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名人的故事（精选12篇）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儒家文化圈及世界有深远的影响。全中国各地都有孔庙祭祀孔子，当代作家华轩居士在多篇作品中颂扬孔丘。
故事一：早年好学
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征在失去庇佑，为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埠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孔子长大后，亦不得不为生活做许多粗活。孔子后来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虽然家庭贫困，但孔子仍然勤奋好学。幼年的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孔子长成后，身高九尺有六寸，因此乡人称其为“长人”。季氏曾飨士，孔子也前去，但为季氏家臣阳虎所绌，于是孔子返回。
故事二：孔子行礼
传说，孔子年少而好礼，有一年的秋天，乌云滚滚，寒风嗖嗖，落叶从树上纷纷飘下来，随风翻飞。这时，年少的孔丘正聚精会神的在窗下读书，由于天气太冷，他又穿着单薄的衣服，不时地搓着手。坐在一旁的母亲心痛地说：“孩子。歇一会儿吧!”
“好啊!”孔子答应着站起身，拿起放在桌旁的俎豆(当时行礼用的器具)，不声不响地出了屋门。
母亲忙说：“孩子，外面风大，天又这么冷，眼看就要下雨了，你不要到院子里去玩了吧。”
孔丘一脸正色地回答：“不是啊，母亲，我这是在祭祀神灵，行大礼呢!”
“你行大礼干什么呢?”母亲问他。
“如果我现在不学好礼仪，长大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
母亲听了孔丘的话，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孔丘的举止确实是不同凡响的。
故事三：周游列国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故事四：孔子之死
鲁哀公十二年冬，孔鲤先孔子而死。鲁哀公十四年，颜回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哀公十四年夏，齐国陈恒弑其君，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向哀公恳请伐齐，哀公让他“告季孙”，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一这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前479年的一天，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对子贡说：“赐，你自怎么来得这么晚?”于是叹息道：“太山(即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说完，流下眼泪。接着他又对子贡说：“夏人殡于东阶，周人殡于西阶，殷人殡于两柱间。我昨晚梦到奠于两柱之间。我是殷人。”
七天后，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一、古代档案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
(一) 以史为鉴, 促进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汉承秦制。
1. 承袭地方行政体制。
秦统一后,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皆为郡县……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 《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 其民稠则减, 稀则旷, 乡、亭亦如之, 皆秦制也。汉朝建立后, 实行郡国并行制。
2. 承袭中央集权制度。
秦朝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各种权利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 实行君主一人专制独裁,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从中央的丞相到地方上的郡守、县令, 都由皇帝直接任免。汉朝建立后, 承袭秦制, 未有所改。其次, 汉承袭了秦朝实行的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制。
3. 承袭监察制度。
秦代的中央监察机关称御史府, 亦称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寺。御史府之长是御史大夫,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 秦官, 位上卿, 银印青绶, 掌副丞相”。
汉代的监察制度是与秦朝一脉相承的, 但也有改革和发展。中央的监察机构仍袭秦制:御史府之长——御史大夫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官, 又是“宰相之副, 九卿之右”。御史大夫的副贰——御史中丞专掌纠察百官。在地方, 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对地方的监察, 《后汉书·百官志》:“秦有监御史, 监诸郡, 汉兴省之。”另外, 汉朝还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赋税制度、官吏管理制度等等。
(二) 以史为镜, 促进社会各方面的改革。秦暴政对汉朝政治的影响。
秦朝推崇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主张以法治国。主要表现在:
1.“事统上法”, “法令由一统”的指导思想。
秦朝统治者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
的封建官僚制度, “命为制, 令为诏”, 法自君出, "事统上法", 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秦朝统治者强调法令由"一统", 他们在秦国原有法律的基础上, 加以修订, 补充、制定了统一的法律, 颁行全国。
2.“事皆决于法”的“法治”思想。
有了统一的法律, 就要将政治、军事、工业生产、市场管理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纳入法律来规范, 做到凡事“皆有法式”, 凡事都由法律来规范。
3. 严刑峻法, “深督轻罪”的施行方针。
秦朝继承了先秦法家崇尚严刑峻法的思想, 主张对人民轻刑重罚, 刑罚残暴严酷。据说秦始皇对臣下的"督责"十分严厉, 对百姓则严刑统治。
4.“以法为教”的文化专治思想。
秦朝统治者在思想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消灭思想言论自由, “焚书坑儒”。定法家学说于一尊, 要求“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秦朝统治者沿着严刑峻法的方向将法家的学说发展到了极端, 成为他们实行横征暴敛、严刑残民政策的指导思想, 采用单纯的严刑峻法进行统治, 激化了社会矛盾, 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汉朝以史为鉴, 总结了秦亡的教训, 在汉初推行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其在政治、法制实践中运用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有以下内容:
(1) 主张“无为而治”, “与民休息”的治国策略;
(2) 文武并用, “德刑相济”的法律思想;
(3) “罚不患薄”, 约法省刑的施行方针;
(4) “轻徭薄赋”, “以粟为赏罚”的经济政策;
汉初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 约法省刑、轻徭薄赋相对地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 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对汉初的统治取得了成效。
二、古代档案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一) 古代档案在编史修志方面的利用。
春秋时期, 战乱频繁, 社会动荡不安, 随着王室衰落、世卿制度、贵族地位下降,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这时期各国养士之风盛行, 原统治阶级的档案流散到社会上, 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与此同时, “学在官府”逐渐走向“学下私人”, 扩大了对档案的收集、传播和利用的范围, 这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私家修史:这时期, 在搜集和利用档案方面, 孔子和墨子具有典型性, 其中尤以孔子突出。孔子开创了私家修史的先例, 并把史书通过讲学的形式传播于民间。一方面, 他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流传下来的史官记住和官府文书。另一方面, 删定六经,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是对原有档案的整理和编纂, 基本上是档案原件的编纂。
史官利用:史官亦利用档案编修史书, 如鲁国史官左丘明编修的《左传》和《国语》。史官还利用其所积累的天文资料, 编纂天象书籍, 如《甘石星经》。
春秋时期, 档案在档案利用上面的成果主要是《尚书》《春秋》。
《尚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文献汇编, 从前身是按朝代分编的历史档案汇编;从文体看, 包括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书种类、
《春秋》的编纂从内容到问题明显带有脱胎档案的痕迹。从内容看, 记载政治活动居多, 都是统治活动的国政大事记录, 是公务文书的会纂;从文体看, 类似大事记, 一条记一事, 文句极其简短, 看来基本上是史官记载的会纂。
(二) 古代档案在学术发展方面的利用。
在文化学术方面, 汉代利用档案文件编纂史书和从事各种著作, 并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司马迁, 著《史记》, 掌天时、星历、卜巫并保管汉王朝历史典籍。《史记》中利用档案的痕迹十分明显。夏商周三代历史尽管年代久远, 文字概括, 但也看出利用了确凿的档案材料。商周历史大量的利用了《尚书》的材料, 而《尚书》又是我国古代文书的汇编。同时还采用了周的谱牒档案。《史记》利用档案最多的是记载秦汉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史事。周秦以来金石档案也有录集。诏令奏疏在本纪、列传、书、表中更散见各处。司马迁在选用档案材料方面有抄录、有摘引、有的归纳、有的综述。《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班固, 著《汉书》, 利用兰台史令职务之便, 广泛的利用档案图籍。班固死后, 班昭“就东观藏书阁, 锺而成之”。《汉书》的《十志》汇集档案材料广泛详尽, 一些帝王列传, 更收录了许多重要的诏令和奏疏。断代为史始于班固, 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 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 无改斯道”了。可见, 其史学地位之重要。
三、通过古代档案事业看我国封建集权制度
(一) 封建王权的体现。
秦始皇为了突出自己的皇权, 显示自己的权威, 制订了一系列的专用文书和文书体式。首先, 确定了皇帝专用文书, 改“命为制, 令为诏”。臣僚专用文书, 规定文书名称和用途, 主要有“奏”和“议”。其次, 秦朝建立了公文抬头制度, 文书避讳制度以及皇帝玺印制度, 以此显示皇权的威严。这同时也体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集权制度。
(二) 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工具。
明代后湖黄册库, 主要保管黄册和鱼鳞图册。黄策是户口清册, 详细登记了各地居民的丁口和产业;鱼鳞图册是土地清册, 详细记载各乡各户土地亩数和方圆四至。这两种档案交织在一起, 户口册上有田赋, 田赋上有人户, 一经一纬地编织成极其严密的罗网, 使全国民户悉数无遗地控制在王朝中央。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通过赋役制度对广大人民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 而这过程中, 档案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 档案使用。
我国古代档案的使用有很大的局限性。无论是适用范围还是使用程序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档案只是少数人的工具, 代表了少数人的特权和利益。这集中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和集权制度。
宋代关于档案借阅利用, 规定“遇有检用, 委员壹员, 监视出入”“遇借监官立限, 批注交受, 纳日勾销, 按察反季点官点检”。
明代后湖黄册库中的档案的查阅, 规定只准查阅与其值守有关的部分, 不准代查代抄。还规定, 不准工作人员与外界来往, 开船开库均有规定的时间, 每旬一、六两天才开船运送往来人员和补充岛上给养, 过河船只平时加以重锁。
综上所述, 档案的作用从古至今, 一直都很重要。历史证明, 能够正视档案的价值, 很好的保存档案并加以合理利用档案, 就会对当时时期的发展产生积极促进的作用, 相反, 忽视档案的价值, 没有很好的利用档案, 就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 只有正视历史, 并从中加以借鉴才能更好的应用于现在的发展, 忽视历史, 就不能从中吸取教训, 就难免重蹈覆辙。由此观之, 我们应该重视档案价值, 重视档案事业的发展, 同时, 应该在档案利用方面下功夫, 在公共档案馆建设上下功夫, 扩大档案的利用范围, 创新档案的利用形式, 使档案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 是档案真正能为社会发展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黄立新.国家档案事业历史发展回顾简述[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09.
[2]陈玉琴.漫谈我国古代档案机构的变迁[J].兰台世界, 2009,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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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晁霞.中国古代文献档案发展史研究[J].山东档案, 2010年05期.
文/王佳伟
陈胜富贵忘友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称王后，一位曾经和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找上了门，但却被把门的官兵挡在门外，那个人只好在外面等着，希望能早点看到陈胜出来。没多久，陈胜出来了，那个人就迎了上去，得到了陈胜的召见，还被留在了宫中。陈胜的这个朋友进宫后感慨很多，有时会和周围的人提起陈胜从前的一些事。这时就有人对陈胜说话了，说那个人不懂规矩，经常胡说八道，有损陈胜的形象。陈胜很快就找个借口，把这个旧友杀了。《史记·陈涉世家》的原文是：“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陈胜此举一出，很多老朋友都与他断绝了关系。
《七步诗》乃應声而成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七步诗》是曹丕逼着曹植在七步之内吟成的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学者考证，最早记载“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诗的文献资料是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组织编写的《世说新语》，书中记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这说明曹植的诗是应声之作。
大禹三过家门不敢入
多个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文字记录。这充分表明了大禹为大家舍小家的无私精神。然而《史记》中对大禹治水的记载却是另一番模样。《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他害怕治水不成得到惩罚，因为他的父亲鲧就是因为治水不成而被诛杀的。其实，最早记载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是《孟子》，作者是对大禹持赞赏态度的，认为其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但无论如何，《史记》对大禹的记载我们也应该正视，至少可以当成课外知识了解一下。
古代的相亲节
文/李志刚
唐宋以前，婚姻嫁娶一般要经过纳采（送礼、求亲）、问名（询问女子姓名、生辰）、纳吉（到女方家送礼、订婚）、纳证（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定婚期）、亲迎（成婚）等环节，古称“六礼”。到了唐宋以后，六礼已减为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但无论怎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不能见面”等规定，都是政府倡导的。
其实，唐宋不仅简化了程序，而且政府倡导的风俗习惯也开始逐渐动摇，甚至出现了“非诚勿扰”以及“万人相亲会”那样的相亲节。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载：“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两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意思是男子带着礼品到女方家里，或在园圃里，或在湖上，双方见面。桌上，男方放四杯酒，女方放两杯酒。以表示男强女弱。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的背景下，男女青年一生的幸福就这样被决定了。
古代“情人节”一般有三个：元宵、上巳、七夕。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传说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这一天，藏在深闺的女子纷纷外出踏青。她们在河畔嬉戏、插柳赏花。如杜甫所说，“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而男子们也分坐河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以曲水流觞的方式吸引意中人。如果双方对上眼了，则一起漫步灞上，折柳相赠。啸声不断。
如果说农历“三月三”是古代白天的相亲节，那么“元宵节”则是古代男女晚上的相亲节。
元宵节晚上，古代青年单身男女走上街头，借着赏灯、逛花市的名义，寻觅心动缘分。单身男女一旦看上心仪的人。便会请朋友上前自报家门，如对方也有“眼缘”，那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然后彼此留下姓名、地址。双方回家后各自禀告自己的父母，于是父母大人便可按照“明媒正娶”的程序。“热热闹闹”而且“严肃认真”地走一下过场，直到把这个“灯下缘分”送进婚姻洞房。
古代还有一个“七夕节”，很多人认为这个也是古代的相亲节。其实，这个节在古代是夫妻节。现在却被当成“情人节”来过了。
一日，他忽然接到宰相一份请帖，上面写着：“请吃半鲁。”蒲松龄对此类请帖深恶痛绝，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当官的还只顾吃喝玩乐。于是，对送请帖的来者说：“我身体不佳，不能前往，请宰相谅解。”其妻在一旁听到丈夫不去赴宴，认为不妥，对蒲松龄说：“这样做不好，一是人家是宰相;二是您和宰相曾经同窗共读，当了官没忘旧友。不管从哪方面说，都应该去。”蒲松龄沉思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赴宴。
来到宰相家里，席宴开始，只见两位使女抬着一盆鱼汤送上桌来。宰相说：“请包涵，小弟入官以来，一直默守清廉，不涉烟尘。此非席宴，不过想请尊兄尝试一下怎么浑水摸鱼而已，只有悟此奥妙，才可步入尘世。”蒲松龄闻此，很是不悦，认为人生就该着污泥而不染。于是想了个法子，来日回敬宰相。
事隔数日，果然，蒲松龄采用同样的方式宴请宰相。宰相接到“请吃半鲁”的请柬之后，欣然前往。看到茅房破屋，心里不由产生一种怜悯感。想当年，同窗共读，老兄的学识远远超过自己几倍，只因性情刚直，对世态炎凉怀有不满，加之无钱打点各级考官，竟落到如此地步。欲取银两救助，蒲松龄坚决不收。只和宰相叙旧，却不提开宴一事。
宰相感觉腹中饥饿，不时地到屋外张望太阳，但直到太阳偏西，仍没有入席的动静。宰相饿得实在憋不住了，问蒲松龄：“尊兄何时置宴?”蒲松龄随口答曰：“一日三餐已毕，您又吃足‘半鲁’，为何还要设宴?”宰相恍然大悟，鲁的下面，明明是个“日”字，我叫他吃了上头，他却叫我吃下头。这个含义可不一样呀，这个下头吃进去，不是满肚里的太阳吗?这不是明明劝我当个怀抱太阳的明官吗?宰相虽挨了一天的饿，但领悟了做官的道理。
请帖“请吃半鲁”，宰相用上面“半个鲁”请蒲松龄“尝试一下怎么浑水摸鱼而已，只有悟此奥妙，才可步入尘世”。而蒲松龄却依旧“着污泥而不染”，巧用下面“半个鲁”劝诫老朋友应“当个怀抱太阳的明官”，让宰相领悟了做官的道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可就难了。像蒲松龄这样刚正不阿的人值得我们钦佩。
能保持自己内心世界的高贵与正直，即使没有万贯家财，我们也是富有的人，因为我们的内心坦然而丰富，平静而快乐。我们可以安心地入睡，可以快乐地生活，不用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凿壁偷光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刘绮燃荻读书。梁代时彭城人刘绮，“早孤家贫，灯烛难办，常买荻折之，燃荻为灯”，发奋读书。
苏廷吹火读书。“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每欲读书，总无灯烛，尝于马厩中，借火照书诵焉，其苦如此。”
常林带经耕锄。汉末常林，“性好学，带经耕锄。其妻常自馈饷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
李密牛角挂书。隋朝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条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此事被传为佳话。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董仲舒专心攻读，孜孜不倦。他的书房后虽然有一个花园，但他专心致志读书学习，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一眼，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使他成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才学卓著的文豪。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古文字学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与此同时，他勤奋苦学的精神也十分感人。
现代名人刻苦学习的故事：
郭沫若在小学一年级读书时，老师讲历史课－－《十六国春秋》，其中有许多胡人的名字，跟外国人的名字一样，非常难记，因而记人名便成为当时历史课的一只“拦路虎”。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一天，郭沫若约了一位要好的同学躲进一间阴暗的自修室里，两人苦读硬记，进行比赛，直到把整本历史课本一字一句背得滚瓜烂熟才走出屋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即使在年假期间，郭沫若都手不释卷，天天苦读。有一年年假期间，他把太史公司马迁写的《史记》，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并一篇一篇地进行分析、校订和评价，在旁边写下批注，连《伯夷列传》里有一句被历代注家解释错了的话，他都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并加以校正。对其中一些精辟言论和难得的资料，郭沫若视为珍贵财宝，不惜时间和精力整篇整段地用毛笔把它抄录下来，放在案头，随时翻阅学习。
华罗庚一辈子从实以终
华罗庚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从小刻苦学习，成了著名的学者。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全家悄然登上一条不大的邮船，离开生活了4年的美国。当他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电波播送了他的《告美国同学的公开信》。信中激情洋溢地写道：“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
华罗庚又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数学系主任。不久，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百倍珍惜党和国家为科学研究提供的大好时光。他白天拄着拐杖到学校讲课，晚上以案板当书桌，在灯下从事数学研究，常常写作到深夜。有时，为了求证一个问题，他常常深夜从床上爬起，顺手拿起床头的报纸，在四周的空白处进行演算和论证。在他的屋里，桌上、床上、地上，到处都堆满了演算稿纸。他用毅力与勤奋，编织出成功和荣誉。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画,功能作用,历史价值,现实意义
历史画是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古老画种之一, 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的历史画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 现存的陶器、青铜器、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画像砖上面都有表现。由于历史画的特殊性致使它没有像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那样被明确的界定出来, 而是被划分在人物画、风俗画之中。历史画的出现最早是宣传教化的社会功用, 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它的教化功能。历史是由人类创作的, 所以历史画的内容多以表现人物为主。随着人物画技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历史画发展到隋唐时期便进入了鼎盛阶段, 此时历史上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画作品和著名的历史画家。历史画也由最初“成教化, 助人伦”的功用转变为具有较高审美特征的艺术作品。作为上层建筑的历史画, 不仅是具有一定艺术价值, 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往往通过真实的历史瞬间, 反映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 从而使人们认识真理。
1、中国古代历史画的历史价值
人类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就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而这些印记是以各种形式留下的, 其主要形式包括文字和绘画等。绘画, 就是以生动而形象的方式记录了历史, 中国古代历史画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还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价值, 其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1 历史画是反映社会活动的一面镜子
在古代, 人们想记录下自己的历史以及各种情景人物和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的事物, 只能借助于文字和图画, 在没有现代先进设备仪器的情况下, 产生了更加具有艺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的绘画作品, 而它们最初的用途和创作动机是记录下历史, 后世可以根据这些先人留下的画作研究历史极其以前的社会活动, 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1.2 历史画是为统治阶层控制的
在古代整个社会为统治阶级服务和控制的, 除了统治阶级平民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 当然这也包括言论自由和绘画自由。而统治阶级则会利用其为手段和工具来为他们歌功颂德, 流芳于世。有些真正反映历史的绘画很有可能不被允许, 而被统治阶级毁掉, 以至于正史上所记载的一些事件是否被统治阶级篡改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清代皇室很是热衷于用宫廷画来记录历史, 例如《康熙南巡图》和《乾隆南巡图》等等作品, 这些经典作品都表现并再现了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1.3 历史画影响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历史画又为历史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历史画不仅仅只停留在审美欣赏层面, 它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特点, 例如记录和写实, 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及活动, 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谋生手段等等, 历史画的独特特征, 具有相当的乐趣玩味和历史研究价值。其代表作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北宋首都汴梁繁荣景象, 是最有特色的。
1.4 历史画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历史不断更替, 留下了许多历史人物事迹, 由于种种原因记载变得模糊, 只留下一部分。有些历史画往往保留了许多历史人物的画像经历, 这对后人了解画像主人的生平活动有很大的帮助。利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相结合的研究方式, 更加有利于我们研究有价值的历史事件。
2、现实意义
历史的过去并不是指简单的过去, 过去的历史对生活在现在的我们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通过历史画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交流。历史是我们人类创造的。画家和我们一样处于历史之中, 他们用历史画记录历史, 为人们重现的历史时间的某一片段, 起到美术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照片、影像资料似乎替代了历史画的某些功用, 但是历史画的艺术价值是照片无法比拟的。历史画不但将史实表现出来, 同时给人以美感, 欣赏者在欣赏历史画的时候, 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欣赏了艺术作品, 从而可以提升审美能力。
中国古代历史画是中国特有的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特有结果, 它与古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历史画不但是一件美好的艺术品, 它还记录了历史, 同时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情况下, 历史画不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 它将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 并作为民族艺术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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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儒家精神制定的古代法律，也从不承认讼师的地位，因此讼师在古代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古代打官司不准代理(有身份的官员、士大夫、妇女可以由家人代为诉讼)，诉讼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庭。也不准“教唆词讼”，不准教别人如何打官司。为人起草诉状是可以的，但是不得加减情节和诉讼请求。当然有的讼师也会顶他人名字出庭，当被长官看破，免不了挨一顿打，“臀坚耐杖笞”就是如此而来。教别人打官司的讼师、代他人出庭打官司的讼棍，以此为职业的，都要被判充军。印卖教导诉讼的书籍的，也要判三年徒刑。
因为讼师的行为违背了古代读书人所尊崇的儒学精神，所以近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的讼师形象大多丑陋不堪，最典型的是清初方汝浩《禅真逸史》第二十四回“伏威计夺胜金姐，贤士教唆桑皮筋”里描写的讼师管贤士，原文描述他的能耐是这样的：“枪刀不见铁，杀人不见血。棒打不见疼，伤寒不发热。毒口不见蛇，蜇尾不见蝎。苦痛不闻声，分离不见别。世上若无此等人，官府衙门不用设。”
如此恶毒的人物，简直集世间原罪于一身。虽然许多流传下来的讼师的形象十分不堪，但也有一些讼师确实办了不少实事：
曾六如的笔记《小豆棚》卷八记载一个湖州的“疙瘩老娘”就是这样一位讼师。她是个寡妇，也是个远近闻名的刀笔讼师，文笔言辞十分犀利，许多经年不结的大案子，凭她一字数笔，就可以挽回。她靠这个本事发了大财。
湖州有一个富家的年轻儿媳，丈夫死后想改嫁，而公公不允许，想强迫她守寡。儿媳向疙瘩老娘求援。疙瘩老娘要求个字一百两银子，总共向她要了一千六百两银子，写了一张十六字的状子，状子上是这样的：“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意思大致就是这个儿媳年纪才十九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儿子，公公正值壮年，小叔子长大了尚未娶亲，都是单身。
在古代，影响一个女子在家族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所生养的儿子的多少，俗话说：“养儿防老。”有儿子的话，即使是寡居，以后的生活和在家里的地位就都有了保障。没有儿子的女子守寡，无论是从家庭因素还是经济条件等多方面来说，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同时，家里的两个至亲都是单身，按照当时法律，公公与儿媳私通是死罪，而弟弟娶寡嫂也是死罪。更重要的是，古时的治政理念是以德治国，一旦出现这种乱伦的案件，会对地方官的政绩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这张状子呈上去，县官立即命令允许儿媳改嫁。
还有一次，江北地方连年歉收，米贩纷纷到江南地方收购粮食。江南人十自米价高涨，禁止大米出境，结果形成诉讼。米贩也去向疙瘩老娘求助，疙瘩老娘索要三千两银子，写一张状子呈上，第二天县衙门就下令不得阻止粮食出境。那张状子是骈文，里面有一联说的是：”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对仗工整，说理透彻，实在是叫人拍案叫绝。
诸如此类事件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古时的讼师们的智慧的确不容小觑。讼师在古代诉讼中，有时能够独当一面，在案件的胜负中起到关键作用，当然这与当时的诉讼程序不完备，重口供而轻调查，缺乏辩论程序有很大关系，因而在讼师的刀笔之下往往发生以一词
溺爱孩子、缺乏政治远见的赵太后不肯答应这个条件，于是大臣竭力劝阻，惹的太后暴怒，“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面对此情此景，深谙说话艺术的左师触龙并没有像别的朝臣那样一味地犯颜直谏，而是察言观色，相机行事。
他知道，赵太后刚刚执政，缺乏政治经验，目光短浅，加之女性特有的溺爱孩子的心理，盛怒之下，任何谈及人质的问题都会让太后难以接受，使得结果适得其反。
所以触龙避其锋芒，对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的事只字不提，而是转移话题。先问太后饮食住行，继之论及疼爱子女的事情，最后大谈王位继承问题，让太后明白，如果太子不经受磨炼，将来继位的时候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不知不觉之中，太后怒气全消，幡然悔悟，明白了怎样才是疼爱孩子的道理，高兴地安排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
阮籍为了躲避曹魏与司马氏政治斗争的牵连迫害而归隐山林，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也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逃避现实，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怅惘，无法实现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起舞的人生境界。
阮籍，高中语文读本第二册有篇文章写到《阮籍不拘礼法》。
【原文再现】
阮籍不拘礼法
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素材评析】
阮籍的性格上尤为不群，一方面生活非常放浪，秉赋有豪放的志意，不受一切外在的礼法的拘束；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在衰乱之世委曲求全地保全自己，而在内心非常有节制。从上文中在母终时的表现以及喝醉酒后的行为中，可以一斑。而他的这种有放有敛的性格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信任。阮籍的诗写寓意遥深，他的为人之喜怒不形于色，正是因为他有着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能统一在他一人身上的缘故。
【适用话题】
阮籍佯狂而歌，蔑视礼教、洁身自爱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适用话题：“符号”、“走与停”、“雕刻心中的天使”、“路”等。
山东阳谷县有个景阳岗,那是《水浒传》里的地名,武松在那里打死了一只大蟲。南宋时,官府立下了“武松打虎处”石碑。武松打虎前,曾在岗下酒店喝了十多碗酒,后来这种酒在当地闻名遐迩,历经千年不绝。现在阳谷生产的酒均以武松打虎作为宣传,武松自然是代言人。如果收收代言费,那得从南宋一直收到现在,得收多少钱啊。
现在的《广告法》中有一条,商家不得利用国家领导人来做广告。但在古时,大家可不管这一套。东晋时,有个宰相叫谢安,按照现在的叫法,当时老百姓得管他叫“总理”。谢安有位同乡,在岭南做官,离任时带回五万把当地的特产蒲葵扇,大概想赚上一笔钱。但由于时节不对,一把扇子也卖不出去。谢安想帮他一个忙,于是取来一把蒲葵扇用。谢安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宰相,大家一看他在凉风习习的季节里摇起了扇子,以为这是时髦,于是竞相购买。结果蒲葵扇销路大开,价格一涨再涨,谢安的同乡赚了一大笔钱。
对于代言,古人的商业智慧其实并不比现代人差,他们也懂得利用名人效应推广产品。山东苍山县出产一种“兰陵酒”,李白写下一首诗,题为《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不知李白是喝了人家的手软,还是有什么代言费方面的猫腻,反正兰陵美酒,因为诗仙这一首极尽溢美之诗,一直盛传千年。
对于代言,许多文人均不能免俗。苏东坡曾为他创造的“东坡肉”写下《食肉歌》,那绝对是广告词:“黄州好猪肉,价钱入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后来,东坡到杭州做官,东坡肉的烹饪法带到了杭州。现在凡是到杭州来旅游的,大都要品尝一下东坡肉。苏东坡自己代言自己发明的“东坡肉”,也是什么代言费都没有收到。而且他这样一个好官去代言红烧肉,似乎不妥,大家一个劲地要吃“东坡肉、东坡肉”的,别人还以为你干尽了坏事,老百姓要吃你的肉,东坡先生真是个冤大头。
但东坡先生的代言,倒是一则活教材。那些一看到有代言费,就两眼放光的明星,当以“东坡肉”为戒,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代言的。
疆域, 即国土地域, 《荀子·君道》中说:“则是其人也, 大用之, 则天下为一, 诸侯为臣……纵不能用, 使无去其疆域, 则国终身无敌。”疆域一词最初代表了一国的领土, 其意义重大, 拓展疆域是君王巩固权威的重要砝码。其实疆域自古以来就是王权的象征, 史前人类逐渐由游牧转至农耕, 并由氏族转至部落, 拥有各自的首领。部落拥有自己的农田, 活动范围, 渐渐形成势力范围。势力范围是一个部落的管控地区, 后来, 势力范围便转化成疆域领土, 部落转变成国家, 首领转变成皇帝或君主, 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
在先秦时期, 疆域的划分与纷争就已经出现, 由于分封制的实行, 周王室直辖之地大为缩水了。自从烽火戏诸侯导致周东迁洛邑, 周的中央控制力大为减弱, 诸侯国开始对周天子听调不听宣了。后来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将版图割裂为数块, 直到秦才将四分五裂的国土版图糅合在一起, 使得中国疆域到达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带。秦朝当时的版图东至东海, 西至陇西, 南至岭南, 北至河套、阴山、辽东, 堪称当时世界上版图面积最大的帝国。我们应该想见,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 除西部、西南部、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 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
西汉和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但疆域范围有所变化和发展。西汉初期的西界疆域还没有达到河西走廊, 但后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 到西汉末年又退至玉门关。西汉初年南界只到南岭, 今天的两广都是在南越的控制之下, 但到了中期后扩展只到今越南南部。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开疆, 使得汉代疆域达到了峰值:东北扩展到朝鲜半岛中部, 西北扩展到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 西南拓展到中南半岛沿海地区以及海南岛北部。北界由于单于向汉朝投降, 本可以继续北扩, 但汉宣帝并没有将匈奴并入汉朝, 规定双方以长城为界, 互不侵犯。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存在的统一帝国, 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时期, 也是中国疆域形成的重要时期之一。
时至大唐王朝, 中国疆土空前扩大, 东到东海, 西到咸海, 东北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库页岛一带, 南到南海, 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极为繁盛的重要时期, 也构成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丰碑。其版图超过了西汉鼎盛时期, 盛唐威名远扬世界。周边国家如日本、新罗、暹罗、真腊、越南以及波斯等, 其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惠于大唐。至今有些国家仍称中国为唐山, 称中国为唐人, 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可惜的是, 盛唐版图面积在开元时期达到巅峰后就开始萎缩。“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 也改变了大唐版图。吐蕃、回鹘、南诏等国乘机入侵, 西域从此完全丧失, 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大唐帝国的极盛版图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强盛时国土之大, 虽比当代国家版图少了黑龙江和西藏与云南, 但多了中亚的大片土地, 大半个蒙古国和俄国贝加尔湖, 共1240 万平方公里, 在数十年后竟缩为1030 万平方公里, 安史之乱后更是缩为800 万平方公里。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却没能收复幽云十六国而与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此外西夏和大理政权与之并存, 在中国主要王朝中, 宋的面积是最小的一个, 不仅比唐大为缩减以至于不及辽的面积, 而且朝廷昏庸求全, 在疆域开拓中毫无作为。尤其是南宋政权退守江南在歌舞升平中经营着半壁江山, 偏安的南宋未曾知晓此时蒙古已经蓄势待发, 扫平诸强, 意欲建立规模空前的蒙古帝国。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广阔的时期, 168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整个中国与蒙古, 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大片土地, 北至阴山以北, 南至南海诸岛, 东北至今库页岛, 西北达今新疆、中亚地区, 西南接印度缅甸越南, 东至东海。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等都在统治范围内。及至忽必烈建立元朝时, 其他子孙建立的四大汗国与元朝各自为政, 因此元朝经过70 多年的短暂演变, 很快进入了衰亡时期, 但是, 它短暂的辉煌却带来了最为辽阔的疆域, 让人们记住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版图。
明前期的版图与元相比, 疆域大为收缩, 不过明继承了元在东北和青藏高原的版图, 元朝残余势力退居蒙古草原分裂为瓦剌和鞑靼两部对明朝形成了巨大威胁。明国土最大时共710 万平方公里。后来大为缩水, 丧失新疆和东北、台湾, 到灭亡时只剩下350 万平方公里。明朝统治时期恢复了汉唐时代的中国版图, 并数次出征北方大漠, 帝国极盛时, 北控内蒙, 西到新疆东部, 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 西南管辖云贵。
从1644 年努尔哈赤入主中原, 清朝寿命长达296 年, 在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统治中有着突出地位。到了康乾时期, 更是达到鼎盛,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50 多个民族共存于同一个政权之下。当时的版图南起曾母暗沙, 北跨外兴安岭, 东起东海, 西到葱岭, 东北到库页岛, 西北到巴尔喀什湖。1300 万平方公里比现今版图大约多三分之一。若论疆域之广, 统一之扩大, 居汉唐之上者, 除元朝外, 只有康乾盛世可比。比起汉唐, 清朝的版图是真正完全控制在中央政权管辖之下, 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统治, 可以说康乾盛世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在当时, 清朝成为亚洲最大的国家, 最终完成了中国疆域奠定的历史使命。但到了1860 年两次鸦片战争以后,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今新疆西北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先后被俄国侵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民族危机中, 频繁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陈寿：“三不喜”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三国志•魏书》
陈寿，字本仁，原籍江西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因其祖父戌卫辽东，遂入籍宁远。历任户科给事中、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南京刑部尚书等职。
早在他少年时期，有一次拾到金子，但他分文未拿，坐守一个晚上，终于将金子交还给失主。1472年，他考中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从此登上官路，他一生做官四十年，直做到尚书，他都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他有三不喜：一是不喜随意弹劾官吏；二是不喜为子弟亲友争功或谋取好处；三是不喜金钱财物。
他初为官时任给事中，给事中是言官，纠劾百官是其分内的事情，可是陈寿却从不弹劾朝廷官吏，他的这种做法让人感到奇怪，他为此解释说：“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
弘治年间，他到陕西做官，当时的陕西地区经常遭到边地少数民族的骚扰，他到之后，整顿了军务，使地方上安定了下来，有一次，各部族首领率众来战，派出少数骑兵来诱敌，有些明朝将领不知道是计谋，准备出击，陈寿却不准，他独自来到帐外，与数十名骑士坐在凳子上吃东西，敌军见了，怕有埋伏，连忙退却，陈寿乘机下令出击，结果大获全胜。当他向朝廷保捷报时，有人说让他在捷报上写下战士的名字，他说：“吾子弟不事弓马，安得以欺朝廷？”他的公正无私得到了将士们的拥护和爱戴。
陈寿从小便不爱财，至有守夜还金之举，当官后不改初衷，清正廉洁到底，他当了右副都御史那样的大官，因为得罪了专权的太监刘瑾，被命罚米二千三百石，布一千五百匹，陈寿平时清廉不取，除去俸禄外，一无所有，被命罚米布，贫苦不能偿，只好上书自诉，刘瑾也知道他的清贫，只好免去了处罚。
陈寿自己从不爱财，同时他对贪污的官吏也敢于严厉惩办，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在他调任南京兵部侍郎时，在陕西要离开时，整整一天，车轿也没能前进一步，史书上记载说，“军民数千人，拥集抚台，泣留公（指陈寿）。公曰：君命也。出城之日，号呼之声震地。”
陈寿为官四十年，为官清廉，家无余钱，以至于家贫无家可归，只得流离失所，住所不蔽风雨，甚至在死后也无钱下葬。但他“三不喜”却永远的留在了后人的心中。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入京》
于谦，字廷益，明代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他为官清廉，关心百姓，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著有《于忠肃集》。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围攻北京，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任兵部尚书，主持军事，成为“救时宰相”。此后一直主持朝政。天顺元年（1457年），“守门之变”后被害。
宣德初年，他受命巡抚按江西，他到任后，平反冤狱，打击富豪，为民请命，安抚流离，政绩卓著，很快便得到明宣宗的重视，亲自手书于谦之名授与吏部，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当时他年仅三十三岁。
正统六年，于谦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
于谦居官三十五年，一直兢兢业业，不贪私利，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深为后人称颂。当时，官场腐败，贿赂公行。尤其是英宗即位后太监王振把持朝政，勾结内外贪官污吏，擅作威福，大臣进京，必须馈送重金厚礼，否则后果难堪。然而于谦一身正气，决不随波逐流。他每次进京，只带随身行装。好心人怕他遭殃，劝说：“你不带金银入京，也应带点土特产品送一送啊！”他举起袖子笑笑说：“我带有两袖清风！”于谦身居兵部尚书大任后，“口不言功”，“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常被“错认野人家”。他曾作诗形容他的床“小小绳床足不伸，多年蚊帐半生尘”。他遭诬谄被杀，抄家时，竟“家无余资”。抄家者见正屋紧闭，还上了锁，认为必是钱财藏其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
于谦死后，石享的党羽陈汝言代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贪脏累计巨万，英宗召集大臣去看，变了脸色说：“于谦在景泰受重用，死时没有剩余财产，陈汝言为什么那么多。” 石享低下头不能回答，天顺三年（1459年），石享被关进监狱，第二年死在那里。天顺五年，曹吉祥谋反全族被处死，于谦的冤案才真相大白。
他曾经在16岁那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表明了他一生为官的原则：不与世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的理想，清廉刚正，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孔子：“节用爱人”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始祖，被尊称为“圣人”和“万世师表”。
孔子自幼家境贫寒，3岁丧父，是母亲颜氏将他抚养长大。后做小官，官职最高到主管鲁国的司法，此后便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进行讲学授徒，整理典籍，他的言论被其弟子收集于《论语》中。
孔子的思想精华在于“仁政”和“德治”即“节用爱人”。在《论语•述而》中记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集中体现了其廉政思想。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温、良、恭、俭、让”，把“俭”作为自己的人生态度之一。“节用”，即不奢侈，是指生活上革奢务俭，经济上节约财政开支，宽厚民力，使民以时，不掠夺农民，奖励生产等。“节用”的经济思想也是治国施政的根本基础，因为为政奢侈，必导致伤财，伤财必害民，故爱民必先节用。节用之后，实施仁政才会有丰厚的经济基础。“节用”是薄敛的前提，孔子反对官府对民众过多的压榨，要求他们“惠民”、“敛以从薄”，这样百姓才能“近者悦，远者来”，国家也才能“足食、足民、民信之”。
孔子认为，“君子不可以小知而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孔子指出，做官的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爱人”二字是孔子以德治天下廉政思想的高度浓缩。“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直接把“仁”与“爱”结合，反映了孔子要求执政者从自身做起的思想，“政者正也，子帅不正，孰敢不正”。孔子还具体指出了做官者应当具备的五种美德：一是施民以实惠而自己不贪求；二是使民劳作有度而不生怨言；三是行仁政；四是安泰自若而不傲慢；五是容貌威严但不让人生畏。同时应该摒弃的四种恶政是：“虐、暴、贼、有习（小气）”。
孔子的“节用爱人”思想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中的宝贵财富，我国历代廉吏无不以此为其廉政的基本出发点，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内涵，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曾激励了许多从政者廉洁自励，拒贿反贪，对后代臣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铁面无私丹心忠——包拯
拒礼为开廉洁风。包拯为官３０多年，视廉洁为做官之根本，清心寡欲，刚正不阿，即便是皇上所送生日礼物也一概退回，表现出了他的崇高节操和无私品格，千古传为美谈，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教益。包拯６０岁寿辰，提前叮嘱其儿包贵一律不收任何寿礼。未曾想到，第一个送礼的竟是仁宗皇上。包贵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请代皇上送礼来的太监写几句话，劝父亲收下这份特殊礼物。太监觉得言之有理，便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之门外理不通。”包拯看了这首诗后，当即复诗一首，并将礼品退了回去。他在《拒寿礼》诗中这样写道：“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不可贪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好一个“拒礼为开廉洁风”！竟然拒到了皇帝头上，真乃难能可贵。包拯拒收皇礼并非作秀，他的《书端州郡斋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包拯传世的诗只有《拒寿礼》和《书端州郡斋壁》两首，可谓弥足珍贵。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年），包拯出任端州知州。端州以产端砚（贡品）著名，历任端州地方官员趁进贡之机，向砚工额外索取数十倍以中饱私囊，或以遗权贵，作攀附进身之资。包拯到任后，为了表明心态，即作《书端州郡斋壁》为箴，郡斋即郡守的府第。壁箴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木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诗中虽只字未提端砚，却为端砚有感而发，表明了包拯刚正无邪、对贪官污吏憎恶如仇的严正心绪，既是个人居官之箴，也对后来到此为官者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据史载，他在端州知州任上，只以朝廷规定的数量制作端砚，按实际数目征收，深受百姓欢迎。直到离任时，仍是“不持一砚归”。包拯深刻认识到“廉洁之官，乃民之表率；贪赃之吏，害民之贼。”治国，他曾上疏《乞不用赃官》；治家，他更是以身作则，训诫严明。为将清廉之风遗传后世，曾作《家训》刻于石碑之上，立在庐州故居。《家训》全文如下：“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犯赃滥者，生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于大茔，非为包氏子孙，寥寥数语，措辞严厉，态度清风两袖朝天去。
“两袖清风” 明代吴应箕
“两袖清风”，《辞海》上解释为“居官廉洁，除两袖清风外别无所有。”明代吴应箕在《楼山堂集·忠烈杨睫传》中这么说：“入计时，止于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至不能治装以去。”至明代于谦，“两袖清风”与为官清廉紧密相联在一起。都穆《都公谭纂》卷上曰：“于少保（谦）尝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其还京日，不持一物，人传其诗云：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入京》诗，意谓绢帕、蘑菇和线香，本来是老百姓的所用之物，如果搜刮奉官就会造成祸殃；两袖清风，不持一物进京城，可以免去老百姓说短道长。这样，“两袖清风”或“清风两袖”渐成为官清廉的固定评语。
“况青天”的苏州知府况钟
无独有偶，明代曾被称为“况青天”的苏州知府况钟，任满赴京考绩时，群众送的礼物他一律拒收，并作诗云：“清风两袖 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泪注如泉。”鲜明，子孙岂敢有悖乎！
慎独鬼服神钦的李汰、叶存仁
不畏人知畏己知。慎独被古人看作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慎独的关键在于正心、诚意、寡欲、克己，不搞“暗箱操作”，不持侥幸心理，无论私居独处之时，还是在心曲隐微之地，都能做到“暗室不欺”、内省不疚。在慎独方面，载入史册的堪称明朝李汰和清朝叶存仁。李汰因在文章上很有功夫受到朝廷重用。有一年，他去福建主持秋闱考试，考试前一天夜里，有一名书生推门而进，从怀里掏出一百两白银放在案桌上。李汰厉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书生倾吐苦衷：“李大人，这非本人意愿。穷人家孩子读书不易，中举人更难，听人传说，科场中不走这条路，再好的学问也行不通。”李汰联想到以往考生行贿通路子、国家选才不当的弊端，便斩钉截铁地对书生说：“这一回由我主持考试，金钱是打不开通路的，你把银子收起来，回去把心思用在考试上罢。”第二天，在考场的门上，高悬着一幅大匾，上面题诗一首：“义利源头识颇真，真金难换腐儒心，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清朝雍正年间的叶存仁，先后在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任教官，历时三十多载，毫无苟取。有一次离任时，僚属相送，船却迟迟不发，待到月明星高时，方见划来一叶小舟，原来是送馈赠的。叶当即题诗婉拒：“月月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表现出了钱财难移其志，慎独鬼服神钦的高尚情操。视金子如粪土——清代学者戴远山
官到能贫乃是清。清贫乃淡泊、俭朴、寡欲、知足，“视金子如粪土”。清代学者戴远山曾撰过一副对联：“诗堪如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能贫就是安于贫穷，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不为金钱所惑，不为物欲所动。
北魏三朝元老长孙道生
北魏三朝元老长孙道生，坚持俭朴自恃，不慕奢华。他的府第矮小简陋，与朱门连街的华宅高院相比，简直残如破庙。他的儿子觉得有失体面，多次劝说父亲修缮未果，只好趁父亲出征之机，对原有住宅进行大规模改建，筑成四周带有廓屋的堂庑和高大华美的门楼。长孙道生得胜归来，看到修建后的府第，动用家法严厉惩罚了儿子，并拆毁了新建的堂庑和门楼。还有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季文子，曾辅佐过鲁国三代国君，从政为官三十四年之久，但临死时，竟然家无藏金，室无重器，就连备葬的私人积蓄也没有。在“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封建社会，位居一人之下，能够不入流俗，安居陋舍，不讲享受，甘愿清贫，实属难能可贵。
清代画家、文学家郑板桥
官罢囊空两袖寒。古代为政清廉者，深知“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之道理，“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做到“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与子孙谋。”被誉为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在乾隆年间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由于他深深体谅民间疾苦，因此在为官上非常清廉。后因呈请赈济灾民而惹怒上司，被强加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而罢官。回到扬州以后卖字画为生，对贫苦穷人慷慨解囊，而自己过着十分贫穷和清苦的生活，以至于女儿出嫁而难置一点嫁妆。他在赠女儿嫁奁诗中写道：“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
“廉石”故事——陆绩
早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个流传颇广的“廉石”故事。在东吴孙权治下做过几年郁林太守的陆绩，任期满后奏准返乡，全部家当不满一小船，因怕船轻遇风翻沉，只好压了一块七八百斤重的大石头，陆绩用巨石压船返乡之事成为美谈，几个士人把那块大石头收藏起来，取名“廉石”，吟诗赞颂。
明朝宰相李春芳
明朝嘉靖年间，宰相李春芳回兴化老家过生日，庆贺七十大寿。被当时皇上旌表为“东海贤人”的“江淮高士”韩乐吾自然被李宰相作为社会名流邀请至李府参加祝寿。
韩乐吾接到请柬思索了良久，即让伙计找来两个大瓦罐，两块红布，一副担子，划着小木船日夜兼程往兴化城而去。
韩乐吾家居兴化最东部的韩家窑，离兴化城有100多里路。一路上，他们昼行夜宿，划桨拉纤，十分的辛苦，好不容易行至离兴化城不远的乌巾荡。韩乐吾挺立船头，极目远望。他理了理被湖风吹乱的悠长胡须，便叫伙计停下船来，将两大瓦罐分别灌满了湖水，然后用红布封口扎好放在船头。灌水的伙计莫名其妙，问了几次，韩乐吾也未吱声。
船一靠码头，韩乐吾就让伙计将那两罐湖水挑着。他在前面走，伙计后面跟。他们终于在第二天日暮时分赶到了张灯结彩、喜气盈门的李宰相府。
韩乐吾一行刚进门，登记礼单的账房先生就迎了上来。那账房先生一看堂堂贤人韩乐吾只送了两瓦罐“酒”，眉头一皱，心中不快，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强作欢颜造单登记了。
待韩乐吾进了大堂喝茶拜会李春芳的当儿，账房先生就悄悄地解开瓦罐上的红布，用指头蘸了蘸，又尝了尝，而后兔子打顺风般找到李春芳。
账房先生和李春芳咬着耳：“老爷，那东乡里的韩乐吾胆大包天，他竟敢用两瓦罐子水进贡您，这，这简直是„„”
李春芳还未等他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摆摆手阻止他不要再说了。帐房先生不由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晚宴上，满堂高朋。李春芳让师爷安排韩乐吾坐在他的身边作陪。一个当今宰相，一个乡下庶民，鲜明的反差让参加祝寿的人们百思难解。
散席那天，李春芳叫来账房先生让他把各地进贡的所有金银财宝全部如数退了。但他特别嘱咐要把韩乐吾的两罐清水留下，贡奉在家神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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