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推荐12篇）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篇1

摘要：本书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一些人对从前和现在展开详述，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人物的结局来推导出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且总结出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是这个庞大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本书共分为七章，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并就这七章以及整本书谈谈中国明代是的政治机制是如何运转，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制度缺陷以及导致这个中国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道德 法制

制度 文官集团

一、本书的内容概要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发现虽然身居九五之位但是自己的个人意志确无处不受着文官集团的制约，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社会在发展，这种做法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武官地位极其低下，军队的人才，运输以及补给制度存在严重问题。重文轻武导致国家的军队战斗力极其低下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军事。第七章主要讲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二、制度的落后

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政治上以道德代替法制，以道德为一切事物的根基。中央集权过度，下层行政效率低下。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财政的税收与预算不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给与官员的俸禄微薄道不合实际致使许多拥有行政权力的官员大肆滥用职权收取税费不依据实际情况而定。在司法层面以道德代替法律，以饱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军事制度方面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施政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并且在朝廷中重文轻武，武将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也没有专门的军训军令，无固定的准则，组织和装备落后，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

同时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能否成功，全靠它与全体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便难以实行，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便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长久的问题。

三、以道德为根基

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四、文官集体力量的庞大

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诗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原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俸薪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形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贪污腐败找到更合理的借口。这些官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也被潜规则打破，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阳奉阴违。

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很多人立志于做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知道自己贪污腐败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圈子里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文官则只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都不鄙视海瑞，甚至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五、儒家思想为指导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自1587年之后，朱翊钧除1589年短暂出行过一次，此后30余年居然未迈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

儒家思想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最终以这种道德为依托只能导致灭亡。

六、启示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篇2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政治,军事,思想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一本断代史研究专著。全书通过描写六个人物来烘托出在万历十五年出现的历史事件。在这一年, 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 表面看来虽然貌似细微小节不值得注意, 但实际上却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导火线, 也是在以后掀起更多波澜的根源。其中的因果关系, 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一、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

首先, 万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通过该书的描写, 显示出他是一个处处需要遵守礼仪、时时受到牵制的人。他需要完成各种隆重的祭祀和典礼, 以及每日必到的早朝, 他必须听从太后的训诫, 也必须认真地学习治国之方、熟读儒家礼仪, 以保证将来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国事。他也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各位大臣的意见。但是, 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无权的象征。在他的一纸命令下, 大臣们就可以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沦为大逆不道、谋反的罪人, 甚至株连九族。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可以为所欲为、极度奢侈、纸醉金迷, 他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公共礼仪的制约, 也受到各级大臣的牵制。中国的传统社会注重的就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等。君臣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万历皇帝必须处理好与大臣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国家政治链条上的重要枢纽, 皇帝和群臣之间, 每一个个体的作用都不是决定性的, 但是当联合在一起的整体作用必然大于个体作用。所以很多事情, 万历皇帝不能和群臣对抗。

大臣张居正, 是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极高的首辅大臣。由于位高权重, 受人排挤或嫉妒, 他也曾被诬陷为有谋反之心的逆臣。他在辅佐幼皇帝过程中, 为了明朝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颁发新政、整顿朝纲和经济, 力争改革官僚机构作风, 现实了真正的富国富民, 并鞠躬尽瘁地帮助万历皇帝坐稳江山, 其忠心天地可鉴。但是他在改革过程中, 也有不合理之处, 如在改革税务方面, 他替皇帝下诏通令全国各县要按照条文规定把税收一次性缴纳完备, 不能拖欠和分批, 这既使官员无法轻易偷税漏税, 也使官民同时产生巨大的税收压力。侵犯了官员们的利益, 官员们自然对他产生不满。而张居正为完成改革事业, 便启用亲信去完成任务, 这使他落下结党营私的话柄。

在张居正之后的明朝万历首辅大臣是申时行。申时行一改张居正的作风, 采用折中的原则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 但是他的个人力量毕竟有限, 无法在制度和关系问题上力挽狂澜, 只能采纳妥协办法换取暂时的安稳, 最终也没有打消官僚们的不满, 明朝的根基逐渐动摇了。

海瑞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刚直不阿、重视法制、执法森严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饱读诗书礼仪的官僚, 极重视伦理道德, 是一位道德典范。当海瑞看到嘉靖皇帝沉迷于求仙、长生而大搞道家法术时, 冒死向嘉靖上书规劝。还有, 海瑞在南直隶任职时曾把督抚条约公开张贴到各府县。由于他对地方事务缺乏周密的考察和直接调查, 条约涉及到各县田产所有权问题, 这引起了大量民间纠纷, 因此海瑞的这场改革最终必然失败。

在历史的记载中, 戚继光是明朝最具才能的抗倭干将。他一生中率军于浙、闽、粤沿海等地抗击来犯倭寇, 经过十多年时间、大小八十多场战争, 终于扫平倭寇, 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支军队不断取得胜利, 威震四方, 于是这支军队被称为“戚家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凸显出明朝正规军的衰弱。由于戚继光按照自己创建的制度招募军队、制定纪律, 使他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却也因此埋下了蔑视权威、不听从朝廷指挥、任用私人的罪名, 再加上张居正曾经对他非常欣赏, 他受到张居正的牵连而遭到万历皇帝的误解, 最终被罢官。其实明朝整体上衰落的趋势不可避免, 很难靠戚继光一人力量来扭转, 这使他独创式的努力给自己带来不幸。

李贽是明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理学盛行的明朝, 他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种惊世骇俗的宣言。这与其正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分道扬镳, 突显了物质的重要性, 大谈功利, 相当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也因此得到当代中国思想家的爱戴, 认为他的思想中具有现代唯物主义和平等观的萌芽。黄仁宇认为李贽是在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 决不是在背叛他所热衷的儒家宗旨。李贽的思想构成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使得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界的挫败。”

二、作者的历史观

黄先生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角度, 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作用。因为他看到明朝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井井有条、秩序森严, 而实际上却是人治之下的混乱, 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 中国当时军队很多, 机构重叠, 当官的很威武, 当兵的也不少, 手里都持有武器, 但都不能对敌。黄先生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考察, 结果都不尽人意。然而明朝理学盛行, 各种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无一不程序严格, 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成为当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风俗礼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倾向, 也注定了军民遇到大灾大难时候的退让和恐惧, 这样的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 因为士兵们都来源于受到深刻理学毒害的民间百姓。其实从儒学的发展阶段来看, 万历年间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 从生、长、盛、衰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面临着衰亡了。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研究和相信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家们就应该提醒明朝该警惕了。而且, 中国必须从一个靠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国家, 过渡到靠制度化来管理的国家了。

到这里,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 他是把对明朝的历史宏观的概括落实到了微观的对个人的考察上。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 军事家戚继光, 还是思想家李贽, 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 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 而究其原因, 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 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黄先生认为,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 以增益全国财富, 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 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 在世界史实属罕见, 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 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黄先生还认为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 以道德代替法制, 至明代而极, 张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时启用私臣效忠, 申时行企图用四书五经来调和文官集团的种种矛盾, 戚继光同样组建了对自己誓死效忠的军队, 但这一切, 无助于解决制度上的弊端, 无助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 最终为僵化的体制所吞噬。因此可以说, 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 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黄先生对李贽的评价有失偏颇, 还有学者并不同意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历史的观点, 黄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黄先生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 “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 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严谨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 遂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

三、总结

《万历十五年》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深受儒教熏染的君、臣、民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极尽了人之所长, 却偏偏没有考虑到人与自然之间也应有参照系。人若生活得自然一些, 并且能够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 人会发展得更加先进。《万历十五年》的成书目的在书中结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领悟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 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 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 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对儒家思想繁文缛节的批判, 他发现:儒家学者们学习到的只是单一的封建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 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搞的都是社会关系。他们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 缺少的却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和经验, 而国家的平稳、现代化发展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相得益彰, 国家的栋梁也应该如此培养, 否则会误国误事、害人害己。他的这一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不管怎样说, 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示, 这使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种角度和见解。

参考文献

[1]朱晓鸣, 易承志.历史逻辑与《万历十五年》[J].社会科学论坛, 2008 (4) .

[2]高骊.浅谈明代道德与制度——《万历十五年》读后感[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

[3]王丽娜, 周蕾.由《万历十五年》引发的学术方法之思[J].北方文学, 2011 (12) .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篇3

关键词：万历；三个问题；政治史

一、在万历一朝的政治架构中谁才是获益者？是文官集团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需要明晰一下什么是文官集团。所谓文官集团，故名思议，就是由所有文官所组成的集团，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文官集团已经发展了两百年，没有出现后来的东林党、楚党、浙党的分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有人评价万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利用好文官集团的矛盾来提升自己的权威。

作为明朝政治架构的中流砥柱，文官集团毋庸置疑的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是获益者。他们以“道德”为武器，限制皇帝的权力；他们用集体“乞骸骨”为要挟，迫使大学士们就范；他们以文制武，让武将始终处于很低的地位。整个国家都在文官集团的掌握中，任何损害文官集团利益的事情都会被竭力阻止，怎能说他们不是获益者？

然而事情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把事情放到微观层面来看，就是另一种图景。整个文官集团虽然节节胜利，但是作为个体的文官似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皇帝虽然没有权力任意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却可以贬谪自己不喜欢的官员；一些官员为了博取“直谏”的名声而参奏其他官员，被流放、被整死、被廷杖的不计其数；万历消极怠政三十余年，除了主要官员一律不加任免，到万历后期，甚至出现六部连尚书都没有的情况，只有侍郎带着几个给事中硬顶。文官的双重性格被皇帝痛恨，而文官们自身也感到作茧自缚，“道德”这条锁链也将他们牢牢锁住，所以即使作为文官集团首领的首辅们也不能幸免。

总体来看，没有人是获益者，作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和文官们，他们拥有的已经太多了。

二、“道德”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道德代替法律”的弊端体现在哪里？

明代的官员俸禄极低，如果只靠俸禄生活，那大家可能都要像海瑞那樣生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官集团，手握权力却不能享受，这不符合人的本性，于是“常例”成为合法收入，于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以道德代替法制”其实就是以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来维系整个国家的稳定。

再深一层探究，“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作为立国之本的“道德”，不能被质疑。如果敢质疑道德，那么整个明王朝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于是万历皇帝有苦难言，面对文官们的指责，他无可奈何，自己无权选定继承人，不能练兵、不能出游，因为文官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惩罚他们自己就变成“不道德”的昏君，心灰意冷的万历宁可无聊到看宦官们掷银为戏，也不想再跟文官打交道；张居正亦有苦难言，被“夺情”一事参得焦头烂额却无话可说，因为如果他进行反抗，就会背上 “不忠不孝”的罪名，就是与传统和道德为敌。其次，因为“道德”不能被质疑的特性，“道德”变得十分的好用，文官集团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相信“把技术问题翻译成道德问题”，是文官们苦心创造而且乐于看到的结果。再次，“以道德代替法制”让社会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既然“道德”如此好用，那么 法制不用调整了，因为在需要的时候道德会作出裁决；财政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官员们是有道德的他们会约束自己；军事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道德会让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也是一块绊脚石。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即使所有的官员都像海瑞一样克己奉公，社会只能良好地保持传统和稳定，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三、在政治、军事、经济都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为什么明朝没有就此灭亡？

黄仁宇先生给出了一个圆滑的解释：“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那么这“惯性的作用”都包括些什么呢？第一，是我们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作为国家的支柱有着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正是这种稳定性维持着国家的正常运转。虽然皇帝不管事，但该有的仪式一样都没有少，京察也没有因此中断，大大小小的官员继续各司其职，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弊，张居正被清算后就开始弹劾戚继光，因为当时的戚继光不被需要，而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因为文官们明白只有他才能承担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文官集团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承担起让帝国正常运转的责任。第二，道德的教化体现了应有的作用。以抗击倭寇为例，“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第三，我认为是黄仁宇先生侧面提到的地方官员的作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权力是几乎没有限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地方官的管辖范围之内，只要在京城找到靠山，堵住文官们的嘴，地方官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胡宗宪找了严嵩当靠山，在打击倭寇的时候得心应手，即使有人参劾也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谭纶有张居正的支持，他提拔戚继光，并支持和保护戚继光建立“戚家军”，为打击倭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代除了很多伟大的地方官员如王阳明、海瑞等，他们手中的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在地方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地域较小、文化相近，地方官员因地制宜更加容易获得成功。因此，京城由于皇帝的怠政而出现的政治混乱对地方影响不大，相反的，地方官员或许会获得更多自由来化解地方社会的矛盾、解决地方社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涛.明代科道监察与晚明党争[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4

这本书在学界固然自出世洛阳纸贵，但在坊间开始口口相传好像还是《明朝那些事》火了之后，读者求有没有和《明朝那些事》类似的书，这本纯学术性著作才被推荐并熟知。二者写历史的方法相似，不编年，不传记，依照作者意图作出相应的排列组合。但《明》作为故事小说看很好，风风火火，几百年风云变幻一个月看完，大呼过瘾。但是看完后会觉得除了感叹一下沧海一粟，时过境迁，接着就可以重新梳理心情去看下一本书了。书里写的故事很精彩，根据事实写出来的事情所以难免重复，所以我觉得《明》有一个缺憾就是没有把历史中轮回宿命的东西的升华出来，写地更加震撼心灵一些。《万》在点评李贽万年论史的著作时说“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上若干评论。”其实这个中性的点评也挺适合《明》的。作为美国学生教材的《万》又在深度上如何呢？

《万历十五年》第一章“万历皇帝”，看得我饶有兴致，因为和《明》用的是同样的笔法。9岁小皇帝成长，首辅张居正的勤政，通过一个个事例刻画地栩栩如生。看着看着不禁想这是不是又是一部借古讽今的作品。比如我发现原来中国官员需要官员打伞的传统是文化的传承啊~~！因为古时上朝，雨雪不断，但是官员要手持牙笏，所以批准由张伞的随从一同进宫上朝。但时至今日，牙笏没了，随从却传了下来~~于是就在这种看故事加上自己的发散中结束了第一章。

接下来的三章就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历史环境的情形及形成原因。（自此一下三个自然段均为我自己的一些薄见，不是书中黄先生所述）万历皇帝从起初的主动好学，准备励精图治，到后来的不理朝政，这和当时的文官强大有很大关系。皇帝和文官间缺少一个丞相形成一个三方博弈，所以皇帝只能以消极来作为两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这样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所以1587年就正好形成了一个转折；张居正生前的飞扬跋扈变成身后差点被挖坟掘墓，作者通过史实精妙的分析，但是最后也没有给张居正盖棺定论，很巧妙；申时行这个人物我在读此书之前是压根没听说过的（惭愧），他的特点是中庸，温厚，这种人最容易在政治斗争中存活，但是也一般没有什么大作为的，他的目的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国中不要出什么打乱，自己不求名垂千史，只求不要遗臭万年。他个人是实现了自我，但是放在打历史的条件下，他无疑也不能被打高分。张居正死后的被清算，致使申时行不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甚至把张的一些积极的政策给取消。比如张

居正在位时的丈量土地方法被取消，全国要重新丈量以供税收。这样，张在位时一些秉公执法丈量十分详尽，把政策贯彻得力的官员反而因为新丈量方法的不同导致两次丈量土地偏差过大而被指责；一些张在位时模棱两可的官员此时却变成了有功之臣。

第五章讲了海瑞，这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官，真的没对历史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他的唯一作用就是当作了世人的楷模，时至今日依然是这样。他严格按照法度办事，国家给的年奉根本不够用，所有官员都在利用各种潜规则为自己中饱私囊，而海瑞依然只领固定的死工资，以至于在死后连做棺材的钱都没有。于是可笑的就是在道德高于法度的社会中，往往不道德却占了大多数。（似乎又在借古讽今）海瑞的官越做越大，但始终没他的名声大。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好名声耿直的建立的确是在一件件为民的小事中而不是当时流行的“讪君卖直”中建立的。无奈名气实在太响，内阁首辅张居正都无法安排给他工作，安排的低了人民不愿意，太高的话以海瑞的耿直作风和威信自己可能就没饭吃了。最后找了一个二品大员，类似“齐天大圣”式的摆设职位给他。海瑞此时不干了，连孙悟空都看穿的把戏自己岂能忍气吞声，他给张居正写信，希望大人能帮帮自己。这时聪明的张居正找了个轻罪干脆让他回家赋闲了。这一去就是15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毕竟知识分子还是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张居正下台后，海瑞以72岁的高龄重返仕途，以为自己可以老骥伏枥，但是没想到安排给自己的还是给百姓膜拜的不能动的佛龛，自己成了政治家愚民的玩

物，给皇帝反应，万历却还是只了解，不处理。于是海瑞连续提出七次辞呈，却没被批准，因为官员不能违背民意撤掉海瑞，而海瑞却极度地对政治失望了。正当矛盾激化时，在1587年年底，海瑞突然去世。政坛顽固的障碍被扫去，海瑞永远活着人民心中。

再说军事方面，本书第六章给我们还原了一个较为真实的戚继光，作战英勇练兵有方的民族英雄固然鲜活，但是他由于张居正的赏识而发迹，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和张首辅的密切联系我却是首次耳闻，尤其是他向张居正献美女“千金姬”的这种做法让人大跌眼镜，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却跃然纸上。张居正垮掉后，戚继光由于被人污蔑与张同谋，妄图谋反，致使兵权旁落。而“戚家军”却是一支严重依靠唯一精神将领的军队，所以明朝的军队也开始走向衰落。而申时行在当时是最有可能为戚继光翻案的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力大，精力不够？）申时行把自己的大半心思全放在了重树大明朝礼数上，而万历皇帝爷也在和自己的大臣玩着年复一年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博弈。于是在1588年1月17日，戚继光郁郁而终。而就在这一年前，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了全面征英的历程。

王小波说此书似一面镜子，我的确在万历的优柔与矛盾，申时行的努力寻求平衡等等上面看到了自己，以及自己对历史的新的感悟。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5

既然现实如此，戚继光也没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软实力照样横扫倭寇。更能体现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对于政治也是洞若观火，本朝重文轻武，文官们不会容忍武将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只是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让他受益良多。这一点，值得海瑞学习，虽然海瑞是文官，戚继光是武将，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个武将，戚继光更像文官。这对他们的仕途有决定性作用，海瑞被弹劾被迫去职，而戚继光则得到了一个武将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并不是说他们做官只是为了虚名，不过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脚不是吗?

可单单凭借这些，亦不足以帮助戚继光建功立业，还要朝中有人。张居正和戚继光可谓黄金搭档，他们都有雄心壮志，都有锐意改革的决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华，因此张居正对于戚继光也是尽力提携，为他创造出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才有了戚继光的赫赫战功。

前文所述皆为作为一名将领的戚继光，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另一个戚继光。戚继光会写诗，这样的跨界是相当难得的，这也为他赢得了文官们的尊重，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艺多不压身啊。

最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的是一条铁律，张居正是这样，海瑞是这样，戚继光也没能例外。其实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让家人给张居正馈赠礼物就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他娶妾生子，却把他们隐藏起来，他泼悍的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戚继光并不能完美地适配于传统的道德框架，在颂歌里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不过在历史中，我们要直面它。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6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精选） 篇7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 自 由 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8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俞大猷，也都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1583年春的会试，万历皇帝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是因为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或许他已感觉到自己拯救一个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摇摇欲坠的大王朝的无力。在与文官集团经历了长达的立太子之争，万历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并开始长期罢工，直至16万历驾崩，帝国暮气，回天乏术，24年后，整个明朝灭亡。

看到此时，非常纳闷，为什么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会如此之深，到可以终身不上朝?是只有万历如此还是明朝的皇帝均是如此?可能都是如此吧，他抗争过，尽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但被剥夺个人意志的他抗争不过2万人的文官集团，抗争不过没有法治只讲道德终要走向灭亡的封建帝制。万历登基时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曾经也勤勉朝政励精图治，关心国家和人民，可当一个摆设的皇帝真的是一件让人厌倦的事，罢了罢了。

关于张居正，因为其是湖北江陵人，印象深刻当年高考语文(湖北考生)的阅读理解就是选自熊召政的《张居正》，后来也听郦波教授在百家讲坛讲《风雨张居正》，虽不太记得清内容了，但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如泣如诉的语风难以忘记。“整顿官吏，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明朝那些事儿》对他如此评价：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不说他身负绝学，改革创新，也不说他专断独行，表里不一，只是想不到在其死后遭万历清算抄家掘坟，曾经的亦师亦父，亦臣亦友的情谊可以变得如此决绝，不禁唏嘘，或许不止张居正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人性本就复杂。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世界局势如是。而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最开始是从老板口中听到的，当时查了资料并没研究出什么所以然，待今日重读本书，发现“鸳鸯阵法”其实是因时制宜之策略，是在军事创新与政治妥协之间实现平衡的智慧之举。从古至今，改革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充当改革家，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更要有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理到企业发展中，最完美最先进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无法执行的，在妥协中务实前进，达成目标或许才是法则。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间，发生的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此乃作者的“大历史观”。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9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不能决断，而立储之事成了他的爆发点，于是他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往往随着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更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读到张居正，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0

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海瑞、张居正，靖难之役，还有明朝东厂和西厂、锦衣卫……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比如下面的经典段落：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 篇11

1、“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怔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似历史的重点。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这是文章接近开头的部分。看似简洁的叙述，却又能引起读者兴趣。而更重要的是，可能很多读者都没有想到，作者所说的“小事”，其实就是由万历皇帝、张居正、戚继光、李贽、海瑞、申时行等大人物作为主角的。很好地体现了黄仁宇先生的见小见微的历史理论分析方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原名就叫作“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

2、“但是无论张居正如何精明干练，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条他是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女色。”

“极为罕见的机会居然在1581年来到。这一年冬天，慈圣太后跟前的一个宫女偶然地被皇帝看重。这个年轻的宫女就是后来所称的孝靖王娘娘，万历称之为恭妃王氏，她在和万历发生关系以后不久就有了身孕。万历起初还不敢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所以到了1582年阳历3月，他一日而娶九嫔时，她还不在选。等到后来太后发现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因有了抱孙的机会而大为高兴。王氏在7月被封为恭妃，8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子被命名为常洛，是万历的长子。„„但在各种正式的文书之中，常洛的头衔只是皇太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头衔必须经过正式的仪式郑重册封。

„„元辅张居正没有来得及参与这次大庆，竟溘然长逝。开始

得病，据说只是腹疾，有的医生建议用凉药下泻即可痊愈。但不久即病情转剧而至不治，这实非意料之所及。张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终以万历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赍志以没，抱恨终天。„„在这里，我们暂时放下万历皇帝失去了张先生的悲痛而接着叙述他和女人的关系。在九嫔之中，有一位后来就被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当时万历已经18岁了，但对一个14岁的小女孩一往情深。当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之中，就使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个极重的政治危机。

„„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的历久不衰。„„

她看透了他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作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别的妃子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伸出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代工，万历皇帝在历史

上是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处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成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隧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郁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向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再也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向这样又二十年。„„

在御宇48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力，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既恭妃王氏的棺木之间。他所宠爱的贵妃郑氏比他多活了十年。由于她被认定是国家的妖孽，所以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这一段摘抄跨度较大，亦有删减。

有一句经常用来评价此书的话是这么说的：“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我觉得，黄仁宇先生之所以是个较有争议性的人物，也是始于他这种类似写小说的叙述历史的风格。但是这样的历史书籍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通俗易懂且引人入胜，这对引起读者共鸣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而且黄仁宇先生总能抓住经典、有趣的实例，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问题的尖锐性，即使不明说，却亦能让人有所感悟，可以说是智者之为。这几段的摘抄，主要是在描写书中最主线的人物——万历皇帝，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带领着这个朝代由中兴走向了衰败。制度不允许他的个性得到发展，亦无法满足他的精神需求。在书里，我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历史，而是有着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内心矛盾的“人”的历史，可能这样以来文字会带有一些主观的色彩，但是比起那些单纯由经济、政治、文化来机械地分析历史问题的文章，难道这些文字不显得更有魅力？我想这也就是为何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书籍能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亦是如今不少畅销书籍的窍门所在。）

3、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拼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年，表面上似乎的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贪污无比，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篇12

海瑞其人——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当他回顾他的做官史，他还是一个小小教谕的时候，面对知府的视察，他拒不下跪，因此得名“海笔架”。纵观他那没有一丝灰色收入的一生，可以称其为“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当他成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敢于直接向皇帝上奏，说他一意修炼成仙;竭尽老百姓的脂膏，滥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临朝，法规纪律松懈。官吏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时常发生，盗贼四起而且越来越厉害。

陛下试想当今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啊?连嘉靖看了都连连摇头，说：“这个人大概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看到了帝国的黑暗，只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勇士，却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