修课多，外语、计算机、马列课程和德育课程所占比重过大，公共选修课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类课程数量不足，通识课程的总量虽然很大，但是学生选择的自由度很小，通识教育较多地倾向于强调政治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公民素质的培养，缺乏对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总之，通识教育在课程构成方面存在着“内容杂、结构乱、质量差、地位低”的现象[16]，“拼盘”化现象比较严重，课程体系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17]，课程内容缺乏基础性、通融性和人文性，偏向应用型和专业化[18]。此外，一些高校忽视了通识教育隐性课程的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等，促使通识教育的实施达不到最终的理想效果。

三是在通识教育实施的制度保障方面存在缺陷。在考察各高校通识教育的实施情况以后，学者们发现，在我国通识教育的实践当中，“一方面，在理论上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施中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被忽视”[19]。出现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反差，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制度上的有力保证。具体表现在从宏观上来看，国家缺少与通识课程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从微观方面看，各个高校有关通识课程的教学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不仅有关学生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而且对教师进行管理的制度也比较缺乏[20]。此外，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导致通识教育的管理處于松散状态[21]，在实施当中随意性较强而整体协调性比较差。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和协调，缺乏完善的制度来保障，缺少专门的经费支持，使得高校中的通识教育陷入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窘境[22]。

四是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通识教育师资队伍的总体水平不高，缺乏讲授通识课程的专门教师；教师在授课时没有把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从传统教学当中区分出来，仍然采取传统的硬性、“填鸭式”教学方法[23]，缺少师生互动，缺乏深入的讨论，使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空间，无法有效地训练和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导致通识教育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认为首先要加强理论建设，加深对通识教育的认识，明确通识教育目标，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才教育、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指导通识课程的建设和通识教育的实践。其次是加强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建设，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课程的决策权力以及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关系[24]；健全通识教育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如完善学分制，使双学位制、主辅修制、跨系选修制等相辅相成，各显其能。改革考试制度，建立起科学的通识教育评价体系。加大对通识教育的投入，切实有效地保证通识教育的实施。再次，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体系。要依据科学的理念，合理划分通识课程领域，为学生提供优质的通识教育资源。最后，要加强通识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转变观念，转换角色，改进教学方法，变“填鸭式”为互动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调查和探索，更好地实现通识教育的目的[25]。

三、通识教育课程研究中的问题与不足

纵观近二十年来有关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的讨论已经比较全面，并逐步走向成熟，对指导我国通识教育的具体实践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

（一）对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存在单一化的倾向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通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视，对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开始不断深化。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知名大学，特别是一些综合性院校，而忽视了对其他一些诸如工、商、农、医、艺术、体育等专门院校以及高职高专等专科院校通识教育的探讨，忽视了通识教育的多层次性。这表现在对国外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和介绍局限于某个或某几个发达国家，局限于发达国家的某所或某几所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缺少对专门性院校有关通识教育实施状况的研究。对国内高校通识教育的研究则把焦点聚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很少涉及其他一些专业特点突出的专门性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纵有涉及，也缺少深入研究。通识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模式，更是一种教育理念，必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涉及的大学不仅是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大学，专门性院校以及军事学院、艺术学院、高职高专院校等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这场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必定要纳入到我国通识教育的体系中来。这些院校专业性较强，特点突出，它们如何开展通识教育，如何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是我们每一个教育改革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应该放宽视界，注意通识教育的多样性，注重对专门性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通识教育的探索，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通识教育能够立体地、全方位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研究方面存在单一化、简单化的倾向。目前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往往照搬美国经验，在通识教育的课程形态上一般分成全校性公共课和自由选修课。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分析，而对其他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模式却缺少足够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通识教育的多元性。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应该是多元的、灵活的，不同的学校实际情况不同，设计的通识教育课程应该有所不同，应该设置彰显本校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因此，学者们应该开阔视野，突破现有僵化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模式的限制，深入思考，根据学校的特色，探讨多元的、更加灵活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体系。

（二）对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我国有关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是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这些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无论是对国外的还是对国内的通识教育课程，学者们侧重于介绍有成熟经验的综合类学校的大致做法，缺乏对相关内容分门别类的具体研究，忽视了通识教育的复杂性，导致研究在完整性、系统性和深入程度等方面有所欠缺。

通识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系，仅仅关注课程设置的科学化和合理化还远远不够，还应该包括关于课程评价体系、师资建设、教学管理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設，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比较薄弱。尽管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相关方面的讨论还不够具体和深入，不能拿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来指导通识教育课程的实践。比如，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通识教育师资队伍的问题；如何对通识教育课程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价问题；如何使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专业教育达到最完美的结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只是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当中的某个方面，诸如此类的实际难题还有很多，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将研究不断深化，才能多出成果，更好地指导我国通识教育的实践。

另外，学者们在对国外院校通识教育实施研究的过程中，重视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启示，而对其通识教育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研究较少，纵有一些学者涉及，大都也是寥寥数笔，缺乏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不能提供有利的经验教训。其实，我们在借鉴国外较为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其存在的困难与不足，然后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校情，进行合理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实施，从而起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作用。

注释：

①通过CNKI（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高级检

索，以（关键词=通识教育课程）并且（范围=全部期刊）

为检索条件，对近二十年（1991年—2011年）关于通识教

育课程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共检得1913篇相关论文，

另外还有其他大量论文虽然在关键词当中没有通识教育

课程字样，但内容涉及通识教育课程研究。

②这一观点早在2000年李曼丽女士就提出过，她把美国大

学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种类型，即以哈佛为代表的核心

课程模式；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经典名著型课程模式；

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分布必修型课程模式和以布朗大

学为代表的自由选修型课程模式。参见李曼丽.美国大学

通识教育实践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1).张

寿松在其专著《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论稿》中沿用了这种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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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英译缩写本在国外 篇4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亚州研究院读研究生，暑假期间趁回国度假的机会，到母校四川师范大学拜望外语系黄新渠教授。那是一个雨后乍晴的午后，校园里雨滴淋着一丛丛浓密的芭蕉林，知了的欢唱灌入耳膜。黄新渠先生特地沏了上好的四川特级茉莉花茶款待我。当时经黄新渠先生多年耕耘完成的译作《红楼梦》英译缩写本，刚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付梓出版，我们的话题自然谈到译书之难，尤其是翻译《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名著更是难上加难。唯其困难而又能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所以我作为弟子向黄新渠老师表示了由衷的祝贺与敬佩！

我返回澳大利亚时便将这本赠书带到了海外，借给几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澳大利亚籍教授分享。他们比较一致的评价是：这本书对于西方想要了解与欣赏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起到了省时省力的“短平快”作用，同时也对澳大利亚大学里专攻中国文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范本（paradigm）。据我所知《红楼梦》英译全译本已有20多种，黄新渠先生的缩写本却是唯一的一部英译缩写本。与诸多英译全译本相比，它在文学语意转换与文化意境再造诸方面功力到位，使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更能直接品味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精妙绝伦之处。

黛玉怎成了“黑色的石头”？

《红楼梦》英语全译本在西方的传播存在较大的障碍，因为它所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层面太多，而且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其故事情节、思想意识、审美取向等等，与当代西方所认同的文化差异很大，直接影响了读者群的扩大。例如，林黛玉、贾宝玉的恋爱谈得那么辛苦，那么累人，许多西方读者感到不可思议。这与中西方读者文化背景和阅读视角不同有关。由于中国的《红楼梦》内涵博大精深，其翻译难度也是其它小说难以比拟的。在《红楼梦》中，汉语的多义性特征体现得相当充分，书中的大量诗词不仅仅有字面意思，而且往往暗喻着人物的性格命运，许多象征性的含义在翻译上很难把握。比如《红楼梦》中的人名就颇有寓意，但有的译本却将“黛玉”译为“黑色的石头”，将“鸳鸯”译成“忠实的鹅”。近些年的译本基本上用标音表示人名，这就像一杯本来浓浓香香的茶，变成了白开水。而黄新渠先生的译本却另辟新路，语言文字浅显易懂，叙事风格雅俗共赏，将许多文化内涵较为深厚的汉语词汇尽力采用了动态翻译的对等置换与文化整合，惟妙惟肖地将母语文化传达给了西方读者，唤起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上的共鸣。

在欧美大洋洲广为传播

英译缩写本《红楼梦》出版不久，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唐人街中国书店里便有了这本书的出售，进货渠道最早来自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书店老板告诉我说：这本书卖得不错，客户主要来自学校，经常一次性买走10——20本。这是我所知道的黄新渠先生这本书在海外最早的传播事实。

几年之后，该书由美国紫竹（Purple Bamboo）出版公司印制了海外版，并由旧金山中国图书公司在全球发行。然而不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相继发现了盗版。为此，黄新渠先生特地委托我收集证据。后来我将收集到的《红楼梦》英译缩写本的部分盗版书广告等相关证据，交给了黄新渠先生处理。撇开经济方面的损失不论，黄新渠先生对我说，这本书能在国外销得好，有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的《红楼梦》，这是最为欣慰的。

目前欧美及大洋洲10所大学开设的中国语言文学课程，经过严格的学术评估和筛选，已经将黄新渠先生的《红楼梦》英语缩写本列为读本，其中部分章节和段落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范文。这是迄今为止西方英语国家大学课堂教学中所直接采用的仅有的几位中国大陆学者的译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