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篇1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揉百家学说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均平的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与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封建帝王的`经济决策原则”，“经济伦理转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秩序原则”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作 者：高梧 作者单位：四川省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刊 名：天府新论 CSSCI英文刊名：TIAN FU NEW IDEA年，卷(期)：“”(4)分类号：B82-051关键词：经济伦理 政治文化 影响

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篇2

企业文化是伴随企业的产生而产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规范企业和员工行为的软约束，是提升企业形象、增加企业价值的无形资产。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文化起的作用也就越大。正所谓国家富强在于经济，经济繁荣在于企业，企业兴旺在于管理，管理优劣在于文化。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企业要实现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就应当重视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自独立运营以来，中国邮政已意识到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企业困难时期，面对举步维艰的发展局面，各级邮政企业都倡导、提炼了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建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邮政企业的发展。然而中国邮政企业文化的发展一直都未形成统一而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远远没有形成企业内的核心动力。

（一）企业文化存在的主要“硬伤”

1. 文化意识不到位。

中国邮政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是政府部门，正所谓人民邮电为人民，邮政局就是个“为人民服务”的部门，因此一直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邮政的文化是“为人民服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企业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画上等号，仅局限于在企业内部开展文体活动，简单地做做思想政治工作。

(2)将企业文化“表象化”，简单地等同于企业形象塑造，单一注重外在环境、形象建设。

(3)将企业文化“口号化”，只注重在理念层面提出一些口号，缺少员工参与的过程，没有真正起到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2. 作为一个邮政企业的文化系统，必须有一个核心价值观体系，用以塑造、规范员工行为。

但我国邮政企业长期以来没有建立一套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大量公民道德败坏现象出现。在新形势下，做好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企业发展和稳定极为重要，中国邮政作为企业来说还十分年轻，怎样避免其在企业市场竞争中湮没沉沦，失去竞争力，保证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长盛不衰仍然是摆在邮政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有广泛的应用，近年以来重视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趋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是使员工思想高度统一，凝心聚力，为企业的发展和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从而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随着邮政公司改革的深入，更需要加强企业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职工转变旧观念，勇于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当下邮政公司开发出许多新项目，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更需要鼓励员工振奋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邮政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1.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功能，为企业文化确立企业精神追求和价值目标。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在企业中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企业广大员工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传播精神文化，分配政治资源，生产思想产品，担负着维护、发展主流企业文化意识形态的任务。

2.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与激励功能，为企业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渗透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遵循人的思想“综合影响”形成和“渐次发展”规律，并借助一定的方式，以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状态进行。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一般的直接说教方式，会使员工产生反感情绪和抵触心理，而且还会伤害人们的自尊心。渗透能使员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达到良好的效果。激励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通过外界刺激而激发受教育者的思想动机，调动其内在积极性，增强其内在激励，自觉将组织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并为之奋斗的工作准则。

3. 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帮助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企业界文化建设中，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在企业内部，要制订和实行符合客观需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就要求企业的广大职工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一定要在经营作风上讲究诚实、守信、公正、周到和谦逊。不仅要对企业本身负责，而且更应对社会负责，对客户负责。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就必须转变长期受旧体制影响形成的思想观念。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人们除旧解惑释疑，增强创新意识，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人才观念及其他与改革相适应的创新观念，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供必要的思想前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4. 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与约束功能，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优良的企业人文组织环境。

企业是职工赖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任何企业首先要有一个适合于劳动和生活的环境，特别是领导与群众，部门与部门，职工与职工之间的和谐，协调的人文环境，使职工能够合理地、文明地进行学习劳动和生活。如果职工经常有压抑、不安全感或健康、劳动条件无保障，或者在精神上受到损害，就不可能有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更不会有什么向心力、凝聚力，也就无从谈起建设优质的企业文化，也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兴旺发达。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强调“人”为中心，注重发挥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与企业文化建设以“以人为本”的思想一致，保障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二

新时期如何在中国邮政企业内部顺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为邮政企业文化建设的推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以人为本的原则。

强调“人”为中心，把提高满意度作为中国邮政工作出发点，通过改善员工生活条件，不断满足员工物质生活需要，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帮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让员工在企业发展的进程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邮政的每个员工都感受到自己与企业是共生共荣的。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要投入真挚的感情把员工们的心声所谓第一信号，把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采取各种方式对员工进行物质帮助。通过捕捉职工的思想动态，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二）在邮政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科学的方法。

应该根据企业文化建设和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特点，以科学的方法积极开展工作。在邮政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当做到与时俱进、对象明确、层次分明。具体来讲，就是教育和引导员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接受能力的人要区分对待，特别要以中青年职工作为重点。要把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同解决员工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情况，采取特定的方法。企业应常组织贴近职工、贴近工作、贴近生活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开展各种争创活动、演讲比赛、劳动竞赛和文体活动过程中，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职工的主要精力引导到经营、创收增效和建功立业上来。

（三）邮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领导干部应起表率作用。

精干、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支柱，也是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充分发挥的保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于加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在实现邮政企业经营目标和工作目标的过程中，肩负着更加具体的工作任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基层一线领导干部就更应该做好表率，成为员工学习的榜样。廉洁奉公、肯干实干，同时基层干部既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除了有较强的理论修养，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且要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专业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较高的工作能力，成为政治上坚定，业务上精通，作风上优良，既懂思想政治工作，又懂经济业务工作的“复合型”干部，只有这样才能在邮政转型时期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和发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为思想政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提高人员素质，实现队伍建设科学化是顺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保证。

思政教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面对邮政员工们各种复杂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状况，从事思政教育工作的人员本身没有过硬的本领根本无法打开局面，开展有效的工作。因此，组建一支思想好、素质高、业务强的思政教育队伍至关重要。必须按照科学化的要求，对这支队伍的年龄、知识、学历、工种等结构予以合理设置，使其真正适应企业思政教育工作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中国邮政企业精神、建设中国企业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邮政企业文化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进行提供了载体，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企业文化的结合不但可以加快邮政企业文化的进程，也可以健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和企业文化作为精神力量同属于无形资产，它一旦武装了生产力中最具创造性的要素———劳动者，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形成超乎寻常的巨大力量。科学有效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推进企业形象建设，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从而全面地、有效地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最终获取企业的最佳效益，进而实现中国邮政追求自我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目标。

摘要：企业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它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1998年4月8日, 国家邮政局成立, 中国邮政开始独立运营。经过几年的努力邮政已经实现扭亏为盈, 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 邮政扭亏仍然是脆弱的, 邮政在几年的扭亏进程中解决了大量的主要矛盾, 但一些关系长远发展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是搞好四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本文主要探讨在新时期如何让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来助推中国邮政企业文化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邮政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推进方法

参考文献

[1]邓伟.非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J].2010, (8) .

[2]汪雅丽.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N].山西经济日报, 2008, (3) .

[3]路黎明.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省直分校学报, 2005, (2) .

[4]李晨, 施翔.企业文化建设与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结合[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5, (18) .

[5]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6]蒋苏萍.提高邮政企业文化力途径[J].中外企业文化, 2003.

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篇3

关键词：政治生态；公共领域；舆论监督；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96-05

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等政治环境的综合反映或存在样态。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党中央也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反腐败斗争，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环境。当然，良好政治生态的塑造一方面需要制度性的持续规治，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无孔不入”的舆论监督。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作为公众进行话语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平台，公共领域不仅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提升提供民意基础，而且也可以通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批判来规范权力的合理化运行。因此，从公共领域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公共领域是公众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协商和交流辩论的公共舆论空间。它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公众参与的开放性和话语表达的自主性以及处于不同利益阶层的公众能就某一公共

性问题在协商对谈中得出大体一致的共同性认识。而这种基于公众讨论形成的“民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和政府决策。因此，公共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政治监督性和批判性功能，并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优化和完善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某种媒介以话语表达的独特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并促使政府按照法律规定以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方向进行决策的权利。虽然舆论监督不像法律一样具有政治强制力，但却拥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道德威慑力量。特别是当那些以分散交谈或个别讨论方式引起民众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并形成舆论共识时，它便代表着社会公众的意志和一种公共道德的力量，从而就会对政治权力、政党意志以及权力拥有者的政治决策和其他一切不符合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行为产生重要的约束性影响。而公共领域就是公众以话语交流的方式开展权力监督和批判的公共性舆论场域。也即，公共领域就是舆论监督的有效载体和平台。它为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凝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民意基础，使权力拥有者时时处处有所敬畏。

在当代中国，党和政府特别强调民众公共参与的重要性，也不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创设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大会报告都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到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多部关于鼓励公众舆论监督的规章制度、增设了一些平台。然而，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对参与公共事务不太积极。究其原因，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私民”意识。“私民”是和“公民”相对的概念，其直接表现就是民众的“行私”意识

李朝东、王金元曾经指出，“私民社会的实质在于一个‘私字：皇帝以天意行私，……官宦以皇帝的名义行私，草民则以孤苦无奈的方式行私——自私和以行贿的方式守私或扩私”。参见李朝东、王金元《教育启蒙与公民人格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众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话语表达意愿明显提高。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家长制传统的影响，一些民众只专注于个人的功名利禄和升迁得失，而很少参与涉及国家长远利益的公共事务的政策讨论。这种“私民性”心理的外在表现就是民众缺乏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并最终造成了民众公共参与精神的萎缩，并形成某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习惯性认识。正如某学者所言，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在于大部分民众仍然以个人狭隘利益为主导价值取向，本质上体现为公民意识的淡漠”[1]。因此，“私民”意识的根本特征就是民众公共精神的缺失。

二是“顺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公民”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顺民”就是指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意志的人。然而，公共领域的本质却是公众基于公共利益考量而展开理性批判和舆论监督的公共性场域。其中，公众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有着充分的理性自觉，他们对公共事务充满怀疑和好奇。由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原因，部分民众在面对权力“干预”或“不作为”时更多采取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的态度。主要表现就是他们缺少独立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机器上一个毫不起眼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现实。其固有的处世原则使他们放弃了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权利，反而采取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好好先生”的做人原则。而处于公共领域之中的公众与之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对参与公共事务充满向往，而且对政治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没有理性怀疑，就没有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就不利于政治生态的优化。“顺民”意识体现了部分民众批判和监督精神的缺失。

三是“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形成对权力、官位和官员的崇拜与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权力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与之相反，参与公共领域的公众不仅不企求权力，也不崇拜权力，而且是权力的监督者和批判者。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意识，但很难消除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官本位”意识。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权力拥有者缺乏“被监督”意识。权力拥有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愿意接受来自公众的民主监督。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上级而不是公众的授权。因此，“只唯上不唯下”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为官之道”，“被监督”意识明显不足。二是民众缺乏民主监督意识。一些民众缺乏民主参与意识，不懂得通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认为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是权力拥有者的职责，甚至政治监督也是权力拥有者内部的事情，权力监督与自己无关，自己只是一个被动的“局外人”。因此，“官本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是阻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因素之一。

与此相应，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对国家权力的运转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力量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规制，同时，国家权力也不能脱离社会力量的制约。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没有社会体系的规束，政治体系的生长就会漫无节制；没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入，政治体系的运转就会失去动能。”[2]故当代中国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优化和改善。

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不仅强化了权力拥有者的权力意识，更为严重的是弱化了其对权力和民众的敬畏之心。舆论监督是权力拥有者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前提。强大的舆论监督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无限制延伸，而孱弱的舆论监督则会助长权力的肆无忌惮，进而使权力拥有者无视甚至蔑视民意。当前中国，有些官员只在意自己的权力大小、职级升迁和工作待遇，而对民众疾苦视而不见，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对公众利益不闻不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少了舆论监督对权力的制约。当然，权力拥有者之所以敢于忽视公众舆论，还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权力来源的问题。我们虽然讲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但官员的任命却更多取决于上级的意愿。如此一来，来自于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对于权力拥有者的制约力量十分微弱，并使其失去了对民众的敬畏之心。

同时，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诱发了权力的不规范运行。权力的运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制度规定了权力的边界，而公共舆论则对权力拥有者的行为起着巨大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当公众积极参与公共领域、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时，权力拥有者必然对社会民意心存敬畏，而不敢越轨使用权力；相反，当公众远离公共领域，舆论监督形同虚设时，权力的违规使用、越轨使用也将在所难免。当前，公众舆论监督虽然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远远不够。因此，舆论监督的缺失不仅可能诱发权力的畸形裂变和不规范运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权力拥有者的贪腐行为。

另外，公众的消极政治参与也不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意见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必然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动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再加上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更容易滋生、诱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发生在各地的群体性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发生于2015年的厦门反PX项目事件及2012年四川什邡群体性事件等。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方面需要参考专家学者的论证，另一方面也需要广泛征询公众的意见和要求。这样，不仅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府决策脱离实际、“不接地气”，进而损害政府公信力。

二

公共领域是指公众在摆脱其它外在控制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自我对公共事务观点和意见的言说平台。它既可以展示自己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和支持，也可以对政治权力展开监督与批判。可以说，公共领域是一种公众“在场”的参与型民主政治。它要求公众关注政治事务，鼓励公众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过程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对性的意见或建议。因此，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领域必然成为约束政府和权力拥有者不当行为的重要力量。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就是要决策者接受公众的审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优化政治生态环境。

第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消解官员特权，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行政行为。事实表明，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不仅催生权力拥有者的腐败行为，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对公民权益的入侵，造成权力拥有者“权力就是特权”的错觉。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我国的政治生态大有改善，但慵政懒政、滥用职权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依然存在。在当代中国，权力拥有者的特权消解一方面需要制度的规范，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公众监督的舆论高压。现代政治是一种参与型的民主政治，向所有公众开放也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作为公众话语表达的公共性空间，公共领域不仅是公众参政、议政的空间，而且是政府倾听公众意见和公民诉求的场域，更是公众监督和批判政治权力的平台。另外，它也是一个自主性的公共存在，不仅不受政治权力和资本势力的左右，而且是制约权力和资本的社会力量。在公共领域中，每一个公民都独立自主地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公开表达自己对政治权力或政府决策的看法和不满。面对公共领域权力批判的本性，权力拥有者必须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故公共领域的存在必然对权力拥有者形成舆论威慑的心理高压。2010年《人民论坛》在随机采访和问卷调查中发现，70%的中国官员害怕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而且官员们最担心的是其不道德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和灰色隐蔽行为被曝光[3]。因此，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舆论监督不仅可以限制官员的特权，而且可以促使权力拥有者更加勤政、廉政。

第二，公共领域的存在可以加强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舆论不仅是检验政府决策和施政是否合理的试金石，而且也是反映政府公信力和支持度的晴雨表。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决策一方面需要超越地方利益或短期利益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更离不开来自相关公众的意见和想法。公共领域则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可以就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独立而自由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够在集中民智的基础上更加公正和科学。否则，如果缺少公众的参与，政府决策可能从表面或短期看似乎

非常理性与科学，但实践中则有可能脱离公众的需求和社会实际，最终遭致反对而使其“烂尾”，而这势必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在当代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启蒙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望在民主参与中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如若不能满足公众民主参与的要求，来自顶层设计的决策就很难获得较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也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推进。正如学者王长江所言：“民主是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民主。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4]因此，公共领域中公众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提升政府决策的合法性，而且也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加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环节。

第三，公共领域的存在有利于治理官场潜规则和重塑健康政治文化。作为制约政治行为的潜在心理因素，政治文化影响着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价值的认知取向和行为选择。健康的政治文化可以营造出廉洁的从政环境，而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则必然使政治生态受制于某种政治潜规则的干扰。而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通过消除政治潜规则而使人们形成健康的政治文化认知。政治潜规则的治理和健康政治文化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同时也需要来自公共领域的公众舆论监督的约束，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就当前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来说，就是要通过制度规范和舆论高压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施政不仅要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而且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权力并不能垄断或打压社会舆论和公众话语表达，权力必须敬畏民意、敬畏法律；对权力拥有者的评价标准依据的不是其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而是来自公众的评判和民意以及社会贡献的多少和能力的高低。健康政治文化应该在公众的监督和评判中逐步形成，并真正消除长久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的社会认识。因此，政治生态建设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党和政府能够主动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只要党和政府下决心治理，通过制度高压和舆论高压，健康政治文化重塑和官场潜规则治理的目标就完全可以达成。

三

从根本上说，作为公众就公共事务展开交流协商的平台，公共领域输入的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输出的是公众对其发表的意见和看法。经过公众舆论的监督和过滤，政府决策必然更加理性和实际，并进一步提升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同时，权力拥有者也必将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减少腐败行为，并消除“懒政”“怠政”等行政不作为。因此，基于公共领域的舆论监督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党内监督和制度监督的重要补充，而且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首先，应不断提升和优化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公众是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他们希望在公共领域的话语争锋和“舆论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公众积极的政治参与是社会力量通过舆论监督来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公共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但由于文化传统影响和忙于经济建设，许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仍然相对不足。故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完善公众的政治参与机制至关重要。其一，加强公众政治启蒙教育，提升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和监督批判意识，逐步消除依附观念；其二，拓展和创新公众政治参与渠道与形式，并在经常性的参与实践中，提高话语表达能力，积累参与经验，体验公共参与效能和提升公共参与情怀；其三，公众要树立有序参与、理性言说的政治观念。理想公共领域要求公众能够以理性的思考、文明的言说来传达自己对公共事务和政治权力的看法和意见，甚至怀疑或批评。在公共领域的政治讨论中，公众的公开批判一方面需要“吹毛求疵”，另一方面更要“依赖理性”[5]（P32）。而且，唯有“理性”的正确使用才能形成有“威力”的公共舆论。当前中国，部分民众在公共参与过程中展露了大量“虚假性”“低俗性”和“非理性”的话语表达，这不仅扰乱了政治参与的秩序，更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完善和优化。

其次，政府应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主动接受来自公众的舆论监督。展开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评判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职能。“权力本身成为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对象”[5]（P92）。这种讨论不仅可能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或批判，也可能是对政府决策的纠偏或纠错。然而，不同的权力拥有者对此的认识会有不同——有人认为是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威胁，有人认为是政府赢得公众支持的机会[6]。但不管是监督还是批判，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威胁化解为机会，把挑战转变为信任。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政务公开至关重要，也就是政府应该主动接受公众的舆论监督。国务院在《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要求细化和分解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增大公开力度，强化政策解读反馈和回应，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实效。政务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政府决策的公开；

政务信息的公开；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行政审批的公开。当然，政务公开首要的是公开办事的制度，主要指行政部门公开行政事务，特别是公开其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此外，政府工作内容也应该透明化和公开化，比如政府正在筹划或准备开展的项目，并对其工作进展应通过门户网站、政府公报或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同时，政务公开应该树立便于公众知情、方便公众监督的原则，并拓宽公开的形式，丰富公开的内容，畅通社会和权力沟通与反馈的渠道；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原则，通过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和对话，不断增强政府施政的民意基础，从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公众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的基本目的。

最后，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保障制度，使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权力常态化。舆论监督是依法行政、从严执政的重要保障。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离不开公众舆论监督的支持，因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更持久、更广泛，效果也更显著，是公民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完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长效机制，增强监督的合力和效果。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民主是制约政治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但选举过程一旦结束，其监督的功效就相对弱化。而公共领域作为话语民主的空间则为公众通过舆论监督权力提供了长效机制。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民主是一个常态化的舆论监督机制，它随时随地可以揭露权力的不规范运行和官员的贪腐行为。另外，我们不仅需要公众的舆论监督，而且需要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机制和反馈机制。当前，某些政府部门把权力凌驾于公众舆论监督之上，公众的话语表达权利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强制的现象还部分存在。而且，如果权力拥有者打压公众舆论，舆论监督就将更加艰难。例如，2013年落马的四川雅安前市委书记徐孟加就曾对网络举报者打击报复。舆论监督之所以要看权力拥有者的“脸色”行事，官员之所以敢于抵制舆论监督，原因之一就是公众舆论监督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虽然当前也有一些关于舆论监督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但大都是一些相对宏观的管理规定，实际操作性并不强。此外，面对公众的舆论监督、质询或网络问政，权力机关必须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而不能久拖不决或给予敷衍了事的回应。因此，在当今中国要有效发挥公众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的作用，必须推进舆论监督保障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当然，法治社会中的公众舆论本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参考文献：

[1]郭倩倩，秦龙. 政治冷漠与积极公民重塑[J].探索与争鸣，2016（3）：50-53.

[2]刘京希.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J].文史哲，2005（2）：150-155.

[3]李英华. 创造条件监督政府：网络先行一步[N].检察日报，2010- 10-19（5）.

[4]王长江. 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J]. 探索与争鸣，2015（6）：52-56.

[5]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论中国政治参与的法治化论文 篇4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周光辉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载《政治学研究》第1期）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政治体制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有效的政治参与能使政治体系获得公众的感情支持，促进政治的稳定，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则可能导致权威的迅速流失，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变革必然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增加，这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如果这些国家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不断扩大的同时，不能相应地提高其本身的政治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就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实行社会经济变革的同时，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疏通参与渠道，健全政治参与制度，以有效地吸收和疏导公众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

一、政治参与法治化－－在发展中保持稳定的客观要求。

美国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的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由此，他得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比率：政治参与

/

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即政治参与与政治不稳定性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参见S・享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在当今法治已成为各国崇尚的体制模式的前提下，所谓政治的制度化，在政治参与领域就是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即在政治行为法治化的前提下，开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法制渠道，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府对政治参与的管理都依据法治原则，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保持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1．政治参与的法治化是民主权利的法治化。政治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每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但是，现代民主理论告诉我们，为了社会管理的效率，任何民主都不可能导致人人成为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决策者，而只能通过推选代理人的方式实行间接民主，即代理人以主权者－－人民的名义行使国家主权。这种主权的所有和行使的分离是现代政治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各国政治实践又表明，这种分离又是权力异化的根源，易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力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使社会公仆成为社会主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又不失现代管理的效率，各国在选择间接民主的同时，又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主要是政治选举权（包括罢免权）、政治结社权、政治表达权。通过政治参与立法，一方面使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化，权威化，使这一项重要的公民权不因政治代表人物的好恶而受到侵夺；另一方面，使政治参与经常化，制约政治代理人的政治行为，使政府决策始终符合公众的目标选择。

2．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可以实现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又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为任何政治体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特别是经济发展还不可能满足社会所有集团、所有个人的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使政治参与更好地发挥正面效应，促进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政治参与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治参与在公民和利益集团认同的各种法定程序规则下进行，使政治参与秩序化。政治参与的秩序化对社会稳定而言，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减缓政治参与对现行体制的冲击。由于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使得无论是公民还是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均

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篇5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战略眼光的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既是我们改革30多年经验的高度凝练，也释放了深化政治改革的明确信号，回答了18大以来人们关心的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改革领域如何推进的重大问题，对于实现我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保障中国稳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才不会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和人亡政息;同时也是我们有效应对内外挑战，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1、只有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才不会导致动荡、分裂和人亡政息

中国不能乱，乱了就什么也无从谈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所形成的共识，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基本政治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执政的东欧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整个社会和政局出现动荡、分裂和人亡政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教训极其深刻。当时，这场世界级政治冲击波也波及到了我们，能否顶住这场冲击波，中国的发展是否也会出现如东欧和苏联共产党这样改弦易帜的局面，为世人瞩目。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正是在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道路遇到重大挫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的一条政治发展道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是适合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它保证了在遇到**和挫折时，我们能够顶住压力和挑战，保持政局和社会稳定。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命根子，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必须坚持，不能动摇。

2、只有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有效应对内外挑战，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梦想不是空想，要实现梦想，必须有通往梦想的道路。已经走过的路成为昨天，所经历的挫折和艰险已经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未来的路不会平坦，必然要经历新的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今天的世界，风云激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胜利成果正在被一股国际极右翼势力的公然践踏，如何应对来自这股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势力，是我们通往梦想道路上必须越过一道坎，如何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何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今天的中国，国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利益固化的藩篱没有完全破除，腐败的顽疾威胁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财富分布呈现出失衡状态，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各种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些都是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严重障碍。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破除这些矛盾，是摆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改革没有回头路，如何深化改革，改革要改什么，路该怎么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都告诉我们，老路走不通，也不可能走，邪路不能走，走了就天下大乱，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才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破除所有结构性矛盾的关键。

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提条件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只有坚持这套制度，才能保证政治发展道路不变形，不走样。政治制度是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提，政治道路是政治制度的方向。要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就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制度体系。

1、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是保证中国政治发展沿着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基础

我们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样一套政治制度，内涵国家性质、根本政治制度、权力运行方式和治理模式，从宏观到微观，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力运行系统。它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反映中国独特的历史和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努力和不懈奋斗所形成的政治制度成果，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从新中国成立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历史实践证明，尽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过许多挫折和困难，但是依靠这套政治制度，我们保持了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这是一套保证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好制度。这套制度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坚持中完善和发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体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就有可能偏离方向。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条件及发展规律。

制度体系就是若干有关的制度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成的相互联系的有特定功能的系统和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体系，它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套政治制度是我国长期政治发展进程业已证明了的，适合我国实际的政治制度，它保证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了我们的政治发展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推进。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缺陷。因此，任何制度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吸收政治发展的先进经验，不断创新完善和发展，这样才具有生命力。要看到，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遏制腐败蔓延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制度完善、立法程序、监督职能，代表遴选等方面切实改进，使之真正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使人民真正享有参与管理社会，监督政府的权利。

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

1、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人类社会产生政治现象以来，政治大体上就分为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宣扬“君权神授”，权力可以恣意妄为，民众在权力的压迫下处于奴役状态;民主政治则主张“人民主权”，公权受到制约和监督，民众在权利的保障中尽享自由生活。从专制政治发展到民主政治，是人们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也是我们党始终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更是我们党找到的一条跳出“兴亡”历史周期率的新路。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忧虑的历史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民主之所以能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是因为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政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可靠保证。只有不断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才能保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永保生机和活力。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国家各项工作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凝聚起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防止人民形式上有权而实际无权。使全体人民能够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

2、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法制是规范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法律化、秩序化体现。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展开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3、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告诫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果不坚持这一原则，我们的党就有可能有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核心要素，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保持我们不走邪路歪路的决定性要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心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我们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 一律、归于一尊。不能照搬别人，也不能故步自封。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主体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对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机制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优化，以调整政治关系，优化政治秩序，巩固政治统治的政治活动，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循序推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可靠保证。

高中政治重点知识点

国家收入的分配

1、什么叫财政?财政收入都包括什么?

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就是财政。财政收入和支出是国家参与社会分配的两个方面。

由政府提出并经过法定程序审查批准的国家年度基本收支计划，称作国家预算。上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结果的会计报告，称作国家决算。

2、财政收入：

(1)含义：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筹集起来的资金。

(2)组成部分：税收收入、利润收入、债务收入、其他收入。其中，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3)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

A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反映了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只有加快经济发展，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才能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

B分配政策：

在社会财富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如果国家财政集中的收入过少，会直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不利于企业生产的扩大和个人购买力的增加，最终将对财政收入的增加产生不利影响。国家财政集中的收入太多将直接影响国家职能的有效发挥，尤其会降低财政对经济发展支持和调控的力度，最终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因此，国家应当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4、财政支出

(1)含义：是国家对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分配和使用的过程。

(2)主要用途：(我国财政支出有哪些项目?)

A经济建设支出(最主要，居于首位)B科教文卫事业支出

C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D社会保障支出E债务支出

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篇6

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必须遵循正确的方针和原则.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前提,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作 者：李照修  作者单位：焦作工学院研究生处,河南焦作,454000 刊 名：焦作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OZU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3) 分类号：A841 关键词：政治文明   政治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   内在要求  

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篇7

一、科学把握“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指出, 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 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用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新形势下, 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要与“中国梦”的实现有机结合, 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提升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

(一) “中国梦”的本质要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统一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它声称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它的本质要求是要加强全社会理想信念教育, 而理想信念教育恰恰正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 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 深入进行素质教育。”[1]可以看出, “中国梦”实现的本质要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相一致的。

(二) “中国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线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 培育新一代符合社会发展的合格建设者。“中国梦”的实现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它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起到了引领作用[2]。“中国梦”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它尊重大学生自身发展的自然规律,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目标, 并引导大学生把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民族梦想结合起来, 实现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因此,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加强“中国梦”的主题教育活动, 宣传“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以及“中国梦”与个人梦之间的关系, 引导大学生把“中国梦”与个人梦紧密结合起来, 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来。

(三)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人才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也强调:“‘中国梦’是我们的, 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这充分体现了大学生的重要地位和伟大使命[3]。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当今科学技术激烈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高校作为直接向社会输送人才的摇篮, 应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 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培育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目标就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人才基础和智力因素。

二、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

高校在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必须坚持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以及价值引领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的原则。

(一) 坚持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大学生深刻理解“中国梦”的内涵, 把握“中国梦”的精髓, 了解实现“中国梦”的途径, 促使大学生积极投身到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 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列宁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4]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而不能违背规律, 做事倍功半的教育。因此, 要顺利实现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 就必须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 努力做到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二) 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

高校在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 应从实际出发, 承认个体差异, 做到因材施教, 将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一方面, 高校要在调查研究、准确了解教育对象思想特点的基础上, 整体规划、统筹安排, 对不同的教育对象确定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求和内容。另一方面, 高校要善于树立典型, 充分发挥大学生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 如积极引导大学生党员率先垂范, 提高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 在深刻理解和认同“中国梦”的基础上, 把它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 全身心地投入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

(三) 坚持价值引领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经济全球化在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西方文化的不断入侵、文化的冲突、多元价值观的重叠, 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这一形势, 高校要想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领, 以使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多元的境遇下, 正确选择主导价值观。另外, 高校在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 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和要求等都体现人文性。

三、“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 需要我们从多方面探索“融入”的有效途径。

(一) 把“中国梦”渗透到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 将“中国梦”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对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是必要的。做好融入工作, 主要就是要找准“中国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契合点。根据大学生四门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有机渗透。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 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崇高的民族精神,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并有意识的将“中国梦”的实现和大学生个人需求有机结合, 使学生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自觉加强对“中国梦”的学习, 从而使得对“中国梦”的宣传无处不在, 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 将“中国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联系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取得一定成效。社会实践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可以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身的能力, 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 增强社会责任感。因此, 把“中国梦”融入到社会实践活动当中, 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 它有助于深化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识, 提高“中国梦”教育的实效性。高校可以通过开展“三下乡”、社会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 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加深对“中国梦”的认识和理解, 准确把握“中国梦”的时代内涵, 真切感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同时, 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在取得伟大成就的背后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 实现“中国梦”这一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

(三) 利用新型媒体, 增强学习与实践效果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 新型媒体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的教育方式为教育方式带来一场变革。例如电脑、手机、QQ、人人网、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型媒体越来越受大学生的青睐, 成为了主要的信息来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紧跟时代步伐, 学会利用新型媒体受众广泛, 互动性强, 信息量大, 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将“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在新型媒体中展开, 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中国梦”的内涵, 传递正能量, 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自觉接受有关“中国梦”的信息, 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达到宣传教育的功效。同时, 高校也要学会通过新型媒体传递的信息, 深入了解大学生的真实想法, 对大学生产生的一些错误观念要做到及早发现、及时转变, 加强同大学生的沟通与交流, 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功能, 教育引导大学生理解“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意义, 激发大学生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学习, 不懈奋斗。

摘要：“中国梦”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创新。在把“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必须在坚持目的性与规律性统一、先进性与广泛性统一以及价值引领与人文关怀统一的原则下, 一要把“中国梦”渗透到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二要围绕“中国梦”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三要将“中国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四要利用新型媒体, 增强学习与实践效果。

关键词：“中国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 2004-10-15.

[2]秦记洪.论“中国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广西社会科学, 2013, (6) :183-185.

[3]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3-05-04.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161.

论经济建设中国政治论文 篇8

关键词: 政治思想史;戊戌维新;转型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160—02

引言

大凡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是政治思潮的萌芽、兴起、发展、高潮乃至衰弱沉寂,总是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连,也总离不开特定领域内先进人物的鼓动宣传与摇旗呐喊。质言之,离开这些先进人物的积极活动,任何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是政治思潮也就无从谈起。1898年,这场发生在古老中华大地上,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变法政治运动,虽以失败告终,却开启了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闸门,维新运动兴起前后,改良派所宣传与实践的君宪民主思潮,上承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潮和洋务运动期间早期维新人士的改良思潮,下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民主思潮,从此之后,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的反动势力及思想,都将在它的重炮碾压之下,灰飞烟灭。其中的领军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更是功不可没,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实践,标志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转型。

一、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转型相关的几个问题

有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转型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欲论述该问题,必先弄清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年限划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视为中国近代史(modern history)的开端,言及政治思想史,当然也不例外。这种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给中国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习惯意义上的近代史)的研究带来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研究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发展演变历程;一方面,人为割裂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贯性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完整性。一般而言,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更多地受到了来自西方各方面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技等,促进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往前推,一直推到明万历年间,也是可考虑的。自有中西交往以来,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到来,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滥觞。本文所探讨的话题,依然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的划分方法。

第二,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潮的异同。所谓政治思想,就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反映,亦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体现了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高度智慧与积极探索。它具备了系统性、连续性、完整性等三个特征。相较而言,政治思潮从本质上来看,从属于政治思想,也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反映,但从长时间跨度和发展整体上而言,缺少了连续性与一贯性,它更多体现在作为一种思想发展高潮的表述上,等发展高峰一过,又归于常流,成为政治思想发展正态。对于此,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思’非皆能‘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 梁氏的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思潮的基本特征,而且还隐讳地赞扬了自己参与的维新运动。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潮是可互用的,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第三,政治思想转型的基本特征。一般而言,政治思想史是伴随着人类政治生态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它与人们社会意识的发展紧密相连。某一政治思想区别于某一政治思想,意即从低级落后的政治思想发展到高级先进的政治思想,或者是高级先进的政治思想倒退到低级落后的政治思想,其间的循环往复,百转千回令人深思,转型也正寓于此。为了体现政治思想史的转型,它必须具备如下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创新性。所谓创新性,即某一阶段的政治思想与其他阶段的政治思想相比而言,其中有本质性的区别,体现进步发展的元素。其二,反复性。政治思想史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充满了复杂与反复,显示了转型的艰难与曲折。其三,连续性。所谓连续性,即某一阶段的政治思想是承袭前一阶段的政治思想,并在它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体现了政治思想史发展的一贯性,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才具有了“史”的意义与价值。

二、转型的具体表征

以下的讨论均基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在戊戌变法前后的相关重要论述。

第一,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强力批判,提倡民权说,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作为维新派的激进人士,谭嗣同的批判尤为用力。他在其所著的《仁学》中宣称:“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2] 又说:“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父子夫妇之间,视为锥刃地耳……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故也。”[3] 可以想见,自幼失去母亲的变故,外部社会的种种冲击及生活的百般磨练,造就年青气盛的谭嗣同“冲决君主之网罗”,勇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激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将君主视为“独夫民贼”,他大声疾呼,要破除一切违反人道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将人们从这种变态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其破除一切,舍我其谁的气概,颇为时人所赏识。吴樵在1896年4月25日《致汪康年书》曾如此赞扬道:“谭复卿精锐能任事,不可多得之员,初不意此君能如是也。于新学亦极能见到,吾辈又多一徒党矣。湘中人士勇挚,真不可及也。”[4] 康有为认为,“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5] ”主张“行宪法”,“开国会”,君主“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6] 为此,他还提出了变革现行封建制度的具体方案。如选议员,设议院,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同样,严复也赞同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他认为尽管君主立宪制不是根本意义上的“至治”,但它毕竟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比君主专制要进步得多,并且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民权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他指出:“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7]

第二,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除了致力于宣传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而且特别强调指出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意义,为后来民国的建立乃至五四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民主不仅能够富国强民,更在于它体现了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的本质。就前者而言,严复在分析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中国时就指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者,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8]”就后者而言,严复曾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尖锐指出“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9] 基于此,他不仅提出了民主的公治原则,而且也指出了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进一步点明了民主的最终目的是获得自由。此外,他还宣称国家应该充分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根本,这是因为任何人的自由是天赋的,自由平等的意识恰恰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在他看来,“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10] 维新派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持有相类似的看法,他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在论述自由与制裁的关系时,强调指出:“自由者,权力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11]

结语

以救亡图存为旨归的戊戌变法,最终虽以失败而告终,然其所引领倡导的君宪民主思潮,影响却不言而喻。正是由于西方进化论的引进和传播,为人们重新解释和思考历史,观察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而且促进了爱国救亡与改革社会弊政的结合,提高人们关心现实政治的自觉性。……维新夭折后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因清末新政和日俄战争的际会而越形张扬。后来的预备立宪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思潮催生的产儿。与此同时滋生的民主革命思潮,虽在1905年后逐渐成为主流,但不少民主革命派的精英,都是由民权的奶汁哺育成长的。可见晚清三种社会思潮依次递进的走向中,戊戌维新时期的民权思想和君宪思潮,显然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它在思想史上的启蒙意义,它对20世纪社会思想演变发展所起的作用,决非可以用一个政治运动的失败来界定的[12] 。因此,将之视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转型,确属实至名归。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

[2][3]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339-349.

[4]上海图书馆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86.

[5][6]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G]//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236-237.

[7][8][9][10]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40.

[11]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10.

[12]沈渭滨.困厄中的近代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