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纪律条例（共10篇）
4.严禁制作、贩卖和传播反党读物和视听资料 5.严禁私自携带、寄递反党读物和视听资料出入境 6.严禁组织、参加反党活动 7.严禁组织、参加反党组织 8.严禁组织、参加邪教组织
9.严禁组织、参加党内秘密集团或其他分裂党的活动 10.严禁搞团团伙伙、捞取政治资本 11.严禁对抗党和国家政策 12.严禁挑拨民族关系
13.严禁组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党
14.严禁组织、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 15.严禁对抗组织审查 16.严禁组织参加迷信活动 17.严禁叛逃行为
18.严禁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党言论 19.严禁在涉外活动中损害党和国家利益 20.严禁党员领导干部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21.严禁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党的规矩 第二章组织纪律 22.严禁个人专权擅断
23.严禁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 24.严禁党员拒不执行组织人事安排决定
25.严禁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大事项 26.严禁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27.严禁对个人档案资料弄虚作假 28.严禁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
29.严禁违规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 30.严禁诬告陷害他人
31.严禁侵犯党员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2.严禁侵害党员的批评、检举、控告、申辩、作证等权利 33.严禁搞非组织活动破坏民主程序 34.严禁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
35.严禁在晋升等工作中违反规定谋取利益
36.严禁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等利益 37.严禁违反规定发展党员 38.严禁违规获取外国身份 39.严禁违规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 40.严禁在国(境外擅自脱离组织
41.严禁以权为他人牟利、本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 42.严禁权权交易、为对方或其亲属、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43.严禁纵容、默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谋取利益 44.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
45.严禁违规向从事公务人员或其亲属、特定关系人送礼 46.严禁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47.严禁违规接受宴请或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 48.严禁违规取得、持有、实际使用各种消费卡 49.严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50.严禁违规经商办企业
51.严禁违规买卖股票或进行其他证券投资 52.严禁违规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53.严禁违规兼职
54.严禁离职或退(离休后违规任职或从事营利活动
55.严禁党员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经营或者从业 56.严禁违规为本人、亲属和特定关系人谋求特殊待遇 57.严禁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或集体利益 58.严禁利用职权侵占公私财物 59.严禁利用职权违规使用公物
60.严禁组织、参加公款宴请、公款高消费活动 61.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 62.严禁违规发放薪酬奖金 63.严禁公款旅游
64.严禁违规接待或借机大吃大喝
65.严禁违规购买、更换、装饰、使用公车 66.严禁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 67.严禁违规举办节会、庆典活动 68.严禁擅自举办评比表彰活动 69.严禁违规兴建、装修楼堂馆所 70.严禁违规用房 71.严禁权色交易 第四章群众纪律 72.严禁侵害群众利益
73.严禁干涉群众生产经营自主权 74.严禁优抚救灾中优亲厚友 75.严禁消极应付群众利益诉求 76.严禁粗暴对待群众 77.严禁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
78.严禁好大喜功致使损害国家、集体或群众利益 79.严禁党员见危不救 80.严禁侵犯群众知情权
81.严禁党员领导干部不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82.党员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发生公开反党行为 83.严禁党组织不履行从严治党责任 84.严禁党组织违规处理违纪工作
85.严禁因渎职导致所管理人员叛逃和出走 86.严禁瞒报和虚假汇报行为
87.严禁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88.严禁违规干预司法行为
89.严禁违规干预公共财政资金分配、项目立项评审、政府奖励表彰等活动 90.严禁泄露、扩散或者窃取涉密资料 91.严禁违反考试录取工作纪律
92.严禁不当谋求公款出国(境
93.严禁擅自延长在国(境外期限或变更路线 94.严禁境外违法犯罪或不尊重宗教习俗 95.严禁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六章生活纪律
中国共产党初次设立纪检监察机构是在1927年4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 党组织系统被严重摧毁。1928年中央决定不设中央监察委员会, 仅设立负责检查党内财务等事宜的审查委员会。193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 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之前, 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 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 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同时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同级党的委员会的一个工作部门, 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1955年3月,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和各级地方监察委员会, 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共产党的监察工作完全停顿。1969年7月,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被撒销。同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重新规定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决定健全党规党法, 严肃党纪, 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 “就是维护党规党法, 切实搞好党风。”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成为新时期纪律检查工作制度化的开始。
1987年11月, 中共十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 取消了十二大党章中关于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的条款,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再称第一书记、第二书记, 而设书记、副书记。2004年到2005年, 中央纪委改革派驻机构的领导体制, 将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和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目前, 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派驻机构已经全面实行了统一管理。这是近年来中央纪委做出的最为重大的改革。中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 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 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 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 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等。根据工作需要, 它可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的通过为进一步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了有效遵循。要确保党内监督落实到位，就必须拿出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激发党内监督内生动力和强大威力，铸造一支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一、强化党内监督面临的现实考验和困境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全面深化，党内监督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1、认识防线的弱化。正确认识是一切行动的前提。一旦认识防线弱化，束缚就会冲破牢笼，不受控制。在党内监督认识上还存在几大误区。一是思想认识上不愿监督。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加强监督，既会影响班子内部的团结，还会影响关系，不利于开展工作，因此不愿意监督，持放任态度。二是行为共识上不敢监督。一怕得罪领导，给自己找麻烦；二怕影响晋升，给自己找问题。在很多问题上不敢去主动承担监督职责。三是行动意识上抵制监督。在一些干部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共同利益链条，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力同质化、同构化现象严重，出于共同的利益而抵制监督的介入。
2、监督体系的淡化。完善监督责任体系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金钟罩”。但目前在一些掌握重要环节和關键领域上的重要部门当中出现“天高皇帝远”，陷入“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困境，越到核心领域，越到神经末梢，监督体系就越发显得薄弱，上面吼一吼，下面紧一紧，上面松一松，下面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监督缺位、滞后、软弱，监督责任体系形同虚设，导致“弱监”、“空监”、“虚监”等问题层出不穷，党内监督“只打雷不下雨”。
3、惩处机制的虚化。加大对违反党内法规的惩处力度是确保党内监督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有制度无执行，有机制无人守，有规定被虚化。尤其是对一些把持重要权力的“关键少数”，由于他们手中握有绝对的权力，出现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一言堂、一支笔、一句话仍然存在，滥权、越权、特权等问题依然存在。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惩处机制成为了无法得到切实执行的“空头支票”，给腐败的衍生扩展提供了温床。
二、要把党内监督责任摆在重要位置
1、从强化监督设计着手，激发内生动力。一是抓好民主集中制渗透化。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监督的核心，尤其是要把民主集中制全面贯穿于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对于重大决策、重要决定以及关键问题，组织开展党员联席会、党员大会以及民主生活会等，将权力集中于整体，而非个人手中，严厉杜绝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而滋生的腐败。二是抓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多面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历来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实打实，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不顾情面、不讲脸面，建立反馈跟踪机制以及巡查监督机制，进一步增强党内团结。三是抓好纪律建设常态化。正确行使好监督执纪问责，把纪律挺在前面，紧紧牵住“牛鼻子”，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强化纪律意识，重点推动纪律督查、纪律监管、巡察、倒逼的制度化、全面化和系统化，让纪律建设成为带电高压线，营造党内监督良好氛围。
2、从细分监督责任切入，形成多元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因此，加强党内监督，必须层层落实与细化，把责任落到具体事务上，确保党内监督不走样。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全覆盖监督责任体系。全面形成从党中央到党员一体化监督模式，健全由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大格局，形成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全方位监督。二要充分调动多种监督形式形成监督合力。《条例》中提出，“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由此可见，既要注重自身监督，又要注重外部监督，既要加强上下级监督，又要加强同级监督。实现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相结合、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优化监督资源，搭建监督平台，充分发挥监督合力。三要重点抓住《条例》中的“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提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首先从这部分人抓起”。因此，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重大事项、重大责任认定书，加强各项事务性公开、透明，成立由纪委人员+本部门党员+群众代表+媒体人员的审核小组，让领导干部置身于党组织、党员、群众、社会舆论共同监督，防止权力过分膨胀，确保党内监督不留空白、没有死角。
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条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是关于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的一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它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的实践，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回答了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
通过学习《条例》，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与实践，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回答了党的纪委和纪律处分方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将会保证我们党始终坚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维护党的章程、严肃党的纪律，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将保证党的纪律的严肃性，通过将法律机制引入到党的队伍建设中，使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通过学习，我们深刻在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关于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的一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它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条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实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战略性的措施。党的制度建设是根据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随时间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实施过程中验证原有制度的前提下，新的《处分条例》增加了廉洁自律方面的规定、加强党风建设的决定、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例、党的监督条例以及民主制度的若干意见，这使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内容得到了大大的丰富，增加了条例的可执行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从原条例的3编、15章、178条、2.4万余字，到修订后的3编、11章、133条、1.7万余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不仅体例、长短发生了变化，新增、去除、修改条文比例高达近90%，有的章节甚至达到100%，可谓是“脱胎换骨”。有关专家指出，《条例》作为负面清单，在党规党纪体系中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调整，有利于其上下游相关法规制度的修订完善，也有利于以党章为核心打造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纪体系。
将原先十类纪律重新归纳为六类纪律，力求“纪律姓‘纪’”“纪法分开”
据介绍，现行《条例》中对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必要和严肃的责任追究，且存在纪法不分的情况，在178条中有近80条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降低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
新《条例》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纪法分开、纪法各表”，纪律的归纪律，法律的归法律。这一方面使得纪律挺在了法律前面，比法律规定更加严格，对党员提出比老百姓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避免党员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得纪委和司法部门的工作更加泾渭分明，避免了工作上重复交叉、纪委成为党内“公检法”等问题的出现。
正是因此，原先十大类纪律中与法律重复的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违反财经纪律、渎职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类别被取消，重新被归纳为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六大类。这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原来的十大类纪律，但却完全做到了“纪律姓‘纪’”，其“制度成色”有了质的飞跃。
“这六大纪律恰恰是‘破法’之前‘破纪’的高发点，循着问题导向加以‘精准防控’，使得《条例》的实体内容凸显了政党特色、党纪特质。这是构建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纪体系的创新探索和经典范例。”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评价说。
突出政治纪律，抓住“纪律中的纪律，规矩中的规矩”
修订后的《条例》把政治纪律列为六大纪律之首，特别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纪条款。这些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结合“打虎”“拍蝇”的实践所丰富的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指出，从党史党建角度看，革命理想高于天，政治纪律重于山。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革命理想和铁的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政治理想是政治纪律的精神内核，政治纪律是政治理想的外化要求。政治组织严密、政治纪律严明，是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基因，也是长期执政条件下抗御风险、兴党强党的巨大优势和根本保证。严明党纪，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严肃执纪，要在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取得关键突破。因为不管违反哪方面纪律，如果听之任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威胁党的执政安全，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可以说，政治纪律是‘纪律之王、纪律之本’，是‘纪律中的纪律，规矩中的规矩’。扭住这个核心就是抓住了党的建设的生命线、纪律建设的根本点。” 谢春涛认为。
高波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以严肃查处政治“破纪”行为为龙头，强化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纪律要求，纲举目张、言出纪随，为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树立了风向标，为以零容忍态度“清理门户，清除存量”确立了定盘星，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拉起了全天候通电、不可碰触的高压线。这些内容丰富、成效明显的执纪监督实践，为修规整纪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强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提供了鲜活证例。因此，将政治纪律作为“六大纪律”之首加以具象化、清单化，让党员干部牢记一言一行的政治标准、政治底线，既是纪律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打造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纪体系的必由之路。
“修订后的《条例》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要位置，是党的纪律建设日渐成熟、更加自信的表现，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表现。”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评价道。
八项规定写进《条例》，“纪在法前、纪比法严”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决贯彻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并始终坚持不懈，通过狠抓节点、密集通报，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收送礼品、违规修建楼堂馆所等原先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四风”问题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遏制。
新《条例》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方面的问题增加到“廉洁纪律”一章中，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实践成果的有效固化，使得执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上升到党内法规保障的层面上，让下一步继续遏制“四风”问题蔓延“有规可依”。
多位专家指出，此次修订《条例》，将纪严于法、纪法分开作为重要原则之一，将十八大以来强化“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的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是补强党纪“短板”、做实执纪监督的重要举措。
其中，最能体现这一原则的条款，集中表现为十八大以来正风肃纪新实践的“固化条款”，比如，增加了关于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非组织活动、不执行 请示 报告制度、不如实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违纪条款，以及对“四风”问题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等方面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等，既固化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实践导向，也强化了越往后执纪越严、处分越重的治理理念，使得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充分彰显政党特色、党纪特征，为治病救人、正风肃纪提供了制度依据和有力支撑。
认真阅读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通过阅读、学习，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充分认识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如果不坚决反对和有效预防腐败，听任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就不能取得政权，即使取得政权后也不可能保持政权稳定。如果不能坚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工作，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二、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拒腐防变意识。
搞好政治理论学习，是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拒腐防变意识的基础和前提。作为一名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会议的精神实质，深入、系统地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主动接受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三、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许多铸成大错的党员干部，在反省自己一步步走向堕落罪恶的过程时，普遍反映出一点，就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便宜、小动作、小利益开始，诱发他们私欲膨胀，不顾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原则，心存侥幸，降低了标准，放松了的要求，逐步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造成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作为党员就要警钟长鸣，时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牢记“两个务必”，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防微杜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切能够做的事情做起，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四、要自觉接受监督，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近年来, 各地暴力强拆事件、反抗强拆自焚事件层出不穷, 甚至有人称“一边是暴力, 一边是暴利”就是“中国式拆迁”的最大特色。专家学者纷纷指出现行《拆迁条例》中多项规定违反《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 亟需修订。然而, 从2007年国务院法制办将《拆迁条例》纳入了修改工作日程, 到去年1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草案) 》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再到时隔十一个月之后再次征求意见, 新拆迁条例已经难产三年。
再次征求意见, 表明新拆迁条例没有因各方阻力而“胎死腹中”。可是, 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一经公示, 就被舆论指为有进有退。
为什么新拆迁条例的制订如此步履蹒跚, 饱受争议?新拆迁条例如能顺利出台, 能否帮助“中国式拆迁”走出困境?我们试图结合对一些拆迁案例的反思, 来解答这一问题。
公共利益:含混界定或成短板
长期以来, 拆迁一直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可是, 如何界定公共利益, 始终是一个引发激烈争议的问题。而新拆迁条例在制订过程中在此方面受到的压力也最大。
比如, 包括危旧房改造、拆除违章建筑在内的旧城区改建是否属于公共利益, 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不少强拆案例都以拆除违章建筑的名义来进行, 唐福珍事件就是如此。
2009年11月13日, 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 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 在楼顶自焚, 半月后因伤势过重, 经抢救无效死亡。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 当地政府则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
胡昌明、唐福珍夫妇否认自己的房子是违建。房子建于1996年, 当时与村委会签订建房协议, 合同注明由村里办手续, 费用由胡支付, 但一直没办下来。不过在2004年金牛区规划中, 他的房子在红线内, 允许其补办手续, 但由于后来受金牛区国土局原局长马建国挪用公款案所累, 未来得及办手续。到2005年再去申办时, 村委会已经得到通知, 称要修市政道路, 也要进行动工搬迁, 于是, 胡的用地手续就此搁置, 2007年被认定为违建。
著名时事评论员叶檀对此评论道, 我们是否要对所有的“违建”全都采取同样的手段, 把城中村中的碉堡建筑, 与地方政府招商时允诺的土地全都一拆了之、一收了之?如果这样做, 政府的公信力又何在?
新拆迁条例一稿中, 仍然将“为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危旧房改造”列入公共利益, 但在程序设计上明确规定危旧房的改造需经90%被征收人的同意;补偿协议签约率达2/3以上方可生效。可是到了二稿, 这一程序变成了“旧城区改建, 应当纳入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列入计划, 意味着要当地人大审批。然而对人大能否切实维护被拆迁人权益, 人们纷纷表示质疑。
除了旧城区改造, 商业项目开发是否属于公共利益也备受争议。
去年春节前, 江苏常熟市琴湖周边的八百户居民从《常熟日报》上的一则通告突然得知, 自己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在15天内被收回, 随之而来的就是拆迁。这里的房龄还未满10年, 当地政府就要收回琴湖周边34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要将琴湖建成集商务活动、商业服务、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为一体的休闲商务区。而政府实施拆迁的理由, 就是“商业开发属于公共利益”。
有一百多户居民坚决不愿搬走。居民们说:“这肯定不是公共利益。它不是用于修公路、铁路、机场。如果是那样我们肯定要配合, 会理解政府。可现在政府仅仅因为这个地方地皮很值钱, 就把我们土地证作废。我们对此不能理解。”
“所谓公共利益, 对于老百姓而言,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商品房开发不属于公共利益, 为何不明确规定这一点?”著名律师王令直言。
到了去年12月15日, 拆迁条例二稿公布, 其中第八条将公共利益表述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什么叫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曾被国务院法制办邀请参加新拆迁条例论证会的律师马光远指出, 如此行文, 对公共利益的规定过于空泛。公共利益界定不清, 势必使得很多商业开发项目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 行强拆民宅之实。
同样对被列为公共利益的还有“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的需要”。
“这条当时我们讨论时争议就很大。”马光远透露, 14日在国务院法制办参与新拆迁条例条文讨论时, 多位专家提出此条存在问题, 但“因为某些力量的坚持, 这条没有取消, 估计之后正式出台也不会取消”。
如果把新拆迁条例比作木桶, 那么, 对公共利益的折中而含混的界定有可能成为整个木桶的短板。
暴力强拆:期待釜底抽薪
在民众舆论中引发强烈不满的莫过于近年来频发的暴力强拆事件。
去年10月30日凌晨, 太原市柒星安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数十名保安手持木棒闯入晋源区古寨村民家殴打睡梦中的村民, 53岁的村民孟福贵被毒打致死。
这一惨案缘起于太原市滨河西路南延工程的拆迁。该工程是太原市城建重点工程, 为城市一级主干道, 而孟福贵所在的古寨村正是工程路经村庄, 近百户村民需要搬迁。
2009年5月拆迁开始, 因补偿款每平方米单价不足1600元, 引发村民抵触。随后, 有人发现古寨村原本安置村民回迁的用地被建成别墅区, 已按商品房销售, 村民们更加不愿搬迁。到了去年, 伴随地产持续升温, 补偿款升至每平方米2600元上下, 而古寨村周边大部分商品房每平方米单价已升至5000元左右。不仅如此, 村委会在发放补偿款时甚至打起了白条, 于是拆迁阻力更大了。以卖豆腐为生, 十年才盖起自家新房的孟福贵也在钉子户之列。
可是, 古寨村原定的拆迁结束日期——2009年6月20日一过, 太原市有关领导就开始向下级施加压力。晋源区政府承受的压力随着工期的拖延而逐级放大。
于是, 拆迁方开始动用强制拆迁手段。晋源区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协调指挥部与山西同心旧建筑拆除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委托合同》, 后者雇佣了柒星安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而该公司的老总武瑞军, 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黑恶势力头目。仅太原市晋源区就有国土、规划、环保乃至区政府等政府部门先后与他签订过保安服务协议, 拆迁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
事已至此, 惨案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了。
而杜绝、惩治暴力强拆, 是新拆迁条例最受舆论认可的改进之一。
新条例第2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胁迫以及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新条例第28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采取暴力、胁迫以及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 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最可能起到震慑作用的应是追究有关责任人刑责这点。”一位专家指出, “按照以前的规定, 有关责任人不用承担太多责任, 大不了, 也就是行政撤职。但按照新条例, 他们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哪怕最后是判暴力胁迫间接杀人, 也绝不会再如以前那样, 撤个职那么轻描淡写。”
他援引官方对10·30血案的处理:“太原警方刑事拘留涉案犯罪嫌疑人12名, 并对涉案的一副区长立案侦查。希望以后都能这样, 发生一起血拆, 就刑拘一批官员, 让直接负责人还有主管官员跑不掉, 看以后谁还敢无视生命!”
可是, 条例最多只能通过一些条款对某些行为进行约束。而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们奉行的是“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如果不能加强对各级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 改变政绩考核办法, 对“唯GDP主义”釜底抽薪, 那么暴力强拆恐怕难以彻底杜绝。
司法强拆:克服行政强拆弊病的良药?
取消行政强拆, 取消开发商进行拆迁的资格的呼声一直很高。
无锡市滨湖区靠近太湖风景区, 这一风水宝地的房价在无锡各区域中升值最快, 因此成为各路开发商争抢的主要对象。位于滨湖区蠡园经济开发区里一个名叫西园里科技楼的别墅小区面临拆迁。而这些别墅是业主们十年前花了高于周边房价2.5倍的40万购买的, 如今拆迁方却只肯给14万。
从2008年开始, 业主们一直在维权路上奔波。无奈之下, 他们一纸诉状将无锡市相关部门告上法庭。去年11月17日, 该案二审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江苏省高院的判决还没有下来, 12月7日早上, 一位陈姓业主送孩子上学, 一回来就发现自己家已经被夷为平地, 房内的所有物品全部消失。
“这件事情省高院正在审理, 业主的拆迁协议也没签, 你们怎么能随便拆?”强拆现场, 有人对城管执法大队提出质疑。
“我们受无锡市滨湖区政府委托, 要对这幢别墅进行行政强拆, 所有的拆迁手续都有。”
这一强拆事件轰动一时, 因为它深刻地暴露出现行拆迁条例中某些规定的荒谬。现行拆迁条例第15条规定, 如果被拆迁方人对补偿不满, 可向法院申请行政讼诉, 不过讼诉期间, 拆迁方完全可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
那么, 这种荒谬的强拆能否避免, 应当如何避免呢?
去年初新拆迁条例首次征求意见时, 共收到意见和建议65601条, 其中3950条意见是针对征收过程中的强制搬迁提出的。对此, 二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以“司法拆迁”取代“行政强拆”: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补偿决定的, 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按照补偿决定, 对被征收人先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产权调换房屋、周转用房。
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显然是不合理的。今后政府要强制拆迁居民的房屋, 只能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 由法院来处理。行政强拆从此走进历史, 这无疑在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 在现实中, 不少行政强拆背后, 原本就没少法院这个参与者。
湖南省嘉禾县的一次强制拆迁活动中, 县人民法院的200多名编内人员倾巢而出, 都参与了拆迁活动;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入股开发商企业, 参与强拆民房……
法院能扛得住政府的压力吗?去年4月, 云南普洱市开始强推旧城改造, 这项涉及1812户居民拆迁的工程, 在拆迁户眼中, 存在补偿过少、程序非法等问题, 百余居民状告市政府。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至今未予立案。
因此, 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 把强拆权交给法院, 法院未必能公正判决。在拆迁双方谈判无门时, 法院只是履行了一个法律程序而已, 很难改变政府的强拆意志。“当政府的强拆意志转换成法律意志, 被强拆迁方将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地方政府强拆起来则会更加名正言顺、得心应手。”不少人深感忧虑。
“哪级法院能够受理、裁决当地政府的拆迁决定, 以及被拆迁人如果不服法院裁定, 向上申请的司法救济渠道在哪儿, 这些事关拆迁户利益的问题, 新拆迁条例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一位评论家指出。
有专家提出, 基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可以安排一些确保法律公平公正的办法。比如, 当事人认为基层法院判决受地方政府影响而不公正, 可以提起上诉, 一般来说超出地方政府的“势力范围”, 法院的判决就可能更公正。另一个办法是, 实行地方法院回避制, 本地法院不得受理本地拆迁案件, 所有拆迁案件必须异地审理。目前条件下, 要完全不受行政干扰做到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还得期待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树立司法权威、促进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补偿方法:如何贯彻市场价格原则?
去年9月10日上午, 江西省宜黄县凤冈镇拆迁户钟如奎家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 两死一伤。在舆论的密集关注下, 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 后双双被免职。
而这个悲剧, 最初是因为拆迁补偿条件谈不拢引起的。
钟家二十多年前购买了现在居住的地块, 建了一幢三层楼的住宅, 宜黄县政府相关部门为其颁发了土地证和房产证。
然而, 2007年宜黄县政府兴建河东新区客运站, 项目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准, 开始对涉及该项目的居民住宅进行拆迁。到了2009年年底, 拆迁范围内的大部分居民住宅都被拆除, 而钟家的三层楼房则成为了最后拆迁的对象。协调多次, 双方始终无法就安置和拆迁条件达成一致。
“用我家这块地方建设什么, 我们并不关心, 如果补偿合理, 我们愿意搬迁。”钟家大女儿钟如翠坦言。
拆迁方的两种安置方案:一是货币补偿, 给予钟家货币补偿414612元, 装修价值及各项安置补偿费另行计算;二是房屋产权调换, 在与钟家房屋相隔60米左右的同一地段进行房屋置换。同时为钟家批建三户宅基地供其建房, 总面积为360平方米, 并将钟家13人全部纳入低保。对这两种方案, 被拆迁方钟家均不接受。那么, 如果按第二次征求意见的新拆迁条例, 双方就折迁补偿是否能谈得拢呢?
“钟家最想要补偿同等价值的房子或地段, 或者300万。但拆迁人的补偿方案只有41万多, 两者相距实在太大。那么, 究竟听谁的, 新条例里明确了补偿金额不得低于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明确这点有进步意义。”一位专家分析道, 这意味着, 补偿多少钱, 既不由拆迁人也不由被拆迁人说了算, 而改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说了算。二次征求意见稿是这么规定的:“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 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但有网友注意到, “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这个界定太模糊, 这个市场价格到底是指在房产交易市场报备的交易价格, 还是中介挂牌价?如果拆的是旧房子, 补偿时以当地旧房而不是以新房价格来补偿, 这样一来拆了100平米的房子, 补的钱实际上可能只够买50平米的。
所以, 有人认为可以在这条规定中加上一句“补偿金额也不得低于按照被拆迁房屋所处区位的新建普通商品房市场价格”。
而且, 拆迁按市场价评估的前提是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虽然二稿规定房地产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选定, 可是, 被征收人选定机构的具体办法, 则由市、县级政府规定。
“评估机构的介入, 确实会出问题, 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南京苏鼎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宋坚说。如果评估机构与拆迁单位联手压低补偿金额, 吃亏的只有老百姓。两三年前曾有拆迁户反映, 她家位于城南的老房子就是按评估价进行补偿的, 当时评估公司告诉她单价在每平方米7000多元, 而当时周边的房地产项目价格都在1万以上, 她的房子按两者不同的算法, 总价差超过了20万。
他认为, 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 那就是彻底改变现在的评估模式, 改由异地评估或者真正独立的第三方评估, “斩断评估机构与拆迁人之间的利益联系, 评估机构所做的评估, 才容易为被拆迁人接受, 便于操作并便于监督。”
据曾上书国务院的北大五教授之一的姜明安说, 根据他个人的推测, 新拆迁条例可能在今年一二月份出台。如果晚一点, 也可能四五月份出台。
虽然新拆迁条例二稿较旧条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毋庸讳言, 它仍然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长期的“难产”使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折中痕迹, 最明显的即公共利益的界定较为含混。而引入人大认定之类的办法, 恐怕也难以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是, 即使采用多数决定原则, 也未必不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一方面, 新条例如能顺利出台, 当下许多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拆迁行为肯定会有所收敛;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对新条例的作用报不切实际的指望。实际上, 现行拆迁条例固然有很多缺陷, 然而如果现行条例真能得到严格遵守, 许多严重侵害被拆迁人权益的事件并不会发生。新条例固然有诸多进步, 然而它仍要面对能否切实约束政府行为的难题。在当下中国, “依法行政”是一个并不容易达到的目标。
党纪处分条例是规范所有党组织和党员行为的基础性法规，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新《条例》修订的基础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回答了新的时代命题、提出了新的基本方略。作为一名乡党委书记，要时刻以新《条例》为戒尺，行动上做到“零违规”、思想上做到“零污染”、生活上做到“零侵蚀”，对工作做到“零懈怠”，对群众做到“零距离”，确保令行禁止，把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指导思想。《条例》第二条规定,“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两个坚决维护”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条例》第二条增写“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方面明确了纪律审查工作的政治性,表明纪律审查是“两个坚决维护”的重要“维护”力量;另一方面,无疑提高了纪律审查工作的政治站位,拓展了纪律审查的工作视野。
“四个意识”筑牢思想防线。《条例》第三条增写“党组织和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四个意识”,是筑牢思想防线的重要基础,具有强基固本的重要作用，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始终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
突出监督执纪的“靶心”。《条例》第七条第二款强调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作为执纪审查的重点。
“四种形态”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条例》第五条增写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内容,要求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从严处分凸显“越往后越严”的震慑作用。《条例》对一些违纪行为作出了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的规定,提高了违反政治纪律的代价,对遵守政治纪律、落实“两个坚决维护”、树立“四个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一些新发现的典型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细化了监督执纪依据,丰富了纪律审查的内容,让纪律建设更加完善。这不仅强化了党员的政治纪律意识,坚定政治信仰,确保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有利于遏制当前新的腐败变种,切断利益输送渠道,压缩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有助于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浅显的比喻却揭示了学习的重要性，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完善自己。增强纪律观念，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环节，而关键的问题是要正确认识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应懂得，一个没有党的纪律观念，一个不把党的纪律放在眼里的人，是不可能完成好一份工作的。我们要做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习惯。
作为教师，不管是在任何场合，都要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传递正能量，宣传党的各想路线方针政策，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不动摇，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奋斗不止，贡献自己的所有了力量，在所不辞。
我认为，幼儿园一直以来是一块净土，是一块神圣的地方，我们身居净土，要以此为契机，抓好自身建设，在思想上，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做好本职工作。
关键词：政府角色,公共利益,权利救济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骨架的扩张需要持续不断的土地供应, 但经过多年发展, 城市中的空白土地已经趋近为零, 要获得新的建设用地, 只能对拟开发土地上的房屋依法进行征收, 而征收必然要给予被征收人以合理补偿。在这一过程中, 一方面, 政府必须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尽可能降低征收补偿成本;另一方面, 政府作为公民权利的保护者又必须尽可能保证被征收人利益, 多年以来, 房屋拆迁往往伴随着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房屋拆迁行中一定程度上的国家权力无序应用,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后, 城市房屋拆迁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取代, 相关规定发生根本性变化, 大大强化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更好地体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政府角色变迁
(一)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关于政府角色的规定
2001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拆迁条例》) 第五条规定从国务院直至市县级人民政府的相关部门对对应相许的城市房屋拆迁进行监督管理 (1) , 将政府在房屋拆迁中的作用明确界定为监督管理, 亦即对房屋拆迁的环节、过程进行监视、督促和管理, 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具体手段包括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拆迁工作人员证件办理、拆迁补偿合同备案归档、拆迁争议的调解和裁决等。除此之外, 绝大多数地方均成立了房地产主管部门下属的二级事业单位直接承接房屋拆迁任务。
从字面上看, 政府并不直接作为主体实施拆迁, 但从实际操作上看, 交通、水利、市政工程等财政投资的公益性、基础性项目建设以及部分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的过程中, 政府、政府工作部门 (下属事业单位) 直接参与拆迁过程甚至直接实施拆迁, 事实上形成了对《拆迁条例》第五条规定的突破, 并且这一模式下, 由于房屋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被拆迁房屋本身价值和补偿标准存在不可避免的博弈关系,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既亲自实施拆迁, 又要对自身拆迁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极易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政府公信力的丧失, 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而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 则多由开发建设单位自行委托房屋拆迁单位实施拆迁,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按照前述方式对房屋拆迁单位实施监督管理。
(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关于政府角色的规定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以下简称《征收条例》) 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房屋征收补偿工作 (2) 这一规定将政府确定为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组织实施方, 政府从拆迁活动的第三方监管者变为亲身参与者和实施者, 同时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不再承担房屋征收有关工作, 进一步促成了房屋征收工作下沉。
第五条规定《征收条例》第四条同时规定, 政府可以就房屋征收补偿的具体工作委托给具体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这一规定的出台具有极大实践指导意义, 从实践上看, 《征收条例》中规定政府负责房屋征收, 但同一地区往往有多个征收项目在同一时间段内实施, 政府及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自身工作人员往往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不可避免要引入专门从事房屋征收的实施单位来承担具体工作, 从法律意义上看, 委托关系中, 相关法律责任及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 因此这一委托行为并未改变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政府属性。同时, 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涉及资金数额较大、社会关注度高, 如果放松监管, 放任实施单位完全自行操作, 极易使实施单位肆意压低被征收人补偿数额以谋取自身经济利益, 因此, 《征收条例》第五条一方面规定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受委托实施单位行为后果的法律责任使房屋征收部门主动规范受其委托的征收实施单位依法实施征收, 另一方面明文规定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从根本上杜绝了其违法谋取经济利益的可能性, 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的政府属性和公益属性。
(三) 《拆迁条例》与《征收条例》关于政府角色规定的变化
从实践上看, 《拆迁条例》规定存在种种不足之处:一是规定与实践不尽一致, 《拆迁条例》赋予了政府拆迁行为第三方监督者、裁判员的身份地位, 而在实际操作中出于力量集中的考虑, 或者是出于利益考量, 政府往往成为“运动员”直接参与拆迁, 并出现各种违规现象。政府作为“裁判员”对自身行为进行监督, 导致行政权力滥用, 存在制度性风险;二是不利于市场秩序的规范, 政府拆迁与建设单位拆迁并存, 不同性质的主体从事同一行为, 监督管理标准和操作空间往往不同, 甚至可能出现商业开发项目借助政府力量实施, 强行压低被拆迁房屋补偿价格的情况, 从而变相改变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平等民事主体的地位, 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利益。有鉴于此, 《征收条例》第五条将征收补偿主体限定为政府, 排除了其他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征收, 使得征收行为更加规范, 更有利于维护政府公信力。
二、公共利益界定
(一)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拆迁条例》全文无“公共利益”的表述, 在第三条规定了房屋拆迁在规划、环境、文物保护等方面应当符合的部分条件 (3) , 这一规定近似于房屋拆迁活动的目的与限制条件, 部分内容似乎将公共利益具体化, 但城市旧区改造、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并不能涵盖公共利益的全部外延, 符合城市规划也不能保证当然符合公共利益要求。其弊病在于:由于不明确限定房屋拆迁前提, 致使除正常的公益性拆迁外, 大量商业性拆迁也可以合法纳入其中, 而《拆迁条例》有关规定将拆迁启动决定、拆迁补偿标准制定、拆迁纠纷裁决、强制拆迁执行等权力全部赋予政府 (并且往往是同一政府主体) , 一旦监督缺失, 政府滥用权力即成为可能, 极易引起政府权力寻租。在商业性开发中, 建设单位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不可避免会压低对被拆迁人的补偿标准, 相对而言被拆迁人本已处于弱势地位, 一旦商业性开发找到政府权力寻租空间, 被拆迁人利益受损便无法避免且难以救济, 从实践上看, 在信访矛盾中, 商业性开发造成的拆迁矛盾往往占据绝大多数比例。
(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征收条例》第八条规定 (4) 对符合条件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 并明文列举了符合规定的八种情形, 超出八种情形之外市县级人民政府不得启动房屋征收。与《拆迁条例》相比, 其区别主要体现在:1.明确房屋征收只能因公共利益发起, 杜绝了因商业项目发起征收的可能性, 从而避免了政府与商业开发建设单位结成利益共同体;2、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公共利益范围, 《征收条例》没有以概念性规定获描述性规定来界定公共利益, 而是以明确列举的形式进行说明, 避免了政府“模糊操作”和“有权任性”的自由裁量, 以其他方式将公共利益范围进行任意扩大;3.明确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将公共利益的最终解释权收归国家层面, 避免了地方政府通过规章、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形式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房屋征收行为启动开辟通道。
但是, 从另一方面看, 由于《征收条例》已经将房屋征收严格限定为政府行为, 开发建设单位不得介入房屋征收环节, 因此土地招拍挂条件已从《拆迁条例》时代的“毛地交付” (即土地出让后由开发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其上房屋拆迁) 转变为《征收条例》时代的“净地交付” (即政府完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后再进入土地出让环节) , 但多数地方在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和为城市未来发展预留的土地储备项目并不完全符合《征收条例》第八条规定。尤其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 对于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被征收人, 按照《征收条例》第二十七条关于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的规定, 应当事先建设好安置房屋, 这一部分安置房屋所需建设用地上房屋征收往往难以符合《征收条例》第八条规定。更为重要的是, 《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3〕25号) 明确提出2013年至2017年需完成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任务1000万户, 《意见》本身并无对“棚户区”需满足的具体条件描述, 而“棚户区”这一概念在《征收条例》第八条中缺乏直接对应选项, 只有“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的表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套用到“棚户区”改造之中, 因此, 各地开展棚户区改造过程中进行套用一方面存在将“棚户区”范围扩大到其他征收项目的可能, 一方面不能确定征收范围一定满足“棚户区”要求。
三、权利救济
《拆迁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5) 规定了政府裁决作为拆迁争议的解决方式, 这一规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拆迁争议首先应当申请政府裁决, 与之对应的, 2014年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有关房屋拆迁的行政诉讼必须以行政裁决为前置条件, 即使被拆迁人利益受到侵害, 也必须首先申请政府裁决, 待裁决作出后才能提起诉讼。二是同级裁决, 即裁决必须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其同级政府作出。这一规定的局限性体现在:一是被拆迁人选择权利救济形式的权力受限, 给了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同级政府先行处置权力, 在这一处置过程中,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同级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本不符合规定的拆迁行为进行补正, 将拆迁争议消弭在本级, 避免承担本应承担的违法责任;二是同级裁决, 由于拆迁人、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裁决的政府处于同一级别, 难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利益纠葛, 使得裁决过程和执行过程无法保证客观公正。
《征收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 (6) 明确界定了政府作为房屋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发生争议后, 政府先做出征收补偿决定, 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自行选择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 这一规定与《拆迁条例》第十六条相比, 首先是赋予了被征收人权利救济形式的选择权, 被征收人可以自行选择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不再把政府内部处置行为作为司法救济的前置条件;其次是将原有的同级裁决改为行政复议, 由于行政复议由上级人民政府作出, 更能保证复议决定的合法公正及实际执行效力, 从而更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利。
注释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 (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 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 (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 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3<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 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生态环境改善, 保护文物古迹.”
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有下列情形之一, 确需征收房屋的, 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一) 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二)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三)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 (四)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五) 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5<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 经当事人申请, 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 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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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心得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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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问责条例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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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0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