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共8篇）

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篇1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 “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

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叶孝信主编 《中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海英主编 《社区警务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3、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律史》 法律出版社 19954、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 19985、李贵连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6、马小红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7、陈宏冬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文茜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

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篇2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有学者指出, 所谓“法律文化”, 是以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分支领域。中国的法律文化源远流长, 既包含了法律思想, 又包含了人们的法律意识。有两个主要的特点, 首先,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思想, 其次, 融合了法、释、道各派学说。

二、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潜在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有一定的价值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 凡是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都是有价值的, 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设中的潜在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本质是以人为本, 重视人的思想。珍惜生命, 关注人的内在, 注重人的价值, 但是在君主制的国家里, 人的权利和利益被压制到最低, 君主的权利得到无限的扩张, 直至现代中国仍然存留着浓重的独裁和专断的思想。现代法制建设中, 要以继承和发扬的原则, 在吸收以人为本的理念时, 摆正个人的位置, 保障个人的合理权益的前提下, 不断完善法律制度。

(2) 法律与道德相统一, 礼法结合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注重法律和道德的统一, 引礼入法, 主张以教化为主。但是, 在古代中国, 主张“德治”优于“法治”, 只有符合道德的法律才是有效力的。现代法制建设中, 应该坚持二者协调发展, 提倡“德治”和“法治”并用, 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 以“法治”作为根本方式。

(3) 通过调节解决纠纷。在历史悠久的社会中, 出现了纠纷, 人们往往会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认为互谅互惠, 重秩序, 轻权利。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调解的纠纷, 在表面是看似解决了问题, 实则矛盾暗藏, 不定时的会爆发, 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在现代法制建设中, 虽然也提倡民间调解, 但是应该在明辨是非的前提下, 通过调解使双方明白各自的责任和权力所在, 互谅互让, 并不是一味的和稀泥。

三、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至今, 对现代法治建设有其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 我们应该积极的认识, 更好的继承精华, 整合多元化文化, 确立正确的主流文化, 形成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体系。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有以下几方面:

(1) 加强人权保障。要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落到实处, 消除等级观念, 树立权利本位, 体现民主、平等、自由的观念, 培养人们树立主体意识, 只有这样才会将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平等的解决。法律作为一个外在的因素, 促使每个人都受其约束, 只有法治社会才能产生和谐的社会, 在加强人权保障的前提下, 建设和谐的法制社会。有学者说, 现代之法是人本权利执法。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并发掘有益于现代法制建设的优秀的部分, 更加完善现代法制。

(2) 加强“法治”和“德治”的融合。法律和道德作为调控人的行为的两种手段来说, 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在解决人们矛盾的时候不能忽略其中一方面, 不能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 也不能单纯的以“法治”为主。现代法制的构建必须基于清理的认同之上, 把握“恭行天理, 执法原情”的真谛。将道德融入法律, 法律中又体现对人的关怀, 把天理、国法和人情有机的结合起来, 从而有利于法律的实施、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3) 建立合理的诉讼观。在现代法制建设中, 同样要借鉴以德息讼的思想, 在司法活动中要以调解来解决民众纠纷, 互谅互让, 不排除“人情”的调解作用。要本着利民便民的原则, 尊重民意, 用调解缓解社会矛盾, 基于经济和公平的原则, 让人们自愿采用非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 用理性的协调方式达成共同利益的共识。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社会和感情的需要, 要本着批判的精神借鉴传统经验, 使法律效力和社会效应达到双赢。同时也尊重社会伦理, 减少了诉讼费用和时间, 更便利更快捷。

四、结束语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得以继承和发扬, 我们要在认清事实的前提下, 吸取精华, 摒弃糟粕, 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的道路。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合理的转换, 将继承、改造和出新的工作做好, 要态度上积极、认识上肯定、操作上谨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要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再创辉煌, 为现代法制建设提供理论逻辑基础, 在中国特色法治进程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高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2) .

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篇3

摘要：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曾产生了灿烂的法律文化。然而在近代，却面临着中华法系解体的尴尬，并在文化冲突的窘境中开始了法治化进程。本文试图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宋朝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文化考察，从而揭示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上的差异。

关键词：法治；法律传统；契约；自由

中图分类号：DF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139-03

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曾产生了灿烂的法律文化。中国古代法源远流长，称得上世界上最古老、最持久的法制之一，排列整齐的法典，卷帙浩瀚的文献，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现象自然不能以法律不发达，社会发展处于低级阶段等理由来解释。中国古代，亦有过著名的儒家与法家关于法治与人治的争鸣，然而儒法关于法的分歧只是态度问题，而非理解问题，即都将法理解为统治社会的工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儒法能够合一了。[1]与此相反，古希腊罗马将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中国古代法只是刑，是镇压手段，暴力工具。法律所及之处，没有纯粹的私人事务，一切都与国家有关。这就是，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的差异。

一、法与法治的含义

（一）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对法的理解

在古代中国，与法有关的字有刑、法、律，从古代文献来看，对于法，三代时称刑，春秋战国时称法，秦汉以后称律。称谓上虽有不同，其内涵却未曾变化。从中国古代法的产生过程来看，其来源于氏族之间的征伐。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正是由战争强化的权力和族长传统相结合所产生的。这种国家产生的模式与恩格斯所说的完全不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力量就是国家。”[2]这种基于氏族与战争产生的国家，客观上要求一种严密的上级控制系统。首先，国家的产生不是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的，相反，它保留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其次，国家权力并不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是赤裸裸的族姓之间的征服和统治。

与中国法产生迥异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与法律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古希腊国家的产生得益于社会分工的扩大，以及在此基础上氏族组织瓦解代之以社会集团出现的结果。我们熟知的梭伦立法，即是由于贵族与平民两大集团的激烈争斗，导致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否则两大集团可能同归于尽的地步。古代西方法是社会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一方以暴力无条件地强加于对方的命令。亚里士多德曾言：“任何力量，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为以促进和维护社会福利，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3]后世的西方学者则完全基于亚氏理论，宗教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法是借以调节人类行动的理性的某种命令，法是人类赖以导致某些行动过和不做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追责或尺度”。

（二）法治是一种形式

在西方，法治永远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从古希腊到近代法国、英国，再到现代美国、瑞士，法治理论的含义经历了极大的变迁，然而，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和古罗马的法律，可以为西方近代国家所继承，后者又可以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现代化国家所借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些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合理化。以此，不能不说，法治理论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内在品质。法治，主要不表现在内容而在形式方面。所谓法治，恐怕首先应当理解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一种秩序类型。[4]

二、欧洲及日本的专制时代

翻开西方的历史，我们不仅同样的看到血腥、残忍，即便是今人所称道的法律，也未必就是那么的至上与神圣。在西方历史上，从罗马帝国一直到洛克以前的英国和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二战之前的德国，欧洲政治的基本格局是专制统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展开对西方专制统治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欧洲文明史做一粗浅的梳理。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文明之后，西方社会遭遇了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战乱和劫掠几乎夷平了所有古代城市。西方城市文明所体现出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亦告消失。自此，欧洲进入了与黑暗、愚昧相伴的漫长的中世纪，直到11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城市和商业方才逐渐复苏，与此相伴的则是专制国家的盛行，在欧洲即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前后的一百年里，先后出现了一批专制的政治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

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中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个穷兵黩武的国王，强大到可以宣称“朕即国家”。我们也曾记得13世纪嚣张的英王要求议会通过征税的法律。如果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发生于启蒙运动之前人们愚昧的年代里，那么19世纪产生的民族统一国家德国、意大利则将专制统治推向了高峰，要了解德国的法制对社会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看看我们的民法，你就知道了，然而德皇威廉一世及其继承者则毫无疑问的不喜欢受到法律的限制。对于意大利，看看马基雅维利的《利维坦》就可知晓一二。

法律为主权者所制定，依靠国家力量而推行，这种观念在19世纪以后颇为流行。这些反映在理论上，则表现为标志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分析法学派的形成。分析法学派认为法是主权者的命令，借强力推行，所以它强调意志与强力。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极其形似，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这大概是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效法日本的原因。在被列强打开国门之前执行锁国政策，可以说，由于其海岛国家的地位，日本历史上只受到过成吉思汗的短暂军事威胁，日本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同样深刻的国家，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逐渐的也走向了法治。

三、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

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法制状况，虽就发展形态上讲，他们都是发达的，但最终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二者的差别是本质上的，仅有时间的延续，量的积累，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

（一）法律起源上的不同

法律起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内在品质，正是这种起源上的差异，影响了各自后世法制的发展。中国的古代法起源于氏族征伐，人民将法律理解为刑，这已如前述，与此相比较，盛行于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法则产生于平民与贵族间的冲突。其人民的法观念相对温和，内涵也更丰富。这多半是因为古希腊和罗马人面对的问题与我们祖先要解决的问题很不同。他们那里没有中国惯常见到的氏族间的征战和压迫，却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集团主要是根据利益而非种族、姓氏来划分的，他们寻求的只是社会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而不是族姓之间的统治和压迫。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找出某种中间道路，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仿佛是订立一项“社会契约”，是大家共同遵守条款，和平共处。西方古代社会贵族与平民的斗争，结局往往如此。自然，维护这种局面需要一套各方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一个“中立”的权威。

（二）法律与权力的关系

在前述的特定时期，欧洲同样经历了专制统治。然而西欧国家都走向了民主与法治，并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效仿。我们必须看到，柯克大法官所做出的斗争，及他所引用的布莱克顿的名言，“国王在一切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我们亦必须看到长老院与法国国王的对抗。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观念里普遍认为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在国王专制的年代里，因为法律是全社会订立的一个契约。与政治体制相比，文化条件是先在的、决定性的，政治结构不可能超出文化条件所提供的范围。

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文艺复兴，首先复兴的便是罗马文化。罗马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文化。换言之，罗马文化受到了罗马法的洗礼，处处渗透着私法的精神。西方近代法制的建立，除资产阶级的历史要求之外，经中世纪发展整理的罗马法和习惯法以及中世纪的海商法都是重要渊源，而法律文化的渐进性尤为明显。罗马法研究的恢复，其结果首先是在欧洲恢复了法的意识、法的尊严，法在保障社会秩序、使社会得以进步方面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海上贸易的发达孕育了极强的契约观念，而契约关系意味着个人意识的发达。所谓个人主义，作为家族主义或团体主义的对立物，是一种自主人格的主张。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和价值，而且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

四、宋朝法律传统考察

古代中国虽不曾有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或欧洲中世纪城市平民那样的社会集团，没有同样的平民与贵族的对抗，更没有由这种冲突对峙中产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意识，然而，在文化、科技、商业高度发达的宋朝同样优良的法律传统。以下，笔者即从法治实现必备的契约关系和政治自由出发，简要分析。

（一）契约关系的发达

有的学者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归结为法律文化的发达，具体表现为法律所引起的社会关系领域的变革，即人际关系的契约化。在笔者看来，西方近代社会的繁荣，乃至整个经济和科学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业的繁荣。西方近代的法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商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样的城市文明、商业繁荣和海上贸易的发达，也见于宋朝时的中国。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颇为发达，海上贸易物品、范围极为广泛，以此为宋朝统治者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军事上羸弱且国土面积狭小的宋朝，不仅每年要向西夏、辽、金等国进贡大量的岁币、物品，还供养着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官员并保持着历史上最多的常备军，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商业的繁荣，而仅仅依靠人头税和地租，人民将不堪重负而爆发起义，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繁荣景象以及社会的稳定。正是商业的繁荣，催生了宋朝货币经济和契约关系的发展，而这些都有利于培养人民的平等意识。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而以商品为交易对象的商人自然是最具有平等精神和个人权利意识的阶层。契约关系首先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表现，是构成现代生活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最基本形式。

（二）政治自由的实现

法治的最低界限是政治自由。这里所谓的“最低界限”的真正含义，是说，法治的核心问题是自由问题，而且真正有效的自由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归根到底，自由不过是一种稳定的期待。[5]在中国古代，自然不具有法律至上的观念，在中国同样具有至上地位的是礼，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反应在政治上则是开国皇帝定下的规矩，其继任者不得更改。在宋朝，皇帝的权力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但却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制约。这大体是宋太祖所立下的不得诛杀进谏的文官的“法”。在宋朝的历史上，虽有政见不同而被贬职者，但不曾见到一位文官因为进言儿被处死。官员在得到这种稳定的期待之后，自由之风逐渐盛行。政治上的自由，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进而影响了社会风俗的开化，社会的开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呼吁的契约意识和言论自由，早在1000年前的中国就已实现，此时我们最有可能不受外力压迫的走向法治，然而历史常常因为一些巨大的事变而断裂、终止或者转向。在宋朝被蒙古军灭国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也倒退了。

五、结语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缺陷。在最最辉煌的成就后面，往往留下无可挽回的“败绩”，就好像某个器官的过分发达，抑制了其他器官的正常发育一样，终于使他变得萎缩和畸形了。希腊法的悲剧、罗马没有底蕴的哲学等，我们也不能苛求自己的祖先。5000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不仅是国粹，还有糟粕。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法治都是必选的现代化模式，换言之，法治已经成为各国的传统。新中国的法治注定要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曲折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治平.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A].法辨[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52-154.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梁治平.法辨[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9.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传统法律文化 篇4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法治建设、传统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其中古代法典编纂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巨作，”（2）“有关正式的中国法律的文献不仅数量多，容易理解，而且其适用的时间，比所有现代国家法律的历史都更长久。”（3）至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对周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虽然到了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被强行拉入了世界体系范围，在欧风美雨面前，中华法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竟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从晚清“新取”开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从那时起，中国法治变革的参照物就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与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备受冷落，沦为受批判乃至受攻击的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因此，“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如规范是适当的。”（5）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它根植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内在的合理性，那种单纯地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只注重二者的分野，并进而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落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上不至于妄自菲薄以致进而失去前进的勇气。

2．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社会管理创新与我国社区警务建设 篇5

社会管理创新与我国社区警务建设

作者：王静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5期

【摘要】社区警务的建立和完善，是搞好社区治安，维护社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对于社区警务的构建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通过推导与总结，可以从中得出以下四点借鉴意见：

一、强调在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服务意识；

二、提倡社区警务同社区居民参与相结合；

三、鼓励社区警务工作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

四、倡导社区民警激励机制的建立。

【关键词】社区警务；社会管理创新；服务意识；社区参与；激励机制

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针对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治理理念。2011年，社会管理创新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各省成立了社会管理领导小组，并积极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会议，引起了乃至整个社会对于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的热烈关注和讨论。社区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加强社区的管理创新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将视野投向了社区警务的创新管理上，试图从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角度，探讨有利于社区警务建设与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社区警务建设需要社会管理创新的引导

社区警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创新。社区警务是世界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它摆脱了传统的警务与社区脱离的模式，强调社区居民在警务的带领下，共同探讨和改善滋生违法犯罪的各种隐患和环境，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对于预防犯罪，维护社区治安秩序起到了更为行之有效的作用。因而，社区警务不仅是一种警务理念和方法的改革，也是一种社区新模式的开创，这决定了它的发展必然同管理上的进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社区警务要适应社会的需求，就必需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引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矛盾凸显，原有的单纯的以派出所为主导，以治保会为骨干的“基层基础工作”制度不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为缓解派出所在治安维护工作的负担，我国引入了西方社区警务概念，在各地纷纷成立社区警务室。与此同时，一些困境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外援利用不足、考核机制缺乏、在警民关系紧张的地区难展开等。而社会管理创新强调的是以先进的知识、技术和机制进行适时革新，这无疑为社区警务建设中的问题指明了正确的解决道路。

二、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指导下开展社区警务建设

前述已分析我国社区警务建设借鉴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接下来，笔者要探讨如何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运用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

（一）加强工作中的服务意识

社会管理创新提倡改革以往重管理防范、轻服务的思想，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作为基层组织，社区警务室的工作与社区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它更需要体现出这种服务意识。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方便群众，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和利益，积极听取社区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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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区治安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只有这样才能为社区民警树立良好形象，才能方便警务在社区中的展开，才能构建良好的“警民鱼水情”。

（二）注重社区警务同社区居民参与相结合增强全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之意。社区警务是一种依靠社区居民建立起来的警务模式，它同样需要建立起社区居民的参与机制。对此，我们应当加大社区警务的宣传，把社区利益转化为居民的切身利益，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通过相关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只有取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和拥护，社区居民才会主动向社区民警提供各种信息；只有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社区秩序才能得到优化治理。

（三）在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重在一个“新”字上。当下正处于信息化时代，社区警务也要紧跟信息化的新脚步，通过信息化手段来提升社区警务的效能。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信息平台系统，实现网上自动提示、自动预警，指导社区民警开展针对性工作；另一方面，把社区警务工作的过程变为信息采集的过程，将社区警务各项工作，按规范化的要求全部录入信息平台，变原来的“纸袋信息”为计算机的共享信息，提高整体管理的水平。此外，一些省市也创造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社区警务信息管理方法，例如：南宁市望仙坡警务室推出的“社区警信通”短信服务等。

（四）建立和完善社区民警激励机制

重视对优秀管理者、优秀专业人员和优秀社会组织的培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之一。从这个方面上，我们要在社区警务的建设中进一步推进社区民警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是要做好社区民警绩效考核工作，通过问卷调查、网民评价等方式，由群众测评打分，同时还要与社区、村委考核相结合，形成综合考评体系；二是要及时地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社区民警，进行立功授奖、提升职级等，以激励社区民警扎根社区、建功立业。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分析 篇6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分析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 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国家的出现, 传统法文化就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显示了其鲜明特色, 独树一帜。主要深受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影响, 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演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源远流长, 丰富多彩的, 在世界法律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期, 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出现, 传统法文化也在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得以产生。

夏商周三代, 在法律的精神方面, 确定了“明德慎罚”的原则。要求当时的统治者要张明礼仪道德, 加强犯罪预防, 一实现理性结合, 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这一时期, 重视“礼治”, 使得礼学文化得到了充分发展, 成为“制治之源”。

西周时期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 归纳出“礼以遵其志, 乐以导其声, 政以一其行, 刑以防其奸”, 礼, 乐, 刑, 政综合为之的法律学说。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文化, 形成于战国秦汉时代, 成熟于魏晋隋唐, 发展演变于宋元明清, 具有完整的发展命脉。

汉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 确立了以“德主刑辅”为标志的儒家综合为之的法文化学说。这诠释了法律之学, 已经与先秦时期自由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它受制于封建纲常礼教, 听命于官方的权威说教, 基本上是一种官学。唐代是以往各种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 在法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完善了封建法学体系, 使封建行政法学分离出来, 形成独立的分支。唐朝开元时期, 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 制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完整的封建行政法典。形成了相互分立又相互为用的两大法学分支, 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清之际, 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影响到法学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显示了其鲜明特色, 独树一帜。主要深受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影响, 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点

以宗法家族主义为本位的的伦理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在普遍重视伦常观念的中国古代社会, 伦理观念形成了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内涵的法律关系。之后, 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开始了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相结合的伦理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 以家族为本位,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以宗法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是:礼法结合, 以礼统法;德刑并用, 以德为主;重人治, 轻法治;重刑法, 轻民法;皇权至上, 以言代法。

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等级的长期存在和牢不可破。礼就在于通过论证等级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 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 礼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是通过确立“别贵贱, 序尊卑”的等级制度来实现的。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 是礼制的一个重要功能, 以此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 整合社会的目的。礼不仅是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 而且是一种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礼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的合法性,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非常重视礼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因素丰富多彩。如:人治观念、皇权思想, 以言代法, 封建等级观念, 特权思想, 司法与行政合一等, 这些因素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 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根除。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并未失去其价值, 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国情, 深入研究法学理论, 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 促进当今法文化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人文精神

中国文明具有人文性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必然含有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他所肯定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个人价值收到了身份, 性别, 血缘等级的严格限制, 个人权利相对于义务是第二位的这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考虑的。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体现在法律领域, 就是主张立法、司法都以民为本。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 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 令顺民心”, “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包拯说:“民者, 国之本也”。他主张立法当以便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 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并不过时。我们知道, 法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现, 同时也是对人们的各种利益和需求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法以确认、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 因此, 在法律实践中, 必须时刻关注和尊重人的需要, 既不能无视民众的需要, 也不能强迫民众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

3.2 礼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

在古代中国律多指制度规范, 法的价值剥离为礼, 于是礼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礼为主,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 中国古代管理者发现礼治并不是完美无缺.礼治必须得到法治的配合, 才能刚柔相济, 相得益彰, 相辅相成, 二者成为中国古代管理的两根支柱。同时强调礼治居于主要地位, 是仁治的基础, 法治位于次要地位, 是以弥补礼治不足。所以, 礼是一种“序民”的“度量分界”, 是一种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经纬蹊径”。社会安定, 政治稳定, 则偏重于礼治;若社会动乱, 政治不稳定时偏重于法治。礼治是基础, 是前提, 礼治必须有法治的配合。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 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 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 “礼”蕴涵的天人合一, 重教化, 崇尚自然, 圆通、和谐的特征, 至今闪现理性的光芒。

4 结束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 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需要批判, 也要继承, 要吸收中国产同法律文化的精华, 去其糟粕, 我们既要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转化, 也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 1

[3]张晋藩.论礼—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中国法律文化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5.

鲁迅批判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启示 篇7

关键词：鲁迅；批判；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1210.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97-06

众所周知，鲁迅不是法学家。但读罢《鲁迅全集》，掩卷沉思，仍为鲁迅极为精要犀利地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糟粕所作的批判而深深激动。鲁迅的投枪，戳破了旧中国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法制的画皮；鲁迅的匕首，刺穿了旧中国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法制的心脏。细细咀嚼当年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的批判文字，对我们今天反思国是、论述法魂，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一

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法律文化，从总体上抱坚决否定的态度。

他在《坟。灯下漫笔》中深恶痛绝地批判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鲁迅全集》，卷1，第216页。)中国法律文化是“所谓的中国文明”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实难逃“人肉的筵宴”的诅咒。鲁迅说，这“人肉的筵宴”是“早已布置妥帖了”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坟·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卷l，第215页。)“布置”这“人肉的筵宴”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一为“古人的良法美意”，这是上了法律的明文规定。鲁迅写道：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南腔北调集，谚语》，见《鲁迅全集》，卷4，第542页。)

其二为“口含天宪”的掌握立法、司法最高权力的封建帝王的个人意志。这种个人意志使得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可以“头儿胡行于上”。于是“上行下效”，各级各类的“土皇帝”也到处横行霸道起来，胡作非为了。据记载，1933年5月，广西省民政厅曾公布法令，规定凡女子服装袖不过肘、裙不过膝者，均在取缔之列。据此，广西妇女衣裙倒了霉。远在四川的营山县长也闻广西之风而动，派公安人员一一剪掉行人长衣的下截。鲁迅气愤地说：“《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此之谓也。”(《南腔北调集’谚语》，见《鲁迅全集》，卷4，第543页。)当然，更加恶劣的是真正“口含天宪”的帝王们。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曾摘录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中的两件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秦娣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页。)

读着这“君臣之间的问答”(《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页。)，我们对“口含天宪”的理解是可以大大加深一层的。当时鲁迅就作出了这样入木三分的深刻判断：“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181页。)

二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批判，实际上是它的糟粕部分，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法律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这一要害。鲁迅所处时代，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他对封建法律的批判，体现在对当时法制的无情抨击上。

鲁迅用了大量笔墨揭露过旧中国法制不过是用来维护当权的统治者的政治利益的工具。他痛斥“当局者”“虐杀”爱国者：“中国只凭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当局者”对此非但不“反躬自问”，反而“竟将他们虐杀了”。(《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卷3，第263页。)“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于是学生们只好“放下书包来请愿”。其结果是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指责学生的行动使“友邦人士，莫名惊诧”，还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截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等一长串的“罪”名，于是大肆镇压、杀戮……(《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61～362页。)为什么要“虐杀”爱国青年?为什么一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而学生“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呢?其原因盖在于这样就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当局即反动统治者们的“党国”似乎就可以“永远‘国’下去”。(《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 61页。)而在反动当局屠戮青年学生时，所“依据”治“罪”的法律之维护其政治利益的本质，就这样被鲁迅淋漓尽致地揭露无遗了。除上述外，“三一八惨案”，左翼作家柔石、殷夫等的被害以及大批工农群众、共产党员的被杀，鲁迅都曾作文用以抨击反动当局的罪恶统治。这些，与当时的“良法”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但也正好暴露了“良法”的反动本质。

关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本质还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鲁迅的笔下也曾被揭露与批判过。最集中的可以见诸《伪自由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一文(《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61页。)。盛宣怀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1911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但后来都发还了。对此，鲁迅在“吃了一惊”之后，作了“学理上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压迫本来就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象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见《鲁迅全集》，卷5，第133页。)在这里，鲁迅泾渭分明地指出了表现在盛宣怀案上的当时法律维护统治阶级经济

利益的本质。

三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的批判，最大量也最集中的，在于反动法律对“思想犯罪”的残酷镇压。鲁迅把这样的法律叫做“诛心之律”。(《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见《鲁迅全集》，卷3，第42页。)

这种“诛心之律”，最典型地体现在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上，尤以清代为甚。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中，鲁迅写道：“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见《鲁迅全集》，卷6，第54页。)“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就是“经大学士三宝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后又有“幸”被皇上“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而“改为处绞立决”的。(《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见《鲁迅全集》，卷6，第54页。)尹嘉铨究竟犯的什么罪呢?原来他到了“致仕”(退休)之后，唆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奏请为他死后加谥。对此，乾隆皇帝的“朱批”是“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要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但尹嘉铨在未得悉皇帝批示前另有一本奏章，请许当朝“名臣’’汤斌、范文程等“从祀孔庙”，内有“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文字。乾隆皇帝一见，竞勃然大怒，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这就被构成了“谋大逆”的罪名而“处绞立决”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见《鲁迅全集》，卷6，第10页。)

这种文字狱，到了鲁迅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盛行于世的。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一文(见《鲁迅全集》，卷6，第499页。)中，鲁迅记载了三个青年木刻爱好者无端罹罪的事。其中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青年学生，在致朋友的一封信里谈到他母亲因困苦而死时写道：“……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我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这青年就被“好象老虎”的警察“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宿舍的大门口去了”(《且介亭杂文·写于深夜里》，见《鲁迅全集》，卷6，第504～505页。)。其结果是按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有期徒刑五年。其审讯判决的全过程为：

“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几岁?，——第二句；‘你是那里人?’——第三句。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

而这军人监狱，又是极为残酷的。“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残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提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且介亭杂文·写于深夜里》，见《鲁迅全集》，卷6，第507页。)这些屈死的“政治犯”中，就有许多是因文字而获罪的。所以，鲁迅在《题<呐喊)》诗中无限愤懑地写道：“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集外集拾遗》，见《鲁迅全集》，卷7，第442页。)

这“诛心之律”到了民国时代不得不以种种伪装来加以掩饰，于是有了所谓法定上的“言论自由”。但对这种虚伪的“言论自由”，鲁迅是不屑一顾的。他特意写了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来揭露它的虚伪性。他写道：“……要知道在现在曾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伪自由书》，见《鲁迅全集》，卷5，第115页。)对这种“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见《鲁迅全集》，卷1，第347页。)的社会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法令，鲁迅斥之为“人肉筵宴”、“人肉筵宴的厨房”，当然不足为奇了。

四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更大量地反映在司法实践中。这“司法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法律条文的规定背道而驰的。之所以背道而驰而又畅行不衰，恰恰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有法不依”。对此，鲁迅深表痛恨，并作了有力的批判。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写道，“有一个这样的国度”，它“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有这样大部法律的国度里，“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鲁迅全集》，卷6，第503～504页。)

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规定国民一律平等，但是，这“平等”又是如何的呢?鲁迅写道，这“平等”就是：统治者们“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南腔北调集‘祝(涛声>》，见《鲁迅全集》，卷4，第561页。)

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也“保障人权”。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人权”在那里只不过是“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的装饰物罢了，“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伪自由书·王道诗话》，见《鲁迅全集》，卷5，第46～47页。)这才是真正的实际的“人权”。

司法的黑暗，在狱政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鲁迅在其作品中多次揭露过旧中国狱政的残酷，从而揭示与抨击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面的“有法不依”、法外用刑的特点。在《伪自由书·“光明所到……”》一文(《鲁迅全集》，卷5，第63页。)中，他指出了“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在《准风月谈，后记》与《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二三事》中，鲁迅也曾以大量的笔墨，揭露过旧中国狱政的黑暗与虚伪。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但可以上述四者为主。如前所说，鲁迅不是法学家，而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法、文学家。所以，他的批判不是法律学理的批判，大多是浓缩了法律观点的精华，大多是以形象的文字表达的。但这种表达方式，自有严肃的学理批判所不及的优点。因此，它对我们今天反恩四十年来的国是，是极有启迪作用的。

五

法律是什么?它是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来到世上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每一个新兴的革命的阶级都迫不及待地制定法律而力行不已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又有诸如上述鲁迅所批判的苛刑酷法呢?

古往今来，万千学问家穷经皓首、苦思冥索而不得其解。有所建树而号称一代法学大家者，充其量不过在“是”与“否”之间作过非此即彼的抉择且作了略显方圆之说罢了。时至今日，在有了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辩证法思维武器之后，是应该作出科学合理的论定了。

诚然，法律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首先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它所带有的强制力，由于是国家的强制力，也就自然以国家的暴力机器如军队、法庭、监狱为后盾。但它决不是一开始就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问世的；它也决不是一直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长存于世的。至于确曾长期以“良法美意”相标榜而实际上又“虐杀人民”的法律，笔者以为，那只是法律的异化而已。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法律有其躯体与灵魂；法律的灵魂是用以卫护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利益，促进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法律的躯体则只有在其“年青”时代具有“审美”价值，起着有益的作用，一旦到了“老年”，就衰朽腐烂，散发臭气，危害生灵了；但法魂是不灭的，推倒陈旧腐朽的法律躯体，创出新鲜活泼的法律血肉，法律又将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亲密朋友和有益武器而施展雄威。

那么，法魂是什么呢?概略而言，法魂之要素主要有：

其一，反映社会前进的客观需求；

其二，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三，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四，规定公民的应尽义务；

其五，保证公民的法律平等；

其六，确定法律的实施效力。

上述要素的综合整体，就是笔者所说的法魂。古往今来，中外各国，无论怎样万化千变、前进倒退，从历史发展的长途来看，法魂总是不灭的。会有“黑云压城”、“冰雪满天”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法魂不得不离开陈腐法律的躯体。但陈腐法律的躯体终将衰朽溃灭，法魂终将“荣归故里”与新的法律躯体相结合而显出勃勃生机，造福人类，促进社会的进步。

如此而言，鲁迅所处时代的酷法苛刑，只不过是徒有其表、虚有其名的法律僵尸而已，其法魂早已“出窍”远飚了。这是因为，鲁迅所处时代的“虐杀人民”的法律，完全没有反映社会前进的客观需求，完全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不保护而且处处侵害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把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一股脑儿压在劳苦大众的身上；法律平等早已烟消云散、不见影踪；法律的实施效力也成为子虚乌有，横行于世的只是法官狱吏及统治阶级其他代表人物的恣意妄为了。

正因如此，这种没有真正法魂的法制的“行尸走肉”，必将被人民唾弃。而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版直排本，卷1，第1391页。)提出“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就是推倒衰朽法制的庄严宣告。“黑暗即将逝去，黎明即将来临”，法魂所乐于依存的新生的人民的法律制度，将在神州大地上逐步建立起来。

但世界是复杂的，万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新时代的法制的发展也只能循着迂回的、曲折的道路前进，法魂与法律躯体的离离合合还会不时地出现。

当然，总的趋势仍然是四个字：

法魂不灭!

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篇8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的法律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诞生了，在漫长的历史之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理念、法律精神、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特征，从而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文化，在众多法律文化中独树一帜。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延续至今，经历了各朝各代不断完善和发展，是中国法律史上的珍宝。随着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独属中国的法律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法律理念、法律文化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改革，进而研究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方向也成为当今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基本课题。本文将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特征、当今面临的挑战和转型方面深入分析。

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进程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轨迹表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具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同中国一样，延续几千年，经久不衰，绵绵不断。每一个国家的文明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自然条件下诞生的，中国也不例外，并且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内涵，其发展一直延续着这种文化轨迹、文化逻辑、历史规律发展着，形成在世界上区别于他国的文明模式。

中国的法律自夏朝开始就慢慢产生，当时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文化之上，经过夏商至西周后，逐渐形成完整的法律文化体系，法律文化特点和基本格局初步建立。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时期，却也是思想碰撞最激烈，文化创新最多的阶段，俗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例如：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仁”及孟子提出“民为贵，君轻之，社稷次之”思想，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和法律观念，道家无为而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法家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将法律视为一种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个思想延续至今，影响深远。

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七国，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国-秦，这其中法家“依法治国”为秦国的建立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史实证明法家文化适合社会动乱时期国家管理，却不适用于和平时期国家治理，主要原因是法家治国思想有悖于中国的底层民意和文化传统，进而导致了秦国的灭亡。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摒弃法家治国思想。至两汉时期，董仲舒在继承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各派思想精华，系统全面的对儒家文化进行改革和创新，建立新儒学。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理念，在全社会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正式确定了儒家文化治国思想，儒学文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的治国理念、法律文化初步奠定，开启了长达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治国方式。

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进入成熟时期。在《唐律疏议》中明确提出“以理入法，得古今之平”主张，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严禁的法律内容，成为古今中外封建典礼的楷模，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

在唐以后，唐、宋、元、明、清的法律制度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与完善，进行了发展和演变，并无诸多创新点可言。

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法律从夏代的氏族习俗文化开始，直至清朝的没落。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过程，必须形成了其独特的法律文化特征。

封建社会的法律仅仅是统治阶级进行国家统治的工具。中国自古以来虽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然而仅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法律观念，法律一直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对于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来讲，法律仅仅只是对底层的人民群众有着强有力的约束性，对其没有任何约束管理效果。法律可以为了维护统治阶级随意修改，成为古代伦理道德和行政命令的附属品，缺乏法律自身的发展，欠缺独立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治性，没有丝毫体现法律应有的功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法律文化中一直存在的社会本位特征。法律要求人们在面对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出现矛盾是，首先应该顾全大局，放弃追求个人利益，转而注重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思想。这就强调社会大众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淡化每一个所具有的社会权利，突出体现国家至上、君权至高的地位，强调公众的社会义务，个人权利求次之。而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强调以人为本，追求个人权利至高地位，强调个人的自由、独立发展，强调国家对每一位个人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要求国家、社会为公众的独立发展所服务，至于国家的义务则放在次要位置。

社会本位主要社会中的人民都应该努力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个人本位则主张国家要帮助每一个大众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模式谁好谁坏，无从判断，也无法判断，各有利弊。例如社会本位会导致权利极度集中，统治阶层漠视底层人民的人权，甚至随意践踏个人权利，随意无视法律权威。但是个人本位也可能会引起个人极度重视自身利益，忽视国家利益，社会、国家缺乏整体性、凝聚力。

进入现代社会，公民个人权利意识迅速提升，社会本位法律文化权威受到挑战。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本位中的某些思想已经不适合现时期社会发展，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要求我们不能对其完全摒弃，也不能全盘接受。对于这种思想应与时俱进，合理取舍，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和制定。如今的社会本位应该依旧确定国家公民有为国家的良好发展贡献力量的义务，但也应注重个人自身的良好发展，不能完全忽视、践踏个人权利，而是应该以社会中每一位公民的发展为基础，再此之上制定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既保证个人权利的保障和个体自由发展，也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长足进步。

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大门，其他国家的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当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相见时，就会产生激烈的碰撞。就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思想大碰撞时期一样，为中国的法律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为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思路。中国传统法律应做出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转型，适应时代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有两条道路可选择：

第一，吸收西方先進法律思想文化，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创造出新时代中国法律观念、法律文化、法律制度。

第二，批判性重建，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不能适应时代的变迁时，就应该及时对其做出调整或者完全舍弃。

如今，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其中，新时代法律文化的构建已经成为重要一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妥善处理好古今中外法制建设的关系，准确把握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全体社会公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实现“依法治国”发展目标，建设新时代中国法律文化，并将之推广到世界，使中国的法律文化可以为世界法律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单位：河北衡水中学）

参考文献：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武树臣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版

[2]《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张喻忻 崔兰琴 《舟山学刊》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