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财政政策展望（精选10篇）
各地级以上市招生委员会、教育局，各有关高等学校：
为做好我省2024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21〕3号)及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广东省2024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
2023年2月27日
广东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21〕3号)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招生专业
(一)专业界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版)》和教育部2021年、2022年公布的《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各专业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类”下设各专业和“民族文化艺术类”“广播影视类”等部分专业为艺术类专业。
(二)专业分类
艺术类专业分为“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和“不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
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分为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7个科类，不分首选科目(物理、历史)，依据高考文化成绩、专业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
不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含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高校艺术类本科专业(专科专业参照执行)，原则上安排在普通类招生，分首选科目(物理、历史)，依据高考文化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
本方案考试和招生录取办法仅适用于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
二、报名考试
我省2024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对报考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的考生统一派发艺术类考生号，艺术类考生需参加文化课考试和艺术专业能力考试。文化课考试科目和普通类文化课考试科目一致，首选科目物理或历史均可。艺术专业能力考试分为省统考和高校校考(下称校考)。
(一)省统考
省统考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实行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或面试评分)。
省统考分为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和书法类6个科类。考生根据本人艺术专业特长，参照《广东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本科招生专业与省统考科类对应关系一览表》(附件1)以及相关高校要求，从省统考6个科类中选择1个科类报考。报考音乐类的考生可以兼报音乐表演(声乐)方向、音乐表演(器乐)方向和音乐教育方向;报考表(导)演类的考生，可以兼报戏剧表演方向、服装表演方向和戏剧影视导演方向;报考播音与主持类的考生，可以兼报普通话方向和粤语方向。
省统考各科类考试科目及考试要求见《广东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省统考考试说明》(附件2)。省统考具体实施办法另文通知。
省招生委员会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结合我省考生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成绩情况，按一定比例分科类划定省统考本专科合格线。
(二)校考
按教育部规定，对于少数专业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量较高的艺术院校，对考生艺术天赋、专业技能或基本功有较高要求的高水平艺术类专业，经教育部批准后，可在省统考合格生源中组织校考。所有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均由相应招生院校分别负责制定和实施。组织校考的高校要结合人才培养定位，加强与省统考的衔接，科学合理确定校考形式。要积极采取线上考试或使用省统考成绩进行初选等方式，严格控制现场校考人数，原则上不超过相关专业招生计划的6—8倍。根据教育部要求，2024年起，校考应在高校所在地组织，不得跨省设置校考点。
参加招生高校非戏曲类的艺术专业校考的考生，须按学校要求选择相应的科类参加省统考，未参加相应科类省统考或相应科类省统考不合格的考生，其校考成绩无效。
三、录取办法
(一)录取批次及类别
录取批次分为提前录取批次、本科录取批次和专科录取批次。提前录取批次仅安排教育部批准的相关艺术类院校专业。
录取类别分为统考和统考合格基础上的校考(简称“统+校”)。统考是指艺术类院校专业录取需使用文化课成绩和省统考成绩，“统+校”是指艺术类院校专业录取需使用文化课成绩、省统考成绩和校考成绩。
(二)划线规则
实行统考录取的艺术类院校专业，由省招生委员会根据艺术类考生文化课成绩、省统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情况，按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和书法类分别划定文化课和省统考最低分数线。
提前录取批次实行“统+校”录取的艺术类院校专业，由招生院校自行划定分数线。
(三)志愿填报
实行统考录取的艺术类院校专业均实行平行志愿，设置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项。
实行“统+校”成绩录取的艺术类院校专业设置1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实行顺序志愿。
(四)投档规则
实行统考录取的艺术类院校专业采用平行志愿投档。投档时，根据院校招生计划，以1：1的比例，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在考生文化课总成绩和省统考成绩双上线基础上，依据考生合成总分排序情况，从高到低依次检索考生院校专业组志愿投档给招生院校。
实行“统+校”录取的艺术类院校专业采用梯度志愿投档，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将文化课总成绩上线、省统考成绩合格且校考成绩合格的考生电子档案按考生志愿顺序一次性投档给招生院校，由招生院校择优录取。
(五)平行志愿投档分数合成
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专业的投档满分为750分，以普通高考文化课总分(含政策性加分)和省统考分数合成的总分排序情况投档，总分合成计算公式为：考生总分=文化课成绩×50%+省统考成绩×2.5×50%。
采用平行志愿投档的播音与主持类专业的投档满分为750分，以普通高考文化课总分(含政策性加分)和省统考分数合成的总分排序情况进行投档。总分合成计算公式为：考生总分=文化课成绩×60%+省统考成绩×2.5×40%。
四、其他有关专业考试招生办法
戏曲类专业考试招生录取办法由教育部另行规定。
可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艺术教育、服装设计与工程、风景园林、文化产业管理等4个非艺术类本科专业的考试招生办法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
艺术类专科专业目录与统考科类对应关系参照本科专业的对应关系执行。
健美操、啦啦操等体育类项目纳入体育类专业考试招生，不得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方式进行招生。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高校是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责任主体。省招生委员会是监管省统考和属地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责任主体。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到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考试工作的重要性，严格按照我省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和规定，统筹谋划，规范管理，确保方案顺利实施。
(二)落实主体责任。各有关高校要严格落实艺术类专业招生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广东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本科招生专业与省统考科类对应关系一览表》和有关要求，科学、规范编制本校相应艺术类考试招生专业目录，研究制定相应的考试招生工作办法，确定招生专业对应的省统考科类。高校艺术类考试招生专业目录、考试招生工作办法等须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审定，并按要求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审核同意后，提前向社会公布。
(三)积极加强宣传引导解读。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和相关高校要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开展政策宣传，提高政策解读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各地各中学要积极组织相关政策培训，重点做好高中阶段学校教师、艺术类考生和家长的全覆盖培训，广泛深入地做好政策解读，为考生答疑解惑，确保广大学生充分知晓政策，避免因对政策的误读而造成的影响。
本方案在2024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作中实施，如教育部和省有新的文件规定，按教育部和省的新规定执行。
附件：1.广东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本科招生专业与省统考科类对应关系一览表
(一) 货币供给增速急剧下降
2011年12月末, 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16万亿元, 同比增长13.6%, 增幅比11月末回升0.9个百分点, 比2010年末低6.12个百分点;M1余额28.98万亿元, 同比增长7.9%, 增幅比11月末回升0.1个百分点, 比2010年末低13.29个百分点;M0余额5.07万亿元, 同比增长13.8%, 增幅比11月末上涨1.8个百分点, 比2010年末低2.89个百分点。2011年9月末, 基础货币余额21.2万亿元, 同比增长32.8%, 增幅比6月末高0.1个百分点, 比2010年末高5.3个百分点。货币乘数由2010年底的3.92倍下降到2011年9月的3.71倍。
(二) 银行存款增速下降
从存量上看, 2011年12月末, 人民币存款余额80.94万亿元, 同比增长13.5%, 比11月末回升0.4个百分点, 比2010年末低6.7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7月以后, 人民币存款增速逐月快速下降。2011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64万亿元, 同比少增2.39万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增加4.72万亿元, 同比增长0.35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2.56万亿元, 同比少增2.75万亿元;财政存款减少300亿元, 同比少增3345亿元。
再从增量上看, 虽然2011年12月份人民币存款1.43万亿元, 同比增加了4851亿元;但是2011年11月份人民币存款3247亿元, 同比少增2667亿元;10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2010亿元。通常情况下, 为应对存贷比的季末考核, 9月份存款应该多增, 例如3月份和6月份新增存款分别为2.68万亿元和1.91万亿元, 但9月份新增存款却大幅减少, 特别是企业存款下降较快, 9月企业存款比8月少增6862亿元。
以上说明, 2011年下半年存款增速总体上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和中央银行多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为了阻止货币供应增速下降过快,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从2011年12月5日起, 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存款准备金率从21.5%下调为21%。这也是中央银行自2008年12月2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来, 3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三)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降
2011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12.83万亿元, 比2010年少了1.44万亿元。从银行贷款情况看, 2011年12月末, 人民币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 同比增长15.8%, 比11月末增加0.2个百分点, 比2010年末低4.1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48万亿元, 同比少增0.44万亿元。从期限结构看, 全年新增中长期贷款3.56万亿元, 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3.74万亿元;相对于2010年, 前者减少2.6万亿元, 后者增加1.18万亿元。2011年中长期贷款下降最为明显。
贷款增速下降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政策调控导致需求降温, 例如限购政策抑制了房地产投资需求。2011年居民中长期贷款新增1.46万亿元, 同比减少0.5万亿元。2011年企业中长期贷款2.1万亿元, 同比减少了2.1万亿元, 下降幅度十分明显。地方融资平台整顿、基建投资项目放缓和企业投资需求减弱, 都使得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量下降。
二是加强监管抑制了银行信贷冲动。2011年6月以来, 存款增速持续下滑, 加之央行将存款保证金纳入存款准备金率缴存范围, 使银行存贷比降低。新的日均存贷比考核政策也限制了银行放贷能力, 尤其是中小银行。大银行虽然受存贷比制约不大, 但在宏观政策调控下, 也被迫减少了部分行业信贷, 如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等。由于国内外风险因素增多, 银行对部分风险抗御能力较低的中小企业信贷审批更加严格, 对于进出口依存度较高、研发能力不足的企业, 以及过分依靠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加工企业, 商业银行减少了信贷支持。银行增加了向“三农”、小微企业、保障房等领域信贷投放, 但是增加量不及从房地产、产能过剩等行业减少的信贷量。
二、利率“双轨制”扭曲价格信号, 影子银行大行其道, 局部地区爆发民间借贷危机
(一) 商业银行竞争加剧, 系统性风险增加
2011年银行表外风险因理财产品增多而放大, 反映了银行间“吸储大战”的激烈竞争程度, 目前银行“双重表外化”现象十分明显。存款“出逃”到理财, 是负债方的表外化。银行大量代销融资性信托理财产品, 委托贷款急剧增加, 是资产方的“表外化”。银行“双重表外”业务扩张, 脱离了政府部门监管范围, 而且缺乏有效风险对冲机制。一旦表外贷款无法偿还, 银行为避免声誉受损, 必将动用表内贷款偿还理财资金, 表外风险将会转到表内。
(二) 数量紧缩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形成挤压, 抬升了民间借贷市场利率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深沪两市已有139份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涉及79家上市公司, 累计贷款额度超过200亿元。上市公司变身为资金枢纽, 对外委托贷款大多流向房地产及相关行业, 年利率最低为12%, 最高达到24.5%。当国企和上市公司以7%~8%的成本借贷、以5%~6%的利率发债时, 民企、中小企业却被迫以20%~30%的利率融资, 一些企业不得不以年化超过100%的利率短期拆借。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严重背离, 凸显了我国利率“双轨制”和金融“二元结构”的困境。
(三) 信托、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和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贷款规模快速扩张
2011年以来, “借贷生财”成为一个新的经济现象。众多制造企业摇身一变成为“放贷”专业户, 尤其是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 凭借其在正规渠道的融资优势, 进入企业间借贷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因此变得异常活跃, 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影子银行体系。影子银行快速扩张推动了我国金融体系快速“脱媒”。大型国企变身影子银行, 使得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金融体系中地位愈加不利, 加剧了国企垄断和金融资源分配不公现象。
影子银行体系扩张有其必然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 民间借贷曾对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现在却异化成了高息借贷, 对实体经济负面影响正在扩大。目前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已开始下调, 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银行放贷能力受到明显制约, 这是民间借贷市场火爆的根本原因。局部地区民间借贷危机多与房地产和矿业投资有关, 也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困境, 产业资本生存举步维艰, 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创新能力薄弱和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原有资本积累被迫转投到房地产或其他投机领域。“温州现象”充分折射出我国金融的压抑状态和金融改革不到位。高利贷供给和需求都十分旺盛, 说明总体资金面仍然宽裕, 但是这些资金并未真正流到实体经济中去, 说明缺少为小微企业提供高效融资的机制。
三、宏观经济环境对货币政策形成新的挑战
(一) 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经济复苏任重道远
目前, 欧美经济体“双底”衰退征兆明显, 亟待再次实施宽松政策, 包括增加货币供应量、降息、减税等。美国和日本利率已降至最低, 欧洲央行也在酝酿降息。新兴经济体如土耳其、巴西、印尼等国已宣布降息, 全球即将迎来降息潮, 这将增加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美国在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背景下, 新年伊始, 奥巴马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意欲出台多项政策, 提振本国经济竞争力。一些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货币供应量增加的背景下, 本币面临升值压力, 为推动本国出口, 必然选择降息对冲升值。未来降息的国家会越来越多。
(二) 国内经济面临急速冷却的风险
2011年7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增长6.5%, 拐点初步确立, 12月份CPI上涨4.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1.69%, 工业生产购进者价格 (PPIRM) 同比上涨3.45%, 涨幅分别比11月份回落0.1、1.61和1.03个百分点, 下降趋势已经形成, 未来物价仍会缓慢回落。目前通胀回落基础不稳, 可能会有反弹, 货币政策不敢轻易放松, 但也不宜收紧, 否则会加快经济硬着陆。部分地区一些中小企业已出现资金链、信用链断裂现象。
2011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已经下滑到8.9%。2011年12月M2增速为13.6%, 11月份M2增速只有12.7%, 如果考虑到10月份中央银行扩大了M2的构成, 实际货币紧缩程度还要更加严重, 前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仍在显现, 不少中小企业靠高利贷度日。如果国务院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政策不能及时落实, 2012年中小企业倒闭潮将会出现, 我国经济可能会急速冷却。随着物价涨幅回落趋势明朗, 实际负利率将随之改观, 加息必要性明显降低, 货币政策重心应该转向稳定经济增长, 同时防止通胀出现反弹。
(三) 国际资本流动正在发生变化
2011年以来, 我国外贸进出口趋于平衡。2011年全年外贸顺差1551.42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14.52%, 降幅比2010年增加了7.27个百分点, 全年外贸顺差占GDP比重可望减少至2%左右。2011年12月, 央行和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净减少人民币1003亿元, 这是继11月净减少人民币279亿元、10月份净减少249亿元后的第三次外汇占款下降, 表明人民币需求继续下降。截至2011年12月底,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降至3.181万亿美元, 较第三季度末下降了205.5亿美元, 外汇占款总规模为人民币25.36万亿元, 低于11月底时的人民币25.46万亿元。外汇占款明显减少, 减轻了央行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
四、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建议
(一) 货币政策应保持稳健基调, 适度进行结构微调
随着世界各国降息潮即将来临和我国实际利率负值状况逐渐收窄, 近期里没有必要上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 由于输入性通胀影响, 一旦出现CPI反弹, 央行则应不失时机选择加息, 以纠正资金价格信号长期扭曲, 乘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从而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进而扭转金融市场无序运行局面。当前资金紧缺已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很多地方保障房建设由于缺乏资金陷入“开工容易施工难”的局面;中小企业资金链越来越紧张, 一些地区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2012年, 如果经济增速、物价和货币供应增速继续下降, 则应考虑再次适当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货币支持。应更多地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 保持货币政策灵活性和金融市场相对稳定。
(二) 落实国务院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九大财金政策, 高度重视小微企业经营困难、融资难和税费负担重等问题
总的原则是实施分类处置, 即救助实体经济, 不救投机行为。对产业盲目扩张, 要考虑资产处置和收缩投资范围等, 适当予以救助;对因担保链条出问题的实体经济企业, 应该予以救助。
具体而言, 一是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 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对达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继续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二是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实际成本。严格限制商业银行向小微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
三是细化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差异化监管政策。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客户数量超过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放宽机构准入限制, 允许其批量筹建同城支行和专营机构网点。对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对应的单户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 在计算存贷比时可不纳入考核范围。允许商业银行将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计算风险权重, 降低资本占用。适当提高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对产品有市场、有需求、前景好, 经营管理较规范, 符合转型升级要求, 但出现暂时性资金困难的中小企业不压贷、不抽资, 全力维持企业资金链安全。全部到期中小企业贷款收回后原则上全部就地用于中小企业。
四是落实差异化信贷政策, 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强化贷款利率管理, 主动让利企业, 充分考虑企业可承受能力和生产经营状况, 对小企业贷款利率实行原则上不上浮或少上浮, 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的30%。严禁变相提高利率, 搭售理财产品, 额外增加企业负担。
五是将民间借贷和担保阳光化。尽快制定《民间借贷和担保条例》, 确定民间借贷门槛条件, 债权人条件和要求, 不得将全部积蓄投入民间借贷。实行债权债务人登记制度。禁止高利贷, 允许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到目前政策规定的贷款利率4倍, 不得超过;正常贷款应在银行利率水平范围, 担保也是如此。规定民间借贷规模、偿还规范等。
六是规范民间担保公司行为。规定担保金额和上限、杠杆比率、参与担保资金出资人条件等。民间借贷和担保市场准入由地方政府审批, 地方政府承担监管职责。
七是资本市场要支持小微企业直接融资。逐步扩大小微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 积极稳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推动交易所市场和场外市场建设, 包括中小板和创业板以及三板市场建设。拥有符合国家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兴业态项目的中小企业, 应推动其成为上市公司。
(三) 深化金融改革和加快金融开放
一是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 应该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让利率水平正常体现出资金价格;二是加快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拓展企业多元化的直接融资渠道;三是降低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准入门槛, 加快设立服务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改变大型金融机构内部考核运营机制, 促进面向小微企业的产品创新;四是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发挥融资租赁、信托、典当等融资方式在小微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五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落实“民间投资36条”, 提高垄断行业竞争水平, 吸纳更多民间资金进入;六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拓展居民投资渠道;七是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徐洪才.央行到底该加息-还是应提准备金率-[J].金融世界, 2011, (7) .
[2]徐洪才.货币政策要回归稳健, 不能再过度紧缩[N].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10-12/3383146.shtml.
[3]徐洪才.冷却风险下大陆货币与财政政策趋稳[N].台湾旺报, 2011-12-29.
失去政策保护,市场走向难定
今年前9个月的良好发展态势与国家出台的有关促进政策密不可分,年底政策敏感期即将到来,政策走向将直接影响明年汽车工业的发展形势。
“明年汽车产销可以确定是正增长,到底有多大增幅,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对汽车行业本身有多大程度的提振,力度比较小则可能持平。”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如是认为。
不少业内人士亦持相似观点,政府的提振措施非常关键,政策到位将带来增长,如果信贷持续紧缩,不排除会有一批企业倒闭。
对汽车企业及中国汽车产业来说,还有更大的压力即是: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出台的汽车低税及补贴政策的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日,当前汽车产销两旺属于政策影响所致,相当于今年已经提前开发了市场的消费潜能;明年的汽车消费环境无法预判,车市能否保持高速发展,政策的推动性作用依然不容忽视。
从今年前9个月来看,可以说是淡季不淡,厂家已经尽可能地提高产量。车市的销售旺季将会持续到年末,甚至会到明年2月份的春节前后。但是我们不得不为明年的车市担忧,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扶植,明年将走向难定。
如果不能在四季度及时公布明年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各种猜疑会满天飞。消费者将无所适从,可能会在年底出现明显的抢购潮,抢购潮对汽车生产的正常秩序会造成冲击,供不应求,短期缺货,库存告急,而明年一季度就会出现市场骤冷,销售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政府政策要早一些公布,稳定市场信心,同时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要改变太剧烈。
刚性需求仍在,明年仍可期待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政策未必决定一切,明年中国车市肯定保持稳步增长,因为汽车进入家庭这一刚性需求仍在、国内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一方面目前水平还很低,另一方面增长的速度很快,这说明提升的潜力很大。到去年底,中国汽车的千人保有量只有37辆,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00-120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车市至少还有5年的成长期。
抛开政策优惠能否持续不谈,且从各个市场参与方积极地进行战略或战术调整分析,明年的中国汽车市场仍然值得期待。
首先以奇瑞汽车、吉利汽车为首的国内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们,从低附加值产品转向附加值较高的中级车,吉利汽车已经尝到甜头,其盈利能力开始提升,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45%。
其次,主战豪华车的跨国汽车巨头们开始变得更中国化,推出一些更适应中国市场的、排量相对较低的中高级轿车,以降低大排量消费税提高产生的不利影响。
再次,商用车未来表现将远远好于今年上半年,商用车需求通常跟着基建投资增长,随着4万亿元投资的陆续到位,商用车市场需求也将增加,届时商用车销量将大幅回升。
尽管不能确定明年刺激汽车业的政策能否照搬今年,但今年中国汽车业的表现无疑给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按照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所言,今年以来的车市、房市、股市中,最令政府放心的是车市,价格在降,质量、安全性却在不断提高。
此外,自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就提倡拉动消费,10年以来表现最成功的仍然是汽车业。既然如此,那么,明年中国汽车市场将仍可期待。
看好明年,政策集中出台
业内人士认为,政府振兴政策的许多内容涉及到三年。三年的意义就是国务院认为经过三年可以度过金融危机的影响,三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 ,因此提振汽车市场的措施并不是短期行为,而要在今后几年中逐步显现。这决定了明年中国汽车市场将不会大起大落,平稳式增长将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总趋势。
在刺激政策中,小排量购置税减半、“以旧换新”是今年的政策,“汽车下乡”是跨年度政策,明年的政策走向如何对汽车市场发展影响最大。
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明年的汽车税费改革、汽车油耗限值等问题。此外,作为国内指导汽车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政策纲领,2004年版《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即将完成历史使命,新版产业政策正在加紧修订中。
而旨在提振国内车市的三年振兴规划自从年初实施以来,本应今年落实的十多项提振措施中只出台了小排量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老旧车辆加速淘汰等细则,尚有大部分细则还未落实。由此不少专家分析,明年将是汽车产业政策集中出台的一年。
由于明年汽车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结构调整、产业重组等诸多问题,未来市场的增长更需要低税及补贴政策引导。与今年国家财政大范围的支出相比,如果明年国家在财政支出方面没有太多的话,会相应地减轻税收方面的压力,因此国家实行更为积极的汽车消费政策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据业内人士分析,明年出台的各项汽车行业指导规划跟以往政策有所不同,预计会结合多方面手段,注重产业升级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比如会考虑采取税收、补贴等多种方式并行的手段,指引汽车产业应对新一轮的宏观形势变化。
高速增长背后,隐忧值得关注
除了政策与刚性需求外,如果明年还想保持车市的稳步增长,哪些原因还值得关注?
在市场“火爆”态势下,不少企业又一次热衷于外延扩张。目前14家主流汽车生产企业产能1582万辆,全行业估计1800万辆,产能过剩问题将再次抬头。这预示着明年车市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供大于求的市场将在不久到来。
中国汽车产业集中度问题依然严重。今年上半年600多万辆的全国汽车销量,是由80多家企业生产出来并完成销售的。所以,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要素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汽车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任重道远。
中国汽车市场内部的一些固有矛盾,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回升基础并不稳固。如果一味追求产销的增速,而不把汽车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好,不把汽车业与外部环境积累的诸多矛盾解决好,不把加快汽车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处理好,国内汽车业的发展恐怕难于持续。
目前中国整个汽车市场和汽车社会的消费环境极不成熟,对汽车消费者的保护极为乏力,是“瘸腿”的买方市场。国内自主汽车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最缺的是品牌力。只有品牌才是“硬通货”。而国内汽车业品牌力还是不强,研发力也比较弱,产业链高效业务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汽车行业的问题不在于发展太快,而在于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自主品牌的创建、出口竞争力的增强、市场消费服务环节和环境的培育,以及新旧流通市场的良性循环等方方面面的同步提高。
在全国加大治污力度，以及《餐饮业管理办法》实施、《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大背景下，新的一年中，餐饮经营者将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食材采购、油烟排放，到餐厨垃圾处理，都将建立起全程可追溯的监管体系，而建设节约型餐饮有望成为明年市场的主旋律。下面就从北京来展望一下2014年餐饮行业的发展。
1.拟全程追溯十类高风险食品
今年8月，新挂牌的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北京将对十类高风险食品实施全程追溯。拟被列入严格监控范围的食品种类包括乳制品、肉制品、调味品、面制品、糖酒、酱腌制品、食用油、膨化食品、冷藏冷冻食品、果汁饮料十类。目前，北京85%的食品都是依赖外埠或国外供应。按照计划，北京市将构建统一的食品安全追溯信息平台和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平台，依法公开重点高风险食品的全程追溯信息，以及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对于严重违法经营者将实行终身行业禁入。
2.食品相关标准将删繁就简
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要求，拟定《食品相关产品标准的清理建议》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中，对之前的265项
食品相关产品标准进行整理，将曾经同类产品中的多项产品标准整合为一。此外，除《液体食品复合软包装材料（QB/T 3531-1999）》一项将废止外，《一次性筷子 第1部分：木筷（GB 19790.1-2005）》等219项标准将不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3.餐企打包服务将有章可循
2013年10月，由中国商业联合会负责制定的《餐饮服务企业打包服务管理要求》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餐企服务人员对于有剩余食品的顾客应主动征询意见，按照顾客意愿进行打包。打包容器应符合相关安全卫生的规定，并要在采购时索取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及购货凭证，建立台账。此外，打包所使用的容器应便于携带，并适应不同种类打包食品的要求，如盛放汤汁食品的容器应能防止外渗和洒漏。宜在打包盒显著位置张贴打包食品食用要求的提示标签，并向顾客提示打包食品的食用要求。
4.《食品安全法》首次大修
10月29日，《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主要有四大亮点：一是加大惩罚，将非法添加等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罚款额度由原法规定的5-10倍罚款提高到15-30倍。二是网售食品出问题，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承担连带责任，并先行赔付。三是加强监管，禁止以委托、贴牌、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四是国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保证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受害人得到及时的经济补偿。
5.东城区传出“限餐饮令”
今年11月，东城区发布“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强化资源环保准入约束。按照该方案，2014年，该区不再增加餐饮企业总量，历史遗留的居民楼下餐饮企业只减不增，并将在簋街、南锣鼓巷、南新仓等地区进行餐饮企业限批试点。据悉，该方案是本着控制空气中细颗粒物年均浓度的原则制定的。不过，由于该方案未出台细则说明，餐饮企业对“该区不再增加餐饮企业总量”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不增加新的餐企注册还是不增加连锁门店并不清楚，希望政府部门予以明确。
6.分离地沟油将获清洁生产补贴
11月21日，市发改委联合相关部门启动服务业清洁三年推广计划。未来三年，将在包括住宿和餐饮业、商业零售业等十大重点领域实施清洁生产，包括严控地沟油、餐馆厨余垃圾处理、商场超市“限塑”及回收包装等项目。各行业领域年综合能耗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单位和自主推进清洁生产的典型单位，共计318家企事业单位被纳入此次推广计划。本市将对这些领域的清洁生产项目加大补贴力度，对通过论证评审拟实施的清洁生产项目，给予项目
投资总额30%的财政资金支持，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7.《餐饮业管理办法》将出配套措施
12月9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主持召开第10次部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餐饮业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会议认为，《餐饮业管理办法》设定了餐饮业经营行为规范，明确了商务主管部门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标准，加强行业统计和运行监测，建立投诉举报制度，指导经营者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等方面的职责，为加强行业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下一步，将抓紧制定配套措施，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和标准体系，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倡导节约，杜绝浪费，建设节约型餐饮行业。
8.拟对餐饮油烟排污收费
12月10日，北京市环保局相关人士透露，《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已完成，将于明年1月提交市人大审议表决。根据最新公布的草案修改稿，北京市将按照“污染者担责”，“多排污、多付费”的原则征收排污费。条例规定，饮食服务项目应当设置油烟、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物处理设施并保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
油烟、异味、废气的饮食服务项目等。在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下罚款。
9.北京餐厨垃圾处理费上涨3倍
根据市发改委、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12月12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垃圾处理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自明年1月1日起，非居民垃圾处理费和排污费标准将全面上调。其中，非居民垃圾处理费由25元/吨提高到300元/吨，餐厨垃圾处理费由25元/吨提高到100元/吨，清运费调整为运输距离6公里以内6元/吨、6公里以外每公里1元/吨。市发改委表示，此次调整是按照“谁污染、谁负责；多排放、多负担”的原则，建立差别化和阶梯式的收费机制。主要为了运用经济手段，发挥价格倒逼机制，强化污染者付费意识，调动排污产废单位治污减排主动性。
10.火锅店安全管理规范启动制定
中国烹饪协会12月13日透露，我国首部《火锅店安全管理规范》已着手制定，未来火锅消费安全将有章可循。据中烹协火锅专委会负责人介绍，《火锅店安全管理规范》将从食品、消防、经营和操作安全等角度，对火锅食材以及火锅门店设施安全、后厨管理、组织机构设置等进行全面严格管控。在服务方面，对员工行为标准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将会增设霹雳舞、滑板、攀岩、冲浪四个大项。巴黎奥运会本次增设项目的目的，不仅为了使奥运会获得年轻人的更多关注，同时使奥运会更加重视城市运动。
奥运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在项目设置方面也是更加谨慎。奥运会也是按照精简的要求，已经很少大量的增设项目了。巴黎奥运会在增设项目时也是异常谨慎。
一项运动只有不断的加入新鲜血液，才能使它不断的保持良好的竞争力。奥运会经过多年发展以后，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人的需求。年轻人才是世界的未来，没有年轻人的积极参与，奥运会的影响力只会下降不会上涨。
[出版时间]: 2018年11月
[交付形式]: e-mali电子版或特快专递
第一章 水泥行业相关概述 1.1 水泥定义及分类 1.1.1 水泥的定义 1.1.2 水泥的分类 1.1.3 水泥命名的原则
1.1.4 主要水泥产品的定义 1.2 水泥性能及用途
1.2.1 水泥的主要技术性能 1.2.2 彩色水泥的特点及用途 1.2.3 快硬高强水泥的种类及用途 1.2.4 膨胀水泥的种类及用途 1.3 水泥生产工艺 1.3.1 湿法生产 1.3.2 干法生产 1.3.3 半干法生产 1.3.4 立窑生产
1.4 水泥的质量标准
1.4.1 水泥生产的质量控制及标准 1.4.2 不同等级水泥的质量鉴别 1.4.3 不同质量水泥的感观鉴别 1.4.4 中国水泥标准制新修订的内容 第二章 2016-2018年中国水泥行业概况 2.1 中国水泥工业发展综述
2.1.1 中国水泥工业发展成就综述 2.1.2 水泥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 2.1.3 中国水泥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期 2.1.4 水泥产业的标准化现状及未来任务 2.2 2016-2018年中国水泥业运行分析 2.2.1 我国水泥产业发展回顾 2.2.2 中国水泥行业运行状况 2.2.3 中国水泥行业热点分析
2.3 2016-2018年中国水泥业兼并重组分析 2.3.1 兼并重组促进水泥业健康发展
2.3.2 兼并重组是延伸水泥产业链的最佳途径 2.3.3 中国水泥工业兼并重组现状分析 2.3.4 中国水泥重组工作的问题与建议 2.3.5 水泥行业兼并重组步伐将加快 2.4 中国水泥行业存在的问题 2.4.1 水泥行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2.4.2 我国水泥行业面临三大困扰 2.4.3 我国水泥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2.5 中国水泥行业发展的对策
2.5.1 保障我国水泥工业有序发展的措施 2.5.2 我国水泥工业发展的建议
2.5.3 中国水泥行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探析 2.5.4 抑制水泥产能过剩的措施
2.5.5 水泥行业节能降耗和减排的政策措施 第三章 2016-2018年水泥行业外部环境分析 3.1 政策环境
3.1.1 节能减排政策加速水泥行业整合 3.1.2 新政提出措施化解水泥产能过剩 3.1.3 政策推动水泥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3.1.4 水泥业投资核准下放至省级政府 3.2 经济环境
3.2.1 2016年安徽省经济运行分析 3.2.2 2017年安徽省经济运行分析 3.2.3 2018年安徽省经济运行分析 3.3 社会环境
3.3.1 人口环境分析 3.3.2 自然环境分析 3.3.3 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3.3.4 节能环保环境分析 3.4 其他环境
3.4.1 科学技术环境分析 3.4.2 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3.4.3 水泥企业的行业环境分析 3.4.4 水泥行业的营销环境分析
第四章 2016-2018年安徽省水泥行业发展分析 4.1 2016-2018年安徽省水泥行业发展分析 4.1.1 安徽省水泥行业发展现状综述 4.1.2 安徽水泥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 4.1.3 安徽发展水泥行业发展的自身优势 4.2 2016-2018年安徽省水泥产量分析 4.2.1 2016年安徽省水泥产量分析 4.2.2 2017年安徽省水泥产量分析 4.2.3 2018年安徽省水泥产量分析
4.3 2016-2018年安徽巢湖市水泥行业发展分析 4.3.1 巢湖水泥产业发展概况 4.3.2 巢湖水泥工业实现大跨越
4.3.3 巢湖水泥产业结构调整获得突破性进展 4.3.4 巢湖市含山县水泥产业发展浅析 4.4 安徽省水泥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4.1 安徽水泥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4.4.2 安徽水泥行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第五章 2016-2018年安徽省散装水泥发展概况 5.1 2016-2018年中国散装水泥发展分析 5.1.1 散装水泥的优越性
5.1.2 我国散装水泥发展总体状况 5.1.3 中国散装水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5.1.4 加快我国散装水泥发展的战略措施 5.2 2016-2018年安徽省散装水泥发展总况 5.2.1 安徽省散装水泥发展综述 5.2.2 安徽散装水泥的发展状况 5.2.3 安徽散装水泥的发展现状
5.3 2016-2018年安徽省主要地区散装水泥发展分析 5.3.1 巢湖市 5.3.2 芜湖市 5.3.3 淮北市
5.4 2016-2018年散装水泥与循环经济发展分析 5.4.1 散装水泥循环经济基本理论
5.4.2 发展散装水泥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明显 5.4.3 散装水泥循环经济的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5.4.4 发展散装水泥循环经济的对策及建议 5.5 安徽省散装水泥发展规划 5.5.1 安徽散装水泥未来发展形势 5.5.2 安徽散装水泥发展目标
5.5.3 未来安徽散装水泥发展的保障措施 第六章 2016-2018年重点企业分析 6.1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6.1.1 企业发展概况 6.1.2 经营效益分析 6.1.3 业务经营分析 6.1.4 财务状况分析 6.1.5 未来前景展望
6.2 安徽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6.2.1 公司简介 6.2.2 企业发展综述 6.2.3 企业经营状况
6.2.4 企业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第七章
安徽水泥行业投资及前景分析 7.1 投资机会
7.1.1 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为水泥行业带来机遇 7.1.2近万亿贷款松绑利好水泥等产业并购 7.1.3 安徽省水泥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7.1.4 安徽省新农村建设带动水泥需求 7.2 投资风险及策略
7.2.1 政策执行力度及进度的不确定性 7.2.2 投资水泥行业需关注的两个方面 7.2.3 要冷静看待水泥市场的冷与热 7.3 水泥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7.3.1 未来几年水泥产业将保持平稳增长 7.3.2 我国水泥产业成本控制与变动趋势 7.3.3 中国水泥工业的四个技术趋势
7.2018-2022年安徽省水泥行业前景预测 7.4.1 未来安徽水泥工业发展重点与生产布局 7.4.2018-2022年安徽省水泥行业收入预测 7.4.2018-2022年安徽省水泥行业利润预测 7.4.4
2018-2022年安徽省水泥行业产值预测 7.4.2018-2022年安徽省水泥行业产量预测 附录
附录一：安徽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2013年）图表目录
图表 通用水泥的实物质量要求
图表 2006-2017年中国水泥熟料产能分地区比重变化情况 图表 2006-2017年中国水泥产能分地区比重变化情况
图表 2010-2017年我国水泥产业景气指数走势（剔除随机因素）图表 2016年安徽省水泥产量数据 图表 2017年安徽省水泥产量数据 图表 2018年安徽省水泥产量数据
图表 2015-2018年海螺水泥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 图表 2015-2018年海螺水泥营业收入及增速 图表 2015-2018年海螺水泥净利润及增速
图表 2017年海螺水泥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地区 图表 2015-2018年海螺水泥营业利润及营业利润率 图表 2015-2018年海螺水泥净资产收益率 图表 2015-2018年海螺水泥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图表 2015-2018年海螺水泥资产负债率水平图表 2015-2018年海螺水泥运营能力指标
图表
2018-2022年安徽省水泥制造业收入预测 图表
2018-2022年安徽省水泥制造业利润预测 图表
2018-2022年安徽省水泥制造业产值预测 图表
玻璃纤维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复合增强材料, 与它替代的材料相比能够提供低重量、高强度、耐冲击等品质。建筑、交通、消费品、工业和风力涡轮机等最终应用领域对玻璃纤维的需求很大。由于建筑业的增长, 亚太地区占有全球玻璃纤维市场的主要份额, 其次是欧洲和北美。亚太地区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会增加风力涡轮机的安装, 进而增强对玻璃纤维的需求。在欧洲, 汽车制造商替代传统材料的轻量化要求有助于维持该地区对玻璃纤维的需求。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纤维制造国, 拥有超过50%的全球产量份额。玻璃纤维行业在中国得到了政府的补贴拨款, 这使玻璃纤维能以低成本出口欧洲和北美, 这或将迫使欧盟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2006中国经济与宏观政策展望
经济增长率向潜在增长率方向平稳回落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据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春季预测,20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与大体持平,世界贸易增长率略高于20.世界经济和贸易在保持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制约因素:首先,如果美联储在2006年继续执行其既定的`稳定调高利率的政策,将不仅对国内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会影响其它地区的利率政策,世界各国经济都将受到影响.其次,油价居高不下,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冲击更大.
作 者：王长胜 范剑平 作者单位：王长胜(国家信息中心)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刊 名：财经界 英文刊名：MONEY CHINA 年，卷(期)：2006 “”(3) 分类号： 关键词：目前, 国内外对“海洋政策”一词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确切定义, 呈现定义多元化态势。例如, 美国学者Sullivan认为, “海洋政策是国家追求全面的海洋利益, 包括安全、资源、环境、商务与航运, 以及科学的指针, 并以之作为这些利益冲突时, 寻求最公平调适和解决的准绳”[1]。内地学者张玉强、孙淑秋提出, 海洋政策是党和政府在特定的历史阶段, 为维护国家的海洋利益, 实现海洋事业的发展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和规范。它是一系列事关海洋事业发展的规定、条例、办法、通知、意见、措施的总称, 体现了一定时期内党和政府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倾向[2]。
总结学者们对海洋政策的不同定义, 可以发现一致的基本构成要素:第一, 海洋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 涉及海洋公共利益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二, 海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 以法律、法规、条例、办法、措施等为载体。第三, 海洋政策的对象涉及海洋开发与海洋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公共事务。
2 我国海洋政策的发展回顾
2.1 海洋政策发展的纵向梳理
2.1.1 清朝以前中国的海洋政策
(1) 清朝以前海洋政策略探。先秦时期, 海洋开发主要是“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在周代, 中国就已经开始设立渔官, 是兴渔盐之利最早的国家之一。原始社会末期, 沿海地区就掌握了“煮海为盐”的方法。周朝统治者对于舟船十分重视。周武王设立了专门管理舟船的管理, 称为舟牧, 建立舟楫检查制度。据《尔雅·释水》记载“天子造舟, 诸侯维舟, 士特周, 庶人乘付”[3]。
秦汉时期, 我国军队建制中正式设置的水军———楼船军建立起来。当时的汉武帝就是用这只军队进攻朝鲜, 渡海作战, 是我国古代海军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先例, 标志着政府建设控制海洋力量的开始。
唐朝时期, 在广州、泉州和明州, 政府设立了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其主要职能是掌管从事航海贸易的船舶与货物。
北宋时期, 朝廷注重发展海洋贸易, 鼓励“商贾懋迁”“以助国用”。南宋时期, 由于金人的入侵, 朝廷农税不足, 为获得海洋带来的利益, 统治者鼓励民间航海。
明朝时期, 朱元璋针对国内动荡的局势, 行“禁海”先稳定国内。在稳定的基础上, 朱棣解“禁海”平天下, 继续元朝的“大一统”。明朝初期是海洋开发的鼎盛时期, 郑和下西洋是其显著标志。明朝中后期和清朝, 市舶贸易开始衰落。统治者为了加强海防, 实行全面的禁海政策。
清朝时期, 政府先后两次颁布禁海令, 规定“寸板不得下海”。清朝时期还3次颁布“迁海令”, 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五十里。值得一提的是, 在康熙年间, 颁布了《开海征税则例》, 是第一个海关法例。在乾隆年间, 又颁布了专门针对外商的《防范夷商规定》。
(2) 清朝以前中国海洋政策的特征。清朝以前中国海洋政策的特征主要就体现在“海禁”二字上。在海洋管理的过程中, 往往出现一些游离于封建统治者控制之外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消灭这些不安定因素, 统治者往往都采取海禁政策。
第一, 对官方航海活动严加监控。除了最高统治阶层外, 其他涉及航海的中央与地方官员决不许私自下海, 牟取利益。例如, 明成祖在组织开展郑和下西洋的同时, 即诏告天下, 凡泛海出洋人员, 非受钦命不许迈出国门。如“私自下番, 交通外国”, 即着“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第二, 对民间航海基本实行海禁。在官方垄断航海的同时, 历代封建王朝大都对民间航海活动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明清时期, 这种“海禁”政策更趋严酷。洪武三十五年 (建文四年, 1402年) 九月, 朱棣登位未久即宣诏, “凡中国之人逃匿在彼 (指东南亚一带) 者, 咸改前过, 俾复本业, 永为良民;若仍持险远, 执迷不悛, 则命将发兵, 悉行剿戮, 悔无及”。
2.1.2 新中国的海洋政策
(1) 新中国海洋政策略探。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期, 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 建设强大海军和海上钢铁长城是当时的主要战略任务。加强海军建设, 把海洋工作的重点放在抵御侵略、保卫大陆安全成为这一时期海洋政策的核心。在海洋开发方面, 政府在部分海域划定了禁航区和封闭水道。在法律法规方面, 这一阶段颁布了一些海洋法规, 不过数量不多, 并且立法的层级较低。
改革开放时期, 我国的海洋政策发生了很大改变, 开始从海洋战争转到保卫海洋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上来。1988年我国设立海南省, 以便管理南海诸岛。在海洋开发方面, 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主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友好协商、双边谈判、推动合作成为中国解决海洋权益争端的主要政策。在法律法规方面, 这个时期是中国海洋法律制度的快速发展时期, 关于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迅速出台。
20世纪90年代后与时俱进的和平与发展的海洋政策时期的海洋政策更加完善。政府高度重视海洋, 强调发展海洋事业, 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996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确立了新的海洋国土观。在法律法规方面,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和生效, 中国对原有的一些涉海法律法规做出修改, 并且出台一大批涉海法律法规。
(2) 新中国海洋政策的特征。新中国海洋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 对海洋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 实现保护国家的军事目的, 把沿海地带作为天然的战略屏障。改革开放之后, 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成为重点。90年代后, 政府将海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第二, 管理海洋的手段越来越综合。以前对于海洋主要是一种军事的管理。后来经济手段也成为一种管理措施。无论是进出口政策还是国际贸易等都成为海洋管理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法律也成为海洋管理的手段。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解决海洋争端, 我国颁布施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为规范我国的海洋管理作出了贡献。
第三, 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争端。我国始终坚持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时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为例, 体现了和平、共赢的理念, 是和平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
2.2 海洋政策发展的横向梳理
2.2.1 海洋资源开发政策
(1) 能源开发方面的政策。对于渔业资源, 我国政府改革渔业行政管理体制, 颁布大量法律法规, 对于渔业资源的利用和资源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渔业法》是中国管理渔业活动的法律, 《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了对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管理机关及其权限, 并主要对“养殖业”“捕捞业”“渔业资源的增值和保护”等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确立了养殖业实行许可证制度;到公海或者他国管辖海域从事捕捞的审批;限定捕捞的场所、时间、工具和方法;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制度;禁渔区和禁渔期等。
对于海洋矿业资源、油气资源, 我国一贯是勘探与开发并举、利用与保护并重的。目前适用的是《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于海盐业的政策体现在对盐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之中。例如, 《盐业管理条例》等。对于海水淡化, 2008年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沿海地区进行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 节约水资源”。
(2) 海上交通方面的政策。海上交通运输业是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1983年颁布《海上交通安全法》, 规定了包括船舶检验和登记;船舶、设施上的人员;航行、停泊和作业;安全保障;危险货物运输;海难救助;打捞清除;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等内容, 基本确立了通航水域的航行制度和作业制度。1987年的《航道管理条例》, 1995年的《航标条例》等法规规章对航道的规划与建设, 航道设施的保护, 航标的设置和维护以及对违反规定破坏航道设施和航标的行为的处罚。
在港口管理方面, 2004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对从事港口规划、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及相关活动做出规定。为加强港口设施保安工作,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出台。
在船员管理方面, 200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对船员注册、任职、培训、职业保障以及提供船员服务等活动进行了规定。还严格规范船员培训机构和船员服务机构许可制度。
在船舶安全方面, 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检查规则》作为海事现场监管的重要手段, 在规范船舶安全检查、打击低标准船舶、保障水上交通安全、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2.2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
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世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我国也不例外。从加入联合国以来, 为了保护海洋环境, 保持我国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开始了一系列的立法工作, 确立了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制度, 构成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体系, 为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198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限期治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和海洋环境污染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等。对我国管辖海域及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活动和行为做出比较系统的规定, 对切实保护海洋环境, 促进海洋合理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该法在1999年进行了修订, 除了对原有的内容做了必要的充实外, 还根据现实需要, 新规定了若干管理制度[4]。
(1) 制定排污控制标准。我国先后出台《海水水质标准》《渔业水质标准》《海洋生物质量标准》《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含油污水排放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污水海洋处置工程综合排放标准》等规范性文件。严格控制各类污染物的排放, 加大综合整治力度, 推行清洁生产审核, 调整产业结构, 强化源头控制, 规范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等多种措施, 在经济总量和污染物产生量有较大增长的同时, 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较好的控制, 污染物入海总量有所减少。
(2) 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一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海洋生态的需要, 选划、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由此我国确立了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1995年, 我国有关部门制定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贯彻以养护为主、适度开发、持续发展的方针, 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全面恶化。此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将各类海洋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 并从设立条件、设立程序、管理职责等方面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提供了指导, 并强调制止、检举破坏或侵占海洋自然保护区行为是每个人的权利。
(3) 防治船舶污染制度。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专章的形式规定“防治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在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方面, 该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国家完善并实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按照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由船东和货主共同承担风险的原则, 建立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实施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于2010年出台并实施了《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修订了1983年针对船舶污染制定的《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新颁布的《防污条例》明确地树立了“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理念, 并围绕“预防”和“治理”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规定。细致化地将船、港等相关各方都纳入了调整范围, 真正实现了船舶污染防治管理工作从防止到防治、从处理到预防、从船舶到船港的转变[5]。
(4) 海洋倾废管理制度。我国政府在防治海洋倾废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相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倾倒区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 已经形成一套较完备的海洋倾废执法管理的法律法规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海洋倾废许可证制度、废弃物的分类与审查程序、倾倒区监测等[6]。海洋倾废许可证分为普通许可证、紧急许可证以及特别许可证。倾废许可证制度不仅将海洋倾废活动归入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统一管理的系统中, 而且用法律法规所对海洋倾倒物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海洋倾废管理条例》中将倾倒的废弃物分为3类, 分别为:“一类废弃物、二类废弃物和三类废弃物”。《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了各类废弃物的划分。海洋倾倒区监测是海洋倾废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科学、合理、安全和经济的原则, 经过对海洋倾倒区的多年监测, 由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协商, 并上报国务院批准确定, 决定倾倒区是否应该延期使用或被立即封闭。
3 对我国海洋政策的评价与展望
3.1 我国海洋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3.1.1 缺乏海洋政策宏观规划机构
尽管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等具有海洋战略性质的文件, 但从整体上看, 已经制定和实施的某些规划或战略仅是部门性的、区域性的或事务性的, 有些只能称之为战略框架, 缺少综合型的海洋战略与政策制定机构。
我国缺失相应的综合型海洋战略与政策制定机构, 当务之急是构建高层次的海洋管理决策机构。例如,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相关专家曾表示应当设立国家海洋委员会, 建立陆海统筹和国家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专家更是指出:国家海洋政策是超出部门政策的综合性海洋政策, 其制定和执行必须有高层次的组织和协调机构, 必须由高层次的综合部门牵头, 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落实[7]。
3.1.2 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矛盾
中央政府很少直接介入沿海的海洋政策。地方政府在出台自己辖区的海洋政策时, 更多的是考虑本辖区的海洋现状, 侧重于海洋开发, 尤其是重视能够提高本辖区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这样就往往与中央的整体海洋政策出现矛盾, 地方海洋政策与综合海洋政策不一致。其次, 各级行业性海洋政策也跳不出行业自身领域的限制, 这就造成行业之间海洋政策间的不协调。最后, 地方之间存在着较大利益冲突, 导致地方海洋政策出现重复和冲突的局面, 造成地方海洋政策和地方海洋政策目标不能有效衔接。
3.1.3 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公众参与
公众是海洋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利害关系人, 其参与度越高, 就越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落实。2007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必须坚持创新政府管理制度和方式,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度”。2008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规定要“增强全民海洋意识, 大力弘扬海洋文化”, 并且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把公众参与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目前政府在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方面已经逐步引入了公众参与, 如建立了海洋污染监视举报制度, 动员沿海群众保护珍稀海洋动植物资源等。然而从总体上说, 政府职能部门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各界民众自觉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的意识还不强, 有组织地动员民众参与的机制尚未形成。
3.1.4 海洋法律制度建设仍不完善
中国的海洋立法, 尤其是专项海洋法规的建设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仍不能适应中国海洋开发的发展, 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 海洋基本法不健全, 尚未制定出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适应的国内法律体系; (2) 中国涉及海洋的法律和政策多为相关的具体海洋管理部门制定, 因此就会导致相关涉海法律法规部门利益突出、缺少综合统一性; (3) 一些规则的法律层次太低, 难以实现立法的目的。譬如, 《外籍船舶管理规则》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前者涉外性很强, 后者则在海洋环境保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倘若仍仅停留在目前部门规章的层次上, 在未来的执行中势必会发生很多问题。
3.2 完善我国海洋政策的主要对策
3.2.1 构建宏观海洋政策制定机构
借鉴国际经验, 建议我国建立专门的国家海洋局法律专家委员会[8]。这个委员会应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和专业型, 主要负责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和加快海洋科研开发等国内配套政策和制度等。并专门负责制定综合型海洋战略与政策, 这样能发挥其专业优势, 从战略高度审视影响政策的环境、利益和价值因素, 更科学地制定海洋政策方案。
3.2.2 协调中央与地方的政策矛盾
首先, 中央与地方的海洋政策目标要协调。出台海洋政策的时候, 最好能够遵循自下而上的顺序。先由地方政府设计发展海洋的子目标, 再由中央专门海洋政策制定机构收集整理子目标, 经制定机构从上而下核对和规划, 将子目标按省市地域置于中央总目标之下, 构成一套综合的海洋战略与政策目标体系, 最后将各省、市、自治区各行业相似的海洋政策目标进行战略整合和完善, 积极引导地方海洋政策目标与中央海洋政策目标保持稳定的一致性, 使各具体政策的目标之和能够大于或等于国家的海洋事业[9]。
其次, 中央和地方对于海洋区域管理权限的划分必须明确。中央部门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海洋政策, 完善法律法规体制建设, 宏观指导地方海洋区域管理事务。而地方海洋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在中央规定的职责范围之内制定的海洋区域管理规划。要明确地方海洋管理部门必须合理行使职权, 不得出现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情况。
最后, 地方政府相互之间也要注重沟通协调, 树立合作共赢的管理理念。各部门都希望在海洋治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管理权限上互不相让, 你争我夺, 反而会使力量分散。因此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尤为重要。各个地方政府应该共享资源, 同时共同履行相应的义务。虽然不同的地方在法规政策各个方面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在各方认同了这些差异的基础上, 可以更高层次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 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
3.2.3 鼓励公民参与海洋政策制定
公民参与是海洋管理公共性的内在要求, 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在国家海洋政策的制定中具有话语权, 能够参与到海洋管理的活动中去。鼓励公民参与的模式或方式越多, 其有效性也越高。不同的内容应该采取不同的公民参与方式。一般来说, 公民参与方式包括专家咨询、公众调查、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专家咨询的成本较低, 有效信息多, 专业性突出, 适合在遇到疑难问题和专业性问题的时候采用。公众调查成本高, 有效信息少, 但是具有突出的民主性, 适合在遇到宏观性的利益取舍问题时采用。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这3种方式差不多, 可以兼顾专业性和民主性, 成本也介于专家咨询和公众调查之间, 适合在遇到涉及公民利益的一般问题时采用。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在政策制定的初期, 宜采用公众调查的方式, 广泛吸收群众的意见, 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在政策制定的中后期, 再采用其他的公民参与方式查漏补缺。
3.2.4 完善海洋政策法律法规制度
完善海洋政策法律法规制度的主要任务如下: (1) 推动海洋立法入宪。目前我国的宪法没有关于海洋政策的原则性规定。这与海洋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海洋入宪对提高公民海洋意识, 完善海洋法制有重要意义。 (2) 制定海洋基本法。我国目前的涉海法律法规虽有, 但不系统。海洋基本法的出台目的是对中国海洋事务作全局性的考虑。统筹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规范海洋开发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的对策上看: (1) 通过建立健全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等制度, 保障各行业海洋专家能够全程参与海洋政策方案的决策过程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2) 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生态安全并重的标准, 这样才能保证海洋政策方案决策的科学合理。
摘要：海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可能是孤立的, 一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在海洋中活动能力日益增强, 海上活动不断频繁, 海洋事务日趋复杂, 海洋政策不断变化;另一方面, 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开发越来越深入, 海洋政策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体现出综合性、跨部门性的特点。因此, 围绕海洋政策的研究, 就产生了两条路径:纵向的历史研究;横向的部门海洋政策研究。文章采用这两种研究方法, 对我国海洋政策做了回顾梳理, 并对未来海洋政策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海洋政策,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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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是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决定性因素,长期稳定的现金股利是衡量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志,是投资者投资股票市场获取回报的重要手段。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不分红、低分红的现象较为严重,主动回报股东的意识不强。鉴于现金分红的重要性及我国上市公司不容乐观的分红现状,监管部门自2001年起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监管。由于我国出台的分红监管政策将再融资资格与现金分红水平挂钩,因此其对上市公司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却存在一定的制约,李常青、魏志华、吴世农(2010)称之为“半强制分红政策”。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出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监管部门先后颁布实施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2001)、《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2004)、《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6)、《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2008,下文简称《决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2012)、《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2013,下文简称《指引》)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03)。随着一系列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出台,尤其是近年来监管部门、资本市场以及媒体舆论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高度关注,半强制分红政策逐渐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半强制分红政策能否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究竟如何?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进行干预?监管方式是否合理?目前关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研究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本文梳理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及合理性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二、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影响综述
目前国际上除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外,实施强制分红政策国家并不多见。La Porta et al.(2000)认为强制现金分红政策能提高一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巴西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高于美国的原因在于巴西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进行了强制监管(Martins&Novaes,2012)。我国独特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因其将公开股权再融资资格作为约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方式而备受关注,其是否能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积极探究的问题。
(一)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
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诸多因素影响,如企业规模、债务水平以及产权性质等,而半强制分红政策作为外部制约因素能否影响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一直备受争议。安青松(2012)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状进行分析,并将其与国际成熟市场进行比较后认为,随着一系列分红监管政策的发布实施,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水平逐步改善,分红公司占比等多项指标趋近成熟资本市场水平。半强制分红政策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陈云玲,2014;魏志华、李茂良、李常青,2014)。郑蓉、干胜道(2014)以2003~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其研究认为不断提高的分红监管标准只影响上市公司的分红意愿,并不能显著提高其分红水平。而邓剑兰、顾乃康、陈辉(2014)对1994~2011年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半强制分红政策不能显著改变上市公司的派现力度、派现意愿或派现稳定性,短期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现金股利政策和融资决策都是上市公司重要的财务问题,现金股利会减少企业内部现金流,融资决策解决的却是企业内部现金流不足的问题,而我国分红监管的特征之一是将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的获取与现金分红水平挂钩,部分学者正是基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这一特殊规定研究其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李慧(2013)以2008年出台实施的《决定》为研究背景,发现融资压力较大的企业在半强制分红政策颁布后提高了现金分红水平以满足再融资要求,而融资压力较小的企业却降低了现金分红水平。2008年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出台后,有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显著增加了现金分红,从而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公司的再融资能力,而在该政策出台前,有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显著低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郭牧炫,魏诗博,2011)。郑蓉、干胜道(2014)认为有公开股权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的分红表现较好。相比再融资前,股权再融资后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并没有显著变化,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监管效应有限;而相比非股权再融资公司,股权再融资公司在再融资前三年的利润分配水平较高,其存在迎合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动机,但主要以股票股利作为提升利润分配水平的主要手段(杨宝、袁天荣,2013)。
(二)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其他影响
针对半强制分红政策其他影响的研究并未形成系统,但对全面评价半强制分红政策是有益探索。文武健(2014)研究发现2008年《决定》的出台显著减少了对民营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的现金持有,并且随着融资需求的增加,现金持有减少地越多,而这种关系在地方国企以及中央国企中却并不明显。王满、田旻昊(2014)基于财务柔性视角的研究表明,半强制分红政策并没有改变财务柔性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财务柔性边际价值越高的公司越不倾向于迎合半强制分红政策以获取再融资资格。刘银国、张琛、阮素梅(2014)基于股利代理理论,分析了半强制分红政策的颁布以及半强制分红政策最低分红标准的变动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现金股利的发放能够降低代理成本,但由于半强制分红政策并没有显著提高市场整体的现金分红水平,因此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有限;进一步研究发现,半强制分红政策仅影响了高资产负债率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为获取再融资资格而进行了现金分红,降低了代理成本,避免了过度投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资不足。江南春(2014)以2013年上交所出台的《指引》为研究背景,选取2012年沪市中因高分红可能获得再融资、并购重组等“绿色通道”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半强制分红政策背景下现金股利支付率和收益率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发现财务风险较大的上市公司并没有保留有限的现金流,而是选择支付股利,存在迎合该政策的可能。宋佳、陈名芹(2014)研究发现半强制分红政策能够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产生影响,并能促使现金流正常运转的上市公司具备较好的成长性。
三、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合理性综述
我国半强制分红政策自2001年提出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近年来更是出现了逐步强化、细化的趋势。然而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干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干预的方式是否合理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国外关于强制分红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并不多,Adaolu(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耳其上市公司股息率并未随着强制分红政策的恢复而提高。正是由于强制分红政策的存在,大量巴西上市公司采取盈余管理手段规避该政策(Martins&Novaes,2012)。
(一)半强制分红政策支持论
半强制分红政策支持者认为,现金分红能够提振资本市场信心、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有利于营造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理念,而由于我国缺乏完善的市场约束机制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市公司主动回报股东的意识不强,不分红或少分红的现象普遍,现金分红不能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因此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很有必要。肖万、宋光辉(2012)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宣告所引起的市场反应,其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宣告现金分红受市场欢迎和支持,现金股利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和股东财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强制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是合理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出台后,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存在正向影响,政府政策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起到保护投资者的作用(梁彤缨、苏德贵,2013)。同时,半强制分红政策也能有效遏制部分只融资不分红企业的行径(郑蓉、干胜道、段华友,2014)。李茂良、李常青、魏志华(2014)从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究半强制分红政策的效果后发现半强制分红政策有利于提升股票的市场流动性,并论证了半强制分红政策有利于增加投资者财富的路径。
(二)半强制分红政策反对论
(1)基于监管行为视角。现金股利政策本质上属于上市公司的自治范畴,《公司法》也明确了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股东大会决定。基于此,部分学者认为上市公司自行决定是否进行分红以及分配多少现金红利才是符合公司自身以及股东利益的,监管部门不应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进行强制行政干预。何涛、陈晓(2002)发现“纯”现金股利信息对股票的超额回报没有显著影响,其不能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从而对监管部门将现金分红作为再融资的约束条件的分红监管政策提出了质疑。王国刚(2012)则从财务效应、法治效应以及市场效应三个角度探究了强制分红政策可能引致的情形,并认为监管部门的强制分红监管政策不利于维护股东权益,同时也对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管理产生负面影响。“一刀切”的强制分红政策存在诸多弊端,而差别化的强制分红政策又存在制定及实施的难度,因此,针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出台的强制分红政策并非首选方案(张跃文,2012)。张婷、于瑾、吕东锴(2013)基于现金红利溢价是否存在的视角探究了强化现金分红政策的合理性,其研究发现针对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现金红利溢价并不存在,只有高市值和高E/P值的股票存在显著的现金红利溢价;同时,在萧条市场环境中出台半强制分红政策具有合理性,但也只是一种短期迎合投资者的行为。张远凤、司茜(2014)则认为近年来的强化分红损害了创新的可持续性,从而损害了股东及上市公司的长远利益。综上可知,目前针对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采取监管行为的反对主要是从侧面进行论证的,缺乏较强的说服力。
(2)基于监管方式视角。部分学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现状仍不容乐观,监管部门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具有必要性,但对当前利用公开股权再融资资格约束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监管方式提出了质疑。半强制分红政策经历了由“弱监管”到“强监管”的逐步演进,尤其是2008年出台的《决定》更是将再融资资格的获取所需现金分红水平由2006年的20%提升至30%,同时明确了只能以现金股利的方式,这为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契机与背景。李常青、魏志华、吴世农(2010)以2008年出台的《决定》为背景,探究了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市场反应,并认为半强制分红政策给有再融资需求或潜在再融资需求的成长型以及竞争行业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存在“监管悖论”的局限性。2008年的半强制分红政策由于只限定现金股利的形式,因此较2006年的半强制分红政策更可能导致“监管悖论”(王志强、张玮婷,2012)。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管制存在“真空区”,其不能对不需要进行公开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形成约束(郑蓉、干胜道、段华友,2014)。郭慧婷等(2011)以2006年和2007年再融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政策颁布前后现金分红与现金流的变化后发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成为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手段;同时,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在再融资前后波动较大,存在被操控的可能,再融资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目的是达到监管部门再融资要求。随着2008年以来监管部门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密集出台,学者们开始基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阶段性特点进行系统研究。魏志华、李茂良、李常青(2014)以1990~2011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阶段探究半强制分红政策的有效性,其研究认为2006年和2008年政策中规定偏低的最低分红标准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激励”,即导致原本高派现的上市公司降低了现金分红水平;半强制分红政策难以约束长期盈利却不分红的公司进行派现。陈云玲则(2014)以199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究半强制分红政策实施后上市公司派现行为的变化考察政策实施效果,其研究发现具体量化现金分红政策的出台并未显著提高现金流充沛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反而对现金流匮乏的上市公司形成一定的束缚。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大部分学者对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合理性存在质疑,且主要针对再融资资格与现金分红水平挂钩的“一刀切”监管方式,这种监管方式会造成“监管悖论”、“监管真空”等一系列问题,其产生的效果严重背离了政策出台的初衷,即监管部门本意是用再融资资格作为上市公司提高现金分红水平的“激励”,而上市公司却利用政策将现金分红作为其获取再融资资格的手段。
四、研究评述与展望
随着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密集出台以及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关注,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探究了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影响以及合理性,研究成果颇丰,但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亦不容忽视。首先,针对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监管部门意图出台实施半强制分红政策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而该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将再融资资格与现金分红水平挂钩,因此应该深入分析半强制分红政策在公司融资选择和投资决策、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以及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为全面评价分红监管政策提供支撑。其次,半强制分红政策合理性研究的评价指标及方式单一,且没有达成共识,这导致了针对合理性研究无论是支持论还是反对论的说服力都不够。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合理性应该怎样定义?是用提升企业价值的维度还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维度,抑或其他?在今后的合理性研究中,应该结合政策特点及目的多角度多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并且纵向探究不同阶段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合理性差异,从而为改善政策提供建议。再次,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实证研究成果颇丰,但具备理论指导意义的规范研究较少,目前关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研究并没有严密的研究框架体系以及根本理论支撑。制度经济学中将制度变迁区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即“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半强制分红政策作为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重要举措,虽不具有普遍强制性,但却对上市公司形成“软约束”,因此可以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研究体系,夯实理论基础。最后,改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是一个系统工程,上市公司所面临外部环境的差异会影响其对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反应,探究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影响以及合理性时应结合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外部因素差异。由于半强制分红政策相关内容制定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分红监管的有效性,近年来一直处于不断修改和完善之中,如要求上市公司加强现金分红信息披露、加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力度等,2013年出台实施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更是提出了差异化的分红监管方式,这些都为半强制分红政策的研究提供了背景与动机,针对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影响以及合理性研究仍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摘要：半强制分红政策作为监管部门改善上市公司分红现状的重要举措,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其影响以及合理性展开,但并未达成共识,这对上市公司、投资者以及监管部门的决策造成很大困扰。本文系统回顾半强制分红政策相关研究成果,在进行评述的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半强制分红政策,再融资资格,现金分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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