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解工作意见

行政调解工作意见（精选8篇）

行政调解工作意见 篇1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中、省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部署，发挥行政调解促和谐、保稳定的积极作用，现就2013年全市行政调解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从源头上减少争议纠纷发生

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争议纠纷发生的重要方法和措施。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认真落实《XX省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评估指标》（川府发〔2013〕14号）的要求。一是要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行使行政权力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整处理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享受法律保护。二是要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保证行政决策行为规范。建立健全决策过错问责机制，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听取群众意见，凡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三是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依法、规范、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通过改进执法方式，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杜绝执法不当导致新的纠纷。四是要全面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知情权，减少因政府信息不畅造成的行政争议发生。政府信息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进一步推进办事公开，全面公开社保、医保、低保、就业再就业、计划生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农补贴以及其他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五是要严格行政执法人员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管理要实现信息化，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依据、职责权限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并及时更新。行政执法人员每年参加通用法律知识和专业法律知识培训时，将行政调解列为重要培训内容。

二、进一步运用法治思维、营造法治环境，把握好行政调解的范围和基础

进一步运用法治思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市、区市县行政执法部门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科学界定本部门行政调解范围，依法明确应当调解、可以调解和禁止调解的行政争议纠纷的具体范围并予以公开。对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调解事项，要严格依法调解。对于行政不合理案件，行政不作为案件，行政行为存在瑕疵的案件，法律、法规不完善或相互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案件，历史遗留导致证据无法查明的案件，法律关系复杂或影响重大的案件，可以探索纳入行政调解范围。对于因抽象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因行政许可、征收、确认或禁止性、标准性规定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因生效文书引起的行政争议，有关机关正在处理的行政争议等，可以暂不纳入行政调解范围。对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调解的民事纠纷，要积极主动调解；对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但政策允许调解的与行政管理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民事纠纷，要结合有关法治原则，大胆探索调解的具体范围，把握不准的，要及时组织研究。行政调解要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依法进行，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要处理好合法与合理、国家与个人、经济发展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关系。

三、进一步推进行政调解规范化建设

（一）切实加强行政调解组织体系规范化建设。市、区市县、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市、区市县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健全完善行政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单位负责人作为行政调解工作第一责任人，要狠抓基层基础工作，强化基层行政调解机构建设，加强人员配备，做到“有人办事、有机构办事、有条件办事”。抓好市、县、乡三级直接面向群众的一线调解窗口规范化建设，加强对争议纠纷的化解处理。

（二）切实加强行政调解制度规范化建设。各行政执法部门尤其是行政调解任务重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纠纷层级管理、矛盾全程防控、行政调解与其他调解对接、责任追究、信息案例报送、统计和档案管理等方面制度；完善行政调解工作规则；规范行政调解申请、受理、调查、听证、调解实施、达成协议、协议履行回访和未达成调解协议的争议纠纷善后处理等各环节行为；明确时限要求；规范行政调解文书，确保行政调解行为规范化。

（三）切实加强行政调解队伍规范化建设。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配备2名以上行政调解员，着力培育行业首席调解员、金牌调解员。市、区市县政府法制机构要完善行政调解员信息库，加大调解人员培训力度，切实开展评选行政调解专家、行政调解能手、星级调解员、类型化纠纷首席调解员活动。通过开展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使行政调解员达到“四懂”（懂政策、懂法律法规、懂业务知识、懂调解技巧）、“四会”（会预防、会调查、会调解、会制作调解文书），切实提高调解水平和技能。

（四）切实加强行政调解室规范化建设。行政调解任务重的行政执法部门，按要求设立行政调解室，悬挂行政调解标志，上墙公示行政调解范围、原则和当事人权利义务、调解员职责和纪律，以及体现和谐、和解、和气理念的温馨用语等内容，营造良好氛围。

四、进一步完善行政调解工作机制

（一）完善争议纠纷处理衔接联动机制。市、区市县政府法制机构、行政执法部门要按照要求，切实规范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的对接以及检调对接机制，重点是规范运行程序和操作办法，实现有效、无缝对接，形成调解处理争议纠纷的合力。

（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各区市县政府和市级行政执法部门每季度要开展一次矛盾纠纷集中排查，社会敏感期、特殊时期要开展专项排查。要采取普遍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定期排查和不定期排查相结合等方式。对排查出来的争议、纠纷，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按照矛盾纠纷的不同类型、化解的难易程度、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后果的严重程度，认真制定方案，及时进行调解，防止矛盾激化。对具有普遍性的争议、纠纷，有针对性地改进行政管理方法和执法工作方式，有效预防和减少争议、纠纷发生。对社会影响较大或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重大复杂的争议、纠纷，及时按程序报告。

（三）完善矛盾纠纷层级管理机制。根据争议、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难易程度、区域人数、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参照《XX市社会矛盾化解层级管理办法》，将争议、纠纷确定为三个风险等级，Ⅲ级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行政执法部门组织调解，Ⅱ级由区市县政府或市级行政执法部门组织调解，Ⅰ级由市政府行政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

（四）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市政府把行政调解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工作纳入区市县政府和市级部门绩效考核内容，签订目标责任书并进行考核。各区市县政府要把行政调解工作纳入县级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绩效考核内容。市级部门要把行政调解纳入内设机构、下级行政执法部门绩效考核内容，进行严格考核，确保行政调解工作落实到位。对因不履行行政调解工作职责、不作为或暴力执法等引起群体性事件、重大网络舆情事件、重大集访信访案件的，要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完善工作保障机制。市、区县市要把行政调解工作经费、调解员工作补贴纳入财政预算，落实开展行政调解工作所需要的场所、设施设备，确保行政调解工作顺利开展。政府各部门要切实保障行政调解工作经费，保证调解员个人补贴落实到位。要健全完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行政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行政调解工作意见 篇2

一、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意义

行政诉讼调解工作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目的并非仅出于对国家政权的维护,更是和谐社会视角下推动民主化发展重要体现。具体而言就是构建民意表达空间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行政诉讼调解工作对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依赖于社会各界的整体力量,只有不同的社会力量协调一致保证所有功能的均衡性,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运行状态,最终实现协调发展。对此,政府代表着国家公权,必须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核心,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实体当中所有功能载体的高度协调。而最为有效的举措便是同人民群众之间架设畅通的意见表达渠道[2]。对此,行政诉讼调解工作则有完成此任务的担当。其次,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完善,行政裁量权在行政工作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这样的情形标志着我国行政工作正在朝向现代化急速转型。在此背景下,我国公共行政工作当中亦开始加大行政裁量权的渗透力度,成为了行政工作过渡到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为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权利环境基础;第三,社会的民主化发展,赋予了民众以主体地位,群众对于现代民主生活的参与热情正在持续升温。从行政工作实践的理论层面来看,个人意志的表达往往包含在集体的意愿当中,也就是行政意愿,而这种融合则能够进一步调动起人们作为政治受众体的参与积极性。此时,行政诉讼调解工作便为行政工作的有效沟通拓宽了路径。

二、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理论基础分析

行政诉讼调解工作开展的目标在于为了充分协调各方利益以化解各类矛盾,然而该工作的完成,则必然需要以相应的理论作为基础。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行政理念的转型为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深化创设了良好的环境氛围。长期以来,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行政工作的开展始终强调“行政权力不可处分”,很多行政工作环节具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在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推动作用下,加之法制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行政理念已被撼动,尤其是和谐社会背景下政府工作职能转型的环境中,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融入直接要求将传统的强制性行政模式转变为服务型行政模式,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推广便顺势展开[3]。由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理念越发重视如何提升为民服务的质量,行政主体当中的行政权力也就逐渐成为了公众维护利益的武器,对于推动社会功能的优化作用无可替代。

其次,现代法律体制作为行政诉讼工作的重要依赖,也就是行政诉讼调解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法律理论根基。当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当中对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工作目标有着明确的规定,要求以保护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为首要原则,对于行政案件的处理,亦应当全程维护各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行政诉讼工作的最基本原则与准则亦在于此,其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性,更多地在于为了保证政府“服务为民”理念的有效贯彻落实,最终通过对社会压力的缓解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可见,我国行政工作的重点即在于维护行政诉讼工作各主体与受体之间地位的平等。

第三,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和谐社会建设,核心在于对“和谐”的强调,而“和谐”的重要体现即在于民主法治,实为有效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重要保障。然而社会始终处于发展进程中,矛盾的增长亦极具多元化,在行政工作力度与延伸的范围有限的状况下,行政诉讼调解工作便成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化的最有效保障。

三、行政诉讼调解工作制度的构建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实施并非是一项无章法的活动,而是需要基于相应的制度来进行,也就是将行政工作的开展放在了制度构建的基础之上。自愿、合法与平等原则也就成为了行政诉讼工作的重要支撑。

首先,自愿性原则实为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基础,行政主体与受体之间的矛盾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行政诉讼调解作为一项行政辅助工作,只有行政主体与受体双方完全出于自愿,调解工作才能顺利开始[4]。毕竟行政诉讼调解工作并不具有强制性,一旦有某一方不自愿,那么调解工作的开展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和必要性。实际上,对于行政案件的处理,审判机关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解建议,但真正能够决定调解是否可以顺利进行的,依然是行政主体。

其次,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开展,必须要遵循合法性原则,这不仅是行政诉讼工作的出发点,更是行政诉讼工作开展的最根本约束。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内容与实践必须要合乎法律标准,不能因为任何因素的影响而脱离国家对此所圈定的法律范围;另一方面,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针对对象也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并非能够适用于所有的行政案件,这就需要依据具体案件的具体内容选择相对应的行政处理方式。除此之外,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展开也要严格走好法律程序。

第三,平等性原则即是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理论基础,又是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核心,明确要求行政主体与受体之间要构建起平等的地位,各方都介于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价值。不可否认,政府等行政机关固然具有着一定的权威性,但依然需要不断打破这种格局的理念束缚,借各种手段维护行政双方的平等权利,实为社会和谐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结论

综上所述,行政工作作为我国民众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在新形势下提高对行政诉讼调解工作的重视程度,切实从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视角推动行政诉讼调解工作实效性的不断提升,为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助力。

参考文献

[1]喻文光.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01):3-16.

[2]郭志远.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62-65.

[3]晋松.困惑与突破:环境司法保护的诉讼模式——基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反思[J].法律适用,2014(02):69-74.

行政调解工作意见 篇3

一、对民行检察工作调解的认识

民行检察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民行检察调解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民行申诉案件中，当事人有自愿和解的意向，在办理申诉案承办人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就申诉案件自愿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终止对申诉案件审查的办案机制。民行检察调解，它不同于司法调解，也不同于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实际上是在检察机关主持下的当事人和解，是执行和解中的一种。

二、民行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意义

民行检察工作中的调解优先原则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民行申诉案件过程中要牢固树立调解意识，在受理申诉后作出抗诉或其他处理结果前要先行对涉案纠纷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原则。民行检察调解是当前民行检察工作中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趋势下，民行检察坚持调解优先原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践行“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

（一）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司法资源浪费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及办案机制的限制，民行抗诉案件要经过众多诉讼环节，特别是经过二审终审又申诉的案件，大致要经过基层检察院初审提出建议，上级检察院复查，上级检察院提请省级检察院抗诉，高级法院裁定再审。由于抗诉案件诉讼环节繁琐，办案周期长，工作效率低，双方当事人耗费的时间、精力多，同时也造成司法资源浪费。

而民行检察调解，则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解决争端问题，避免了提抗、建抗案件众多“曲折”程序带来的再次诉讼所牵扯的巨大人力、物力投入。从而节省有限的司法成本，减少经济消耗，实现司法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二）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是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一切司法工作者的追求目标。能够通过申诉程序来到检察院的案件，大部分都是经过二审审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大，矛盾冲突严重。申诉一方希望检察机关抗诉以达到改判案件的目，而对方当事人则希望检察机关不抗诉，以维持既得利益。

三、民行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存在的困难、问题

民行检察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节约诉讼成本、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体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民行检察调解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监督方式，因此贯彻调解优先原则不仅在程序操作上，还是实体处理上均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难度。主要表现在：

（一）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民行检察调解也要遵循调解自愿原则，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参加检察机关组织的调解活动。首先要求是双方当事人都要到检察机关，而实际上检察机关在通知申诉人到场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通知对方当事人到场更上难上加难。在双方当事人都难以到场的情况下，调解优先原则便无从执行。

（二）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由于法律并未规定检察机关有调解权，也没有将检察调解纳入我国大的调解制度范畴，因此，民行检察调解过程的产生的法律文书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一是检察机关的调解不同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仅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协议赋予民事合同的性质，其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可据此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按协议履行。而检察机关的调解协议没有被赋予民事合同性质，也不具有可诉性。二是检察机关的调解也不同于人民法院的调解。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调解与裁判具有同等效力，即人民法院的调解具有强制执行力，对检察机关的调解法律没有赋予强制性效力，调解的功效除即时结清外，皆处于不确定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此处的和解是指在法院的执行程序之外的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包括自行和解及其他因素促成的调解。那么检察机关的调解只能看作是执行過程中的和解，其效力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履行和解协议，如果一方反悔，检察机关的调解工作前功尽弃。

四、民行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方法、步骤、适用范围

虽然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缺位，民行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调解优先原则”是更新司法理念、顺应现代司法潮流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将调解理念贯彻整个民行检察工作始终。工作中要更新观念，树立调解理念，探索调解方法和途径。

（一）民行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适用范围

民行检察调解固然有一定好处，但并非案案适用。如果法院裁判正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再去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这难免会损害司法权威，影响法院正确裁判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在此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并非无所作为而直接将处理结果告知当事人了事，为了案件能够顺利执行，检察机关也要做大量的息诉工作，但这与检察调解是两个概念。笔者认为，民行检察调解在一定程序上是法院错误裁判的一种纠正手段，因此，民行检察调解在案件适用范围上应界定在法院生效裁判存在瑕疵但抗诉条件不充分或生效裁判存在错误但抗诉效果不好的案件。

（二）民行检察调解的操作步骤和方法

民行检察调解不同于人民法院组织的调解，也不同于当事人自行的和解。它与民行检察工作紧密相连，具有其特殊性。在具体操作上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民行检察调解应在受理申诉案件并进行立案后作出处理决定前进行。

2、民行检察调解应当制作调解笔录，但不宜制作调解书。

3、民行检察调解过程中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当将和解协议书送达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并取得法院的认可。这样有利于法院及时掌握执行和解的内容，同时也解决了民行检察调解中和解协议效力问题。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意见 篇4

***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经县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为进一步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人民调解法》，充分发挥其维稳“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推进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设施建设、业务建设，加强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为构建“平安襄城”、“幸福襄城”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建立“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司法、综治、公安、民政、信访、工会、妇联等部门联动的“大调解”格局，努力实现“三不出、四提高、五下降”的工作目标。“三不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四提高”：人民调解成功率提高，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成功率提高，行政诉讼案件调解成功率提高，人民群众对调解工作的满意度提高；“五下降”：群体性事件持续下降，民转刑案件持续下降，民事诉讼案件明显下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持续下降，个人和集体赴市赴省进京上访数量持续下降，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根据人事变动，及时调整县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对全县人民调解工作的督促和指导，并定期向县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汇报调解工作情况。

（二）健全组织网络。巩固和完善乡（镇）、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乡（镇）调委会配备3-5名专职人民调解员，村级调委会配备1-2名专职人民调解员。积极推动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和专业化、社会化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建设。鼓励建立个人调解工作室，不断延伸人民调解工作触角。

（三）强化队伍建设。严格人民调解员产生方式。推行人民调解员聘用制和任期制，杜绝随意指派、更换调解员，逐步改变人民调解员兼职现象。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乡级调委会要选聘3-5名素质较高、身体健康、热心调解的退休干部、法官、检察官、律师、教师、法律服务者、志愿者担任专职人民调解员。村级调委会要选聘1-2名专职调解员，具体负责矛盾纠纷的信息搜集、提供、受理、调处、回访、文书归档、统计和联络等工作。

（四）提高队伍素质。加强对全县人民调解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培训，采取集中培训、知识讲座、学习讨论、经验交流等方式，对全县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人民调解方法技巧，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调解员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调

解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等。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人民调解员的专业水平和处理复杂矛盾纠纷的能力，全力打造一支懂法律、讲政策、会调解、求实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

（五）规范工作制度。全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建设。各级调委会要规范使用人民调解各种文书，人民调解协议要按照司法部要求规范制作。各级调委会要实现“六统一”（名称统一、印章统一、牌子统一，徽章统一、工作程序统一、文书格式统一）、“五有”（有办公场所、有牌子、有印章、有必要的办公用品、调解员有上岗证）及“四制度”（纠纷调解登记制度、纠纷调解调查制度、纠纷调处制度、文书及电子文书归档制度）。

（六）建立“以奖代补”奖惩机制。“以奖代补”按季度审核兑现，补贴范围及标准参照《***人民调解工作“以奖代补”办法（试行）》执行，老上访户和重大群体性纠纷调解成功的补贴可酌情加倍奖励。

四、经费保障

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财行【2007】179号)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司法局关于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办

【20**】**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将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等纳入县级财政预算，按全县总人口，人均年综合费用1元标准，由县财政拨入县人民

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使用。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人民调解员奖励经费由乡级财政按人均0.5元解决，由县财政代扣，拨入县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人民调解经费专门账户，按照专项经费有关管理制度严格管理使用。

经费用途：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宣传、培训、办公、表彰奖励等。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是发给专职人民调解员调解矛盾纠纷的生活补贴费。人民调解员奖励经费，是人民调解员按照调解6000件以上目标要求办理合格、标准案件件数奖励的费用。乡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按每乡1万元，用于乡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购置办公用品、文书档案、纸张和调解纠纷时产生的费用。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县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充分认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根据本辖区的矛盾纠纷实际，制订具体人民调解工作方案，加强协调，推动工作扎实开展。

（二）选贤任能，形成合力。积极动员组织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官、教师、律师、公证员及社会志愿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为本辖区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化解提供法律咨询、法律建议。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不断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

（三）转变作风，务求实效。全县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要结合实际，依托现有条件，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把调处矛盾的过

程，作为服务群众的过程，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切实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大的及党委、政府交办的矛盾纠纷。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介，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中好的做法、经验以及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努力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吸引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主动自觉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行政调解工作总结 篇5

一、以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各项调解工作制度。

(一)强化领导，兼职调解工作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行政调解化解新型矛盾纠纷和群体性疑难矛盾纠纷的能力显著增强。统计局按照有关要求，及时成立的行政调解室，并配备了兼职调解员2人。

(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密切掌握矛盾的发展动向是调解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因而我们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每月开展常规排查，在重大节日前开展定期排查，在重要会议等敏感时期进行专项排查，做到定期排查与专门排查相结合。不断完善制度，先后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制度、调解员工作职责、矛盾纠纷登记制度、矛盾纠纷报告制度、案件回访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由于排查制度的不断完善，使我们的调解工作掌握了主动，能够在最佳时机介入矛盾纠纷的调处。

二、狠抓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调解人员业务水平。

(一)狠抓队伍，重视调解室队伍建设，在稳定人员的基础上，选调政治可靠，有威信，有业务基础的人充实到调解室;其次在政策上向调解员倾斜，让他们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第三，把行政调解工作经费列入单位公务工作经费预算，解决调解场所建设及调解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二)多措并举，提高调解人员业务水平。一是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培训，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调解工作经验介绍、业务交流等形式丰富知识，提高业务能力;二是举办调解业务培训班，专业同志讲课，内容包括法律知识、办案中的实践体会、调解协议书的制作等;三是分析、预测矛盾纠纷特点规律、发展趋势，做到调解工作有的放矢。

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年活动实施意见 篇6

活动的实施方案

全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市政法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全县“十大惠民富民工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工作，提高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县政府决定，今年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现结合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强和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为主线，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坚持“以防为主，调防结合，多种手段，协同作战，防止激化”的原则，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全面落实工作措施，扎实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掌握在初期，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全县经济社会率先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二、目标任务

加强和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完善工作流程，及时有效地消除不稳定因素，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夯实人民调解工作基础。通过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的开展，使人民调解职能得到充分发挥，各类新出现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 化解，历年积怨陈案得到有效解决，重点信访案件限时办结，努力实现“三个减少、两个达到、一个下降”的工作目标，即：民转刑案件减少、重大群体性事件减少、越级上访和集体上访等异常上访减少；排查出的纠纷调处率达到100%，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社会发案率总体下降。

（一）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突出“三项建设”。一是加强人民调解网络建设。加强和充分发挥县、乡镇人民政府指导调解工作的职能作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的乡镇、社区、村、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企事业单位、大型集贸市场、物业管理小区、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等人民调解组织由县司法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参与，使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达到无缝覆盖。二是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和司法行政系统保障能力建设。按照县委“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精神，着力在“人员、管理、指导和经费保障”四个环节上下功夫，使省级规范化司法所达到20%以上；市级规范化司法所达到80%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公用经费、人民调解“三项经费”和司法助理员岗位津贴足额落实到位。三是加强司法所和各级人民调委会业务建设。每个司法所和乡镇调委会要达到标牌、印章、标识、程序、制度和文书“六统一”，组织、制度、工作、报酬“四落实”，使人民调解的申请、受理、调查取证、调处、立档和回访等环节的工作流程更加规范，岗位责任、重大纠纷讨论、业务登记、学习例会、统计和档案管理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纠纷的登记统计率达到95%以上。

（二）深化人民调解工作，集中开展“三项攻坚”。一是集中清理陈年积案。对以往调解工作中遗留、党委政府交办、有关部门和单位委托移交的矛盾纠纷，进行认真统计、梳理和分析，分别登记，研究调解 方案，采取稳控措施。二是集中化解重点纠纷。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难点、热点问题，重点排查化解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保障、退耕还林、劳动用工、物业管理、交通肇事、医患纠纷和涉法涉诉等领域容易激化升级的矛盾纠纷。三是集中整治重点地区。深入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示范点和一些人群聚居区、治安复杂地区、纠纷多发地区，扎实细致排查矛盾纠纷、越级上访、治安隐患、涉黑涉毒等苗头线索，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整治，从而引领和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不断深入，使重大复杂疑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到90%以上。

（三）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努力实现“三个衔接”。一是推进司法所与基层法庭的“所庭联动”。在所有建立基层人民法庭的乡镇和县人民法院所在地，坚持调解优先原则，落实诉前引导选择人民调解、诉中委托开展人民调解和审后执行和解的工作机制。二是推进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的“所所联动”。在所有建立公安派出所的乡镇和县公安局所在地，建立健全涉及治安案件、简单伤害案件和一些自诉案件民事纠纷联合调处的工作机制。三是推进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自身联动”。建立健全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联合调解较为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全面开展人民调委会的跟踪调解，法院委托的调解，公安机关的选择调解，医疗、交通、人社等部门的介入调解，司法行政部门的全程调解，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分工协作的“大调解、大服务”工作机制，建立完善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制度，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协议履行率，使涉案在30000元以上的矛盾纠纷都能通过“三调联动”的方式予以解决；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案件在每个司法所至少达到10件以上。

（四）牢固树立办案意识，着力做好“三个提高”。一是提高人民调解办案数量。在1万人以下的乡镇司法所、调委会年排查调处纠纷数量要达到60件以上；1万-3万人的乡镇司法所、调委会年排查调处纠纷数量要达到150件以上；3万人以上的乡镇司法所、调委会年排查调处纠纷数要达到200件以上。各级调解组织、调处民间纠纷总数较上年提高20%以上；调处纠纷建档归卷率要达到40%以上，所有建档归卷的矛盾纠纷根据难易程度，按50—100元的标准发放调解员“个案补贴”。二是提高人民调解的工作质量。通过司法所、社区和村级以上调解委员会调处的矛盾纠纷，要做到当事人基本情况记录清楚，调查笔录格式规范，调解程序合情合法，调解协议签订明确，回访及时真实，使全县调解文书档案合格率达到90%以上，协议履行率达到95%以上。三是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效果。在开展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中，结合党在新时期开展的农村中心工作，锻炼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广大基层调解人员的实战能力，提高发现矛盾的排查能力和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能力，使纠纷排查预警率达到80%以上，首席调解员的聘用率、调解工作的覆盖率和人民调解“三项经费”的落实率得到明显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效果日益凸现。

三、方法步骤

全县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年活动从3月份开始，至12月底结束，具体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3月1日至3月10日）。层层召开动员会，组织司法行政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和人民调解员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规范各种调解文书格式，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有效形式广泛宣传开展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的重大意义，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二）具体实施阶段（3月10日至11月30日）。按照方案部署，采取边宣传、边调处、边规范、边推进的方法，扎实开展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认真做好纠纷排查调处、受理登记和调解信息统计工作。活动开始后，各乡（镇）、各部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积案，要逐一登记造册，明确包案领导、责任部门、办理时限和结案要求，于3月25前上报县“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办公室。每月5日前上报基层工作月报表和两期简报，并至少报送一件预防和制止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或一件创新的工作做法。在活动中，县上将适时召开全县人民调解推进年现场会，组织开展“争当人民调解能手”评选活动，抓点带面，推动全局。

（三）总结表彰阶段（12月1日至12月31日）。各乡镇、各部门要对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进行全面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报县司法局，由县司法局汇总后报市局基层科。8月份将召开全市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现场交流会，树立典型，推广经验，完善制度，规范工作，并对涌现出的先进集体、规范化司法所、先进调委会和人民调解能手予以表彰奖励和命名。

四、工作措施

（一）创新工作方法，努力探索人民调解工作的新路子。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在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传统的调解方式和手段越来越不适应人民内部矛盾多样化和复杂性的要求，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作改革与发展已成当前“保稳定、保民生、保增长”的一项紧迫任务。各乡镇、各部 门要在已创建的民情日记、口袋调解、阳光调解等新方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建立新机制，解决新问题。要在拓建人民调解协会，扩大工作领域，完善组织网络，提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增强调解协议法律效力上做文章，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全员参与人民调解的积极性，把人民调解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相结合，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结合，使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创新工作机制，努力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各乡镇、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人民调解法》和司法部《关于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要求，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增强人民调解程序的公正性。遵循人民调解三项原则，按规定进行登记和制作笔录，根据需要或者应当事人的请求制作调解协议。要把人民调解员的角色从单纯的纠纷调解员向法制宣传员、维稳信息员和社情民意调查员“四员合一”的角色转变，实现对每件纠纷，按村、乡镇（社区）、县三级，实行逐级调处，调处不成进行转交、转调的“三三制”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三）加强协作配合，整合工作力量。各乡镇、各部门要按照县上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抽调工作人员，成立工作组，主动开展本辖区、本系统内的人民调解工作，加强衔接配合，共同解决问题。政法部门主要负责涉法涉诉信访、特别是政法机关重信重访问题的排查调处；综合治理和司法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一般性矛盾纠纷特别是民间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维稳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的预警和化解处臵工作；信访部门主要负责信访积案的化解工作。土 地、林权等纠纷，由民政部门牵头，国土资源、林业等部门共同负责；学校问题，凡因学校或教育系统内部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由教育部门牵头负责；涉油矛盾纠纷，由政法委协调，国土资源、环保局、石化办等部门以及所在乡镇共同解决；因拆迁、建筑施工等城镇建设工作引发的问题，由城建局牵头负责；婚姻家庭、邻里等民间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以司法行政部门、乡镇政府为主，公安、民政、法院和妇联等部门各负其责。对于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问题，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职责范围确定牵头单位，明确各自责任，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加以解决。对于涉及面广、矛盾长期积累、容易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问题，相关部门要深入研究分析，制定相应的对策，切实做好调处化解工作，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本行业、本系统内部。对已交办的疑难纠纷，凡当事人再次发生到县、上市、赴省、进京重复上访的，一律实行倒查问责。对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造成纠纷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发生群体性事件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任，要依据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四）加大培训力度，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各乡镇、各部门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民调解员，进行分别培训。在培训内容上，要突出国家新颁布的《人民调解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部颁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人民调解文书格式及使用说明》等法律法规。在培训方式上，要采取专题辅导、以会代训、现场观摩、组织人民调解员参加各类培训班和接受人民法院的指导培训等形式，注重在实用性和规范性上下实手，出实招，要对人民调解员实行登记备案和持证上岗制度。

（五）丰富活动载体，搭建人民调解工作新平台。充分利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和争先创优活动之机，在新农村示范点创建“法制文化长廊”，创办“法制橱窗”，以案说法，将法制宣传渗透到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优势，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基层，进村入户，扎实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坚持把推进人民调解年活动与法制宣传教育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维护群众利益相结合，积极预防与排查调处相结合，做到信息联通，力量联用，纠纷联排，矛盾联调，及时有效地将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化解在始发阶段，解决在萌芽状态。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开展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保障的实际行动，也是体现执政为民，保障民生，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县上将成立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各乡镇、各部门也要提高思想认识，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强化责任，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二）搞好协作配合，强化对人民调委会的指导。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项职责，更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首要任务。人民法院受理基层调委会进行诉前司法确认，委托诉中调解，诉后执行和解的民事案件要依法依策，依事依据，积极推行，全面实施，对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审理结果应以适当方式告知司法行政机关或调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调解员旁听案件审理，安排调解 员参与庭审前的辅助性工作，可聘任有经验的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能，具体指导和监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不断推进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制度建设，规范人民调解工作，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三）突出工作重点，注重工作实效。各乡镇、各部门要以人民调解推进年活动为抓手，在全面加强和规范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深入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促进廉洁公正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案、挂牌督办、定期排查、协调会议、责任追究等制度。特别要突出涉法涉诉、医患纠纷、司法不公和判决执行难等引发的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使这次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四）强化督查指导，确保措施落实。县上将成立督查组，定期不定期地深入各乡镇、各部门和企事业进行督促检查，指导推进年活动正常开展。对活动开展不扎实，业务不规范，成效不明显的要通报批评，责令补课。各乡镇、各部门也要加大自查力度，经常深入村组和各调委会，现场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和推动活动顺利开展。要注意信息沟通，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及时上报情况，活动结束后，县上将予以全面总结，并纳入年终综治考核的内容之中，给予奖惩。

主题词：司法

人民调解

实施方案

通知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华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2月28日印发

论行政诉讼调解具体制度的构建 篇7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范围,合法性程序性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在司法实践中, 绝大多数的法院在行政审判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开展了调解工作。为了避免和法律直接相抵触,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被变相称为“协调”、“和解”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将这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新方法称为‘协调和解’, 实际上与人们耳熟能详的诉讼法专用语‘调解’没有什么区别”。 (1) 由于调解成功的案件主要以撤诉的方式结案, 各地法院行政诉讼案件保持较高的撤诉率这一事实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行政案件调解情况。这表明,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委婉地得到较频繁地应用。

此外, 最高法院也多次发文旨在对实践中的行政诉讼调解工作进行指导。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发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探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要求;在同年3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又进一步指出, 对行政诉讼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 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人民法院要通过行政诉讼案件的和解实践, 不断探索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多种结案方式, 不断创新诉讼和解的方法, 及时总结经验, 不断完善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工作机制。

这些现象表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事实上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应用, 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已无需作过多的论证。当务之急是对如何构建完善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作深入的具体研究, 确保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法治的轨道中发挥其“定纷止争”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 “要抓紧制定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问题的司法解释, 为妥善处理行政争议提供有效依据”。 (2) 故本文意在对行政诉讼调解的相关实体和程序制度的构建作一番分析, 并提出个人建议。

一、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

行政诉讼调解有别于民事诉讼调解, 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 行政行为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撤销或变更合法且适当的行政行为和放任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都会对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其次, 无限制的协调可能会导致无原则地妥协, 其结果是以牺牲法治秩序为代价, 求得个别矛盾的解决。这种个案的解决方式, 对法治秩序产生不良影响。再次, 行政诉讼协调只能是行政诉讼裁判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不能什么案件都进行协调, 否则将会严重削弱法院的司法审查功能, 削弱行政审判作为行政权依法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功能。在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下, 为防止行政诉讼的权力监督功能受到过大的冲击, 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行政诉讼协调的范围。虽然全国行政审判的总体司法环境逐渐改善, 专家起草小组成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

动者人数的增长率或者提高资本生产率, 否则就只能降低人均消费水平。因为只要资本的边际产品大于零, 如果平均每个工人使用的资本增长率为正数, 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就是正数。同时, 考虑到劳动者的增长, 假定每个新工人所使用的资本数量与每个老工人所使用的资本数量相等, 那么单单为了使新工人得到同样多的资本装备, 就必须从现期收入中抽出一部分作为新工人的装备, 于是人均的消费水平就会受到影响。这就是说:劳动者人数增加

说:“计划生育和婚龄有密切关系, 如果婚龄定的低, 按1950年《婚姻法》, 男20岁、女18岁结婚, 百年内可能会生五代人, 而稍微定晚点, 就有利于控制人口。” (6) 可以说, 婚龄立法的法律效果基本实现, 社会效果也不错。但是还不能说婚龄的规定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尤其表现在社会效果上。其出发点就是从经济增长率角度来考量。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如果把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目标, 就应该控制劳但政府的干预并未完全杜绝。如果不对行政诉讼协调的范围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定, 对合法的行政行为进行维持, 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协调, 长此以往, 行政审判威信必将大大降低, 行政审判的公信力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以上因素的考量, 行政诉讼调解的范围应当予以一定的限制, 而不能容许原被告双方进行无限制的自由处分。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以期对行政诉讼范围进行限定。

(一) 行政诉讼调解是否仅针对诉讼标的而言

笔者认为, 行政诉讼调解只能针对诉讼标的。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 双方调解的范围不拘泥于原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 可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基础上自由达成合意。在行政诉讼调解中, 由于行政被告一方恒定为行政机关, 原被告双方的地位和力量实质上是不对等的。若允许原被告脱离原诉讼标的范围进行调解, 行政机关有可能在既脱离法院审查又违背相对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进行调解。

由于行政机关拥有十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强大的影响力, 且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往往具有持续的长期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若允许行政机关脱离原诉讼标的的范围由行政机关就任意事项进行调解, 这将很难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行政机关便可变相扩大调解范围, 在调解的合法外衣下将其意志强加于相对人, 法院却无从知晓或无计可施。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种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 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干预, 迫使其进行调解。这一问题在行政诉讼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各地相继建立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后, 行政案件的裁判结果直接影响到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评价, 有些地方党委、政府规定, 对行政败诉案件涉及的行政执法责任人追究执法责任。为此, 一些行政机关为防止败诉, 甚至会在诉讼过程中广泛调动社会资源, 采取各种方式迫使行政相对人进行协调或接受其并不愿意接受的和解协议。这将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保障行政诉讼协调公正、合理。

(二) 合法性问题可否进行调解

对于行政行为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案件, 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未授权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行政处罚类案件除外) , 且行政机关对合理性问题具有自由裁量权。故被告在自由裁量权的法定范围内与原告就合理性问题进行调解并无不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 我们在行政诉讼中可否适用调解呢?笔者认为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首先, 合法性问题不可调解。行政机关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问

的越多, 越迅速, 经济中要求追加的投资量就越大, 人均的消费水平就越难以提高。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或者缓和这个主要矛盾, 在社会生产力还不能迅速提高的情况下,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控制人口数量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效果。

法律的制定, 当然是希望法律被遵守, 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 从而形成 (下转第85页) 题涉及的是行政行为的定量问题, 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原则的合法性问题涉及的是行政行为的定性问题。对于定量问题, 行政机关可在尚未引发行政行为性质变化的量的范围内进行合理的处分。这既不违背依法行政原则, 又发挥了行政行为的灵活性, 可谓是合法合理。但对于定性问题, 在我国的制度设计中并未赋予行政机关自由处分的权力, 无处分权自然也就不构成调解的基础。行政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由中立的裁判者———法院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进行判断, 从而实现对行政权行使的有效监督。若允许原被告就合法性问题进行调解, 这事实上是将法院监督行政权的职能架空。行政诉讼法其中一个基点就是:法院仅对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 合理性问题不对行政机关加以干涉, 由行政机关视情况自由裁量。因此, 将合法性调解排除在行政诉讼调解之外是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点相吻合的。

其次, 合法性问题不可调解是否存在例外情况。有些学者认为, 考虑到行政审判的社会效果, 对那些行政行为存在合法性问题, 但撤销后将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 如涉及到国家重点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可能引起社会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 也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协调的方式予以解决。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行政行为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可进行调解。因为对于此类重大案件所争议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仍需由法院作出裁判, 该具体行政行为撤销与否的判决或裁定也需由法院作出。至于“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协调的方式予以解决”仅仅是针对因维持或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影响了相对人的利益后进行的补偿或赔偿问题。这类似于行政诉讼中的情况判决。

由法院对此类重大案件争议所指向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进行审查, 确认合法或违法, 若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 但撤销该行政行为又会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时, 由法院作出确认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 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造成损害的, 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和赔偿方式可以进行调解。这说明, 对于同一案件中涉及的合法性问题, 只能由法院进行审查裁判, 至于其中诸如赔偿等涉及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则可通过调解解决。但这两者不能混同。

综上所述, 行政诉讼调解应当限定在原诉讼标的范围内, 就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和处分权的合理性问题进行调解。

二、行政诉讼调解的程序性问题

要将行政诉讼调解置于法治的轨道, 其程序性制度的设立至关重要。笔者将就以下三个方面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程序性制度进行分析。

(一) 行政诉讼调解的启动者

行政诉讼调解应当由谁来启动?是只需一方申请, 或一方申请并需对方同意, 或双方当事人都申请, 还是法院提出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笔者认为, 调解的本质和内涵在于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 并经自由合意就争议达成协议, 从而化解纠纷。若行政诉讼调解的启动不能保证是基于双方当事人合意的, 后果将极其严重。这将难以保证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得以保护和行政权的行使得以监控。笔者认为, 无论是相对人一方还是行政机关一方, 甚至是法院提出申请, 都应当在确认当事人双方是出于自愿。故行政诉讼调解的启动者应当是当事人双方, 至于发起者或申请者可以是任何一方甚至是法院。

(二) 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程序阶段

行政诉讼调解究竟适用哪些程序阶段?是在法院立案后判决前便可进行调解, 还是需经庭审后判决前进行调解, 甚至是起诉后立案前就可进行调解?

笔者认为, 行政诉讼调解应当置于法庭庭审后判决前进行。持这一观点的并非笔者一人, 有学者就主张, 诉讼和解的时间应仅限于庭审阶段。 (3) 理由在于:

为确保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 对受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是行政诉讼这一制度的基本旨意, 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放弃。任何受诉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法院的庭审以确认其合法与否, 而后才考虑对于依附于该受诉行政行为之上的一些赔偿、补偿或具体执行幅度和方式等可自由裁量的实施事项进行调解。

若允许在受理案件后未经庭审便进行调解, 那么对于受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谁来审查。法院是否可以忽略或放弃对受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即法院对受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是否必要。笔者认为, 受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只能由法院来审查, 且法院必须履行“审查”这一职责。否则, 任何行政机关都可以与法院联手以调解之名掩盖受诉行政行为违法之实, 行政诉讼制度保权利和控权力的两项基本职能如何得以保证。行政诉讼调解只能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一项补充。若对调解的范围和适用阶段不加以限制, 保证行政诉讼基本职能得以实现, 行政机关势必利用其强大的行政权力, 披上调解的外皮将吞噬保权利和控权力这一行政诉讼制度的精神内核。届时, 行政诉讼制度就徒有空壳了!

(三) 行政诉讼调解中的诉前调解问题

诉前调解, 也即法院在收到起诉状后立案前进行调解。笔者认为, 对于诉前调解应当加以禁止。

现实生活中, 被告动用其具有的实际影响力, 对原告施加压力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现行的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法院和被告一起做原告工作, 动员其撤诉或接受和解协议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部分法院搞诉前协调, 收到当事人的起诉状后, 并不及时立案, 而是做诉前协调工作, 变相地提高了受案的门槛, 增大了当事人的诉讼心理压力。在案件基本事实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进行诉前调解是不恰当的, 有失公正的, 且难以防止被告变相压制原告的真实诉求。

诉前当事人双方的协商应当被称为和解, 是没有强制执行力的, 若相对人一方对达成的和解不服或反悔的, 仍可进入诉讼程序进行解决。

三、结语

在审判实践中, 协调、和解这类带有调解实质的纠纷解决方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行政诉讼之中, 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是通过协调、和解方式解决的, 这一现状表明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具有现实性, 这是我国行政审判实践的需求, 也是顺应司法为民的宗旨要求, 这样将更有利于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权威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在《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得调解原则的前提下, 其毕竟是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非正式制度, 其间可能牺牲了司法的公正形象、原告的合法权益或者公共利益, 冲突只是在表面上得到暂时的缓和, 其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对抗, 如果不加以正确合理的疏导会造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冲突。而法院的实际调解工作处于地下状态, 形成“公开的秘密”。一方面, 对于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形成间接的否定, 容易造成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诉讼法律规范的信任危机, 甚至对法院行为产生不信任的质疑, 影响司法权威;另一方面, 处于地下状态的法院调解, 实际上处于法律约束的真空状态。与其让这种事实存在的诉讼调解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 不如从制度上进行规范, 使之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 从而消解因制度空缺带来的不良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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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斗斗.肖扬:抓紧制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司法解释.法制日报, 2007年3月29日第8版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完善 篇8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两造当事人；民事诉讼调解

长期以来，法律对于行政诉讼调解规定的过于刚性，即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程序。这种制度导致法官在行政诉讼调解实務过程中并无经验。而今年新法只是新增加可以调解案件种类，却并无具体实施办法。本文着重探讨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实施过程中具体建构问题。

一、行政诉讼调解主持者人数宜相对增加

拙见以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不仅可由主审法官主持，由于法律并无调解主持人之人数限制，故管见以为，可以适当吸收公正之社会人士，譬如人民调解员的加入，这样无疑使调解结果更具社会公信力，并由此实现法自身的教育功能，一举多得；同时鉴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即主持者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干扰的概率从理论上明显高于民事诉讼调解，这些因素主要来自行政机关的强行施压或调解主持者由于种种现实原因而主动对行政机关讨好献媚，故行政诉讼调解不宜由独任制法官组织双方调解。简言之，对行政诉讼调解的主持人数可以适当增加，同时对主持者资格宜做相对限制。总而言之，如何从根源上保障调解主持者的公正性，新法规定仍显过于原则，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摸索并总结经验，并将此经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巩固。

二、行政诉讼调解的阶段和次数应当明确规定

由于行政诉讼法一百零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内容，可以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法条或者直接适用该法，故笔者以在调解制度发展中相对完善的民事诉讼法作为切入点，来研究调解的阶段和次数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原则贯彻始终，当然以非讼案件与其他特殊案件为例外。换言之，对于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而言，在诉讼进程中的任何阶段，只要是当事人或者是法官任意一方认为此案件不需要再进行审判时，即可申请启动或者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对于行政诉讼也宜类比民事诉讼的作法，调解也应当贯穿于行政诉讼的全过程，即既可在案件被受理之初进行调解，也可以在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调解。笔者不赞同以上观点。诚然法官边调边审的做法有助于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的转化，降低了法院解决纠纷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但是，这样的追求纠纷解决的结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司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故依愚见，行政诉讼调解应当继受外国立法例的相关规定，在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提出，并以一次为限，从而督促两造当事人善于抓住调解的机会，不会使调解过于迟延而影响庭审节奏，同时亦不至于损害公共利益。

三、行政诉讼调解两造当事人不得任意反悔

在行政诉讼调解过程中，无相关制度设计，故笔者参照国内民事诉讼中相关制度以参考。通说认为，在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中关于当事人反悔权主要参见民诉法第九十九条及新司法解释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即“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推究其立法意旨，主要是因为在我国调解书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判决书效力相当。故给予当事人仔细考量的机会，避免因调解达成而得不到法律救济。然而，这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遇到了较大问题。首先，该条规定造成法条上规定的不一致。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有四种案件是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而不制作调解书，便不可能产生调解书送达问题，两造主体只要在法庭庭审笔录上签字或盖章，调解效力即当庭发生并与判决一样产生结案的效力。或言之，对于调解书有送达程序的就可以不提供任何理由获得反悔权，而没有送达程序的就没有反悔权，这种做法无疑在立法和司法程序层面上造成了不同案件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不平等。其次，调解过程如是在法院合乎程序正义的调解程序下进行，并最终达成的调解协议或法院由此做出调解书，而两造当事人在最后送达阶段无理由而以反悔，造成法院之前工作前功尽弃，无疑是对司法公信力的二次伤害。再次，反悔权的设立会导致当事人有恶意诉讼之虞。一方当事人的任意反悔，势必会使另一方的时间、精力、物质方面受到损害。鉴于以上逻辑性的问题，依愚见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中不设立当事人的反悔权。当调解书送达，经当事人签收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拒绝签收的，必须提出适当的理由，如调解中程序违法、调解中有胁迫、调解书与达成调解内容不一致等问题造成调解可能无效或者可能被撤销的情况。如果不能提供，按照判决的视为送达情况处理，双方即受调解书的约束。

四、通过再审程序补救行政诉讼调解的瑕疵

任何司法实践过程均不能避免瑕疵，行政诉讼调解亦然。法谚言：无权利则无救济。对于法律实施中瑕疵如无救济途径，则正义不能实现。行政诉讼调解出现在两个方面，即程序上的瑕疵原因在于调解程序严重违法；实体上的瑕疵指调解协议的内容有失公正，从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是损害了第三人、集体亦或国家的利益。故我们要提供双方当事人权益一旦受到侵害时救济途径，更要兼顾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尽最大程度保障从诉讼地位上具有先天性弱势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将针对不同的情况试探讨具体的权利救济途径：若当事人认为调解内容是无效或者是可以撤销的，或程序上主持人有严重偏向，不能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时，管见以为，当事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提起案件的再审，一种是类比《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审判监督程序之规定，即当事人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种是向上级检察院申请抗诉而启动案件的再审程序。

参考文献：

[1]顾贵学.对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J]理论界.2006（5）

[2]刘琼.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社科纵横2007（6）

[3]郑忠林.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完善——从民事诉讼角度分析西部（法制文学版）[J]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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