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关于人物的论文

近代史关于人物的论文（精选8篇）

近代史关于人物的论文 篇1

——读《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

工商管理类12(10)班2011330300403 王婷慧

摘要：她统治的是一个被征服的名族，所以不得不时刻留心不服从和叛乱的苗子。她出生贫寒，一开始不过是皇帝的嫔妃，而这皇帝又是性格软弱之人，所以不得不对与皇位稍有瓜葛的亲王们的不满保持警惕。她不得不注意边远省份的巡抚和掌握大批军队的总督们，以防他们不是维护皇权而是对皇权造成威胁。她丈夫死在与皇宫相距两百英里的流亡地，她不得不操持着在她手握大权的情况下把她儿子扶上皇位，而她儿子死后她又不得不及时提供一个不会把实权要过去的继承人。即使他长大成人并亲政后，她还是像一个保护人一样不得不监督着他，以防她碰倒了她建造的大厦，把他们自己压死。一个时代成就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影响一个时代。她就是慈禧。

关键字：慈禧；光绪；宫廷；皇权

鉴于本书中出现的人物较多，人物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首先我想对书中的人物做一个整理。

作者：何德兰，美国关会教士。1888年来华，亲眼目睹了清朝最后的全部岁月。

何德兰太太：何德兰的妻子，医生，与亲王家眷来往密切，常有机会进宫。辅助何德兰撰写了此书。

慈禧太后:即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从一个普通的妃子成为懿贵妃，到西太后，再到太皇太后。垂帘听政40余年。

同治帝：慈禧的儿子，咸丰帝的长子，在位十三年。

光绪：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慈禧妹妹的儿子，起初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名义上是一国之君，实际上大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实行的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打算依靠袁世凯囚禁慈禧，但反被袁世凯出卖，从此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

叶名琛：清朝中后期两广总督，英法联军时不战不守不议和，被俘往印度绝食而卒。

恭亲王：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他出谋策划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危机，迎来同治中兴，但深受慈禧打击。

醇亲王: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帝义母弟，慈禧妹妹的丈夫，光绪帝的父亲，末

代皇帝溥仪的祖父。为讨好慈禧，挪用军费修葺颐和园。

李鸿章：晚清重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

荣禄：清末大臣，晚清政治家，深受慈禧赏识。

缪先生：汉人，清代女画家，慈禧太后的女官，代慈禧写字画画，光绪年间入宫为供奉给事。

隆裕皇后：叶赫那拉 静芬，慈禧弟弟之女，光绪同床异梦的妻子，深受慈禧喜爱。

珍妃：光绪的爱妃，百日维新后被囚禁于北三所的寿药房。

慈禧早年经济条件不好，既要照顾弟妹，又要帮助家里干活。然而她发育健壮，深知女子疾苦，有丰富的阅历，这为后来进宫以及亲政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宫后她从一名普通的妃子变成皇帝的宠妃，皇帝死后她成为了西太后，与东太后并驾齐驱，垂帘听政，掌握了跨时代的皇权。她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思朝。期间她两次决定皇室，两次发动政变，三次垂帘听政，可以说权力的掌控是至高无上的。何德兰太太初见慈禧太后，描述这位女性道：“慈禧太后身板挺直，面目秀丽，个子高，有着一双锐利的鹰眼，仿佛能洞察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高贵而傲慢，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威严。”后有外国贵妇人来访，无不对慈禧太后的威严所折服，忍不住行中国的屈膝之礼。我想，唯有这样一位女性，才能挽持住清朝那些年吧。当年，年纪轻轻的她以自己敏锐的政治觉悟、机智过人的胆识，突破重重障碍，成功与小叔子联手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核心集团，一举扫清了同治登基前的所有障碍。她似乎能预见未来，早有预谋地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醇亲王，后产下光绪。也就是继同治之后的新一任皇帝。从这些方面来看，她是成功的。但是她也是失败的，她的失败在于对权力她似乎有着病态的渴求，她的大半生都在追逐权力并且尽情享受得到权力的快感。她嫁给了一个柔弱的丈夫，这也便给了她一个历练的机会。同样同治的优柔不得不让她独揽大权。光绪的即位，更是没有让她放任过权力。皇权的争夺，永远是一个封闭宫廷里不会休止的隐形的战争。而女人让这场战争变得更加神秘，更加隐晦，更加残酷。

世人皆骂慈禧卖国，说正是由于她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社会沦为更加危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是在她手上签订的。诚然，她对这些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她面对险象环生的时局，不顾当时世界工业革命的潮流，视而不见，反应迟钝，使中国陷于亡国的危难之中。可是，有谁又知道她心里的痛苦呢？在她统治的47年里，正是中国历史走向最危难的时期，她也是一个女人，她看问题也是有局限性的。为什么一个女人还要为政治忧心？我要说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有用的男人。但凡有用之帝，怎么可能被一个女流

之辈所牵引，所控制，所征服？没有这样一个男人为国出力，慈禧太后为保住清朝最后的尊严所做的努力是否值得肯定？其实，她完全可以像东太后一样安享后宫生活，远离国家大事，她完全可以追求自己的艺术，花时间在自己喜欢的写字画画上。可是这个时代，要求她坚强，要求她担负起卖国叛贼的骂名。我想，无论是谁，处在那个朝代都不好过，无论是谁，都得担负起千古罪人的骂名。慈禧，她做到了。

这本书里，描写慈禧的有很多章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为艺术家的慈禧太后。她喜欢读书写字画画，请汉人缪先生进宫指导，为她画画。缪先生常常夸赞太后的画，说她若是能专心于此必能成大家。然而，作为政治家的慈禧，怎么有时间舞文弄墨，致力追求自己喜欢的艺术呢？人所得到的，必是由他所失去的东西作为代价的。政治，艺术，二者不可兼得。权力，安逸，二者不可兼得。垂帘听政，母仪天下，二者不可兼得。强势，柔情，二者不可兼得。就像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国君李煜一样，作为词人，他是优秀的，作为王君，他可能就不适合了。所以，在我们追求的路上，该舍弃的总归是要舍得的。我们放弃的，也许能帮我们成就另一些东西。

谈到光绪，他确实是一位值得一提的皇帝。他是咸丰弟弟醇亲王与慈禧妹妹的儿子，本与皇位无缘，然而却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的继承人，意外地成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说是意外，其实也不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不幸的皇帝，从他还没出生就已经被决定了将来的命运。其父母的婚事由慈禧一手操控，他即位亦是慈禧的安排，连他的婚姻也不能自己做主，最后还被囚禁于瀛台。他的人生，从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是一场悲剧。3岁的他，就被慈禧抱入宫中，成为她剥夺皇权的一个载体，使她能更加名副其实地参与政治。入宫的光绪，在孤独中长大，没有母爱的关怀，没有细心的照料，没有心灵的沟通，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但是光绪帝执政时期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变法。光绪帝在甲午战争中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上一力主战，他反对妥协痛斥顽固派割地求和的可耻行径。尽管这次战争最后的结果还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然而无论是在战争的过程中，还是在签订条约的时候，他始终以鲜明的态度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作出了最大的努力。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痛定思痛，卧薪尝胆，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戊戌变法。这一变法，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打压，最后以失败告终。

光绪帝作为衰世皇帝，既有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进取精神，又有对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横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这是他从小就被束缚、被压抑的结果，加上当时的情势，他不敢也不能与太后决裂。

一代帝王，短暂的执政统治，在这个宫廷里，对于皇权，终究夺不过老谋深算的慈禧。他的意气风发，为当时的中国注入了一道新鲜的血液，虽然这股血流是短暂的，却也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虽败犹荣。年轻有年轻的力量，年轻也有年轻的局限。他对于当时的国情也还是缺乏了解的，加上软弱的性格，终于没能拯救晚清。慈禧太后，强势的女王独揽政治大权，忧国忧民，深谋远虑，忍辱负重，作为政治家的她，稍显成熟。可是，她看不到西方列强为发展社会所做的一系列改革，仍旧按照自己的一套统治中国，权力至高无上，却没能好好把握，是有所作为。她拖延了清王朝的统治，却还是没能保住这个朝代。假使，光绪与慈禧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当时的中国，是否能有所改观？

近代史关于人物的论文 篇2

一、马约翰先生的生平

马约翰 (1882—1966) 先生是我国近现代体育发展史中较为杰出的开拓者之一。马先生生于厦门鼓浪屿;其童年较为凄苦, 3岁丧其慈母, 9岁之时丧其严父;后由其哥哥马保罗抚养成人, 并与哥哥一起到上海, 在明强中学读书;随后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1919年、1925年分两次赴美春田大学进修、深造, 并获得硕士学位。

马先生曾于1905年, 获得上海“万国运动会”1英里赛跑冠军;1910年, 获得南京全运会880码冠军。1915年, 马先生作为评选委员参加了第四届远东运动会。而于1921年, 仍以评选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五届远东运动会。1927年则以田径兼足球委员身份参加了第八届远东运动会。1930年, 则以总教练的身份参加了第九届远东运动会。1936年, 马先生则以田径总教练的身份又参加了第十一届奥运会。会后, 马先生又对14个欧美国家的体育事业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考察。1957年, 马先生以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

马先生在参与我国各类对外体育活动的同时, 又于1914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并先后就职于该校体育部教授、主任。1932年, 被选为华北体育协进会委员。1934年, 当选全国体育协进会委员。1949年, 被选为全国体总筹委会副主任。1952年, 当选全国体总副主席, 并于1953年任国家体委委员。1956年, 当选全国体总主席。

二、马约翰对体育事业的热衷与执著

马约翰先生一生刚正不阿, 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当马先生刚刚开始步入社会、认知社会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周围的同学及民众身体虚弱、面如菜色, 加之“东亚病夫”的辱称更令马先生下定了“从医救国”的决心。他于1904年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专心攻读医学, 欲以精湛的医术来拯救国民。但是, 在他接受了西方体育运动思想之后, 认为只有积极进行全民体育运动, 提高身体素质, 才可以更好地报效国家, 拯救国家于危难。他认识到医学知识与技能只能“治病”而不能救国;而有效地开展全民体育锻炼, 却能“防病”、“强身”、“救国”。于是, 马先生在清华任教英语、化学课程之后, 毅然去申请教体育课程。正如马先生自己回忆说, “考虑到祖国的荣誉”, 这也恰恰彰显出马先生的体育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

1926年, 当马约翰第二次留美并在春田大学同时获得了体育学、教育学双硕士学位之时, 校方就欲聘请马先生留校执教。但是, 马先生却婉言加以谢绝, 回到祖国;因为, 马先生知道祖国此时的体育运动发展较为落后, 更需要有人将西方体育运动的先进经验加以引进、应用。由此可见, 马先生对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情有独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清华大学被迫南迁长沙并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 马先生婉拒国民党高薪聘请其出任国立体育专科学校校长一职, 随清华大学来到了长沙, 主持长沙临时大学的体育教学事务。南京沦陷之后, 临时大学又西迁至昆明, 马先生又随校西迁。在战乱时期, 马先生不忘国家体育发展的重要性, 他积极组织、协调校内、校外的各种体育赛事。如1939年, 组织了校际球类比赛;1941年, 组织了昆明市游泳比赛;1941年, 与龙云、牟作云等人组织了昆明市运动会;1944年, 又与龙云、王英杰组织了中美田径运动会。其中, 当时组织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体育赛事当属昆明市运动会, 该运动会自1941年至1945年间, 共成功举办了5届。

马约翰自1914年到清华学校任教伊始, 就一直热衷、执著地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进行了长达52年的不懈努力。马先生在清华任体育部主任之后, 更是将“爱国”、“完善人格”、“勇敢”、“永远向前”等思想通过其实际行动传递给学生们。

在马先生的倡导与组织之下, 清华学校在很早的时候就成立了校内的足球、篮球、网球、田径、游泳、棒球、滑冰以及拳击等十几个体育代表队, 马先生更是亲力亲为地进行指导训练。尤其是清华学校的足球代表队在58场比赛中, 仅负了7场,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29年, 更是在诸多华北足球队中脱颖而出, 勇获冠军。作为田径运动员的黄远道、张龄佳、罗庆隆、潘文炳等人也曾在各届远东运动会以及全国运动会上获得了金牌。正是在马先生的不懈努力之下, 清华大学体育活动的开展一直处于全国高等院校的领先地位, 并屡屡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升起中国国旗。

马先生的专业是医学, 他为了使更多的学生、更多的民众认识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还通过在清华大学所积累的经验, 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地到全国的各大院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单位进行报告、讲学, 不断地向全国各界宣传体育运动以及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在他72岁高龄时, 还认为自己的工作仍未做完、仍未做好, 还想把自己更多的对体育事业发展的方法与经验告诉给大家。

与此同时, 马先生对女子体育锻炼也尤为重视。他认为女子身体素质的提高更为重要。马先生认为:在学校中, 在社会生活中, 男女是平等的, 都有着同样的远大抱负。但是女同学的身体较瘦弱, 甚至在做了母亲之后, 身体会变得更加瘦弱;那样还怎么会有更多的精神与良好的身体素质去在风雨之中进行斗争呢?只有保持更强健的体魄、更高尚的情操, 才会具有更坚定、更勇敢的精神与意志, 投入到爱国运动之中, 才会使得生命更有意义。因此, 马先生不但打破了当时旧中国对女子体育锻炼的禁锢, 并积极鼓励当时清华大学仅有的40多位女学生进行体育锻炼。马先生将40多位女学生编成一个班, 并亲自在为她们上体育课时进行讲授, 鼓励女学生们“不要怕、不要害羞, 更不能娇气”。与此同时, 马先生还在学校中组建了女子田径队、篮球队以及排球队, 并与其他高校进行比赛。

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 罗家伦任第一任校长, 由于其对体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错误地对原有的体育部进行了改组, 同时还取消了马先生的教授职称, 并将原有的6名教员减少至3名。尽管, 罗家伦的这种错误行为严重阻碍了清华大学的体育发展, 但是马约翰对他的做法并未放在心里, 只是不屑一顾, 依旧专心从事自己的体育教学工作。1929年底, 马先生率领的清华足球队获得了第六届华北体育联合会冠军。此事令清华大学举校欢庆, 其场面更是热烈无比, 甚至把马约翰等人从清华校门一直抬到了大礼堂。此次清华足球队所获得的优异成绩, 也令罗家伦校长对体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不但恢复了马先生的教授职称, 还赠予了马先生一座银杯。

三、马约翰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1. 重文重“武”。

清华大学自开办以来, 一直就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顶尖高校, 入校的学生也自然是经过严格的考试之后, 从全国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但是, 由于当时中国受传统儒学思想较深, 学生们重文轻“武”的思想极为严重, 大多数学生对体育较为轻视, 对体育课也往往不愿参加, 这也造成了许多满腹经纶的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不高。马约翰看到这一点, 也深知身体素质的重要性, 因此, 他经常对学生们强调“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被人家说是‘东亚病夫’”。于是, 在马先生极力倡导之下, 清华大学开始对学生们采取了强制性锻炼的措施。学校规定下午4点至5点之间, 是学生们到室外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同时, 学校还规定:只有在体育运动方面达到校内所规定的相关标准之后, 方给予毕业, 才可以出国留学。这一项规定, 极大地促进、提高了清华大学体育教育的全面发展。马先生不但亲自制定了体育“五项测验”以及合格标准, 还亲自进行考核。我国著名文学家吴宓, 在清华读书时, 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优, 却单单在“五项测验”中的跳远未达标准, 只好被马先生给予留校半年, 直至该项体育测验及格达标后方准予了他毕业出国;同样重文轻“武”的梁实秋先生在清华读书时, 也曾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这也令梁实秋对马先生极为敬佩。

2. 理论结合实践。

马约翰先生先后于圣约翰大学、美国春田大学进行了医学及体育学的系统学习, 这样的医学学历及对体育知识进行系统性学习的体育人才在旧中国极为罕见。因此, 马先生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更加深刻, 马先生曾强调:体育是一门增强人民体质的科学, 是使人们身心达以健全的科学。马先生通过多年的研究与教学实践而总结出:运动是健康的源泉;体育更是培养人们逐步具有“完全人格”极为重要的手段。他先后编制出近百套不同内容的徒手操;对相关球类以及田径方面的训练方法, 马先生也提出了非常科学、具体的指导意见;这是马先生为何有能力在清华大学组织足球、篮球、游泳等代表队, 并亲身担任指导的真正原因与基础。

马先生利用自身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 先后发表了数十篇相关体育研究、发展的著作。如, 马先生早在美国春田大学进行攻读硕士时, 就曾用英文写下了一篇约八万字的《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的论文。在该论文的写作时, 马先生充分运用了多种学科的理论知识, 将体育运动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道德品质以及运动成绩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剖析, 还将体育运动对整个民族与社会的推动作用以及深远影响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马先生的这篇论文就是在60年后的今天进行拜读时, 仍然是观点深刻、论理精透, 极具学术价值。

随着我国近年来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各项体育项目在国际大赛中不断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充分证明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已经日趋完善, 并达到了一个较成熟、成功的阶段。但是, 这其中也离不开马约翰先生——一位在我国近现代体育发展过程中极具开拓性的人物。本文对马先生的生平及其对体育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作了较为详细的总结, 并以此来纪念马约翰先生。

参考文献

[1]陈进.马约翰体育教育思想探析[J].教育评论, 2010 (2) .

[2]刘胜杰, 陈伟强.马约翰体育思想与实践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 2009 (1) .

[3]马小燕.马约翰体育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评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7 (1) .

[4]周学荣, 吴明.马约翰体育思想对学校体育改革的启示[J].体育文化导刊, 2008 (1) .

近代语中的人物呼称表现 篇3

关键词： 人物呼称表现 固有名词 普通名词 代名词 接尾词

1.引言

日本近代时期，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原有的严格“士农工商”制度崩溃，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阶层和新的职业不断出现，相应的，国民的语言使用也随之变化，新兴涌现的文学作品中纷纷采取“新语言”。通过近代文学作品，调查那个时期的语言使用状况，能反映出近代语的性格特征，反映出社会的社会风貌和习惯。

《我是猫》（角川文库1973年印刷的第24版）是夏目漱石的处女座，是一篇长篇小说，因为其所处的时代是明治维新以后，新旧思想的相存与碰撞得到很好的表现。一方面，资本主义思潮兴起，人们学习西方，寻找个性，呼唤自由，自由意识和市场观念形成大潮。另一方面，东方固有的价值观、文化观与风尚习俗，包容着陈腐与优异，在抗议中沉没，在抗议中挣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语言使用上得到充分体现，其中的代名词使用，变化特征尤为明显。

辻村敏树认为人物呼称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固有名词-实名·女房名的使用、普通名词的使用、代名词的使用、接尾词的使用、固有名词和普通名词组合方式的使用。笔者拟依据辻村的分类方式，以《我是猫》为分析材料，对其中的人物呼称表现进行调查，探析其语言特色和结构特征。

2.人物呼称表现种类

在《我是猫》中，人物呼称表现的形式多样，笔者按照固有名词、普通名词、代名词、接尾词和固有名词与普通名词的组合方式进行归类总结，以下是文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呼称表现。

2.1固有名词的使用

平の宗盛·桃川如燕·安井息軒·白楽天·蕪村·家内·水彩画家·美貌家·ボン·モンせン·スミス·果報者·医者·田舎者·実業家·金満家·財産家·大明神·半兵衛·比丘尼·方丈·曲者·禅家·製造家·陰士·空海·宿場女郎·雲照律師·詐欺師·山師·勘左衛門·国語家·先の関白大政大臣·批評家·朗読家·陰弁慶·警視庁刑事巡査·雇い主·銀行家·臆病者·芸術家·天子·連隊長·下士官·女皇·侍従女官·才人·見識家

2.2普通名词的使用

学生·門下生·読者·餅屋·旧門下生·来客·年賀の客·船頭·花魁·仲居·やり手（女部屋の助役）·見番·小生·坊や·田舎者·江戸っ子·老書生·師匠·乳飲み子·車夫·仲働き·貧乏教師

2.3代名词的使用

自称词：我輩（わがはい）·我·我々·我ら·吾人（ごじん）·家·おのれ·おれ·ぼく·わたし·私·我（が）·あたし·わたしゃ·余（よ）·わし·わたち等18种表现形式。

对称词：君·あなた·おめえ·てめえ·おめっち·お前·君ら·お宅·

汝（なんじ）等9种表现形式。

他称词：これ·彼·彼ら·そいつ·そういつ·あれ·このやろう·こいつ·あいつ·あのかた等10种表现形式。

不定称词：“だれ·何者”等2种表现形式。

2.4接尾词的使用

①以接头词+称呼语

お山婦美 お客 御主人 令女 令夫人 御令嬢

②接头词+称呼语+接尾词

お師匠さん お嬢さん お客さん お夏さん

お医者様 お嬢様 お姫様

③称呼语+接尾词

接尾词（君）：細君·白君·黒君·三毛君·狆君·寒月君·美学者迷亭君·越智東風君·鈴木藤十郎君·候水島寒月君·東風君·甘木君·迷亭君·上田敏君·敏君·西郷隆盛君·苦沙彌君

接尾词（氏）：無名氏·清和源氏·女娲氏

接尾词（ちゃん）：源ちゃん·坊ばちゃん·坊やちゃん

接尾词（さん）：寒月さん·西川さん·月桂寺さん·金田さん·阿部さん 東風さん·祖父さん·校長さん·00子さん

接尾词（様）：天章院様·牧山様·お嬢様·旦那様·奥様·夫人の旦那様·仁王様·華族様·宮様·地蔵様·王様·殿下様·三代様

2.5固有名词+普通名词

固有名词+先生：甘木先生·後架先生·あら先生·迷亭先生·苦沙彌先生·虚子先生·牡蠣先生·哲学者先生

固有名词+教授：ゼームス教授·鳥部教授

固有名词+学士：理学士·甘木医学士

固有名词+学者：美学者·文学者·天文学者·哲学者

固有名词+君子：梁上の君子·落雲館の君子

固有名词+夫人：鼻子夫人·金田夫人

固有名词+公：勘公

固有名词+伯：レスター伯

固有名词+女皇：エリザベス女皇

固有名词+殿下：宮殿下

固有名词+阁下：東郷閣下

以上是笔者总结的《我是猫》中人物呼称表现的种类和结构形式，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称呼语的构造形式和语言使用状况是有帮助的。从中可以发现当时人们的称呼语使用状况，帮助读者理解当时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及社会变迁所发生的变化，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和风俗习惯。

3.结语

本文通过对《我是猫》中的人物呼称表现的调查，发现近代时期的人物呼称表现的种类繁多，结构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尤其是代名词和结尾词的使用特征最明显，表现了近代语的变化和特点。当然，本次只针对近代文学作品的一种一篇进行调查，并不能全面反映近代语的特征和性格。这也是笔者以后的主要研究方向，将从男女差、世代差和敬语意识多个角度对近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呼称表现作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水原明人.江戸語·東京語·標準語[M].講談社，1994.

[2]佐藤喜代治.国語史[M].桜楓社，1973.

[3]飛田良文.東京語成立史の研究.東京堂，1994.

[4]鈴木孝夫.ことばと社会.日本：中央公論社，1985.

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蒋介石 篇4

姓名：XXX 学号:XXX 系别：XXX 专业：XX 班级:XX 摘要: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产生过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其中，毫无疑问蒋介石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依靠北伐起家，入主南京，统治中国22年，此后又败走台湾，统治台湾26年。蒋介石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关键词：蒋介石 生平性格特点 思想 功过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蒋的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的许多大事。例如辛亥革命,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1922 年,孙中山被陈炯明围困, 是蒋介石从上海千里迢迢跑到广州的永丰舰上, 和孙中山同命运, 共患难。这以后, 蒋领导过北伐战争, 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 后来清党剿共,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三年内战, 最后退守台湾。评论蒋介石, 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讲。

1.一个温和、软弱的民族主义者

蒋早年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从雅片战争到上世纪20 年代, 当时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是英国。蒋的日记里有这样一些话, 说:“汝忘英夷之仇乎”,“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 国家焉能独立”, 这些话, 我想大家不奇怪。下面一句话:“英番不灭, 焉能解放全人类。”这后半句, 大家可能觉得不像蒋介石讲的。“解放全人类”, 这是共产党人的语言!但是, 这恰恰是蒋介石日记里的话。当时英国侵略中国, 蒋介石对英国帝国主义很仇恨。

抗战期间, 中国和英国、美国、苏联结成了同盟, 大家一定以为蒋介石跟英国人的关系很好, 跟美国人的关系也很好, 但是看蒋的日记, 他内心里对英国、美国, 其实是有许多看法的。比如说, 他骂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又比如说, 二战末期《雅尔塔协定》规定: 要把原来沙皇俄国在东北所取得的权利完全转移给苏联。罗斯福为了减少美国人的牺牲,让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同意了斯大林的上述要求。蒋在日记里就骂罗斯福“卖华、侮华、畏强欺弱, 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 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见蒋介石1945 年3 月15 日、4月13 日、30 日日记)。”这些地方, 把罗斯福骂得很厉害。还有, 他败退台湾以后, 仍然坚持一个中国, 坚决反对台独。

所以说,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 只讲他是民族主义者又不够, 前面一定要有两个定语, 一个叫“温和”,一个叫“软弱”。近代中国,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中国人的任务, 就是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蒋也是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 但是他主张要用温和的方法,要慢慢地跟外国谈判, 慢慢等待。对日本侵略, 他在很长时期内采取妥协政策。所以,只能说他是一个温和、软弱的民族主义者。

2.一个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人

蒋介石有两大功, 第一功是他在1926 年到1928 年这段期间, 领导了两次北伐。

第一次是1926 年7 月到1927 年的3 月, 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 率领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国民革命军, 从广州誓师, 8 个月的时间打垮了孙传芳、吴佩孚两个军阀集团,收复了6 个省,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从1928 年的4 月到1928 年的6 月, 他又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打垮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 而且在1928 年的12 月, 用和平的方式争取张学良改变旗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辛亥革命以后, 从1912 年到1928年, 这17 年的时间中, 统治中国的是北洋军阀。由于蒋介石领导的两次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长达17 年的统治。这是蒋的第一个大功。

蒋介石的第二个大功就是他和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对日抗战, 而且坚持到底, 争取到了最后的胜利。

当然, 有人说蒋介石在抗战的八年里, 也跟日本人谈过。这反映了蒋对于和平解决中日战争有幻想, 这也是说他软弱的一个原因。但是, 蒋在大多数情况下, 反对跟日本人谈判。1939 年, 汪精卫叛变, 从重庆跑到河内,接着跑到上海, 想在南京组织傀儡政权。日本人把汪精卫看成是奇货, 就想用这个跟蒋介石谈条件。当时日本有个特务叫和知鹰二, 是个中国通, 他托人给孔祥熙带信, 说汪精卫马上就要在南京成立政权, 成立国民政府了, 只要你跟我们日本人谈和平, 那我就保证汪的国民政府成立不了,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把汪精卫除掉,这个条件相当具有诱惑力。国民政府里有人同意了, 这个人就是孔祥熙。孔祥熙很高兴, 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说咱们要抓紧这个机会, 这是老天爷给咱的好机会,赶快派人去香港跟日本人谈判!蒋介石看到孔祥熙的这封信以后, 批了几行字, 说以后如果再有人利用“汪逆伪组织”来劝我跟日本人谈判,以汉奸论罪。下面还有更厉害的三个字: 杀无赦。

蒋的这个批语, 甩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狠话,非常坚决。这封信虽然是写给孔祥熙的,但是实际上表达了蒋对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主和派严厉的批判态度。

抗战之所以能胜利,蒋介石之所以能将抗战坚持到底,应该承认,和蒋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有关,也和他在抗战期间执行了比较正确的内外政策有关。对内, 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对外,和美、英、苏结成国际反法西斯战线。

毛泽东在1938 年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有个讲话,给国民党、给蒋介石一个很高的评价。毛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他说,蒋是“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说国民党前后有两个伟大的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 第二个就是蒋介石。不过,后来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等反共事件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就变了。

蒋介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两大功。但是他也有两大过。大过之一,是1927 年到1937 年的清党和剿共。根据统计,仅仅从1927 年3 月到1928 年的上半年,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1万人, 其中共产党员两万六千人。由于蒋介石这个严重的过错,使得本来朝气蓬勃的国民党成了保守党, 成了腐朽党, 成了组织上非常涣散的一个党。也就是说,蒋介石清党剿共,打击了共产党,但是也把国民党毁了。

蒋介石的大过之二,是1946 年到1949 年三年反共内战。抗战胜利以后, 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胜利了, 蒋介石的威信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如日中天”。当时北京天安门就挂过蒋介石的像。但是, 蒋介石估计错误。他想, 我连日本人都打胜了, 那共产党我怎么会打不胜? 所以蒋介石就撕毁了已经达成的政协决议, 发动了违背人心、违背历史潮流的内战。

3.一个不断自我反省的人

蒋介石的性格,杨天石教授给他总结了五个严重的坏毛病。第一个毛病是好色； 第二个毛病是暴躁, 脾气很坏；第三个毛病是多疑, 老是怀疑别人要整他；第四个毛病是任性;；第五个毛病是孤僻。

蒋介石早年实际上是一个浮浪子弟。他是一个搞“三陪”的积极分子。第一, 陪酒,找妓女, 当时叫“吃花酒”。蒋介石一辈子不会跳舞, 第二个“陪”是陪打牌, 打麻将, 打扑克。第三, 就是陪宿。蒋虽然搞“三陪”, 但是“三陪”以后, 他又自我反省,自我检讨。他说,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蒋早年受儒学教育, 读过《论语》、《孟子》, 读过宋明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著作。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这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核心的要求。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 这四个字就变成六个字,“去人欲, 存天理”。有些宋明理学家, 或者说道学家, 为了进行个人修养, 就搞一个表, 叫“功过格”。到了晚上, 他就想, 我这一天做了什么事情? 有过什么念头? 有好事情、好念头,就用红笔画个红圈;做了一件什么坏事, 有个什么坏念头,就画个黑圈。

蒋介石早年每天静坐。静坐就在想, 我干什么坏事了,有什么坏念头了, 晚上他就在日记上写下来, 哪件事做得不好。每天静坐, 每天通过日记反省, 每周有周反省录, 每月有月反省录, 每年有年反省录。他就这样反省了50 多年。有的毛病改得不错, 比如他第一个坏毛病, 好色, 这一点他大概1927 年以后, 改得比较好。有些毛病, 他一辈子都没改好。尽管他每犯一次错误,就严厉地批判自己一次, 咬牙切齿地骂自己。什么毛病? 就是骂人, 打人。蒋介石不仅打他的原配老婆毛氏, 而且打他的警卫员, 打士兵。每打一次, 他就检讨一次, 说我何苦呢!我打他, 发了脾气, 不仅损伤了他, 也损伤了我自己的身体呀, 因为发脾气嘛!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这个毛病他一辈子都没有改掉。

蒋是一个暴躁、多疑、任性、孤僻的人。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真实的自我。所以蒋的早年很任性, 还很孤僻。

蒋自命是一个新人, 他受过“五四”思潮的影响, 但是, 他思想里面还有很陈旧的东西, 比如说相信风水。蒋介石是个孝子, 对他的母亲非常孝顺, 他为他的父母亲找墓地, 前后花了很多工夫, 最后请风水先生, 才把他父亲、母亲的墓地定下来。他用人的时候,也有很不准确的一面。比如山东军阀韩复榘, 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他时, 在日记里写了四个字, 叫“国之宝贝”,但是这个“宝贝”, 后来因为在抗日时逃跑被蒋介石枪毙了, 所以蒋介石常常看人不准确。

正是上述的这些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起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这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是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

感受：这门课程让我受益匪浅，就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来说。历史的书写不是靠个人努力，但个人却在历史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成与败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影响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尤其是性格因素，绝对不可忽视。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的，也与生活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近代历史人物评价 篇5

书中八路军高级将领爱兵如子的形象更是被刻画得生动而又鲜明。大雪纷飞的深夜，朱德同志走出庭院，看到小兵在站岗。上前嘘寒问暖，还把小兵冻僵的手放进自己的怀里全暖，最后还是自己替小兵站岗，让小兵跑步热身。这种镜头在影片中还有很多。看了让人感动，从一件件小事中更能看出一位伟人的高风亮节。

在这本书中，我领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我们把握生命并敬畏生命，可生命对他们而言却是不畏牺牲。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朱德在太行山上面对无数个铁血战士宣布战役胜利后，他们不约而同举起手由衷的发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强烈激昂的呐喊。朱德的演讲是那么的.振奋人心，简短而又铿锵有力，战士们的呼声更是响彻山岗，这种怎样的一种豪情壮志，有着这样的热血儿女，日寇的罪恶念头想都不要想，有着这种钢铁脊梁，任何妄图入侵的敌人都会受到正义的惩罚。在这发自肺腑的声音里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我确确实实被感动了，同时也激发了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怀。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更感觉自己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近代历史人物评价1500字 篇6

一、果断让位，牺牲小我，保存革命实力

19的武昌起义，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策动清庭驻汉新军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的胜利震惊全国，南方各省军政要员在革命党人影响下纷纷宣告独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满清统治岌岌可危。19元旦，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各省代表的拥戴下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建立起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敲响了统治旧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当此时，腐朽没落的满清皇朝仍在北京苟延残喘，大军阀袁世凯任清朝庭总理大臣要职，手握军政大权，威胁革命政权的生存。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南北对话，在袁世凯公开答应“逼清帝退位”和“绝对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

单从这个历史事件来看，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但我们再来考虑当时历史背景就不难发现，当时袁世凯手握军权，还有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支持，若此时当即与袁世凯翻脸，即使有各个省份的“革命党”(据我看来很多都还对革命持有观望态度，摇摆不定)的支持，也好比以卵击石，难以取胜。不仅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远远孙中山落后于袁世凯，就连人民群众都对国事漠不关心，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存在维护旧有制度的心理。这也是旧中国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诟病。试想：在这个大环境下，仅仅凭弱小的革命力量怎么能够对抗强大的袁世凯?由此看来，让位于袁世凯不仅仅是缓兵之计，更是保存革命力量的重大决策。

二、实力弱小，勇往直前，团结革命力量

虽让位于袁世凯，但此后一年多，孙中山仍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亡日本。196月，孙中山在东京团结了国民党残部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虽然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长期坚持武装桃花源斗争的唯一正当，但由于他忽视民族主义为提出反帝国主义的要求，组之上有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组织上有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军事上实行脱离人们群众冒险主义，这样一来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少数人的狭隘团体，没能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

三、时运不济，操之过急，憾别革命事业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总结前几次革命的失败，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在革命时经常犯的一个大错，那就是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单靠革命党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当孙中山领导革命时，人民群众依然保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民族意识依然没有被唤醒，这样的革命显然不可能实现的。

由此，当我们将孙中山革命事业放到当时当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可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1，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不仅不是决策大失误，而且是历史大功绩;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失误所能造成;3，导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三大客观因素是——悬殊的正反力量对比;强烈的政见落差和冥顽的思想障碍;缺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时势造了孙中山这个英雄，同时孙中山这个英雄也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打开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门，让人们了解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认识到了封建主义的腐朽与堕落，对解放人们的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有两个人受到了不客观的评价，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反面的教材，一个是正面的圣人，但是，历史是客观的，从中国国家利益整体层面来讲，这两个人在后世的评价，应该更客观。才能更准确的勾勒出历史，给后世以惊醒!

在推翻满清的统治中，袁世凯和孙中山都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没有袁世凯强逼满族皇帝退位，光依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袁世凯也应该得到更公正的评价。后世对袁世凯的恶劣评价，主要是因为他的称帝导致后来的军阀混战，但是我觉得从还原真实性的角度讲，袁世凯有他的局限性，他在民国成立以后，当上了大总统，依靠的是手中的军事力量，他的最大弊病就是没有现代的政治观，被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国会中架空。政令出不了北京，可想而知，袁世凯当时心中是多么窝火。最后导致他采用了最极端的手段，解散国会，希望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登上皇帝宝座，统一国内的政治思想，这就是他的局限性。最后闹得众叛亲离，忧郁中死去。应该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孙中山在这中间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后世的历史来看，孙中山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创造的同盟会，依靠的是完美的理想来拉拢周围的人，结果造成了太多的野心家进入了同盟会，特别是宋教仁被刺案，现在又很多的版本和谜团，到底是谁杀了宋?当时同盟会口称是袁世凯,但是袁世凯确实没有杀宋的动机。其实大家都知道，宋与孙的矛盾，杀宋的话，最后的获利者就是孙，而且可以嫁祸于袁，这样的推理，现在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使得袁最后走向极端，废止国会，走上称帝的道路。可以这样说，孙只是一个无知的政客，这个无知的政客还有着离奇的理想，采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对抗政敌，最后就变成了两个人都采用了极端的手段，演变成无可收拾的军阀混战。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人性中最贪婪的魔鬼，全部放了出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孙中山在政治上架空袁世凯，袁世凯最后会走上称帝的道路吗???这是一个没有人能解开的谜团。

1916年正是一战最激烈的时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可能获得稳定发展，积累国家力量，一致对外的时候，如果当时袁世凯没有称帝，国家在一战中顺利发展，北洋军的力量会更加强大，外蒙根本不可能独立出去，而外蒙正好可以掐断俄罗斯到远东的咽喉。在苏联成立后，列宁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要废弃沙皇同满清签订的不公正条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信号，可以直接从外蒙出兵，占领远东，掐断白军在远东获取资源的道路。如果那样的话，中国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可以这样说，因为孙中山的不成熟，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

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失去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信号，苏联当时的意思非常明确，你掐断白军的后勤，我就归还远东。你不能掐断，是你无能，后面我打败白军后，就没你的事了。当时苏联因为国际上的封锁，一战和内战导致整个国家国力衰败，只要当时占领了远东，掐断白军的后勤，即使后面苏联战胜了白军，后面也无力跟中国打，因为还有美英在西线更大的威胁。

后面更为扯淡，孙中山在广州接受苏联的资金，组建北伐军，背后的条件就是承认外蒙的独立。那个时候苏联的内战已经结束，当然希望中国开始打内战，果然最后在中国国内打得民不聊生，几十年的混战，国力衰败，被日本人乘机侵略，受尽了苦难。

外蒙的独立，导致中国的北方首都直接受到苏联的威胁，而且外蒙的独立，直接使得中国收回远东成为泡影。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再高的声誉，也顶不过几百万领土的伤失。而这就是因为孙的无知造成的后果。我觉得从中国人的角度而言，管你口号提得多好，你的理想多崇高，管你以前做了什么，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伤失，你就是中国的罪人。可笑的是，现在国内还在把他当成国父，可悲可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实力，你没有政治家的高度眼光，一腔热血搞革命，最后就会被别人利用，成为国家的罪人，现在的中东，还有乌克兰等等，都是被别的国家利用了，打的自己的国家一片哀鸿，最后得利的是谁?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朱德：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陈锡祺：孙中山先生领导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提出过系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计划，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气魄与眼光，他的很多设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孙穗芳：祖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他的生活很艰辛，为了救国，他经常是吃不饱睡不好，颠沛流离。这些年我寻访祖父足迹的讲演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他的这种艰辛。

近代史关于人物的论文 篇7

一、讲述科学家的事迹, 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华罗庚, 在艰难的环境中写出了60万字的名著《堆垒素数论》, 后美国伊利诺大学以1万美元年薪与他订立终生聘约, 他的生活一下子阔起来了:他的住屋有四间房, 两间浴室, 还有一间可容纳560人的开酒会的客厅, 还给华罗庚配备了四名助手, 一个打字员。但在祖国解放后, 他依然放弃了在美国的“阔教授”生活, 决定回国。华罗庚说:“为了抉择真理, 我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 我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 我应当回去!”华罗庚带着妻儿回到了北京, 他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二、讲述革命者临死不屈、视死如归的事迹, 对学生进行革命信仰教育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被捕后, 在敌人面前,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 用竹签插进他的指甲缝里, 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但李大钊同志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 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在临刑前, 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要以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深信, 共产主义在世界, 在中国, 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李大钊同志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时年仅三十八岁。他为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表现出正直而大无畏的精神, 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三、讲述爱国将士的事迹, 对学生进行“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传统教育, 培养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敢精神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自忠身先士卒, 英勇抗战, 为保卫中华民族的利益以身殉职。1940年, 张自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驻守湖北襄河西岸一带, 日军集中六七个师团在湖北枣宜地区发动大扫荡, 面对险恶的形势, 张自忠向部下表示:“只要敌人来犯, 就要到河东拼死作战, 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 决心海枯石烂, 绝不半点改变。”河东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接战, 但一败涂地, 张自忠亲自率总部直属的特务营和七十四师两个团, 马上过河, 主动向日寇杀过去,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 他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张自忠的队伍很快把日军截为两段, 打得敌人落花流水, 但由于后续部队没有到达, 给养也未跟上, 在七八天的行军中, 部队边打边走, 从未吃过一餐好饭, 最后敌人以一万多兵力, 从三个方向包围他们的驻地,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半天, 弹药用尽了, 张自忠下了一道紧急命令:“现在是军人杀敌报国的时候了, 子弹打完了, 要用刺刀杀, 刺刀断了, 要用拳头打, 用牙齿咬!”在战斗的最后时刻, 张自忠一手拿枪射击, 一面指挥部队战斗, 他多次中弹负伤, 下午四点, 他身中六弹, 英勇殉国。在临终时说:“大家要杀敌报仇!我对得起国家, 对得起民族, 良心平安。”1940年延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毛泽东亲笔题词:“尽忠报国”, 周恩来亲笔题词:“为国捐躯”。

四、讲述文学家的事迹, 培养学生高尚的品格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 在南京求学四年间, 中国发生了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事件。国家的危亡、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 强烈地刺激了鲁迅的爱国之心。他心怀强烈的爱国宏愿, 决心去找一条为国家富强、为人民求解放的道路。1902年, 他前往日本, 受到孙中山、陈天华等人的影响, 爱国热情更加高昂, 1903年, 毅然剪掉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 并拍照题诗留念: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零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和决心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的激流, 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名勇猛顽强的民主主义文化战士, 他用笔做武器, 写了一系列战斗檄文, 向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挑战, 猛烈地抨击了旧社会的黑暗。鲁迅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 对于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 增强民族的斗争意识和团结奋斗的凝聚力, 培养高尚的品格, 健全民族的现代精神机制, 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教育意义。

五、讲述改革者的事迹, 培养学生不怕挫折、为国创新的精神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 生活在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时代, 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民穷国弱, 康有为青年时代就怀志救国。1888年, 他到北京去考举人, 上书给皇帝说:“现在中国非常衰落, 形势十分危险。日本窥伺吉林, 英国觊觎川藏, 俄国想在黑龙江修筑铁路, 法国则在云南和广西一带捣乱。只有实行变法, 才能保持独立, 使国家强盛起来。”康有为这封充满激情的信, 没有递到皇帝手中, 却惹恼了守旧的大学士徐桐。论考试成绩, 他应名列第三, 徐桐知道后说:“这个小子如此狂妄, 不能让他考中!”结果康有为被除了名。但他并没有灰心, 著书立说, 多次上书, 特别是在他的第三次上书被光绪皇帝看到后, 他的劲头就更大了。康有为深感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开始摸索着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希望用自上而下的办法, 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 挽救民族危亡, 并为此不懈努力。虽然他的变法在当时遭到失败, 但他的探讨唤醒了许多中国人为救亡而奋斗、为爱国而行动。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仁人志士, 有在反封建侵略的民族战争中血洒疆场的将士;有勇敢探索富强之路的改革者;有对封建旧秩序进行无情批判的革命先烈;有为创造和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而呕心沥血的学术人物;也有为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者。尽管他们斗争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他们对祖国、对民族都有一颗执着而真诚的爱国心。正如许多爱国志士的誓言一样:“拼将十万头颅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他们的爱国是无条件的, 并不以爱名、爱身为前提, 相反, 他们把自己的一切, 包括宝贵的生命, 统统贡献给了伟大而苦难的祖国。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 知之深, 才能爱之切。通过课堂教学中对这些历史人物事迹的讲解, 使学生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和民族精神的崇高, 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中华民族面临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 加快改革步伐, 集中精力加强经济建设, 迅速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使我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中学历史教学中, 运用教材丰富的材料, 特别是历史上杰出的人物,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通过总结多年的教学体会, 探究了在历史课堂教学中, 如何通过近现代杰出人物的事迹, 使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和民族精神的崇高, 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关于近代留日运动的哲学断想 篇8

新近出版的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封面是淡黄色的，但在书脊中间却嵌入了一条黑色。不管封面设计者的初衷如何，我却仿佛从中看到了数以万计的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在绵延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豪迈壮举。留学日本，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历史运动，尽管其中不免鱼龙混杂，但就其表现出的历史“合力”而言，却足以与那位“哲学日历中最圣洁的殉道者”普罗米修斯争辉。历史不应白白走过。只有对这段历史进行哲学的反思，恐怕才是对以自己的血水、泪水和汗水写下这段历史的先辈们的最好纪念。

换一个参照系——比较方法的重大变革

在本书第一章里，实藤先生就为我们勾勒出几条耐人寻味的历史轨迹：形势逆转——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现在是中国向日本学习了；墙里开花墙外香——西方人士以中国为目标传播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被埋葬了，到了日本才发芽、开花”(《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页，以下征引本书只注页码)；指西向东——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为求“西学”却东渡日本。

每一条线索都通向日本，这绝不是偶然的。历史学家习惯用事实说话，本书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张发人深思的“两国近代化比较表”，并说明“比较表上年差甚微的事项，在质素上却有很大的区别”(第7页)。如：日本人最初留学荷兰与中国人最初留学美国(指政府正式成批派遣留学生)，在时间表上只相差十年，但日本最早前往荷兰的留学生，是“抱着决死的心情和志愿出国留学的”，而且“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希望出国留学”，与此相反，“在广土众民的中国，竟然无法选拔足够人数，容闳不得不亲赴香港，在英国人所办学校的中国学生中挑选，好容易凑足人数”(第8—9页)。

也许，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人们还根本无法作出这种系统的有相当深度的比较，但他们已取得了一种看问题的新的思想方法，这却是无可怀疑的。正是有了它，才酿成了留学外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潮流；而这，恰恰是近代留学运动的最有价值的地方。这种新的思想方法之所以“新”，就在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参照系以资比较。历史上的中国，从来不乏比较方法的运用，但那往往是消极的运用。这种比较方法往往把参照系设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有时定得很低(这时也可以包括国外一些落后状态)，于是人们便得以“天朝上国”“地大物博”自诩；有时又定得很高，却是作为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或九斤老太式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滥调的依据。在换了一个参照系之后，情形就大变了，因为这无疑坐上了时代的列车，把自己置于世界这一大系统之中，于是才会有“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之说(张之洞：《劝学篇》)。

这种换一个参照系的比较方法所具有的革命意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著名的“爱因斯坦列车”。如所周知，爱因斯坦由于结合参照系的转换，重新审查了“同时性”概念，迈出了创立狭义相对论的决定性一步。而中国人正因有了这种比较方法的重大变革，才不再沉湎于“乾嘉盛世”，或陶醉于“同治中兴”，因为倘若使用新的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与差不多同时发生在世界舞台上的俄国彼得一世的厉行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其间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这种比较方法上的重大变革，还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而每一个中心都是系统的一个功能成分。”(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用这样的观点看自己、看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会再闹出“夜郎自大”的笑话，而历史在这种观点审视下，将具有更大的现实感，这使人想起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著名命题。

历史也正是这样教训我们的。当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止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而正义的八年抗战又战胜了邪恶，中日两国的经济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又是几十年过去了。这期间两国的政治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藤先生在书中关于“支那”一词在日本人中从流行到禁绝的情况记载，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人最可引为自豪的地方。但是，中国人民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却又猛然发现，一百多年前摆在人们面前用哪一个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又需要重演一遍历史。仅仅是换一个参照系，为什么这样难？

如何找“为什么”？——普利高津的启示

近几年，探讨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伍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其实这也是历史现象的重演。记得近代史上就有不少人研究过这一问题，只不过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当代的问题罢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分别从地理因素说到清代美术落后，从语言文字因素说到清代文学落后；说到科学落后的原因，他认为那是由于“凡一国民在一时期内，只能集中精力完成一事业”，同时，还由于无公开的有趣味的研究，资料亦不够丰富等等。中国现代科学界老前辈任鸿隽先生在一九一五年《科学》创刊号上，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主要是从中国的学术传统与科学方法等方面找原因的。

今天，这场讨论不仅没有结束，而且人们的兴趣正浓。这说明同梁启超、任鸿隽时期相似，这个问题也具有当代意义。而且，问题愈与现代社会联系紧密，就越发带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与人们熟悉的国际“中国学”专家费正清、李约瑟等一起，实藤先生也加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他在这本书中，专门以“从思想上看中国近代化落后的原因”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中国人恒认为中国具有卓越文化，西洋人亦因此而来中国，故不赏识西洋的文化。”这一点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与“地大物博”这个地理因素有关；二是由于“文化问题，或思想问题，亦即儒家思想问题”(第10—11页)。

前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他们的见解尽管不乏启发作用，但毕竟这一任务是要由当代中国人来完成的。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辩证的哲学思考和科学的方法论引入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探讨，或许会收到“更上一层楼”的效果。

讨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不能不涉及到因果范畴。哲学史表明，因果范畴是对客观世界因果联系的主观反映，是人类在实践中最早认识的一对范畴，所以，用这对范畴研究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因果联系并不足以反映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全部。列宁指出，因果联系“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只是全宇宙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哲学笔记》)尽管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因果联系的认识远没有穷尽，然而，当我们面对着中国封建社会这一个大系统，就不能不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形式的多样性的观点为指南，况且辩证思维的目标在于达到思维具体，要达到这一点，因果联系的认识就更显得不够了，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因果范畴、因果规律只是属于知性认识阶段上的范畴(参见《小逻辑》)。

发生在物理学领域中的克劳胥斯和普利高津理论的递嬗，其哲学意义之一，就在于给了人们一把从整体上理解系统进化的钥匙。

上世纪中叶，著名物理学家克劳胥斯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预言：宇宙的熵正在不可遏止地增大，最后必将达到极大值即平衡态，这样，整个宇宙将成为一片“死海”，人类社会也在劫难逃。由于克氏的论证显得那么富于权威性，以致“宇宙热寂”曾象阴影一样扰乱着人类的精神。有意思的是，压根儿没听说过克劳胥斯其人其论的清皇朝，一方面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另一方面，却在差不多同时的东方，造成了一个愈益走向无序、趋于混乱的社会，似乎验证了克劳胥斯的理论。如同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一样，实藤先生的《留日史》中，也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李鸿章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买下了英国人在上海吴淞之间铺设的铁路加以拆除，并将器材沉入湖底，而这一地段的电缆也被人们拆除(第9—10页)。这些事例证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与世界范围的工业化社会体系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然而，在其后的年月里，铁路毕竟开始在中国境内延伸，交通毕竟开始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发达。在生生不息的宇宙进化规律之下，近 代中国社会并没有走向“热寂”，而是随着信息的交流和增加，走向世界各国共同的进化之路。包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历史真正验证的是马克思的论断：“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的方向运动的”，马克思认为这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信念”(《马恩选集》，第四卷，228页)。

这不由使人想起了克劳胥斯理论的克服者——比利时的著名物理学家普利高津。他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表明：耗散结构是一种开放体系通过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而建立起来的某种新型的动态有序结构。这种结构的趋势是走向进化，其进化的基本机制是与外界交流，即能量和信息的“耗散”，其交流的着眼点在于把一个系统放进更大的系统之中。用这种观点来理解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整个世界体系演化、交流和中国社会系统停滞、封闭这一尖锐矛盾的结果。由此看来，谈到中国近代落后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是整个系统结构的不合理，而每一个具体因素都只是这一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是支持了这一结构的)，但一旦离开整体结构，这些具体因素所表现的作用则需要具体分析，不过，那已经是属于另外的课题了。

马克思当年就是从整体结构上分析东方近代社会的。马克思认为，在东方，“生产结构底简单就足以解释亚洲社会不变性底秘密。”(《资本论》)这是一。其二，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又表现在与外界的隔绝上：“这些闭关自守的村社，无论其怎样纯良，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政体的稳固基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这种“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马克思：《鸦片贸易》)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普利高津的理论证明了整个世界大系统与中国社会这一分系统之间进行交流的不可避免性。实藤先生则以讽刺的口吻道出了这一历史事实：“其实‘西学源于中国’说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也好，都表露了儒家学说的完全性已有了破绽”(第15页)。而交流一旦开始，就意味着不合理的无序的社会结构将走向合理和有序——“凤凰涅”，正是这种整体性系统进化的形象写照。

如此看来，开放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生存和进步的决定性条件。从“睁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先驱者们走过的这条路，今天应该上升为每一个中国人理性思维的逻辑结论。

目标对准未来一一引入目的性概念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有两件令人费解的事：当年容闳竭力推进的留美计划，在遭到不少冷遇白眼之后，却因为与曾国藩的一次会见而得以推行，这使得容闳对曾氏推崇备至。但我们却清楚，曾国藩是封建皇朝的功臣，他那一套“耕读为本”的理论体系，显然是逆十九世纪中叶的世界潮流而动的；还有一件事是张之洞对留日运动的热心。谁都知道，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那是封建主义在近代条件下的变种，但他又实实在在是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发轫者。实藤先生认为，他的《劝学篇》“不啻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第23页)。

关于曾国藩和张之洞，历史学家吕振羽曾指出，他们的思想是“旧中国的精神武器”；而哲学家李泽厚则认为，他们与袁世凯一起组成了中国近代进步思潮的三个“主要对立面”。看来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并不一概反对开放。这一历史现象促使我们思考：仅仅实现了系统间的交流够不够？显然，回答是否定的。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思考：关于目的性的问题。

人类早已对生命现象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结构、功能以及反馈、调整等“合目的性”具有极大的兴趣。就认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当科学和哲学跨过了旧的浅薄的目的论之后，目的性问题又重新成为激动人心的课题。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明确地把开始、进展、目的作为辩证法的分析综合方法的三个环节，列宁对此赞扬说，把“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作为达到主客体一致的必由之路的思想是“卓越的”(《哲学笔记》)。而当控制论的诞生使人的合目的性的行为可以得到定量的分析，耗散结构理论又告诉人们：回顾与预测是不对称的，未来不完全孕育在过去之中，因此，应当特别留心事物方向，留心其中隐藏在偶然性之中的几率。这样，“目的性”的概念有了实践的功能，因，为，在人和事物发展的旅程中，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本节开头提到的两件事，将不再是令人疑惑的了，因为把不同的目的性引入同一政策，将会产生许多极不相同的态度和结果。曾国藩支持的留美计划天折之后，就有一位出洋学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政府实行派遣留学生政策的虚弱性(见《西学东渐记·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而《留日史》一著所引的湖南留日学生黄尊三的《三十年日记》，其中记载的关于张之洞坚持要留学生们向他行跪见礼而引起争端一事，则暴露了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的虚伪性。(第127页)

目的性问题不仅表现在遣派留学生的出发点上，而且表现在这一运动的全过程中。因此，把目标对准未来，积极行动并及时对反馈的信息作出反应，乃是目的性的科学运用。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维纳曾这样界说目的概念，他指出：“在过去，目的论一词是解释作暗含着目的的，其中常常加进了‘终极因’这一暧昧概念”(《控制论》)，而现代科学却把目的性理解成“用来表明那种可以解释作趋达目标的作为或行为”，而且“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需要负反馈的行为。”(《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第一集))实藤先生的《留日史》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中国近代立志改革的先驱们面向未来、奋斗不息的动人画卷。它告诉我们：在冲决封建的堤坝之后，跻身世界潮流之中的最可贵之点在于行动，在于改革。半个多世纪以前，留日学生们和其他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一起，不仅向现代世界引进了“革命”这一词汇，而且尝试把它与中国实际结合，从而掀起了席卷天地的风暴。由于时代的需要，他们把“未来”定在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上(这一目标的确立，本身也体现了实践的合目的性，因为这是不断收集反馈信息、调整自己行为的必然结论)。历史已经记录了他们的丰功，中国人民乃至全体进步的人类都将永远感谢这一场改革的革命。没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封闭而僵死的体系将会继续使占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的理智“拘泥于最狭隘的范围内，把理智变成迷信的驯服工具，使它服从传统惯例，使它不发生什么影响，使它不能努力于历史上的活动。”(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然而，从目标对准未来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上述论述，虽然我们未来的目标与那些先驱者不尽相同，但也同样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任务，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使我们的祖国腾飞于世界，需要多少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

让命运实现吧——马克思的规律永在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预言式的话：“没有一种巨大历史的灾难是没有历史的进步来作补偿的。只是活动方式改变了。就让命运实现吧！”(《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仿佛就是为了证实这一预言，一八九四年的黄海激战，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其后中日马关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签订的耻辱，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同时也赢得了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留学日本所得收获的补偿。实藤先生从另一角度谈到了这种情况，他说：“中国人的爱国心，可说是直接和间接地由日本人所促成的。可是，举世之中，也只有日本，成为这种爱国心所要抵抗到底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出历史的悲剧。”(《留日史》第427页)

看来，恩格斯的话具有规律性的意义。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大灾难之后，我们相信，作为补偿，中国历史的大踏步前进也是必然的。为了更快地赢得这种进步，让命运实现，我们想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揭示而以往时常被人们忽视的下述规律：

第一，我们应当全面地把握经济关系这一概念的含义，因为经济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和最具决定性的概念。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以往人们的理解时常就到此为止了。——引者)。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对此，笔者认为似应作这样的理解：由于本国的国情、她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要素，这就意味着对经济关系作具体的动态的理解和实事求是、立足全球的处理。由于发展“全部技术装备”和清除因传统或惰力保存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乃是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任务，因此，科学和民主成为社会发展的杠杆。

一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际上已经提醒人们注意上述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冲淡了这些任务的迫切性，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题，这些在今天已变得十分紧迫了。

第二，知识是社会进化之酶，知识分子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主体性力量。这不是什么应时的议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客观规律。说到历史发展，恩格斯作了最简要的概括，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反杜林论》)显然，这种“发现”决不是神灵的启示而是知识的积累。而正是到了热转化为机械运动的工业化机器体系的时代，马克思欣喜地写道：“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大纲》(1857—1858年))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最充分地施展他们的创造性才能应当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这一规律的意义不止在此，它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社会高级阶段必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而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志又必将是一切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化。因此，造就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壮大这支队伍，提高这支队伍——这一任务，也由于它与马克思的规律的一致性而变得极为神圣。

再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吧：“计自一八九六年首派留日学生起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面停派止，四十二年间，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五万人，蔚成中国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而留日运动所造就的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大军，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均有相当深巨的影响。”(《留日史》译序第1页)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我们需要涌现更多的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和郭沫若，需要造就千百倍于当年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