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相关论文

西安事变相关论文（通用8篇）

西安事变相关论文篇1

小编寄语：今天是9月18日，是我们中国人永生难忘的“九一八事变”的日子，81年前一场灾难的开始，一个中国人永生铭记的“国耻日”。此时此刻，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痛惜和思悼，曾经的苦难和沧桑啊，在这“国耻日”里，就让我们带着回忆重现历史的印记......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满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名称：九一八事变

地点：中国东北地区

时间： 1931年9月18日

参战方：日本，中国

结果：日本获胜

参战方兵力：中国：160000人

日本：30000-66000人

主要指挥官：张学良，马占山，本庄繁，南次郎

发生时间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

发生过程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柳条湖事件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

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对敌政策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分指责蒋介石，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前，他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军队上，因此，为了不至于和日本人闹僵，使自己手忙脚乱分身乏术，才出此下策。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历史图片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1]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

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田中义一。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东北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医治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

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

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张作霖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对付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计划对华战争已久确为事实。

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关东军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张学良(图1)

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

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板垣征四郎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后中央处理可也。”)，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九一八后日军抓捕游击队员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的进攻。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负隅顽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

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土肥原贤二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大。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拿下哈尔滨。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

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溥仪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西安事变相关论文篇2

近年来,房地产业为西安市扩大投资规模,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据统计,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产业有50多个,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产业链长、波及面广,它的变动通常会对众多的相关产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1]。所以,从量上明确房地产与相关产业的关系,对于确定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正确制定房地产业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促进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及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西安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分行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为基础数据,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并结合信息熵对房地产相关行业进行权重赋值的方法,对西安市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关联度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确定西安市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为制定合理的发展政策和战略提供参考。

1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的建立

1.1 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确定

设系统有k项指标,每项指标下又有m个评价因素,每个指标在相应各个评价因素下的属性值构成如下属性矩阵[2]:

在式(1)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确定参考因素和比较因素。设:参考序列为X0(k),且k=1,2,…,n;比较序列为Xi(k),且i=1,2,…,m和k=1,2,…,n。

1.2 评价指标归一化处理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直接的综合评价方法,是基于“灰关联度”最大来分析问题的。这种方法的研究对象是无量纲化后的序列,即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所以要对原始数列进行归一化处理[3]。

通常情况下,多因素多指标的指标集中的指标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类:对于定性指标通常采用DELFHI法、专家打分法等方法使其变换为定量型指标;而对于定量指标而言,通常应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以保持评价指标量值属性的不变和消除不同物理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归一化处理公式为:

1.3 绝对差值序列

绝对差值是指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绝对差值:

根据式(3)可得出Δmin和Δmax分别为绝对差值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其中:

1.4 灰关联度的计算

①Yi(k)对Y0(k)的灰关联系数如下:

式中中:ρ是分辨系数,ρ∈[0,1],本文取ρ=0.5。

由于灰关联系数仅表示各时刻数据间的灰关联程度,以进一步对整个数据序列进行比较,即Y0(k)和Yi(k)的比较。

根据信息论知识可得出,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化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权重就应该越大,反之也成立。所以,可根据各个指标值的变化情况,利用客观赋值法中的信息熵法计算出各评价因素权重,以便能够更加准确和科学地计算灰关联度。

②熵权的计算步骤如下[4]:

1)计算第k项指标下第i个待评价因素值yki的比重pki:

2)计算第k项指标的信息熵值ek:

其中:c为常数,c=1/lnm,且0≤ek≤1

3)计算k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k和权值wk:

③灰关联度的计算:

1.5 灰关联度排序

对评价因素Y0(k)和Yi(k),其关联度分别为γio(1,2,…,m),按从大到小排序,即得灰关联序,设为:

表明Y1和Y0的关联度最大,或者对Y0的影响最大,Y2次之。

2 西安市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分析

根据国家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设:A农林牧渔,B建筑业,C批发零售业,D金融保险业,E房地产业,F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G文化教育体育和娱乐业,H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I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则西安市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西安市相关产业与房地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如表1所列[5~10]:

(单位:亿元)

根据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关系,用式(2)对表1矩阵归一化处理得到数据如表2;利用式(3)可得规范化后相关产业与房地产业的绝对差值如表3。

由表2得:Δmin=0.00,Δmax=0.85,分别根据式(6)得出西安市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灰色关联系数如表4。

为了使得出的西安市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使灰关联分析更加合理,下面将采用信息熵法,利用公式(7)、(8)、(9)对各个行业赋予权重,以便更加准确地表达西安市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相关产业的权重分别为:0.14,0.17,0.14,0.11,0.07,0.14,0.10,0.13;根据式(10)可以得出西安市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灰关联度分别为:0.66,0.84,0.66,0.49,0.25,0.65,0.43,0.60。

3 结论

由以上计算分析,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关联度由大到小的排序见表6。

根据以上对西安市的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度的计算和分析可以看出:西安市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关联程度最大,关联度为0.84;此外房地产与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文化教育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关联度也较大,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66、0.65、0.60、0.49、0.43、0.25。可见,房地产业是高关联度的产业,房地产业的发展将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很强的拉动作用,同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总之,这些产业是房地产业重要的相关产业,在制定产业政策、促进产业间协调发展时需要首先和重点考虑,合理确定房地产业与这些产业间的发展比例和规模,以避免因房地产业过度发展或发展不足,引起经济大幅震荡、产业链条脱节。

参考文献

[1]王国军、刘水杏:《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4。

[2]刘思峰、常耀国、方志耕:《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科学出版社,2004,50-84。

[3]孔凡文、刘宁、娄春媛子:《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关联度分析》[J];《沈阳建筑大学》2005(3)。

[4]杨海云、李珍照、常晓林:《基于熵权的环境影响评价及在水电站建设方案优选的应用》[J];《长江科学院院报》2006(1)。

[5]西安市统计局:《2005西安市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52。

[6]西安市统计局:《2004西安市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51。

[7]西安市统计局:《2003西安市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43。

[8]西安市统计局:《2002西安市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42。

[9]西安市统计局:《2001西安市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4。

西安事变相关论文篇3

关键词 PM2.5； AQI；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O213； X501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ain reason of air pollution， we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onitoring index of air pollution PM2.5 and other monitoring indexes of AQI， and found that PM2.5 was associated positively with SO2， NO2， CO， and negatively with O3 and the temperature. Then we got the nume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M2.5 and the main factor according to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offers some references to the control of PM2.5 in Xi'an.

Key wordsPM2.5； AQI；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1引言

PM2.5导致的雾霾天气日益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及出行，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 西安是典型的北方城市，它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列为大气颗粒物污染研究示范性城市2，由于西安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污染天井”，并且冬季燃煤取暖、人口密集，因此本文以西安市为研究对象.

大气污染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大气气溶胶和气态大气污染物3. 周顺武等4利用SO2、NO2、PM10三项指标，分析了污染物浓度的分布特征.

李伟等5利用AQI指标的六项监测数据得到PM2.5与其他五项之间的关系. 通过已经公布的历史数据可以发现PM2.5影响因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本文采用统计学的多元回归模型探究PM2.5与AQI其他监测指标及温度因素的关系得到精确的统计模型，发现PM2.5的测量值在春季、冬季相对较高，在夏季、秋季较低6，本文对温度因素与AQI监测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得到PM2.5与其他监测指标的数量关系，为西安市环保部门防治空气污染提供参考意见.

2数据来源及指标选择

通过西安市环保监测站查找了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的AQI监测数据，温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天气网的西安市天气历史数据. 选取的9个指标，分别是PM2.5（PM2.5日平均浓度值，单位μg/m3）、SO2（SO2日平均浓度值，单位μg/m3）、NO2（NO2日平均浓度值，单位μg/m3）、CO（CO日平均浓度值，单位μg/m3）、O3-1（臭氧1个小时平均浓度值，单位μg/m3）、O3-8（臭氧8个小时平均浓度值，单位μg/m3）、PM10（可吸入颗粒物PM10日平均浓度值，单位μg/m3）、Tmax（日温度最高值，单位℃）、Tmin（日温度最低值，单位℃）.

3数据预处理

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需要对数据进行缺失值查找和填补，利用SPSS 21.0 统计软件7对各个变量进行变量的基本统计分析，发现2013年3月25日O3-8指标缺失，因此本文采用回归的方法对该数据进行填补，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为了消除数据变量在数量级和量纲上的不同，将填补缺失值后的完整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采用的是Z标准化，即数据处理后的均值为0，方差为1.标准化公式为： x*=x-μσ，其中μ为样本数据的均值， σ为样本数据的标准差.

4PM2.5与其他指标的多元回归分析

对AQI的7个基本监测指标及每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的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尤其是对PM2.5含量与其他8项分指标数量的相关性及其数量关系进行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 PM2.5与其他8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第二，PM2.5与其他指标间存在的数量关系.

4.1PM2.5相关因素相关性分析

复相关分析法能够反映各要素的综合影响，几个要素与某一个要素之间的复相关程度，用复相关系数来测定. 复相关系数可以利用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求得，其假设检验与多元回归的方差分析结果一致，因而表示回归贡献的百分比值. 复相关系数的取值介于-1与+1之间，用其绝对值的大小来判断相关的密切程度，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大；反之，相关性越小. 本文利用复相关分析方法，并利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具体步骤如下：

1）利用SPSS 软件对SO2、NO2、PM10、CO、O3-1、O3-8、Tmax、Tmin和PM2.5这9个指标进行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得到表2的数据. 数据结果显示PM2.5与SO2、NO2、PM10、CO、O3都是相关的，并且存在较高的相关系数，尤其与PM10的相关性最大.

2）利用SPSS 21.0软件先固定PM2.5，再对其余指标进行偏相关分析，得到表1.

3）计算复相关系数为0.996 0.

参观西安事变作文篇4

近日，不久前荣获我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第十五届文华大奖的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剧组，在结束了南京、扬州等地巡演后，整装集结，重返西安，应陕西省文化厅邀请，将于西安事变80周年之际以专场惠民演出形式，用国粹艺术致敬历史。

12月9日上午，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国家京剧院《西安事变》剧组一行70人由剧院党委书记宋晨率领，赴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处参观学习。通过实物展示、图片呈现、资料讲解，演职员们全景式地了解了西安事变酝酿、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深远影响，从而为更好地融入剧目、塑造人物、演绎历史，圆满完成此次纪念演出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2月11日、12日晚，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将在西安易俗大剧院登场，以国粹形式隆重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西安事变观后感篇5

1935年，革命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首领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蒋介石对张、杨围剿红军很不放心。他除了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意飞到西安催逼张、扬二人围剿红军。12月4日再次飞到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加以拒绝。张、扬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卫队交火。蒋介石听到枪声，在卫士护卫下仓皇越后窗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与此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顿时，全国形势十分紧张。国内亲日派活动上蹿下跳，美英派则进取斡旋，战与和命系一悬。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和张、扬爱国将领的进取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遭软禁而结束。此后，国共内战大体停止，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初步构成。所以张、杨二人的功劳天地可鉴，...的民族大局眼光也值得肯定，蒋介石当时的态度转变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有了内部的团结，才有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多年以后，张学良曾说过：“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我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说我是：‘两面人’。我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合作抗日时，张学良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表示：“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同时，张学良也在这次谈话中强烈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他说：“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在西安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向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当被枪毙；可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也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了八年直至胜利。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历史教案篇6

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经过、结果;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意义。

通过引导学生对教材的深入分析，培养他们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充分运用电化教学手段，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和感染力。

采用讲述法与讨论探究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有效地开展师生双边活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学习九一八事变，激发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仇恨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义愤，树立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向学生进行热爱共产党的教育

教学重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

教学难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意义

教法学法：采用“诱思自学、合作探究、分层评价”教学模式、多媒体演示和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

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内容学生活动教师活动

诱思自学

课前

准备搜集《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的有关史料

搜集整理，在课前做好有效准备

布置课前任务并对完成的情况给予评价创设情境

引入新课

播放歌曲《松花江上》

体会中国军民的亡国之痛和期盼光复故地的思乡之情，引导学生在情境中进入本课的学习

学生欣赏歌曲

走进课堂

一首悲怆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也唱出了东北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重返家园的渴望。

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苦难的历史。学习第14课，难忘九一八

自主

学习

学生结合导学案的设计自主学习，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自主学习感知课文。

学习中发现问题及时记录便于提出。

已确定的知识及时巩固利于反馈。

组织学生自主;指导参与学习，对出现的问题给予矫正;并给予适时的精当点拨。使学生不但学会还要会学。

合作探究

展示

成果

交流

评价

“导学案”中基础知识部分

各小组在各自的展示区展示自主学习后的成果，反馈后巩固;

采取各种形式相互检测提问，彼此作出必要的评价

对学生的展示从效果和成果方面及时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在交流中及时有效地给予精当点拨。生成

问题

释难解疑在展示成果、交流评价后自主生成问题和疑惑，从而就围绕这些在展示成果、交流评价后自主生成问题和疑惑合作探究和解难释疑在展示成果、交流评价环节中肯定其他小组的成果;并在展示成果、交流评价后自主生成问题和疑惑，从而就围绕这些合作探究和解难释疑在交流中及时有效地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和适时的精当点拨

建构“脑图”

见后面的注释1 根据学习的成果建构知识体系、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找出历史事件的联系.在这环节中使自己对本节课的内容得到提高和升华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和适时的精当点拨并做好学情的分析以指导以后的教学

分层评价

分层

检测

分层评价试题(必做和选做)附

利用本节课所学解答设置的问题，独立完成，相互批阅

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和精当点拨并做好学情的分析以指导以后的教学

课后自主研修

阅读：学习拓展写一篇读后感

课下阅读后完成

注释1：

时间时间

地点人物

九一八事变借口西安事变经过

经过目的

结果结果

意义

时间时间

西安事变相关论文篇7

关键词：正常,牙冠近远中径宽度,Bolton比,牙量不调

牙冠宽度是正畸诊疗中的一项重要参照指标。在临床工作中, 常出现由于牙冠间宽度不协调, 而不能达到良好的咬合关系。因此获取正常各个牙齿的牙冠宽度值并确定牙齿间宽度的相关性, 对临床正畸诊疗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大量文献报道牙齿近远中宽度在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之间存在变异, 因此本研究中我们作了西安地区正常个体牙冠宽度的测量及牙齿间宽度的相关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西安市1 500 余名在读大中专生, 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个别正常共计107 例 (男52 例, 女55 例) , 年龄12～18 岁。所有个体均为西安地区汉族人。纳入标准:①恒牙列, 且牙列完整 (除第三磨牙外无缺牙或拔牙) 。②第一磨牙和尖牙均为基本中性关系, 前牙覆、覆盖基本正常。牙齿排列整齐, 无明显的牙间隙、扭转、易位等。无正畸治疗史。③牙体完整, 没有大面积的修复, 无严重的牙齿近远中和面磨耗;无锥形牙, 融合牙等牙齿形态和数目的异常。

1.2 数据的获取

对纳入研究的正常个体取研究模, 由研究者在研究模上用3M 807-010正畸医用游标卡尺 (精确度0.1 mm) , 测量包括上下颌切牙、尖牙、前磨牙、第一恒磨牙在内的每个牙齿的最大近远中径宽度。每个牙冠宽度重复测量3 次取平均值。隔周再随机抽取10 副模型测量, 前后2 次测量结果进行成组t检验, 当P>0.05则数据可靠, 此数据方可纳入本研究应用。

1.3 统计分析

将牙冠宽度测量结果输入SPSS11. 0, 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算每个牙齿宽度的正常值分布范围undefined, 并计算上下颌牙量的相关性。所用统计方法包括统计描述、独立两样本的成组t检验、双变量的直线相关与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正常

牙冠宽度正常值分布范围

用两样本成组t检验方法研究不同性别同名牙牙冠宽度的差异, 得出P值如表 1所示, 其中上颌中切牙、侧切牙、尖牙、第一恒磨牙以及下颌的尖牙、前磨牙牙冠宽度存在着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05) , 且男性牙冠宽度大于女性。而其它牙齿则未达到统计学差异水平 (P>0.05) (表 1) 。

2.2 上下颌前牙量比率和全牙量总比率的正常值范围

男女性的比值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将男女性合并计算得出Bolton指数的正常值分布范围 (表 2) 。

2.3 上下颌牙量相关性及回归分析

上颌前牙牙量总和与下颌前牙牙量总和之间以及上颌总牙量与下颌总牙量之间, 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P<0.01) (表 3) 。以此为基础进行回归分析。

由此可得出直线回归方程为:

方程1: Y1=3.561+ 0.632X1

(其中, Y1为下颌前牙牙量之和, X1为上颌前牙牙量之和)

方程2: Y2=7.823+0.749X2

(Y2为下颌12个牙量总和, X2为上颌12 个牙量总和)

注:P为男性组与女性组差异性统计学比较结果

①代表P>0.05, 男性组与女性组比较

3 讨论

本实验通过抽样测量西安地区汉族人口107 副正常记存模型, 反映出西安地区汉族人口各个牙齿牙冠宽度的正常值范围。因预实验结果显示左右侧同名牙牙冠宽度无统计学差异, 与Moorrees 等[1]、Garn 等[2]、栗震亚[3]的结果一致, 故本实验将左右侧测量数据合并。所得结果显示:牙冠宽度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 但不同牙齿的性别差异程度不一致。此结论与郭杰[4] 对山东地区正常的研究结果相同, 但李建军等[5]通过对180 例正畸初诊患者的牙测量研究, 指出各个牙齿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这与本研究中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本实验中存在性别差异的具体牙位与郭杰[4]的报道有所不同。郭杰的研究指出男女性牙冠宽度在上下颌尖牙、上颌侧切牙和第一前磨牙, 下颌切牙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得出不同性别的上颌中切牙、侧切牙、尖牙、第一恒磨牙以及下颌的尖牙、前磨牙牙冠宽度存在着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此原因可能是由于地域、样本的差异造成的。这提示我们在临床涉及牙列间隙分析, 牙冠宽度预测时, 应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的差异性。

在临床工作中, 常出现由于牙冠宽度的大小不协调, 而不能达到良好的咬合关系。 Bolton[6,7]分别在1958 年和1962 年提出Bolton 比概念, 即上下牙量的比值在某一范围内时, 上、下颌牙能达到美观协调的关系, 获取稳定的功能状态。其比值过大或过小, 则上、下颌牙齿很难获得最佳的协调关系, 结果会出现牙间散在间隙、前牙深覆、深覆盖等。因此在临床正畸诊疗中测定Bolton 比值, 分析上下牙量的协调性是很重要的。本研究所得上下颌牙量比与Bolton 1962年[7]的报道相比较, 全牙比差别不大, 但前牙比率的差别较大。与国内[8]的报道结果相比则无统计学差别, 而且性别无统计学差异。此结果与栗震亚[3], 柯杰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人在应用Bolton 比值时可以采用统一的国内标准。

本研究分析得出上下颌前牙量之间以及全牙量之间分别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其具体的相关系数与北京林久祥等[8]的结果有所不同, 可能存在地域及样本结构的差异。依据本实验所得的相关系数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出适合西安地区的直线回归方程 (如2.3所示) , 此方程可用于指导临床工作。首先, 我们通过计算患者的前牙比、全牙比可判断出牙量不调是由于上颌牙量偏大, 还是下颌牙量偏大, 是存在前牙量不调还是后牙量不调。如当下颌前牙量相对偏大时, 则可将相对小的上颌前牙量代入回归方程1, 得出与上颌前牙量相协调的下颌前牙量值。则实际的下颌牙量与回归公式算出的下颌牙量值两者之间的差值就是患者下颌前牙量相对过多的具体数值, 可量化减径或邻面去釉的程度, 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Moorrees CFA, Reed RB.Correlations among crown diame-ters of human teeth[J].Arch Oral Bio1, 1964, 9 (5) :685-695.

[2]Garn SM, Lewis AB.The meaning of bilateral asymmetry in the permanent dentition[J].Angle Orthod, 1966, 36 (1) :55-62.

[3]栗震亚.正常牙及牙弓的研究[J].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1983, 1 (2) :19-21.

[4]郭杰, 王春玲, 陈扬熙.山东地区成人正常牙测量的研究[J].口腔医学, 2005, 25 (3) :140-142.

[5]李建军, 丁寅, 王琪, 等.替牙期未萌尖牙、前磨牙宽度和预测方程的建立[J].口腔医学, 2007, 27 (4) :196-198.

[6]Bolton WA.Disharmony in tooth siz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malocclusion[J].Angle Orthod, 1958, 28 (4) :113-130.

[7]Bolton, WA.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 tooth size analysis[J].Am J Orthod, 1962, 48 (4) :504-529.

[8]林久祥, 傅民魁.上下颌之间牙量关系的分析及其临床应用[J].现代口腔医学杂志, 1991, 5 (1) :17-18.

西安事变前后博古行踪考篇8

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具体行踪的考证，表明博古不仅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还是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秘密信使，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为紧张的时刻，始终与周恩来并肩战斗在第一线。

[关键词]

博古；西安事变；周恩来；毛泽东；张学良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4-0011-04

博古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博古在此期间的活动一直不甚了了难以评介。因此，必须确认博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具体行踪，对其所起作用的认识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一、博古扑朔迷离的行踪

西安事变前后，博古的行踪可谓扑朔迷离。有回忆文章说，博古事变前就已经在西安。据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李直峰的回忆：“秦邦宪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科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1]所谓“牙科诊所”就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联络处七贤庄一号。如果事变前博古坐镇这里，事变中对西安舆论宣传的出色掌控与配合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另据当年东北军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孙达生回忆：1936年8月，“我从上海回西安，即在月底，发生艳晚事件，我和澜波被捕了。10月中旬出狱……在我与澜波住狱期间，博古代表党中央来西安，与张学良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同时带来朱理治为特派员，负责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工作。”[2]

那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博古究竟有没有与周恩来同赴西安？对此，史学界相关的重要研究一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

（一）同行说。就是认为博古与周恩来“同行”一起到西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认为：“中共中央于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从延安乘飞机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3]从这一表述的逻辑看，博古显然与周恩来同行。

《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日表》认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以及罗瑞卿、李克农、童小鹏等乘张学良所派飞机抵达西安，参加谈判，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4]

西安事变发生后数天，有许多电报可以证明博古一直与周恩来同行。如12日，“请令二十七军在原地休息并侦察前往阳澄城之道路，周恩来、博古。”13日，“请十五军团先赶往商县主力暂留原地隐蔽，周恩来、博古。”14日，“与杨商定，只要前线有令我主力即南下，周恩来、博古。”15日，“肤施城最好不住部队。周恩来、博古。”“杨电蒋谈放蒋条件。周恩来、博古。”“于军该集力守兰州不便另兵西顾。周恩来、博古。”[5]因此“同行”说虽然有16日与17日时间的不同，但显然都认为博古是与周恩来同机赴西安的。

（二）晚到说。一些重要著述与回忆录不同意“同行”说。

22日说。《周恩来传》持这一观点：“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叶剑英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6]

23日说。《周恩来年谱》认为：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张子华、吴德峰等共十八人启程赴西安，当晚宿安塞。次日晚到肤施城外。”[7]同行人员中并没有博古。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与张学良会谈后，在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也说：“我率罗、杜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8]周恩来当时的电报也没有提到博古。《周恩来年谱》还明确指出，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9]

《叶剑英年谱》认为：“12月23日，和秦邦宪等一起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0]《博古年谱》也持相同的说法：“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等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11]

24日说。张培森等在《党的文献》上撰文认为：“博古、叶剑英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12]24日晚19时30分，周恩来与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博、剑已到。”[13]

从上述资料看，博古到西安的时间虽然有多种分歧，但都认为比周恩来晚了好多天。

（三）模糊说。由于目前所能看到的史料过于自相矛盾，在难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少著述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14]一个“等”字绕过了难题。

《张学良传》认为：“17日下午，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飞抵西安。”[15]该书也以“代表团”的名称模糊处理。

《西安事变新探》认为：“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16]该著作以档案资料与分析叙述的详细见长，但也以“一行”应对，显然是有所考虑的。

申伯纯的回忆录也同样：“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五日由瓦窑堡出发，十六日赶到延安。”“当日下午，代表团抵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17]申伯纯也是历史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中有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细节，但却以“代表团”一词含糊其辞。

含糊其辞最为典型的是《博古传》，它是这样说的：“周恩来走后，博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这关系着中国走向何处的紧急关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博古急切的等待着，希望周恩来能够尽快地把情况送回来，自己才能将中央考虑的意图带到西安去。在当时电讯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这种办法最为稳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像博古一样焦急的等待着。”[18]《博古传》完全回避具体时间，因为几乎没有资料表明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博古究竟在干什么。

对比上述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肯定博古当时并没有与周恩来同时到达西安。因为“晚到说”有当年的多份电报为证，因此最为权威。

二、博古出席了张学良的接风晚宴

尽管“晚到说”最为权威，但令人惊奇的是博古竟然出席了张学良17日晚为周恩来举行的接风晚宴。对此，有多名历史当事人从各自的角度都作了明确无误的回忆。

刘鼎的回忆提到了博古：“张学良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暄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快吃饭吧！大家吃饭后走了，张学良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19]

孙铭九对那天晚宴的回忆更为具体：“张学良坐在北边一头的主座，周恩来坐在右边，秦邦宪坐在左边，代表团的成员分坐两边。我坐在张学良的左后方。”[20]

应德田的回忆也提到了博古：“代表团由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秦邦宪三位领导同志组成，罗瑞卿、童小鹏同志都在内。”应德田还清楚地回忆：“我坐在南面一头荣陪末座。”[21]

这些回忆相互印证，比较真实而具体地描述了张学良接风晚宴的细节，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和博古为一方，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另一方，一起商谈了一个共同的纲领。”[22]

既然博古根本没有“晚到”，也没有与周恩来“同行”，于是就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早到”。那么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答案是肯定的。

三、博古与周恩来1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前述博古于16日中止与周恩来的同行，但在17日又与刚到西安的周恩来一起向毛泽东发了份电报：“请令二十七军迅速南下威胁敌翼侧。周恩来、博古。”[23]对这份电报《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也有记载：17日下午，“与博古致电毛泽东等，提出：请令二十七军迅速南下以冯原镇（澄城北）为据点向澄城、合阳方面分散活动，威胁敌翼侧。”“傍晚，在金家巷一号和张学良会谈。”[24]那么周恩来与博古究竟在西安的什么地方见面的？据当年跟随周恩来赴西安的机要秘书童小鹏回忆说：“进了西安城，刘鼎把我们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布置的秘密联络机关。”[25]周恩来之所以一下飞机直奔七贤庄一号，就是因为他必须先与博古会面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情况。

四、博古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秘密信使

我们先来看一下端纳和宋子文是如何与南京方面沟通的。据申伯纯回忆，端纳于12月14日下午五时降落西安，带来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一封是给蒋介石的。”“当晚，端纳就同蒋介石同住在一起。十五日下午，端纳乘飞机离西安去洛阳。”16日因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飞南京，端纳就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汇报。“端纳受宋美龄重托，当日下午再飞西安，向张说明宋美龄的意图。”第二天端纳又飞南京，于20日同宋子文同飞西安。宋与张、杨、周会谈，特别与蒋密谈后，于21日飞回南京，22日又与宋美龄、端纳等人飞抵西安，“当日起，即商量如何正式开始谈判。”[26]宋子文等为了确定谈判方针，穿梭似地来回于西安与南京之间。

与此相对应，博古也同样利用飞机和汽车忙着穿梭于西安与保安之间。李德在回忆中说：“博古返回了保安一、两次，同毛、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委）研究下一步的做法。”[27]为了用事实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我们逐日记载博古的行踪。

17日，博古在西安与周恩来共同致电毛泽东，并在张学良的晚宴后参与会谈。

18日，博古回保安汇报会谈情况，并在1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全国形势。”[28]

20日，博古从保安到西安。当晚8时，毛泽东从保安给周恩来发来了转发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指示电。“周恩来看后显得十分兴奋，他高兴地对博古和叶剑英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据此来回答张将军了。”[29]可见20日博古已经在西安，当然是要把中共中央19日重要会议的最新决策带给周恩来。对此，有一本与《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同样权威的重要著述也认为：“12月20日（左右），从保安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30]有两本重要著述的佐证，博古在20日从保安回西安应该是可信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完全成立的。

21日，博古从西安返回保安。因为12月22日，也就是宋氏兄妹到达西安之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张国焘，报告到西安后的工作情况：‘我来此四日，中心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宁府，巩固三方联合，加紧战争准备。”[31]周恩来致电的对象中包括博古，可见博古已经在21日回到了保安，显然是为了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周恩来同宋子文在20日初次会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宋子文飞回南京协商的同一天，博古也回到了保安进行讨论。

22日，博古从保安到达西安。因为这一天周恩来又“与博古、王稼祥致电毛泽东，指出：‘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尤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32]这就是说，博古在22日又迅速从保安赶到了西安。因为23日即将开始正式谈判，博古必须把中共中央的最新谈判方针告诉周恩来。难怪前述《周恩来传》认为博古是在22日到西安的。在23日的谈判中，“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在会上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33]从时间的对应看，博古22日的到来显然给周恩来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主要方针，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决不可能是其个人的意见。

23日，博古又从西安火速返回保安，一来汇报当天的谈判内容，二来研究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方针，因为24日晚10时周恩来将与蒋介石面谈，博古必须在此之前赶回西安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

24日，博古从保安到达西安。毛泽东为此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均去肤施，请准备于二十四日派飞机来接。”[34]如前所述，当晚7时半，博古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博、剑已到。”

有一本重要著述也提及了这份电报：“周恩来24日结束了与宋子文的会晤后，立即返回中共代表团住所东楼，他急匆匆的走上二楼，立即向博古、叶剑英等人，通报了谈判进展的情况及与宋子文会晤的内容，并与博古一块起草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稿。”[35]1938年7月24日，博古在汉口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斯诺在“博古谈西安事变”一节里是这样记载的：“博古带着保安的命令于12月24日到达西安。他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命令。”[36]

以上考证表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一周里，博古有三次往返于西安与保安之间。许多研究者由于不了解当时张学良在西安与保安之间秘密建立的飞机加汽车的快捷交通模式，而相关的回忆录也与张学良一样，对这一敏感方面始终都刻意回避，因此出现了博古到达西安的多种日期。其实这些日期都是对的，只是没有意识到博古当时只是频繁地往来于保安与西安而已。

周恩来关于蒋经国回国的承诺是与蒋介石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见中，周也与蒋略叙家常，蒋提及他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言下之意微露思子之情。周告蒋，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他愿协助他们父子团聚。”[37]

另一本重要著述也提及周恩来的承诺，说周恩来“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38]

身处苏联的蒋经国以前也曾申请过回国，但遭到严词拒绝。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蒋经国，并亲口告诉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周恩来能够及时掌握这样重要的信息并在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疑是博古的功劳。“毛泽东、周恩来如此掌握蒋经国行踪，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回国的个中原委也就不难想象了。”[39]

必须指出，西安谈判南京方面出席的是决策者，而保安方面出席的却是执行者。为了及时得到指示，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来往电报是惊人的。以12月19日为例，尽管这天保安在举行重要的会议，但丝毫不影响电报的数量：“毛泽东在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了14封电报，其中11封是发给周恩来的，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部署。”[40]作为汇报，周恩来12月21日24时致毛泽东亲译的电报中透露了毛泽东19日电报的少许内容：“军事计划已照你十九日十二时电商定，（电发报二十四号）请即照你十九日十三时电实行，请勿再改。”[41]可见19日那天毛泽东是一个小时发出一份电报，周恩来也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执行，甚至还希望毛泽东不要过多地改变主意以免难以执行。还应该指出，19日那天的电报已经如此之多，到谈判正式开始后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如果单靠电报往来，受文字与译电的限制，既难以充分交换意见，更容易泄密。因此，博古不得不成为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信使，而且博古也确实是担当如此重任最为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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