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社会综合治理措施（精选8篇）

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篇1

一、转变思想观念，适应改革形势。

为了保证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保卫工作思路，主管领导应主动地把保卫工作纳入部门管理轨道，在围绕xx工作开展普法教育活动的同时，也要加强保卫工作，提高对综合工作的重视程度，这也是部门“双文明”建设取得成功的经验。

二、加强指导监督，落实防范措施。

认真分析本部门的综治形势，抓住重点和薄弱环节，落实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大力发挥科技在企业内部综治工作中的作用，消除各种隐患和漏洞，确保部门的安全。

其次，要认真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内部的各项工作责任制。各科室要对本部门治安、消防和安全责任书落实，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确保一方平安，为企业发展和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内部综治环境。

三、依靠全体员工参与，是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的保证。

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篇2

(一) 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 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 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 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 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 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 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 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 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 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 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 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 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 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 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 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 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 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 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 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 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 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 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 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 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 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 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 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 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 但是,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 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 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 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 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 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 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 重要的是,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 遏制、减少与消除反社会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 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 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 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 它们包揽一切事物, 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 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 造成管理效能低下, 寻租现象严重, 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 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 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 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 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 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 作为执政党, 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 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 党没有特殊的利益, 所以, 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 因此, 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 它与党委一样, 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 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 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 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 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 因此, 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 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 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 尚不发达, 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 法国达到110个, 日本达到97个, 美国达到52个, 阿根廷达到25个, 新加坡达到14.5个, 巴西达到13个, 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 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 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 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 当前有一种怪论, 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 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 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 或许是一种进步, 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 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 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 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 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 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 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 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苏东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 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 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 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 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 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 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 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 三者虽然表述不同, 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 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 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 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 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 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 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 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 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 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 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 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 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 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 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 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立足中国现实, 放眼世界变化, 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 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 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 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 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 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 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 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 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 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 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 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 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以权治为主, 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是以法治为主, 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 也有着权治的内容, 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 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当然, 在管理过程中, 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 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 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 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 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 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 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 在目标追求上, “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 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或实现宪政制度创新。”

(二)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 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 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 即坚持政治平等, 鼓励团结与合作, 提倡信任和宽容, 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 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 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 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 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相应的, 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 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转变政府职能, 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 (2) 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 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 (3) 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 (4) 倡导公共精神, 加强道德立法, 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 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 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 促进其成熟, 并因地因时制宜, 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 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 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 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 一盘散沙, 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 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 应当更新观念, 创新模式, 强化职能,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 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提升治理能力, 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 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 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 二是国家与社会, 三是公权和私权, 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抓住了要害与症结, 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 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 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 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主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 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 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 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 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 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 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 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 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 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 以道德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 以制度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 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 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 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 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 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 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 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 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 (1)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既包括政府, 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 近几年, 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 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2) 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 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 一是主体多元, 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 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 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 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 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 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 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5) :20-23.

[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EB/OL]. (2011-03-07)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086754.html.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陆文荣.社会管理:概念界定和中国经验[EB/OL]. (2011-03-02)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147193.htm.

[6]李光明, 陈丽平.朱勇代表:创新社会管理要避免七重七轻[N].法制日报, 2011-03-05.

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篇3

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此次论坛上，传递了大量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数据与观点。与以往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是，参会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在会议的前半程，纷纷追忆因病离世的我国社会学界泰斗郑杭生教授治学为人的故事。而有关城镇化的研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享年79岁的郑杭生教授生前做了大量研究的领域。

公共服务不能纠结于“流动”与“本地”

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特大城市”被定义为“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原标准是“100万以上人口”。这样一来，我国的特大城市由原来的140个减至16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题为《城市化与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报告中披露，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3%，而流动人口约有2.5亿，每年以近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规划城市化率将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这意味着将来有近12亿人长期住在城里。以北京为例，这座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接近一半。出于这一原因，翟教授认为，中国的这种城市化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或“注水城市化”。翟振武分析说，现在的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家庭化、居住长期化趋势。据对全国106个城市连续追踪调查显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所以，“如今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怎么流动了，工作也不频繁更换，越来越稳定化、家庭化”。

针对这一新常态，翟振武教授建议决策机构转变理念、梳理政策，按照“常住”或“永久”的标准，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不要再纠结于“流动”与“本地”。例如，现在有些人还把流动儿童视为 “外来的”，认为他们迟早要“回去”。而现实是，这些流动儿童已经成了“城里娃”，他们没有地方“回去”，也不会回去了。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翟教授还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最高等级的风险是“社会失序”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斌教授的发言，围绕“特大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话题展开。

龚教授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事故、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

龚维斌指出，当年“非典”的暴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紧急状态下怎样去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地应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危机？应该说，当时很缺乏经验。此后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正在研究特大城市面临的最大公共安全风险是什么？”龚维斌说，必须有一套应急机制。而最高等级的风险是一旦出了事情，将造成社会失序。所以，发生突发事件后的信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

公共支出仅三成用于社会发展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在论坛上分析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发展将面临的挑战。他说，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为7%左右，而且得消除过剩产能，这将会对就业、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产生冲击。除了挖掘、培育新的消费增长外，经济增长战略选择的重点在于加大社会领域发展的投资，比如城乡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等。这些领域不发展，经济新常态就难以维持。

陈光金认为，应该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现代政府的公共支出里应有约60%左右用于社会发展，但我国现在只有约35%。”国家应提升社保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减少运行中的各种社会成本。他还强调，要强化社会组织的发展，扩大社会自我调节和治理的空间，让社区自治回归本位。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题为《城市社会治理与清河实验》的演讲中提到，“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完全不同。“社会治理”的核心是让全体公众参与进来，激发社会活力。

据介绍，清河街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北部，常住户籍人口近3万户，7.4万人，另有外来人口8.4万。李强带领的研究团队选择了3个实验点，分别是老毛纺厂单位大院型老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和混合型社区。他们尝试在社区建立议事委员会（起到议事和监督功能），两星期开一次会，先收集居民的意愿、需求，再告诉居委会，由居委会与街道一起想办法处理或改变。调研证明，3个社区的居民都有很强的参与积极性。

李强强调，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需要厘清它所承担责任的边界，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社会需要再组织，“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的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篇4

一、积极推进平安建设工作

（一）实施网络工

程，扩大平安建设工作的覆盖面

将公、检、法、司、组织、人事、财政等34个部门、单位作为综治委成员单位，明确了工作职责，构建“横向到边”的平安建设管理网络。每年县委与16个治安区和各成员单位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目标责任书》，各乡镇又分别与村、基层单位签订责任书，层层分解落实工作责任，构建了“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在农牧区提出“3员5队”人防体系(“3员”，即：综治宣传员，组有治安信息员，户有治安联络员。“5队”即：治安联防队、民兵应急分队、青年义务巡逻队、三老人员义务治安督察队、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宣传队)；在城镇社区加强了小区离退休干部职工流动岗，低保人员流动岗，环卫清洁工流动岗，物业管理流动岗，水、电、暖收费员流动岗，保安队伍流动岗位等6个岗位建设，各队和各岗位的成员戴着红袖标白天在主要路口进行巡逻盘查，夜晚轮流上岗、巡逻查夜，形成了覆盖角角落落的人防网络。

（二）实施科技工程，提高平安建设的科技含量

大力推进技防“四道防线”建设。一是在县城金融网点、商场、超市安装视频、机关、企业、学校和文化娱乐场所监控系统和红外线报警装置，筑牢第一道防线。二是在县城安装了城市交通信号灯和标示牌，出资30余万元，在县城各主要路口安装了电子监控探头和摄录设备并与110指挥中心联网运行，使整个县域处于科技监控之下，筑牢第二道防线。三是在出入县境的沿315国道的各个乡镇安装了远红外视频监控系统，并将信号切入派出所，与110指挥中心联网，筑牢第三道防线。四是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在全县农区推广牛羊防盗报警装置和农户家庭智能报警装置技术，筑牢第四道防线。

（三）实施防控工程，增强平安建设的物防能力

一是修建车棚。四个住宅小区共建车棚14个，全县机动车停车场和自行车、摩托车停车棚已基本完成。二是安装防盗门。四个居民小区共有居民2282户，防盗门安装率达到了100%。城镇现有沿街店铺974家，全部安装了防盗门。三是设立治安联系点。全县现有110报警点25个，治安管理办公室3个，社区警务室20个，便于群众就近反映情况，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五是配备对讲机。为实现综治防范网络动态化管理，县上购买100部350兆手持对讲机，配备到各乡镇场综治办及公安部门各股所队工作人员和治安联防队员手中，达到人手1部，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做到一呼百应，随叫随到；六是配备巡逻车。县上投入56万元为15个乡镇综治办各配备一辆巡逻车，用于专职人员夜晚的巡逻和督查，较好地改善巡逻条件，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平安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四）实施品牌工程，营造平安建设的浓厚氛围

注重加强以“以玉相伴、和谐平安”为主题的平安文化的培养和建设，用文化的渗透力，培养群众平安行动的自觉性。一是印发平安知识宣传品：在社区、市场、主要街道发放平安建设宣传资料13206份，发到农民手中，使平安建设工作深入千家万户。二是出动平安且末宣传车：利用巴扎日开展了“创建平安县城、构建和谐社会”宣传活动。出动人员和宣传车辆，在县城主要街道、人员比较集中的市场进行平安建设宣传。三是安装大型喷绘宣传牌：投资20余万元，在进出县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县城昆仑广场周边大型建筑顶端，安装平安建设大型喷绘宣传牌7块。各乡镇制作了平安建设宣传牌，并在乡政府、村委会、辖区主要路口，用维汉两种文字刷写了平安宣传墙体标语。

二、积极预防基层干部经济犯罪

基层政权是我们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纽带，也是我们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形象代言人。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相伴而来的经济犯罪也逐渐浮出水面。当前,***县基层工作人员,尤其是乡镇领导干部经济犯罪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这引起了县领导的普遍关注。

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篇5

2012年全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平安斜桥”“法治斜桥”的工作部署，着力创新社会管理，着力夯实基层基础，提高我镇综治工作水平，保持我镇社会的持续和谐稳定，为我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着力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1、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工作。认真落实《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发挥基层综治工作站的作用，及早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要吸取光隆能源事件的教训）。

2、健全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以我镇实行的“三五”工作日制度完善定期排查、下访接访、领导包案等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和有效调处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3、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重点加强部门的衔接，规范综治工作重心联合调解程序。构建部门协作调解工作机制，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高效化解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交通事故、两新建设等突出矛盾和纠纷。

4、完善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机制。建立完善群听性事件苗头隐患排查、研判、报送、预警等制度；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指挥机制。提高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和水平。

二、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

1、加强和改进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围绕“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实”的工作要求，完善落实“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实有人口管理模式。依法打击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2、抓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解决刑释解教人员中“三无人员”的救助帮扶问题，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防止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

3、健全青少年违法犯罪防控体系。落实闲散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子女，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帮扶、教育管理。

4、严密高危人员管控。摸清精神疾患人员，吸毒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底数，有针对性的落实教育管理措施，加强服务救助。

三、加强社会治安打击防范工作，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1、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严厉打击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深入开展打击“黄、赌、毒”的各项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传销，非法集资等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2、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发挥视频监控技术在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稳妥的推进“技防进农家”工作。加强村级巡防队的建设，落实

监督措施，充分发挥其在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

3、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在深化平安镇、平安村（社区）、平安单位创建的基础上，要组织平安市场、平安铁路、平安医院、平安校园、平安家庭的创建活动。

四、强化基层基础，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1、加强基层综治网络建设，抓好基层综治站及综治干部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职人员，发挥综治组织统筹、协调等职能作用。

2、深化镇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任务，规范制度机制，充实工作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巩固嘉兴市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争创省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

3、完善综治例会制度，坚持每月不少于一次的综治工作例会，分析综治工作形势，研究解决矛盾、问题办法。

4、完善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对村、社区综治工作考核办法，充实考核内容，推动综治工作制度化、规划化建设。

5、严格执行责任查究、一票否决等制度。

五、加强信访（市长电话）办理工作加强信访（市长电话）

1、健全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构建大信访格局，全面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

2、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信访工作双向规范，提升创新能力。

3、以重复信访整治为重点，努力化解信访积案，依法解决群众诉求，提高“事要解决”的能力。

2018社会综合治理 篇6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这一重要表述，描绘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指明了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方向和任务。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社会治理的聚焦重点，在于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使其能够应对复杂的系统治理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化解社会矛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治理目标的同时，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如果说过去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好比夯实“硬件”基础，涵养社会心态则是厚植社会治理的“软件”灵魂。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社会治理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体验感、归属感、获得感息息相关，完善社会治理实际上就是不断夯实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微观基础。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的探讨 篇7

一、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解

所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政治优势,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各部门齐抓共管,各条战线通力合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等多种手段,治理社会治安,减少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二、综合治理的内容

1. 就组织领导来看,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各级党政领导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综合治理的领导,认真组织、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解决落实中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要在各级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各级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研究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部署,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综合治理措施;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后进,办理常委和政府交办的有关事务等。

2. 就治理的方法、手段、环节和措施来说,公安司法部门

要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加强专业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及时查处取缔“六害”活动,防止境外黑社会势力的侵入,严格各项治安管理,积极提出司法建议,扩大办案效果,加强劳改劳教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努力消除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各种违法犯罪的消极现象。同时,要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措施,抓好各个环节,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3. 就综合治理的工作路线来说,要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

正如1991年3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所指出的:“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要坚持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依靠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其治保调解组织,发动和组织亿万群众关心和参加治安工作。

4. 就综合治理的目的来说,就是要通过治理,达到社会稳

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得到明显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争取社会风气的好转。

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强化四个环节

一是打击。所谓打击,是指国家的执法机关依法对一切违法。罪子给予应有的惩罚,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罅和减少犯罪活动,保障国家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有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违法犯罪分子就人陷于孤立的境地,就会成为过街老鼠。

二是防范。防范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一个范畴,它具有特定意义,是指治安防范。所谓治安防范,顾名思义是指对危害和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种因素的防范活动。是指国家、集体、单位、群众财体和人民群众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对危害和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和行为进行主动防范的活动。通过这种防范活动,达到减少犯罪,消除丑恶现象,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的目的。

防范环节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六大环节之一,是治本的环节之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1)防范是减少各种违法犯罪的积极措施。

(2)防范是一项治本的措施。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不仅要治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治本,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教育环节应是最根本的治本措施,防范对于教育来说仍是一项治标的措施而不是治本的措施。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从宏观上看,防范是治本的措施之一。

三是管理。加强管理的重点是社会治安管理。

(1)加强户口管理。户口管理是户口管理部门依照国家的户口管理规定对住户和人口进行的管理活动。户口管理是管理的中心,人口的管理是户口管理的核心,对人的管理亦是治安管理的重点。加强了户口管理就能够有效地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服务国家建设。

(2)加强公共场所管理。加强公共场所的管理主要是指:加强对公共交通场所的治安管理,如车站、码头、渡口、民用航空站等;加强对公共交通工具的管理,如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加强公共娱乐、体育、游览场所的管理,如影剧院、文化宫、俱乐部、体育场馆、公园、餐厅、茶座、酒吧、夜总会的管理;加强对商场、集贸市场的治安管理;加强对集会、游行示威场所的管理。

(3)加强特业管理。特业管理主要指的是旅馆业、刻字印刷业等的管理。加强了对特业的管理,有利于预防、发现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有利于特业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正当经营,有利于推进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落实。

(4)加强对危险物品管理。对易燃易爆易杀人命易毒害等危险物品的管理是治安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这些物品往往是犯罪分子作案的凶器、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这些危险物品本身也有社会的能量,管理不好,就会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危害。

四是建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法律化。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法律化是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综合治理工作向高层次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必须创造各种条件,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逐步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法律化。使综合治理经常化,首要一条就是要有正规化的各级综合治理组织机构。没有组织保证,就不可能达到经常化。要使综合治理制度化,必须建立健全各项既科学又合科实际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使综合治理制度化的主一。要使综合治理科学化,就必须加强综合治理的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使综合治理法律化,必须立法,把综合治理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人们去遵守去实施。组织、制度、法律建设三者对综合治理的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法律化的实行起促进作用,三者缺一不可。

摘要：针对当前一些矛盾纠纷及社会问题呈现新特点的形势,研究如何在新时期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认为应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倾心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篇8

1987年8月1日,我代表共青团上海市委参加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的向驻沪部队慰问活动后,就来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机关报到,到2000年7月22日我被调任市人民政府担任副秘书长,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3年。从工作的起步到走上规范、达到高峰,我参与了全过程,内心真舍不得离开倾注心血培育的“综治”事业。

在市委政法委员会召开的欢送座谈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刘云耕出席会议,当时我动情了,眼含热泪,发言哽咽。一直教育、培养、指导我的市委老领导王力平同志,政治成熟,历炼丰富,知识渊博,擅长书法。他曾用草体将“造福于无形,消祸于未然,无智名,无勇功,天下阴受其赐”的条幅赠送给我,并告诫我,这是你所从事工作的内涵、意义所在。我一直铭记在心。

社会是舞台,治安是主题,综合是优势,治理是措施,平安是目标。能从事此项利国利民的工作,我感到荣幸、有意义,至今回想起一切的付出和奉献,一个字概括:值!

一、深感光荣和自豪

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极为重视。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通知》。199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0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每年以中办、国办名义批转的文件就更多了。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十分重视。仅举一例。中央政法委主办的《长安》杂志记者到上海来采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市长黄菊分别用两个半天的时间接受采访,全面阐述上海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和举措,我至今难以忘怀。更使我引以为光荣和自豪的是,曾走进中南海,向总理面对面汇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1995年2月20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中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面的意见。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我参加座谈会并作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姜春云,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等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听取意见。

我一见到刚调中央不久、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邦国同志就说,中央政法委员会要我参加座谈会作发言,汇报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市委还不知道。邦国同志在上海工作时曾分管过政法工作。他亲切地说,“小柴,你大胆地讲,我在场。”我胆子一大就放开汇报了(事先规定我们的发言不能超过15分钟),李鹏总理听了一会我的汇报即说:“柴俊勇同志,你的发言可不受时间限制,多讲一些。”并对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说:“你们认真听上海怎么干的。”

在发言中,我建议铁道部对春运期间火车票票价实行浮动。我说,我在安徽蚌埠火车站广场上疏解民工潮,听到阜阳地区农民有一个习惯,“三六九、往外走”,就是说青年农民外出打工是他们传统的做法,还听到说“少吃半个鸡,坐到真如西”。总理问,什么意思啊?我说,从安徽的蚌埠车站坐到上海的真如西站,火车票只要10块钱。上海的出租车起步价就是10块。总理笑了,他说,你讲得有道理,请铁道部抓紧研究。从1996年春运开始火车票调价就这样出台了,持续了13个年头,到2008年才取消。

发言中间,总理问,上海市委是谁分管政法工作?邦国同志说,是力平同志。座谈会结束时,邦国同志说,小柴汇报得不错,回去跟市委说,就说是我说的。我高兴极了,心中石头总算落地了。

总理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尤其是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政府牵头,公安为主,各方参与,综合管理的办法。

当年9月,国务院在福建厦门召开了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时任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刘云耕同志代表上海作了交流发言。更让我惊喜的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成部分,走向了国际。

1997年年底,我接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通知,要我着正装接待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鲁斯。他这次国务访问到上海,专题要了解这项工作情况。他问得很详细,先后用了三个小时。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在江苏常州市开办了全国政法综治干部培训中心,聘我为兼职教授,我时常去上课。

二、充满挑战和创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有勇于实践的务实精神,而且要有超前的具有战略思考的理论指导;不仅要有专门工作部门的积极努力,而且要有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不仅要继承和保持良好的传统,而且要不断地开拓创新。

十多年来,在市委分管领导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我们尽心尽责当好参谋和助手,在综治工作战线上不断耕耘,坚持从上海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传统,并注重与时俱进,巩固群防群治队伍和夯实基层基础,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思路。

在全国最早实行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公安机关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力军,通常是“出大力、得大益”。因此,在公安机关专门成立社会治安防范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场所、不同单位的情况,全面加强安全防范工作。在居民居住区创建安全小区,认真实施居民楼道灯光、新村围墙封闭、小区治安岗亭、住宅铁门窗栅、非机动车停放棚点、简易技术防范等“六小”工程,使地区治安防范能力逐步增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各项措施落到基层,巩固社会治安第一道防线。按照市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管理”的总体要求,加强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法实战单位为骨干,群防群治组织为依靠的基层基础建设。

针对市区、郊县、企事业单位和政法自身基层基础工作的不同特点,加强分类指导。先后制订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若干意见》、《关于加强街道乡镇基层政法组织若干意见》、《关于上海企事业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意见》,并狠抓措施落实。

确保一方平安是地区党政主要领导的政治责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涉及“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面广量大,必须由党委政府的领导同志挂帅出阵,真抓实干。上海由市委分管副书记兼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并明确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社会治安第一责任人。多数地区和单位实行层层签约制度,把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绩与党政领导的政绩和所在地区、单位的评先创优挂钩。同时,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任务分解到67个成员单位和各职能部门,真正做到齐抓共管,有效发挥综合优势。全市各乡镇、街道都增配一位专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做到基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大多数基层单位做到组织健全、人员到位、目标明确、责任落实。基础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工作规范、措施有力、作用显著。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尤为重要。我们适时将上海工人纠察队、治安联防队有效整合,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组建上海市社区保安队。当时,社保队员19800多人,有30多万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护村、护楼队伍;有10多万在职的党员干部参加居住地的治安防范工作。同时,设立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基金,激励人们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形成了全天候的治安防范网络。及时总结推广静安区“七一”、虹口区“海联”运输公司过渡性安置基地的经验,使安置帮教刑释解教人员和做好轻微违法青少年工作得到进一步深化。此项工作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多次批示,要求全国予以推广,中央综治办、国家司法部在上海召开了专题会议。

为了使法制宣传教育深入人心,我们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联手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何须再回首》;组织上映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肖锋导演的、由静安区“七一”运输公司职工陈建国主演的《好人合算》电影;与上海滑稽剧团合作,排演喜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当好助手和纽带

我们国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展至今,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办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此,不能不提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1991年,党中央作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决定时,他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同志身边担任大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法委研究室主任。1994年1月,他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后,经常到上海来检查指导工作。他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忠诚实践者、出色宣传者、高超组织者。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

我长期担任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实践使我体会到,综治办是各级综治委的办事机构,是协助党委政府和综治委领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处于枢纽的位置,具有承上启下、联系左右、传递信息、辅助领导决策的功能作用。因此,必须履行职责,勤奋工作,求实高效,以自己出色的成效赢得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加强综治办的自身建设,以下四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心中要有全局。要善于根据党委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和全局性大事,要善于剖析社会治安的动态和特征,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带有方向性、指导性的建议,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领导决策一经作出,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地组织协调,抓好落实。

二是摆正工作位置。综治办的主业应是具体承办需要党委政府出面部署和组织的事情;一个职能部门办不了,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事情;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又较难以解决的事情;对预防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能长期起作用的事情。这些事可以说都是大事、难事,都是人家不想干的事。因而要采取上靠领导、下靠基层、左右求源、自我奋斗的工作方法。具体要在“五个更加”上下功夫:在把握治安态势,打防结合上更加主动;在解决社会治安热点、重点、难点问题上更加有力;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上更加扎实;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运行方式上更加规范;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上更加显著。

三是做好服务工作。要加强对区、县、委、办综治办工作的指导,定期召开会议,交流工作情况,研究共同问题,并到基层帮助发现总结先进经验,推动面上工作展开。对选派或增设的街道乡镇专职党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要格外加以关心,这是我们工作措施落到实处的关键。采取举办培训班或讲座等方式,扩大他们的视野,提高工作水平。同时,对凡是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事情,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书面意见和提案,还是各系统、各部门提出的工作配合要求,我们都要热情地支持,尽心尽力地做好。

四是培育良好作风。各级综治办的人数一直不多,但大家都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忘我工作,新老同志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协作,克服人员少、任务重、节奏快、难度高等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搞好上海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出光和热。作为综治干部,尤其是办公室主任,要带头倡导和发扬五种精神,即热爱综治工作,忘我投入的敬业精神;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知难而进,勇于开拓的攻关精神;周密严谨,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

作者系上海兰生集团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