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之（精选8篇）
中国古代史之先秦史
第1讲
人之初：我国境内发现的重要猿人遗址 人类的起源，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一道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三个谜团。人类对它的早期探讨，表现为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神造人”是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共同基点。对它的科学探索，出现在19世纪。首先提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是英国著各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他在两部名作《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1871年)中，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破解了生物进化之谜，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早已绝迹的类人猿的全新论断。对“猿变成人”的内在原因做出科学解释的是恩格斯二这位马克恩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伟人，于1876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后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论证了“劳动创造了火本身”的命题。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一再证明了它盼科学性。东非、北非以及西亚地区，一直被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系统而珍贵的材料。
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明确地将中国列为世界六大文明起源地之，彻底纠正了西方学者此前推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据吴新智、黄慰文、祁国琴编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提供的统计数据，不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在我国均有发现，其中，直立人阶段有22处。早期智人阶段12处；晚期智人阶段47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营口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陕西大荔人之外，近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韵重要起源地之一。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1998年在繁昌孙村镇附近的“人字洞”遗址发现了一批更新世早期的灵长类化石，伴出人工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十余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600多件。依据其地质年代判定为距今200-250万年之间，已被确认为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如此丰富的早期灵长类化石和石器共存的材料，在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对继续寻找我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韵线索，意义不同凡响。早期报，道见于l998年8月l2日、l2月16日的《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1999年3月9日也有专文报道。
巫山人
l985年在重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的早期猿人化石，定名为“巫山人”。经科学鉴定，巫山人的年代大约为．距令200万年。费万波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版)有详尽论述。此外，l998年5月8日前后，几家知名报刊相继报道了它的最新发现。
元谋人
随着1965年两颗门齿化石在云南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的出土而广为人知。依据地质年代判断，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左右。后来对元谋人化石声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炭屑。有人据此推论元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元谋人的出觋，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把我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提前了100多万年，并填补了南方直立人的空白。因此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蓝田人
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公王岭发现的人骨化石、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宣告了蓝田人的问世。依据最新的测定数据，蓝田公正岭直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100万年之前(安芷生等：《“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报》1990年第9卷l期)。
北京人
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这一古叭类文化圣地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7年。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是由参加现场发掘的裴文中先生于l929年l2月2日发现的。这标志着“北京人”的正式问世。崔贾兰坡先生主持下，1936年又发掘出三个猿人头骨化石。这是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稀世珍宝在转移过程中神秘失踪，造成了令世人痛心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并有重大发现苦总结几十年的发掘成果，先后出土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l2块，并有大量的肢骨、牙齿等，经鉴定分属40多个个体；还伴出了il0多万件石器，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痕迹。北京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69万年——四五十万年之间，在众多的早期猿人文化中，北京人的年代是较晚的，但它的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北京猿人遗址依然是古人类学家最向往的圣地。
回顾中国考古工作的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仰韶被推测为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当时受北洋政府聘请在华工作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一时之间，“中国文化西来说”几乎成了学界定论，而时至今日，“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经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第2讲
文明的曙光：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与此前的旧石器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与进步：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农业革命”；生产工具的制作方式，由打制变为以磨制为主；生产工具的种类，砍砸器、尖状器等与狩猎采集相适应的工具被石斧、石镰、石锛等与原始农业、手工业相适应的工具取而代之；人类第一次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陶器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人类历史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7000多处。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并有自成一体的发展系列。时间愈晚相邻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的迹象愈明显。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文化(距今llO00一8000年)、中期文化(距今8000--5000年)、晚期文化(距今4900--4100年)。对其中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考古文化，择要简述如下。
仰韶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其中心。已发现的遗址达l000多处，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三门峡庙底沟、安阳后岗、郑州大何村等遗址最为著名。一般文化特征是：村落遗址面积较大，出土农具甚多，体现出原始农业的发达；陶器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主；陶器上出现的一批刻符受到学术界关注。
河姆渡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主要分布于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上。它的内涵自成体系，大量的稻谷堆积，把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了约2000年；特征鲜明的手制陶器和木制漆碗，为探索制陶技术和制漆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材料；带有榫卯大型木构建筑，显示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它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
华民族摇篮”的传统观点。大汶口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距今约为6500--4500年。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辽东半岛，而以泰山——沂蒙山区为其中心，是黄河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原始文化。已发现的遗址以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弋胶县三里河、莒县陵阳河、江苏省新沂花厅、邳县大墩子最为著名。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通体磨光石器，且有高明的石器穿孔技术；陶器上有刻符l，也有学者判识为早期文字；骨器较多；其中尤以造型奇特的“獐牙勾形器”引人注目；存在着大面积的公共墓地，到中后期随葬品多寡相差悬殊。
红山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距今约为55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内蒙和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区，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著名的遗存。特别是1984---1986年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重大考古新发现，被《人民日报》、《考古》等报刊集中报道之后，红山文化更加为世人注目。其文化特征是：以“猪龙“为代表的玉文化以及“女神庙”、大型祭坛遗址；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彩陶与细石器
共存；“之”字型纹陶说明它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龙山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距今约为4800--43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分它的分布范围过于广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各具特色，研究者把它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类型的亚文化，即：早期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l。在已经发掘的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以山东的城子崖龙山城、寿光县边线王古城、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西的临汾陶寺墓地最为著名。特别是l989—1990年间，对城予崖遗址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规模之大，在迄今所知的同期古城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时期一批古城遗址的出现，以及早期文字的问世，使讨论我国文明起源的学者的目光，聚焦在龙山文化上。临汾陶寺墓地，是独立于上述四种亚文化范围之外的龙山文化类型，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问题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约为5300--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苏南、浙东一带，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l982年对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地的发掘、l986年对余杭县反山贵族墓地的发掘、l987年和l991年分别对余杭县的瑶山及汇观山两处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的发掘、l992--1993年对余杭县大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升华，显示出在余杭县内“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推论余杭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良渚文化中最为引人人胜的是：以玉琮、玉钺、“族徽”共同构成的神秘主义氛围；大规模巨型建筑所显示的强大权力机构的存在。良渚文化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使它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马家窑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为4500年左右。分布于甘肃及四川、宁夏等地，而以洮河、大夏河为中心。主要文化特征是：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彩陶极为精美，堪称独步世界。
齐家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距今约为40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上游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红铜工具，并出土了青铜镜，是我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同时石器依然大量存在，表明它是我国早期的铜石并用文化；葬式以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富有特色，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有鲜明体现；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形成。
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也各有其重要价值。
第3讲
怎样看待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根据顾颉刚、刘起钎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韵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梳理上古帝主姓名乏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二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
(刘起钎《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19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考古工作的二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在。这一振聋发聩之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人奉为绝对可信的上古史体系。自问世以来，毁誉交集几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是在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础。把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分，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而只是把它置于应有的文化坐标上。与顾颉刚的治学路径颇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对此有平实之论：“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早在19世纪20一40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辨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同时，继承了“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刘起钎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书中对自盘古至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以上所述对古史传说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史学领域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它们共同促成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学术分歧只有通过平等的讨论才能真正解决。
如果再做区分，“五帝“的传说形成在先，“三皇’’的传说形成 在后却被置于“五帝”之前，那么，“三皇”传说的可信程度自然更低。我们从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取舍上，也可以受到启发。司马迁著《史记》，摒弃无法考信的“三皇“之世，而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是大有深意的。他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梳理关于“五帝”的传说净它有两个重要阶段：前期围绕炎黄二帝及其文明创造而展开；后期则以尧舜禹为核心。炎黄时代的文明肇造主要表现为：原始农业、制陶业、医药业、丝织业的发明，“日中为市“交易市场的形成，文字与城池的横空出世，衣冠礼仪与百官制度的诞生，舟桥与“指南车”的出现；特别是发生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引人注目。尧舜禹时期的传说，则集L中在“禅让”制度的实施与废止、公共治水工程两个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传说提供的历史内核，与文化人类学家所揭示的由史前阶段向文明时期演进的一般途径颇多一致；与我国考古所见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重要现象可以互相印证。如此看来，研究“五帝”传说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自有其学术价值。
具体到“五帝”的传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人性与神性并存的现象，甚至有许多荒诞无稽的内容，这说明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传说经受了无数的改造、想像、夸张、附益，确实存在着失实、失真、乃至虚构的问题。如果不加鉴别和审查，就盲目地据以构筑上古史的框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全盘否定它的价值，那就会把其中所蕴涵的宝贵的历史遗迹一并毁掉，建立科学的上古历史的努力会因此而蒙受重创。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应该把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视为含有宝玉的岩石：妥善地加以挖掘弋清理、雕琢、运用。其中的每个名号，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而被“放大“了的人物，更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时代、一个部族、一种文化的代名词。运用得当，它可以折射
出真实历史的斑斓光彩。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第5讲)宣告完成之后，继续探讨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概貌，提上了议事日程——“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对历史传说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必定会在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新格局中；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有学者直言，“文明探源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五帝“时代韵历史定位。
第4讲
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近期进展
关于“文明”的定义，据统计有几十种之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我们以此为依据，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以“文明”代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跨过漫长的史前时期，进入以国家为其显著标志的社会。：文明的起源，可以被理解为指文明社会的起源。它既有一个长期积累租演变的过程，也有一个标志着完成质变的分界线——阶级与国家的形成。讨论和确定这一分界线的时空坐标，就是文明起源课题的内在规定。
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由于它自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又与重大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故一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07而近年间受到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和考古成果的刺激，进展尤为快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确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始年。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迸发出巨大的推动力。李学勤为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在北京的召开(2000年7月)，以及“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都表明这一讨论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伴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导人，讨论文明起源的理论标准首先受到触动。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有关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依据该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按照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而奴隶制时代是必须经历的社会阶段。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五种社会形态”模式只是若干模式中的一种，不是惟一的选择；奴隶制更不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在近年间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就明确无误地否定夏商周社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l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l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70年代末80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一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赘言的。
“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80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l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l995年)-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地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书中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惟一方式；经由酋邦—一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是一种更具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先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他的概括是：(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得了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70年代之前。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80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遭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张光直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对我国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把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大溪文化等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大力论证了其他区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一元说”张光直先生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先生研治考古学和殷商史，后赴美进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约40年来，张光直的名字在海外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他所提出的“文明的连续与断裂”的理论，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史和考古学不得不刮目相看。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张光直在80年代之前曾经是“一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披露，他在198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碰撞、促进中形成的。他的这一理论，颇具辩证思维的色彩，一方面否定了中原文明一枝独秀的传统之说，另一方面在论证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又强调中原文明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显然：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更加令人信服。
在最近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讨论意见：在承认各个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的同时，提醒注意在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夜，中原地区之外的其他文化，不管曾发展到如何令人惊讶的程度，却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而龙山文化则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优长，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序列，还明显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直接为其后的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特别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之后，有学者推定它是黄帝时期的城址，成为这一新说的考古支柱。对这一新说加以理论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安志敏、严文明、李先登先生。安志敏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原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核心。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为中国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李先登认为，在中原之外的其他考古发现(如红山文化)“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他地区文明的存在”(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3期)。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也有人主张提前到龙山文化时期或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有一万年文明史的说法，虽足以惊世，却难以服人。
以上所述，从不同方面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正在日益走向深入，科学的结论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主要集中在讨论文明的来源以及何时进入文明阶段上；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关注的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间文明形态的共性与个性。两相对比，应该承认其间有不同层次的差别，今后也有一个如何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的问题。
第5讲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它酝酿于l995年，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O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IO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重要考古遗址遗物的发现，为进行断代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碳14测年技术、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相关学科取得的巨大进展，也为这项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技术保证。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成立了曲著名学者21人组成的专家组，l996年工程得以启动。工程设计了9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年代学的研究，时间越早难度越大。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一前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l600一前l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公元前l 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l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其中许多年代坐标的确立，是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的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所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还有意见分歧，“阶段历史学科专题讲座成果报告”这个提法自身就表明，它只是为今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基础，而并非终极结论。它是我国上古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成果。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特别说明：
(一)本讲所述内容，综合参考了李学勤《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夏商周断代工程l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笔谈》(《中原文物))2001年2期)写成。(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14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l4“拟合”数据仅有68％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14“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术界也对工程的思路和结论存在着不同看法。据笔者的见闻所及，历史文献学家刘起钎以及宿白、余伟超、张忠培等著名考古学家，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们的意见在主流媒体的一片颂扬声中被淹没了。这说明，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自由地、平等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是不可或缺的。
第6讲“二里头文化”与夏史探讨
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心目中是不成其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纪》，记载着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兴亡。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人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甩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
《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
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 98 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关注。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个结论，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材料是作为夏王朝的遗物而被使用的。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原文物》l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除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展开之外，在其他地区也有重大收获。l974，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有诸多相似，但也有不司之处。学界认为它是夏代——商早期的遗址。l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在告城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两座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经测定为距今40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早期。在东周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阳城”字样的陶片，有的学者据此推测，此地就是文献所载“禹都阳城”所在地。如果此说成立，就是找到了大禹的都城，意义非同凡响。1978年对位于山西襄汾东北的陶寺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在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屈一指。考古发掘持续到1984年，共清理出墓葬1000余座，获得大批陶器、石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陶寺遗址的年代，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约当公元前20世纪，前后持续500余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初时期6有的学者主张它应该是尧地都城所在地。从出土的大型礼器和龙盘可以推测，陶寺大墓的主人，身份与地位相当显赫，决非一般氏族首领人物，应该属于酋邦时代的国王∽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之前的一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它的发现，为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l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乡沟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认定其中的内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确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它标明了夏文化的终止年代。
二里头文化以及其他相关考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确起来．，还确立了它韵起始和终止年代。至此，可以说，夏王朝的信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上所述，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学术趋向。致力于考古材科与历史传说、文献资料的结合而完成的。但对这种趋向自身，实际是存在不同评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陈淳《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于是，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直接联系的做法，虽有时间、空间相吻合的有力支持，但从考古学自身学理而言，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在上一讲的“特别说明”中介绍的国外学者对把二里头说成夏文化的异议，中国学界似乎也不应该完全置之不理。
第7讲
甲骨文的发现与商史分期新说 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史的第一手资料，还打开了安阳殷墟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门，使商史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并且，经由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间接印证了《史记·夏本纪》的信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为重新科学地认识三代的历史与文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坦途，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当之无愧。
清朝末年，带字甲骨出土于小屯村。小屯村位于安阳城西北约3公里处，洹河环流在它的东北。村民把在田间耕作时发现的古老的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中药收购商。这批暂时不为人知的无价之宝，通过药材商之手，流入金石学家麇集的京津地区。1898年，天津的两位秀才孟定生、王襄见到了少量带字甲骨。他们识别出这是古人遗物，并把其上的刻文称为“古简“。+限于财力，他们无法大量购置研究。l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了带字甲骨，即以高价收购。王懿荣，山东省福山县人，博览经史，尤以精通金石学而著称。他以金文相印证，判定这是殷代的遗物和文字。王懿荣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l899年也成为甲骨学史的开端。l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王懿荣被迫自杀，所藏甲骨主要流入金石学家刘鹗之手。刘鹗，字铁云，是王懿荣的好友，曾参与了甲骨判识的工作。1903年，刘鄂选拓1058片龟板，印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之作。此后，甲骨学逐渐成了新兴起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被发现已逾一个世纪，累计出土数量约l5万片。出现的单字不足5000个，已被释读的约1700多个，其中被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释读文字仅l 000字上下。甲骨文的出土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集中出土：(一)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东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17096片。(二)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5335片。(三)199 1年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发现一个甲骨坑，共有甲骨l583片，其中带字，甲骨579片苦它的数量虽较前两次为少，但意义重大——珍贵的大版卜甲集中出现，完整的刻辞卜甲达到300多版，为此前所未见；依据地层关系和卜辞内容，推测其年代当为商王武丁早期。卜辞的主人是“子”，属于“非王卜辞”，对于研究相关问题是难得的新出材料。甲骨卜辞，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占卜之风极为盛行，达到了“事无不卜”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卜辞所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祭祀、原始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张光直先生在《商代文明》一书中，把甲骨规定为“通向商代文明的五道门径”之一(其余为：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足以说明对研究商代历史而言，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关于甲骨文的著录之作，可谓不胜枚举。好在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续编》两部
集大成之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于对甲骨学的综合性研究之作，以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9年版)最负声名。
甲骨文对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小屯村一带作为商代后期都城的确认，就是其中之一。1928——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这里进行了20多次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区、妇好墓、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充分显示出殷墟文化内涵之丰富。在这里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为罕见的青铜重器，是体现商代青铜文明水平的典型器物。妇好墓则被誉为商代的文物和艺术宝库。共出土文物1928件，其中一大批为罕见的精品和国宝。特别是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l90件，并且半数带有“妇好”的自铭。妇好又屡见于甲骨记载，她是武丁的配偶之一，还多次主持大规模的祭祀和征伐活动。这也是迄今为止甲骨文记载和考古墓葬直接吻合的惟一实例，其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对商史分期的新思考，也与甲骨文研究以及殷墟考古的进展密切相关。传统之说，把商代划分为前后两期，以著名的“盘庚迁殷”事件为分界线。其文献依据是《史记·殷本纪·正义》注引《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是第十九代商王，其下至帝辛(纣王)共八代十二王。而对小屯所出甲骨年代的划分，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并对甲骨学有杰出贡献的董作宾(彦堂)先生，在1933年发表的论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认为甲骨文的年代涵盖了盘庚以下的十二王，可分为五期。后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赞同董氏之说。．但胡厚宣等古文字学家提出了异议，认为所见甲骨的最早年代是武丁时期，而此前三王(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未见于殷墟。在1978--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殷墟作为都城，是始于盘庚?还是始于武丁?再结合考古材料来看，所发现的宫殿基址、墓葬，最早的年代也是武丁时期。特别是在安阳市西北郊的三家庄、董王度为中心的洹河以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l980年安阳工作队在三家庄进行考古发掘，所出青铜器的器型、文饰，皆有从郑州二里岗早期商文化向小屯武丁期文化过渡的特征；1996—1997年，考古队对该地再作钻探和试掘，使上述结论更为清晰。，相关的考古报告，分见《考古》1983年2期和l998年10期。它促使学术界重新推测盘庚新都城的所在地，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史分期问题。综合宫殿、墓葬、青铜器、甲骨文的分期研究，学术界已经倾向认定殷墟作为都城应始于武丁而非盘庚(参见：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l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l0期)。于是 “中商文化“的概念形成了(参见：孟宪武《安阳三家庄、董王度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其年代推定》，《考古》l991年10期；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至此，整个商代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商汤开国至盘庚迁殷之前；中期——盘庚、小辛、小乙三王在位时期；后期——武丁至帝辛(纣王)。稍后的考古发现继续确立了中商文化的地位：1999年年底j在安阳洹河北岸发现一座占地4平方公里的城址，经专家鉴定，命名为商代中期城址。据推测这里可能是盘庚等三王的都城。：《光明日报》在2000年1月8日作了报道。2001年2月，洹北花园庄54号墓——将军“亚长”墓的发掘和报道，再一次把学术界的注意力锁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商文化概念的提出，是近年间商史研究的新收获。
第8讲
等级隶属制：观察西周分封制的一个视角 分封制，古籍多称“封建(即“封藩建卫“的简称)之制”，为了与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概念相区别，中国大陆学者采用了这一习惯性称谓。
分封制最早出现在何时?我国的古史记载追溯到黄帝时代，可能是以后世之事比附、猜测上古史而形成的传说。近代新史学诞生以来，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分封制、宗法制理解为周人的创造，是商周之际文化巨变的重要标志。而80年代以来，商代已经存在分封制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古文字学家胡厚宣有《殷代封建制度考》之作(见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提出了根本不同于王国维之说的观点：“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此外，徐喜辰、裘锡圭等著名学者，也论证了类似观点。当然，学者共同的认识是，分封制在周代更为成熟、更为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更加明显。
分封制与宗法制同为支撑周代政权的两大支柱，在《诗经·大雅·板》中有明确表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把经·由分封制而建立的大国尊为周王室的屏障，这就是周人心目中对分封制的定位。分封制确实为巩固、维持周王室的统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实行情况大致是：京城周围的一定区域被规定为“王畿”，周人称之为“邦畿千里”，由天子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使他们在封地内行使管辖权。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下级贵族，也是分封制的重要内容。《左传·桓公二年》概述了分封制下的等级制：“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皆有等衰。”《左传·昭公七年》更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礼记·礼运》集中表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可见，分封制造成了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层层分割。封君中的下一级要对上一级承担义务与责任，如：诸侯对天子有述职、纳贡、勤王、助讨、献俘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职责。而且，如果越级实施有关义务和责任，并不符合礼制的规定。最明显的例子见于春秋后期：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独掌权柄之后，标榜要替鲁君整肃跋扈的大夫，此举不仅得不到知礼之士的赞成，反而受到批评(《左传·定公八年至十年》)。此例反映出等级隶属制对等级的严格规定。所谓“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与《诗经》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应关系的建立，也足以说明问题。
分封制所造成的等级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且贯穿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国语·楚语下》记载了贤大夫观射父论祭祀等级的一段话，其中涉及食物等级制：大夫以上食肉，士食鱼炙，庶人食菜。散见于先秦典籍，而与此暗合的材料也不在少数。《诗经·豳风·七月》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之句，孟子则把“七十者可以食肉’’视为惠民德政(《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来，除去耄耋高年之外，庶人是只能食菜而难以食肉的。战国时期的策士冯谖寄食于贵族孟尝君门下，为发泄心中的不满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战国策·齐策四》)；虽说是牢骚之语，却不是无理取闹，他所要求的恰恰是士人应有的待遇——“士食鱼炙”。春秋时期的“曹刿论战“是著名典故，曹刿是士人，有劝阻者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有“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之说(《左传·庄公十年》)，显然“肉食者”是作为大夫以上级别的代称而出现的，正因为他们的无能，才需要曹刿以士人而为国君出谋划策。我们可以推论，即便是经历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激烈冲击，由分封制所强化的贵族等级秩序及其意识，依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
第9讲从“弭兵”看春秋争霸战争
一部春秋争霸史，主要以晋、楚两大强国为中心而展开。其他中小国家，特别是地处中原的郑、宋两国，在两强的拉锯式的反复争夺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春秋晚期，晋、楚两国国势均有衰减，对外争霸的气势有所下降。据《左传》记载，鲁成公三年、九年、十年，晋、楚两大宿敌仇国，已互相发出修好的信息，并有和平使节的往来。两国关系的积极动向，分外引人注目。
饱受争霸战争之苦的宋国，立即提出了“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倡议。)申明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盟国一旦受到他国侵略，霸主要出面代为主持公道，直至出兵迫使侵略者退还所侵夺的领土。在当时的“争于气力之世”，“弱国无外交”的既定的格局下，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赖霸主为靠山。所以，当霸主实力中衰、无法正常行使职责时，小国往往受到侵害而无处申诉，他们不得不感叹：“诸侯之无伯(霸主)，害哉!”(《左传·昭公十六年》)当然，霸主承担保护盟国利益的义务，是以得到回报为前提的：其一，霸主在政治上得到盟国的拥戴，在军事征伐时可以借助盟国兵力；其二，霸主在经济上得到盟国的贡纳。以下我们着重来分析经济利益问题。霸主往往利用主持会盟之机，“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左传·襄公八年》)。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在“平丘之盟”上，据理力争“自日中以争，至于昏”(《左传·昭公十三年》)，迫使晋国降低了给郑国规定的贡赋数额，就是治史者所熟知的一例。平时，霸主也可以要求盟国奉献贡纳。在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左传·昭公三年》)。鲁襄公在五年之内，曾两次亲赴晋国，“听政”、“朝，且听朝聘之数“。这些“朝聘”的规定，不仅明确了霸主与盟国之间的隶属关系，还在于强制盟国接受缴纳贡赋的数量。鲁国对于霸主晋国的关系是：“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国同样是“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左传·昭公十三年》)；“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争夺对小国贡赋的占有权密切相关。第二次“弭兵”之会规定小国同时向晋、楚两大霸主国朝聘进贡，就是为了满足霸主的经济利益。
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归附。所以，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正是因为霸政还需要这些装饰物，因而才使得春秋时代与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相比，表现出若干不同。
第10讲，战国的社会矛盾与变法运动的主要内容
战国时期，对峙争雄的列强大国，先后出现了变法运动。其中，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为最早，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明显。变法运动的普遍出现，说明它不是偶然因素造成，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时代的大规模变革，总是受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刺激，应它的需要而发生。2战国时的变法运动也是如此。
战国之世，社会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进步。，在这一历史阶段，传统的礼乐文明已陷人解体，原有的制度和思想概念，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迫使人们去探求新的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途径。那么，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哪些? 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方式是列国纷纭复杂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充分暴露了列强之间战争的残酷性，也说明了弱肉强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的存在，对各国提出了增进国家实力的迫切要求。
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围绕着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0』秦国有六代国君的废立，完全由大臣操纵，史称“数易君，君臣乖乱”(《史记·秦本纪》)。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分析贵族专制之害“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法家所论的“君人南面之术“，大多是针对君臣关系而发。这说明，与集权制官僚体制的出现相配合：需要确立相应的尊卑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观念。
再则，是官、民之间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民众反对过于繁重的徭役征发和赋税盘剥，以及厌战、逃亡，乃至爆发规模不等的暴力反抗。“盗贼公行”屡见于史册，就是明证。如何有效地控制民众，也是各国统治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墨子·兼爱下》有如此设问：“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在他的答案中，涉及“大国之攻小国也„„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此论已把我们以上所述的三种主要矛盾囊括其中。变法总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启动，那么，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必然会在变法中有具体体现。
首先，奖励农战，提升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其目的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抗衡中，进可兼并他国，退可自保四境。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之法”；商鞅治秦，“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设二十等军功爵以奖励战斗之士，“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把变法的内容集中在军事方面。
其次，强化君权，废止贵族政治，推行官僚政治。其目的是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君主专制体制和尊君卑臣观念，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吴起治楚，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商鞅治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变法运动在打破氏族贵族特权的同时，致力于构筑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官僚等级秩序。
再则，公布成文法，明确规定各个阶层的责任和义务。其目的是调节国内矛盾，并加强对民众反抗活动的镇压。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变法制定《法经》六篇，、将《盗》、《贼》两篇放在最前；原因就是统治者认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商鞅变法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的规定。考古所见的“云梦秦律“，对盗贼(特别是群盗)的处罚规定是相当残酷的。法律作为体现官僚统治集团意志的工具，在战国的变法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
依据传统之说，对战国变法运动的评价，往往与“古代史分期”问题搀杂在一起，即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融为一体。在最近20年间，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探讨。日知、叶文宪相继指出，把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肌译为“封建”，是延续了·个多世纪的误译。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不曾存在过“封建社会”；也有的学者尝试用“专制官僚社会”、“家国同构农耕社会’、“选举社会”等新的概念来取代封建社会”。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传统之说指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新锐之说把王亚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揭示的“官民对立“的观点发扬光大，指出中国古代的地主分属于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两大等级，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地主阶级；同样，农民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耕农与佃农不是一个阶级，古人的“农民”概念是把庶民地主包括在内的；中国古代的主要矛盾不是传统所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也有人把它表述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新说还强调，古代社会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鲜明的等级意识(参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载《历史研究》l984年第3期；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0这些不同于传统之说的观点，引发过讨论甚至是批评，虽然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学术动态，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具体到谈论“战国变法运动”这个话题时，更多地注意官僚统治集团与社会大众的矛盾，显然有其必要性。
第11讲
怎样看待秦王朝的历史地位
秦王朝(公元前221一前207年)统治时间仅有l5年，是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它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一)它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割据、混战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分裂和战争，使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生命财产遭遇无情劫掠。所以，到战国末年，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意识到结束分裂、建立统一政权，是摆脱苦难的惟一选择。但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则有不同的观点。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从奉劝统治者推行王道、仁政的角度，提出只有不喜欢杀人者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而统一天下；一度掌握秦国大权的吕不韦，则在《吕氏春秋》中高标“义兵“之说，认为正义的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得到秦王政(秦始皇)赏识的韩非，则宣传“以战去战”、“以杀止杀”的法家理论。秦的统一，是按照吕不韦弋韩非的务实思想完成的。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之上，秦国统治者始终注意奖励耕战，提高国家实力，养成了-“闻战则喜“的尚武风气，造就了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成功地运用“破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外交、军事策略，最大程度地分化、瓦解敌方联盟，最终各个击破，兼并六国，统-天下。规模空前的帝国版图，在此后继续扩展：在北方，连年用兵匈奴，不仅收复了河套地区，还跨过黄河，在阴山以南地区建立了郡县统治体系；在南方，对“百越“人(散居于今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江西等省区)居住地发起了统一之战，终于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等“岭南三郡”，使中央政府的直接辖属地扩展到东南沿海，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凿的位午今广西兴安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的统一，无论是从版图的幅员广大、还是从统治的严密有效来看，都是此前所谓的“三代盛世”所难以企及的，它真正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
(二)它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秦所创设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号、最显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它通过朝议和文书、舆服、后宫、陵寝等相关规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制度化，树立了皇权的绝对统治秩序。
全面推行郡县制，意义同样重大。公元前221年，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在秦廷之上爆发过一场不同观点的争论。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作为中央政府辖属的地方行政机构，各级长官的任免、考核、奖惩之权，悉操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与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较，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
自上而下的专制官僚体制，取代了此前的贵族等级制。中央有以丞相为首的政治中枢机构。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首脑。太尉一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为武官之长，地位与丞相对等；而据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太尉不见于秦国与秦朝的历史记载，或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一职官，或是虚而不设。御史大夫一职，在秦及西汉的地位十分显赫。既掌握监察百官的实权，又负责为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既是丞相的辅贰和递补者，又对丞相有监视和牵制之实——由此可见是为皇帝的耳目亲信之臣。另有习惯上所称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体政务。在地方上，不仅郡县各自设官分理行政、军事、监察诸事，还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设立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乡一里机构，以及负责治安管理的“亭”、负责教化的“三老“，使当地有威望、有实力的“长者”充任。从而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统治体系。此外，秦所设立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以及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统治政策，都对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清末的变法志士谭嗣同才会有“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之言。
(三)由汉初的“过秦”思潮形成的“秦亡于暴政”之说，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富有积极意义的结论。
秦亡汉兴，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努力探讨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汉高祖刘邦命陆贾撰《新语》于前，贾谊著《过秦论》于后，又有贾山、刘安、董仲舒、严安、主父偃等人继轨而起，这些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国思路的论政名篇，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汉人论秦之过恶，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夸张，但其中的两个命题是极有价值的：首先，他们批评秦朝统治者不懂得“攻守异势异术”之理，在“守天下”之时，仍沿用“打天下”的方式，一味地偏信武力和刑罚的威慑力量，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其次‘，他们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价值，“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苟子对君民之间的关系有著名的‘!载舟覆舟”之喻，汉人引秦为例凸显了它的鉴戒作用。
秦朝以“酷暴”的形象定位于青史，分外引人注目。，这固然是由它的历史内涵所决定，不可否认的是与汉代的批判性政论也有相当关系。比起这种定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原貌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和秦王朝，作为“暴君”、“暴政”的历史实例和反面教材，不断地被人援引，劝告不同时期的当政眷，如果自恃掌握国家权力而以繁役酷法暴虐百姓、残民以逞，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在民众的反抗中土崩瓦解；政权易手。这种劝告，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有效。后世在专制体制之下出现的“开明”政局，往往与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所提供的历史鉴戒相关。
第12讲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这里涉及专制君主和国家如何处理与士人的关系、如何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士人，可以在列国统治者之间从容择主，道不合则全身而退，另投明主，当时颇为流行的“从道不从君“之说，足以表明士人的自尊和清高；各国统治者为了笼络贤能之士，也极力显示求贤若渴的诚意。因此，以至于有“士贵王不贵”之说。士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君主与士人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专制皇帝在要求士人效忠于自己的同时，更注意防范士人的反抗意识。换言之，在皇帝的心目中，士人已经由可以依靠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控制、打击的对象。这是我们理解秦朝“焚书坑儒”发生原因的基本出发点。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统治者选择何种理论体系作为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本人是赏识韩非所阐发的法家理论的，所以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以法家为主体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统治思想是非常驳杂的。这也为儒家与法家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提供了条件，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学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苟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学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l8页)这场斗争，本来是围绕着对分封制的不同见解而展开的，但在李斯、秦始皇的推动之下，却演变为“焚书坑儒’’的巨变。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其中，统·天下、遍置郡县等内容倒也符合事实，但阿谀奉承是通篇主旨所在。历代歌功颂德之言，其实大都如此，原本不必过于认真。偏偏有位博士淳于越，针锋相对地提出驳论，他认为殷周分封子弟功臣，得以享国久远，“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如果突然出现专制朝政的权臣，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国家势必面临危机。结论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与周青臣的分歧，集中在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是否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上。本来，作为两种不同的政见，在统一后不久，就由当时的丞相王绾和李斯分别作过阐述。王绾等人主张在燕、齐、楚等边远地带，封皇子为王，以利镇抚。淳于越旧话重提，只是希望能就采用何种方式对统治最为有利展开讨论，体现的是士人对时局的关心。在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中，不论当政者是否采纳他的政见，都不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专制欲极强的秦始皇，在独享最高权力多年之后，已容不得半点批评，他把淳于越的忠谏视为诽谤。丞相李斯迎合君主之意，在驳斥淳于越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焚书的建议：“今陛下创大业，建万国；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允其所请，随之出现了“焚书”浩劫。李斯提出如此极端的主张，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以暴力控制思想的学说，“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五蠹》)，正是他们心仪的政治秩序。“焚书”、禁学的目的在于取缔政治批评，扼杀思想自由。士人的社会批评功能被废止，不仅是士人的悲哀，也是当局者的不幸。不闻谏言，惟闻颂词，政治只能走向黑暗。在“焚书”后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之事。事情源起于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批评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员，特备员，弗用。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批评，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指出了专制统治的积弊所在。恼羞成怒的秦始皇下令严办，最后将捕获的460多位方士和儒生集体坑杀。
“焚书坑儒“与秦统治集团追求思想统一的努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来，在国家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谋求思想统一，是一种顺乎思维习惯的选择。戗国后期的思想家们，实际上都在一定范围内涉及到对它的论证。但是，用什么手段、用哪种方式去实现思想的统一，原本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用非暴力的手段，以综合诸子学说、兼采百家精华的方式，建立起与政治统一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这样的历史机遇在秦朝统一之前就已经出现过，那就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意在为未来的统一政权提供治国蓝图。由吕氏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一书，本来就是开放的文化政策的体现，也是兼收并蓄诸家学说的产物。在他的理论结构中，原本尖锐对立的各学派，可以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如果按照吕不韦的治国理论，秦的统治方式应当有很大不同。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与赢政的权利之争中失败，他的主张也被轻易地抛弃了。秦始皇所欣赏的是申、商、韩非之学，在统一完成之后，骄横自大情绪更使他不可能从容选择和构建稳妥的治国方略，遇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冲突，自然就会沿用军事征伐时期的思维定式，采用强硬的管制措施，去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
“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知识群体和统治者离心离德。显然，文化高压政策，并没有达到统治者预期的统一思想的目的，而是走向了反面。在社会尚能保持稳定之时，士人们保持着沉默，或在暗中做着各种形式的反抗。天下一旦有变，他们就把对统治者的不满，转变为拼死一搏。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儒林代表人物、孔子后裔孔甲(或作孔鲋)迅速投身其中，他率一批儒家士人携带孔门礼器往投陈胜，最后战死在反秦战场上。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向秦王朝发起了拼死反抗，全然没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犹豫观望之态。因为他们是在复仇，并认定推翻秦的暴政，是履行士人文化使命的必要前提。
秦朝统治者不得不为他们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付出代价，这是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非常注意借鉴秦朝的历史教训，变酷暴为宽缓。就思想文教政策而言，西汉前期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府避免对思想领域进行强制性干预，各家学说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位年轻的皇帝，深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奋发求治的时局，他决意借用儒家学说，实现自己为后世子孙垂范立制的远大抱负。他任用喜好儒术的官僚窦婴为丞相、田蚧为太尉，并破格提拔儒生赵绾和王臧分别出任御史大夫、郎中令；执掌实权，还礼聘在野的儒师入朝主持改制之礼，摆出了以儒学治国的姿态。信奉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氏(文帝皇后)发起反击，迫使武帝罢免窦、田，诛杀赵、王，武帝尊儒的第一次努力归于失败。窦氏逝世的第二年，尊儒重教的进程重新启动。儒家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借“对策”之机，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建议废止儒学之外的各家异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的理论依据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认为以儒术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是天经地义的。汉武帝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有了后人总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
同样是为了确立国家的统治思想，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所采取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他不是依靠政治暴力手段，而是利用舆论诱导和利益驱动，来推动思想统一的进程。首先，以儒学垄断教育，并进而影响仕途。在董仲舒的建议中就有“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内容。太学是最高学府，以养士、兴教化、培养官僚后备力量为其主要的办学目的，以《易》。《书》、《诗》、《礼K《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而原来所设置的诸子传记博士皆被罢黜，这就意味着其他学派失去了在太学中授课讲学的权利。为了贯彻太学养士的宗旨，笼络天下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必须解决好学生的出路安排，即把读书与做官连为一体。起初，在一年一度的考试中，只要通过一经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仕进的机会，成绩优秀者可以身据清要之职。一时间，入太学成为做官的捷径；史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历史学科专题讲座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序》)后来的太学生们已不及他们的前辈那般幸运，但人仕之门毕竟对他们敞开。大一统政权留给普通读书人的发展空间，实在是以此为最大了。不仅太学中成绩优异的儒生不断被选拔为官员，社会上有影响的儒师也可以被聘任为高级官员。例如，与董仲舒齐名的公孙弘，官至丞相。这批由平民儒生跻身高官的人，博得了“白衣公卿”的美名。读儒家之书可以换来官场得意，难怪社会上要趋之若鹜了。正如班固所言，汉代经学的兴盛，主要是出于利禄之路的诱导。其次．儒学的伦理道德(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被奉为全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必须遵守，一旦有人背离，就会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和制裁。再则，置儒家经典于国家法律之上，最明显的象征就是“经义断狱”(或称“《春秋》决狱“)，儒家经典成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当它与国法条文的规定不一致时，通常的取舍是依据儒家教义而不是遵循国法。如此以来，国家表面上并没有以强制手段推行“尊儒”，但这种诱导力所形成的约束作用，却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还有以下两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其一，儒家学说能够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与它自身的与时俱进有密切关系。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之后的汉代儒学，有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退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汉儒已从批判时政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b、正因为如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锐思想家往往批判汉代儒学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转而与专制统治妥协。其实，汉儒如果想要在实际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做出妥协是必要的，否则不可能得到当政者的承认。而汉儒取得统治思想地位之后’，其代表人物仍在致力于继承先秦儒学的社会批判精神，置天意于天子之上，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对专制帝王实施约束的努力。当然，其实际效果大小，却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够操纵的了。
其二，尽管董仲舒建议对其他学派加以“灭”、“绝“，但汉武帝并未实际推行。其他学说只是被剥夺了在官方学校中的传授资格，而未受灭绝式镇压。就是在官场之中，武帝也重用了一批分别具有法家、黄老道家、阴阳家色彩的人物。所以，有人说汉武帝治国、用人之术实际是“外儒内法”。司马迁甚至说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技)之士，咸得自效”(《史记龟策列传》)，无疑是说武帝实际在兼用百家之学。武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给儒家以尊崇的地位，又给其他学派留下适度发展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容忍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明统治术。
中国古代官员鞋履的演进,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秦始皇建立起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后,创立了衣、冠、履各种服制,但对官员所穿的鞋履尚没有严格的规定。直到汉代,社会繁荣昌盛促进了鞋履制作的发展,服饰与鞋履逐渐有了严格的等级差别,尤其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鞋履中表现的比较突出。隋唐之后,中国鞋履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官员所穿的鞋履也逐渐固定鞋式,经过历朝历代加以演变,连同服饰一起共同构成了封建时代的服饰文化。
隋唐时期,靴开始流行,这种经由赵灵王“胡服骑射”而进入中原的马靴凭借着其舒适的穿着体验和独特的鞋式受到人们的喜爱。由于隋唐兴盛皆由征战而起,于是适合骑射的靴子也随着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一同入主宫殿之上。史书《唐书·车服志》中记载:“初隋文帝听之服,以赭黄文绫袍、乌纱帽、折上巾、六合靴,与贵臣通服。”又如明田艺衡在《留青日札》中称:“乌皮六缝,靴也,唐有此名,故曰: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乌皮六缝的喜爱,而这种乌皮六缝的靴也和袍、乌纱帽以及折上巾一并成为了贵臣们的通服。当时翰林院做学士的李白正是穿着靴子,这才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典故。
宋代鞋式基本沿袭前代制度。至元朝,靴被定为百官公服,且规定为黑色的皮革制作。《元史·舆服志一》记载:“五品以下以乌犀。并八胯,鞓用朱革。鞾,以皂皮为之。”由于元朝时期统治者推崇骑射服饰,所以靴这种鞋样自然成为了标准服饰。这样的皂靴之制被明朝进一步沿用,明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当时“其幞头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又如明末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明代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这些足以说明皂靴在明朝被固化为一种鞋履制度礼仪。明史中关于皂靴的穿着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洪武初定制朝服祭服,皆白韈(袜)黑履,惟公服则用皂靴。明朝律法规定有赐状元朝靴的制度。同时,校尉力士上朝当值则可以穿靴,出外则不许。一般的庶人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扎革翁。明朝时期对于靴的穿着方式及穿着时间有了极为清晰的说明和规定,体现出靴如同朝服一样的政治文化。从当时胡服骑射的番外之物,到明朝时期的皂靴成为官靴,靴的政治色彩也越发浓厚,成为了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例如《儒林外史》较多记叙了明朝时期士人的着装,在第二回中便有“周进看那人时,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全句当中没有一句具体写到此人的具体身份,但是只需在文中提到粉底皂靴,读者便可以迅速且准确地判断出此人为官家之人,再通过前后叙述,我们便得知此“脚下粉底皂靴”的人便是新晋王举人,而中了举人便意味着正式踏入了仕途,成为官府之人。由此可见皂靴在明朝时已然成为了官员的特有靴式。
皂靴作为朝堂礼仪的一部分在清朝时期被沿袭下来,并搭配清朝特有的官员服饰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清朝政治服饰文化。由于清朝入关之前为马背上的民族,于是沿袭明制的官靴不仅符合其民族的服饰传统,也呼应其入关实为清君侧的出师之名。清朝时期,官靴和明朝一样被特定为皂靴,相关的皂靴穿戴制度也更加严格规范,并且开始在鞋式的细节上加以区分。如官员上朝需穿方头皂靴,皇帝所穿皂靴则多为青缎做面和羊皮做里。而一般的平民只能穿尖头靴。应当说明的是,此时期所流行的粉底皂靴其“粉”并非是粉色,而是白底,这样的皂靴样式被后世所继承,直至今日,在戏曲舞台上,皂靴仍然是帝王将相的脚下之物。
关键词：避邪；法宝；风俗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2.013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3-036-03 收稿日期：2012-2-9
一、中国古代之辟邪宝物之——水
推崇为“五行”之一、“三官”（指道教所奉的天官、地官、水官）之列，人们对水的敬畏几乎达到了与天地并重的程度。与此同时，水之于人， 在提供饮用、灌溉及舟楫之利等外，还是施用范围最广、神通最多的法宝之一。
首先，水可赐福生财。俗信以为在各种特定时节汲取的水，可以给饮用者带来福气或财喜。如夏历正月初一早上汲取的井水与河水，称“银水” 或“财水”；在夏历除夕守岁至半夜，打起灯笼悄悄去汲取的河水，称“天地水”，可保来年大吉等等。而特别日子的水还有其特别功能：谷雨日所收露水，用来图符并贴在墙上，有厌胜诸毒作用；农历四月初八日所收露水用于磨墨，书写咒语于红纸上，再贴在墙上，可攘蝗灾；又如端午日赤足瞠露，可攘灾厄；夏历八月初一“六神水”所收露水以调朱砂点灸，可祛百病，等等。而“避邪水”可治病招魂。俗信以为各种经过特定条件处理的水，有治病神效。如巫祝之流在水上画过符策后，称“符水”，或以清水祭神并加祝祷后，称“咒水”“神水”“圣水”等，皆能疗疾。天上下雨，以器皿接取后，谓“无根水”，用之煎药有效。此外，俗信又以为小孩生病不愈，乃魂魄走失所致，也可借水的法力召回。如“过水”之法，是于夜半焚香祝祷后，再抱上病孩，偷偷寻 一条小河蹚过，再上岸时，魂已归体，病可愈。再如“叫魂”之法，是于天黑后端清水一碗，出门去沿路呼唤，视水中一起泡，便是魂已归附，端碗回家放在病童枕边，病可愈，等等。凡此种种，水自然有其避邪功效，但由于迷信成份太重，实效太低所以排名不靠前。
二、中国古代避邪宝物之——灰
灰，《说文》解“灰”为“死火余烬”，无疑，指的是物质燃烧后的残留物。但是，在中国神秘文化体里，灰居然也是用途广泛的法宝。笃信灰有法力的观念，其来源大概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寻溯：古代文献中，人们播灰作肥、积灰止水或扬灰助战之类的记载很多。累积之后，是很可能将其功力作超效验的广泛化的。 此外，远从先秦以来，就有不少被后世归为道家诸流的人士，都或隐或显地试图证明：物体经燃烧成为余烬后，仅仅是形状的改变，其精魄仍聚积在灰里。依循这种观念，寓有精魄的灰具有某种法力，也就顺理成章了。过去常把“搓骨扬灰”的动作与“斩尽杀绝“的意图联系起来，其本意亦在于精魄在灰中，分撒开后，就可以阻扰其聚合的目的。 用灰去祈祷幸福平安的功效一般是加上符咒的，就不在这介绍了，我们关心的是灰是怎么驱邪的。早在《周礼·秋官》中，即有“赤龙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及“烟氏掌去无视，焚牡霸，以灰洒之”等制度，就是用灰来攻除虫富。以后，在宅中撒灰成为一种流行很广的民间风俗，“驱五毒”“打灰簸箕”等各种名目，多于夏历二月初二、五月初五前进行。撒灰时要念咒语，亦有画灰于地作鸟兽状的。传说中的撒灰活动，还由驱逐毒虫演变为宽泛的驱疫辟邪方术，甚至有夜深人静时画灰于道，作弓矢形状，以求射崇攘灾的。有些地方还有给小孩鼻尖上抹锅灰的习俗，据说也是为了压邪逐鬼。
三、中国古代避邪宝物之——石头
普通的石头能成为法宝，其观念上的依据，是古人的灵石崇拜意识，这里仅就其避邪的适用范围和操作形式作些介绍。敦煌写卷中有《用石镇宅法》，云：“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大吉利；人家居宅已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天罗地大吉。”所谓“镇”，就是照堪舆家指定的方位，埋下一块石头。镇墓。即造墓时埋石为祭，理由与镇宅相同，但受惠对象则是亡者亲属，延及子孙后代。镇巷。如住宅大门正对里巷（道路）、桥梁或别人家的屋角，俗信以为将有“邪冲”, 如鲁班经内描述的”泰山石敢当”石镇之类便是。而玉器是一般避邪之物，当然现今更有不同的晶石用以开运辟邪，如在身上配戴一些高能量的水晶宝石，特别是陨石、发晶、黑曜岩等等，藉助这些高能量宝石的能量来增强人体的气场能量，藉以形成一个良好的保护场、防护罩，那么，就不怕什么外灵、邪灵、低灵来侵了。
四、中国古代辟邪宝物之——鸡头狗血
鸡狗都是家养禽畜，但是在古人观念中，它们的来历非寻常动物可比。纬书《春秋运斗枢》称“玉衡星散为鸡”，《春秋考异集》则谓“狗，斗精之所生也”。如此秉赋，是与人们将它们身上的某些部份作为法宝用有直接联系的。狗血作为辟恶破妖的法宝，《史记》中已有记载。秦始皇杀狗课四门以御凶灾便是一例。此后，杀狗涂血于门户上，一直是民间辟除不祥或抵御邪恶的基本方式之一。俗信又以为狗血鸡头是化解妖气的最简便办法，特别是雄鸡头，黑狗血更具功效。倘遇上“妖人”使用法术，如剪纸为马、撒豆成兵时，也可将狗血泼去，破其妖术。 民俗中鸡血与狗血共同使用以厌妖邪的现象也很普遍。现时一般在安坟作墓，会用鸡血开光，道教一些教派亦会用鸡血作为做法事工具之一。
五、中国古代避邪宝物之——小豆
古人称豆为菽，但是据《广雅》《博雅》等书的进一步辨析，还有大豆称菽而小豆名苔的区别，凡黑豆、黄豆、青豆等，都属大豆，如赤豆、绿豆、白豆、豌豆等，就属小豆。在中国民间传统风俗里被看作有神通有灵验的豆，都是小豆。此外，本土佛教信仰和习俗内，也有用黄豆作“舍缘豆”派用处的。
小豆的神通首先在于辟瘟避疫。如《杂五行书》云；“常以正月旦，亦以辟疫病甚灵验。正月七日，七月七，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经无病，令疫病不相染。”显然，这种有时讲究、男女区分等条件的小豆施术，并不是药物上的观念。再如《岁广记》曰：“立秋日，以秋水吞赤小豆十粒，止赤白痢疾”，其理相同。还有接指认赤小豆就是厌鬼物的说法，《岁时杂记》云：“共工氏有不才子，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豆，故是日作豆粥厌之。”此前我们已知，服赤豆限于冬至，凡正旦、元宵、七夕、立秋均有眼之避疫的灵验，原来它正是“疫鬼”最害怕的东西。这个传说不但在中国很流行，而且在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即使在今时今日，在那里的民俗中也广有“撒豆驱鬼”的行为，只是所驱的鬼各有不同而已。我们现时在风水制煞上，亦有用七色小豆作为工具的。
六、中国古代避邪宝物之——桃木
桃木亦名“仙木”。是用途最为广泛的驱邪制鬼材料。桃木所以具有这等神力，根植于古人认定桃树为百鬼所惧的神秘观念。在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解释里，这种观念的依据大致有三种类别。因为和主题无关，所以就不详细介绍了。本段主要讲述的是发挥桃木驱邪镇鬼功能的方式：
1．桃板。亦称“桃版”“桃符”“桃符板”等，系用桃木削成的厌胜物成对使用。板上画上神荼兄弟（传说中的驱鬼之神）的像，使之压邪。当然，众所周之知，后来渐渐演变成现在的“春联”“对联”了。
2.桃印。亦名“桃印符”，用桃木刻成的印钮，涂以红、蓝、黄、白、黑五色并写有辟邪咒语，钮间穿孔。逢端午节时，单只使用，方式是用彩绳将桃印系在门上或帐屏间，起驱凶撵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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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桃役。用桃木做成的佩饰性厌胜物，瓜形，多棱，刻有铭文，内容多祈福壤灾乏辞。使用方式是夏历正月佩戴在身上。从《韩诗外传》记述可知，此俗在春秋时已经风行，后来的桃木制刚卯，是其遗制。
4．桃人。亦名“桃梗”“桃偶”，用桃树梗刻成的厌胜物。状如人形，大小随意。使用方式是夏历除夕或正旦时，立于门侧，以辟凶邪。从《庄子》《战国策》等书的记述中可知，此俗在战国时已流行。有些地区的民间建宅习俗中，也派桃人的用处，方式是在门墙上或梁柱间开个小洞，放个小批人过去，再封住，认为可辟凶鬼，保住宅院的安定。
5．桃核。截取桃树上的枝杈，毋需加工，就是现成的镇鬼物。《庄子》上说，在家门口插上桃枝，儿童进门不害怕，鬼却因此生畏却步。此外，古人还用桃枝洗澡，以为可避邪气。佛道之仕，把它串成手珠，佛珠以方便打座入定时，空间能净化。
6．桃弓。又名“桃弧”，用桃木制成弓形厌胜物，和棘制的箭形厌胜物配套使用。《左传·昭公四年》记有“桃弧棘矢，以除其灾”的仪式，“灾”之含义，似比鬼的概念还要宽泛些。现时有些地方亦有挂弓箭在大门口之风俗习惯。
7．桃前。用桃木棍和禾穗复合制成的法宝，状如答帚。《左传》《礼记》和《周礼》等书上，均有用桃前拔除不祥的记载。桃前的使用场合，致有临丧吊唁和杀牲取血两大类。古人认为死人的事总是与鬼魂之类相关联的，凭吊死人前，须用镇物，方可确保活人不受侵害，而桃前便有这种镇鬼的威力。杀牲取血为盟誓用，然而也怕有不祥，桃前起到被除的作用。古时候，手执桃前做拔除工作的，多为巫视等官员，但后来挑前渐渐变成了道土的法器，也就是拂尘的前身了。
8．桃木剑。这个应该是大家最熟的用桃木削制的“捉鬼”或“斩鬼”的法宝，和“桃印符”、苇索等配套使用，这已是“牛鼻道人”之类手中的物事了，但取义源于古人笃信桃木有镇鬼的神力。现时一般重驱邪治病法事，这个是基本法宝之一。
9．桃汤。《荆楚岁时记》里有正月初一饮桃汤以避邪气的描写，究竟是用桃子抑或桃胶、桃木熬汤，今已无考。此外，民间巫祝之禁术中，还有用桃汤洗澡以解鬼迷的办法。
七、中国古代避邪宝物之——铜镜
在重多法宝中，铜镜的挡煞能力是最强的。古代中国人长期使用铜镜，铜镜不仅是照面的器具和工艺品，也是一种兼有多样功能的法宝。铜镜的法力从何而来，古人的种种解释多与其制作者相联系。铜镜的神明妙用，首先在于它能“观照妖魁原形”。如葛洪《抱朴子》言，世上万物久炼成精者，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惟不能易镜中真形”，它们一看见铜镜，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于是赶快溜走。基于这一原理，凡巫视道冠一流在从事捉鬼妖等活动时，照例都要先用一面镜子当识破妖怪的法宝，其时镜子乍现，妖怪就逃之夭夭了。顺此思路，照妖镜又成了应用广泛的禁劾物，比如古代武士甲胄的后背或前胸部位，多嵌有一块“护心镜”，一方面，镜材的铜质本身具有抵御剑矢之类武器侵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发挥镇吓诸多鬼怪妖物的功能；再比如，把一块小圆镜镶在大门顶端中间部位的民居建筑习俗，在中国许多地区盛行，甚至直到今天，这块具有镇邪驱怪意义的古老的禁刻物，还常常出现在现代风格的建筑物上，只不过镜子的材料已由熟铜变成了玻璃，不锈钢，反光银纸等。又比如，在传统的婚礼风俗中，铜镜是使用场合和次数最多的祛邪工具，新娘穿著有铜镜的新衣上轿去婆家；在花轿进入婆家大门前，还要由专职人员用铜镜在轿厢内上下左右仔细地“搜寻”一遍；用作合晋的洞房里，一面大铜镜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器物。此外，布些地方,铜镜也被使用在民间丧葬活动中，人们将其置于墓穴顶部，或棺床的四角，这些安排均出于辟邪的需要。
礼俗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和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礼俗，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礼俗。在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礼俗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在今天看来，许多不合理的繁琐的礼俗和吃人的礼教，在当时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以下是我选取的一些主要内容，从阶级阶层，冠礼，婚姻，葬丧等四个主要方面对礼俗进行讲解。
一.阶级、阶层
尧舜禅让的传说与原始公社制的阶段相符合；夏禹不传贤而传子，可以认为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夏代是否已经达到奴隶制，还不得而知。至于殷代，可以确实断定是奴隶社会了。
依照古代史的研究者的一般结论，最初所谓“众”、“奚”、“仆”、“臣”、“妾”都是奴隶。臣是男奴隶，妾是女奴隶。周初的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周天子常常拿奴隶赏赐给他的大臣。奴隶有在室内劳动的，但是他们的主要劳动还是农业生产。
奴隶还可以被当做牲畜来屠杀，这表现在上古的殉葬制度上。秦始皇葬时，秦二世令后宫（妃嫔等）无子者一律“从死”，“死者甚众”。而且把工匠都关闭在陵墓里。古代统治阶级的这种淫威，至今还令人发指。
奴隶和奴隶主是两个相对抗的阶级。商代的奴隶主是贵族，总称为“百姓”，商王是贵族最高的代表，自称为“余一人”。后来百姓成为民的同义词。民在古代又称为黎民，秦国则称为黔首。
商代王位的继承是兄终弟及，无弟然后传子。周代王位由嫡长子世袭，余子分封为诸侯（也有异姓功臣封为诸侯的）。诸侯的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受封国于天子，卿大夫受采邑于诸侯。卿大夫下面是士（大体是大夫的宗族），士受禄田于卿大夫。周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家是卿大夫统治的区域，担任家的官职的通常是士，称为家臣。
《左传·昭公七年》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这样，形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级阶层。春秋以前士是武士；春秋以后士是文士，士逐渐成了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的下面是庶人，又称庶民。西周时庶人虽然还是用来封赐的对象，但是庶人的身份比奴隶为高，以后庶人就逐渐成为个体农民了。
君子、小人也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最初君子是贵族统治阶级的通称，小人是被统治阶级的通称，后来以所谓有德无德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统治阶级的阶级偏见影响到词义的发展。
二.冠礼
据近人研究，氏族社会的男女青年到达成熟期后必须参加“成丁礼”才能成为氏族公社的正式成员，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履行应尽的义务。周代的冠礼（加冠仪式）就是由这种“成丁礼”变化来的。官方对“丁”的定义是：丁是16岁到60岁的纳丁税的成年男子。
周代贵族男子二十岁时由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行礼前先筮日（选定加冠的日期）、筮宾（选定加冠的来宾）。行礼时由来宾加冠三次：先加缁布冠，表示从此有治人的特权；次加皮弁，表示从此要服兵役；最后加爵弁，表示从此有权
参加祭祀。来宾敬酒后，去见母亲，又由来宾取“字”，然后去见兄弟姑姊，最后戴礼帽穿礼服带礼品去见国君卿大夫和乡先生。主人向来宾敬酒赠礼品后，礼成。贵族男子二十岁结发加冠后可以娶妻，贵族女子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后结发加笄。所谓结发，就是在头顶上盘成发髻（区别于童年的发式），表示年届“成人”，可以结婚了。冠礼是与婚礼、丧祭礼、朝聘礼、射乡礼并重的五项大礼之一。正冠礼属于古代“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中的嘉礼。
三.婚姻
春秋时代，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此外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的国家送女儿陪嫁，亦各以娣相从，这统称为“媵”。嫡夫人是正妻，媵是非正妻。媵的地位和妾不同。妾被认为是贱妾，是嬖人，而媵的身份还是比较尊贵的。战国时代就没有媵的制度了。
古代的婚姻，据说要经过六道手续，叫做六礼。第一是纳采，男家向女家送一点小礼物（一只雁），表示求亲的意思；第二是问名，男家问清楚女子的姓氏，以便回家占卜吉凶；第三是纳吉，在祖庙卜得吉兆以后，到女家报喜，在问名纳吉时当然也要送礼；第四是纳征，这等于宣告订婚，所以要送比较重的聘礼，即致送币帛；第五是请期，这是择定完婚吉日，向女家征求同意；第六是亲迎，也就是迎亲。以上这六礼中，纳征和亲迎最为重要。此六礼当然只是为贵族士大夫规定的，一般庶民对这六礼往往精简合并。
婚姻在任何时代都是件大事，上古之时尤其如此。古人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上古时代，部落众多，宗法严格，两姓之间，往往通过婚姻关系而相结好。但是两姓之间文化不尽相同，所以要经过培训，以期婚后能和谐地共同生活。
四.丧葬
人将死时叫做“属纩”（《礼记·丧大记》）。属是放置的意思，纩是新絮。新絮很轻，据说古人把新絮放在临终的人的口鼻上，试看是否断气。这不一定成为风俗，至多也只是个别地方的风俗罢了，但是“属纩”却成为临终的代称。古人初死，生人要上屋面向北方为死者招魂，这叫做“复”，意思是招唤死者的灵魂回复到身体。复而不醒，然后办理丧事。
古人死后，要给他沐浴。这个风俗持续到后世。死后有“敛”（殓）的仪式。有小敛，有大敛。小敛是给尸体裹上衣衾，越是贵族，衣衾越多。大敛则是把尸体装进棺材。敛时死人口里须饭含。入殓后，停丧待葬叫做“殡”。后世所谓出殡是把灵柩送到埋葬的地方去。
送葬的规矩是白衣执绋。绋是拉柩车的绳子。执绋的原意是亲友们帮助拉车。后来出殡，在送殡人的行列两旁拉两根带子，那就是执绋的遗制。挽歌据说最初是挽柩的人唱的。古乐府相和曲中的《薤露》、《蒿里》都是挽歌，陶渊明有《挽歌诗》三首，后世的挽联就是从挽歌演变来的。
贵族士大夫的葬丧。殷代奴隶主有人殉的制度。后世知道人力可贵，改以“俑”来代替。从殷代到战国，统治阶级还把生前使用的车马带到墓里去。其他随葬的物品是多方面的，包括青铜制的饮食器、兵器、乐器等，玉制、骨制的装饰品以及其他什物。越是贵族，随葬品就越多越精美。也有一些专为随葬而做的“明器”（伴葬的器物）。上古贵族统治阶级的墓里大多有椁，椁是外棺，主要是用来保护棺材的，有的竟有三四重之多。在棺木外加以外棺（椁）以保护棺木的习俗一直保存了下来。
至于庶人的丧葬，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庶人死了至多只能“稿葬”（草草安葬），如果遇着饥荒的年头，就只好饿死以填沟壑了。
殷代和西周的墓都还没有坟堆，后来在墓上筑起坟堆，主要是作为墓的标志，其次是为了增加盗墓的困难。先秦文献有合葬的记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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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出版社，2004
[4]朱小琴.古代丧葬制度与丧俗文化[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2005(12)
一、基础知识部分（15分，每小题3分）
1、下面加点字的注音全都正确的一项是：（）A．玉簟（diàn)
阡陌(xiān)
霰雪（xiàn）
功亏一篑（kuì）．．．． B．地坼（chì）
羁旅（jī）
渔樵（jiāo）
高屋建瓴（líng）．．．． C．嗟叹（jiē）
绸缪（móu）
祠堂（sí）
繁文缛节（rǔ）．．．． D．踯躅（zhízhú）
潺湲（yuán）
修葺（qì）
对簿公堂（bù）．．．．．
2、下面名句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A．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
B．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C．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好音。
D．楼船夜雪瓜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3、下列各句中加点的词，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A、亲朋无一字（字：文字）凭轩涕泗流（涕泗：眼泪和鼻涕，这里指眼泪）．．．B、还乡须断肠（断肠：形容非常悲伤）熊咆龙吟殷岩泉（殷：震响）．．．C、脚著谢公屐（著：穿）出师未捷（捷：捷径）．．D、举杯断绝歌路难（断绝：停止）时不可兮骤得（骤：突然）．．．
4、下列各项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A．全球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之一淡水河谷原本与中信泰富签订了铁矿石供应协议，中信泰富也同意继续按照平均每年45万吨左右的供应量提供给换了“东家”的石钢。
B．迪拜债务危机不仅显示了“迪拜神话”的脆弱性，引发了外界对迪拜发展模式的怀疑，而且还暴露了当前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C．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谁能否认中国的经济不会受到国际经济局势的影响呢？难道我们不应该迅速采取相关的措施吗？
D．对于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来说，在工业设计阶段引入低碳理念是在生产、使用全过程实现节能减排不可或缺。
5、下列各项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合乎规范的一项是（）
A．郭沫若绝对是个奇才。学医出身的他，一动手写诗，就成为诗坛巨星；一投笔从戎，就官至高位；一搞学术研究，就拥有了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等诸多头衔„„他还被誉为“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B．“一些人认为使用外国词汇能表现他们头脑开放和国际化，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声称：“相反，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语言树立信心。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指望别人尊重你。”
C．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因为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南美作家都是受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能用西方的语言写作（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
D．据英国“每日电讯报”３月２０日报道，最近，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一个遗传学研究小组利用基因改造的方法，把一种蚊子成功转化为了“疫苗注射器”。
二、（12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西方对中国三大偏见不攻自破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5月19日文章】题:西方对中国的偏见曲解未来(作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我们正在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西方对世界历史主导的终结，意味着我们需要丢掉西方文化视角来理解这个新时代。这将需要改变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士的思维。而由于头脑中充斥着偏见，他们得出的往往是错误的看法。我将提出三个西方对中国存有偏见的例子来加以证明。
西方对中国想当然的第一个根本性破绽是认为中国最终会像其他所有成功的发达国家一样加入大西方计划，并且变得“与我们一样”。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政府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玫瑰”或“橙色”革命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西方的人口加起来约为8.6亿，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对历史傲慢的人才会以为西方文明大得足以同化中国文明。事实是，中国拥有属于自己十分发达而独特的文化，因此不会被西方同化。
西方对中国想当然的第二个根本性破绽是认为如果不成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国就会崩溃。在此次金融危机高潮时，西方对中国政权将会崩溃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有过最明显的流露。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西方媒体的报道声称中国经济增长的崩溃如何导致了4万多起抗议活动，并预测这些抗议将升级并把政府推翻。
几乎没有西方分析家指出这其中显而易见的破绽:它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成见，即中国人民会愚蠢到仅仅因为1年糟糕的经济表现而推翻一个给他们带来了30年世界最快经济增长的政权。同样，几乎没有人能想到，中国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方面表现得比西方国家能干得多。
西方想当然的第三个根本性破绽是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他们认为正如19世纪欧洲新列强的崛起导致战争和冲突一样，亚洲新强国在21世纪崛起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对任何地区来说，经济危机才是真正的压力测试。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08年-2009年的大衰退是世界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倘若亚洲地区已经存在随时可能爆发的地缘政治对立，最近的金融危机本应已经点燃了导火索。
事实刚好相反，什么也没有发生。原因何在?因为亚洲国家有一种较强的政治共识，认为如果卷入地缘政治对立的零和游戏，它们就将放弃最好的发展机遇。因此，尽管存在对立，但所有国家都学会了如何处理。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既非侥幸，也非暂时现象，它是中国领导层高超的地缘政治处理能力的结果。
（选自《参考消息》2010年5月21日第8版）
6、下列对“西方对中国的偏见”的说明，不准确的一项是（）
A．中国终结了西方对世界历史的主导，但由于西方人士头脑中的偏见，他们得出的往往是错误的看法。
B．西方认为中国最终会变得和西方一样，“玫瑰”或“橙色”革命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C．西方认为中国如果不成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就会崩溃。D．西方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崛起过程中会导致战争和冲突。
7、下列有关“西方认为中国会崩溃”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西方认为,中国人口比西方多几亿，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政府无法继续存在下去。B．有不少西方媒体预测，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崩溃而导致的抗议活动的升级会把政府推翻。C．中国人民不会因为一时糟糕的经济表现而推翻一个给他们带来了长期的世界最快经济增长的政权。
D．中国政府比西方国家在处理地缘政治方面表现得能干得多。
8、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西方认为西方文明大得足以同化中国文明。
B．亚洲新强国在21世纪崛起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战争和冲突。C．2008年—2009年的大衰退是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D．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亚洲国家尽管存在对立，但所有国家都学会了如何处理地缘政治。
9、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西方对世界历史主导的终结，意味着我们要从新的视角来理解这个新时代。B．中国人口比西方多，中国拥有属于自己十分发达而独特的文化，由中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等的汉化可知，西方是有可能被中国同化的。
C．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在2008-2009年在大衰退中，亚洲地区没有发生战争和冲突，说明经济危机可能导致战争和冲突，但没有必然性。D．中国在21世纪崛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2008—2009年的大衰退中没有和其它亚洲国家爆发地缘政治对立，说明中国是能够和平崛起的。
三、（9分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2题。
（一）冯盎，高州良德人也。少有武略，隋开皇中为宋康令。仁寿初，潮、成等五州僚叛，盎驰至京，请讨之。文帝敕左仆射杨素与盎论贼形势，素曰：“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发江、岭兵击之。贼平，授金紫光禄大夫，仍除汉阳太守。
武德三年，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澄、冼宝彻等并受林士弘节度，杀害隋官吏，盎率兵击破之。既而宝彻兄子智臣又聚兵于新州，自为渠帅，盎趋往击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尔等颇识我否？”贼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溃，擒宝彻、智臣等，岭外遂定。或有说盎曰：“自隋季崩离，海内骚动。今唐虽应运，而风教未浃，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岭二十余州，岂与赵佗九郡相比？今请上南越王之号。”盎曰：“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门，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贵，如我殆难，常恐弗克负荷，以坠先业。本州衣锦便足，余复何求？越王之号，非所闻也。”
四年，盎以南越之众降。贞观五年，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俄而罗窦诸洞僚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时有贼数万屯据险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语左右曰：“尽吾此箭，可知胜负。”连发七矢，而中七人，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
（选自《旧唐书》，有删改）
注：唐朝起信宜（现广东西南境内）百越土著居民，被冠上“罗窦洞僚”的称呼。
（二）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谟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秘书监魏徵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臵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岭表悉定。
（节选自《贞观政要》）
10、对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A．授金紫光禄大夫，仍除汉阳太守 除：授官 ． B．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 省：看望 ．C．贼退走，因纵兵乘之 乘：追赶 ．D．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 就：立即 ．
11、下列各组语句中，分别直接反映冯盎英勇善战与不贪名利的个性的一组是（）
A．盎驰至京，请讨之 本州衣锦便足，余复何求？
B．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 常恐弗克负荷，以坠先业 C．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 四年，盎以南越之众降 D．连发七矢，而中七人 越王之号，非所闻也
12、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仁寿初年，潮、成等五州僚人造反。冯盎亲自前往京师请旨讨伐。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他议论敌方形势，盎分析得头头是道。杨素很为惊叹，于是命他领江岭兵进行讨伐。B．唐武德三年，冯盎率兵平定了高、冼的叛乱，当时有人游说冯盎称王。冯盎不贪求称王称霸而是归降高祖，体现了他的明智。
C．贞观元年，有人举报冯盎反叛，说他已起兵拒境，太宗采用魏徵的招降建议，派人招降了冯盎，终使岭南安定，并留下“魏徵一席言，胜于十万兵”的美谈。
D．文段
（一）记叙了冯盎英勇善战，以民族统一为重，平定战乱的事迹；文段
（二）借魏徵进谏的史实让我们看到纳谏与进谏的君臣形象，同时也让我们看出冯盎反叛一事缺少真凭实据。
四、（28分）
13、请将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3分）
（2）人生富贵，如我殆难，常恐弗克负荷，以坠先业。（3分）
（3）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2分）
（4）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2分）
14、阅读下面一首唐诗，按要求回答问题。(8分)
长信秋词五首(其一)
王昌龄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1)诗题为“秋词”，那么，作者在诗中写了哪些景象?作用是什么?（3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诗歌塑造了怎样的人物形象，请简析。（3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这首诗在构思立意和表现手法上有何特点?（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填空。（10分）
⑪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有许多表现作者强烈生命意识的名句，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①，江月年年望相似”，曹操《短歌行》中的“ ②，去日苦多”，李白《将进酒》中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③ ”，苏轼《前赤壁赋》中的“ ④，羡长江之无穷”，这些诗句均表达了古人珍惜生命、追求理想、感逝光阴的情怀。
⑫ ⑤，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湘夫人》）⑬ ⑥，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蜀相》）⑭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_________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⑧________！（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⑮人生得意须尽欢，⑨。（李白《将进酒》）⑯___________⑩_______。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
五、（18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16—19题。
乱世中的美神
①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
②本来，3000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皇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152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咏风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有多少女性，不学什么辞藻，不追求什么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
③但是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
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俗。她总是清醒地持着一种做人的标准，顽强地守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诗书不多，竟大不悦。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超群拔俗，出污泥而不染。她是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的，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
⑤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还有，她不可能知道，千年之后，到封建社会气数将尽时，才又出了一个与她相知相通的女性——秋瑾，秋瑾回首长夜3000年，也长叹了一声：“秋风秋雨愁煞人！” ⑥如果李清照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是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的纺织，化愁为美，创造了让人们永远享受不尽的词作珍品。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作者的人品，于哀怨缠绵之中有执著坚忍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写真情大志，所以才耐得人百年千年地读下去。
⑦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影响。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的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她和她的词也就永远高悬在历史的星空。
⑧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已有了答案。可是当我们偶然再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的寻寻觅觅的美神。
（选自《十月》，作者：梁衡。有删改）
16、作者将李清照称为“乱世中的美神”，她的“美”体现在哪些方面？试结合全文内容分条陈述。（6分）
答：
17、文章开篇写道：“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这句话有什么深刻含义？（4分）
答：
18、大量引用是本文的一大特色，试分析文章中引用陆游和王维诗句的作用。（4分）
答：
19、郑振铎曾提到过“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请默写一首这种类型的诗词。(4分)答：
六、（8分）
20、下面的漫画由罂粟枝与罂粟果构成，注意漫画画面特点，准确把握寓意，为漫画写一则简洁、生动、得体的公益广告。（4分）
21、根据下面的材料，按照要求答题。（4分）
古希腊作家伊索在郊外散步，遇到一个人。那人在伊索背后询问：“先生，从这里怎么到城里？”“你往前走！”伊索头也不回地说。“我该走哪条路？”那人走到伊索跟前问道。“你往前走！”伊索看也不看他，继续这样回答。那人有些疑惑，但走上了一条看起来直一些的路，又问道：“那我走多久才能到城里？”“你往前走！”伊索仍旧这样回答。那人有点懵了：“先生，我在问您正经事，您怎么总开玩笑呢？”他生气地放开步子往前走。“朋友，照这个速度，太阳下山前您能到！”伊索在他身后说。
如果从实现人生目标的角度看，伊索的“往前走”包含三层哲理。围绕三层哲理以“目标”和“往前走”为关键词，写一组比较整齐的句子。
答：
七、（60分）
23、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写一篇作文。爱，是永恒的话题。
爱的对象与范围几乎无所不包：爱国家、民族，爱亲人、朋友、邻里、弱者、受难者，爱书籍、游戏、旅游……爱的表现可谓丰富多样：或体贴、温暖、自然，或粗疏、淡然、做作；或持久、及时，或短暂、迟缓；或节制、理性，或盲目、糊涂。爱的滋味也就有酸、甜、苦、辣，让人感喟。
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或对社会人事的观察、思考，从下面题目中任选一个，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1、以“让爱变得_________”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2、以“用心去爱”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模块测试题答案
一、1、D
2、B
3、B
4、B A“平均数”一般不使用数量范围 C否定不当 D成分残缺，句末加“的环节”。
5、A B插入语，冒号改逗号 C括号移至“写作”前 D引号改为书名号
二、6、A（原文并没有说是“中国终结了西方对世界历史的主导”）
7、B（A项前后两句没有必然联系；C项“一时”应为“一年”，“长期”应为“30年”；D项“地缘政治”应为“经济危机”）
8、D（A项是“对历史傲慢的人”的观点；B项是西方的偏见；C项缺少限定语，应在“世界”后加“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遇到的”）
9、B（原文没有提到“蒙古族、满族等的汉化”问题，也没有谈及“西方是否可能被中国同化”的问题）
三、10、D（就：到达，接近）
11、D（C项第一句表明的是善于指挥作战，而非本人的英勇善战。）
12、C（魏征的建议不是招降，而是安抚晓喻；太宗是派人安抚晓谕而非招降）
四、13、（1）想不到蛮夷中竟有这样的人物，很令人感到罕见。（“意”1分，理解为“料想”“想到”“意料到”等均可；“奇”1分，理解为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感到罕见”“感到不寻常”等；句意1分）
（2）人生富贵，能像我这样的恐怕很难，我常常担忧不能担负起重担，而毁了先人所创建的勋绩。（“殆”“坠”各1分，句意1分）
（3）我怎能低头弯腰侍奉达官贵人，使自已心情不能愉快而露出笑脸。（4）游人只应该在江南终身到老（不再回乡）。
14、(1)诗中的环境和所抒写的景象都暗合“秋词”的要求，院中梧桐，秋深叶黄，夜深露重。其作用有两点：①点明题意，向读者暗示这是一首官怨词；②渲染、烘托气氛，奠定感情基调。
(2)这首宫怨诗，描写了一个被剥夺了青春、自由和幸福，寂寞孤单的宫女的形象。宫女的形象可以通过“无颜色”和“卧听清漏”来表现。“无颜色”既是说明了室内用具的灰暗和夜已深，更向读者暗示了主人公心情的黯淡。“卧听清漏”，“漏”前加“清”字，由于心境凄清，愁恨难眠，才感觉漏声凄清，漏声漫长。
(3)构思立意的特点：前三句写景，多重铺垫，后一句写人，水到渠成；由远而近，由户外写到室内。表现手法是借景抒情，以景托情。
15、略
16、答：李清照的“美”体现在：①平民之身念国家大事，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对待一切决不凑合；②追求人格的超俗；③化愁为美，创造了让人们永远享受不尽的词作珍品。（意思相近即可。）
17、答：在封建社会，作为女人，她们依附于男人而存在，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人不追求的境界。正由于这两方面的矛盾，她只能生活在孤独与悲哀之中，这就是李清照的悲剧。
18、答：引用陆游诗句的作用在于借陆游的愤怒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交代了李清照生活的社会背景；引用王维的诗句在于赞美李清照如“松间明月，石上清泉”般的超俗人格，表现她的人格之美。（引用“陆游”“王维”诗句作用各2分，如综合陈述引用两人诗句的作用也算对。）
19、略
20、尝试毒品等于葬送终生/接触毒品 结束一生/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毒品，生命的陷阱/吸毒=上吊自杀/沾染毒品,等于自套绞索/毒品——诱惑下面是绞索
21、示例：
“往前走”昭示着：必须向前行动起来，才能到达目标；“往前走”昭示着：只要向前行动起来，走哪条路都能到达目标；“往前走”昭示着：把握好行动的节奏（速度），便能顺利到达目标。
附文言文语段译文：
冯盎，是高州良德人。少年时就有军事谋略。隋开皇中任宋康县令。仁寿二年，潮（今潮阳县西北）、成（今封开县东南贺江中）等五州僚人造反。他驰马前往京师，请旨讨伐他们。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他议论敌方形势。杨素说：“想不到蛮夷中竟有这样的人物，十分值得惊叹。”于是命盎领江岭兵进行讨伐。平乱后，授盎金紫光禄大夫、汉阳（今肃礼县西南）太守（明嘉靖《广东通志》载为漠阳太守）衔职。
唐武德三年（620），广州、新州（新兴）的高法澄、冼宝彻等共同受林士弘调遣，杀朝廷官吏。盎率率兵平定高、冼的叛乱。不久。不久宝彻哥哥的儿子智臣又在新州聚集兵力，自己担任魁首，冯盎率兵前往打击他。交战时，盎（在阵前）除去甲胄大声说：“你们认识我吗？”智臣的士兵大多放下武器，袒胸露背，下跪叩拜，众士卒于是溃散，盎擒获宝彻、智臣。岭外于是得以平定。有人游说冯盎说：“隋朝已灭亡了，国内外到处很乱，唐朝虽应运而生，但政教还未孚众望，岭南尚未有所归属。你现在已攻克了五岭二十多州，着哪里能与赵佗的九郡相提并论，现在还是请你自称南越王吧！”盎回答说：“我世居南越，迄今已五代。作为岭南边疆大吏的，也只有我一姓，子女钱财我都有了，人生大富大贵像我一样的恐怕很难达到。我常常担忧的，是不能承担先人所创建的勋绩，我常常担忧不能担负起重担，而毁了先人所创建的勋绩，怎敢擅自称王呢？越王的封号，这个不是我所希望听说的。”
武德四年，盎率领南越之众归降高祖。贞观五年，冯盎来到朝廷，唐太宗赏赐十分丰厚。不久，罗窦（今信宜镇隆）诸洞僚人叛乱，太宗诏盎率二万兵众为各路军先锋进行剿除。当时僚人数万人据险固守，不可强行进逼进攻。他手拿着弓箭对部下说：“我的箭射尽，胜负便可见晓。”他连发7箭，命中7人。僚人退却逃走，盎趁势率领部众乘机冲杀，杀死僚人千余。太宗派智戴归省慰劳，自此以后赏赐不可胜数。
南宋前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和战问题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在祖国分裂、人民颠沛流离的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少诗人都冲破了江西派的束缚，写出了一些反对民族压迫、要求统一祖国的诗歌，爱国诗人陆游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那永不衰竭的激昂悲壮的歌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唱出了人民的愿望。
第一节 陆游的生平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他随着家人逃难，“儿时万死避胡兵”，尝尽了颠沛流离的痛苦。父亲陆宰，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士大夫，和他交往的也多是爱国志士。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訾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帖》)。惨痛的经历和环境的熏陶，从小就培养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感兴》)，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
陆游自幼就好学，他说：“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解嘲》)。为了实现自己的壮志，他特别注意兵书，诗中屡次提到“夜读兵书”;同时他还学剑，《醉歌》说：“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所以他曾这样自负：“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陆游十七八岁时便有了诗句，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又从曾几学诗，在曾几的指教和积极影响下，更确定了他的诗歌的爱国主义基调，并进一步冲破了江西派的樊笼。因此，即使他早期的作品也表现了轩昂豪壮的气魄。
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二十九岁，赴临安应进士试，主考官陈阜卿取为第一，明年试于礼部，复置游前列，因名居秦桧孙秦埙之前，又“喜论恢复”，致触怒秦桧，竟遭黜落。秦桧死后三年(1158)，才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孝宗(赵目)继位之初，抗战派稍得抬头，他被召见，赐进士出身。他乘机提出了许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议，积极赞助张浚北伐。但随着北伐的失利，主战派失势，在镇江通判任上的陆游，也以“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官家居。
乾道六年(1170)，陆游四十六岁，入蜀任夔州通判。“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水亭有怀》)，一路之上，他游览了大江两岸的名胜，也凭吊了屈原、李白、杜甫诸伟大诗人的遗迹。乾道八年，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他为干办公事，襄赞军务，他从夔州到了南郑。这是他一生得以身临前线的唯一机会，急欲杀敌报国的陆游，十分振奋。他身着戎装，戍卫在大散关头，来往于前线各地，接触了爱国民众，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形势，出谋献策，积极准备打击敌人。他生活在战士中间，有时射猎深山，亲刺猛虎。所有这些火热的战斗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扩大了他的诗歌领域，并使他领悟到“诗家三昧”，从现实生活中、从火热的斗争中汲取题材，因而形成了他的宏丽悲壮的风格。这是陆游诗歌成熟的关键时期。为了纪念这段有意义的生活，后来他把自己的诗集题名为《剑南诗稿》。但是，南宋小朝廷是不会容忍爱国将士的积极抗战活动的。不到一年，王炎调离川陕，陆游也改除成都安抚使参议官。《即事》诗说：“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可见他当时的抑郁心情。在任职范成大幕府期间，他只能借酒烧愁，排遣他报国无路的苦闷。他和范氏原是“文字之交”，因“不拘礼法”，同僚“讥其颓放”，他索性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陆游五十四岁，去蜀东归，先后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做官。他描写这时的处境是：“怖惧几成床下伏，艰难何啻剑头炊”(《有感》)。在江西任上，因拨义仓赈济灾民，以“擅权”的罪名免官还乡。淳熙十三年起用为严州知州，后入为军器少监，但终因一贯坚持抗金，形于歌咏，深为当权所嫉，不久又以“嘲咏风月”的罪名被黜。他在一首诗的诗题中曾自言罢官的原因是“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这正好说明他的爱国诗篇的战斗性。
光宗绍熙元年(1190)，陆游六十六岁，此后的二十年间，绝大部分都在山阴度过，生活宁静而简朴。他“身杂老农间”，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与农民有着一些往来。有时他还骑着驴子，带着药囊，到远近的村落里去医病施药，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和尊敬。“年来诗料别，满眼是桑麻”(《倚杖》)，由于生活的转变，他对于农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因而他晚年写了大量的反映农村残酷现实和描写田园风光的诗，风格也趋向平淡。但是，诗人仍然，“寤寐不忘中原”，爱国思想愈益深沉。宁宗嘉泰二年，他为了实现团结救国的理想，不顾朝野的非难，毅然接受了韩托胄的推荐，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当爱国词人辛弃疾再度起用时，他还写了一首长诗表示祝贺，并劝勉他以国仇为重，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送辛幼安殿撰造朝》)!由于韩托胄的轻率，这次北伐很快就失败了，但并无损于诗人崇高的爱国精神。
嘉定二年(1210)，八十五岁的老诗人，竟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临终时，他写了这样一首《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是诗人的遗嘱，也是诗人的最后号召，它教育了鼓舞了后代无数的读者。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诗人爱国精神的一贯性。
第二节 陆游作品的思想内容
陆游是一个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作家。他的作品有诗，有词，有散文。诗的成就尤为显著，仅现存的就有九千三百多首，所以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内容也很丰富，差不多触及到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反映民族矛盾的爱国诗歌。这些诗歌，洋溢着爱国热情，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在陆游的时代，祖国的大好山河被分裂，北方广大人民遭受到民族压迫，而南宋小朝廷却屈膝事敌，不思恢复，这种奇耻大辱，是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所不能忍受的。雪耻御侮，收复失地，是爱国志士的抱负，是人民的迫切愿望。陆游呼吸着时代的气息，以其慷慨悲壮的诗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陆游的“素志”，不是仅仅做一个诗人。所以他说：“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将鸣?”(《长歌行》)又说：“愿闻下诏遣材官，耻作腐儒长碌碌!”(《融州寄松纹剑》)他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以口击贼”，而是要据鞍杀敌，所谓“手枭逆贼清旧京”、“直斩单于衅宝刀”。因此，作为陆游爱国诗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那种“铁马横戈”“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早年他在《夜读兵书》诗里就说：“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去蜀之后，他也没有消沉，《前有樽酒行》说：“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第!”《书悲》诗也说：“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锋镝!”始终是以为国立功，战死沙场为光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从军乐事世间无”(《独酌有怀南郑》)。直到八十二岁，诗人还唱出了“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的豪语。在《书志》一诗里，他甚至表示，如在生不能灭敌，死后肝心也要化为金铁，铸成利剑，来内除佞臣，外清妖孽：“肝心独不化，凝结变金铁。铸为上方剑，衅以佞臣血。……三尺粲星辰，万里静妖孽。”在《书愤》中还说到死后也要做“鬼雄”：
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月洛阳宫。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九歌·国殇》说：“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陆游所继承的正是我国人民这种高度的爱国精神的传统。由于南宋统治者一意对敌屈膝求和，尽管诗人抱着万死不辞的报国决心，然而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却是“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他知道，要恢复中原，就必须抗战;要抗战，就必须排斥和议，因此陆游爱国诗篇的另一特点，就是对投降派的坚决斗争和尖锐讽刺。他这样揭示：“和戎自古非长策”(《估客有来自蔡州者感怅弥日》)，并具体地指出投降派的主张给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种种危害：“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醉歌》)，“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陇头水》)。他警告那些“封疆恃虏和”的边将们说：“棘门灞上勿儿戏，犬羊岂惮渝齐盟!”(《登登子城》)在《关山月》里，诗人对和议的恶果以及投降派的“文恬武嬉”更作了集中而全面的揭露：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在《追感往事》里，他又进一步揭穿了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卖国的本来面目：“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并大胆地指出他们的罪状：“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夜读范至能揽辔录……》)。所有这些尖锐的谴责，在南宋初期一般爱国诗歌中是很少见的。
南宋一代，当权的始终是投降派，陆游的报国理想，还是遭到了冷酷现实的扼杀。这也就使得他那些激荡着昂扬斗志的诗篇，往往又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愤懑，带有苍凉沉郁的色彩。象下面这首《书愤》是有代表性的：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诸葛亮的《出师表》强调“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并自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陆游备极推崇。
但是，另一方面，冷酷的现实也使陆游从幻想或梦境里寄托他的报国理想。“壮心自笑何时豁，梦绕梁州古战场”(《秋思》)，正概括地说明了这类记梦诗的成因和内容。在这类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有时象一员猛将，跃马大呼，夺关斩将：“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楼上醉书》)，有时又不失书生本色，草檄招安，作歌告捷：“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安诸城》)，有时他又象一位军师，随从皇帝亲征，不仅恢复了“两河百郡宋山川”，而且“尽复汉唐故地”(见《剑南诗稿》)卷十二的诗题)。所以他说：“谁知蓬窗梦，中有铁马声”(《书悲》)。陆游的爱国热情还往往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联想表现出来。他观一幅画马，却想到：“呜呼安得毛骨若此三千匹，衔枚夜度桑乾责”(《龙眠画马》)!他作一幅草书时，也仿佛是在对敌作战：“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清”(《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参看《草书歌》)。他听到一声新雁，也会勾起无限感慨：“夜闻雁声起太息，来时应过桑乾责”(《冬夜闻雁》)。以至于“自恨不如云际雁，来时犹得过中原”(《枕上偶成》)。特别是当大雷雨、大风雪时，更容易激起他那金戈铁马“气吞残虏”的雄心和遐想。这是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弋阳道中遇大雪》)。人们都畏惧、躲避大风，陆游却在一个“街中横吹人马僵”的大风天爬上城头，希望自己能象大风那样勇猛，扫清中原：“我欲登城望大荒，勇欲为国平河湟”(《大风登城》)!基于同一心理，那历来认为可悲的秋风，在陆游听来也成为一种鼓舞斗志的力量。《秋风曲》说：“百斤长刀两石弓，饱将两耳听秋风”!当他晚年闲居山阴时，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卧病在床的老诗人还想到为国戍边，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所有这些梦思幻想，都应看作陆游爱国精神的一种深刻表现，也是他的爱国诗篇的一大特征。
由于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陆游还相当充分地反映广大人民纯洁的爱国主义品质，并加以歌颂。在《识愧》诗中，他指出“忠言乃在里闾间”，并深表惭愧：“私忧骄虏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自注：二句实书其语)。寸禄不沾能及此，细听只益厚吾颜。”在《追忆征西幕中旧事》诗里更写到中原遗民冒险通报敌情的爱国行为：“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忍忘。”《昔日》诗说“至今悲义士，书帛报番情”，也是指的这件事，陆游认为这是恢复中原的有力保证，所以他在《晓叹》里满怀信心地写道：“王师入秦驻一月，传檄足定河南北。”然而，统治集团却绝无恢复之意，这就不能不使诗人感到极大的悲愤：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对渴望恢复的北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无比壮丽的祖国河山的热情歌颂，正是对南宋小朝廷“如此江山坐付人”的罪行的有力鞭挞。
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还写了大量的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严重的阶级矛盾。如《农家叹》：
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粳;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榜，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还家欲具说，恐伤父母情。老人倘得食，妻子鸿毛轻。
全诗写出了农民的辛勤劳动、善良性格，以及剥削阶级对他们的残酷掠夺。陆游曾经指出：“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贫，救民之贫，莫先于轻赋!”(《上殿札子》)因此，他在《太息》、《秋获歌》、《僧庐》等诗里，还从各方面揭露了官府、豪强和富商对农民的层层剥削。他的《书叹》一诗，则更是以巨大的艺术概括，揭示了整个剥削阶级对农民的榨取：“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
陆游主张：“赋敛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核大商，是之谓至平，是之谓至公”(《上殿札子》)。然而实际情况却正相反。因此，他以极大的不平控诉了那种贫富悬殊、苦乐迥异的不合理现象：“公子皂貂方痛饮，农家黄犊正深耕!”(《作雪寒甚有赋》)“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岁暮感怀》)
正因为诗人看到了“常年征科烦垂楚，县家血湿庭前土”(《秋赛》)的苛政，使他进一步突破了一般士大夫的偏见，而同情被“逼上梁山”的人民，反对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他指出“彼盗皆吾民”，“吏或无佳政，盗贼起齐民，孰能抚以德，坐还三代淳!”(《两獐》)并慨叹道：“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春日杂兴》)
陆游爱祖国、爱人民，也热爱生活。他热烈地歌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流露出亲切淳厚而又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他的豪放乐观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在这方面，陆诗的题材也十分广泛，一草一木、一虫一鱼，无不剪裁入诗，真是所谓“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如《过灵石三峰》：
奇峰迎马骇衰翁，蜀岭吴山一洗空。拔地青苍五千仞，劳渠蟠屈小诗中。
至于他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更是至今流传的名句。
陆游虽专力于诗，但也擅长填词。在现存的一百多首词中，有不少作品同样抒写了激越的爱国情思，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桃源忆故人》“中原当日山川震”、〈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等，都足以和他的爱国诗篇相辉映。象下面这首〈诉衷情〉，更充满了国耻未雪、壮志未酬的悲愤：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山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结语和他的诗句“一身寄空谷，万里梦天山”(《感秋》)所表现的心情正是一样。刘克庄说陆游的词，“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后村诗话续集》)，又《词林纪事》卷十一引刘克庄说“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便是根据这类作品立论的。
陆游的散文师法曾巩，成就也很高，前人曾推为南宋宗匠。在内容上，或论及国计民生，或记叙先贤事迹，或描写生活琐事，多贯穿着爱国感情，如《书通鉴后》、《书渭桥事》、《静镇堂记》、《姚平仲小传》、《居室记》等。从文体上看，也是政论、史传、游记、序、跋等等无所不备，大都语言洗炼，结构整饬，题跋尤精悍。他用日记体写的《入蜀记》，其中不乏优美的游记小品，如《巫山》等。
总之，陆游作品在思想上的成就是杰出的，特别是他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诗篇。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依然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报国理想都寄托在昏庸腐朽的宋王朝身上，尤其晚年，写了不少流连光景的闲适作品，并出现“万事不如长醉眠”(《寓馆晚睡》)、“事大如天醉亦休”(《秋思》)这类颓唐的诗句。
第三节 陆游诗歌的艺术成就
陆游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但也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有时还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结合。
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很接近于杜甫的。他始终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并不惜为国牺牲。他的诗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前人也曾许以一代“诗史”的称号，是有根据的。但是，在表现手法上，陆游的现实主义诗篇也自有其特点。他不是或者很少对客观现实生活作具体的铺叙、细致的.刻画，而是抒写个人的主观感受。他往往把巨大的现实内容压缩在一首短诗里，如那首《关山月》，全诗只十二句，却用对照的手法描写了皇帝的下诏主和，朱门的酣歌醉舞，战士的亟思报国和遗民的渴望恢复等方面的情况。有时甚至凝结在一两句诗里，如“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溪上作》)、“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等句。至于所谓“非一事”的实际内容，以及宗泽如何被黄潜善等排斥，岳飞如何被秦桧陷害的具体过程，陆游却没有描写。再如，关辅遗民冒险通报敌情的英勇行为，原是一篇叙事诗的好题材，但他也只写成一首抒情意味很浓的绝句。这种对现实的高度概括，陆游有时是通过用事来进行的。如前所举“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二句，便骂尽了南宋小朝廷的文武百官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因此，陆游的诗，一般说来，概括性和抒情性很强，而故事性则比较薄弱。象杜甫的“三吏”、“三别”那样严格的叙事诗，在他上万首的诗集中固然是没有，就是象白居易那样夹叙夹议的讽刺诗，也是绝少的。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主要和他所处的黑暗时代有关，他自己就曾说过“躲尽危机，消残壮志”(〈沁园春〉)这样的话，而通过用事来概括现实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宋诗坛“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时代风尚。
陆游在当时就有“小李白”的称号，这从他那些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看来，也是适合的。由于现实和理想的矛盾，由于对理想的热烈追求，陆游的诗也具有丰富而瑰丽的想象。在想象的天地里，他气魄是如此壮伟：“手把白玉船，身游水晶宫，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醉歌》)“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织女织庆云，裁成五色裘。披裘对酒难为客，长揖北辰相献酬。”(《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但是，陆游的时代，毕竟不同于李白。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乃是雪耻报仇，恢复国土，因此有关抗金战争的幻想就更多，也更为壮丽。在诗人的笔下，宋军北伐的阵势是：“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出塞曲》)敌人溃败的情形是：“马前温咿争乞降，满地纵横投剑戟。”(《战城南》)在《胡无人》里，作者写道：“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这里用辉煌东升的太阳来象征宋朝的中兴，气魄宏伟开阔，激荡着极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陆游的记梦诗据赵翼核计有九十九首之多，可见他常常借助梦境借助想象来描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抒发胜利的欢笑。如《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
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五百年间置不问，圣主下诏初亲征。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苜蓿峰前尽亭障，平安火在交河上。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由于这种理想扎根于现实之中，和广大人民的愿望一致，所以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奇特的夸张，也是构成陆诗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因素。他用这样的诗句来写他的武艺超群：“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融州寄松纹剑》)他写他那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是：“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长歌行》)、“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他写他的胸怀，是“胸中太华蟠千仞”(《读书》)、“胸中十万宿貔貅”(《冬夜读书有感》)，因此当这十万貔貅闲置不用而又蠢蠢欲动时，他就只好：“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弋阳道中遇大雪》)陆诗风格的主要特征是悲壮奔放，和这类夸张的写法也是密切相关的。
在语言方面，陆诗的特色，为历来所公认的是晓畅平易，精炼自然，所谓“清空一气，明白如话”、“无一语不天成”。他反对雕琢，更反对追求奇险。他认为“琢周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读近人诗》)。在这方面，他受白居易的影响较大，《自咏》诗说：“闭门谁共处，枕藉乐天诗。”但是也应指出，他的平易自然，仍是从锻炼中来的，所以他又说“工夫深处却平夷”(《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刘熙载说：“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艺概》)这评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体裁方面，陆游也是无体不备，各体俱工，更擅长近体诗。其中七律尤为人所推重。沈德潜说：“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贴，当时无与比埒。”(《说诗卒语》)舒位和洪亮吉甚至认为他“专工此体而集其成”(《瓶水斋诗话》)，“诗家之能事毕，而七律之能事亦毕”(《北江诗话》)。潘德舆则极赞其七绝，尊之为“诗之正声”(《养一斋诗话》)。但陆游的古体诗尤其是七古，也有其特点，赵翼说是：“才气豪迈，议论开辟……意在笔先，力透纸背。有丽语而无险语，有艳词而无淫词。看似华藻，实则雅洁;看似奔放，实则谨严。”(《瓯北诗话》)所有这些评论，我们都可以从前举诸诗得到印证。
陆游的诗歌所以能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于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使他的创作获得了永不枯竭的源泉。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他认识到作家的品德修养和生活实践的重要性。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疾人乃欲镂虚空。”(《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这也就是说，生活空虚，思想贫乏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所以强调作家要走出书斋，接触现实生活：“诗思出门何处无?”(《病中绝句》)强调作家要“养气”：“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自勉》)，“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倪”(《次韵和杨伯子见赠》);并教导他的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因此，他的诗内容充实、热情横溢，感人很深。其次还由于他善于向前代的诗人学习，对诗歌遗产，他能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所谓“万卷虽多应具眼”。所以，自《诗经》而下，在众多的前代诗人中，他拳拳服膺的却只有屈原、陶潜、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和宋代的梅尧臣等不多的几个，而最尊崇的则又只有屈原和杜甫。杨万里评他的诗说：“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抬灵均怨句新。”正道出了他在继承诗歌传统方面的根源。
当然，陆诗在艺术上不是没有缺点的。姚范在他的《援鹑堂笔记》中说：“放翁兴会飚举，词气踔厉，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痹矣;然苍黯蕴蓄之风盖微。”这批评是公允的。此外，在他的诗中，特别是晚年所作中，词意句法多有重迭互见的缺点，这是因为写的多了，“不暇剪除荡涤”的缘故。
第四节 陆游的影响
陆游以其诗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他继承并发扬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优良传统，一扫江西派的积弊，树立起一面进步文学的光辉旗帜，无论在当时和后代，都有深远的影响。他的爱国诗篇，不仅在当时打击了敌人和投降派，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而且也打击了以后的民族压迫者和民族败类，继续鼓舞着爱国的人民。
南宋后期的诗坛，可以说是在陆游的笼罩下发展的，与他同时而稍后的江湖派，就有不少人受到陆游很深的濡染。当然，也有人由于只注意他的“使事必切，属对必工”而流于浅薄圆滑的，但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却都能或多或少继承他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如戴复古就曾这样推许陆游：“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楼钥说戴“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益进”(《石屏集序》)，可见他曾师事陆游。南宋后期另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刘克庄，虽未能亲从陆游学诗，但也深受陆游的影响。他在《刻楮集自序》中自言“初予由放翁入”。他非常推崇陆游，说陆“南渡而下，故为一大宗”(《后村诗话前集》)。刘克庄的诗，也继承了陆游的爱国精神。宋亡之际，遗民中不少爱国诗人更受到了陆游的感召，发生了共鸣，如林景熙在《题放翁卷后》诗里沉痛地写道：“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明胡应麟说他每读陆、林二人的诗“未尝不为滴泪”，足见其感人之深。
由于社会的和文学的原因，陆游在明代的影响不大，但到了清代，许多诗人如宋琬、查慎行、郑燮等就又都深爱陆游，往往把他和杜甫相提并论。赵翼在《瓯北诗话》里，除为陆游辟专章外，还有年谱之作。当清末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人们对陆诗更有亲切的体会，梁启超就曾热烈地赞扬陆游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直到五四时代，陆游的诗篇还鼓舞着反帝斗争的人民。
第四节 陆游的影响
陆游以其诗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他继承并发扬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优良传统，一扫江西派的积弊，树立起一面进步文学的光辉旗帜，无论在当时和后代，都有深远的影响。他的爱国诗篇，不仅在当时打击了敌人和投降派，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而且也打击了以后的民族压迫者和民族败类，继续鼓舞着爱国的人民。
南宋后期的诗坛，可以说是在陆游的笼罩下发展的，与他同时而稍后的江湖派，就有不少人受到陆游很深的濡染。当然，也有人由于只注意他的“使事必切，属对必工”而流于浅薄圆滑的，但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却都能或多或少继承他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如戴复古就曾这样推许陆游：“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楼钥说戴“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益进”(《石屏集序》)，可见他曾师事陆游。南宋后期另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刘克庄，虽未能亲从陆游学诗，但也深受陆游的影响。他在《刻楮集自序》中自言“初予由放翁入”。他非常推崇陆游，说陆“南渡而下，故为一大宗”(《后村诗话前集》)。刘克庄的诗，也继承了陆游的爱国精神。宋亡之际，遗民中不少爱国诗人更受到了陆游的感召，发生了共鸣，如林景熙在《题放翁卷后》诗里沉痛地写道：“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明胡应麟说他每读陆、林二人的诗“未尝不为滴泪”，足见其感人之深。
由于社会的和文学的原因，陆游在明代的影响不大，但到了清代，许多诗人如宋琬、查慎行、郑燮等就又都深爱陆游，往往把他和杜甫相提并论。赵翼在《瓯北诗话》里，除为陆游辟专章外，还有年谱之作。当清末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人们对陆诗更有亲切的体会，梁启超就曾热烈地赞扬陆游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直到五四时代，陆游的诗篇还鼓舞着反帝斗争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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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里一般设有“上座、寺主、都维那”三个职位, 号称“三纲”, 他们是寺院里发号施令的掌权者。“三纲”以下, 设“典座”主管寺院总务;设“直岁”主管寺院会计;设“库头 (或佛事) ”主管寺院出纳, 以上三职为财权的把持者。事实上, “直岁”早在东汉末年就已出现, 但最初其主管事务繁杂, 并不专注于财计。随着经济活动在寺院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直岁的职能逐步专一起来, 成为寺院的“主管会计”。直岁掌管寺院的经济事务, 负责寺院的收支, 并详细记录, 每年年终还要写出年终结算报告, 向众僧汇报。考虑到财务直接影响到寺院的存续和发展, 因此直岁都是从受教育最多、书法最好的和尚中选择。
据敦煌文书记载, 敦煌寺院基本的簿历是入历和破历。除此之外, 还有便物历、各种凭证、唱卖历、官斋历等。便物历, 即借贷账目;唱卖历, 即寺院唱卖施主布施和死亡僧尼的衣物等所得的收入账;官斋历指官府施斋时的破用历。凭证, 指各种契据以及算会后所立的欠物凭、交付回残物凭、掌管回残物凭, 交付纪录、领得回残物凭等。
所谓入历, 即收入账, 分为序时流水式入历、汇总的诸色入历、分类入历三类。序时流水式入历, 即按日期顺序依次记载的收入日记账 (注:诸色即各种、各类) 。汇总的诸色入历, 是供编造“会计报告”用的, 数据的重心在会计年度。因此, 除在起首部位写明年月日外, 每笔收入账一般都不记日期, 这是它与“序时流水式入历”显著的不同点, 这也符合现代会计成本收益基本原则。分类入文书, 系由汇总的入历过账而成, 按照分类对象的不同, 有麦入、粟入、油入、米入等, 为数颇多。与入历对应的是所谓“破历”, 即支出账, 又名破用历、付历、出历等。破历也可分为序时流水式破历、汇总的诸色破历、分类破历, 其基本结构与入历大致相同。汇总的诸色破历, 是供编造诸色入破历算会第三柱沿寺破除用部分用的。
“寺院诸色入破历算会牒”, 用现代语言来讲, 它就是寺院的会计报告。专家从敦煌文书考证, 在唐五代时期, 敦煌寺院就广泛采用“四柱结算法”应用于会计报告。数量最多的是四柱式的, 非四柱式的数量很少。典型的四柱式“会计报告”的结构可分为:起首、第一柱、第二柱、第三柱、第四柱、结尾六个部分。起首部分, 包括上状的单位、执掌僧的寺职、法名、算会起讫年月日、地点、在场参加者, 上一会计年度结存和本会计年度收入的项目、物品名称以及总数和分类数。分类数相加等于总数。第一柱名为“承前账旧”, 即上期结余, 包括物品名称、总数和分类数。第二柱部分为“自年新附入”, 即本期收入, 其汇总数据来自于“汇总的诸色入历”, 包括本期麦粟油苏米面等新收入总数, 其分类数和明细账数据来自于分类入历。第三柱为“破用”, 即本期支出, 包括支出总数、分类数和明细账, 其中总数来自于汇总的诸色破历, 分类和明细账数据来自于分类破历。第四柱为“破除外应及见在”, 即本期结余, 包括结余物品的名称, 总数及其分类数。总数以斛斗为单位计算。总数控制分类数, 分类数控制明细账, 层次分明, 钩稽清楚。结尾部分包括牒状套语、上状年月日、上状者的单位名称、职掌僧法号, 以及徒众和僧官具名签字。
上述六部分, 其核心由四柱分隔组成。其结算公式为:承前账旧 (上期结余) +新附入 (本期收入) -破除用 (本期支出) =应及见在 (本期结余) 。应及见在转入下会计年度即成为承前账旧。其形式, 四柱都顶格起写, 直至行末, 形似一条柱子, 分类数居中偏下起写, 新附入和破用明细账, 起首书写高度在第二、三柱与分类数之间, 按麦粟等货物分类顺次记载, 记完一类, 再记一类。每笔账只记物品名称、数量、来源或用途, 不记日期, 形式非常清楚。
在寺院的佛事中, 月考、岁计是尤为重要的佛事。月考俗称算账。由上座僧召集禅堂班首、都维那、客堂知客、僧值、库头、都监及监寺等员到丈室聚会, 监听直岁僧宣读月度会计报告。大家听后如有疑问, 便可当场发话, 要求直岁僧解释清楚;如无疑问, 便签字通过。寺院一般以旧历正月初一日为岁首, 以旧历十二月末为“算期”, 于新春正月十五日左右举行全寺决算会议称为岁计。只有通过岁计考量, 直岁才算是完成了任务, 考核合格。
敦煌寺院不仅有全面详细的财务记录, 还建立了完善的内部牵制、岗位轮换和责任审计制度。寺院里的各项财物, 实行划类分仓保管的制度, 现金居其一, 衣食占其二, 其他财物居其三。凡现金出纳由一库头掌管, 但每开钱拒必得三人在场。三人合掌礼佛而开, 合掌念经而锁, 不可错乱。寺主、直岁等主要职事僧人总管寺院的常住什物 (日常用品) 和诸色斛斗 (各种粮食) , 同时又有若干僧徒结伴、结团集体执掌, 分工负责, 实行定期轮换差替制。执掌僧上任取得领物凭, 作离职结算时的底账凭证。执掌期间由入历、破历等记载财务收支变化, 并定期结算。离职时, 对在职期间执掌的财物及其变动情况, 要造具“常住什物交割历牒”、“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等, 面对本寺徒众和上级僧团派来的僧官, 进行宣读, 听取质疑、审查。宣读通过后, 上报河西都僧统, 经审勘无误, 再由都僧统签具“勘算既同, 连附案记”才能结案。离职结算时, 如发现财物缺少, 执掌僧要承担经济责任, 或以现物赔偿, 或作为欠债入账。这一点类似现在的离任审计制度。
建立完善的财产管理和财务会计制度, 是敦煌寺院存续和兴盛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正是由于寺院经济在我国封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导致了寺院会计在我国民间会计中一度处于领先地位, 在我国会计审计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 (上册)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2]公维章、文澜:《敦煌寺院中的会计──直岁》, 《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郝氏的思源堂中国古代青铜器珍藏的源起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当时郝氏在父亲的以中世纪西方艺术品居多的珍藏中，赫然看到一件公元前约十六至十一世纪的商代青铜爵，该酒器底承三足。结构谨严其造型之美令年幼的他一见倾心。那次难忘的孩提经历，埋下了日后他对中国早期艺术，尤其是中国古代上乘青铜礼器终生孜孜以求的种子。
在思源堂青铜器珍藏中。有许多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纪商代黄金时期的巅峰之作。在此期间。河南省北部商都安阳铸造了一批精湛绝伦的青铜器佳作。商代的统治阶级常用青铜器盛载祭祀仪式中的酒食。以祈求祖先神明庇佑。思源堂珍藏最为人津津乐道者是一件品相佳妙的鬲(用于烹煮肉食饭类)。此器铸造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商代晚期。此器出自著名的费理思博士及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旧藏，知名中国艺术古董商卢芹斋早于1939年亦曾展出。这件重器刻有三组意趣盎然的饕餮纹。各由一对相向的兽面组成，其巨角沛然生威，双目狭长犀利，以规整细密的翮状纹和雷纹为地。
此外。此次拍卖的另一个亮点是连盖方彝。此古青铜酒器制作于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纪商末安阳。方彝的缘边状若出戟，盒式器身框格内的纹饰在其衬托下益发鲜明。器身与盖饰以饕餮纹。其眉眼鼻爪和兽角俱凸雕而成。细节栩栩如生，背景雷纹密布。饕餮的眼瞳刻画细腻，并衬以弯角尖耳。半人半兽的感觉呼之欲出。彝身与盖上的铭文亦提及若干氏族及祭奠者的身份。此器制作精良、品相绝佳。晚清学者吴大澄(公元1835至1902年)曾于著作中首度发表。此后不少重要著作和展览皆见其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