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流程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流程（精选8篇）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流程 篇1

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承接社区矫正服务。全市各级民政与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培育发展承接社区矫正服务的社会组织，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机制和渠道，并围绕社区矫正任务，探索开发专业服务岗位和项目，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矫正服务。自去年以来，各地通过组建司法行政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并借助孵化基地的平台功能，先后成立5家社区矫正工作协会、1个阳光社会事务所和1个“阳光中途之家”。

积极引导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矫正服务。充分运用社会管理理念，将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帮教工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给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各级司法行政机构坚持从社会上通过考试、面试层层选拔的方式，从应聘者中公开录取文化程度高、精神面貌好、奉献意识牢、专业对口的优秀人员进入专职社工队伍。如我市沭阳县及时抓住教师转岗的有利时机，将教学经验丰富、收入稳定的45名教师充实到社区矫正岗位上，各地还吸纳一定数量的大学生村官充实到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岗位。目前，全市在职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213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社区矫正的概念、社区矫正的适用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的交付接收程序、社区矫正小组成员的组成及矫正小组成员的职责、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监管措施等方面，措施灵活、效果明显，达到以执法监管保稳定，以帮扶互动促和谐，以教育感化显真情的目的。

积极鼓励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积极引导志愿者参与到社区服刑人员帮教工作中，全市注册志愿者达到了2200余名。一是吸收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志愿者建立专业帮教志愿者队伍，开展心理测试、风险评估、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如沭阳县积极发挥县脑科医院和县心理咨询协会的人才资源，定期让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调适，并根据测试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在心理调适的同时进行行为矫治。自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共接待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咨询和心理调适120人次，为80名咨询对象解开了心理疙瘩，使他们能够以健康、平和、积极的心态接受教育管理，最终顺利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泗洪县邀请聋哑学校老师对聋哑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先后为36人次上课140余课时，解决了聋哑社区服刑人员管理教育难题。二是组建社区矫正大学生村官志愿者队伍，依托专业特长，发挥大学生文化素养高、沟通表达强、活动方式新等优势，运用“朋辈教育”模式，通过个案帮教、心理辅导等形式参与青少年矫正人员帮扶教育。三是突出发挥“五老”志愿者的作用，通过实施挂钩结对帮教，采取生活上不嫌弃、思想上不放弃、政策上不歧视的原则，实施“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大力加强对高风险和生活贫困等重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扶工作，确保每名重点人员都有人帮扶。如沭阳县社区服刑人员张某因犯滥伐林木罪被社区矫正。在刘集镇“五老”志愿者吴克贵、潘松立等人的“包带”帮教下，自主创建了旋板厂，现有工人24 人，固定资产80多万元，年创产值达170万元。据统计，近2年全市“五老志愿者” 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包带”帮教率达 87.5%，为有效促进社区服刑人员思想转化、顺利回归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积极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积极整合村居（社区）等基层组织资源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村居（社区）司法行政服务站建设。工作站负责人从村居（社区）妇委会、调委会等组织和人员中确定，主要承担工作站的日常事务及配合协助乡镇（街道）社区矫正机构做好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与帮扶工作。如：协助社区矫正机构了解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思想、工作、生活，活动范围、社会交往等情况。目前，实现全市1467个村居（社区）矫正工作站全面覆盖，承担本地的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等活动。此外，通过搭建社区服刑人员与社区、社会不同人群间的互动交流平台，组织系列社区活动，让社区服刑人员走进社区，参与文艺表演、管理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等活动，从而逐步熏陶社区服刑人员感悟人生，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

积极引进企业、社会组织等提供培训、帮扶等服务。利用全市100余家爱心企业把社区服刑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再就业培训体系，定期公布就业和培训信息，组织有接受能力和实际需求的社区服刑人员免费参加技能培训和专场用工招聘会，为有就业愿望的社区服刑人员和用人单位提供洽谈平台。如泗洪县联合县人社局、泗洪中等职业学校对全县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网络技能培训，共培训5期680多人次，有30人多名社区服刑人员到相关企业和单位当了网络管理员，有20多人开办网店。沭阳县司法局与该县虞美人瓜果专业合作社共同成立特殊人群过渡性安置基地，自基地成立以来，已为80余名“三无”等特殊人群解决临时就业问题。此外，还积极鼓励企业提供临时救助、过渡安置等服务，如宿豫区司法局在2011年和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阳光中途之家”，先后为8名社区服刑人员通过了临时救助、过渡性安置等服务。

一是借助青年志愿者力量，提升监管效率。建立由机关单位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13人组成的“社区矫正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协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落实日常监管措施，参与社区矫正人员的调查评估、信息录入、信息核查、档案整理等工作，提升社区矫正监督管理效率，推动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

二是借助社会工作者力量，保证帮教质量。建立由4名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社区矫正社工服务队”，协助开展教育矫正，参与社区矫正人员心理矫治、制定矫正方案等工作。积极开展社区服务，对生活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发放生活物资、一对一心理辅导等帮扶活动。

三是借助义务工作者力量，开展公益活动。建立由社会义务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等12人组成的“社区矫正义工服务队”，协助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邀请有多年慈善事业经验的老义工谈经历、说感受，激发社区服刑人员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主动性。

四是借助社区矫正协理员力量，进行结对帮扶。创新实施社区矫正协理员制度，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聘任社区内热心社区矫正工作、具备较高政治素质和较强群众工作能力的人，从事社区矫正辅助工作。目前共选聘社区矫正协理员109名，每名社区矫正协理员协助管理1-3名社区服刑人员，实现社区协理员村级全覆盖。

一是借力社会工作者力量，提升训诫教育水平。浦江县矫正办邀请监狱、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具有丰富专业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组成社区矫正教育团，负责每月一期社区矫正集中训诫教育的授课。教育团成员需协助司法局制作符合社区服刑人员需求的学习教育课件，不定期应邀到司法所开展集中教育活动，并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纠正行为偏差、修复与家庭和社区关系等服务项目。邀请心理咨询师、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人力资源专家等组成社区矫正个性化服务团，针对社区服刑人员个性差异，主要在心理辅导、社会认知教育、法律服务、就业指导等方面开展“一帮一”、“多帮一”等个性化帮教服务。目前集中训诫教育已开展2期，集中教育开展45次，共760人次受教；开展法律服务157人次，指导就业65人次，提供心理咨询20人次。二是借力社会培训平台，拓展就业帮扶渠道。争取县委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的支持，已将社区服刑人员和归正人员“两类特殊群体”就业技能培训纳入县“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培训工程”计划，为其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目前共有450余人次完成了技能培训工作。联合县民政局等职能部门为想要自主创业的刑释解教人员提供经商渠道的政策和信息支持，切实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到目前，共有340余名刑释解教人员通过帮助实现就业创业。同时，在全县共建立15个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基地，主要为生活困难、需要就业帮助的刑释解教人员安排过渡性就业，共安排过渡性就业400余人次。

三是借力社会志愿者队伍，提高矫正监管效果。扩大志愿者队伍的选聘范围，积极动员组织青少年工作者、调解员、“五老”人员、妇女主任、村干部、新居民协管员等参与到社会志愿者队伍中，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工作站力量，目前全县共有社区矫正志愿者1180名。制定下发《浦江县社区矫正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基本条件、工作职责、应终止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的六种情形进行了细化规定。年底对优秀社区矫正志愿者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规定按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一定奖励，不断激发其工作积极性。

始终坚持“衔接好、监督好、引导好”每一名社区矫正对象为工作思路，既加强专职执法队伍建设，也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了专业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矫正小组、群众组织等多股社会力量参与的格局，杜绝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现象发生。

一是借力基层自治组织发挥本地优势。积极整合村（居）等基层组织资源和社会力量。村委会配合协助司法所做好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与帮扶工作；

二是成立社区矫正小组实施个性化矫正方案。对每一个矫正人员及时成立矫正小组。明确并细化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服刑人员家属、村干部社会管理网格成员各自的职责，充分发挥矫正小组网络化监管作用。及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详实动态，并制定或调整矫正计划和方案，确保方案同步、措施灵活、效果明显，达到以执法监管保稳定，以帮扶互动促和谐，以教育感化显真情的目的；

三是把社区矫正帮扶工作落到实处。日常管理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不定时地入村到户，深入家访。与社区服刑人员面对面谈话，掌握其思想动向，妥善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减少压力，增强信心；

四是动员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对在职在岗的社区矫正人员，在社会调查评估时首先必须与单位有关领导、同事进行座谈，调查情况，征求社区矫正意见，且至少有一名领导必须作为矫正对象保证人，单位同意协助司法所进行监管教育，做到互相配合，互通信息。

一直以来，社区矫正面临人手少、任务重、专业力量薄弱等瓶颈。近日，北仑区政法委牵头，区司法局等多部门协同，在北仑新碶街道探索特殊人群服务机制改革，率先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并由政府购买此项服务。经过3个月试点运行，目前颇有成效。

去“标签化”

被矫正人员，往往被贴上罪犯标签，要顺利地融入社会，比常人更为艰难。

1990年出生的小王是一个河南到北仑打工的小伙子，学历不高，在一次纠纷中他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最近，他按时参加新碶街道“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组织的法制教育、心理知识等讲座。他说：“上课后，受到了不少教育，让我受益最大的就是面对现实接受矫正。”如今，他开了一家汽配店，一家人共同经营，生活步入正轨。

新碶街道“红领之家”一直从事公益事业，在北仑当地有较高的知名度。今年9月，成立“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配合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每月进行法制教育和组织公益劳动。作为试点区域，目前新碶街道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22名。

“红领之家”负责人陈军浩表示，以社会志愿组织的形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是平等的主动的，可淡化由政府组织的强制特征，更大程度传递正能量。

由“管”到“帮” 在以往的社区矫正中，“管”的成分往往占得比较大，被矫正人员也容易产生逆反情绪。为此，北仑试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参与矫正工作，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协议中，“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每人每月2小时以上法制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每人每月2小时以上社区服务活动和社会公益劳动，以及落实每名社区服刑人员与两名志愿者结对，志愿者可采取“一对多”等多种帮扶方式。

今年18岁的小金因偷盗手机被判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被学校开除后，他显得更为孤僻。芝兰社区党总支书记黄伟君主动对他及家长开展心理辅导。每次帮教谈话，黄伟君刻意营造轻松、融洽的氛围，以友善、尊重、真诚的态度跟小金及他母亲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经过几次辅导，小金开始学会与人正常交往。

北仑区司法局副局长刘德方认为，社区矫正人员、归正人员、吸毒人员、重性精神病人等四类特殊人群是比较容易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人群，也是需要给予特殊关爱的重点人群。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力量，可以使得社区矫正由单纯的“管制”，到量身定做的“帮扶”，帮助矫正人员走出阴影，在阳光下生活。

培养感恩社会之心 日前，“红领之家”提出项目菜单式服务，激发主动性，每月制订活动、学习菜单，特殊人群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时间安排等，进行自主选择、申报活动；同时，把特殊人群的义务劳动融入敬老、护绿等志愿服务活动中，逐渐培养他们感恩社会、回报社会之心。

有关法律人士认为，社区矫正，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需要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比如，社会组织具有心理、教育等方面专业人才优势，他们以兼职的形式参与活动，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大大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流程 篇2

社区矫正是中央提出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是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举措。

加强领导,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社区矫正工作是新时期赋予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课题, 随着《办法》的贯彻实施, 社区矫正工作将面临着监管安全的严峻考验, 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以及执法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 未来我区司法行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此, 我区不断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区四套班子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精心部署。一是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 研究部署, 要求坚持“积极稳妥、依法规范、协调配合、质量为本”的工作原则, 以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作为工作核心, 努力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二是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任组长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领导小组成员由区综治办、公检法、民政、财政、工商等17个部门组成;三是制定下发了《河西区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 明确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适用范围、任务以及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四是召开了公检法司四长会, 研究部署了公安河西分局与司法局进行社区矫正工作交接的具体事宜;五是召开了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推动大会, 就我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积极探索, 建立“3-4-5”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社区矫正承担着依法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适应性扶助3项任务, 要求各执法环节无缝衔接、管控过程无脱管漏管、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0.1%。实现这些目标, 探索一个健全完善的具有河西特色的工作体系是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为此, 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之上, 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支持下, 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 我们初步形成了区委、区政府领导, 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组织实施, 公检法司相互协作, 各部门密切配合,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化工作格局和三级矫正组织、四支队伍、“五位一体”矫正小组的“3-4-5”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注重协作, 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 公检法司等部门分别承担着相应的工作职能, 我区公检法司充分发挥配合紧密的优良传统, 在完善办公室定期议事制度、信息沟通制度、工作通报制度、定期联合督导检查制度等各项工作制度的同时, 注重把握工作规律, 加强协作机制建设, 不断推进了我区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发展。

一是建立与各司法所紧密衔接的社区矫正人员衔接机制。我区根据不同的矫正类别完善了社区矫正人员衔接制度。二是建立公安机关共同参与的接矫解矫现场宣告制度。根据《实施办法》社区矫正的主体变更之后, 我局与公安河西分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各公安派出所仍派员参与社区矫正现场宣告, 分管民警仍与司法所工作人员一道作为社区矫正工作小组的成员, 发挥公安机关的震慑作用, 配合各街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管。三是与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完善调查评估衔接制度。区司法局与区法院多次就审前调查评估工作的委托、调查事项、庭审程序等具体环节进行研究和磋商, 联合制订了《河西区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 (试行) 》, 由人民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对被告人进行审前调查评估, 就被告人的平时表现、家庭状况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供人民法院在量刑时作为证据予以采纳。四是区检察院建立社区矫正工作全程监督制度。区人民检察院对我区社区矫正交付与接收、监管与矫正、变更与终止等环节的全程监督, 建立了定期检察与随时检察、日常监督与专项检察相结合的监督方式,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

严格管理, 努力提升社区矫正执法能力和水平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司法局承担着调查评估、审批、予以警告、提出各项执法建议、组织教育学习、开展适应性帮扶、办理接收、解除矫正、协调检查评估等15项职责, 各司法所承担着矫正宣告、成立矫正小组、日常监管、组织教育公益劳动、帮扶等九项日常管理工作。区司法局和各司法所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 担负着社区矫正的重要任务。为此, 我们不断加强基础建设, 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管理手段, 努力形成科学的管理模式, 全面提升我区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流程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

社区矫正也被称为社区处遇，是相对于传统的监禁刑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罚处罚机制。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是那些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轻的罪犯，说明其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较小，再犯的可能性较小。按照两高两部的《通知》要求，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或由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

一、施行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犯罪人更好的改造和回归社会的需要

首先，社区矫正可以祛除在监狱中执行刑罚的弊端，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符合刑罚教育功能。其次，社区矫正可以使刑罚对罪犯进行“因材施教”，体现对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结合。再次，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罪犯的再回归社会。

（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解决监狱拥挤，节省国家资源的需要

我国监狱人满为患，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过度的增长使监狱爆满，监狱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罪犯的心理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而社区矫正可以大大减少监狱人口，缓解监狱压力，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另外监狱人口的减少使财政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从而节省国家资源，这是符合刑罚经济思想的。

（三）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系，落实非监禁刑的需要

从刑法典的内容来看，我国非监禁刑的种类比较齐全，机构合理，但基本上都是以公安机关作为主要的执行机关，实际中由于公安机关将打击犯罪作为工作重点且警力有限，对非监禁刑的执行很多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合此次专项监外罪犯专项检查情况来看，监外罪犯脱漏管情况严重；同时公安机关在执行非监禁刑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帮教措施，监外罪犯再犯罪的比率较高。可见现行的非监刑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實，与刑法确立非监禁刑的目的相违背。而社区矫正是由公、检、法、司、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等共同执行，这就能使非监禁刑落到实处。

（四）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建设更好的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法及有效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需要

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更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矫正，在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法上增加了社会实践这一课或直接在社会上服刑，把单纯的说教拓展为多种方式综合运用，使他们增强了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社区矫正是吸收社会各种力量来参与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活动，形成政法机关、社会机构、家庭、受害人多位一体，齐抓共管的合力，强化特殊预防功能。

二、实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非监禁刑适用普遍偏少

就目前来说，在我国由于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总认为罪犯就应该在高墙和电网的限制下得到惩罚，于是对罪犯苛处刑罚时仍以监禁刑为主体，非监禁刑的适用率低。

（二）社区矫正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

在我国社区矫正采用的是先试点后立法的方式，使得社区矫正制度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在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情况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践行社区矫正工作就会畏首畏尾，面对当事人的提问有的时候很难做出回答，容易造成尴尬局面。

（三）社区矫正在某些地区出现“赶鸭子上架”的局面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兴的刑罚执行制度，其推广应采取以点到面的方式，但是有些基层社区建设根本不够施行社区矫正的条件，但是为了“面子”、“赶时髦”也盲目效仿或施行。它们的条件不许可，各方面建设不到位，制度不完善，使社区矫正根本不能落到实处，而导致罪犯刑满释放后感觉不到刑罚惩罚性进而重新犯罪，使公众对社区矫正失去信心。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为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应着手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制定行刑法典，统一行刑权限，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

从国外的情况看，刑事裁判的执行大都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和负责，一般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从长远看，制订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并将行刑权集中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应是我国行刑法制发展的方向，这对于全面、系统地规范行刑权的运作，提升行刑机关的法律地位，加强狱内改造同狱外改造的衔接配合，推动行刑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行刑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行使是较为合适的，这有利于解决目前行刑权主体过于分散及行刑权的非均衡性等问题，从而实现刑事司法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完善社区矫正操作

在制定《社区矫正法》的同时，要制定每种罪犯和判处每种刑罚的罪犯以专门的矫正方案、实施细则。要首先考虑每个社区的特长及可以矫正罪犯的种类，还应考虑罪犯的特长，然后对罪犯和社区具有针对性的“各就各位”，充分利用社区和罪犯各自的长处和优越条件进行矫正，优势互补。在每个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刑之前，要对被告人能否适用这一刑罚方法进行调查，调查包括其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目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工作、生活环境及其主观恶性，悔改心理及受害人意见和社区公众的意见做出一个具体的、全面的报告；结合罪犯的改造情况及其他多种因素对罪犯进行再犯预测。法官在裁判时要主要参照这两份报告，进行社区矫正听证制度，然后具有针对性地判处在某一个特定的社区服刑；然后矫正工作人员根据这个报告制定具体的操作方案，具有针对性的罪犯改造方法，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首先，明确社区矫正属于刑事司法体系，是非监禁刑和暂缓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行刑权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行使是较为合适的，这有利于解决目前行刑权主体过于分散及行刑权的非均衡性等问题，从而实现刑事司法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矫正工作是一项执法活动，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是执法人员，其次才是社会工作者，其地位与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同等重要。

其次，在司法部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機构——社区矫正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相应设立分支机构，由市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公、检、法各部门充分发挥工作职能。公安机关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对重新违法犯罪的矫正对象依法及时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脱离监控范围的矫正对象进行抓捕；人民法院依法加大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进一步规范罪犯假释，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工作程序；人民检察院要充分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监督程序，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

再次，要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由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组成的社区矫正社团，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可以考虑从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人员中动员一部分人员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从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后备人才建设来看，可以考虑组织法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力量，在我国法学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增设社区矫正专业。要加大社区矫正工作者培训力度，分期分批培训社区矫正工作者，对参与帮教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必要的培训，使之不断更新知识，熟练正确地运用矫正工作方法和技巧，适应新形势下社区矫正的工作需要。

（四）加大对社区矫正罪犯监管力度

基层司法所应参照高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加强对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管理。执行地司法所所要统筹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掌握本辖区内社区矫正罪犯的基本情况。建立社区矫正罪犯考察档案和统计台账，要求法律文书、帮教组织、帮教措施、责任人、保证书齐全，要有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切实履行对所辖区域内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管理考察职责，依靠基层组织、单位保卫部门、治保会等加强对社区矫正罪犯进行经常性的帮教，对不服管理帮教的，要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查处。同时，还应尽可能地帮助社区矫正罪犯排忧解难，解除家庭、社会的歧视现象，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创造一个好的改造环境，使其在服刑期间能够遵纪守法、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应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督促执行机关规范对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管理。一是要加强对社区矫正中违法行为的查处，尤其要着重查办牵涉其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二是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社区矫正罪犯重新犯罪进行打击，及时审查批捕，依法提起公诉。三是加大对社区矫正罪犯执行的监督考察力度，促使执行机关严格执法，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五）落实检察监督保障，增强监督权威

执行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完善监督程序，规范监督方式，在完善社区矫正监督的有关立法中，应将一些弹性监督条款改为刚性规范，指定一部统一的、能协调不同执行机关关系的、能有力保证执行公正和高效率的刑事执行法律规范。明确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检察监督中的法律强制力，从根本上来说权力是一种使人服从的力量，因此权力的背后即具有某种强制力作为保障。

社会工作青少年社区矫正某案例 篇4

二、特点分析

1.突发性。由于青少年各项生理基能正在发育之中，身体增长的速度快，但是心里发育却相对滞后，自我控制力不强，因此在某种偶然的诱导和刺激下，容易遇事起意，突然实施犯罪，脑子一热，说做就做，不计后果。本案中蔡某及其同犯就是出于对金钱的渴望，在好奇和刺激的心理作用下实施了抢劫。事实上蔡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和同伴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后果会如此严重。（2.团伙化。由于青少年年纪尚轻，心理承受能力也有限，势单力薄的心理使得他们容易结伙作案，通过结伙成群，互相壮胆，互相煽动，互相利用，互相依存，增强安全感。因此，多是三五成群、七八成伙的共同作案。本案中蔡某以及其他五名被告均是纠集成伙共同犯罪。（3.低龄化。近年来 ,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14-16岁少年犯罪的比例日渐增大，并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本案中，共有6名被告，均未满18周岁，其中蔡某及其同案犯王某还未满16周岁。（4.反复性。青少年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且心理素质不稳定，容易收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如不注意隔离他们与不良习气接触，不注意对他们不良行为的及时纠正和和控制，他们也容易受到坏人坏事的熏染而重新犯罪，具有很强的反复性。本案中，蔡某的其中两名同案犯就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实施了抢劫。（三、原因分析（在对于本案蔡某的犯罪原因的分析中，除了自身因素以外，有三个环境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1.家庭因素。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任教师，正确的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极其重要的。而蔡某恰恰缺乏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主要表现在：

一是家庭的贫困。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激烈竞争和贫富差距。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好奇和攀比的心理容易产生对物质生活的极端追求和滩涂享受。蔡某家庭贫困，父母双双下岗，母亲还是残疾人，家里每月的收入仅来自三百多元的低保金，所以蔡某对物质方面的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加之父母平时缺少对其在金钱和物质方面的正确引导，导致其最终在好奇和寻求刺激的心理作用下实施了抢劫，并将近一半的赃款与同案犯挥霍消费。二是父母文化不高。蔡某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在对蔡某的教育上具有一定困难，对其的管教也较为松懈。蔡某曾有一次殴打其同案犯王某，但是其父母只是代替蔡某承担了王某的医药费，并未意识到该不良行为严重性，没有及时对其不良行为进行纠正，使得蔡某的不良行为进一步升级成为犯罪。甚至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初始，工作人员与其父母联络时，其父母还认为是政府给其孩子判了刑，是政府影响孩子前途，而并未意识到蔡某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父母法律意识的浅薄直接削弱了家庭力量对蔡某的矫正。

三是父母的过分溺爱。父母对视独生子女往往视为掌上明珠，重视物质方面的满足，而忽视了思想品德的教养，娇生惯养，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助长子女任性和放纵的性格。本案中蔡某的情况便是如此，由于是家中独子，蔡某深得父母宠爱。父母对其的管教极为松懈，蔡某幼时表现尚可，乐于助人，但初中阶段开始迷恋网吧，成绩下滑，不听劝告，逐步蜕变，在这其中，其父母对蔡某的变化并未引起关注和加强管教，甚至在社区矫正阶段初始时期，其父母还对蔡某的行踪进行隐瞒。父母的过度溺爱滋长了蔡某的任性和放纵的性格，对其不良行为的放任，也最终使得蔡某发展走上犯罪道路。

2.学校因素。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使得学校在教育上，注重学生文化知识的教育，而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较为忽视，对法制宣传也较为忽视，学生对法律常识知之甚少，法制观念十分薄弱。蔡某所在的职业技术学校也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问题。工作人员曾询问过蔡某谁是现任班主任，蔡某竟回答已经连续换了几个班主任，现在已经不知道是谁了，班上的同学关系也很淡漠。本案中，与蔡某共同犯罪有四人都是蔡某的同校同学，其中一名同案犯王某案发时入校才刚刚两个月，对此，学校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的纠正，可见，学校在对学生的管理和引导学生遵纪守法上是存在一定漏洞的。（3.社会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媒体和文化发展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而与此同时，文化市场管理的不规范，法制教育的相对滞后，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使得一些不良的文化逐渐侵蚀了是非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网吧、游戏厅、卡拉OK等娱乐场所的管理不严，暴力、色情和恐怖的音像制品和书籍的打击不力，青少年活动场所的严重不足，使得青少年本应纯净的蓝天受到污染。社会上的消极因素成为了青少年犯罪的催化剂。本案中蔡某的性格转折点也是从沉迷网吧开始的，也是因为在网吧结识了一些风气不良的青年，才最终被引入歧途。（四、矫正措施（1.配备精干的矫正小组。青少年的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必须依托社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吸纳社区志愿者、专家学者、政法干部、教师、高校学生、法律界人士等人才和矫正对象家长、老师和亲朋好友等进入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共同参与到工作中来，形成一支活跃的生力军。因此，中华司法所特地邀请了长年从事青少年审判工作，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富有经验的薛法官和当初为蔡某进行法律援助的许律师加入了矫正小组。同时，也把蔡某的父亲列入了矫正小组，并与其签订了社区矫正监护协议，强调家庭在矫正工作中的作用和责任。（2.强调思想和心理矫正。青少年情绪易波动 ,思想也较为幼稚的特点，通过心理疏导和思想沟通，引导其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教育活动 ,加强思想矫正是十分重要的。青少年普遍具有可塑性，因此只要能够抓住其心理特点，耐心疏导和深入沟通，从心理逐渐矫正，就能帮助其彻底告别过去的不良思想和不良行为。因此，在平时的矫正过程中，矫正工作人员特别注意与蔡某的沟通，通过每周一次的电话汇报和每月的公益劳动和教育学习的机会，争取和其深入交谈，了解其心理历程和心理变化，并适时对症下药，予以耐心帮助。薛法官和许律师平时工作较为繁重，因此主要是通过电话与蔡某进行沟通，并及时与司法所交流，根据蔡某的心理变化适时调整矫正工作的重点。在安排公益劳动时，司法所也较为注重安排蔡某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街道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加强其社会责任感。蔡某18岁生日之时正值清明节来临之际，司法所便在英雄纪念碑前并为其举办成人宣誓仪式，通过庄严、肃穆的宣誓活动，进一步加深其的爱国主义情感，进一步加强其的宪法意识和责任意识，收到良好效果。（3.严格对待日常管理。根据青少年服刑意识淡薄、认知偏差及服刑表现不稳定的特点，司法所在日常管理上不但并未因为蔡某年龄小而给予任何的放松和特殊对待，而是更加强化了对其的严格要求。由于其家教不严，学校管理也比较松懈，长期以来形成了其自由散漫、自控力差的缺点，加上之前公安机关在矫正工作方面管理较为松散，其对社区矫正认识不到位，并未意识到矫正的真正意义，组织纪律性较弱。所以，司法所通过日常管理的严格要求，严格地执行社区矫正的各项管理制度，按时报到、按时思想汇报、按时参加公益劳动，注重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来增强其的组织纪律性，并通过辅导其学习社区矫正的相关制度和规定，加强其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从而自觉遵守矫正纪律，自觉接受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流程 篇5

（第 期）

弋阳县司法局社区矫正股 2012年2月17日弋阳县司法局积极探索实施社区矫正对象审前社会调查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与审判工作的有效衔接，弋阳县司法局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实施审前社会调查工作。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准确量刑提供参考，提升基层司法行政的影响力，同时也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弋阳县司法局领导对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工作高度重视，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多次召开会议、专门部署研究，明确由司法局分管领导牵头把关，社区矫正股工作人员协同基层司法所具体实施审前社会调查。首先，分管领导和股室工作人员到县法院与院领导、刑庭领导就审前调查的内容、格式、委托方式、期限及调查结果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其次，我们在收到法院委托函后，先由司法所协同村（居）委会对被调查人的社会、经济、家庭等方面情况进行综合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通知其家属与司法所工作人员一道到社区矫正股告知相关情况，领取相关材料，再由有关单位汇总形成文字材料，报局形成评估意见。最后，在审前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力求客观公正，不带任何偏见。完成了所有委托的审前调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1年12月我局收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来函，委托对被告人高某（弋阳县三县岭人，涉嫌聚众斗殴罪）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由于被告人高某及家人对这项工作不了解、不重视，导致高某及家人一开始并不配合调查工作，了解到这一情况，矫正工作人员立即与萧山区人民法院取得联系，同时前往高某家中进行说服教育及政策宣传工作。使高某及家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配合调查工作的开展，在3个工作日内就形成了适用缓刑的调查评估意见，提交至萧山区人民法院，作为高某能否适用缓刑提供了有力的参考。现高某已被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处缓刑，接受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社区矫正工作与审判工作的有效衔接，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起了重要作用。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流程 篇6

[内容摘要]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以下简称社工）对有效落实教育矫正措施，切实提高社区矫正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的试行，社工队伍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本文试对社工力量不足、素质令人堪忧、职责界定不清及待遇难以保障等问题做出调查分析，并探索“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配置、高效率运行”的工作思路，以“抓队伍、强素质、促保障”为突破口，建立一支人员充足、素质较高、保障有力的社工队伍，为全面试

行社区矫正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社区矫正 社会工作者队伍 建设

从社区矫正先行试点的实践看，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对有效落实教育矫正措施，切实提高社区矫正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的试行，社工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也随之显露出来。这些问题和不

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工力量明显不足。社工数量相对偏少，且没有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配置和使用，没有充分考虑各乡镇（街道）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存在差异性这一客观事实，而是按照行政区划，简单地为每个乡镇（街道）各配备1名社工人员。这种不合理性的分配方式，必将导致不同地方社工担负工作量的严重不平衡。有的乡镇（街道）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只有几个人、10多人，社工吃不饱，整日无所事事，或被挪作他用；有的乡镇（街道），特别是少数城关镇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常年保有量均在200人左右，社工吃不了，无法按规定逐一落实教育矫正措施，成天忙于应付统计报表和台账，做一些表面文章。长期下去，其结果必然影响社工的工作热情，直接导致教育矫正质量和效果的下降。

2、社工素质令人堪忧。从先行试点的情况看，现有社工结构，除了一部分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应届、往届大中专生外，大部分是从当地法律服务所等其他部门照顾性安置或“转岗”而来的中老年同志。尽管这些人员有的也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社会工作经历，但由于他们大多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普遍缺乏基本的刑事执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经验，思想观念也难以适应社区矫正的价值理念。据调查，这些社工上岗前有的“临阵磨枪”，仅仅参加1-3天的“速成班”、“扫盲班”学习；有的甚至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只是“师傅传授，跟班作业”，故难以胜任社工这一角色，难以从事专业性、法律性很强的社区矫正工作。此外，社工年龄偏高，部分人员不懂电脑，且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工作上被动应付，缺乏主动创新意识，工作方法显得简单粗糙，缺乏互动的手段。女性社工偏多，部分县（市、区）男女社工比例倒挂，个别的竟然达到2：8之多，使得社工队伍管控高危人群的能力缺失或大打折扣，甚至出现开展集中教育、公益劳动等压不住阵脚的局面。

3、社工职责界定不清。社区矫正机构职责不明，司法行政机关目前只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无执法权，矫正实务中缺少合法性和强制力，造成工作被动。与此同时，司法所人员、社区矫正社工及志愿者的职责划分不明，界定不清。有的领导甚至认为“司法所人员和社工、志愿者是一家人，谁做，谁不做；谁多干，谁少干，没什么关系”。熟不知，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就难以实施目标管理和考核，就无法调动社工人员的积极性去提高工作效率和矫正效果。

4、社工待遇难以保障。有的县（市、区）社区矫正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有的虽纳入财政预算，但没有明确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导致社工人员的工资报酬难以及时足额发放。即使江苏省财政2008年起全国率先建立起省级社区矫正专项资金，初步建立了省、市、县、乡四级“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社区矫正经费预算保障体制，但时至今日，个别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配套经费远未到位。有的地方对社工的待遇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障，社工月工资标准仅为800元。这种低待遇使得社工的热情锐减，一些高学历、高能力的开始活动跳槽，造成社工队伍不稳定和人才流失。此外，各地社工大多没有制式工作服或统一标识，开展教育矫正和集中活动缺少必要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

2009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总结社区矫正试点经验，部署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司法部长吴爱英特别要求，建立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确保有专职人员从事社区矫正工作[1]。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结构合理，业务精通、作风过硬，且稳定性强的社工队伍，对于依法规范、有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准确性，提高罪犯的教育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推进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各地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全面推进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一、建立领导体系，着力构建社工人才队伍

全面试行社区矫正是中央政法委批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是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

改革的需要，其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党委、政府强化领导，需要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因此，司法行政机关要抓住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机遇，切实做好牵头组织工作，认真履行指导管理的职责，按照“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配置、高效率运行”的工作思路，以“抓队伍、强素质、促保障”为突破口，建立起一支人员充足、素质较高、保障有力的社工队伍，为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健全领导机构。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努力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日程，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建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切实加强组织领导[2]。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作，建立社区矫正衔接配合的长效机制。同时，在乡镇（街道）设立依托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站，以便减少工作环节，提高运转效率，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

2、设置职能处室。上级编制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可就各级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可行性和命名的规范性、同一性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尽快拿出指令性意见，供各地统一执行。笔者建议，司法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应单设社区矫正局，省辖市和各县（市、区）可单设社区矫正处（科），并增加编制、增加领导职数，选派政治坚定，业务素质较高的同志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实行专人专职抓。各县（市、区）司法局矫正科直接与各乡镇（街道）司法所、矫正办联系，指导业务工作开展，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

3、创新管理模式。社工在各乡镇（街道）设立的矫正办工作，矫正办设置在司法所内，受县（市、区）司法局统一领导。社工接受司法所的工作指导，由司法所负责具体工作安排和年终考核。

4、成立协管组织。社工队伍组建后，为了有效管理，市一级可成立社工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市政法委、综治办、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政法系统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组成，帮助协调基层司法所与派出所及其他部门、单位、团体之间的关系，部分承担对社工的选聘、培训、帮助指导、教育监督、考核表彰、依法维权等职责。

5、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注重宣传效果，通过开展“社区矫正宣传月”、“社区矫正大家谈”、“社区矫正研讨会”及开办社区矫正信息网、宣传专栏等形式，切实提高群众对这项工作的知晓率和认同度，努力为全面试行社

区矫正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加大选培力度，着力提高社工人才素质

探索建立人才的吸引、培养、使用、考核的新机制、新方法，严把“三关”，着力提高社工队伍素质。

1、严把选人用人关。坚持“公开招考、定岗竞争、择优入围”的原则，把好社工“进口”关，决不搞照顾性安置。在招聘社工的程序上，可由司法局政工、社区矫正职能处室等具体实施，请求组织人事及纪检监察部门参与，并按事先规定的录用条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经过笔试、面试、政审、体检等程序，对符合条件的予以聘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要注意“三个优化”。即：一是优化

知识层面。社工应当按照具备大专以上法律专业学历或相当学历的要求进行配备、为依法、严格、规范、准确地实施刑罚提供素质支撑。二是优化年龄结构。采取阶梯式用人方式，在对社工人员的选拔上，既要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又要选择经验丰富的干部。要按照年龄的大小，科学配备工作人员，充分发挥不同年龄段工作人员的自身优势，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水平。三是优化性别比例。社区矫正是刑法执行活动，工作的对象是社区服刑人员，属于高危人群的范畴。特别是在乡镇（街道）一线工作的社工，常常要独挡一面，监管工作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基层女性社工的比例不宜过多，一般情况下男女社工的比例还是掌控在7：3以内为好。此外，参加应聘的社工应具备以下条件：（1）拥护党的领导；（2）遵守法律，品行端正，没有违法犯罪记录；（3）热爱社区矫正工作，工作责任心强；（4）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优先录取；（5）具有一定的文字写作能力，并可熟练操作和使用计算机；（6）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应控制40岁以下。

2、严把教育培训关。实施“树人计划”，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开展多形式、多场次、多途径的教育培训和岗位轮训，以加强对社工等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教育培训。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四级都要将培训工作列入计划，使教育培训制度化、长期化，不断提高社工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增强依法办事、文明执法、清正廉洁的工作效能和执法水平。一抓岗前培训。社工必须经过1-3个月的岗前培训，配发“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证书才能上岗。针对社区矫正工作专业性强、可借鉴经验少的实际，各地必须安排岗前培训，为新任社工讲授相关法律、法规、矫正心理、矫正实务知识，在服刑人员接收、日常管理、心理矫正、规范建档等方面进行具体指导，使他们对社区矫正工作有一

个初步认识，能够尽早适应工作。2008年，盐城市司法局在全国率先成立市级社区矫正警务培训中心，并开办专职社工上岗资格培训班。培训班为期3个月，共开设社区矫正理论等6门基础和专业课程,并增设时事政治、警体等选修课程。至日前，该市已经开班3期，118名学员相继获取结业证书，并奔赴在社区矫正工作一线，成为平安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补充力量。二抓继续教育。建立日常培训制度，社工人员每年要参加不少于5天的继续教育，重点学习国家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两院两部”、司法部（厅、局）新近出台办法、意见、规章和制度。此外，各地可鼓励专职社工参加学历教育，并可根据需要和可能委托当地高等院校定向培训，集中、系统地培养社区矫正工作后备力量。三抓业务交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组织相关人员，赴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好的省、市考察学习，以借鉴兄弟省市先进管理理念和成熟工作方法。与此同时，定期召开社区矫正工作研讨会、现场会，交流各自的成功经验和体会，商讨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的方式方法。建议：省每年、市每半年、县（市、区）每季、乡镇（街道）每月召开一次例会或案情分析会，专题收集汇报社区矫正工作新情况、新动态，商讨相应对策，并督促推进重点工作、重大部署，以推动社区矫正整体水平提升。四抓考核竞赛。“以赛代训，以考促学”，通过举办知识竞赛、业务考核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进一步激发社工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断强化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

3、严把考核管理关。各省、市可统一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绩效考核办法》、《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绩效考核办法》，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司法行政机关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业务处室及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任免、奖惩、提拔、评优的重要标准，作为社工人员调资、奖惩、续聘的主要依据，作为志愿者续聘和发放工作补贴的参考因素、做到以制度促进工作规范、以制度推动工作发展。实行目标管理，各地可实行年部署、周督查、月分析、季盘点及半年总结、全年考核奖惩的方式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全面试行。通过人订制度，制度管人，勤于管理、严格考核，公正奖惩，来规范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为使考核结果客观全面，可试行6位一体的考核模式。即考核社工需要结合本人、社工管理委员会、乡镇（街道）矫正办、司法所、派出所及服刑人员6个方面的意见，逐一界定每位社工的工作业绩，确定是否合格。考核内容：工作作风、工作态度、沟通能力、管理方法、矫正效果等方面测评和建议。

三、实行科学管理，着力配置社工人力资源

为解决社工人数分配不公，承担工作负荷不均的问题，各地可采取以下措施，合理配置社工人力资源。

1、科学设置岗位。为优化人力资源配备，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可采取“购买社会服务岗位”的形式，合理设置社会工作者服务岗位。实践中，为平衡工作量，各地可以地域区划为基础，按照管理人员和服刑人员1:20的比例为各乡镇（街道）矫正办配置社工。社工队伍实行劳动合同制的用工制度，所有社工均为聘用人员，合同可两年一签，以便根据社区服刑人员人数的变化和社工绩效考核的情况进行调整。社工要专职专用，既可确保管控工作到位，又可增强司法所力量，为提高社区矫正效果提供人员保障。

2、明确各方职责。《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者职责（试行）》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职责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具体涉及服刑人员的衔接、教育矫正、日常管

理、考核奖惩、组织社会志愿者开展矫正活动、帮困解难、心理矫正、组织公益劳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个案、加强各种矫正力量的配合等[3]。因此，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应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指导下，协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其职责。一是进行风险评估，依据服刑人员的犯罪原因、生活经历、家庭状况等基本情况，为其建立档案，通过深入分析性格、爱好、特长、个性特征，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并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修订矫正方案。二是开展走访活动，与服刑人员联系沟通，掌握其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基本情况，以便有的放矢，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帮教。三是组织服刑人员学习教育、公益劳动，并将学习劳动情况记入档案。四是通过“心理诊所”、提供援助、就业担保等形式，帮助服刑人员解决心理、生活、就业等方面问题，以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接受矫正。五是负责服刑人员月度小结、思想汇报、学习劳动等情况记录，并以此为依据对服刑人员进行加分、扣分，进行每月考核、评级，提出奖惩建议。

3、建立激励机制。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激励竞争机制，及时调整不称职的社工人员，不断加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增强工作人员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进而优化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结构；要成立社区矫正工作及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绩效考评检查小组，由职能部门牵头，定期组织相关部门赴基层明查暗访，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年终时要进行综合评比，同时评出工作先进和后进，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充分调动社工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4、推行项目管理。为强化社工队伍建设，可采取项目管理的形式，以完善岗位设置、加强专业培训、制定人才培养规划为手段，积极探索建立社工人才吸引、培养、使用、考核新机制、新方法。各县（市、区）可经选择1至2个各方

面条件比较好的乡镇或街道，各成立1个社工服务站，作为专门的社工服务机构。社工服务站要做到“五有三定一保”。五有：有房子、有牌子、有设施、有制度、有台帐；三定：定工作目标、定服务对象、定服务承诺；一保：确保社工服务站在培养社工人员、开展专业化社会服务、依法维权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5、创新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社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上比较灵活，有利于减少社区服刑人员的对立抵触情绪，充分发挥沟通、教育、监督、感化作用，提高矫正工作质量。在严格程序，依法矫正、规范工作的前提下，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可在人性化教育、个性化管理方面进行有益探索，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得社区矫正工作更加科学、合理、有效。

四、构建保障体系，着力维护社工队伍稳定

社区矫正社工队伍是否健全，作用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领导是否重视，保障是否有力。因此，各地，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把社区矫正工作列入重要日程，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帮助解决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积极协调，加大投入，在社工人员配备、经费支出、办公设施以及办公场所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通过建立专项经费保障机制，并做到专款专用，让社工“进得来、留得住”，社区矫

正工作“启动得了、开展得好”。

1、加大经费投入，夯实基层工作基础。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动态增长机制。各级

政府要从有限的财力中挤出资金来，不断加大社区矫正工作的投入，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专项资金逐年递增，为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保障。同时，可采取政府补贴、社区自筹、部门赞助和辖区单位共建等到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逐步解决社区矫正办公室、社区矫正集中教育矫正中心及社工服务中心用房紧张等比较突出的基层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此外，为提高应对社区矫正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可拨出专款为每个司法所配备1部警车。暂时没有条件的地方，也应想方设法，为基层过渡性地配备警用摩托车。

2、实行财政拨付，保证“四个统一”。各地要积极争取中央、省、市、县财政资金的投入，逐步提高社工的工资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提高社区矫正社工人员的积极性，其待遇可比照略高于当地同类人员的水平确定。各地可采取财政直接拨付的形式对社区矫正社工岗位进行补贴，并由各县（市、区）司法局具体实施，保证“四个统一”。即：一是统一工资奖金。社工待遇由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奖金组成。基本工资应与其学历、工龄（社工）挂钩。岗位津贴可与社工所承担的工作量、管理对象人数、管理难度相当。奖金则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有所区分，是社工待遇拉开档次主要的依据。实践中，社工奖金可分为三档，一档奖金：工作有创新，且得到上级肯定和推广；二档奖金：工作主动，任务完成及时；三档奖金：工作绩效一般，且无差错。二是统一交纳“五金”。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司法局就应为社工统一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三是统一制式服装。为体现社区矫正的统一性、严肃性，各地应为社工量身定做制式服装。所有社工人员必须着装上岗，量证监管。四是统一配发办公用品。社工分派到矫正办后，司法局要根据各地需要和可能，统一采购，集中发放电脑、打印机及其他日常办公用品。

3、全面优化环境，确保社工队伍稳定。社工大多活跃在社区矫正工作一线，为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工作任务繁重、经济待遇偏低、发展空间较小等现实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社工队伍的不稳定性。建设高素质的社工队伍，首先要稳定队伍、稳定人心。一是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以事业留人。大力宣传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弘扬社工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及其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营造全社会关心、尊重和爱护社工的良好氛围。与此同时，政治待遇上适当倾斜，从优秀社工中培养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和优先招考司法所正式干部，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社工选调到中心乡镇或县（市、区）矫正办工作，提拔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为其发挥作用搭建舞台。二是创造和谐融洽的工作环境，以感情留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各地社区矫正组织的主要领导要深入基层司法所、矫正办、社工服务中心等，看望、慰问社区矫正社工，以真挚的感情温暖社工群体。要通过定期与社工开展谈心活动，加强交流和沟通，给予真情关怀。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契机，进一步改善社工的工作环境和办公条件，尽可能配备现代办公设备，鼓励他们运用数字化、网络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荷。三是提高社工补贴收入，以待遇留人。建立工资收入自然增长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职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可每隔3年自然晋升一个档次。建立多渠道增长机制，依托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强，乡镇（街道）要进一步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投入，鼓励企业法人、社会团体、中介组织通过不同途径和渠道支持社区矫正工作，对社工的辛勤劳动给予物质上的奖励，从而构成“以财政支付为主体、街道投入为追加、社会捐助

试论行刑社会化视角中的社区矫正 篇7

一、行刑社会化在的发展与我国现状评价

监禁刑 (徒刑) 是现代刑罚体系的支柱。然而, 监禁刑自身的弊端、监狱行刑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构成了监狱罪犯改造目标的重大障碍, 加之监狱内外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监禁刑和改造罪犯要求的矛盾愈显突出。因此, 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如贝卡利亚等开始提倡对监狱进行改良, 认为应将监狱过渡为监禁刑的执行场所且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进行适当矫正。而19世纪开始, 刑事近代学派以有效抵制罪犯、保卫社会为目标, 彻底实现了刑事法学研究中心由行为向行为人的转换, 为行刑社会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 战争的苦难使人们开始注重人道主义的影响。社会防卫学派应运而生, 其强调保护社会免受犯罪侵害、对犯罪人进行再社会化和实行人道的刑事司法。其杰出代表安塞尔提出的行刑社会化思想包括:犯罪人具有再社会化的权利, 刑事政策的目标不是要把犯罪人排斥在社会之外, 而应当让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在刑罚及监狱改革方面, 提出了建立“开放监狱”、扩大缓刑和假释的适用、适当用罚金刑替代短期监禁刑等监禁刑替代方法。至此, 行刑社会化思想开始成熟。

我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边区监所就发展了监外执行措施。当时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 为了减少监所押犯人数, 减少边区政府负担, 应付敌人的袭击, 同时也是为了组织大批劳动力从事生产以支援前线, 边区政府创造了诸如回村执行、保外服役、战时释放等多种形式的监外执行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9月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法规, 对管制、缓刑、假释等非监禁执行方式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自改革开放以来, 行刑社会化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 监禁刑仍然是我国刑罚体系的核心, 以2002年为例, 全年判决且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数为706707人, 其中有罪判决占99.3%。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160324人, 占生效判决的22.67%;不满五年的判决人数为345351人, 占生效判决的48.88%;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的117 278人, 占生效判决人数的16.59%;判处拘役、管制及其他处罚的67553人, 占生效判决人数的9.56%;免于刑事处分的11 266人, 占生效判决人数的1.59%;宣告无罪的4 935人, 占0.7%。 (2) 200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包括无期徒刑、死刑, 但不包括有期徒刑而被适用缓刑的) 的占案犯总数的71.55%。相对于监禁刑的广泛适用, 我国的非监禁刑的适用却十分有限。我国的非监禁刑主要体现在缓刑、假释、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刑诉中规定的暂予监外执行等。以1999年为例, 缓刑的适用率为14.86%, 假释的适用率为2.11%, 管制的适用率为1.23%。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作为附加刑, 单独适用的及其少见, 暂予监外执行也很少适用。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现行行刑模式的缺陷———非监禁刑适用率较低, 使得行刑社会化的实现和刑罚效益的发挥受到极大影响。不仅如此, 我国看守所、监狱行刑模式落后。其行刑手段的特点仍然是封闭性、粗放性、简单化, 法治化不足, 高墙电网、武警岗哨、戒备森严。这种高度警戒、高度隔离的模式, 既不利于罪犯的分类处遇和再社会化, 也不符合刑罚的谦抑原则。并且, 我国行刑模式中社会参与力度不足, 一般观念认为刑罚执行的权属于国家, 认为改造罪犯的责任属于国家, 社会公众对罪犯的行刑参与力度明显不足, 未能广泛的参与。事实上, 社会的广泛参与既可以在精神上使罪犯得到感化和归依, 也可以在物质和环境上给罪犯提供良好的处遇, 使其有改过自新的希望和动力。

二、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对策构想

(一) 限制减刑、扩大假释

前文已述, 我国的假释率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而减刑的适用却十分普遍。这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正好相反。而减刑的适用具有不可逆转性, 容易使罪犯产生投机心理而伪装改造, 无法达到刑罚的目的。假释制度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刑罚措施, 在国际上已经得到广泛适用, 其优势也表现的十分明显。我国《刑法》第81条第一款规定了假释实的质性条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 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原则性过强、弹性过大, 不具备操作性, 这样的标准必然导致监狱和法官在适用假释上采取保守立场, 导致假释的适用率不高。因此, 有学者提出了“累进假释”的观点。 (3) 即以现行的减刑制度的考核方法, 给予罪犯一定的假释额度。当累积的假释额度等于剩余刑期时, 将罪犯假释出狱, 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就是他的假释考验期。例如, 张三于1999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按照以往的减刑方法, 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共四年, 张三可以在2005年刑满释放。而根据累进假释的方法, 根据张三在狱中表现给予其一次或几次在监执行的减免 (假设也是四年) , 在2005年的时候, 张三就可以假释出狱。而剩下的2005年至2009年的刑期就是他的假释考验期。

(二) 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

在刑罚轻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 不仅要扩大假释的适用范围, 也要扩大其他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首先, 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 应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尽可能地适用缓刑, 或者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比如强制到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等。尽量使其在社区中接受教育改造。其次, 对于轻刑犯、偶犯、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罪犯, 尽量判处非监禁刑。第三是过失犯, 其主管恶性不大, 对社会的危害性也较小。第四是老弱病残孕犯, 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都不大, 也适合在社区中进行教育矫正。

(三) 深化司法职权配置的改革

我国司法部门在职权的分配上, 公安部门掌握一般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和羁押权, 检察院掌握起诉权和职权犯罪的侦查权, 法院掌握案件的审判权和执行权, 司法局掌握刑事案件监禁刑的执行权等。在这种体制下, 公安同时掌握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和羁押权, 导致刑讯逼供屡见不鲜;检察院侦查权和起诉权的集中, 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法院虽掌握执行权, 但由于审判任务已然繁重, 在执行能力上得不到保证;司法局虽然掌握监禁刑的执行权, 但对整个司法过程没有应有的决策权, 其司法权能非常弱。此外, 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制度, 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得到司法部门的有效监督, 实际上往往重于刑罚, 已得到广大学者的诟病。因此, 司法职权的配置改革是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一是可考虑将公安局的羁押权与侦查权分离。公安局最为治安机关和刑事侦查机关, 肩负沉重的任务。在刑事案件中, 羁押和侦查的一体也使其公正性得到质疑。因此, 应将羁押权转移至监狱部门。二是可考虑在司法局内设置执行局等机构负责法院裁决的执行。由专门机构负责执行, 既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 又能切实保障执行力度。三是强化司法行政部门的职权。司法局作为法律执行机关, 所掌握的执行职能却十分有限。因此, 应加强司法局的执行职能。如上所述, 不仅要将法院的裁决交由司法局执行, 刑事侦查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也应当由监狱管理部门执行。此外, 对于广为诟病的劳动教养, 由于其具有人身限制和强制劳动的特征, 惩罚力度上甚至超过刑罚, 因此其决定权应当收归司法部门。由监狱管理机关负责对监狱、看守所和劳动教养所的多重管理。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 也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根据我国行政建制, 在各级政府中设立相应的社区矫正部门, 负责本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 在基层 (如各乡镇司法所、城市街道办事处) 设置社区矫正工作执行站, 作为各县市区司法局的派出机构, 设立专人作为社区矫正员, 专门负责所辖范围内的社区矫正罪犯的执行、考察、监督和管理工作。

(四) 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社区矫正与以往的非监禁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社区矫正不是单纯地对社区中的罪犯进行管理监督, 而是整合社区的力量, 由社区社员参与矫正工作, 让罪犯完全融入社区中, 由社会的力量改造罪犯的一种措施。因此, 只有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才能实现真正的社区矫正。应该由党委、政府牵头, 大力整合社会资源, 组建一个政府、社会齐抓共管的矫正网络。社区矫正网络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社区矫正执行主体, 即在政法委统一领导下, 由司法局组织实施, 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狱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相互协作, 这些机构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第二层次是专业协助力量, 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组成, 他们通过协议的方式与矫正机关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主要工作为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咨询和矫正、职业培训等方面的专业协助。第三层次是社区志愿者, 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无偿服务的。只有组建起这三级组织, 才能形成一个强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区矫正网络。在三个层次的矫正网络组建以后, 在执行主体有效运转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社区自愿者的作用, 形成法制化、规范化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摘要：行刑社会化旨在克服传统监禁刑的弊端, 尽可能对罪犯适用非监禁刑, 使其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 为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本文通过对行刑社会化的发展及我国推行这一制度的现状评价, 提出了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对策构想。

关键词：行刑社会化,刑法,社区矫正

参考文献

①《论行刑社会化的思想源流》, 黄滔, 《知识经济》2010年12期第29页。

②《中国法律年鉴》, 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 中国法律年鉴社2003年版。转引自《我国行刑的现状、反思与重构》, 刘丽萍,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7月。

小议社区矫正工作的法治践行 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制度化；法治践行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34-02

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社区矫正是一种现代化且更加人性化的刑罚执行方式，旨在使罪犯不脱离社会并利用社区资源对其教育改造。社区矫正的对象有5种人，分别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这几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易于进行社区矫正实现刑罚的目的[1]近几年来，国内各项工作逐步进入法治轨道，行政处罚中劳教制度因涉及限制人身自由被广受诟病，亦因其的确缺乏现代法治的科学和严谨性而被全面废止。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体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成效亦是指日可待。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法治现状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确定在京、津等6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式启动。2005年河北等12个省（区、市）被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规定，同时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此基础上对社区矫正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这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推进有了明确的指引。[2]2009年7月底，为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工作，中央政法委同意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2009年10月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正式纳入社会治理轨道。社区服刑人员一直保持着比较低的再犯罪率，表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实践证明，开展并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有利于充分发挥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的积极作用，促使因一时失足而留终生恨的犯罪人员早日回归社会，亦有利于降低刑罚执行成本。这样，可以形成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的刑罚执行体系，推动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更充分地实现刑法的社会效应。

然而，社区矫正工作几年来虽然成效十分显著，在法治践行方面确也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在社会矫正工作的实践中，我国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更也没有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社区矫正的法律规定散见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监狱法》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为促进和规范试点工作而联合发布的用以具体指导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如2003年7月《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概念、性质、适用范围、任务、工作分工等；2005年1月《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内涵、性质、主要任务和要求，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两个通知明确将社区矫正的实际监督、矫正和服务职权交给司法行政部门，对刑事（罚）执行权或司法权作出了重大调整。

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性质、任务、目的、原则、适用对象、工作机构、人员及职责、具体接收与终止工作内容、程序以及各种社区矫正的措施及要求，是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性依据。

二、现存困难与主要问题

社区矫正的立法依据不充分、不具体，导致法治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工作内容、矫正程序等方面规定不够明确，而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经费欠缺，亦是在法治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愈发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执法主体不够明确。根据我国现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对象是公安机关。如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等。而按照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和考察。该规定符合行刑权统一行使原则，但司法行政部门缺乏刑罚执行的法律授权，作为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对监督管理工作执行力度肯定无从深入，权力资源供应缺乏，行刑权力资源无法产生最佳效益。这种立法与实践工作的脱节造成社区矫正工作程序繁琐，难以顺利开展。因缺乏应有的强制力，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效率低下，甚至个别地方还出现对部分矫正对象的脱管，这对犯罪分子所在社区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也造成了威胁。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

（二）工作内容不健全。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较为迟缓，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例如仅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的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等项目内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义务不明确；也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再如增加和健全社区矫正的激励机制是激发社区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一项重要手段，但一些限制性规定却制约了社区矫正激励机制的建全和作用发挥，导致社区服刑人员亦缺乏足够热情来积级改造自身。

（三）矫正程序不完善。目前由于对于社区矫正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流程与职责衔接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社区矫正工作程序上、部门之间工作衔接上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衔接不力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法院、检察院、监狱系统在对社区矫正的配合、制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工作人员及经费配备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质量。而目前，我国尚缺乏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在矫正资源和矫正力量的利用上社会化程度也不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从全国社区矫正试点中工作人员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思想观念亟待进一步转变，工作方法亟待进一步改进，专业化程度亟待加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需提高。高素质、专业化、相对稳定条件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配备明显不足。近来，虽有一些从事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业的科研人员也加入到社区矫正这一行列，一方面强化了自身专业架构的搭建，同时对社区发展、改造罪犯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各地的志愿者的组成成分要依赖于各个地方的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公民接受程度等。[3]另外，社区矫正工作从公安部门往司法部门的转接亦造成了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的严重不足，大大制约了矫正工作中特别是教育、服务等活动的开展。经费配备不足，没有保障，与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有着直接的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区矫正的效果。

三、法治践行的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最终应当采取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法典，当下可以以出台相关立、司法解释或者相关部门联合发布法律法规的方式，用以指导现行工作。

社区矫正立法内容的重点都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主体地位、健全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以及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等。

首先，要明确法律主体。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这是解决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最大法律障碍，即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中，一旦被矫正对象拒绝接受社区矫正，不服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甚至出现违反监管规定及脱管失控、违法犯罪情形的，应当由执行机关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进行通缉、执行逮捕。同时在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困扶助方面，还需要得到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工商等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罪犯所在单位、学校的积级配合。

其次，要健全工作内容。要完善社区矫正的具体激励机制，对缓刑罪犯的减刑作出具体规定，对有期徒刑罪犯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减刑作出规定，对主刑执行完毕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残余期限仍可酌减，建立缓刑的“延长考验期”制度等。同时，不能只停留在监管层面，还要体现在教育和矫正层面，建议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人员的法定义务的考察内容等。

再次，要完善矫正程序。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必须要保证它的严肃性。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接收、解除等都需要有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衔接程序。通过这方面的规定，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操作提供依据。必须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实体内容的同时完善社区矫正的程序内容，既赋予社区矫正机构在程序上的一定强制权力，作为做好矫正工作的保障，又对其矫正行为进行程序的制约，保证矫正工作中的公正执法，防止滥用权力、保护人权。因此，需要对试点中工作程序的好的做法予以研究和借鉴，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明确规定，以在宏观上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议设立法院判决与司法部门的社区矫正相对接的工作站，以完善矫正程序。

最后，要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并确保足够的矫正经费。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人员配备机制。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应当由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以及一定的警力组成。社会工作者可以被聘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也可以作为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体现行刑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除了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会力量以外，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对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有较高的素质要求。要有必要的教育背景、品质和心理素质，要有良好的专业业务素质，还要有创新能力。国家要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培训、考核与激励机制。建立社区矫正的经费监督与考核机制，设立专门经费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合理使用，并对该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和考核。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配备问题上升为法律的规范，会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内容的可操作性。

对社区矫正制度予以进一步全面而具体的规范。根据实际制定社区矫正法的专门立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方面的具体问题，可以在社区矫正专门立法时作出明确规定，以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制度的可操作性。最终建立起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体系，以便为社区矫正的稳步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确保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得到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林仲书.北京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情况[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7（1）：15-16.

[2]王顺安.社区矫正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88.

[3]王饪.中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概述[J].法律适用，2005（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