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简介（精选8篇）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所以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1、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3、丈夫四海志，万里犹比邻。
4、名在壮士藉，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5、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
6、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
7、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
8、天称其高乾，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河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9、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10、恩爱不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11、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12、燕雀戏藩柴，安知鸿鹄游?
13、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
14、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
15、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6、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17、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18、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整理
19、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20、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21、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22、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3、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玉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24、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25、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26、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27、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
28、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
29、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词句注释
①持：用来、用作。 羹(gēng)：用肉或策做成的糊状食物。
②漉(lù)：过滤。 豉(chǐ)：煮熟后发酵过的豆。有版本也作菽(shū)。
③箕(qí)：豆茎，晒干后用作柴火烧。
④釜(fǔ)：古代的.一种锅
⑤煎：煎熬，比喻迫害。
白话译文
煮豆来做豆羹，过滤的豆子做成汁。
豆杆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
豆杆和豆子本是从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为什么要相互煎熬逼迫得那么狠呢?
创作背景
黄初元年(2)正月，66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太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最早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后来流传的仅有四句，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为它是否真出于曹植之手尚难肯定。然《世说新语》的作者去曹魏之世未远，所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据《世说新语》中引《魏志》中了也说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曾试之以《登铜雀台赋》，植援笔立成，而且斐然可观，所以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这样一首好诗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教学〈〈七步诗〉〉时，我先请学生根据预习情况来简介作者及写作背景，再根据学生的回答作补充介绍。接着请学生读读诗歌，在多读几遍诗歌后，我要求学生借助文中的注释，了解诗歌的大意，并让学生在小组内互相纠正读音，说说诗句的意思，而后在班级里进行交流，我适时点拨指导，指导学生边读边在头脑中形成画面，把想象到的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而后我请学生说说诗人用萁和豆来比喻来比喻谁和谁的关系。并让学生想想本来是兄弟，却这样苦苦相逼，诗人的心情应是怎样。我再指导学生用悲愤之情来朗读这首诗，学生多次练习朗读这首诗后，我请学生练习背诵这首诗，并告诉学生这首诗内容浅显易懂，回去后，可把这首诗及其来历讲给伙伴们听。
作品原文
版本一
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①，漉豉以为汁②。
萁在釜下燃③，豆在釜中泣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⑤?
版本二
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注释
①持：用来、用作。 羹(gēng)：用肉或策做成的糊状食物。
②漉(lù)：过滤。 豉(chǐ)：煮熟后发酵过的豆。有版本也作菽(shū)。
③箕(qí)：豆茎，晒干后用作柴火烧。
④釜(fǔ)：古代的一种锅
⑤煎：煎熬，比喻迫害。
译文
煮豆来做豆羹，过滤的`豆子做成汁。
豆杆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
豆杆和豆子本是从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为什么要相互煎熬逼迫得那么狠呢?
创作背景
黄初元年(2)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太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文帝)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最早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后来流传的仅有四句，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为它是否真出于曹植之手尚难肯定。然《世说新语》的作者去曹魏之世未远，所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据《世说新语》中引《魏志》中了也说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曾试之以《登铜雀台赋》，植援笔立成，而且斐然可观，所以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这样一首好诗也完全是可能的。
《七步诗》的真伪存在很大争议。余秋雨认为，以曹丕(文帝)的智商，不大可能在宫殿上做这样残暴而又儿戏式的恶作剧。况且曹丕(文帝)深知曹植才思敏捷，要刁难他也不会做得这么笨。余秋雨认为这首诗比喻得体，有乐府风味，很可能确实是曹植的手笔，但创作时的戏剧场面，大约就是后人虚构的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系罗贯中伪作，不是七步诗的原文。
作者简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郡(今安徽毫州人)。三国时期的文学家。他是曹操的第四子，曹丕(文帝)的同母弟，封陈王。因富于才学，早年曾受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及曹丕(文帝)、曹龊为帝，备受猜忌，郁郁而死。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kòng xián pò zuǒ de ，yòu fā cuī yuè zhī 。yǎng shǒu jiē fēi náo ，fǔ shēn sàn mǎ tí 。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jiǎo jié guò hóu yuán ，yǒng piāo ruò bào chī 。biān chéng duō jǐng jí ，lǔ qí shù qiān yí 。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yǔ xí cóng běi lái ，lì mǎ dēng gāo dī 。zhǎng qū dǎo xiōng nú ，zuǒ gù líng xiān bēi 。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qì shēn fēng rèn duān ，xìng mìng ān kě huái ？fù mǔ qiě bú gù ，hé yán zǐ yǔ qī ！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míng biān zhuàng shì jí ，bú dé zhōng gù sī 。juān qū fù guó nán ，shì sǐ hū rú guī ！
王昌龄《诗格》主要写了什么内容?王昌龄《诗格》对曹植诗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哪?
唐代诗论侧重对诗之作法的探讨。《诗格》，旧题唐王昌龄撰。关于《诗格》的作者、流传情况及其内容的真伪，学界有关注。《四库全书总目录》《吟窗杂录》提要曰：“前列诸家诗话惟钟嵘《诗品》为有，而删削失真。其余如李峤、王昌龄、皎然、贾岛、齐已、白居易、李商隐诸家之书，率出依讬，鄙倍如出一手。”司空图《诗品》提要亦云：“唐人诗格传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对此论已受到不少学者的怀疑。[2]而且，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有云：“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弘法大师空海全集•性灵集》)可见，空海入唐亲眼见到《诗格》并得到题为王昌龄的《诗格》是有据可循的，遗憾的是此书早已散佚，但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诗格》作者为王昌龄。其流传至今主要有两种：其一为《文镜秘府论》征引部分，这一部分当出于王氏;其二为《吟窗杂录》所收王昌龄《诗格》，其中难免真伪混杂。[4](p147)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曰：“《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载王昌龄《诗格》二卷，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即改载为《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斥为伪书。但《秘府论》地卷《论体势类》，南卷《论文意类》最前所引或曰四十余则，皆疑为真本王昌龄《诗格》的残存。”卢盛江先生也认为：“吟窗本《诗格》和《诗中密旨》可能都经后人改篡。但其中有些材料也可能要具体分析。”以上所论有助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所论及的《诗格》包括《文镜秘府论》征引部分与《吟窗杂录》所收部分。《诗格》主要论及了作诗之法与病犯避忌，但内容琐细，格式繁多，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诗格》对曹植诗的批评，由此也折射出王昌龄的一些诗学思想。
一、“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对曹植诗的总体评价
《诗格》卷上“论文意”条曰：“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古诗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当句皆了也。其次《尚书》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载。’亦句句便了。自此之后，则有《毛诗》，假物成焉。夫子演《易》，极思于《系辞》，言句简易，体是诗骨。夫子传于游、夏，游、夏传于荀卿、孟轲，方有四言、五言，效古而作。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谊谪居长沙，遂不得志，风土既殊，迁逐怨上，属物比兴，少于《风》、《雅》。复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刺，失于本宗。乃知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从此分焉。汉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从此之后，递相祖述，经纶百代，识人虚薄，属文于花草，失其古焉。中有鲍照、谢康乐，纵逸相继，成败兼行。至晋、宋、齐、梁，皆悉颓毁。”此论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王昌龄《诗格》是主张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贵乎自然而反对藻饰的诗学观念。这正如其所云：“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并认为自贾谊谪居之辞有怨声之后，骚人之作兴，且皆有怨刺，而失之于本宗，但对于汉魏之曹植、刘桢，《诗格》却认为他们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此后之文，皆失其古焉，甚至认为，文章至晋、宋、齐、梁“皆悉颓毁”。此论不免有言语过激之嫌，但他认为诗歌兴于自然，肯定曹、刘二人之作皆气高出于天纵，并感慨后人失其古焉，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二是《诗格》在此以曹植、刘桢并称，肯定他们的“气高出于天纵”，此“气”应与自然的音律及风骨相关。罗根泽先生在《文学批评史》中对文气与音律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所以曹丕论文气，而斤斤于‘气之清浊’。稍具体的音律，是‘体势’，所以‘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不过，‘文气’与‘体势’，虽然暗示文学上的音律，但那是最自然的，不可捉摸的音律，不是有规矩可循的音律。有矩可循的音律说的创始者是沈约。”[5](p169)此论颇为中肯。可见，音律始于曹植梵音制声，而成于沈约。曹植刘桢诗颇具自然的声律，更接近于古诗，少了雕琢的痕迹，属自然之韵，故被《诗格》称为“气高出于天纵”。
其实，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也有相类的评价，其曰：“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在此，是将曹植与王粲并称，赞誉二人皆以“气质”为体，而钟嵘又评曹植诗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以上“气”、“气质”及“骨气”皆与风骨、声律相通。如曹学佺评《文心雕龙•风骨》曰：“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在此，他阐明了风、骨和气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又评《文心雕龙•声律》曰：“声律以风胜，知风则律调矣”，在此，又阐明了风与声律之关系，此外，他还评曰：“外听，风声也;内听，风骨也”，在此，他又阐明了风与风骨内外表里之关系。由此，曹植诗的气与风骨、声律之浑然一体了然矣!而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曾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明练，有金石声。”他批判齐梁诗风，指出其弊病，即“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也旗帜鲜明地肯定以曹植诗文为代表的建安风骨，可以说此论与王昌龄《诗格》的观点如出一辙。陈子昂是通过对东方虬诗歌《咏孤桐篇》的称赞，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新诗风的要求，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骨气”即“风骨”，所谓“端”，即为“端直”，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所云：“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一作生)焉。”[11](p513)所谓“音情顿挫”，则指音韵声律之美，情感沉郁顿挫，从而其语势波澜壮阔、感荡人心。陈子昂是将建安文学作为具风骨美的典范，进而推重、提倡，曹植诗当然是陈子昂所推重、提倡的具建安风骨之作。可见，陈子昂的这一主张与王昌龄《诗格》对曹植诗的批评观点相一致。
二、“事须轻重相间，仍须以声律之”：从用字、声律等方面对曹植诗的批评
首先，“论文意”条曰：“夫文章，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声即稳也。其中三字纵重浊，亦无妨。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若五字并轻，则脱略无所止泊处;若五字并重，则文章暗浊。事须轻重相间，仍须以声律之。如‘明月照积雪’，则‘月’、‘雪’相拨，及‘罗衣何飘飖’，则‘罗’、‘何’相拨，亦不可不觉也。”此段所论及的“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即为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中诗句。所论“罗衣何飘飖”即为曹植的乐府诗《美女篇》中诗句。在此，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诗格》非常注重作诗时用字的轻清重浊。如他认为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其中第三字纵使重浊也无妨，并举曹植诗句“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来明之。且若五字皆用轻清之字，或皆用重浊之字，都会影响到诗的效果，如此就会使得诗句或轻飘无所止处，抑或音重暗浊。“文意论”条有云：“凡文章体例，不解清浊规矩，造次不得制作。制作不依此法，纵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诗格》“调声”条亦云：“律调其言，言无相妨。以字轻重清浊间之须稳。至如有轻重者，有轻中重，重中轻，当韵之即见。且“庄”字全轻，“霜”字轻中重，“疮”字重中轻，“床”字全重。如“清”字全轻，“青”字全浊。诗上句第二字重中轻，不与下句第二字同声为一管。上去入声一管。上句平声，下句上去入;上句上去入，下句平声。以次平声，以次又上去入;以次上去入，以次又平声。如此轮回用之，直至于尾。两头管上去入相近，是诗律也。”可见，《诗格》关于用字的轻重清浊与四声的斟酌颇为讲究，它直接涉及诗律的和谐。二是《诗格》在用字轻重之间，还讲究以声律来协调，并举谢灵运《岁暮》诗句“明月照积雪”(《艺文类聚》卷三)，与曹植《美女篇》诗句“罗衣何飘飖”来明之。关于声律，《诗格》另有论及，曰：“乐府者，选其清调合律，唱入管弦，所奏即入之乐府聚之。如《塘上行》、《怨诗行》、《长歌行》、《短歌行》之类是也。”《诗格》认为乐府选清调合律，唱入管弦。再如“论文意”条所云：“夫诗格律，须如金石之声。《谏猎书》，甚简小直置，似不用事，而句句皆有事，甚善甚善。《海赋》太能。《鵩鸟赋》等，皆直把无头尾。《天台山赋》能律声，有金石声。孙公云‘掷地金声’，此之谓也。”[4](p168)《诗格》认为，作诗用字轻重、清浊之间须稳;同时又须以声律协调，律有金石之声者为佳作。在此方面，《诗格》对曹植的《杂诗》、《美女篇》等诗显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其次，《诗格》论及势对时对曹植的《赠王粲》与《七哀诗》有批评。《诗格》“势对例五”条曰：“一曰势对。二曰疎对。三曰意对。四曰句对。五曰偏对。势对一。陆士衡诗：‘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筭。’曹子建诗：‘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以‘多念’对‘百忧’，以‘咸同志’对‘不可筭’是也。……句对四。曹子建诗：‘浮沈各异势，會合何时谐。’”此段所论“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筭”为陆机诗《拟今日良宴会“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为曹植诗《赠王粲》;[12](p451)“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即曹植的《七哀诗》。《诗格》认为，“对”作为诗法之一，有诸多对法：如势对、疎对、意对、句对与偏对等五种。在“势对一”条中，论及陆机诗与曹植《赠王粲》，认为诗中的“多念”与“百忧”对，“咸同志”与“不可筭”对。在“句对四”条中，论及曹植的《七哀诗》中“浮沉各异势”句与“会合何时谐”句对。《诗格》所论关于“对”的.作诗之法颇为讲究，正如《诗格》“论文意”条所云：“夫诗，有生杀回薄，以象四时，亦禀人事，语诸类并如之。诸为笔，不可故不对，得还须对。夫语对者，不可以虚无而对实象。若用草与色为对，即虚无之类是也。”[4](p168)他认为，“对”有四时与人事之对，有虚无与实象之分。此外，《诗格》还有云：“凡文章不得不对。上句若安重字、双声、叠韵，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名为离支;若上句用事，下句不用事，名为缺偶。故梁朝湘东王《诗评》曰：“作诗不对，本是吼文，不名为诗。”)除此之外，《诗格》还有关于语势与对之论，曰：“诗有意好言真，光今绝古，即须书之于纸;不论对与不对，但用意方便，言语安稳，即用之。若语势有对，言复安稳，益当为善。”以上又从作诗时用字之轻重、双声叠韵以及用事、语势等方面，来对诗“对”加以规范，听持诗之“对”法不可谓不严格。然而，至于曹植的《赠王粲》与《七哀诗》等诗，《诗格》所评显然认为曹植用之得法。
再次，《诗格》从比、兴方面还评及曹植的《杂诗》。“文意论”条曰：“诗有平意兴来作者：‘愿子励风规，归来振羽仪。嗟余今老病，此别恐长辞。’盖无比兴，一时之能也。诗有‘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则曹子建之兴也。阮公《咏怀诗》曰：‘中夜不能寐(谓时暗也)，起坐弹鸣琴(忧来弹琴以自娱也)，薄帷鉴明月(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蔽君犹如薄帷中映明月之光也)，清风吹我襟(独有其日月以清怀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近小人也)。’”“愿子励风规”一诗指徐陵《别毛永嘉》诗，诗句“高台多悲风”则出自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篇)。在此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诗格》认为诗有时要凭借于比兴来表达。他认为如徐陵的《别毛永嘉》诗即无比兴，大概是诗人一时之意的表现，而诸如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篇)即用了比兴，评者就颇为推重。《文选》有题解曰：“此六篇并讬喻伤政急，朋友道绝，贤人为人穷势。
别京已后，在郢城思乡而作”，《文选》有注云：“《新语》曰：高台，喻京师。悲风，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狭，比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在此，具体明确地分析了曹植《杂诗》比兴的运用。二是《诗格》非常注重诗之景与意的契合。也正如《诗格》所云：“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似，仍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在此，《诗格》认为山林、日月与风景皆为意而作。而比兴即为达到景与意相融之诗法。《诗格》在对曹植等人诗作的批评之后又云：“凡作文，必须看古人及当时高手用意处，有新奇调学之。诗贵销题目中意尽。然看当所见景物与意惬者当相兼道。若一向言意，诗中由此可见，《诗格》之所以认为徐陵《别毛永嘉》是“盖无比兴，一时之能也”，应该是因为诗人之“意”居多，而无景之比兴，有“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之弊，而曹植《杂诗》等诗，景与意通过比兴而相融，则可谓是景物与意惬者相兼道矣!比、兴作为诗之作法，在《诗格》对诗之起首的探讨时也有所论及。
此外，《诗格》从起首景物入兴方面对曹植《七哀诗》有批评。《诗格》“起首入兴体十四”条曰：“一曰感时入兴。二曰引古入兴。三曰犯势入兴。四曰先衣带，后叙事入兴。五曰先叙事，后衣带入兴。六曰叙事入兴。七曰直入比兴。八曰直入兴。九曰讬兴入兴。十曰把情入兴。十一曰把声入兴。十二曰景物入兴。十三曰景物兼意入兴。十四曰怨调入兴。……景物入兴十二。曹子建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此诗格高，不极辞于怨旷，而意自彰。”[4](p174)《诗格》认为诗之起首，有十四种方法：有感时入兴、引古入兴、犯势入兴、先衣带后叙事入兴、先叙事后衣带入兴、叙事入兴、直入比兴、直入兴、讬兴入兴、把情入兴、把声入兴、景物入兴、景物兼意入兴与怨调入兴等。其中在“景物入兴十二”中论及曹植的《七哀诗》，并认为此诗诗格高，辞不极于怨旷，而诗意彰显。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二：一是《诗格》注重诗之诗格的高低，而意之高下为判断标准。如“调声”条云：“凡四十字诗，十字一管，即生其意。头边廿字一管亦得。六十、七十、百字诗，廿字一管，即生其意。语不用合帖，须直道天真，宛媚为上。且须识一切题目义最要，立文多用其意，须令左穿右穴，不可拘捡。作语不得辛苦，须整理其道、格。(格，意也。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下格。)”可见，《诗格》注重诗意之天真、自然，推重风格的委婉与蕴藉;意高为格高，意下为格下。二是《诗格》认为曹植《七哀诗》是景物为诗之起首入兴，虽无极于怨语饰藻，而其意自彰，故评此诗为诗格高。可见，《诗格》除了注重诗意的高下，又与前面所述重诗之景与意相契合的诗学思想相一致。正如“论文意”条另有云：“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目见之象，作为诗意之兴，其意本乎物象，了见其象，诗意出乎万人之境，诗格自高矣!《诗格》所评曹植《七哀诗》即为如此。
三、“诗有五趣向”：从总体风格等方面对曹植诗的批评
首先，《诗格》“诗有五趣向”条评及了曹植的《函京》诗。“诗有五趣向”条曰：“一曰高格。二曰古雅。三曰闲逸。四曰幽深。五曰神仙。高格一。曹子建诗：‘从军度函谷，驰马过西京。’”《诗格》认为，诗有五种趣向，即指诗有五种总体风格：即高格，古雅、闲逸、幽深与神仙等。高格，同上所论，指诗意高，即诗之立意高远，意境壮阔;古雅，侧重指诗之含蓄雅致;闲逸，侧重指诗之恬淡优雅的情趣：幽深，侧重指诗之意蕴深远;神仙，侧重指诗之飖逸空灵的总体风格。而《诗格》在此所评诗句“从军度函谷，驰马过西京”，即为曹植诗《函京》，于曹植的《函京》诗，他认为其属于高格。《诗格》关于高格的论述，“论文意”条有云：“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观。古文格高，一句见意，则‘股肱良哉’是也。其次两句见意，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诗，四句见意，则‘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也。又刘公幹诗云：‘青青陵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弦一何盛，松枝一何劲。’此诗从首至尾，唯论一事，以此不如古人也。”由此可见，《诗格》认为诗之格高，在于“一句见意”，而其之所以评曹植《函京》一诗为格高，则跟此诗句“两句见意”不无相关，尤其是，诗句中“驰马”一词，又将诗人想快些抵达京城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以上当为《诗格》谓之其高格之主要原因。
其次，《诗格》“常用体十四”条对曹植《赠丁翼》有评价。“常用体十四”条曰：“一曰藏锋体。二曰曲存体。三曰立节体。四曰褒贬体。五曰赋体。六曰问益体。七曰象外语体。八曰象外比体。九曰理入景体。十曰景入理体。十一曰紧体。十二曰因小用大体。十三曰诗辨歌体。十四曰一四团句体。……褒贬体四。曹子建诗：‘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此褒体也。刘越石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此贬体也。”《诗格》将诗分为十四种常用体，分别为：藏锋体、曲存体、立节体、褒贬体、赋体、问益体、象外语体、象外比体、理入景体、景入理体、紧体、因小用大体、诗辨歌体与一四团句体等。其中在“褒贬体四”中评及曹植诗《赠丁翼》，认为诗句“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为褒体，将之与刘琨诗《重赠庐谌》比较批评，认为刘诗则为贬体。
此外，《诗格》“诗有六贵例”评及曹植的《赠王粲》一诗。“诗有六贵例”条曰：“一曰贵杰起。二曰贵直意。三曰贵穿穴。四曰贵挽打。五曰贵出意。六曰贵心意。……挽打四。曹子建《赠友人》：“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4](p188)在此，《诗格》认为诗有六贵例，分别为：贵杰起、贵直意、贵穿穴、贵挽打、贵出意、贵心意等。在“挽打四”中，举曹植《赠友人》，即《赠王粲》为例以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