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治理研究（推荐8篇）

社区治理研究 篇1

作者： 中共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委组织部 时间：

2007-7-4 来源： 农村党建 阅读量： 73次

近年来，随着浙江省绍兴市城市建设步伐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城区积极、有序地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安置工作，大量土地被征用，大批城中村被改造，大批被征地拆迁村民陆续搬进新村，出现了一批“亦农亦居、多村混居”的特殊形态社区。

全区被列入第一批城中村改造的41个行政村中，形成了9个新组团。这9个新组团中，有的单村组建（由一个行政村直接改为一个社区），有的数村合并（由几个行政村组建成一个社区），有的分散组建（一个行政村分成几个社区）。这些社区在硬件设施上己与城市社区接轨，但其组织结构、资产形式、管理模式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仍保留着农村的特征，既有现代城市社区的特点，又有传统农村社区的习惯，故称其为农村新社区。农村新社区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如何以统筹的理念加强农村新社区的治理，是当前组织部门需要潜心研究解决的课题。

一、农村新社区的特点

农村新社区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是指经过城中村改造后，以城中村一定地域为范围、以农民为主体、以多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相联的，己失去农村形态且尚未经过“村改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形态，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农村新社区与纯农村相比，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居住环境城市化。经过拆迁改造后，原本那种混乱分散、设施不足的村庄形态和不良环境转变为动作有序、配套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新村。二是农民职业、身份多元化。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加速推进，大批失土农民变成了“新市民”，职业也由纯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三是村务管理居务化。随着居住环境城市化、农民意识居民化，村“两委”职能开始向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村容整治、社区服务、治安调解、市场管理等日常居务工作转变。四是农民意识城市化。农民不但对物质生活、社区管理与服务、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等有了新的愿望。

农村新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具有四方面的差异。一是治理对象不同。城市社区居民是以城市居民为主，农村新社区居民则绝大部分由农民转变而来，且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仍然保持着农民本色。二是治理主体不同。农村新社区并未脱离农村管理体制的束缚，村“两委”依然是农村管理体制的束缚，村“两委”依然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者，与城市“分割”现象仍然存在。三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不同。城市社区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不同。城市社区居民大多来自不同地方，感情认同感低，根本利益冲突很少，对社区事务关注度不高。农村新社区居民则大多来自同一村，感情认同感强，且与新社区组织、干部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密切，对社区政务高度关注。四是治理方式和内容不同。农村新社区更依赖于民主管理、民主自治、民主监督来管理社区事务、发展体经济、建设社区事业，肩负着农村、社区的双重治理任务。城市社区除依靠民主管理、民主自治外，更注重调动社区单位和广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体现“协调、共建”。

二、农村新社区治理模式分析

随着一大批城中村的拆迁、建设和安置，越城区各级党组织对这种特殊形态的新社区的组织设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四种治理模式。一是村“两委”自治。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以村委委员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社区的各项事务。二是村“两委”、物业公司共治。在村“两委”照常运作的同时，由物业公司负责管理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和维修等工作。三是村、社区双重治理。经过城中村改造后，马上变成城市社区的一部分，社会事务完全参照城市社区模式进行治理，但经济事务仍由原行政村管理。四是村“两委”、社区新管理机构双重治理。这是数村合并型社区管委会和社区监事会，负责对新社区的管理、协调和服务。

上述几种治理模式，虽然对于促进农村新社区管理有序、运转顺畅、纠纷调处、社区稳定等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这些治理模式无论是在组织构架、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上，还是在治理理念、方法和手段上。仍深深留下行政村治理的印记，与城市社区的治理要求有很大差距。如何完善农村新社区的治理模式，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区，真正实现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目标，当前，需研究破解四大难题。

1、集体资产处置难。集体资产的处置成了农村新社区的难点，村民关注的焦点。一是剩余土地难征用。全区9个新社区涉及17个行政村，现有2900多亩剩余土地，因居家宏观调控、用地指标严格控制等因素，导致短期内难以征用且又被闲置。二是资产处置方式难确定。除土地外，9个新社区17个行政村中，村级集体经济在100万元以上的村有11个，其中400万元以上的村有5个。如何处置村集体资产，村民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分光；有的主张留一部分用于社区建设；还有的主张把集体资产量化，以股份的形式存在，并建立一定的组织加以管理。不同意见的存在，影响着干群关系，影响着社会稳定。

2、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与居民接轨难。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并不是简单的角色转换，还涉及到农民福利、社会保障政策与城市接轨问题。一是福利待遇平衡。各村经济实力的高低，必然导致同一社区内村民福利待遇的高低，致使福利较差的村民在心理上产生新的不平衡，引发新矛盾。二是社会保障政策难衔接。原先每个村都有符合本村实际的村民待遇，如医疗金、教育金、老年补助金等，构成了村民独特的社会保障政策。村变新社区后，与城市失业人员救助政策、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保险等如何接轨，计划生育政策、义务兵安置等政策怎样延续，新增的资金谁来分担等，都需要研究解决。

3、管理体制理顺难。一是传统组织设置模式己不能适应城市化要求。农村变成新社区，对组织设置、作用发挥、工作内容、活动方式、治理目标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但新社区依然保留着纯农村的那一套。二是现有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城市化要求，普遍存在“多头”管理，导致不问不管、相互推诿、过分依赖物业公司、管理无力、参与过度等现象发生，出现“真空地带”，缺位、错位问题严重。三是现有干部素质与城市化要求不相适应，但又受条件制约，无法采取新机制来选拔任用新型社区干部。此外，由于社区干部与村干部报酬待遇上的差距，也明显影响了原村干部的积极性。

4、社区管理资金落实难。尽管大多数行政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有足够的社区管理经费，但村里的干部和群众认为，村级集体经济只能用于村民的福利，社区管理经费应由政府财政承担。但政府要承担这笔管理经费，财政压力较大。

三、完善农村新社区治理机制的对策

1、树立城市社区建设理念，促进新社区城市化。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试，教育引导村民树立市民意识、城市意识，为新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转变管理职能。加强指导，充分发挥新社区的主体作用，引导社区管理组织机构特别是村“两委”转变职能，从治理、管理向服务转变，防止行政化倾向。三是加强设施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设施建设，发展服务业，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四是研究制订规章制度。制定与农村新社区相配套的有关制度，以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加以食品店。五是创新社区管理方式。借鉴城市社区“支部建在楼道上”和党员服务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把城市管理范围、“星级社区”创建范围拓展到农村新社区。整合力量，通过城市社区与农村新社区结对、部门联系农村新社区等方式，提升农村新社区的管理水平。

2、合理处置村级资产，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是完善土地征用政策。对于尚未被征用的土地，应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并建立以土地收购储备为主体的统一的土地市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深化股份合作经济改革。

应尽快建立发展公司或集体资产管理中心等机构，接管所有集体资产，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除留足必要的集体股外，其余部分按一定标准全部量化到村民。三是建立民主监管机制。要落实村民对社区事务、社区资产管理、村组资产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决策权，加强对村级资产和社区资产的审计，加大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实现“政企分离”，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四是建立失土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关爱弱势群体，建立失土喷社会保障机制，重点落实失土农民福利和社会享受政策，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

3、改革组织设置，完善治理的组织基础。一是以组织功能、定位的科学界定为基础，合理设置组织。要积极推广党支部“建在楼道上”的做法，并把党建作为新社区建设的“核心工程”来抓。二是科学选拔任用社区干部。借鉴城市社区的选人用人方法，在考虑干部在原行政村的代表性的同时，拟采取“留用一批、培养一批、清退一批”的办法，妥善安排好村干部。三是建立规范的组织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重点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激励措施，明确职能，规范工作，理顺社区内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实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型。

4、适时开展“村改居”，实现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接轨。一是着力构建村居复合型治理模式。在新社区形成初期，要充分发挥村“两委”胶村干部的作用。运行正常后，应向以社区管理机构和物业公司为主导过渡。二是要科学设置社区。目前，全区9个农村新社区的户数绝大部分在1500户以下，有的甚至低于1000户，与全区标准（1500至2000户）差距较大。要按照尊重习惯、有利管理、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一村一社区、组团单位为社区、直接并入周边城市社区等方式建立社区。三是适时开展“村改居”工作。待条件成熟后，要按照“一转四化”（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农民知识化、身份市民化、管理城市化、资产入股量化）的要求，及时进行“改居”，以“村改居”推动新社区的转型。要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以及原村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机构三套班子，确保社区工作的正常运转。

社区治理研究 篇2

“社区”一词最早由我国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翻译自滕尼斯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 社区一词从此为我国所接受。我国官方语境下的社区指的是“城市政府按照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双重标准进行拆分、组合后按照有利于施加管理规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加以划定的城区管理单位”。“安置社区”是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今天, 伴随城镇化的发展要求, 政府通过征地拆迁补偿的方式将原居住农民转移或就地安置。这一类社区的典型特征与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自我城镇化的社区存在发展动力的性质截然不同, 依靠政府投入而非自我发展的模式来进行城镇化建设。这一过程中伴随四个矛盾的出现:第一, 农民拆迁安置非自愿性;第二, 社区自治不足性;第三, 农民身份的转变性;第四, 生活习惯的不适应性。

为此, 我们走访了曾家镇龙荫社区, 这个社区属于拆迁安置社区, 大部分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离开原居住地在城镇定居, 政府在拆迁过程中按政策给予补贴, 并对居民日常生活给予一定的保障, 社区的发展状况与政府的支持存在很大的依赖关系, 属于典型的外力发展型社区。外力的作用不足和居民实际生活需求过高产生矛盾, 给龙荫社区的社会治理带来很大困难。经过前期的社区探访和社会调查发现, 一方面龙荫社区的很多小区存在物管费用收取难的问题, 住户原先都是农民, 小农观念浓重, 自扫门前雪现象层出不穷, 法制意识淡薄, 总是找各种理由不缴管理费;另一方面在从“熟人社会”搬迁到城市社会的过程中, 很多生活方式的不适应都会出现, 缴纳物管费的情况违背了农村生活既有的生活习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环境维护的积极性不高, 居民安全意识差, 生活习惯还延续原有的生活状态, 两极 (老人和儿童) 人群存在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等。

二、安置社区社会治理特点

(一) 社区自治能力薄弱, 行政化程度高。社区居委会本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区组织行政化的倾向。一方面安置社区属于政府主导所形成的, 其生活设施、社会保障体系、环境卫生、劳动保障等还不能和城市社区同等待遇, 依然需要依靠政府扶持、借助外来资源的投入帮助发展城镇经济、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对于社区矛盾的解决依然依靠传统政策导向、社区负责, 社区资源整理力度比较低, 居委会解决居民实际问题能力比较低。所以, 居民委员会的自治能力被削弱, 代表政府处理社会矛盾, 解决社区问题的角色被提高, 行政化程度大于自治能力。

(二) 社会组织参与度低, 创新能力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很多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他们积极介入社会服务中来。在政府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 很多社区对引入第三方组织解决社区问题持保守态度, 对于专业社会机构观望不相信亦或者将希望全部寄托于第三方组织, 相互之间沟通路径稀少。 (表1)

提取表1 中信息可知, 大部分居民没有参加社会组织, 占比71.6%, 说明社区居民对于社会组织认识度不大。一方面体现在组织的行政化趋势、资源的不足, 否定了囊括全部意愿居民参加的可能;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宣传力度和方式不够, 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趋类性严重, 专业服务占比较小, 不能很好地切合居民实际需要。提取表2 中信息可知, 各型社会组织中居委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 占比71.1%;其次, 居民自发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占比68.9%, 其他社会组织在居民中发挥作用基本持平。所以, 社会治理需要重视居委会的作用并鼓励发展群众自发组织。 (表2)

(三) 居民思想意识差, 社区归属感不强。社区居民在社会治理中扮演核心的角色, 所有的政策制定、社区管理、社会组织参与等都围绕居民这个核心对象开展。小城镇的社区居民由于思想文化程度不高、工作繁重、家庭任务重等问题, 一定程度上闭塞了他们与外界群体沟通学习的机会, 让他们对于社区认识度比较差, 对于第三方组织的认识几乎没有。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带来困难;另一方面特殊的社区例如安置社区由于经济压力带来居民对于社会需求集中在物质的满足上, 对于其他形式的社区事务兴趣不大, 客观上为社区转移社区居民注意力, 缓和社区矛盾造成困难。在干部层面, 所有小城镇社会治理干部普遍年龄比较大, 这有优势也有弊端。一方面时间的累计为社区干部在社区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民意基础, 社区干部在处理社区问题上打感情牌且处理顺手;另一方面对于新时期社区特殊群体特殊问题, 社区干部在这方面除了逢年过节的礼品慰问就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了, 特别对于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智障者等特殊群体无法兼顾。所以社区干部专业基础差, 处理问题专业技术不足。

三、安置社区社会治理对策

(一) 转变社区治理结构。社区居委会属于群众自治组织, 却在现有体制运行下变成政府行政化机构, 成为政府的代言人, 这不符合社区居委会的法律责任。而新形势下, 安置社区还需要政府帮助协调资源, 维持社区秩序, 社区居委会完全脱离政府行政身份又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另外, 对于新形式下社区产生的问题变化快的特点, 行政手段和政策不能很好地服务百姓, 不符合新形势下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社区建设理念。所以, 我们建议社区能够分化出“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三个组织, 社区居委会依旧是社区居民合理合法诉求的代言人和发言人, 与居民是委托-代理关系;社区工作站是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 承担着社区的行政性事务, 将居委会从行政性事务中剥离出来;社区服务站是社区服务的供给者, 政府通过购买社区服务的方式对社区予以财政支持。

(二) 加强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监管, 提高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现阶段在重庆,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已经成型, 重庆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也迅速崛起, 在崛起过程中, 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于现实状况的估计评价不足, 社会服务购买比较盲目, 没有重心;另一方面对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的评估方式和标准没有成型, 导致社会服务行政化。再有社会服务机构的泛滥导致服务的雷同性严重, 盲目跟风和毫无目的的模仿导致服务价值严重降低。所以, 政府应该出台政策, 首先划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专业领域, 确定服务标准, 拟定评估方法, 组建专业评估团队对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进行专业评估, 防止浑水摸鱼现象的泛滥。

(三)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促进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居民的社会归属感强不强, 一方面体现在居民参与社区实务的意愿,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 逐步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其中公众参与是衡量社会治理程度的关键指标;另一方面在于有没有完善的社区文化, 融洽的社区氛围。通过对龙荫社区的调查走访, 50.5%的居民从不参加居民会组织的活动, 35.8%的居民偶尔会参加, 13.7%的居民经常参加。可以看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影响社区问题的化解。 (表3)

摘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大量农转非的安置社区出现, 在这些社区中, 居委会行政效率低, 社会组织服务不成熟, 居民社区归属感不高, 为安置社区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本文通过对曾家镇龙荫社区的走访, 了解安置社区的社会治理问题, 尝试探索消解安置社区社会治理问题。

关键词：安置社区,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参考文献

[1]王巍.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16.

[2]向德平.社区组织行政化: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J].学海 (南京) , 2006.3.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发展研究 篇3

一、贵阳市社区服务中心现状

社区服务中心是在城市社区中协助社区居民克服个人和社会问题，促进社会人际关系和谐，致力改善社区生活环境、解决社区生活矛盾的社区自治组织。城市社区治理则可简单定义为国家和社会组织对城市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主体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社区自治组织逐渐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社区服务中心始于2000年街道办事处的存废之争，之后200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首先改革；2011年8月安徽省铜陵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撤销全部街道办事处、实现“区直管社区”的地级市；2012年4月贵阳市也完成街道办事处全部撤销，悉数成立社区服务中心。至此，国内各地城市社区治理多种模式探索形成，社区服务中心也随之发展。

（一）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基本情况

2010年2月，贵阳市出台了《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并在小河区、金阳新区启动了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试点区域内撤销街道办事处、设立社区服务中心是试点工作的重点，以求精简管理层级，从而形成“市-区-社区”三级管理模式，即把市、区、街道办、社区四级管理层次精简为市、区、社区三级管理层次（见图1），实现了从“衙门化”的街居管理体制向“公共服务+社区自治”的社会化治理机制的重大转变[1]。

2010年3月贵阳市小河区、金阳新区6个社区服务中心挂牌成立，后于2011年2月扩大改革试点。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各区（市、县）逐步全面推行。2012年4月，随着云岩区、南明区两个中心城区新型服务中心挂牌运行，全市49个街道办事处全部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新设立的90个新型社区，从此，贵阳市的街道办事处正式退出历史舞台[3]。改革后的社区服务中心推行“一委一会一中心”组织构架（见图2），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统筹区域内党务、政务工作[3]。

（二）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现状

长期以来，贵阳市一些街道办事处将主要精力用于抓经济、抓税收，未切实服务百姓，诸事均推给居委会，“衙门化”严重，成了“二传手”、“传声筒”[4]。推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后，贵阳市新型社区服务中心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有机结合体”，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

总结贵阳市先后成立的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现状，表现为：一是执行社区大党委制。以社区党委总揽全局，协调着各方功能，按时召开社区党委联席会议，建成有保障机制的紧密型“共驻共建”工作关系，基本实现了“共驻共建”社区党建工作格局。二是推行社区自治参与。以民主协商、互惠互利、平等互助为原则，从居民群众和驻社区单位中推选代表，新一届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和社区委员会委员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社区管理、服务事宜共商后执行。三是开展全方位服务。组建专业的社会组织团队，为社区群众提供简单便捷的全方位公共服务，社区群众评价较高。四是推动队伍建设。社区党组织班子“公推直选”初步执行，社区工作者选聘要求高素质、专业化，社区志愿者组织机构建立，社工、义工联动的社区工作格局初步形成，社区居民自我服务意识逐步增强[1]。

二、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社区服务中心的角色表现

贵阳市开展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后，建立的新型社区服务中心坚持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为主线，切实扮演着相应的角色。

（一）社区、社会资源整合者

试点各社区服务中心在开展社区服务过程中，积极整合现有社区资源，充分挖掘潜在社会资源，全面、合理地利用各类可利用资源，全面调动中心工作人员积极性，充分发挥社区各种兴趣爱好者和积极分子的牵头作用，借助社区活动平台，吸引社区居民参与。通过商家赞助等方式开展公益活动，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挖掘社区本土特色，打造社区精品服务，初步形成了社区居民间互往互动、社区与社区间交流共享的良好局面。

（二）社区服务提供者

试点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服务提供者，组织社区居民主要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社区生活服务、慈善公益服务和民意畅达服务等。通过中心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的合理介入和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扩大了居民参与服务的范围，引导社区居民为社区建立了更多的资源共享网络。

（三）义工、社工队伍建设者

试点各社区服务中心，从成立之初就着手义工、社工队伍建设，广泛招募义工，开展新入职职员岗前培训、专业实务技能培训、社工知识培训、公益项目运作培训等，不断提高义工、社工素质，充实理论知识，努力将义工培养成社工，将非专业化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专业理念、熟悉专业工作方法的专业化工作者[5]。以社区服务中心为载体，以社区工作需要为动力，以服务社区建设、发展为理想，各社区服务中心基本实现了义工、社工日益专业化，初步建成了拥有一定规模的志愿者队伍。

（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带动者

社区治理——锦江案例 篇4

（放视频）2008年起，锦江区开始创新城市管理机制，街道剥离经济职能，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在剥离经济职能后，街道办想要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必须要下沉，以社区为平台。由此，迈出了改革的第二步，具有锦江特色的社区治理机制改革，这是对街道改革的深化和完善；而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则是改革的必要补充。

社区治理新机制

（一）社区党组织建设

在社区治理机制改革中，注重强化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优化社区党组织设置，普遍设立社区党委或党总支，实现党组织向院落、楼栋、单元及各类社会、经济组织的全覆盖；通过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对社区重大事项拥有提案权和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等措施，使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领导、监督作用„„ 社区推行的是开放型党员管理制度，这样能让党员“全天候”发挥作用。“我们打破组织关系束缚，明确凡在院落居住的党员只需亮明身份，即可参加院落党支部的一切工作和活动。” 新模式之下，党支部由此深入到居民院落，成为居民自治的引导者和推动者，也保证上级党委、政府的声音及时传递到居民院落，开创出党建的全新局面。

（二）行政职能与社区事务的划分——居委会的回归

随着经济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和社会管理职能“集体”下放，小小社区手忙脚乱。推进社区角色转变、职能归位，给社区定好位、明职责是关键，即哪些事情必须由社区做，哪些事情不该由社区承担。

“过去，一些社区干部对社区和政府的职能划分模糊，”体制不顺的因素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工站人员交叉任职，多重身份模糊了工作职能界线。这种社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导致社区居委会管得多，服务得少，主要精力都用于应付政府交办的任务，居民利益需求却得不到满足。例如，十几块牌子并列门口，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过来，这是传统街道居委会管理模式面对日新月异社会发展时遭遇的尴尬。尴尬的根源在于居委会日益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自治服务功能的弱化。

锦江区在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在制度设计上抓住了关键。通过制度规范、项目核准，初步“梳理”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和社区自 治事务的边界，为解决社区功能错位、基层公共服务运转不畅的问题带来了契机。

2008年12月5日，成都市首个社区公共服务站在双桂路街办挂牌成立，按照社区工作准入机制，社区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政府行政事务，此前分派到社区的大部分政务性工作收归公共服务站。从此，社区可以放下庞杂事务，真正为社区居民服务。

“社区物管中心”：从2009年3月开始，锦江区陆续在全区850个无物管院落，推行物业管理全覆盖。在全国率先实行在街道办事处增设物业管理科；在全国首创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在成都市率先实行一个社区每年10万元标准的老旧住宅区房屋公共应急维修专项资金。通过积极与专业机构合作，为老旧住宅区及时提供有偿或低偿应急服务，目前锦江区已有50家社区物业服务中心取得资质证书。

社区居委会回归自治组织本位，充当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当好居民权益的表达者和维护者。同时，锦江区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推行社区工作准入审批制度、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聘用管理办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等，初步形成了社会管理与社区自治互联、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互补、政府支持与社区资源互动的社区治理机制。

锦江区提出 “让居委会归位”，将行政事务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小巷总理”们从“政府之腿”变为“居民之手”，重新回到走街串巷、民事调解、采集民意等这些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居委会归位，是居民久违的归宿感，也是社区管理、居民自治的新天地。

在调查中，记者也看到了“政府加劲干，群众一边看”的个别现象。症结在哪里呢？他们大都认为，居委会与他们的利益关联度不高。对居委会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是因为这件事没有意义或价值所导致的。这就需要进一步激活居委会和居民的关联。今后，居委会要想办法考虑居民安居乐业缺什么，需要什么，居民能从社区中得到什么，居委会要尽量满足居民需求。“人们总是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比较关心，所以居委会就要结合居民切身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公益的，也可以是有偿的。”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社区工作的透明度愈来愈高，居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意愿也愈来愈强，这对推动社区建设带来了哪些影响？

很多居民认为社区建设与发展是政府的事，对社区活动不热心、不参与，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社区建设的主体。社区建设和发展，首先就要让居民参与进来，并给予他们充分的表达权，合理的诉求要全力给予满足、落实。如此一来，居民才会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地位得到认可，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将激发出来。

例1自实施社区治理机制改革以来，双桂路五福桥社区推行社区居民代表常任制、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决策制，居民自治活力由此明显增强。社区居民代表就是居民群众心中的“议事代表”，关心社区建设，反映群众呼声，行使决策权力，监督社区工作。在社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的监督下，48件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提案和建议及时办结。

在双桂路街办五福桥社区徐素清老人家的墙上，张贴着一张徐婆婆特别珍爱的奖状。“奖状是社区颁发的，还给了200元奖金。”身上荣誉无数的徐婆婆缘何对这张奖状情有独钟？“老有所为嘛，这是我为社区贡献力量的见证，社区也成了我发挥作用的新舞台。”

社区启动治理机制改革试点后，徐婆婆抱着试试的态度，联合了其他6位居民，向居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在沙河边上设警务室的提案。

一个月后，一座崭新漂亮的警务室便矗立在了沙河岸边。“我开始以为多半又没有下文了，哪晓得那么快，提案就得到了落实。”吃过晚饭，在沙河边悠闲地散步，徐婆婆总忍不住骄傲地给老伴讲———那就是我们提议后建的。

例2

2009年9月18日，一场具有特别意义的居民代表大会在永兴社区会议室召开，到会81名居民代表，讨论提议的5个项目。经过大伙儿投票表决，两个修建休闲活动室的项目被否决了，“作为社区而言，确实想推动休闲活动室建设，但被否决了，这对于社区，对于居民来说，都是第一次。” 永兴社区党委书记肖文忠说，现在回想起来，居民的否决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两个被否决的项目一个是北顺街6号院拟建休闲活动室，否决原因是要破坏绿化，也涉及违建；另外一个宿舍拟建休闲室，被否决是因为该路是即将打通的‘断头路’，该宿舍有可能属拆迁范围，即便建设了也只有非常短的寿命。否决，让社区居民自治有了真正意义。”

例3：

双桂路街道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体会主要是奉行依法管理，按照《社区居民组织法》依法选举社区两委成员，依法选举产生社区居民代表，依法选举社区居民特邀代表，依法选举成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依法选举党务监督小组成员，同时将治理单元划小，细化到院落、楼栋，甚至某个群众性团体，比如，按照成都市物业管理条例，在新建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在老式院落成立“住户管理委员会”，在单位宿舍成立“家属管理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改 变原来存在的行政命令代替法律、法规，或者说有法不依所带来的管理不规范、安全无保障、服务不到位、环境低层次等问题。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锦江区的社区创新让我们看到，政府对社区建设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至关重要，只有重视社区建设，才能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才能使更多的社区居民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们的政府部门习惯于布置工作，一句“进社区”，就把本该部门承担的责任和任务统统交给社区去办；社区也由于各种现实原因更多地听命于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很难履行作为居民代表的职责。锦江区的改革在社区管理层面力图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分离”，明确界定了街道在社区的工作平台和窗口——社区公共服务站，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与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各自的主要职责、人员配备、工作方式、财务管理等细则，破解“事该谁做”、“人从哪来”、“钱由谁给”等现实中的瓶颈问题，从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创新。通过明确社区公共服务站的职能，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提供的服务内容落实到社区，并公之于众；通过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做实居民代表常任制、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通过社区事务听证会、社区民情恳谈会等制度化规定，切实帮助社区组织发挥代表居民实施治理、表达诉求、协调利益等功能。

社区建设治理 篇5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首次提出社区概念,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区一词再中国的出现是1933年由费考通等一批燕京大学的年轻学者从英文中翻译过来引入中国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概念逐步走向千家万户,溶入中国人民的生活.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有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生活的人群以共同利益,文化和社区意识为纽带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社会实体.社区主要包括地域.人口.公共基础设施,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等要素,社区具有区域性.工生性.聚集性,多样性的特征.从6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快的城市进程,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不相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风云变幻.各国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如:城市交通不便.住房紧张.生活条件不好.失业.犯罪.吸毒等.在城市积极推行社区发展被逐渐认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社区的发展也逐渐走向科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社区发展既作为一种目标,又作为一种途径和方法.在不能利用市场化方式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政府行政管理难以包揽的区域范围,逐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机制和力量.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区建设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开始步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社会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城市社会的总体结构的重组.整体功能转换.长期以来,特别是传统社会经济体制下,顽固城市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凝固性.功能转为单一,国家通过各类分能性的单位组织对经济,社会事务乃至生活事务进行全权管理.”企业办社会”.”单位办社会”成为普遍的模式,人的衣食住行全部由单位负担,社会行政化色彩很浓厚.人是”单位人”.社会的功能严重弱化.由于管理经济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社会发展社会事务得不到高度的重视,以至于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功能方面欠帐过多.80年代以来,以经济结构和社会功能多元化为先导,推动城市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进一步分化.政企分开,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城市社会结构重组.功能重朔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城市作为现代城市的基石,理所当然受到重视,提高到应有的位置.开展社区建设.就现代化总体目标而言,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体系和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天津和平区社区建设工作时指出:加强社区建设,是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江总书记的讲话一方面指出新形势下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社区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载体.社区建设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因此社区党组织建设不仅是社区建设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转变.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加入WTO经济大发展,进入老龄型国家,实现社会福利社会的必然趋势,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越来越来成为各界专业人士以及普通百姓关心的话题.未来城市社区发展趋势,总体目标的优与劣,直接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稳定.因此,为适应市场的城市化现代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以地域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增加服务发展项目,促进社区服务网络化和产业化,加强社区管理,完善社区功能改革基层管理体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政府指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合理配置社区资源,提高居民素质和社区文化程度,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的新型社区成为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自民政部下发23号文件至今，我国社区建设走过了真正意义的三年，社区建设与发展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全国各地的社区积极开展工作，开拓社区新局面；白花齐放，百家争鸣。社区“硬件”设备日趋完善，“软件”水平逐步提高。并创造出了许多有本国特色的社区工作新模式，如：青岛模式.上海模式和沈阳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区建设的蓬勃发展。广泛开展示范活动，是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措施。我国幅员辽，城市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经济条件和人文因素差别很大，每个城市的特色和功能也有所不同，具体到各社区更是千差万别。因此，不同城市.不同社区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水平，结合城市功能.特点和地区特色，创造性地开展社区建设工作，不断积累.总结适合自身特色的工作方法和时间经验，借鉴先进社区.典型社区的工作经验，做到取长补断，大胆拓新。另外，也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水平和工作基础，因地制宜确定社区建设的重点，标准可高可底，项目可多可少，切不可一刀切，一哄而起，或是为虚名而超越自身条件，盲目开展工作，势必导致国家资源的浪费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感。现以北京典型社区---崇文区广外街道红莲中里社区为例，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几个方面：社区的政治建设.社区规范.社区服务.社区组织.社区的文化建设.社区的卫生建设.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区的功能。首先，对广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概况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广外街道占地面积约5.99平方公里，常住居民12万人口流动居民2到3万人。共有29个社区，其中红莲中里社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广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中实行“一站式”办公，社区居民的一切大小事务都在此办理，方便了办公又方便了群众，其中广外街道还推出一系列的利民服务站有：社区医疗.家电修理.老小饭菜.便民煤气站.保洁公司.房屋修缮装饰.房管所.法律咨询处.计策咨询处.绿化办公室.职业介绍所.家政服务.车辆管理.敬老院.文化广场。红莲中里社区占地面积0.8平方公里，有32栋居民楼，3500户居民.11000人.社区党员196名,社会单位13个.外来人口180人;社区有许多国家事业单位的员工入住.居民素质整体水平教高,社区资源丰富。红莲社区是广外街道2001年推出社区建设6个试点社区之一，在市区。街道领导的关心指导下，红莲中里社区在建立新型社区组织，探索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大胆实践，社区工作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一.建立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有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其中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二.精兵简政，为便于管理和服务，居委会将原来的7个工作委员会调整为6个社区工作委员会，即社区治安工作委员会.社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社区服务工作委员会.社区计生卫生工作委员会.社区共建工作委员会。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引入了以人为本，服务社区的工作理念，为实现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奠定体制基础。三.组建大量兼职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兼职工作者实行动态管理和自愿原则，根据没人特长和社区需要安排工作，随时调整。在社区建设中社区功能的完善程度是衡量社区建设成效的重要内容，其关系到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体现着社区建设的生机与活力。社区功能应由传统的重管理到重服务 的转变。积极引入以人为本的新的管理模式，红莲中里社区在日常的工作中就坚持如下原则：培育.发展.组织.服务.协调指导.监督管理

社区在社会工作中要真正承担起桥梁的作用，担负起上与下的沟通义务，是政府的眼睛，又要做好群众的代言人。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不仅要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更要协调社会有序发展，融发展与服务.建设与排忧与一体，彻底实现社区的经济生活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及社会参与功能.社会福利功能。城市社区政治建设，它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城区政府.社区管理体制.社区组织及城市基层民主政治等的建设。红莲中里社区的城区政府已集中到街道办事处的层面，具体事务.活动的处理基本上由街道办事处来开展。在管理体制及领导方式上，红莲中里社区的主任认为领导决策与执行要紧密有效地配合。他指领导者与部门工作人员不在多而于精，做到各司其职，又密切协调配合。他强调，政府部门的拨款资金有限，要避免人员臃肿，充分利用资源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街道办事处是我国政府的基层政权，直接面对群众.其有完备的组织结构和干部队伍，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居委会是社区建设的主要依托和主体组织之一，它是社区建设最基层的操作单位，涵盖面积广，是最具有群众性的社区组织，同时其主要只能与社区建设是高度统一的。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方面。一.是切实落实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协管权.监督权，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自治组织有民主决策权.社区管理权.财务自主权和拒绝摊派权，有权依法决定社区内容的各项事务，对那些直接涉及社区居民切身利益.政府该管好的事务，社区自治组织

社区治理 篇6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社区治理的效果和水平，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区治理包含哪些工作内容、社区治理的现状，以及搞好社区治理的预期目标和如何搞好社区治理等问题，心里都不太清楚。现在，请嘉宾们为我们详解。正确认识社区是搞好社区治理的前提

社区时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基层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治理主要是指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与居民群众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所进行的合作管理。在社区层面，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区居委会)是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正确认识和发挥社区居委会的地位和作用，是推动社区治理的关键一环。刘勇：社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一定区域内共同居住的人的集合，所谓社区治理就是对社区内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这些工作需要一个组织推动落实，目前在我国这个组织就是社区居委会，1998年之前称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是一个实体组织，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会经常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打交道，对这个组织并不陌生，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有一些偏颇，误以为它是一级基层政权组织。其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层政权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国早在1954年就正式建立了居委会制度，让社区居委会这个组织作为党和政府在基层发挥三个基础作用：一是为老百姓服务，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二是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三是维持基层社会稳定，把基层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尽最大努力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付博：社区治理的内容，基本都是围绕着社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开展的治理活动，我觉得最主要的有这么几项：一是社区服务，包括党务服务、政务服务、社会服务三块，其中囊括了公共服务、志愿者服务等服务内容;二是环境问题，社区的环境卫生整治等;三是治安问题，维护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最主要的职责是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协助政府机关开展工作;依法依规开展有关监督活动。

竹立家：我们在谈论社区治理的时候会发现，社区治理工作涉及几个相关但又不等同的社区组织，它们交织在一起，在讨论的时候容易引起混淆，不容易说清楚。因此，我们需要厘清这几个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看看这些概念到底在哪些时候起作用。

杨立新：所有的社区组织都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活动。我所在的社区实行居委会和服务站“居站分离”，所有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等方面的业务都交由社区服务站，社区居委会减负还原为居民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和服务站是一套人马，实质工作任务并没有减少。业主委员会也是居民自治组织，一般是在一个小区内部协调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社区组织，接受社区居委会的指导和监督。刘勇：我国的社区治理一直在摸索中不断改革创新，特别是自中办、国办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社区建设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拓展，从城市地区向农村地区辐射，推动社会治理体制从单位制、街居制向属地化、社会化的社区制转型。我国社区治理机制建设在探索中起步，在改革中创新，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市—区(县)—街道(乡镇)—城乡社区”四级社会治理网络全面建立。二是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基本形成。目前全国9.1万个城市社区中普遍建立了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居民会议和居民代表会议，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和驻区单位积极踊跃地参与到社区管理中。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主体、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城乡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基本形成。三是专业性和群众性相结合的社区治理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城市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10万余名，城市社区居委会干部46.9万名，初步构筑了以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成员为骨干、以政府派驻社区力量为依托、以专职工作者和志愿者为辅助的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四是政府治理与居(村)民自治衔接互动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基层政府依托城乡社区服务中心(站)等专业性服务机构，将政府公共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基层党组织成员推行公推直选，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率已达30%，村委会直接选举率达到98%以上，基层民主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社区治理既存在长期积弊又面临新挑战。刘勇：尽管已有一定基础，但与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相比，我国社区治理结构尚未健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任重道远。首先就是社区治理角色错位。基层政府往往习惯于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干涉社区内部事务，既增加了基层政府的行政成本，又压缩了社区居民的自治空间。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还没有厘清权责边界，社区居委会行政负担过重的现象非常普遍，存在台账资料多、调查报表多、证明盖章多、会议活动多、检查考核多、部门牌子多、硬性指派任务多等现象。由于社区组织的工作经费和资源均由基层政府提供和保障，社区居委会对基层政府交办事项往往难以拒绝，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主要精力多用于应付行政性事务，用于开展居民自治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前段时间我们做了调查，现在社区里面的居委会干部、党支部书记加起来，多的情况下也就十来人，一年要承担大大小小几百项工作任务，其中有70%是政府各种部门下派给他们的行政性事务，还有一些公共服务的事务原本只是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的，现在有些部门也直接放手交给了社区唱主角。

竹立家：社区治理到底应该承载什么内容?我们国家还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国家的社区治理，政治功能远远大于服务功能，这是我们的大问题。国外社区和政府的关系是非常规范的，社区是给政府部门提意见、建议的，而我们则是政府部门给社区下达指令，社区居委会成了政府部门在基层的一条“腿”，行政功能过多挤占了服务功能发挥的空间。我们会发现，由于政治功能太强，有些地方的群众很不满，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群众关系非常紧张，很难往下开展工作。杨立新：角色的错位，使得社区工作负担重。政府行政权力控制不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股脑儿地全都倒下来了，工作全都压到社区来做。之前人们常说，“社区是根儿针，千条万线都穿在针上”;后来又有人说，“社区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现在甚至变成“社区是个缸，连汤都不漏”。从这些段子不难看出社区工作任务数量不断增加、种类不断多样化的过程。

工作还得靠人来干，但目前社区工作的人才严重匮乏。拿我所在的社区来说，现在一共有4360户、11970人，加上外来人口，总人数在13000人左右，是北京市东城区最大的社区。这么大的社区我们现在一共才21名工作人员，常年人手紧张。这几年，通过三年社工计划，社区补充了不少有生力量，这些高学历的孩子们在三年当中确实提升了社区工作质量。但是，由于他们的待遇没有太大改善，特别是三年服务期满后没有有效的出口和上升通道，导致大量社工没干多久就流失了，在这儿待着的也很难踏实工作，很多年轻人来了社区就是在办公室坐着，不愿意出门跟群众打交道，不接地气，群众不认可，工作就更难开展，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

刘勇：社区治理不仅人力匮乏，财力、物力等配套支持也都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总而言之，社区治理面临资源匮乏的现实困难。社区工作者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仍有待优化，社区工作者教育培训制度尚未规范建立，多数地方社区工作者上岗前未经过专业培训，缺乏推进社区治理的意识，缺乏处理社区社会问题的能力，难以适应社区服务专业化、社会化发展趋势。同时社区工作者工作强度大、工资薪酬低，社区治理人才流失严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经费、设施建设经费和信息化建设经费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社区自治和服务设施总量不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缺口较大，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覆盖率低。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

付博：在各项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社区居委会一般是优先用于完成政府部门交办的工作任务，而法律规定的其最重要的工作——组织居民开展社区自治就被忽视了。当然，社区自治难以落实，社区工作重心的偏移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社区治理的参与程度不高，无论是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或商户还是社区组织，社区自治意识都不足，缺乏积极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的氛围。社区居委会组织的活动，一般来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骨干也以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很少参与，居民代表结构不够合理、代表面不充分，对社区事务关注点也不全面。

刘勇：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包办过多，居民群众在解决身边问题时仍习惯于向政府部门求助，多数居民缺乏自我服务、自我参与的意识和动力。社区自治活动主要集中在文体活动、健康娱乐等群众性文化生活领域，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缺乏场所和资金支持，难以形成规范性、特色化的服务模式。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建设刚刚起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尚未出台，社区组织意愿、能力与政府购买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难以对接。驻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仍存在不少障碍，绝大多数驻区单位对向社区居民开放服务设施缺乏动力，持观望和谨慎态度。社区治理参与度不高，主动性不强，也让社区自治难以真正有效开展，造成社区居委会“单打独斗”费力不讨好、群众被动接受不买账的尴尬。

在社区工作存在的长期积弊尚未消除的同时，在新形势下，社区治理还面临一些新挑战。简单概括，一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城市社区人口规模迅速扩张，社区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分化明显，社区居民利益导向多元化、服务需求多样化。二是社区禁毒、社区矫正、社区消防和流动人口管理等新任务和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带来的挑战。三是社区居民民主诉求高涨，自媒体时代意见表达渠道多元化，引导社区居民有序参与自治、理性发言的挑战。搞好社区治理要靠深化改革还需创新方式方法

竹立家：社区建设在未来5~10年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目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很多困难，最大的障碍在于前面提到的很多因素影响，导致社区居民自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基本上是形式。社区居委会选举，外面看上去很热闹，实际上很多居民都没有参与，就是因为居委会的基本功能没有实现，反倒承载了许多不该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和老百姓的期望、要求相差较远，难以让人满意。因此，要搞好社区治理，首先就是要依托社区居委会牵头引导，把社区自治落到实处。付博：社区自治，说白了，就是居民自治，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社区组织的工作就是组织和引导。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一些社区自治相关的工作，如居民大会、社区议事协商会议、共建联席会议等，这些都是居民自治工作的具体体现。但是，人们还是感觉社区自治程度不高，说明相关的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目前来看，先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社区工作者方面，要对社区工作者进行社区自治工作的指导和培训，强化思想认识、提高组织和引导能力，明确工作任务;同时，还要对现有社区工作进行规范化、减量化、去行政化。目前“居站分离”是一种尝试，让居委会专心从事社区自治工作，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形式说明改革依然不到位，还需要继续调整。二是居民方面，先要通过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用公共服务、用志愿精神的培育引导更多居民回归社区，然后改革现有工作机制，把社区居民推向社区自治的前台唱主角。同时还要加强指导，引导居民用合法、合理、科学的方式参与社区自治。社区居委会可以尝试建立起依托楼院门栋长组成的居民组织和社区志愿者组织以及社区事务监督评议机构，并使他们在社区治理各领域发挥作用。

刘勇：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是搞好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科学划分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与社区在基层管理服务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合理设置社区公共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编制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和自治组织协助事项目录，建立基层政府委托自治组织事项协议制度等，为社区“减负增效”，大力精简面向社区的任务事项、台账会议和评比表彰，保障居委会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的必要条件。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以居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民主集中、科学效能为基本原则的民主管理实践，以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等等。竹立家：其次，社区还要落实好服务功能，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还应该成为居民自我服务的机构，做好了就有利于社会稳定。美国的社区建设起步比较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我们去美国西部的犹他州看到，尽管犹他州是一个比较穷的州，但他们的社区服务依然搞得不错。社区会给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多种服务，并特别为困难群体提供更多服务。比如社区有专门商店为穷人低价提供食品。还有社区居民把旧衣服洗干净后捐出来，放在社区的公共活动室，社区里的穷人可以领取。社区里的残疾人或者老人需要看病，打一个电话，社区的医生会上门问诊。我们看到，他们那里的老百姓虽然不见得富有，但心态都很好。可见，社区的服务搞好了，老百姓的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适，没有怨气，就不容易积累诱发矛盾冲突。所以，社区稳则社会稳，我们需要落实社区服务。

杨立新：2003年我刚到社区之后的几年，由于居民大面积回迁，有大量群众信访，社区秩序不好，居民情绪也很不好。当时我一边处理信访事件，一边就想着怎么让居民们能心平气和地跟居委会沟通。我们先是联系驻街单位、周边企事业单位，解决回迁户就业问题，保障基本生活。然后优先解决“一老一小”的问题，逐步开始推出老年人1元理发服务，解决一些老人的实际困难;社区里的小学生暑期家长没时间管，可以送到社区来，有专人督促他们学习。就这样社区服务一点一点开展起来，慢慢地社区居民就对居委会有了亲近感、信任感，对社区的归属感也增强了，有什么诉求第一时间就想到社区，过来找我们沟通。后来，我们每年在社区的广场搞大型活动，群众都愿意参与。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社区就再也没有信访了，社区始终保持了平稳。付博：落实社区服务，光靠居委会一个组织的力量势必难以做好，需要社会服务主体多元化。我们当前的社区服务，基本局限于政务服务和商业服务，缺少中间过渡环节。当前我们大力提倡志愿服务，但受制于体制、经费等因素的制约，志愿服务也多由政府相关部门发起，由社会发起组织的志愿服务较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从当前的情况看，搞好社区治理，离不开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充当社会润滑剂，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组织形态。因此，搞好社区治理，还要注重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激发社区组织活力。我们先要对社区服务进行认真梳理，区分开政务服务、商业服务与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方式，让志愿者组织、非赢利性社会组织承担更多公共服务。在社区，养老、助残、教育等很多服务项目是可以依托社会组织完成的，现在很多时候是基层政府直接做，如果把直接服务改为购买社会服务，既可以解决政府大包大揽的工作模式，又可以调动社会力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不以赢利为目标，但得生存下去。政府的支持与扶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城市养老社区的自主性治理研究 篇7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2013) 》预测2025年、2030年我国老年人数量将分别达到3亿和4亿。未来, 我国劳动力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趋势。如何让每一个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了我们要面临的重要民生问题之一。随着对于养老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 养老社区成为了一种新兴的养老服务形式。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养老社区普遍存在服务经费不足, 筹资渠道单一, 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1]。李凯等学者认为社区养老服务的资源募集面较窄[2];高丽静等学者认为, 当前社区养老服务几乎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补助, 完全公益性以及经费短缺问题是导致各个社区在养老服务上僧多粥少、杯水车薪的本质原因[3];张丽、秦婷婷认为社区提供的服务存在着内容单调的问题, 社区能动性受到限制, 使得一些资源不能相互利用[4]。可见, 养老社区过于依赖政府机构的财政支持, 自治能力不高。单一的政府力量无法全面解决养老问题, 如何提高养老社区的自治能力, 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社区养老机制, 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1 治理与网络治理的概念

“治理”一词最早在十四世纪提出, 主要表明君权神授与国王的统治权。近几十年来, 意识型态的转变、全球化的来临、政治生活的改变、新公共管理的出现等等, 使“治理”的意义与“统治”的概念产生了区别。治理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政府, 而是扩展到了以结成伙伴关系为前提的公私部门, 其主体由多个行为者组成, 包括政府、私部门、非营利组织及个人。治理强调公民的参与和公共组织的发展, 强调权力回归于公民。因此, 治理形成了纵横交错、互动发展的社会网络组织。

网络治理中, 多元行为者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能够凝聚多元行为者的共识。网络治理各行为者的社会资本累积不同, 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实现互补优势的途径是彼此信任和互惠互利。通过网络的密集程度、中心和对等结构, 可以评估网络关系。在分析层次上, 网络治理包括以自我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层次、以二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层次、以三元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层次和以复杂网络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层次。

2 组织间的信任关系

根据网络治理的原理可知, 信任是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基础, 是组织运作的核心。网络治理中的多元行为者, 通过信任结成网络伙伴关系, 才能实现互惠与合作。所谓信任是指在社会交换关系中, 交换的各方在处于不确定的状况下, 仍相信对方的意图或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靠性, 而这种信念使自己有处于劣势的可能。[5]信任对网络治理多元行为者的影响有:第一, 减少制度控制、促进创意和提高绩效;第二, 降低冲突的范围、强度和次数;第三, 促进组织合作, 维持长期的承诺和合作;第四, 有效缓和信息不对称现象, 降低交易与协调成本。

以自我为研究对象的治理网络与养老社区具有相似性。如果以养老社区为核心, 纳入组织自主性的观点, 进行养老社区与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及研究机构的网络互动关系研究, 是构建社区养老机制的合适切入点。

3 网络治理的主体

3.1 政府

与养老社区关系最密切的政府部门主要是民政部门和卫生部门, 其互动关系的形式包括:第一, 政府直接为社区老人提供居家护理、居家康复等服务;第二, 由社区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 经政府部门批准后, 获得资金补助, 养老社区联系相关单位, 为老人提供护理、康复、餐饮等服务。

3.1.1 有形资源的单向互动

政府首先审核资格, 核定所需求的服务数量后, 由民政部门委托专业人员进入社区提供服务。这种互动方式是由政府直接将居家护理、复健等服务送入社区。

3.1.2 有形资源的双向互动

社区首先向政府提出养老服务申请, 提案获选后获得经费补助, 再由社区为老人提供相关服务。这种互动模式需要社区主动向政府申请, 老人才能享受养老照顾服务。

纵观现状, 养老社区与政府的互动以有形资源的单向互动居多。有形资源的双向互动则仅限于部分社区组织。在有形资源的单向互动方面, 除有社区工作职责的社区外, 普遍有养老需求的社区也能接受政府的服务。

3.2 企业

养老社区与企业的互动关系主要建立在企业资助的基础上, 而这种基础多是有形资源的单向互动, 主要由养老社区为资助企业的员工家属提供养老服务, 有养老需求的企业员工将家属送到养老社区接受服务。另外, 部分管理经验丰富的养老社区会主动寻求企业的资助。但是, 养老社区服务带有社会福利的性质, 所以大部分的社区无法得到企业的资助。即使企业进行资助, 也不具有专业的养老服务水平。因此, 就企业而言, 养老社区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是有形资源的单向互动。

3.3 非营利机构

第一种互动对象是社区辅导团队, 辅导团队要确认养老社区的服务方案与政府政策目标相符合, 并由辅导团队推动社区的养老照护服务, 这属于经验交流, 有形资源的单向互动较少。第二种互动对象是非营利组织, 社区向医疗机构请求帮助时, 医疗护理团队进入社区内为老人提供服务, 这种互动形式建立在社区主动请求帮助的基础上, 属于无形资源的双向互动。第三种互动对象是其它养老社区, 某一社区富有经验、效果显著时, 其它社区进行走访观摩, 进行横向经验交流, 属于无形资源的双向互动。因此, 养老社区与非营利组织的互动关系以无形资源的双向互动为主要形式。

3.4 与研究机构的的互动关系

第一类研究机构类似于非营利组织中的辅导团队, 由学者组成的辅导团队帮助社区进行养老服务, 确保社区养老的服务目标与政府政策目标相同, 属于无形资源的双向互动。第二类研究机构类似于政府委托的评估人员, 评估各养老社区的照护服务, 了解政策效果, 针对实际情况和困难提出建议, 也属于无形资源的双向互动。

网络治理中, 各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见图1。

4 养老社区自主性治理的策略

目前, 养老社区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陈元刚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区由于长期受到单位体制的挤压, 本身的发展并不完善, 社区组织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6]养老社区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支持, 没有经费补助, 就无法运行。社区要先向政府提出申请, 经过比较、批准后才能获得政府政策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费有限, 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能获得资助, 如果政府停止投入, 养老社区就可能因经费不足而停止运行。每个社区都有其特殊的背景, 因为补助来源于政府, 养老社区的政策目标、执行方式等必须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 无法提供真正符合老人需求的照护。政府的有形资源单向流入养老社区, 相当于遏制了养老社区的自主力。在建构高度自主的养老社区时, 可以通过资源依赖、法规制度和价值理念三个层面来推动。

4.1 建立低度依赖的网络互动关系

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养老社区行业来说, 资源的获得十分重要。社区必须能够掌握自身资源, 才能降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

4.1.1 实现网络互动关系多元化

发展养老社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养老社区的运行经费依靠政府直接补助, 那么社区的自主性必将受到极大的制约。在治理网络中, 养老社区与政府部门的互动过多, 形成了不协调的互动关系。养老服务的供给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 必须结合其它多元行为者, 实现互动发展。如果要减少对政府的资源依赖, 养老社区就必须平衡与其它部门的互动关系。因为网络治理中行为者的互动应该多样化且平衡, 所以养老社区要培养评估能力, 深入了解各行为者的资源, 拓展与其他行为者的利益平衡点、沟通方式与资源互动关系, 并逐步形成制度化的互动过程。如果社区本身有能力引进多种资源, 就不必过多依赖政府。

4.1.2 掌握资源的选择权和决定权

如果过分依赖某种资源, 养老社区的发展可能紧跟着资源的方向, 社区为接受资源而改变了原有的发展方向, 也可能在面对评估与专业辅导时, 普遍接纳各种意见。

养老社区应该拥有资源进入的选择权与决定权, 以了解接受该资源后是否会影响自身的自主运行。即使在面对评估制度与专业辅导团队时, 也要考虑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否符合自身发展目标和实际情况需要, 而不是考虑是否符合政府政策目标, 因为政策目标并不一定符合每个社区的实际养老需求和发展情况。养老社区要评估这些意见是否对自身发展有益、是否符合老人的需求, 如此才能决定哪些资源可以进入、进入多少, 从而保持高度的自主性。

4.2 制定自由度较大的法规制度

《宪法》、《婚姻法》、《劳动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对养老问题进行了规定, 但这些法律规定的原则性较强, 主体责任不甚明确, 导致民间资本不敢投入。同时, 各养老社区的背景、人口构成、老人需求都不同, 其治理方式也会不同。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 多数政府部门却将同一个模式套用在不同的社区中, 影响养老社区的个性化发展。

4.2.1 提高立法层次和水平

养老社区的自主性受外在法规环境的影响。政策的持续性十分重要。如果政府对于社区养老没有长远的规划, 就会导致政策经常变动, 社区刚适应政府政策后又需要面临新的变动, 不知何去何从, 自主运作更加无从谈起。因此, 要尽快出台原则一致、具有连续性的法律法规, 如《养老社区管理法》、《养老社区管理规定》、《老年人护理法》、《老年人护理服务标准及分级制度》等, 本着政府引导和扶持的原则, 出台具体的民间资本投入规定, 在土地规划、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面提供优惠, 为养老社区网络互动关系的多元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让养老社区的管理工作依法进行, 不必因政策变化而改变。

4.2.2 留出更多的自主运作空间

社区养老具有灵活、动态的特点, 政府推动养老社区照护时要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 考虑社区的不同情况, 努力培养社区长期运作, 规划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规划时自下而上运作, 留给社区自主运作的空间, 避免法律法规制度产生束缚作用。

4.3 树立公同认可的价值理念

如果树立起网络多元行为者共同认可的的价值理念, 以信任为契机, 那么养老社区在与各行为者互动时的阻碍就会减少, 合作关系会得以建立。倡导“尊老、敬老、爱老”的价值理念, 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主流价值观, 以己推人, 诚信合作, 会让多元行为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成本来支持老人照护事业。

同时, 社区要转化观念, 培育老人的能动性。现在, 多数养老社区将老人视为“被照顾者”、“弱势群体”, 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弱势者不会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 也可以参与公共事务, 处理自己社区的事情。社区通过改变自身的观念, 进而转化老人原本的观念, 让老人从“被照顾者”变为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树立“老有所用”的理念, 将老人的智慧与经验传承下去。价值理念的转换可以减少照护成本的支出, 争取更多的力量来支持养老社区事业, 为社区争取更大的自主运作空间和组织自主性程度。

从治理网络角度看, 政府要从资金、法律层面支持养老社区, 进行资源的双向互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要从资源、价值理念层面支持养老社区, 进行有形资源的双向互动, 找到关系平衡点;研究机构要从资源、价值理念层面支持养老社区, 进行无形资源的双向互动。

参考文献

[1]王倩.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问题及对策探究[J].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 (2) :51-54.

[2]李凯, 李璐.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连锁模式评析[J].经济导刊, 2014 (2) :61-62.

[3]高丽静, 高凯东.社区养老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J].中国统计, 2014 (5) :25-26.

[4]张丽, 秦婷婷.对社区养老和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评析[J].知识经济, 2014 (2) :74-84.

[5]周娟.中国养老社区的服务、运营与培育研究[D].武汉大学, 2010:99.

社区治理研究 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法律服务；制度建设

一、社区法律服务的界定

（一）社区法律服务的历史沿革

“社区”一词在我国最早由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著作中的“Community”得来。而我国官方正式开展社区服务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在城市和农村建立了较为广泛的标准化的社区组织，也配备了相应的工作人员，这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社区问题处置经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法解决民生问题，形成了社区法律服务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各类机构广泛开展以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为主要形式的法律服务工作，往往也依托社区实施，在实践中形成了社区法律服务的基本形式框架。[1]我国正式的社区法律服务建设起初于2002年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办、司法部等9个部门联合开展的科教、文体、法律和卫生“四进社区”活动，在这次活动中，许多社区开始建立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为广大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法律服务。

（二）社区法律服务的概念和特点

社区法律服务具体来说是指社区专门法律机构和及其工作人员，依据社区民众的法律需求和社区治理的需要，以社区为依托来解决民众的各类法律纠纷，从而增进社区福祉，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社区法律服务相比较一般的社会法律服务而言，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服务范围的地域性

社区法律服务是以社区这一具有地域划分的单位为基础的，不同社区情况有所不同，不同社区民众的法律需求也不尽相同，这与律师事务所等法律专门机构提供的法律服务没有地域限制这一点有着根本的差别。

2.服务内容的广泛性

社区法律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化解社区矛盾纠纷和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社区法律服务的内容较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而言其内容会更加广泛，它除了包括法律问题咨询、法律文书代写和法律援助这些法律服务机构共有的内容之外，还涵盖社区矫正、纠纷调解和社区的普法宣传教育等领域。

3.服务性质的公益性

社区法律服务追求的是保证社区的民众能够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社区中，有些居民由于经济水平有限，没有能力去获得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帮助，社区法律服务则可以给这部分人群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社区矫正、社区纠纷调解和普法宣传的公益性则更为突出。

二、社区法律服务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意义

（一）广大社区民众需要法律服务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在社会治理中充分体现公共服务的核心。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需求逐步向更高层次发展，对法律、秩序、公正、道义等的追求开始日益上升，其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越来越强烈，民主参与、诉求表达、利益维护、尊重、发展和价值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突出，[2]社区民众对便利、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需要也越来越多。通过加强社区法律服务，将包括法律宣传教育、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专业的法律服务送到每一位社区居民身边，实实在在地为社区民众解决各类法律问题。

（二）社会稳定需要法律服务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前提基础是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作为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涉及范围广、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也日益凸显，而社区这一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作为不同群体的聚居点，也成为各种利益和各种社会矛盾的聚居点，社区治理的任务不断加重，化解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建立健全社区法律服务体系，将法律服务送到社区这一社会的最小单元，有效协调各类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让所有矛盾和纠纷在法治的范围内加以解决，有效地维护社区稳定，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基层民主法治建设需要更多的法律服务支持

创新社会治理体现的源头是不断提升我国的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水平。近年来我国的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随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升，对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离不开社区居民自治水平的提高和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建立社区法律服务机制，为社区居民提供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可以增强居民的法治观念，调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行使民主权利的积极性；可以为社区管理组织当好法律顾问，为依法管理社区起到参谋助手作用，不断提高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更好地促进我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3]

三、我国社区法律服务存在的问题

自2002年“四进社区”之后，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之后在北京、天津、广东等地出现了大量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建设典型代表。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区法律服务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区法律服务建设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一）民众对社区法律服务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不够

社区居民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主体和利益的分享者，其必须充分地认同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社区服务建设，并积极参与其中，基层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社区广大民众对社区法律服务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能否帮助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够了解，对社区法律服务的效果也还存有怀疑。即使有不少居民参与到社区法律服务中，主动参与的情形也很少；从参与社区法律服务的主体来看以老年人居多，而社区的中坚力量青壮年参与较少，这些情况都导致社区法律服务建设推进较为缓慢，效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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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和社会相关人员对社区法律服务的重视程度欠缺

目前，我国社区法律服务模式以政府主导为主，基层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从实践来看，基层政府对社区法律服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具体表现在政府主导的社区法律服务形式化较为严重，对社区民众的法律需求不足，而且提供的法律服务形式较为单一，内容过于简单，也缺乏连续性。在社区法律服务中除了政府和社区民众之外，还有专业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由于我国社区法律服务机制的不成熟，这些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参与社区法律的热情不高，投入的精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也影响了社区法律服务质量和效果。

（三）社区法律服务的制度保障缺失

由于我国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起步较晚，相关制度保障均没有跟上民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首先，社区法律服务的资金保障不足。要建立长效的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办公设备和场所以及工作人员的酬劳等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我国现有的社区法律服务资金投入有限，有些连最基本的办公场所和设备都难以保障，更别说配备固定和专业的工作人员了；其次，社区法律服务的法律规范保障缺失。目前我国社区法律服务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无章可循，这也降低了社区法律服务的专业性和长效性。

四、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完善社区法律服务建设的措施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细胞单元，包括社区法律服务在内的社区法治建设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从各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社区法律服务建设，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

（一）多措并举让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到社区法律服务建设中

要让社区民众主动参与社区法律服务需要从参与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努力。在内在动力方面我们可以在加强和创新对社区居民参与的宣传和教育，加深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了解，增强其对社区的归属感，提升其参与社区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我们还应通过为民众提供高效、专业的多元化服务，有针对性地为社区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法律服务，让其充分感受到社区法律服务所带来的利益，进而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法律服务，并带动其他的邻居和亲朋好友也参与到社区法律服务中来。在社区民众参与的外部环境建设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畅通社区居民参与法律服务的渠道，明确社区法律服务的内容、方式方法，简化参与的程序，建立起社区居民参与法律服务的长效机制，确保社区民众能够时时刻刻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积极培育参与社区法律服务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它们在社区治理中的有效载体作用，为社区法律服务的完善提供良好的参与环境环境和组织支撑。

（二）强化政府、社区管理者等的引导和协调作用为社区法律服务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社区法律服务建设工作纷繁复杂，也缺乏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需要政府和社区管理者发挥引导作用，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工作，确立社区法律服务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加大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宣传，对出现的社区法律服务建设工作的优秀典型采用激励措施，以点带面地促进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不断深入。其次，由于社区法律服务涉及多个部门、多个主体，工作难度较大，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协调各部门，让各职能部门增进沟通交流，互相配合，提高工作效率。而作为社区管理者则需要做好政府、各职能部门、社区民众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顺畅社区民众参与法律服务的各个路径，为社区法律服务工作保驾护航。

（三）加强制度建设为社区法律服务确保社区法律服务的长效性

由于制度本身具有明确的规范、强制和保障作用，所以制度建设是任何一项工作长期顺利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社区法律服务建设工作也不例外。首先，社区法律服务工作需要建立基本的保障制度，具体来说包括相应的资金保障和人员保障制度。对于资金保障，我们应该将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纳入到基层政府的专向经费预算，由政府财政负担主要的部分。而对于人员保障方面，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整合各方法律服务队伍，发挥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以及法学教师和学生等法律专业人员各自在社区法律服务中的作用，使之成为既有固定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者，也有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不定期补充的专业化的队伍，为社区民众提供方便专业的法律服务；其次，社区法律服务工作需要有规范化的管理制度。社区法律服务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服务机构的管理和服务程序的规范。法律服务机构日常工作的情况直接关系到社区法律服务的效果和社区民众对该项工作的认可与否，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日常管理制度十分必要。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值班接待制度、请示报告制度、考核评比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规定。[4]而在社区法律服务程序则需要从民众法律事务的受理、办理、转接、结案、案件信息反馈和案件的归档等环节建章立制，不断强化制度建设，规范社区法律服务。

参考文献：

[1]吕涛，李晓霞.政府主导的社区法律服务机制探索，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2）：125

[2]康伟，学习时报，2013-07-21

[3]郭俊宝，吴雪芳，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在丰台的实践研究，中国司法，2007（6）：37

[4]郭俊宝，吴雪芳，社区法律服务机制在丰台的实践研究，中国司法，2007（6）：40

作者简介：

姜飞燕（1980～），女，唐山学院文法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联民生调研课题“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社区法律服务问题研究”（编号：2015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