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简介(精选8篇)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所以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1、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3、丈夫四海志,万里犹比邻。
4、名在壮士藉,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5、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
6、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
7、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
8、天称其高乾,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河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9、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10、恩爱不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11、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12、燕雀戏藩柴,安知鸿鹄游?
13、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
14、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
15、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6、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17、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18、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整理
19、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20、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21、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22、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3、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玉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24、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25、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26、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27、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
28、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
29、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词句注释
①持:用来、用作。 羹(gēng):用肉或策做成的糊状食物。
②漉(lù):过滤。 豉(chǐ):煮熟后发酵过的豆。有版本也作菽(shū)。
③箕(qí):豆茎,晒干后用作柴火烧。
④釜(fǔ):古代的.一种锅
⑤煎:煎熬,比喻迫害。
白话译文
煮豆来做豆羹,过滤的豆子做成汁。
豆杆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
豆杆和豆子本是从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为什么要相互煎熬逼迫得那么狠呢?
创作背景
黄初元年(2)正月,66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太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最早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后来流传的仅有四句,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为它是否真出于曹植之手尚难肯定。然《世说新语》的作者去曹魏之世未远,所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据《世说新语》中引《魏志》中了也说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曾试之以《登铜雀台赋》,植援笔立成,而且斐然可观,所以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这样一首好诗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在教学〈〈七步诗〉〉时,我先请学生根据预习情况来简介作者及写作背景,再根据学生的回答作补充介绍。接着请学生读读诗歌,在多读几遍诗歌后,我要求学生借助文中的注释,了解诗歌的大意,并让学生在小组内互相纠正读音,说说诗句的意思,而后在班级里进行交流,我适时点拨指导,指导学生边读边在头脑中形成画面,把想象到的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而后我请学生说说诗人用萁和豆来比喻来比喻谁和谁的关系。并让学生想想本来是兄弟,却这样苦苦相逼,诗人的心情应是怎样。我再指导学生用悲愤之情来朗读这首诗,学生多次练习朗读这首诗后,我请学生练习背诵这首诗,并告诉学生这首诗内容浅显易懂,回去后,可把这首诗及其来历讲给伙伴们听。
作品原文
版本一
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①,漉豉以为汁②。
萁在釜下燃③,豆在釜中泣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⑤?
版本二
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注释
①持:用来、用作。 羹(gēng):用肉或策做成的糊状食物。
②漉(lù):过滤。 豉(chǐ):煮熟后发酵过的豆。有版本也作菽(shū)。
③箕(qí):豆茎,晒干后用作柴火烧。
④釜(fǔ):古代的一种锅
⑤煎:煎熬,比喻迫害。
译文
煮豆来做豆羹,过滤的`豆子做成汁。
豆杆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
豆杆和豆子本是从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为什么要相互煎熬逼迫得那么狠呢?
创作背景
黄初元年(2)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太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文帝)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最早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后来流传的仅有四句,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为它是否真出于曹植之手尚难肯定。然《世说新语》的作者去曹魏之世未远,所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据《世说新语》中引《魏志》中了也说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曾试之以《登铜雀台赋》,植援笔立成,而且斐然可观,所以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这样一首好诗也完全是可能的。
《七步诗》的真伪存在很大争议。余秋雨认为,以曹丕(文帝)的智商,不大可能在宫殿上做这样残暴而又儿戏式的恶作剧。况且曹丕(文帝)深知曹植才思敏捷,要刁难他也不会做得这么笨。余秋雨认为这首诗比喻得体,有乐府风味,很可能确实是曹植的手笔,但创作时的戏剧场面,大约就是后人虚构的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系罗贯中伪作,不是七步诗的原文。
作者简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郡(今安徽毫州人)。三国时期的文学家。他是曹操的第四子,曹丕(文帝)的同母弟,封陈王。因富于才学,早年曾受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及曹丕(文帝)、曹龊为帝,备受猜忌,郁郁而死。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kòng xián pò zuǒ de ,yòu fā cuī yuè zhī 。yǎng shǒu jiē fēi náo ,fǔ shēn sàn mǎ tí 。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jiǎo jié guò hóu yuán ,yǒng piāo ruò bào chī 。biān chéng duō jǐng jí ,lǔ qí shù qiān yí 。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yǔ xí cóng běi lái ,lì mǎ dēng gāo dī 。zhǎng qū dǎo xiōng nú ,zuǒ gù líng xiān bēi 。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qì shēn fēng rèn duān ,xìng mìng ān kě huái ?fù mǔ qiě bú gù ,hé yán zǐ yǔ qī !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míng biān zhuàng shì jí ,bú dé zhōng gù sī 。juān qū fù guó nán ,shì sǐ hū rú guī !
王昌龄《诗格》主要写了什么内容?王昌龄《诗格》对曹植诗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哪?
唐代诗论侧重对诗之作法的探讨。《诗格》,旧题唐王昌龄撰。关于《诗格》的作者、流传情况及其内容的真伪,学界有关注。《四库全书总目录》《吟窗杂录》提要曰:“前列诸家诗话惟钟嵘《诗品》为有,而删削失真。其余如李峤、王昌龄、皎然、贾岛、齐已、白居易、李商隐诸家之书,率出依讬,鄙倍如出一手。”司空图《诗品》提要亦云:“唐人诗格传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对此论已受到不少学者的怀疑。[2]而且,空海《书刘希夷集献纳表》有云:“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弘法大师空海全集•性灵集》)可见,空海入唐亲眼见到《诗格》并得到题为王昌龄的《诗格》是有据可循的,遗憾的是此书早已散佚,但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诗格》作者为王昌龄。其流传至今主要有两种:其一为《文镜秘府论》征引部分,这一部分当出于王氏;其二为《吟窗杂录》所收王昌龄《诗格》,其中难免真伪混杂。[4](p147)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曰:“《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载王昌龄《诗格》二卷,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即改载为《诗格》一卷,《诗中密旨》一卷,斥为伪书。但《秘府论》地卷《论体势类》,南卷《论文意类》最前所引或曰四十余则,皆疑为真本王昌龄《诗格》的残存。”卢盛江先生也认为:“吟窗本《诗格》和《诗中密旨》可能都经后人改篡。但其中有些材料也可能要具体分析。”以上所论有助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所论及的《诗格》包括《文镜秘府论》征引部分与《吟窗杂录》所收部分。《诗格》主要论及了作诗之法与病犯避忌,但内容琐细,格式繁多,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诗格》对曹植诗的批评,由此也折射出王昌龄的一些诗学思想。
一、“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对曹植诗的总体评价
《诗格》卷上“论文意”条曰:“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古诗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当句皆了也。其次《尚书》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载。’亦句句便了。自此之后,则有《毛诗》,假物成焉。夫子演《易》,极思于《系辞》,言句简易,体是诗骨。夫子传于游、夏,游、夏传于荀卿、孟轲,方有四言、五言,效古而作。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谊谪居长沙,遂不得志,风土既殊,迁逐怨上,属物比兴,少于《风》、《雅》。复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刺,失于本宗。乃知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从此分焉。汉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从此之后,递相祖述,经纶百代,识人虚薄,属文于花草,失其古焉。中有鲍照、谢康乐,纵逸相继,成败兼行。至晋、宋、齐、梁,皆悉颓毁。”此论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王昌龄《诗格》是主张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贵乎自然而反对藻饰的诗学观念。这正如其所云:“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并认为自贾谊谪居之辞有怨声之后,骚人之作兴,且皆有怨刺,而失之于本宗,但对于汉魏之曹植、刘桢,《诗格》却认为他们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此后之文,皆失其古焉,甚至认为,文章至晋、宋、齐、梁“皆悉颓毁”。此论不免有言语过激之嫌,但他认为诗歌兴于自然,肯定曹、刘二人之作皆气高出于天纵,并感慨后人失其古焉,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二是《诗格》在此以曹植、刘桢并称,肯定他们的“气高出于天纵”,此“气”应与自然的音律及风骨相关。罗根泽先生在《文学批评史》中对文气与音律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所以曹丕论文气,而斤斤于‘气之清浊’。稍具体的音律,是‘体势’,所以‘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不过,‘文气’与‘体势’,虽然暗示文学上的音律,但那是最自然的,不可捉摸的音律,不是有规矩可循的音律。有矩可循的音律说的创始者是沈约。”[5](p169)此论颇为中肯。可见,音律始于曹植梵音制声,而成于沈约。曹植刘桢诗颇具自然的声律,更接近于古诗,少了雕琢的痕迹,属自然之韵,故被《诗格》称为“气高出于天纵”。
其实,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也有相类的评价,其曰:“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在此,是将曹植与王粲并称,赞誉二人皆以“气质”为体,而钟嵘又评曹植诗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以上“气”、“气质”及“骨气”皆与风骨、声律相通。如曹学佺评《文心雕龙•风骨》曰:“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在此,他阐明了风、骨和气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又评《文心雕龙•声律》曰:“声律以风胜,知风则律调矣”,在此,又阐明了风与声律之关系,此外,他还评曰:“外听,风声也;内听,风骨也”,在此,他又阐明了风与风骨内外表里之关系。由此,曹植诗的气与风骨、声律之浑然一体了然矣!而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曾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明练,有金石声。”他批判齐梁诗风,指出其弊病,即“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也旗帜鲜明地肯定以曹植诗文为代表的建安风骨,可以说此论与王昌龄《诗格》的观点如出一辙。陈子昂是通过对东方虬诗歌《咏孤桐篇》的称赞,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新诗风的要求,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骨气”即“风骨”,所谓“端”,即为“端直”,正如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所云:“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一作生)焉。”[11](p513)所谓“音情顿挫”,则指音韵声律之美,情感沉郁顿挫,从而其语势波澜壮阔、感荡人心。陈子昂是将建安文学作为具风骨美的典范,进而推重、提倡,曹植诗当然是陈子昂所推重、提倡的具建安风骨之作。可见,陈子昂的这一主张与王昌龄《诗格》对曹植诗的批评观点相一致。
二、“事须轻重相间,仍须以声律之”:从用字、声律等方面对曹植诗的批评
首先,“论文意”条曰:“夫文章,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声即稳也。其中三字纵重浊,亦无妨。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若五字并轻,则脱略无所止泊处;若五字并重,则文章暗浊。事须轻重相间,仍须以声律之。如‘明月照积雪’,则‘月’、‘雪’相拨,及‘罗衣何飘飖’,则‘罗’、‘何’相拨,亦不可不觉也。”此段所论及的“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即为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中诗句。所论“罗衣何飘飖”即为曹植的乐府诗《美女篇》中诗句。在此,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诗格》非常注重作诗时用字的轻清重浊。如他认为第一字与第五字须轻清,其中第三字纵使重浊也无妨,并举曹植诗句“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来明之。且若五字皆用轻清之字,或皆用重浊之字,都会影响到诗的效果,如此就会使得诗句或轻飘无所止处,抑或音重暗浊。“文意论”条有云:“凡文章体例,不解清浊规矩,造次不得制作。制作不依此法,纵令合理,所作千篇,不堪施用。”《诗格》“调声”条亦云:“律调其言,言无相妨。以字轻重清浊间之须稳。至如有轻重者,有轻中重,重中轻,当韵之即见。且“庄”字全轻,“霜”字轻中重,“疮”字重中轻,“床”字全重。如“清”字全轻,“青”字全浊。诗上句第二字重中轻,不与下句第二字同声为一管。上去入声一管。上句平声,下句上去入;上句上去入,下句平声。以次平声,以次又上去入;以次上去入,以次又平声。如此轮回用之,直至于尾。两头管上去入相近,是诗律也。”可见,《诗格》关于用字的轻重清浊与四声的斟酌颇为讲究,它直接涉及诗律的和谐。二是《诗格》在用字轻重之间,还讲究以声律来协调,并举谢灵运《岁暮》诗句“明月照积雪”(《艺文类聚》卷三),与曹植《美女篇》诗句“罗衣何飘飖”来明之。关于声律,《诗格》另有论及,曰:“乐府者,选其清调合律,唱入管弦,所奏即入之乐府聚之。如《塘上行》、《怨诗行》、《长歌行》、《短歌行》之类是也。”《诗格》认为乐府选清调合律,唱入管弦。再如“论文意”条所云:“夫诗格律,须如金石之声。《谏猎书》,甚简小直置,似不用事,而句句皆有事,甚善甚善。《海赋》太能。《鵩鸟赋》等,皆直把无头尾。《天台山赋》能律声,有金石声。孙公云‘掷地金声’,此之谓也。”[4](p168)《诗格》认为,作诗用字轻重、清浊之间须稳;同时又须以声律协调,律有金石之声者为佳作。在此方面,《诗格》对曹植的《杂诗》、《美女篇》等诗显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其次,《诗格》论及势对时对曹植的《赠王粲》与《七哀诗》有批评。《诗格》“势对例五”条曰:“一曰势对。二曰疎对。三曰意对。四曰句对。五曰偏对。势对一。陆士衡诗:‘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筭。’曹子建诗:‘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以‘多念’对‘百忧’,以‘咸同志’对‘不可筭’是也。……句对四。曹子建诗:‘浮沈各异势,會合何时谐。’”此段所论“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筭”为陆机诗《拟今日良宴会“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为曹植诗《赠王粲》;[12](p451)“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即曹植的《七哀诗》。《诗格》认为,“对”作为诗法之一,有诸多对法:如势对、疎对、意对、句对与偏对等五种。在“势对一”条中,论及陆机诗与曹植《赠王粲》,认为诗中的“多念”与“百忧”对,“咸同志”与“不可筭”对。在“句对四”条中,论及曹植的《七哀诗》中“浮沉各异势”句与“会合何时谐”句对。《诗格》所论关于“对”的.作诗之法颇为讲究,正如《诗格》“论文意”条所云:“夫诗,有生杀回薄,以象四时,亦禀人事,语诸类并如之。诸为笔,不可故不对,得还须对。夫语对者,不可以虚无而对实象。若用草与色为对,即虚无之类是也。”[4](p168)他认为,“对”有四时与人事之对,有虚无与实象之分。此外,《诗格》还有云:“凡文章不得不对。上句若安重字、双声、叠韵,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句不安,即名为离支;若上句用事,下句不用事,名为缺偶。故梁朝湘东王《诗评》曰:“作诗不对,本是吼文,不名为诗。”)除此之外,《诗格》还有关于语势与对之论,曰:“诗有意好言真,光今绝古,即须书之于纸;不论对与不对,但用意方便,言语安稳,即用之。若语势有对,言复安稳,益当为善。”以上又从作诗时用字之轻重、双声叠韵以及用事、语势等方面,来对诗“对”加以规范,听持诗之“对”法不可谓不严格。然而,至于曹植的《赠王粲》与《七哀诗》等诗,《诗格》所评显然认为曹植用之得法。
再次,《诗格》从比、兴方面还评及曹植的《杂诗》。“文意论”条曰:“诗有平意兴来作者:‘愿子励风规,归来振羽仪。嗟余今老病,此别恐长辞。’盖无比兴,一时之能也。诗有‘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则曹子建之兴也。阮公《咏怀诗》曰:‘中夜不能寐(谓时暗也),起坐弹鸣琴(忧来弹琴以自娱也),薄帷鉴明月(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蔽君犹如薄帷中映明月之光也),清风吹我襟(独有其日月以清怀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近小人也)。’”“愿子励风规”一诗指徐陵《别毛永嘉》诗,诗句“高台多悲风”则出自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篇)。在此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诗格》认为诗有时要凭借于比兴来表达。他认为如徐陵的《别毛永嘉》诗即无比兴,大概是诗人一时之意的表现,而诸如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篇)即用了比兴,评者就颇为推重。《文选》有题解曰:“此六篇并讬喻伤政急,朋友道绝,贤人为人穷势。
别京已后,在郢城思乡而作”,《文选》有注云:“《新语》曰:高台,喻京师。悲风,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狭,比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在此,具体明确地分析了曹植《杂诗》比兴的运用。二是《诗格》非常注重诗之景与意的契合。也正如《诗格》所云:“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似,仍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在此,《诗格》认为山林、日月与风景皆为意而作。而比兴即为达到景与意相融之诗法。《诗格》在对曹植等人诗作的批评之后又云:“凡作文,必须看古人及当时高手用意处,有新奇调学之。诗贵销题目中意尽。然看当所见景物与意惬者当相兼道。若一向言意,诗中由此可见,《诗格》之所以认为徐陵《别毛永嘉》是“盖无比兴,一时之能也”,应该是因为诗人之“意”居多,而无景之比兴,有“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之弊,而曹植《杂诗》等诗,景与意通过比兴而相融,则可谓是景物与意惬者相兼道矣!比、兴作为诗之作法,在《诗格》对诗之起首的探讨时也有所论及。
此外,《诗格》从起首景物入兴方面对曹植《七哀诗》有批评。《诗格》“起首入兴体十四”条曰:“一曰感时入兴。二曰引古入兴。三曰犯势入兴。四曰先衣带,后叙事入兴。五曰先叙事,后衣带入兴。六曰叙事入兴。七曰直入比兴。八曰直入兴。九曰讬兴入兴。十曰把情入兴。十一曰把声入兴。十二曰景物入兴。十三曰景物兼意入兴。十四曰怨调入兴。……景物入兴十二。曹子建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此诗格高,不极辞于怨旷,而意自彰。”[4](p174)《诗格》认为诗之起首,有十四种方法:有感时入兴、引古入兴、犯势入兴、先衣带后叙事入兴、先叙事后衣带入兴、叙事入兴、直入比兴、直入兴、讬兴入兴、把情入兴、把声入兴、景物入兴、景物兼意入兴与怨调入兴等。其中在“景物入兴十二”中论及曹植的《七哀诗》,并认为此诗诗格高,辞不极于怨旷,而诗意彰显。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二:一是《诗格》注重诗之诗格的高低,而意之高下为判断标准。如“调声”条云:“凡四十字诗,十字一管,即生其意。头边廿字一管亦得。六十、七十、百字诗,廿字一管,即生其意。语不用合帖,须直道天真,宛媚为上。且须识一切题目义最要,立文多用其意,须令左穿右穴,不可拘捡。作语不得辛苦,须整理其道、格。(格,意也。意高为之格高,意下为之下格。)”可见,《诗格》注重诗意之天真、自然,推重风格的委婉与蕴藉;意高为格高,意下为格下。二是《诗格》认为曹植《七哀诗》是景物为诗之起首入兴,虽无极于怨语饰藻,而其意自彰,故评此诗为诗格高。可见,《诗格》除了注重诗意的高下,又与前面所述重诗之景与意相契合的诗学思想相一致。正如“论文意”条另有云:“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目见之象,作为诗意之兴,其意本乎物象,了见其象,诗意出乎万人之境,诗格自高矣!《诗格》所评曹植《七哀诗》即为如此。
三、“诗有五趣向”:从总体风格等方面对曹植诗的批评
首先,《诗格》“诗有五趣向”条评及了曹植的《函京》诗。“诗有五趣向”条曰:“一曰高格。二曰古雅。三曰闲逸。四曰幽深。五曰神仙。高格一。曹子建诗:‘从军度函谷,驰马过西京。’”《诗格》认为,诗有五种趣向,即指诗有五种总体风格:即高格,古雅、闲逸、幽深与神仙等。高格,同上所论,指诗意高,即诗之立意高远,意境壮阔;古雅,侧重指诗之含蓄雅致;闲逸,侧重指诗之恬淡优雅的情趣:幽深,侧重指诗之意蕴深远;神仙,侧重指诗之飖逸空灵的总体风格。而《诗格》在此所评诗句“从军度函谷,驰马过西京”,即为曹植诗《函京》,于曹植的《函京》诗,他认为其属于高格。《诗格》关于高格的论述,“论文意”条有云:“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观。古文格高,一句见意,则‘股肱良哉’是也。其次两句见意,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诗,四句见意,则‘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也。又刘公幹诗云:‘青青陵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弦一何盛,松枝一何劲。’此诗从首至尾,唯论一事,以此不如古人也。”由此可见,《诗格》认为诗之格高,在于“一句见意”,而其之所以评曹植《函京》一诗为格高,则跟此诗句“两句见意”不无相关,尤其是,诗句中“驰马”一词,又将诗人想快些抵达京城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以上当为《诗格》谓之其高格之主要原因。
其次,《诗格》“常用体十四”条对曹植《赠丁翼》有评价。“常用体十四”条曰:“一曰藏锋体。二曰曲存体。三曰立节体。四曰褒贬体。五曰赋体。六曰问益体。七曰象外语体。八曰象外比体。九曰理入景体。十曰景入理体。十一曰紧体。十二曰因小用大体。十三曰诗辨歌体。十四曰一四团句体。……褒贬体四。曹子建诗:‘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此褒体也。刘越石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此贬体也。”《诗格》将诗分为十四种常用体,分别为:藏锋体、曲存体、立节体、褒贬体、赋体、问益体、象外语体、象外比体、理入景体、景入理体、紧体、因小用大体、诗辨歌体与一四团句体等。其中在“褒贬体四”中评及曹植诗《赠丁翼》,认为诗句“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为褒体,将之与刘琨诗《重赠庐谌》比较批评,认为刘诗则为贬体。
此外,《诗格》“诗有六贵例”评及曹植的《赠王粲》一诗。“诗有六贵例”条曰:“一曰贵杰起。二曰贵直意。三曰贵穿穴。四曰贵挽打。五曰贵出意。六曰贵心意。……挽打四。曹子建《赠友人》:“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4](p188)在此,《诗格》认为诗有六贵例,分别为:贵杰起、贵直意、贵穿穴、贵挽打、贵出意、贵心意等。在“挽打四”中,举曹植《赠友人》,即《赠王粲》为例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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