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租赁资金来源

融资租赁资金来源（共7篇）

融资租赁资金来源 篇1

融资租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适应性较强的融资方式，是集融资于融物、贸易与技术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眼下，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讲，由于资产规模、企业管理制度等因素既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授信、又达不到中小企业板的上市或发债的门槛。融资难，求贷无门，已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融资租赁被视为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灵丹妙药。

在中小企业对于融资租赁给予厚望时，殊不知融资租赁本身遇到了融资难问题，相当的融资租赁企业有优质的租赁项目却在等米下锅。造成这种状况既有历史的原因、政策原因也有融资租赁企业自身的原因，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仅就如何破解融资租赁难题，开拓融资租赁资金来源方式及其来源渠道做进一步阐述。

目前国内融资租赁企业筹集融资租赁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不同的融资方式其对应的资金来源和资金畅通程度有很大的不同。

一、融资租赁资金的直接资金来源分析

融资租赁资金的直接融资方式分为融资租赁公司股权性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委托发行信托基金融资。直接融资可以降低了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因而受到我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直接融资主要和出资人的出资意愿和出资能力相关。从理论上融资租赁公司的直接融资渠道是最宽泛的、最畅通的。

股权性融资原有模式主要是通过新设融资租赁公司筹集股本和原有融资租赁企业的增资扩股。国际上通常由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大型生产制造厂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国内投资人对融资租赁了解有限因而也不愿意投资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愿意对融资租赁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往往“动机不纯”，看中的是其中的金融租赁公司的“金融牌照”借以圈钱。融资租赁公司吸收这样的股权投资人，完全是饮鸩止渴，不但拖垮了自身，而且败坏了整个租赁行业的声誉，使真正的国内合格投资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融资租赁公司股权性融资方式做出变革，具体而言，就是从融资渠道上，致力于引进国际上融资租赁业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以中国庞大的融资租赁市场诱之，以宽松的租赁政策导之，以良好的示范效益引导包括国内、国外的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多渠道资金投资中国融资租赁行业。新出台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已经允许以外商独资形式设立从事租赁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并将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的外方投资者的最低资本要求统一降低为500万美元，并下放审批权限；在运作方式上，新设外商融资租赁公司会更多采取独资方式。原有融资租赁企业的增资扩股采用合作经营，明确约定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将新进入的资金只用于融资租赁业务。近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金融机构开办融资租赁业务，预计金融机构会在本机构内部设立独立的融资租赁业务部门向融资租赁业务投入资金。当然，经营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的融资租赁公司有机会可以通过企业公开上市募集股份来筹集融资租赁业务发展所需资金。股权性融资具有资金稳定性好，资金使用的固定成本低，融资额度没有限制等特点。发行企业债券融资：企业债券通常又称为公司债券，是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券，可以自由转让。融资租赁公司发行企业债券融资，必须要对发债企业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债券的信用等级不低于A级并要求发行企业有财产抵押或信用担保，以保护投资者利益。这样才可能得到国家计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行。目前除了商业银行不能购买企业债券外，购买主体主要是保险公司、社保机构、企事业单位等机构投资者和部分个人投资者。发行企业债券融资具有资金在发行期稳定性好，资金使用的成本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的利率略高，融资额度受到累计发行在外的债券总面额不超过发行企业

债券的融资租赁公司净资产额的40%限制等特点。但发行企业债券融资受到国家总体发债计划限制，准入门槛高，其资金来源并不通畅。

委托发行融资租赁信托基金是融资租赁公司委托信托投资公司为特定的融资租赁品种或产品公开筹集融资租赁项目资金。融资租赁信托是信托和租赁的结合，是不同金融产品之间进行合理组合的工具，发展空间非常大，有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信托业与租赁业通过战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事人和合作方的生产经营成本、利润、资金、设备和税收资源的合理配置。信托一般要求设定担保或抵押。信托资金来源既包括机构投资人也包括个人投资人。委托发行融资租赁信托基金具有资金在发行期稳定性好，资金使用的成本比企业债券要高，融资额度受到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的合同数量限制。信托计划由人行的非银司审批和监管，准入门槛相比企业债券低。但受合同数量限制、信息披露限制其资金来源并不通畅。

二、融资租赁资金的间接资金来源分析

融资租赁资金的间接融资方式有债权性融资、项目融资、结构融资等方式。

债权性融资是以往融资租赁企业普遍采用的融资方式，主要以企业自身的信用为保证向银行申请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银行主要审核的是融资租赁企业信用记录和经营业绩，特别是现金流量。一般经营业绩较好、信誉记录佳的融资租赁公司才可能得到银行贷款。德隆系崩盘带出来上海新世纪金融租赁公司、新疆金融租赁公司的巨额担保连带清偿责任，本身是由法人治理结构缺陷引致的，但对融资租赁企业的债权性融资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融资租赁公司的债权性融资目前基本处于来源不畅、渠道梗阻状态。

租赁项目融资是对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从事租赁业务的金融机构（即出租人，其中金融机构含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等）发放的专项融资，专用于受让出租人的应收租金债权或出租人购买租赁资产提供给承租人使用，并由承租人支付的租金归还融资的业务。一般采用应收租金债权和租赁物件抵押两种方式作为项目融资的担保，并辅之以专用帐户监管等控制手段。银行不但要审核融资租赁企业，也要审核承租企业的各项必备条件，更要对相应的融资租赁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考察。综上，租赁项目融资的融资主体受限，承租人的进入门槛较高，虽有资金来源但来源渠道并不畅通。

结构融资是指企业将拥有未来现金流的特定资产剥离开来，并以该特定资产为标的进行融资。租赁融资的结构设计原则应是风险共担，利益共沾，相互制约，叠加收益，共同发展，来保证融资租赁资金的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具体而言，就是在结构设计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融资租赁是现代营销体系下面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设计结构时应和租赁物件的制造厂商紧密结合，在帮助他们销售产品提供金融服务时，不但要获得制造厂商在购、设备翻新等租赁风险控制方面的支持，更要取得一定的采购、生产、销售环节的利润。租赁公司的收益不应限制在设备租赁上。

2、融资租赁是金融与贸易结合的产物，租赁公司在设计结构时一方面要和资本市场对接，另一方面要和物件的二手市场对接，保证对租赁物件的物权控制和融资租赁资金安全性的控制。

3、融资租赁公司最关心就是承租企业的现金流、对承租企业的控制能力以及对租赁物件的处置能力，归根结底就是租赁物件的处置和变现能保证融资租赁资金的回收，特别是一定比例的租赁保证金能够对可能出现的租赁资金回收风险给与充分的补偿。这是结构融资的内涵，也是和银行贷款的本质区别。

对结构融资评估主要考虑三方面内容：一是担保抵押品的质量和充分性。一般地说，结构融资模式要确立优先求偿的抵押资产质量是有保障的、在数量上是充分的，并对资产违约率、交易过程中的时间安排模式、拖欠率、市场价值下降、实现回收的拖延等因素根据历史

经验进行预测；二是涉及交易的现金流结构，保证出资人到期获得利息和本金的支持措施必须到位；三是对于法律和税收的考虑，要求确保资产抵押人的合法性，以及和交易有关的资产可得性、现金流的及时性和充足性。可能的税收也会影响现金流，因此对有关问题的税收情况也进行了估计。

结构融资的独特之处是资产的运作完全没有资产原始拥有者继续经营、管理和无偿还能力的问题，不存在经营历史或先前经营活动的问题。把这些资产和原始拥有者的资产分开是结构融资评估的关键，因为评估可以直接集中在具体资产或资产组合对融资者履行支付义务的能力上。这就使债务有可能获得较该资产原始拥有者为高的评估等级。这就从本身信用记录缺失或不良的融资租赁公司的高质量融资租赁项目开辟了一条可能的融资渠道。其资金来源和渠道理论上是宽泛、顺畅的。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结构融资评估的经验。近期，出台了很多促进融资租赁发展的政策，鼓励融资租赁企业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鼓励金融机构开办融资租赁业务。而且银行业的竞争也迫使银行要不断创新，开拓低风险、收益有保障的经营品种。而融资租赁正是符合银行要求的经营品种。有了外部的资金输入作为启动，融资租赁公司必须要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有行之有效的融资租赁风险控制机制，尽快形成良好的盈利发展模式和盈利能力，在调整资产结构的同时扩大资产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草案作出修改、颁布，打破所有制形式限制，降低企业上市、发债门槛时，融资租赁公司就有可能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低成本的社会资金。

融资租赁资金来源 篇2

一、公租房及融资租赁模式的现身

(一) 公租房的产生

近些年来, 全国各地都相继出现了住房商品化的情况, 尽管这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但带来的后果是少数人实现了暴利增长, 拥有多套住房, 多数人却买不起房, 这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协调发展极为不利。在此背景下,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 力图扭转房地产市场过于泡沫化, 低收入群体居住情况日渐困顿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公租房欣然出炉, 与其他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 廉租房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为市场的和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 融资租赁模式的产生背景及意义

公租房的出现为房地产市场的紧张局势带来了暂时的缓解, 虽然其切实为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指明了方向, 但公租房建设工作要顺利开展, 其建设资金也必须到位。重庆作为其中的代表城市, 所遇到的问题尤其有针对性和代表性。重庆市采取了融资租赁模式来筹集资金, 不仅为政府有效的筹集到了资金, 也确实地为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全国其他各城市的公租房及其资金现状

全国各地公租房申请、配租已进入高潮期, 使得公租房成为热议话题。这期将选取作为山东省会的济南, 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厦门和以华夏古都著称西安三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一) 济南公租房项目

济南市公租房项目投资概算15.7亿元。除去30%的资本金, 余下的70%的建设资金如何解决?据了解其将通过银行贷一块、土地熟化收一块、企业发行债券等筹集一块, 主要还是靠银行贷款。公租房建成出租后, 按政府规定, 租金不超过当地平均租金的70%。但是这块租金除了公租房的正常维修管理外, 还不够还银行利息。对此济南市政府决定让开发商建房必须有刚性指标, 今后再建新的商品房小区, 将要求开发商配建一定比例的公租房, 在土地招拍挂的流程中, 将加入配建公租房的考核。

(二) 厦门公租房

据悉厦门市公租房项目资金主要来自:土地出让收入;保障房租金收入;住房公积金相关收益和贷款;中央政府代发地方债券;鼓励企业和社会机构投建公租房。

《厦门市公租房实施意见》指出一方面要保障房租金收入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缴入同级国库, 同时也可通过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住房公积金贷款等多渠道筹集资金, 还可由中央代地方发行保障性住房国债来支持公租房建设和用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 支持和引导各种市场主体和社会机构投资建设和运营公共租赁住房, 从而解决融资难题。

(三) 西安公租房项目

据悉西安成立了一家名为“西安市公租房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机构承担由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支持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确保公积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保障性住房项目贷款管理处表示, 在此之前, 西安市还没有一笔住房公积金贷款用于公租房建设, 成立这样的公司, 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 解决公共租赁房建设的资金困难。据透露, 之前住房公积金项目贷款最高贷款年限为5年, 公司成立后, 最高年限可达到15年。

三、重庆公租房及融资租赁模式

上文论述了济南、厦门、西安三座城市的公租房及其资金来源渠道。而同样作为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的重庆市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融资手段。

(一) 重庆公租房的融资租赁的现身及开展现状

重庆市计划用10年时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由27%提升到60%, 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而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目前人口约为3000万。人口基数如此庞大, 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 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建立完善而高效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2010年起, 重庆已开建茶园、微电园、蔡家、西永、华岩、大竹林、鸳鸯片区公租房项目;2011年又开展了界石, 龙洲湾、陶家、西彭、钓鱼嘴、金凤、木耳、龙盛、水土地区的公租房项目。

自首次公租房摇号申请以来, 主城进行了四次摇号, 全市分配量达11万套, 近30万人住上了公租房。对低端大力推进公租房项目, 计划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对中端, 将房地产投资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对高端, 率先开展房产税试点, 规范高档商品房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

(二) 重庆公租房融资租赁的特点

1. 政府高度重视, 企业强势主导。

经测算, 重庆公租房总投资约1200亿元, 按财政投入和融资贷款3:7的比例筹措。财政投入主要通过3万亩国有储备土地划拨注入和中央财政专项、本级财政支出、税费减免等方式筹集。而融资部分主要通过银行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发行债券等市场渠道筹集。专门成立的公租房建设公司将承担首批约360万平方米、总投资110亿元的公租房建设任务。

2.融资渠道较多, 资金量较大。

融资租赁指由出租方融通资金为承租方提供所需设备, 具有融资、融物双重职能的租赁交易。出租方根据承租方的要求与选择, 与供货方订立购买合同并支付货款, 与承租方订立租赁合同。重庆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并没有让商业机构参与, 而是主要由政府组建的两家专门的平台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作为开发主体。

(三) 针对公租房提出的解决办法

政府应切实做到房产税全部用于公租房建设的承诺。重庆已实施两年来的房产税税收全都用于公租房建设。房产税收入全部用于公租房建设, 实现了“高端有约束”与“低端有保障”的有效衔接。但是这些税收资金经过机关部门的层层接手, 难免会有些人利用职权便利从中敛财。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制定强有力的法规制度, 防止官员敛财事件的发生, 使老百姓真正受益。

四、展望

重庆市公租房建设工作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 已取得较大的成效。通过采取多渠道的融资方式, 其建设资金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全市各区县的公租房大部分已经开建或交房。据有效数据统计, 已入住居民的满意程度较高。在此, 我组期待重庆市政府能切实保障资金的“明白”使用, 将公租房工程开展下去, 为的老百姓谋得更大福利。

摘要：对于无法租赁廉租房, 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商品房的“夹心层”来说, 公租房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公租房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主要服务对象是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居住问题的弱势群体, 重要特征之一是不能转化为私权, 而只能作为公有或集体所有物品, 动态地让居住困难群体享用, 即指某套住房的使用权不能永久地为某户家庭所占有。因此研究公租房及其独特的融资渠道, 有助于完善公租房项目体系, 进一步推进民生工程的建设。就此, 本文将重点研究重庆市公租房开展情况及其融资租赁模式。

教育产业的资金来源研究 篇3

【关键词】 教育产业;资金来源研究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162-01

1 引言

受全球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自2008年开始放缓,我国政府开始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我国财政性教育资金比例偏低,个人,家庭支出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由于教育费用具有刚性,其个人家庭的负担的合理性严重制约了家庭的消费,教育经费家庭负担过高,必然会导致其他消费需求的减少,储蓄率的提高,降低个人教育负担部分,特别是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教育负担,可以激发其其他需求的增加,这正好可以逐步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这个突出的问题,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教育经费支出的特点要求其教育经费来源应该以财政性资金为主体。

2 教育产业的特殊性与教育资金来源的财政性需求

从理论上讲,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每个社会成员、每个企业都是受益者,政府应该以财政支出的方式投入教育,以保证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均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就教育种类而言,有基础教育,也有高等教育等。随着社会发展,基础教育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成为一种义务教育,提供全体国民基础教育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责任。而高等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直接关系到社会高级人才的培养。从根本上来说,教育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实力。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教育经费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化解这一矛盾也越来越为政府和社会所关心。

另一方面,就教育而言,其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更是一种长期投资。无论从社会角度看,还是从社会的细胞,家庭来看,教育都是一个投资行为。就教育经费而言,可以说是一种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其效益是个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增加。谁投资,谁收益是投资领域的一个准则,从经济的角度看,教育能为社会培养出各类具有特定劳动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并使这些受教育的劳动者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相对较高的货币收益与精神享受,有很明显的社会外部效应。

教育产业的这两个特点都要求财政性资金的强力介入。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支出项目调整又会面临巨大阻力,因此,发行公债来弥补教育经费的长期严重不足是现阶段的一个可选方案。

3 教育产业有效需求不足与增加公共性教育资金

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社会有效需求是不足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可以从社会总需求看,也可以分解来看,如从某个行业来看,比如教育行业,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差异比较大,就某些地区而言,特别是中西部和偏远地区,对教育也是有需求的,但从有效需求角度来看,有效需求明显是不足的,这关键在于家庭的收入的问题,如果温饱都成为问题,基础教育的费用也会成为一个家庭的问题,对教育的漠视也只能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费用,一些家庭根本就负担不起,可以说,有这个需求,但却没有支付能力。如何让这些需求变成有效需求,财政性资金要起到关键作用。政府有责任提供投资机会给个人,通过低息贷款等方式帮助个人,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实现社会、个人和家庭的三赢。从投资角度而言,由于我国财政性资金主导性很强,加上私人部门投资教育产业有很多限制,导致教育投资意愿不足。这些问题都只能通过增加财政性教育资金来解决。

4 教育产业资金其他来源渠道

教育产业资金来源渠道除了财政性资金投入以外,私人部门的投入也是必要的补充。就私人部门而言,可以大体分为教育消费支出和教育投资支出。目前,我国私人教育产业投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是私人部门的教育社会集资办教。就目前而言,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民间办学还在受到一些方面的限制,私人部门的投资办教育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例很小。第二部分是希望工程等慈善款项。第三部分是指由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为高校建设垫付资金。

5 财政性教育资金挤出效应分析

加大财政性教育资金的投入,必然会有挤出效应。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或者具体地说是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政府这边占用的资金过多,又会使私人部门可占用资金减少,经济学将这种情况,称为财政的“挤出效应”: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在教育支出领域,主要是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就个人消费部分,由于收入等原因,我国一些地区的教育支出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教育消费支出的不足,在这些地方的挤出效应是不明显的,另外一个方面,由于教育消费具有刚性,且教育消费有层次性,满足低层次教育需求以后,一般都希望获得高一层次教育机会,而我國总体教育水平目前还不高,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还远远落后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需求市场还比较大,对这些人而言,挤出的教育消费资金可以用于高等教育培训方面,如果没有这些资金支持,那些高需求其实也是无效需求,教育有效需求的增加,一方面可以刺激我国内需,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个人素质。可见,从总体上,教育支出对消费领域还是比较小的。

公共性教育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比较小,第一,和一些未来收益能比较可见的项目而言,教育投资的效应更加不明显,企业投资教育的意愿明显不高,本来投资就不高,其挤出效应自然就低。其二、目前社会资金办学很不成熟,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投资办学的企业,过分追求办学的短期效益,通过高学费等方式来迅速收回成本,对社会的长期效益比较忽略。有的学校甚至以办学为名,通过工作实践的幌子,变相打工,可见,真正面向社会的长期的责任,低学费的教育投资还不多,对一些不良的办学机构的挤出,反而是一种良性竞争,可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实际效率。

有鉴于此,我国教育经费的资金来源应该以国家财政性投入为主,私人部门投入为辅,通过提高财政性教育资金的支付比例,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压力,提振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平衡增长。

参考文献:

[1]《发行义务教育公债是解决投入不足问题的可行之策》郭珊珊《基础教育研究》 2008年第10期.

[2]《关于发行教育公债的思考》朴连淑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5年22卷9期.

还款资金来源的财务预测 篇4

赤水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我公司官嵌电站装机容量1260㎞，设计年发电量720万度，电价每度0.1904

元，具体分析如下：

一、年销售收入137万元，二、年支出：

1、工资20万元，2、管理费用5万元，3、财务费用5万元，4、零星材料3万元，5、税金8万元，合计41万元

三、利润96万元，四、以财务分析来看，本公司投入运行后有足够的能力偿还贷款。

赤水市金鼎阳光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 篇5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资金。根据权益与义务配比的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由政府――企业――居民个人分项负担。从居民个人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表明了个人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保障，这为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难题。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即它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根本上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状况的恶化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的大部分责任。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法制极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费”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欠税”代替而已。因为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逊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胜一筹。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职工个人以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另外，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56％。而中国，税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维持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这恰恰与预期相反。

抛开社会保障税开征障碍的其它原因不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目前，政府以无偿的即期收入(税收)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它在未来税收秩序理顺后自然应该是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有偿性收入筹资

发行长期国债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是许多制度设计者的底线，长期的国债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须的资金，可以变现收现付制为基金制，且为国企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制度保障和充裕的时间。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如下：(1)宏观债务负担不高，国债负担率和财政赤字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2)居民应债能力偏低。整个20世纪如年代居民的应债能力基本上在1％上下徘徊，波动很小。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年均32．7％，增长既快且稳，低下的居民应债能力给政府以充分的发债空间。(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1993年以后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斩断了财政赤字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下面对以上理由进行剖析。

1．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的财政债务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公共部门债务或国有部门债务远大于现在所计算的财政债务。其中造成差别最大的两个项目，一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一是隐性养老金债务。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至少达1亿，这是资产管理公司将要接收的总额。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部分只能作粗略的估计。一是没有回收希望的坏帐，即按新的贷款分类法划分的第五类贷款。按目前的政策，这些贷款不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由银行自己冲销，这种不良贷款至少有3200亿(张春霖2000)；二是1月1日以后形成的不良贷款，它不包括在12000亿元之内，按估计应在8800亿元左右；三是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在3000亿左右(朱民)。如此算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当在27000亿元以上。除去可以回收的，这其中不良贷款的净损失将在19860亿元左右，占GDP的24％。相比之下，国家对国有职工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的总额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取决于未来几十年的一系列经济参数变化，包括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工资率等。按照世界银行19的测算，这部分债务相当于1994年GDP的比例在6％―40％之间。仅仅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和隐性养老金债务加在一起，占19GDP的比例最高可达64％。如此，无法得出中国宏观债务率在安全线以下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债悖论(刘溶沧1999)不存在。做出这样结论的一个根本依据是中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由财政、银行、企业组成的“三位一体”，多年改革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这一性质。财政、银行、企业基本上仍然是国家的三个钱袋，相互间的独立性十分有限。中国仍然面临末完成的改革。

2．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一)财政因素

(1)财政债务重负。中国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不宜再大量发行国债。因为从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后，财政正在寻求一种平衡的运行机制，首当其冲的

便是大规模地消减财政赤字，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进程放慢了步伐。政府反危机时采用国债这一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府的债务偿付到了不得不借助于国际社会的援手时，财政风险就转化了货币风险，进而引起金融动荡。中国政府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曾被认为是防范亚洲金融风险的成功举措。在财政自身难保的形势下，巨额债务缠身的危险决定了提高国债的规模进而提高居民应债能力无异于饮鸠止渴。它只能是权宜之计而决不能长久。

(2)超金边债券的风险。超金边债券是政府吸引公众投资的有力武器，也是使政府陷入泥潭的罪魁祸首。超金边债券是起了加速债务规模膨胀的作用的。它不仅使效率的权衡机制受到损害，而且会使国债的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长此以往，国债规模势必失控，由此导致的财政危机和需求膨胀以及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风险在所难免(张馨)。“超金边债券”如同催化剂一般使这一过程加速。

(3)国债幻觉的消失。随着税收信息不对称的逐步减少和居民纳税意识的提高，公众的国债幻觉也在不断的消失。人们不再认为持有国债是增加一笔财富，而认识到可能会增加未来的税收负担。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在高公债――收入比率的国家，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达拉马格斯1988)。出于福利最大化的考虑，减少国债的购买量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金融因素

(1)强迫储蓄和异常储蓄。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分散化和风险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化的转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进行强迫储蓄成为必然。强迫储蓄可以认为是由于自愿事先储蓄、持币待购和谨慎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它主要包括：(a)在制度变迁预期下为了预防不测之需的谨慎性储蓄，如养老、防病、失业的储蓄；(b)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的储蓄，如居民为住宅这一最大的耐用消费品而进行的储蓄；(c)为即期消费易腐性而又是生活必需的商品进行储蓄；(d)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父母必须为子女的教育进行储蓄。异常储蓄是指由于税款的流失，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金融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而形成的储蓄，(刘保军)。随着国家金融存款实名制工程的逐步完成，居民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便得以明示。这样一来，居民用来应债的资金来源便不如现在这般充足。居民的实际应债能力便会大大提高，进一步提高它的余地便不会太大。

(2)过度储蓄的风险。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一致性，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是软约束，加上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和企业职工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社会契约”，使得国有银行在政府干预下难以对不能归还贷款的国有企业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力，(张军1994)。银行贷款回收不利，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而与此同时，居民对国有银行的债权却是硬约束，这一软一硬内含着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倒闭，在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同时，它将不良贷款的风险外化给政府，即政府最终要对居民存款负全部责任，这必然会加大财政风险。众所周知，当前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财政无偿性收入比重下降的形势下，发债还钱成了唯一的途径。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同时，居民将银行储蓄变现，转而投资国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他实质上是在利用国家的信用吸储，在银行信用崩溃之时，同样依靠国家信用发行的国债还能有几人去买?居民此时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

(3)货币替代的风险。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居民对外币的需求大幅上升，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对资本管制的不对称性(即对资本流入管制较松，而对资本外流管制较严)都促使这种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资本替代。就其绝对量来说，1994年3月中国居民的个人金融资产约为2.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资产占了130多亿，而到了年底，美元资产已上升为200多亿元。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的诺言，随着周边市场“示范效应”的扩散，居民的信心开始有所动摇。在连续数次降息之后，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同期美元存款名义利率，在“货币幻觉”的作用下，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的外流。据估算，1995年和1996年资本外流的数额已经达到了272.386亿美元和212.807亿美元，(李扬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量一定有所增加。从长远看，这是侵害居民应债能力的一大隐患。

3．忧虑高赤字与高通胀在通货紧缩的今天有点不合时宜，但必须警惕这种可能谁都不愿接受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的。如果政府正常的收入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则要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如果发债以后仍然不足以弥补，政府就必须通过“印票子“的方式融资。此时就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问题。而政府出于铸币收益的考虑，更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购买商品和劳务，除非公众相应增加对货币的持有(增加货币需求量)，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物价的上涨与政府欲保有铸币税的矛盾使得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各国政府试图使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企图，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持续的刺激，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扩张，有可能在刺激物价上涨的同时带来令人难以预料的后果。目前的中国财政正在危机之中，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都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原来所谓的宏观应债环境宽松境况并不存在。而且从货币政策的实施来看，一种“以毒攻毒”即以通货膨胀来应对通货紧缩的主张开始成为主流。财政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协调势必造成各自为战的结局。重刺激又会使已经回归理性的泡沫重新膨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三．公有资产出售第资

借用斯坦利・费希尔和威廉・易斯特利(S．Fisher and William Easterly)的“政府预算约束的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为其赤字筹资的种种基本方式可以用恒等式来表示：(1)财政赤字＝货币印刷+外汇储备+对外借债+对内借债；(2)D＝(初级赤字／GDP)―(铸币税／GDP)+(实际利率―GDP增长率)

说明：1、D＝政府债务／GDP；2、初级赤字＝公共部门非债务支出―(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资产出售收入+债务和铸币税以外的其它公共部门收入)。

(1)式表明，政府可以通过铸币税收人和资产收入来为赤字筹资。外汇储备是一种政府资产，是政府持有的对外国中央银行的债权，和本国政府持有的其它资产具有相同的性质。当政府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外国政府债券或其它金融资产时，这一点就更为情楚。出售外汇可以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出售其它资产同样也可以成为财政赤字筹资的一种途径，尽管出售其它资产对国际收支和货币供应量产生的效应与出售外汇储备不同。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资产出售导致的收入增加可以计为初级赤字的减少。

(2)式表明政府在赤字中用铸币税收入和资产出售收入弥补的比例越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越不容易升高，因而也就越有利于强化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弱化财政

风险。如果可以用发行大量国债的方式来为社

会保障体制筹集资金，那么出售资产同样可以达此目的。资料表明，增加的政府开支主要投入了国有部门，发行国债就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扩大，而出售资产则意味着国有部门规模不变或者收缩。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行国债只是一种筹资行为，出售资产筹资可以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按照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有进有退”的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这样做有利于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的健康，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收缩国有企业要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大的考验，还不可避免地遇到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只顾眼前利益采取“政府分钱分物”、“企业跑步钱进”等轻车熟路的扩大国有企业规模“输血政策”的借口。20世纪如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维持甚至扩大国有经济的地盘。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就必须通过银行和财政体系向国有企业注入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财政无能为力之后，政府只好依靠银行体系把居民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但是到20世纪如年代中期，这种做法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巨额不良贷款已经使银行体系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的根本性的化解银行风险的做法使得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从银行获取资金供应愈加困难。在面临“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的选择时，后者的眼前风险以及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需要艰难和危险的探索等因素使政府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即对国有企业继续维持甚至增加资金供应，以缓解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减少社会上不稳定的风险，也可以保证现在对国有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利益集团继续保持其控制权。在不增加银行体系风险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就必须负担起把私人储蓄引入国有企业的任务。给定政府现有的税收能力，这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债务。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体制内矛盾的核心，不深入内部而仅仅依靠所谓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持股权等来搞活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二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真正解开这――死结，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可行之路c当初以获取低现值为代价、而现在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要求将自己当年创造的价值变现来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无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考虑还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和政府应该支持这种要求，并从行为上加以可行性的操作。当前，出售的资产一定要是有价值的，应做到“舰女先嫁”(樊纲1999)。至于说要卖什么、卖多少，则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国有股减持的理论依据也在于此。它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按照真实价参考定价，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四．结论

融资租赁资金来源 篇6

1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资金来源构成特征分析

1.1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时间序列特征

1.1.1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总体呈增长态势

1998-2012年,我国房地产行业资金投入总体上快速增长,由1998年的4414.9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85802亿元,2012年的投资规模约为1998年的20倍。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出现问题时,国家出台政策帮助企业摆脱了资金问题;进入2009年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状况进入充裕状态,由2008年的3961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7799亿元。

1.1.2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构成中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比重较高

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由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其他资金等四项组成。1998-2012年其他资金所占的比重最高,其他资金主要包括定金及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表明房地产开发对市场和销售的依存度较高,而这部分资金中有相当比例来自银行贷款;自筹资金所占的比重次之,而且总体呈升高态势,表明房地产企业的自身实力增强;国内贷款所占的比重居第三位,总体呈下降态势,这三部分资金基本上涵盖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构成。外资所占的比重较小,近几年尤为明显。1998-2012年我国房地产资金来源构成如表1所示。

1.1.3 房地产开发资金构成阶段性特征明显

第一阶段(1998-2003年):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住房货币化政策,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放宽住房信贷政策,出台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由此房地产业开始进入成长和发展时期。1998-2003年,各项资金来源的增长比较平稳,国内贷款占比在20%以上,而自筹资金的占比在30%以下。

第二阶段(2004-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对开发商贷款、建筑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多套住房贷款等提出了比较原则性的审慎调控措施,对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信贷市场发展,维护金融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2003年国家进行房地产宏观调控以后各项资金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这一阶段,国内贷款数量增速有所加快,由2003年的313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605亿元,但国内贷款占比明显下降,不到20%,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筹资金的增长速度较快,由3770亿元增加到15312亿元,比重上升到30%以上。其他资金也保持增长的趋势,由于限购政策的出现,限制了消费者的购房行为,个人按揭贷款和定金及预付款就会下降,其他资金在2008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2008年也出台的房地产政策降低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且首付降低到了20%,相当于增强了个人的购房能力。

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2010年至今,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中央出台了差别化信贷政策以及包括限购、限贷、行政问责在内的行政性调控措施,对购房需求特别是投资投机性需求实行严控。“国11条”里明确提出“严禁对不符合信贷政策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开发项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新政策实施使得各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主要通过银行授信、公司债、增发配股、信托等方式实现,自筹资金的比例自然得到提高。国内贷款的比例进一步降低,自筹资金的比例大幅提高,个人按揭贷款和定金及预收款比例呈现下降的态势。

1.2 房地产资金来源的区域特征

分东部、西部和中部三个区域进行分析,2012年1-11月份各个区域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情况如表2所示。

1.2.1 全国房地产开发资金区域不平衡,西部和中部有上升趋势

在全国房地产开发资金中,东部地区最高,占到全国房地产开发资金的57%,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比较接近,分别为22%和21%。各区域房地产开发资金主要来源均为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

2010-2012年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比重有所下降,由2010年的63%下降为2012年的57%;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比重上升,中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比重由2010年的19%上升为2012年的22%,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比重由2010年的18%上升为2012年的21%。国家从“十一五”期间开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从2010年到2011年的增长速度看,西部地区投资额增长速度最快,增速为24%;中部地区增长速度次之,增速为20%;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最慢为9%。我国房地产业的区域发展很不平衡。

1.2.2 不同区域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构成特征差异明显

可以看出,中部地区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是房地产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

从房地产企业的国内贷款比例来看,东部地区最高;在自筹资金比例中,中部地区最高;而在其他资金比例中,则是西部地区最高,利用外资比例中区域差异较小。

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于其他资金,其次是自筹资金;中部地区的主要来源为自筹资金,其次是其他资金。在自筹资金比例中,东部地区所占的比例要低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这是由于东部地区比较发达,金融市场要比中部及西部地区开放,企业的融资手段更丰富,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筹集资金。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够,房地产开发企业难以通过更多的手段来融资,只能加大自筹资金的比例。

1.3 不同资质等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特征

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按照企业条件分为一、二、三、四、暂定和其他资质等级。

1.3.1 总体特征

2010年,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构成中一级资质的开发资金为4977.7亿元,占比为6.8%;二级资质的开发资金为13520.36亿元,占比为18.5%;三级资质的开发资金为15986.49亿元,占比为21.9%;四级资质的开发资金为7296.12亿元,占比为10%;暂定资质的开发资金为27610.86亿元,占比为37.9%;其他资质的开发资金为3552.51亿元,占比为4.9%。

可以看出,暂定资质的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资金是我国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的主要来源,具有暂定资质的房地产企业的自身条件一般低于一、二、三级资质的房地产企业,所以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风险。

1.3.2 各资质等级房地产企业内部资金构成特征

各级资质房地产企业中,一级资质和二级资质房地产企业都是以定金及预收款所占的比例最高,高资质的房地产企业的收入之所以高,是因为开发资金50%以上来自消费者,高资质的房地产企业的信誉度高,消费者对其购买的欲望较大,较高资质的房地产企业对市场和销售的依存度较大;三级、四级、暂定和其他资质的房地产企业都是以自筹资金所占的比例最高,较低资质的房地产企业主要依靠企业的自有资金。

2 房地产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2.1 融资渠道单一,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

目前,房地产企业最普遍的融资形式是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其中其他资金占比较高。如果考虑到企业自筹资金中的国内其他融资和定金及预收款中也会有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则房地产投资中银行资金占比实际会更高。这显示房地产投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由于房地产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同时又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因此房地产开发公司无疑会尽量利用银行信贷资金进行开发。这样,如果开发成功,可以获得极大的收益,而一旦开发失败则可以把损失转嫁给商业银行。

2.2 东部地区房地产信贷潜在较高风险

对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其他资金所占的比重最高,国内贷款所占的比重相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较高。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自筹资金的比重都高于东部地区。所以说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由房地产开发资金所引致的银行潜在信贷风险较高。

2.3 低资质的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过高

具有暂定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拥有的房地产开发资金高于其他资质的房地产企业。由于利润的诱惑吸引了众多企业涉足房地产市场,社会上其他行业的企业都在向房地产行业转型,社会资金的比重增加了且投资和投机的成分加重了。因此,我国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和房价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不仅是银行信贷,还是国内外投资者和投机者的趋利行为所致。

3 对策与建议

3.1 拓展融资渠道

构建多元化的房地产融资体系,以解决目前过多依靠银行的融资形式。作为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业,多元化融资已成为房地产融资的主要发展方向,无论是继续完善间接融资还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加大房地产投融资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如房地产信托、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产业基金等。

3.2 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别化政策

东部地区由于开发早、基础雄厚,也是国际游资投资房地产的热衷之地,所以房地产开发投资要比中、西部地区活跃;西部地区由于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稀缺,导致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与区域经济水平不相符;中部地区则介于东、西部地区之间,兼具两者的特征。鉴于此,国家在制定调控房地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应该主要遏制其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并着重挤压投资性购房;对于西部地区则要严把土地关,防止重复建设、耕地流失,同时要加快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目的是使房地产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对待房地产业这种区域差别很强的产业,只有采取差别化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获得最佳的调控效果。

3.3 加强银行监管作用

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督促和引导商业银行适时调控信贷结构;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抑制境外资金炒作我国房地产。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理顺市场秩序,防止违规行为的出现。

摘要：本文以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数据为基础,从时间、空间和资质等级三个层面深入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及其存在的问题,得出房地产资金构成过多地依赖银行,不同资质等级和其他资质的房地产企业资金构成不同的结论,并针对以上现象提出了拓宽融资渠道、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别化政策等措施。

关键词：房地产,资金来源,资质等级,投融资

参考文献

[1].牛凤瑞李景国尚教蔚.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石亚东.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结构状况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10

[3].郭亚力.我国房地产投融资格局分析及路径选择.财贸研究.2006.2

[4].姜莉莉.我国房地产投资分布及资金来源结构解析.现代经济信息.2009

融资租赁资金来源 篇7

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曾提议：“国家在创业环境的建设上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创业企业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很多具体问题。建议進一步完善创业环境、简化公司注册流程，接受对溢价部分的出资進行验资、与审核人员即时沟通以及企业冠名发票免费等。”

要说中国的创业环境到底如何，首先还得从资金谈起。由于银行在资金方面的限制，更多的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求助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但风投们毕竟不是散财童子，每一笔投资都会追求尽可能大的回报，风投A把股权溢价转卖给了风投B，风投B再如是为之，但总有最后一棒的时候，那就是在公开市场上退出。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银行对于创业企业，正在進行业务上的改進，创业者或迎来资金上的福音。

日前，在首届“321中国创业节”暨飞马旅第三届赛马会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根据飞马旅为创业企业提供的整合金融资源服务，探索创业金融服务模式，设计了一款适合创业企业各个成长阶段的特色金融产品。

“天使贷”——创业者的资金福音

记者了解到，本次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所推出的“天使贷”系列产品主要由中信飞马天使贷、中信飞马发展贷、中信飞马跃升贷和中信飞马整体金融解决方案构成。

“天使贷”主要面向申报飞马旅和飞马学堂的创新服务业企业创始人，以在线小额信用贷款方式为切入点，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金额不超过50万元的贷款。“发展贷”主要面向“飞马星驹”企业，根据企业的不同分级及年销售金额，发放一定金额的信用贷款。“跃升贷”主要面向已获得机构融资的“飞马星驹”企业，参考其获得的机构融资额度，发放一定金额的信用贷款。“中信飞马整体金融解决方案”面向准上市“星驹”企业，中信银行可以提供整体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联动的金融服务方案。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宣传主管顾海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银行的小微金融业务逐步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从“生产服务”向“生活服务”转变，更贴近科技、民生和消费。而通过飞马旅这个平台的入围星驹企业，大多是这样一批从事现代服务业的典型小微型企业，正是上海分行小微金融业务的潜在目标客户。中信上海分行和飞马旅的这种合作模式是金融资源整合服务的有益尝试。

“随着‘中信-飞马’系列特色金融产品的日趋成熟，风险控制手段的逐步完善，同时产品在后评价环节达到设想与设计的综合收益，并具备了一定的推广基础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而广之。”她说。

除授信服务外，中信银行还特别推出了特色网络银行服务体系。与传统的商业银行尽职调查相比，中信网络银行体系创新调查手段，对于“飞马星驹”企业线上的前期调查，拟引入第三方调查机制，中信银行可部分或全部引用飞马旅在投资相关产业和企业时做过的尽职调查内容作为线上前期调查的信息来源；同时，加大线下接触频率，通过联合驻点等方式，全方位、深入、实时调查企业的真实经营管理状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针对电商类企业特点，中信银行网络银行服务体系根据线上线下的数据流、信息流，设计出与其生产经营周期相匹配、期限匹配的个性化产品，循环授信，随借随还，体现出小额、高频、在线、便捷的产品特点。在担保措施与风险控制手段创新方面，通过“股权质押+个人无限责任担保+电子签名”等方式实现在线授信、在线放款，初期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3个月。同时，该行推出授信客户积分制，对于客户的授信返存、提前还款、新产品使用等進行线上积分，按照相应累积积分给予客户贷款利率打折、额度提升、手续费减免等优惠措施。

创业者：从孤独奋斗到平台共享

如今，在鼓励和发扬创业精神的积极氛围下，市场上涌现出了一批如创新工场、创业邦、飞马旅、创业接力、起点创业营等的创业服务新业态，以平台效应对接创业者在创业道路上的不同需求，给与实际的、多元的、持续的帮助。

飞马旅专注于现代服务业中的创业企业，通过两届“赛马会”，已有38家企业成为飞马旅的星驹企业，目前有9家企业已经获得了资本投资，约占星驹企业总数的1/4。

而在此次“321创业节”上，飞马旅第三届赛马会也同步举行，25家在服务业领域中的创新创业企业進行项目路演，由30名来自国内各大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人组成的评委团现场评点打分，最终约20家企业脱颖而出，将获得飞马旅的签约扶持。

来自一期“星驹”企业的创业者代表王雨豪说道：“从一次创业到另一次创业，我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方向。飞马旅的服务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创业服务对于我们创业者的重要性，不在于直接的给与，而是更多‘连接’的功能。”

飞马旅CEO袁岳表示，“中国社会正站在服务革命的转折点上，中国的社会正焕发出对于创新服务的巨大需求，中国式的传统服务与新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的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与股市给予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太小，政府部门的现代服务业鼓励政策还比较陈旧，年轻一代的服务意识与服务技能与时代的需要之间的反差在拉大。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需要形成一整套整合的社会资源，利用市场机制，鼓励用创新的模式、更有技术含量、更有文化创意含量的方式革新服务产业、推动服务产业的探索，让创业者看到希望与未来，让政策决策者感受到市场的脉搏，这就是飞马旅后台，在运筹之中，在没有显而易见的直接可看得见的油水之处所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