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登记制度

物权登记制度（推荐8篇）

物权登记制度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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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登记与法定公证制度

汤维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 陈巍 中国人

民大学 博士后

关键词: 物权登记/实质审查/法定公证

内容提要: 公证机关的实质审查无论在能力和“便民”方面较之登记机关更有优势,也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趋势。我国应在物权立法上引入法定公证制度,基于公证跟随登记的原则,与物权登记制度衔接。

一、物权登记的实质审查与形式审查之争

物权登记是指经当事人申请,由国家专门机关将不动产物权和其它一些重要的动产物权的变动情况记载于专门的登记簿上以供社会公众查阅的制度。登记的首要意义在于实现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均可查阅登记簿册,并且任何人均可相信登记权利而为交易。物权登记有实质审查主义与形式审查主义之分,两者核心区别在于登记机关是否对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进行“真实性和合法性”审查。实质审查主义的显著优点是最大限度地防止登记权利与真实权利的不一致,从而使公示力确立,并最大限度的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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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带来的误导受买人的可能性。形式审查主义,指当事人在向登记机关申请物权变动登记时,登记机关不需要对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以及因此形成的实体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真实性审查,而只进行形式上审查,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即可以登记。

从大陆法系近代物权登记制度的历史沿革看,在物权登记制度建立之初,采纳的是登记实质审查主义。德国18 世纪采纳的物权变动实质审查主义,带来严重弊端,一方面,延长交易时间,增加交易成本,延缓交易进程,最终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登记官为避免责任,追查细节,过多干预了市民私生活,以至社会怨声载道。[1]1872年,普鲁士《所有权取得法》颁布,以物权无因性作为立法基础,使得登记实质审查主义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得以排除。因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使得物权变动的效力和引起变动的债权行为分离,促成了形式主义的审查制度。目前德国虽采物权登记的权利要件主义模式,但登记机关只是形式审查,只有在不动产登记有害于社会公共利益时才进行实质审查。[2]而法国在废除登记实质审查主义方面则走的更远,立法对登记的效力采对抗要件主义,即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契约有效成立后,即使没有登记,也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登记只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物权登记机关自然也就丧失实质审查的机会,即使当事人在物权变动生效之后主动登记,登记机关也没有理由进行实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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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因为即使登记机关发现实体错误拒绝登记,也不能改变物权因合同生效而变动的法律效力。

正是基于登记实质审查对交易迅速的阻碍和对民众私生活的干预,大陆法系的两大代表性国家取消了该制度,这一背景是我国物权立法应当注意的。

二、法定公证制度的引入

在保证合同自由原则与保证物权登记真实的两种利益之间进行衡平的结果,就是公证机制的引入,由公证机关通过对合同、遗嘱等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其他原因行为的确认,完成对物权登记前的实质性审查。当立法把公证机关的实质审查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并且与物权登记制度衔接,这种公证和登记相结合的“中间路线”就构成了“法定公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3]法定公证制度下,公证是进行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之前必须经过的一个前置性程序,公证机关对引起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原因行为,典型如契约等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国家登记机关只对提交登记的申请及有关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或称“窗口式审查”。登记机构只接受经过公证的契约,经过公证的不动产契约即为相应不动产权利的凭证。

登记前的强制公证在多国立法中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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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法典》第313 条规定:“以当事人一方负担让与土地所有权义务的契约,需有公证证书。” [4]《瑞士民法典》第657 条规定:(1)转移所有权的契约,不经公证,无约束力。第680 条规定:(1)⋯⋯法定所有权的限制,因法律行为而废除或变更,非经公证并在不动产登记簿登记不生效力。⋯⋯第681 条b :(1)变更或排除法定先买权的约定具备公证形式的,始为有效。第799 条a 项关于设立独立且长久的建筑权的契约,须采用公证,始生效力。第799 条b :(2)设定不动产担保的契约,须采用公证,始生效力。

《法国民法典》第16012 条:⋯⋯设立抵押或担保须以公证书作成, ⋯⋯ 第2127 条:约定的抵押权,仅得在公证人二人面前,或者在公证人一人与证人二人前,以经过公证的证书设立。第2213 条:强制出卖不动产,仅得依据公证的、可执行的证书,就确定的,已清算的债务请求之。

《意大利民法典》第2657 条“登记的依据”规定:如果未按照判决、公证书或有签字认证或司法认证的私文书进行登记,则登记不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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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法典》第339 条“抵押合同、抵押合同的形式和登记”规定:抵押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不动产抵押合同以及应予公证的为保障债务履行的动产抵押或财产权力抵押合同,应进行公证。

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物权修正草案》第166条增加了“契约以负担不动产物权之移转、设定或变更之义务为标的者,应由公证人作成公证书”。登记之前的公证环节起到了“风险过滤”作用。有了这些前置保障机制,登记机关无需再深查细究原因行为的效力,只进行形式性审查,保证登记的迅速及时。因此,尽管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两种物权登记效力主义对于物权行为的立场不同、登记模式不同、不动产物权变动构造不同,但在公证机制的介入和保障之下,基本上采用了物权登记的形式审查主义,并且基本上都能确保登记的准确性。在这种公证与登记结合的制度中,登记审查职能实际上被公证机关和登记机关共同分担,其结果就是既能保证登记的迅捷,又强化了登记结果的正确性。

三、我国物权登记引入法定公证制度

我国物权登记中引入法定公证制度的理由很多,其中最基本的理由是:公证机关更具备实质审查的能力。我国公证机关的专业性优势体现在:首先,在体制方面,我国《公证法》把公证机关定位于专门的国家证明机关,与行政脱钩,这就从体制上保障了公证机关不受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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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非法或不当干预。这一体制变革对于公证“服务民众”而言至关重要。公证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公证的社会化,公证机关具有社会中介组织性质,服务社会的性质更加纯粹鲜明,公证体制的社会化使得公证机关摆脱了行政部门管理者的身份束缚,与办理公证的当事人更多是“平等与服务”关系。比较而言,我国登记机关仍然定位于政府部门,其服务意识显然不及公证。如果可以选择,恐怕民众不会倾向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政府部门。

其次,机构设置方面,我国公证机构的性质确定,公证法出台后,各地的公证机关通过改制,短时间内可以形成满足群众需求的公证机关,反观我国的登记机关,长期以来的物权登记体系形成五种不统一,即登记机关、登记根据、登记簿册、登记程序、登记效力的不统一,由此带来诸多交易安全上的问题。[5]立法者否定法定公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逐步实现统一登记”, [6]但可以预见,“法律法规规定”还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必须解决部门利益协调、机构设立、登记员选任和培训、工作规程等诸多难题。而中国物权登记制度的构建又是迫在眉睫,对于实质审查这一重任,弃眼前合适的公证机关不用而依赖于尚未见明显优势的物权登记机关,不免有僵化和教条之嫌。

再次,业务水平方面,对合同和其他法律文书的实质审查并非易事,法定公证涉及的公证事项都是公证机关的传统公证项目,已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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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我国《公证法》规定的公证业务范围包括:合同;继承;委托、声明、赠与、遗嘱;财产分割;招标投标、拍卖;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公司章程;保全证据;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其中全部涵盖了物权登记需要审查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权利义务关系。我国公证法对实质审查的程序有详细的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审查的质量,而物权登记机关由于长期不统一,审查的范围、方式、程序方面尚无统一规范做法,基本上是各地各部门自行其是,其审查质量很难得到保障。

第四,人员素质方面,我国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还要经过国家任命取得执业资格,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由他们来从事具有预防纠纷性质的实质审查权比较适合,其结果也更能够获得交易双方的认同和接受。而登记机关的人员显然不可能达到这种法律素养上的标准。

最后,工作监督方面,《公证法》内容涵盖公证性质、公证机构设置、公证业务辖区、公证员、公证业务范围、公证效力、公证法律责任等方方面面。这些规定,一方面确保了公证活动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是对公证全方面的法律监督和控制。我国物权登记机关的监督散见于各种规章制度,并不系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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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权力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公证法》第14 条规定,公证机构应当建立业务、财务、资产等管理制度,对公证员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建立执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第15 条规定,公证机构应当参加公证执业责任保险。公证机关与申请公证的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服务”关系。由于公证机关特殊的“第三方”的地位,决定了在发生错误时负有民事赔偿责任。把公证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要件或前置条件,这样不仅将不动产物权登记审查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同时也实现了责任和风险转移。由于公证错误导致的当事人的损失,由公证机构或公证员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公证行业建立职业责任赔偿保险,完全有能力承担起这个责任。有了公证责任保险、公证赔偿后备金等公证行业补偿制度作后盾,公证行业才能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从而使因公证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赔偿,从制度上得到保证。这也客观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目前情况下,物权登记机关的性质尚未明朗,对于登记员玩忽职守或徇私舞弊行为导致当事人受损的,很难得到赔偿。因此,对需要登记变动物权的民众而言,有赔偿保障的公证机关是更好的选择。

在各国普遍确立了登记机关“窗口审查”模式并且毫无变动迹象的背景下,我国物权法采登记机关实质审查模式,确非明智之举。公证机关介入物权登记,并非要取代或者削弱物权登记机关职权,也不意味着公证机关权力的加强,而是将公证机关的职能与物权登记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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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的职能相互配合,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更好的实现物权登记制度的预期效果和社会功能。

法定公证与物权登记制度的密切关系,可以用“公证跟随登记”的原则概括。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定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物权变动登记涉及的原因行为以内。鉴于法定公证旨在维护物权变动的安全性和真实性,因此总的一个原则,凡是在物权变动中由登记机关登记的事项,如果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是可以进行公证的民事行为,典型如合同、遗嘱等,原则上均应当予以公证后才能登记。进行登记而不需要公证的,仅能作为例外存在,由法律加以规定。另一方面,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公证的效力和登记的效力保持一致,仅限于登记的前置程序,并不单独具有债权生效或物权变动效力。

当前,我国新的公证立法已经出台,物权立法虽有波折,但也是指日可待。等到物权立法明确物权登记机构与公证机关的具体职能分工,公证机关即可以担当起物权登记实质审查的任务,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Abstract :The notary authority has the advantages of registry in both ability and convenience to exercise the function, and it’s alsothe stream of system reform of our government.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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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tory notary in the China’sProperty Law and designed it as an interlinked system to the register.注释:

[1]陈华彬.物权法原理[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121.[2]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26.[3] 西方法定公证制度的范围不一,并不仅仅限于不动产物权变动事项,一般还包括公司事务、继承实务等必须公证的事项。本文的法定公证仅指涉及物权登记领域的法定公证。

[4] 德国的法定公证制度主要运用范围是不动产事务公证,将地产的取得、放弃、转让、拍卖等列为法定公证项目。

[5]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476-482.[6]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 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三次审议增加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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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物权登记制度 篇2

1990年11月28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曾给陕西省公安交通警察总队作出的《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中指明：机动车辆产权的转移有特殊要求，即必须经过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向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手续，未履行以上二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2000年6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给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的复函中指明：“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机动车所有权从出卖方将机动车交付给买受方时起转移[1]。那么机动车登记究竟仅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还是一种物权登记或者二者意义兼而有之呢?笔者认为机动车登记具有双重意义。

有人认为：“机动车登记包括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和注销登记五种类型。其中，除了抵押登记具有物权变动的效力之外，其他四种类型的登记均不属于物权登记，不是机动车物权设立、转移、变更或消灭的生效要件或对抗要件。抵押登记和其他四种登记分别属于机动车物权登记与机动车行政管理登记。”[2]笔者认为上述认识是片面的、机械的，其没有正确理解机动车登记所具有的法律方面的双重意义，除抵押登记具有物权变动效力之外，注册登记和转移登记也属于物权登记，且具有机动车物权设立、转移的对抗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第九条：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该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加强对机动车的管理，而且还是一种物权登记制度，这是一种所有权登记，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登记。如果不是所有权登记，为什么在申请登记时要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为什么在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时，要进行转移登记?如果仅仅是道路行使管理的登记，那么，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时进行转移登记就毫无必要。

“动产中的准不动产，因其以登记为物权变动条件，故不宜适用占有推定规则。这即是动产适用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例外。换言之，法律中对于个别价值较大且便于登记的动产，如汽车、船舶，在物权变动上以登记为生效或者对抗要件，其不宜适用占有权利推定规则，而应当与普通的不动产一样适用登记的推定力。”[3]物权法采取的立法模式大体上是继承了我国民法原有的立法模式，采取的是折衷主义，不动产的公示为登记，动产的公示为交付，经过公示后，物权才能发生变动的效果。由于准不动产的价值大小不一，对其无论是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还是以交付为公示方式，都不能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流转关于交易安全和迅速的要求，所以对于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物权法以交付为物权发生变动的要件，以登记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依据物权理论以及《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登记有两种效力，一种是物权生效的效力，另一种是对抗效力，前种效力的登记为设权登记，即不登记不产生物权效力，如房屋买卖、土地使用权转让登记;后一种效力的登记则为证权登记，该登记不是物权产生的条件，而是物权的证明、物权对抗的依据，机动车登记便是此种登记。因此，根据登记效力的不同，也将物权登记称为物权生效要件或者对抗要件。虽然效力上有所区别，但这两种登记都属于物权登记。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物权法》规定的机动车登记具有物权登记的法律属性。

二、机动车登记具有物权对抗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变动物权的法律行为，也是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行为，如果不涉及其他人的利益或者说对于他人的利益已给予了足够的保护，法律也就不应当加以干涉，包括对其形式上的强制。绝对权与相对权不同，它使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对抗一切人的权利。因此，只有依一定的方法让第三人知道权利的存在，才能使第三人负不得侵害或干涉的义务，也才能使第三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的后果，以采取避免措施[4]。有人认为“我国的汽车登记采生效要件主义”[5]，对此意见，笔者不能苟同。我国机动车登记系证权登记，而非设权登记，并非采取生效要件主义。关于机动车登记效力，在肯定登记属于物权变动的前提下还存在理解问题。一种赋予登记行为本身以绝对效力，即不管过户登记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也不管是否存在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登记均产生物权变动效力;另一种主张登记的公信力，如果登记簿的记载不能反映实际的物权状况，那么真正权利人有权要求涂销或更改登记簿，但是，真正权利人不得对抗善意之第三人。笔者认为机动车登记具有公信力，产生的是善意第三人物权对抗效力，对于其内部关系而言，仍是一种相对权，而非对世权。就机动车的注册登记而言，现实中有多种形式的挂户车辆，致使物权名实不符，那么如何确定机动车的所有权呢?甲出资购买车辆以乙的名义在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双方有明确约定权利义务并由甲享有和负担。此种情形下，如乙主张该车的所有权，应该如何处理呢?显然，该机动车虽然登记设立乙为所有权人，但乙并不享有该车所有权。如乙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车辆卖给丙(丙不知该车实为甲所有，相关手续齐全)，向丙交付车辆，丙支付价款给乙，甲知道后向丙追要车辆，向丙主张该车所有权，此种情形之下，丙取得了该车的所有权，享有该车登记的物权对抗效力，丙已成为该车的所有权人，甲便不能够再从丙处主张到该车的所有权。接下来，丙得到该车后，并未去车辆管理部门进行车辆转移登记，车辆档案仍然登记为乙所有，乙将车辆从丙处借出又将该车卖给丁(丁不知该车实为甲所有，亦不知丙已买了该车)，丁支付价款给乙，丁持有关手续向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了车辆转移登记，丙向丁主张该车所有权，又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乙丙之间转让车辆所有权未经登记，乙丁之间转让车辆所有权进行了转移登记，乙丙之间的行为无论在先在后，均不能对抗乙丁的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效力。公示的物权状态与权利的真实状态不一致，法律也对因信赖该公示的第三人所取得的权利予以保护，即因信赖公示而从非真正权利人取得的物权可以对抗在先取得权利的真正的权利人的权利。这就是物权的公信原则。可见，公信原则的效力一方面在于使社会一般人相信依公示方法公示出的物权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使善意第三人因信赖公示的物权可以从非权利人处取得物权，以保护交易的安全。

三、机动车登记的物权登记性质在处理挂户车辆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有了《物权法》的明确规定，挂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尽管被挂户人仅是名义车主或者说是法律意义上的车主，但其应当依法与挂户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相应连带法律责任，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不能对抗第三人，但是被挂户人向受害人承担法律责任后，可依据挂户协议约定向挂户人追偿。

对于车辆买卖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如违反规定未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同样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汪治平.《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2]温世扬, 周珺.浅议机动车的物权登记制度.法学评论, 2006, (5) .

[3]程啸, 尹飞.物权法草案中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两个问题.人民法院报, 2006.4.5.

[4]郭明瑞.物权登记应采对抗效力的几点理由.法学杂志, 2005, (4) .

[5]高富平, 孙维飞.汽车登记效力探析.华东政法学院.

试论我国的物权登记制度 篇3

关键词：物权登记制度；不动产；效力模式；思考

1物权登记制度概念

物权登记制度指的是声明对某项权利或者某物具有债权或者物权的人向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确认、更改、消灭某项债权或者物权的登记申请，在经由相关机关的审查，最终决定是否予以登记的制度。

2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理基础

不动产登记是公共权力机关如实记载既有权利的状态，并对其制作表明客体状态和权属的证书与簿册。任何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在一定的法理基础之上才能得以建立，物权登记制度也是如此。其实在我国古代，为了满足行政管理和征税的需要，就已经存在土地造册登记制度，但并不属于法律权利的确认。在中世纪日耳曼人的统治区域，大土地、寺院、教会所有权人一般都会将不动产所有权情况给记载保存下来，并将其作为权利的证明。18世纪，德国逐渐对罗马法进行继受与传播，交付与登记成为当时产权转让的两种主要方式，之后登记逐渐演变成对整个所有权状况的登记，成为不动产公式公信的方式。

在对不动产登记的法理基础进行探讨时首先需要明确在大陆法系各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普遍的不动产登记法理。不动产作为一种体现物权公示原则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式方法，分为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两种方法。这里还有必要明确一下物权的公示制度，就是指物权变动所特有的制度，要求物权在变动时需要将变动的事实向社会公开，要让第三人了解物权变动的实际情况，并保证交易安全，第三人也不会受到损坏。由于物权具有优先性和排他性等效力，如果物权在变动时没有向社会进行公示，导致第三人并不知道某人具有某种物权，而一旦某人向第三人主张优先权时，第三人就会受到损失。但是债权就不需要进行公示，因为债券不具有排他效力和优先效力。由此可以看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公信原则和物权公示，而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方法就是登记，进行登记的根本目的在于公示不动产权利状况完成物权变动，而不是为了进行行政管理。

3 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采用的效力模式

如今大多数国家对于不动产物权登记所采用的效力模式分为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其中登记对抗主义又称为意思主义，指的是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即如果当事人产生了所有权变动的意思表示，那么在进行公示之前，所有权变动的事实不能对第三人产生对抗，也就是指只要诺成性的合意就可以使所有权发生转移[1]。而登记生效主义又称为形式主义，指的是在进行公示之前，当事人根本就实现不了所有权的变动，因此对第三人也没有对抗效力可言。

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采用公示要件主义，只要当事人达成合意就可以转移自己的所有权，因此也会按照债权人双方的合意来追究责任。另外公示要件主义一物质交易的方式给了双方当事人积极意与消极的双重保护，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值得信赖的公示效果，但是有时候也还是会采取其它效力方式，例如考虑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了减少成本，方便群众，我国的地役权就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模式。总之我国的不动产登记采用的效力模式是登记要件主义兼顾登记对抗主义。

4我国建立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重要性

4.1有利于维护不动产交易的安全

对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实际上就是对不动产的权利归属和权利状况进行確认。因此确立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能够很好的体现出不动产所有权的透明度和公示性，能够为当事人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而且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包括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凭借登记的公信力，可以有效保障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例如，当事人双方签订了一个房产买卖合同，买受人就算已经向所有权人支付了对价，但所有权人还是有可能将房产卖给其他人甚至还有可能房产的所有人根本就不是此人，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法律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那么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会收到损害。而制定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就能够有效的维护不动产的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并且还有利于政府对不动产交易市场行使监督职能。

4.2有利于保护我国当事人对不动产所有权的私有权利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法治建设的不断健全，我国的民法逐渐由自由主义的私法向社会、国家的干预过度，但是仍然将全力自由和合同自由作为私法的出发点。虽然国家公权力对于私人交易关系的干预在不断加强，但当事人的申请却是对不动产所有权进行登记的前提条件，当事人的申请体现着所有权当事人的合意，也体现着当事人意思自治。而且如果不对不动产所有权进行登记就不存在所有权转移的效力，另外不动产所有人还拥有进行补办登记的自由，因此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能够保障不动产所有人是否使不动产所有权发生效力的自由选择权，能够保护当事人对不动产所有权的私有权利。

4.3我国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体现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我国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设置的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能够使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如果觉得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内容存在偏差或者失实时，可以申请更正登记。当权力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事项存在错误或者书面同意更正，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登记【2】。而在权利人发现登记错误到提出更正登记这段时间之内，真正权利人最关心的事就是是否会有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获得不动产所有权，这时异议登记就显得尤为重要。异议登记是指对登记名义人的权利正确性提出质疑，受到质疑后，登记的公信力就会丧失，由于登记名义人的权利正确性无法被断定，所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就不能生效。异议登记限制了登记名义人的处分权，为真正权利人完成更正登记争取了最多的时间，从而保障真正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体现着我国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4.4我国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有效地减少了交易的信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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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价值体现在我国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方方面面，不动产交易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不动产交易信息的获取，登记制度在完成所有权归属信息职能的同时，因其信息透明的公信力可以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在不動产交易中，当事人需要办理登记手续，还要向社会进行公示，这些都需要支付一定的手续费用，也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5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

5.1没有形成统一的不动产物权登记管理体制

5.1.1没有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

我国并没有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相关方面的规定只是分散在其他具体的法律法规之中，而且规定内容多有矛盾。所规定的内容只符合对房屋、土地等不动产进行行政管理的需求，并不适用于不动产交易的需求。尽管近几年有所改观，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5.1.2登记机关不统一

现阶段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压处于“多头执政”的局面，依据的法律各不相同，并没有形成共识。例如《担保法》第42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林木主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等多个部门都是不动产登记部门，且都具有管理不动产的行政职能【3】。但是登记机关的不统一，而且各部门也都只是有行政职能，如此做出的登记都不具有司法性，因此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和经济的发展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5.1.3权属证书不统一

现阶段我国存在林权证、房地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等多种不动产权属文书并行的现象，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统一，非常容易扰乱市场秩序，使权利人的经济负担加重，还非常有可能引起不动产管理机关的矛盾与争执。

5.2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不统一

虽然对于不动产登记效力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尚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都坚持同一个立场，就是我国对于不动产登记要采用登记要件主义的效力模式，都认为实现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是登记，如果不进行登记，物权变动就不具有法律效果，其依据是我国《土地管理法》、《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担保法》、《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4】。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登记对抗主义的践行已经逐渐渗透到我国司法解释和实务上，例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依据《合同法》的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法规或者法律规定只有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或者批准手续之后合同才能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如果当事人没有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或者批准手续的话，人民法院可以判定其合同无效。行政法规、法律规定合同需要办理登记手续但并未规定合同只在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就算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合同也是存在效力的，合同标的物权不能被转移。”这一规定实际上采用的是登记对抗性主义的效力模式。但是我国登记机关对于不动产登记效力又是一种新的认识，他们认为登记属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当事人的义务，如果不动产物权变动在当事人进行登记之前就已经成立，那么在所有权转移后规定的时间内要是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的话，当事人要承担罚款或者加收登记费等行政责任【5】。在我国同时存在的三种不动产登记效力模式，这样一来很容易引起法律的矛盾，扰乱市场规范。

6 对我国将来不动产登记立法的几点思考

6.1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管理体制

6.1.1统一登记立法

制定一套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法，需要沿袭现行的登记管理体制，对道路、滩涂、水面、森林、建筑物（房屋）、土地等各类不动产分别制定相适应的登记法。

6.1.2统一登记机关

可以将不动产登记机关确定为司法机关，实行县一级法院统一管辖，淡化登记机关的行政色彩，废止当前存在的多部门登记，实现私权自治。

6.1.3统一权属文书

不动产权属证书指的是不动产的使用权证和所有权证，是登记机关授予权利人使其享有相关权利的最主要依据，由统一的机关制作、颁布、并具有相一致的格式。统一权属文书能够有效避免权属文书中的混乱局面，能够对不动产的交易安全提供保障。

6.2统一不动产登记的效力

登记要件主义便于明确物权的归属关系，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过于注重形式，不利于不动产交易的快速发展。登记对抗主义便于不动产交易的快速实现，但容易使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基于两种效力模式的优缺点，我国完全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并不是只能允许一种立法主义的存在。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障教育安全，我国可以采用以登记要件主义为主，以登记对抗主义为辅的效力模式。

6.3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制度

从国际经验和法理角度考虑，我国不动产登记立法需要设立相应的赔偿责任制度，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第一，赔偿范围不宜扩大，登记机关应该以利害关系人的直接经济损失为限承担赔偿责任。第二，为保证赔偿责任的履行，可以提取登记费用总额的20%建立赔偿基金。第三，由登记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7小结

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是我国物权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保护正当利益、规范交易行为等重要意义，但是现阶段我国的登记制度还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促使其积极意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参考文献：

[1]刁其怀.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类型——兼论《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的修订[J].中国房地产，2011（08）.

[2]陈碧春，许甫琦.物权登记对债权的妨碍及其补救——以房产买卖和抵押为例[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03）.

[3]董新忠.试论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方式及其效力——兼论我国《物权法草案》第四条之完善[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4]郭信峰，张建，王秀琼，查文晔，韩淼，许雪毅，李志晖.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三大“风向”[N].新华每日电讯，2013-03-12（005）.

[5]吴国喆.我国物权登记的强行政性特质及其改进——一个法

的实证考察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03）.

作者简介：

于峰（1985～），男，汉族，浙江宁波人，长春工程学院工学学士，管理学学士，工作单位：浙江浙能舟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合同部，现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物权登记制度 篇4

物权作为绝对权，需要以公示的方式赋予权利人对抗任何人的权利；同时，在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需要采取特定的方式进行公示，借以保护第三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本文主要辨析一下：物权登记的正确性推定与公信力。

（一）登记正确性的权利推定效力

权利正确性的推定效力即以登记的物权为正确的不动产物权并依法予以保护的效力。

物权法第16条第1句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这是对物权登记权利推定力的规定，即在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某人享有某项物权时，推定该人享有该项权利，其权利的内容也以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为准。物权法第 17条规定: 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 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 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该条也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将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人推定为物权人，不动产登记簿是确定真正物权人的唯一依据。

登记的推定效力，第三人是可以推翻的，但只能依照特定的程序提出异议，变更登记，重新确权。即只要没有更正登记或异议登记之前，登记对任何第三人来说都是确定性的登记。物权法第19条规定了异议登记与更正登记，其实这正是对登记推定力的逻辑证明。虽然登记赋予其为权利人，但其他人如果有异议，可以通过该途径更改登记，保护其合法权利。第19条是对异议人维权的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登记的推定力则彰显出异议人承担举证的责任。

（二）登记的公信力

公信力是指一旦当事人变更物权时，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公示，则即使依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物权不存在或存在瑕疵，但对于信赖该物权的存在并已从事了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的物权存在时相同的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的安全。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从维护交易安全和便捷出发，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即使登记有错误，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

（三）登记推定力与公信力的关系

个人认为：公信力主要是针对交易中的第三人，而推定力主要是从静态角度保护权利人。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已明确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如果已经明确承认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就必然意味着也承认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这道理是：倘若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不能被依法推定为存在，不动产登记上注销的物权不能被依法推定为不存在，第三人就没有信赖的基础，其不应对登记簿的正确性产生信赖既然第三人没有信赖，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何在？

浅析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 篇5

摘要：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原则的善意取得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本文从善意取得制度的概念、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入手，从物权法角度审视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意义，并提出完善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建议。

关键字：物权法善意取得概念和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意义完善建议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

善意取得也称即时取得，指无处分权人转让标的物给善意第三人时，善意第三人一般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善意取得制度有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1、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是善意的。这是对受让人主观方面的要求。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应是基于善意，不知道出让人没有处分权，并且因相信不动产登记公示公信的效力而与出让人进行交易。

2、受让人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取得

这是对受让人受让方式的要求。善意取得必须支付合理的对价。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是牺牲财产交易静的安全来维护动的安全，是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受让人如果不支付合理的对价，没有为取得该不动产付出相应的代价，则原权利人如果要追回该不动产，这一行为虽然会对受让人造成一定的影响或不必要的麻烦，但由于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时是无偿的，法律就没有必要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来保护受让人的利益。

3、让与人处分权欠缺无处分权人是指没有处分财产的权利而处分财产的人。若让与人为有处分权人，则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一对关系密切的制度，两者完全不可分割。无权处分是善意

取得的前提，而善意取得则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当真正的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如果有偿交易行为中的受让人是善意的，无权处分的合同仍然有效，受让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4、转让财产时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

1、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从动产扩大到不动产

依据传统民法理论，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动产。原因在于动产是基于交付获得公信力，并已占有为所有权转移的前提，而不动产和准不动产则以等级为所有权是否转移的标准。基于公示公信原则一般不容易出现第三人所谓的不知情的情形。但是由于我国等级制度的不健全或者登记时出现错误或疏漏，就会发生第三人所谓善意的情形。例如：一处房产有甲、乙两个人共有，但是在房屋所有权证上只登记了甲的名字，甲未经乙同意擅自将该屋卖给丙，并办理了所有权变更手续，乙得知之后主张房屋所有权。由此可见“基于物权等级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者存在疏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1】丙作为第三人是善意的，因此不动产也应该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这样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同时维持了交易秩序。

2、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从自物权扩大到其他物权

自物权又称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人对自己搜有的财产依法进行全面支配的物权。他物权是指非财产所有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所有人的意志对他人所有的财产享有的进行有限支配的物权。【2】新出台的物权法中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从自物权扩大到他物权，这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减少民事纠纷，保护当事人的相关利益。

3、遗失物和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1）关于遗失物

遗失物是指非基于占有人自身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且非无主的动产。不动产基于自身的特性所以遗失物不包括不动产，遗失物特指动产。动产是否为遗失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占有人必须丧失占有；第二，占有人丧失占有物不是出于占有人本意；第三，物必须处于无人占有的状态。根据物权法规定，遗失物不是无主物，原则上其所有权仍然属于失主。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人对遗失物享有追回权。如果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受让人之日起2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负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可见遗失物并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2】

2）关于赃物

赃物是指贪污受贿盗窃等非法获取的财物。在我国赃物无论是从立法角度还是从司法角度都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我国的物权法规定，就赃物而言，从公开市场购买的，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也有合法的手续，应当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不能再追偿。如果是从拍卖行购买的，如果拍卖行确实有合法的经营资格，经过了合法拍卖行的拍卖手续购买的，也应当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不能再追偿。【2】这种情况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善意取得而是由金钱或无名证券的流通特性决定的。

三、善意取得制度的意义

作为物权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法律对两种价值进行利益判断后的产物，即兼顾对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保护和交易的动的安全保护。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调节民事法律关系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以下的意义：

1、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维护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从实际上来考量，就是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促措施。承认善意买受人可以即时取得财产所有权，则交易者不

必为交易的安全担忧，不必考虑交易的财产可能被原权利人追回，从而能够放心大胆地从事交易，这是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的。

2、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物的经济效用

法律对财产权益的保护，不仅在于满足权利人的实际支配需要，还应当通过调整财产关系充分有效地发挥社会物质财富的动态效用。以便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善意取得制度正是从避免交易费用的支出；善意第三人取得原物并从效用原则出发，充分利用其价值；督促原权利人审慎地选择对其物的占有人；充分发挥原物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等方面，极大地发挥了物的经济效用。

3、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及时解决民事纠纷

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后，标的物可能几经易转，有的时间很久，有的当事人多次变换，这样，证据难以获得，如果产生纠纷，允许原权利人追夺原物，而不保护善意人的利益，那么，势必会推翻现有的秩序，当事人则陷于无休止的举证之中，使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解决，司法资源浪费，当事人也将陷于讼累。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

四、我国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2007年3月16日出台的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并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具体来说，从善意取得制度的实用标的物种类和可以取得的权利种类两个方面扩大了其适用范围，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突破和进步。但是，我们对善意取得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关联特别是与契约的关联缺乏深入的研究，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完善：

1、关于不动产公示方面不足的完善

物权法中规定无处分权人讲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有人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况的，受让人取得改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由此可见，公示已经成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之一。所谓

公示，就是职无权在变动时，必须将物权变动的事实通过一定的方法向社会公开，从而使第三人知道物权变动的情况，以避免第三人遭受损害。【3】采取登记主义应经成为各国的共识。登记错误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善意第三人的根本利益在看似完备的登记制度下往往得不到必要的保全。所以买受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需要提高，相应的配套制度也应该要完善。

2、关于善意取得制度下的标的物存在瑕疵的救济问题

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合同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契约无处分权之外的瑕疵是善意取得的必要条件。【4】而所谓的标的物权利瑕疵，是指标的物为第三人所有或者物上负担着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倘若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当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后，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也随之而转移为买受人的负担，从而妨碍其取得和行使对标的物的所有权。比如，某甲买了一套房屋住进去，这时法院派人查封房屋，要拍卖房屋，因为在买房屋之前已经设立了抵押权，出卖人抵押了这套房屋，当没有钱还债务时，债权人申请拍卖房屋，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所有权上面附有其他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拍卖房屋后，某甲所有权就没有了。所以要充分识别和确认标的物是否存在瑕疵，并制定一套与此相关的解决措施。

3、关于价格合理与否的标准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价格合理是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也是区分善意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关于价格合理与否的标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物权法》并没有对“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中的“合理”作准确的解释，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模糊的表述，这在给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给他们办案带来了一定的麻烦，甚至因自由裁量的扩大而造成司法上的腐败，不利于司法公正。由于法官主观上的不同，对价格是否合理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以至于出现同一案例不同判决的现象。这样是很难真正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更不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立法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具体的合理价格的判断标准，配合《物权法》的施行。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它在保护交易安全、促进商品流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物权法中规定此项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客观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1997

【2】 刘建民，新编经济法教程（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M】，三民书局，1994

物权登记制度 篇6

试论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

山东明霞律师事务所 岳凌霄

试论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

内容提要：为保护无权处分中善意第三人利益以维护交易安全，我国《物权法》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由于我国现行《合同法》中对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使得善意取得制度并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者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为了实现交易安全与保护所有权人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深入阐述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关键词

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 合同效力

善意取得制度，亦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或其它物权设定为目的，转移动产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转移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它物权的制度。该制度设立之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物权变动中的交易安全。

关于善意取得的本质，许多学者将其理解为所有权原始取得方式[1]。即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是法律首先认定无权处分无效，第三人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标的物本无法律上这原因，但由于第三人为善意，法律例外地让其保有标的物。此无异于先打第三人一个耳光，再用标的物所有权进行抚慰；法律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2]。采用继受取得说，可以避免这种矛盾的存在[3]。继受取得说以合同之有效为前提，对于无权处分中善意取得而言，合同有效使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有了形式上的依据，第三人的善意则补正了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的缺陷，是第三人取得所有实质上的依据。

善意取得制度只有满足下列条件时才得以适用[4]。其一，受让人取得的标的物仅限于不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不动产；其二，受让人经由交易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其三，交易行为须为有效行为；其四，处分人没有处分权；其五，受让人需取得不动产的占有；其六，受让人善意。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所谓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被认为是关于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第三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

一、无处分权的的效力关于无处分权的的效力目前流行的有如下几种：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这些学说都不无道理，但又都存在一定缺陷。

（一）关于无效说 无效说认为：“《合同法》第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效力的一般规定，而是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无效说在我国学术界虽然只是少数说，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经常采用。将无权处分合同一概视为无效合同，这显然不妥，尽管无权处分行为可能会造成对真正权利人的侵害，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一定必然造成权利人的损害，无权处分行为也可能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例如：无权处分人高价将权利人的物品卖出，权利人认为此处分对其有利，从而追认了该无权处分行为，此时，在权利人、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都自愿接受该合同约束的情况下，一概地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完全忽视当事人的意愿。并且无效说与我国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效力待定的规定相悖。

（二）关于有效说有效说没有区分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一概认为合同有效，这对原权利人的利益保障相当不利。第三人为恶意、特别是与无权处分人有通谋的情况下认为合同有效，极有可能对原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妨碍所有权人正常享有和行使所有权。在第三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仍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而维护第三人的利益，明显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正常交易秩序。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尽管需要强调对相对人的利益的保护，但也要视其是否善意而定，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则根据有效的债权行为而加以保护；如果相对人是恶意的，则应把保护的重心移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上，不能为了保护动的交易安全，而忽视对权利人权利的静的安全的保护。

（三）关于效力待定说持效力待定说的学者认为：依《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时，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没有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在确定合同有效与无效之前，合同效力待定。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对《合同法》第51条最贴切的解释，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效力待定说没有区分无权处分人的善意与恶意。给予权利人极大地确认合同效力的权利，即凡是未经权利人追认，无权处分行为一概无效，这显然不妥。这样一来，合同的效力完全由权利人根据其利益予以确认，这固然对真正的权利人的利益的保护有利，这样不利于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使效力待定说更加完善、合理。具体来讲，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关系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受让人尚未占有动产的情况下，无论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均得不到满足，因而不得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为保护其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得拥有向无权人主张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之权利。

2、动产已交付第三人占有但第三人为恶意时，由于第三人之恶意，其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为无效行为。第三人也不得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所有权。

3、动产已交付第三人且第三人善意的情况下，第三人是否一定可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所有权呢？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定可以善意取得，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第三人支付对价时才可善意取得[5]。善意取得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但并不等于说不在第三人和原权利人之间进行利益衡量。第三人在接受继承或受赠等未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占有原权利人之物，对原权利人构成利益侵害，于己却构成不当得利。为有效保护原权利人利益，应当允许其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侵权或合同责任，或者向第三人追回原物。

笔者认为无论无权处分之受让人为善意或者恶意，无权处分行为均应为生效行为。其理由是：从形式上看，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作为无权处分行为的债权合同，其效力判断独立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是否实现的判断。而将交易相对人为善意的无权处分行为认定为生效行为，是鼓励交易立法宗旨的体现，同时也有助于保护善意的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至于交易相对人为恶意的情形，由于大量通过中间商进行的交易活动中，中间商与零售商之间订立的合同均属此类（订立合同时，零售商明知或应知中间商此时并非所售货物的所有人），故如将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将使大量的交易无以进行，背离交易习惯，损害交易信用。很显然，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基础，是动产善意受让人实际获得对受让动产的占有，而其受让动产的事实，却是某一交易行为（以买卖行为为典型）引发的结果。事实上，立法者必须回答：在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况下，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之效力如何？如果该合同为有效，则受让人对让与人享有合同上的一切权利（包括抗辩权等），与此同时，让与人也对受让人享有货款请求权及其他合同权利，而原所有人则不能对善意受让人享有任何权利（在受让人尚未向让与人支付货款的情形，原所有人亦无权直接对受让人行使货款请求权）；反之，如果该合同为无效，则在受让人尚未支付货款的情形，受让人是否承担向让与人支付货款的义务便不无疑问，如果有义务支付，其根据如何？如果无义务支付，则其货款是否应向原所有人支付？等等。此外，对于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况下，有关交易行为效力的确定，还直接涉及就物权变动模式选择所存在的争论，甚至涉及物权与债权的性质划分本身。

上文可以看出，在我国现有立法规定和理论通说下，善意取得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无权处分中的第三人即使善意也不能得到完全有效的保护。但现在的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规定其实起到的是保护所有权人利益的作用。在我国的立法下，一旦认定无权处分合同为有效，则第三人自可依据有效合同进行登记或交付，进而取得所有权，此时所有权人丧失所有权，仅可向无权处分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此时对所有权人利益损害过大而对第三人保护过甚，造成了严重的利益不平衡。而第三人即使在效力待定的情况下也能在所有权人追认、无权处分人取得所有权以及符合善意取得规定这三种情形下取得所有权，第三人利益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保护第三人利益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律上也应予以更加关注,若以牺牲权利人利益的方式来保护第三人,则难免会过犹不及,而且违背了立法的目的和宗旨[6]。正因为此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说成为通说并为立法所明确规定。但效力待定说对第三人利益维护不充分，在越来越重视交易安全的今天，存在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

因此对于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进行协调是必须的。物的所有权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善意取得制度的滥用必然威胁经济基础的稳定，也违反民法最基本的平等原则。因此有必要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加以限定以达到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协调。《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８９条对善意取得有两项客观条件限制和一项主观条件限制，一是无权处分的标的物为无处分权人与其他人共同共有；二是第三人有偿取得该标的；三是第三人主观应当是善意。基于上述三点限定，一般来讲非财产所有人处分他人财产这种“指山卖磨”式的交易，如果得不到所有权人的追认或订立合同后未取得所有权，无处分权人已涉嫌刑事犯罪，不适用善意取得；第三人应当通过公开交易，以市场价格取得标的物，如果第三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标的物不适用善意取得；第三人与无处分权人恶意串通取得标的物不适用善意取得。但是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在我国理论界普遍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不适用于不动产，这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均以登记为准。第三人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即取得所有权之前已经知道处分人无处分权，不符合善意取得的主观要件，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17条第2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很显然，该规定肯定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例如：李某将与妻子陈某共有的房屋卖于赵某，签订协议时陈某在场并未表示反对，并且主动誊出房屋，则赵某有权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该房屋所有权。

综上，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既相互冲突，又互为补充，将《合同法》第51条与善意取得制度更好地衔接在一起，有利于我们把握财产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注释：

[1]参见王利民：《合同法新论•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3期。

[3]参见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4]参阅王轶著：《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刘承韪：《“善意取得”在中国：价值定位、制定构想、立法反思》，下载自中国民商法网http://。

[6]肖立梅：《从物权变动的角度析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东岳论丛》2008年1月第1期。

【参考文献】

［1］[Ｍ]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15页。

［2］[Ｊ]崔建远:《无权处分辩-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3］[Ｍ]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59页。［4］[Ｊ]余延满、张康林：《再论无权处分一以处分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价值冲突口》，《时代法学》2006年12月第6期。

［5］[Ｊ]刘承韪：《“善意取得”在中国：价值定位、制定构想、立法反思》，下载自中国民商法网http://。

［6］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

［7］[Ｍ]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以下

［8］[Ｍ]葛云松：《论无权处分》,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1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185页以下

［9］[Ｊ]肖立梅:《从物权变动的角度析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东岳论丛》2008年1月第1期。

物权登记制度 篇7

一、机动车物权变动

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物权的变动,就物权自身而言,是物权的运动状态;就物权主体而言,则为物权的得丧变更;就法律关系而言,是指人与人之间对于物之支配和归属关系的变化。

(一)我国的物权变动采用债权形式主义

我国物权法在总结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明定债权形式主义。认为物权变动以有效的债权行为为前提,登记或者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二)登记或者交付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和公示形式

由于物权是对于物直接支配的权利,具有排他性,如果不能让第三人明显的知道物权变动的情况,就难以维护物的权利人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须将物权的状况以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这就是公示。

我国不动产所有权采取登记公示,不登记不动产所有权不发生转移。而动产所有权采取的是交付公示。《物权法》规定机动车办理登记后产生的效果是对抗善意第三人,而不是所有权转移公示。由此可见,车辆作为动产的一种也以交付为公示方式。交付是指将自己占有的物或所有权凭证移转其他人占有的行为,简言之,交付意味着占有的移转。

(三)机动车的物权变动特殊之处

我国关于不动产和动产的转让,采用债权形式主义,需要首先当事人之间达成债权合意,完成登记或交付,最终实现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转移,即完成登记或交付才能发生物权变动,同时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我国《物权法》对于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即买卖双方完成交付仅能够实现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效果,但是需要完成登记才能实现机动车的所有权转移的对抗效果,即登记并非机动车物权转移的法定条件,但是机动车登记同样具有公信力,产生的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物权效力。由此可知机动车虽然是动产,却必须登记后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二、机动车登记的性质

机动车以交付为生效要件,意味着只要签订了机动车转让合同,买受人占有了机动车,即使不办理过户登记,也完成了转让行为,车的所有权人已经发生了转移,那么机动车登记的性质如何界定?

(一)机动车登记的效力

《道路交通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登记证书》是机动车办理了登记的证明文件,记载本办法规定的登记事项。”通过上述相关法律、法规,笔者认为:机动车的登记是一种证权登记,该登记不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是一种备案行为,是物权的证明和物权对抗的依据,是针对机动车的一项行政管理措施,它与民法上作为物权公示方法的登记不是同一法律概念,更不是取得机动车所有权的公示方式。

(二)机动车登记的意义在于对抗第三人

机动车的登记能够实现公示的效果-让权利人以外的第三人明显知道机动车的状态,避免了对机动车权利人物权的侵害和干涉,使得权利人享受到物权的排它性和绝对性,也避免了第三人因“无知”而发生的损失。根据《物权法》规定,机动车一旦进行登记,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经登记后的机动车所有权人即为车辆的真正所有人,即使两者不一致,法律也保护因信赖机动车登记公示而取得机动车权利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三、机动车的抵押制度

(一)机动车的抵押权的设立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六项指的就是交通运输工具,当然包括机动车。《物权法》肯定了机动车作为动产的一种,抵押登记并不是抵押权设立的法定要件,将抵押合同的成立和抵押权的设立相统一,将抵押权合同的成立独立于抵押登记,这一规定更新了之前《担保法》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二条将运输工具这类动产与不动产混为一谈的做法。

(二)机动车的抵押登记制度

机动车抵押权为机动车物权的一种形态,其得丧变更也应受物权变动公示原则的支配,唯有如此才能够向公众彰显其权利状态。虽然机动车物权存在、变动应以占有为公示,但因机动车抵押的设立并不移转物之占有,因而无法以此方式为公示。所以各国普遍采用登记为公示。

机动车抵押登记是公示抵押权乃至获得公信力的必要途径,其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强化担保功能。通过机动车抵押登记使抵押担保关系对公众公示,通过抵押登记使抵押财产取得对世效力,对债务人产生较大的约束力,使债权人追及权的行使获得可能。其次,可以维护交易安全。机动车一旦设定抵押权意味着债务人用于一般担保的财产减少,因而对一般债权人不利;但是通过抵押登记,可以使欲与之交易的其他人对抵押人的财产状况有所了解,从而审慎地与之交易。同时,抵押人在抵押财产上设定抵押权后,抵押权人即享有优先受偿权。

目前关于机动车抵押,我国采用登记自愿,即使不登记,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机动车的抵押权自合同成立时设立,抵押登记后能够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制度尚需完善,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必要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合理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二条第一款.

[2]马特.物权变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3]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04.

[4]王利明.民商法研究(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98.

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研究 篇8

关键词：物权法；登记对抗主义；研究

与物权变动公示要件主义模式相比，可以将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看成是一种本质改变。就我国的物权法而言，其物权变动立法模式较为特殊，这种模式同时包含了公示对抗主义和公示要件主义，其中前一项为例外情况，而后一项则是基本原则。这种立法模式对实践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加强对第三人范围界定的研究。

一、登记对抗主义

1.登记对抗主义的概念

登记对抗主义是指，将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状态公示的方法。当不动产所有者的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时，需要将买卖之间是否合意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如果合意则意味着法律效力产生。除了登记公示这种情况之外，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这种立法模式主要出现在法国等国家中[1]。

2.登记对抗主义的分析

从本质角度来讲，物权法的这种立法模式无法对是否生效的效力进行决定，它只能对不动产物权是否发生变更的行为进行证明或确认。与传统的立法模式相比，这种立法模式更加注重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实际效率的强调。就我国的物权法而言，存在公示对抗主义例外原则。其例外对象主要是针对机动车、船舶等方面而言的。这种立法模式的应用原因主要是由于机动车等处于不动产与动产之间。

二、登记对抗主义与登记要件主义之间的区别

这两钟立法模式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二者保护物权交易安全程度的区别

就登记对抗主义而言，买受人在对物权进行登记之前，买卖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已经生效，因此买受人的登记比例较低。这种现象为物权交易带来的一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中，原卖方可能进行二重让与。就登记要件主义而言，物权登记属于交易过程的必要环节，因此买卖双方会尽快完成物权登记，其交易安全程度相对较高[2]。

（二）二者地位与作用之间的区别

就地位的比较而言，登记要件主义的地位更高。就二者作用的区别而言，在登记对抗主义中，物权登记的作用是对第三人的公示作用进行对抗。而在登记要件主义中，对物权进行登记的作用主要包含两方面：第一，引发物权变动，这种作用属于主要作用；第二，对第三人进行对抗，这种作用具有被动性特点。

（三）二者履行程度的区别

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中，物权买受人对物权的登记行为具有可选择性。如果买受人并未对物权变更进行登记，买卖双方签订的合同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从整体情况来看，对物权进行登记的买受人所占据的比例相对较小，这种现象主要是由登记过程的繁琐性引发的。在登记要件主义中，当事人的物权登记行为具有主动性特点，这种现象是由于登记行为属于合同履行的必要前提条件。与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相比，这种模式中登记的履行程度较高[3]。

三、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本质分析

从本质角度来讲，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中的对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之间的区别

登记生效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为，当不动产未被登记时，买方仍然可以获得该不动产的物权。以机动车为例，当卖方未对机动车进行登记时，已经与买方签订了机动车物权变动合同，当合同签订完成后，其机动车物权变动产生了法律效力。

（二）卖方二重让与是否拥有处分权的研究

就目前对卖方进行二重让与的过程中是否拥有处分权的研究而言，存在无处分权和有处分权争议。就无处分权而言，将并未进行移转等级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在买卖双方之间发生的完全性物权变动的针对对象看成是第三人，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物权变动并不具备法律效益。就有处分权而言，人们认为未进行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只具有债权效果，使得卖方的二重让与变成一种有权转让。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从总体角度来讲，可以对不动产物权变更中的第二买受人的物权进行确认。在这种情况中，卖方不动产所有权外观的持有是由第一买受人未进行登记产生的，第二买受人对卖方权利外观的误信引发了二次交易行为，由于第二买受人并不存在过失，因此对其信赖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登记对抗规则相比，物权法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二者表现权利冲突的形式不同。登记对抗规则对第一受让人和第二受让人之间进行了对抗性权利规定，使得权利冲突表现得更加激烈。而善意取得制度可以在不动产物权的第一买受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实现一种利益平衡关系，因此他们之间不会产生权利冲突。②二者之间的应用条件不同。登记对抗规则的应用建立在处分人不以占有处分财产的基础上，善意取得制度的应用则建立在与之相反的情况中[4]。

（三）物权优先权的定义问题

可以将物权优先权看成是权利效益的强弱。就同一不动产物权而言，当其同时存在多个具有冲突性特点的权利时，效力较弱的权利的实现时间相对较晚，或者可以认为，具有较强特点的权利效力会对较弱的权利效力产生排斥作用。就登记对抗主义而言，当存在二重让与现象时，对第一买受人与第二买受人权利冲突的判定是是否登记为主要依据。如果第一买受人并未对不动产物权进行登记，则其权利效力弱于已经登记的权利效力。

四、对第三人的范围进行合理界定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第三人的范围进行合理界定：

（一）从债权法律关系角度对第三人范围进行界定

从债权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当第三人在该关系中与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主体存在冲突时，物权的排他性特点使得这种权利的效率始终优先与一般债权。因此，即使第一买受人并对为不动产物权变更进行登记，同样可以实现对第三人一般债权的有效对抗。由于债权的种类和实现情况具有多样化特点，因此一般债权对第三人范围的归属具有不完全性。其特殊情况是指，当由于部分特质的存在，使得一般债权的效力发生显著提升，未进行登记的物权变动无法对抗这种情况中的一般债权人。为了便于理解，这里从动产与不动产两个方面对第三人范围进行界定：

1.动产抵押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

就动产的抵押而言，法律对动产物权变更不登记与第三人权利冲突之间的规定为：未进行登记的动产物权变更不能对抗第三人，其中，动产抵押人的普通债权人同样被包含在第三人的范围中。从抵押动产的法律关系来看，由于动产物权与抵押权之间的固定关系为抵押权担保物权，因此未登记的动产物权变更具有优先受偿性特点。为了更好地对普通债权人的自身权益进行保护，应该对动产抵押人的登记行为进行充分鼓励。

2.不动产租赁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

就不动产租赁而言，租赁权的物权化现象发生在以进行农耕、营业以及居住为基本目的不动产租赁状况中。所有权的优越性特点对承租人的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改善这种现象，多个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承租人的地位进行强化。承租人所享有的承租标的物的权利属于一般债权范畴，与此同时，这种物的权利仍然具有物权化特性，因此，为进行登记的不动产物权不应允许对抗租赁债权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的范围中包含不动产的租赁债权人[5]。

（二）从物权法律关系角度对第三人范围进行界定

从物权法律关系角度进行分析，第三人属于不动产物权变更的第二个权利主体，因此，第三人的界定范围应该与物权的优先性原则相符。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对物权变动主体与第三人之间关系的规定为：当第一买受人并未对物权的变更进行登记时，第一买受人无法对抗第三人。在这种立法模式中，未对物权变更进行登记的第一买受人的物权效力显著低于第三人。当同一物的物权存在冲突时，法律对其的判断原则为：先设立物权优于后设立物权，已进行登记的物权优于未登记的物权。在物权法律关系中，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为已经对物权作出登记的第三人。

（三）从侵权法律关系角度对第三人范围进行界定

当买卖双方并为对不动产物权变动进行登记，且第三人存在不法侵害不动产物权行为时，未进行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有人可以直接向第三人作出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某土地物权的变更为例。当乙从土地物权所有人甲出完成土地的承包之后，并对为对物权变更进行登记，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人丙非法占据土地不允许乙进行耕种。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乙可以向丙进行损害赔偿权的主张[7]。

五、结论

我国物权法的立法模式为，以公示要件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公示对抗主义为例外情况。在物权法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常常存在由第三人范围界定困难引发的问题。因此，这里分别从债权法关系角度、物权法关系角度以及侵权法关系角度对第三人的范围进行合理界定。

参考文献：

[1]郭志京. 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J]. 比较法研究，2014，03：95-113.

[2]李宗录. 我国物权法上登记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新论[J]. 前沿，2015，01：61-64.

[3]刘本荣. 中国船舶物权登记对抗主义的实际运行与匡正[J]. 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Z1：55-63.

[4]王淑华. 我国机动车物权变动公示采登记对抗主义之检讨[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05：83-89.

[5]刘耀东.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5.

[6]马丽敏. 论我国《物权法》中地役权的效力及其登记对抗主义的适用[D].吉林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