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人物故事（推荐7篇）
提起徐志摩，跃入读者脑海的除了《再别康桥》，可能就是他与林徽因、陆小曼的现代爱情故事了，后来又有人把凌叔华也收纳进去，用以呈现诗人多姿多彩的情感生活。不过，徐志摩的元配夫人，中国历史上第一桩文明离婚案的女主角张幼仪却少人关注。
张幼仪生于1900年，与冰心、凌叔华同龄，她12岁入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5岁时听从父母安排，辍学待嫁。1915年，引领学生们革新求变的《青年杂志》刚刚刊行;1915年，被青年人奉为偶像的娜拉尚未登台;1915年，公立女校仍尚待普及。此时，对任何一个步入青春期的少女而言，父母的决定就是她们的选择。可以想象，如果张幼仪生在冰心那样开明新潮的家庭，或者张幼仪有着萧红那样尖锐固执的个性，相信她也会成为民国的一代才女，无奈，假设终究是假设。
徐志摩是四哥张公权为她选择的夫婿。据说张公权在担任浙江都督秘书时曾到杭州府视察，发现一个学生的作文不仅文风酷似梁启超，而且书法也透出不凡的才气，又探得该生出自硖石名门望族，便托人说了这门亲事。张家亦是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然而，几年后，新青年们为追求个性和自由而倡导“自由恋爱”，徐志摩身体力行，向张幼仪提出离婚。
许多年后，面对自己失败的旧式婚姻，张幼仪仍然坚持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青年人可靠的婚姻选择。在儿子长大成人后，她同样依照传统的方式来选择儿媳。在她看来，只有时刻惦记儿女福祉的父母双亲才会为儿女选择家世、门楣、声望、性情都相当的伴侣，而“自由恋爱”中的青年人往往会失去理智，也难免将婚姻的责任义务抛诸脑后。换言之，她信任父母的选择，认可“门当户对”才是双方婚姻美满的前提。不过她也尊重儿子的意见，在选定准儿媳后主动安排年轻人见面，给他们互相认识的机会。确认儿子没意见，她才着手安排准儿媳修习一些课程，让小夫妻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求新求变的新青年徐志摩要通过“恋爱至上”获得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循规蹈矩的旧式妻子张幼仪看到的却是婚姻中的责任和义务。嫁入徐家，便首先是徐家的媳妇，所以她像所有受过良好家教的媳妇一样，每日晨昏定省，节制自律，敬上怜下。张幼仪是个标准的好媳妇，即便在离婚后也视徐家二老如同自己的双亲。旅欧期间，尚未完成学业的她应徐家要求回国，只是为了向二老证明自己已经离婚，而且同意陆小曼嫁入徐家;二老和陆小曼处不来，跟着张幼仪北上南下，张幼仪上下都打点得周到得体，既不让徐志摩尴尬，又不让老人为难;徐老太太过世时，徐家没人能操办丧事，又是她让老人走得平静体面;徐志摩和徐老太爷先后过世，还是她继续供养陆小曼，直到陆有了新的生活依靠。
在婚姻关系中，张幼仪首先看重的也是双方的责任，她觉得包办婚姻并不表示夫妻间没有爱情，双方在互尽义务的同时会日久生情。无奈，徐志摩并不这么认为。求新求变的徐志摩碍于父母之命接受了这段婚姻，却将怨气转移到张幼仪身上。他始终认为她是“乡下土包子”，看她的眼神总是掠过她的头顶飘向远方。他从一开始就杜绝了双方成为心意相通的夫妻的可能。徐志摩婚后不久便出洋留学，两年后张幼仪也留下了两岁的幼子远赴英伦与丈夫汇合。然而异国他乡的二人世界并没有增进两人的感情，反而映衬出诗人的冷酷和自私。在朋友面前，徐风度翩翩、生机勃勃，面对自己的妻子，则沉默寡言、忧郁冷漠。张幼仪再次怀孕，徐志摩坚持让她，并且丢下她不告而别。张幼仪在二哥张君劢的帮助下辗转德国生下次子，这段时间徐志摩一直没有出现，只是寄来一封正式的离婚信函。这封信函只字未提幼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以及妻儿日后的生计，只是一串冠冕堂皇的口号：“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
张幼仪一直信赖这桩婚姻，也敬重徐志摩，这并非因他是才子诗人，而是因为他是兄长为自己挑选的夫婿。即便徐对她不理不睬，甚至无情地坚持要她去，她都尊重他为丈夫而听从他的安排。但张幼仪并非一味地逆来顺受，她有自己的家庭观。当徐志摩丢下怀孕的妻子不告而别，逃避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时，她骨子里的倔强和自尊也让她很快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对于一个不尽义务的丈夫、不履行责任的父亲、不孝顺的儿子，当然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当然，同意离婚并带着幼子独自在德国生活并不意味着她因此成了一个新潮人物，她的`想法和处事态度依然非常传统。张幼仪尤重“母职”，这与受过西学教育的陈衡哲、冰心在观念上十分相近。在德国时，曾有人向她示好，但是她认为在没有善尽母职之前不应改嫁他人。1953年，张幼仪嫁给在香港行医的苏纪之，再婚前她依照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征求了兄长和儿子的意见。早已在美国学成的儿子手书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儿子的理解和体谅足以让张幼仪欣慰。
张幼仪在处理家庭事务时非常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只能主内不能主外。她在经营自己的事业方面精明能干，处处表现不俗。定居上海后，她先在东吴大学教了一段时间德文，随后又受聘上海女子银行副总裁，同时还在南京东路经营一家名为“云裳”的服装行。当时张公权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并主持上海各国银行事务，张幼仪管理的这家银行主要是帮助上海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做一些相对稳妥的投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她人头熟，又可以利用四哥的关系，因而能给银行带来信誉保证。至于“云裳”服装行，是她八弟张禹九和几个朋友投资的产业，徐志摩也有一些股份。这家店铺集成衣和定做于一身，常常以别致的设计吸引顾客。由于良好的人缘和人脉，许多人都来捧场。张幼仪很有经营头脑，在股市上赚了不少钱，徐老太爷后来也几乎将所有产业都交给她打理。在战争年代，张幼仪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反而通过囤积军装染料赚了很多钱。
虽然以前见过这两件錾刻人物故事鎏金银质玉壶春瓶的图片资料，但在去年6月到德兴市博物馆亲眼目睹和上手观摩之后，我还是被它们的精美装饰和精致造型所震撼，深感其装饰和造型对研究元代金银器，特别是元代青花瓷的装饰和造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透过这些人物故事图案，还可以加深对元代杂剧以及元代隐士阶层的精神生活的了解。
这两件玉壶春瓶的大小和装饰基本一样，只是腹部主题纹饰菱形开光内的人物故事图案不一样，一件带盖，一件缺盖（图一）。
带盖玉壶春瓶，通高51.5厘米，腹径23厘米，口径9.6厘米，底径10.6厘米，喇叭口，细长颈，胆腹，圈足外撇。其造型既不同于宋代的小撇口，也有别于明代的粗短颈、肥大肚，通体弧线更为柔和、匀称、优美，特别惹人喜爱。元代瓷质玉壶春瓶我见过不少，但高大如此银瓶者好像还没有。瓶盖为高浮雕坐狮钮式，直檐。这种坐狮钮盖，在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温酒壶上曾经出现过，这对我们了解景德镇瓷器与德兴金银器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新的资料。过去所见宋元玉壶春瓶都不带盖，对其瓶盖式样一无所知，只能推测可能为木塞之类，此件带盖银质玉壶春瓶的出土，对了解玉壶春瓶的完整器形和使用功能都大有裨益。
再来看这件玉壶春瓶的装饰。瓶为锤击成型，胎很薄，厚约1毫米，外壁平錾纹饰。镂雕坐狮钮盖和瓶体各组花纹图案均涂金，银地金花，显得格外富丽庄重。瓶体上下纹饰用錾出的弦纹划分为九层宽窄不等的装饰带，从上到下依次为忍冬纹、四片宽边蕉叶纹内绘折枝花卉、回纹、宽条绶带状卷草纹、如意云头纹、牡丹花、四个菱形开光人物故事图、双层重迭变形莲瓣、忍冬纹。在构图上，与同时代的青花瓷装饰风格相一致，可谓精心设计，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主次分明，不但没有拥塞繁杂之感，相反，倒显露出雅丽壮美的情韵，充分体现了元代匠师的装饰手法之高超。
最引人注目的是瓶腹的主题纹饰——四个菱形开光内的人物故事图案。带狮钮盖玉壶春瓶的四幅人物故事图案从左至右依次为 “陶渊明爱菊图”、“林和靖爱鹤图”、“王羲之爱鹅图”、“杜甫秋游图”。另一件缺盖的玉壶春瓶的四幅人物故事图则为 “周茂叔爱莲图”、“杜甫春游图”、“杜甫冬游图”、“武林高手习武图”。
“陶渊明爱菊图”描绘的是“五柳先生”陶渊明在一株柳树下盘腿而坐，双手捧杯作饮酒状。在其身前站立一位双手捧着托盘的侍童，远处有一男子手捧一束菊花款款而来。在三人之间的旷地上生长着菊花树和草丛（图二）。这幅图画将陶渊明爱菊和嗜酒的两大爱好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好印证南朝梁代萧统《陶渊明传》中所记“当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的记载。
“林和靖爱鹤图”虽然残缺了近半的画面，但从余下的半幅图中可以看到一身道士装束的林和靖手持如意站立在一立鹤前，与回头观望的立鹤作对话状。前面是一株虬干弯曲的梅花树，绽开着朵朵梅花（图三）。画面正好表现了林和靖与“梅妻鹤子”和谐相处的情景。林和靖，原名为林逋，字君复，北宋诗人、书法家。少孤贫力学，性恬淡好古，不趋荣利。后归隐杭州，结庐西湖孤山，二十年足迹不至城市，终身不仕、不娶。年六十一卒，仁宗赐谥和靖先生。林逋生前自为墓于所居之庐侧，并在住地植梅养鹤，有“梅妻鹤子”之称。
“王羲之爱鹅图”描绘的是王羲之在侍童的陪护下，坐在鹅池边上观赏游鹅的情景。头顶上是一株柳叶飘舞的垂柳，鹅池里两只游鹅正在欢快地嬉戏，水面上还挺立着几朵绽放的莲花（图四）。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关于“王羲之爱鹅”主要出自流传千古的“写经换鹅”的故事，说的是玄妙观道士陆静修很想请大书法家王羲之为观里抄一篇《黄庭经》，但与王羲之素昧平生，贸然相请，肯定难以从愿。后听说王羲之爱鹅成癖，便买了一大群白鹅放养在王羲之经常路过的一条溪水里，王羲之见了，果然主动提出要买鹅。道士陆静修见时机已到，便提出要王羲之替观里抄写《黄庭经》来换鹅的要求，王羲之便欣然答应了，最后是各遂所愿。
“周茂叔爱莲图”描绘的是一株大柳树下，周茂叔单腿盘坐在莲池边上的一块大石头上赏花的情景。周茂叔头戴高冠，身着长袍，左手置于左膝上，右腿弯曲盘坐，右手抬起。身前一侍童手持蕉叶大扇，身后一侍童手捧果盒。莲池里四朵婀娜多姿的莲花竞相开放。岸上分布着柳树、花草、芭蕉和太湖石（图五）。周敦颐，字茂叔，北宋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他著的《爱莲说》一文充分表达了他对莲花的喜爱：“水陆竹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于污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杜甫春游图”描绘的是杜甫站立在一山坳中寻路的情景。此时草木稀疏，只有四季常青的竹子还枝繁叶茂，竹子下春笋已破土而出，但毕竟还是乍暧还寒的季节，所以杜甫头系围巾，双手拢于袖中，侧身而立，作赏景寻路状。在他身后有两位侍童，一持长杆，一抱长琴，相向而立，正在喁喁私语（图六）。
“杜甫秋游图”描绘的是骑在马上的杜甫，左手持缰，右手拿鞭，正在策马赶路；他身前有一仆人持杆探路，身后有一仆人肩挑行李跟随。深秋时节，地上散落着落叶，只有四季常青的松树还显露着生机（图七）。
“杜甫冬游图”也是描绘杜甫策马赶路的情景，从背景画面中的梅花树和向前倒伏的小草，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冬季节，所以此时的杜甫是头裹布巾，肩披围领，长袖裹手，穿戴得严严实实。马前一侍童背负书卷在前引路，马后一侍童肩挑食盒和梅瓶紧紧相随。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刚从外面野餐回来，喝空了的酒瓶里还插着採摘的梅花（图八）。
“武林高手习武图”描绘了三个武林人物在深山老林中习武的情景。左侧两人，一高一矮搂抱在一起，好像是高个子要将矮个子强行拖离此比武场地，而矮个子则在用力挣扎。右侧一人张开双手作前仆抓物状，抓什么呢？原来在他面前的草丛中散落着一本翻开的书籍（图九）。难道他们是在争抢一本武林秘籍？
这八幅人物故事图案，除景色都很优美外，还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描写，有景有情，摆脱了唐宋以来器物装饰纹样以景为主的传统。需要注意的是，这八幅人物故事图案，有四幅是表现古代文人墨客隐居山林的“四爱图”，但这些“四爱图”却不在一个瓶子上，而是以同样反映文人墨客退隐山林生活的“杜甫春、秋、冬游山水图”和“武林高手习武图”穿插分布在两个瓶子上。由此看来，“四爱图”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成型，还没有固定为“陶渊明爱菊”、“王羲之爱鹅”、“林和靖爱鹤”和“周茂叔爱莲”这么四个传统故事上。这从武汉市文物总店收藏的一件元代青花梅瓶所绘“四爱图”也可以得到印证。在这件著名的元代青花梅瓶的腹部同样有四个菱形开光的图案，有人认为绘的是“王羲之爱兰（图十）”、“周茂叔爱莲（图十一）”、“孟浩然爱梅（图十二）”、“林和靖爱鹤（图十三）”的“四爱图”。如果将这件青花梅瓶上的四幅图案与银质玉壶春瓶上的图案相对照的话，除了一幅所谓的“王羲之爱兰”图在玉壶春瓶上找不到外，其余三幅都似曾相识，应该就是玉壶春瓶上的“周茂叔爱莲”、“陶渊明爱菊”和“林和靖爱鹤”。人还是这四个人，但“王羲之爱鹅”变成了“王羲之爱兰”。另外，江西上饶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的一件元青花玉壶春瓶所绘“周茂叔爱莲”的图案（图十四），人物和情景与银质玉壶春瓶上的“周茂叔爱莲图”也基本类似。
对三幅不同季节的“杜甫出行”图，肯定有不少读者会有疑义，因为这种“出行图”在明代的青花瓷梅瓶（图十五）上经常可以看到，大多被介绍为“高士出行图”或“携琴访友图”，凭什么说这个高士就是杜甫呢？我当然不能凭空猜测，必有所据。我依据的是江西宁都县固厚元代窑址出土的一件印有“杜甫游春”四字的青瓷碗上的印花图案。
1979年江西宁都县固厚元代窑址曾出土一种印有“杜甫游春”图案的青瓷碗。在碗的内壁模印有四个人物形象，前导一人，头戴帽，肩扛酒葫芦及其他杂物；继后骑马者，即为杜甫；后跟两人，均短襟打扮，一人肩上扛一物，疑系凉伞雨具；另一人肩挑酒葫芦和包袱。在挑担之人的前后还印有一丛兰草和一折枝花卉，在两个扛物仆人的前面分别印有“杜甫”和“游春”两字（图十六）。这件青瓷碗上的印花人物故事图，有内容、有情节，并将这个场景明确标示为“杜甫游春”。因此，我认为凡与此类似的出游场景，很可能都是与杜甫有关。
元代杂剧盛行，而“杜甫游春”这一杂剧，最早见于金院本杂剧中的一个剧目。元代杂剧作家杭州人范子安即曾编有“杜甫游春”的杂剧，惜早已失传。此碗的“杜甫游春”装饰图案，很可能是元代杂剧“杜甫游春”故事中的场景。杜甫，字子美，唐代著名诗人。在青年时期（731—745年）曾进行过两次较长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第二次是在齐赵一带，除了游山玩水，还结识了不少朋友，如苏渊明、高适、李白等，和他们一起纵歌豪饮，结伴打猎谈诗。
尤其难得的是，在宁都县固厚元代窑址还出土过一种印有“武林高手习武”图案的青瓷碗。虽然图案不完整，但从残存部分看，图案中有一人右手屈肘护胸，左手向上平举作踢腿状，此人前面有一凉亭，亭前种有一株枝干挺拨、花卉绽开的梅树，此人后面有一棚屋，门前有一人作钩手状，显系一幅“武林高手习武”的图案（图十七）。虽然这幅图案与银质玉壶春瓶上的“武林高手习武”图案画面有所不同，但至少证明“武林高手习武”图案在元代器物装饰图案中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也间接证明“萧何月下追韩信”、“单雄信追赶唐太宗”、“鬼谷子下山”、“蒙恬将军”“周亚夫”等英雄人物故事图案在元代青花瓷器上出现的合理性。
不管是“四爱图”，还是“杜甫出行图”，这些题材表现的都是文人、高士隐居山林、纵情山水的生活场景。在元代金银器和瓷器上屡屡出现这些装饰题材，与当时南方存在一个十分庞大的隐士阶层有密切关系。
隐士是指拒绝入仕，隐居民间的儒士。在中国古代，隐士现象非常普遍，基本上每一朝代都有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儒士归隐，成为隐士，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纯粹由于学术或个人性格的某些原因而归隐的隐士。像“四爱图”中的主角陶渊明、王羲之、林和靖、周茂叔都是辞官不做或从不入仕的隐士，杜甫也是官运不通、寄情山水的诗人。到了元代，“江南是元朝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元朝北方儒户总共才二万三千八百多户，江南三省加上河南行省南部地区儒户的数量达十万多户，可以说，元朝大部分的儒士分布在江南”（申万里《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元史论丛》第十辑）。由于蒙古统治者不信任江南儒士，限制其进入中央或地方政权机构，在江南社会中，掌握政权的是蒙古、色目人及一些北方汉人，南人只能为吏职以及学官。科举的长期废除，江南儒士又失去了通过科举做官的机会。元朝这种异于汉族王朝的统治理念、统治方式，使江南儒士阶层感到压抑、愤懑，在这种情况下，归隐成为很多江南儒士的选择。隐士现象成为元代江南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元朝中后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元朝优待儒士的政策也逐步实施，隐士的心态逐步平和、稳定，对隐居生活开始津津乐道。虽然大部分隐士的生活比较艰苦，但在元朝生活稳定、悠然自得的隐士也大有人在。因此，装饰有这类隐逸题材的金银器和瓷器的欣赏和消费对象应该就是元代江南的隐士阶层。
另外，在中国文学史上把隐逸精神发展到极至的也是元代的文人雅士。“在元曲作品中，始终浸漫着一种超然淡泊，嗷啸于林泉的隐逸情调，如孟浩然的骑驴踏雪，寻梅吟诗；林逋的梅妻鹤子；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孤芳自赏的幽兰等”（汤苏婴《人物题材图案的元青花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这些题材反映在元代金银器和瓷器上，无疑都是一种时代的折射。
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更成了国人关注的焦点。然而人们在热情谈论这条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时，却很少问问它是否真的可以称为“洲际商贸大通道”，或者称为“和平友谊之路”。
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这条丝路曾经是世界上路程最远、为时最长、同时意义也最重要的国际商道。早在两千年前，罗马地理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说道：“遥远的东方丝国在森林中收获丝制品，经过浸泡等程序的加工，出口到罗马，使得罗马开始崇尚丝制衣服”。他还说：“保守估计，印度、塞雷斯(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每年可以通过贸易从罗马帝国赚取一亿银币(Sesterces)的利润，这便是我们罗马帝国的妇女每年用作购买奢侈品的花费。”虽然他说的贸易数字无从证实，但这段话也表明：早在公元之初，丝绸之路已把欧亚大陆两端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以及中间的印度联系了起来。
然而，丝绸之路的经济意义不宜夸大。
首先，交通运输方面，这条丝路是一条极尽艰难险阻的路程。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少变化。在汉代，它西起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经西亚、中亚，最终到达中国的首都长安。到了唐代以后，丝绸之路覆盖范围扩大，西起地中海东岸与黑海沿岸港口城市(例如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阿勒颇、君士坦丁堡等)，经过里海南部进入亚洲，穿过巴格达，分为几条支路穿过内陆地区，再汇集于咸海附近，然后在中亚的布哈拉开始分路前往印度的德里与阿格拉。经过布哈拉，到达帕米尔北部的撒马尔罕后，丝绸之路再次出现分支：往北通向阿拉木图，往东穿越中亚，并沿昆仑山脉或天山山脉行进抵达西安。
无论是哪一条丝绸之路，一路上尽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许多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唐代高僧玄奘沿着丝绸之路西行，行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渧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到了梵衍那国，“在雪山中，涂路艰危倍于凌碛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途数丈。故宋王称西方之难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又“渡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已来氷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覩其际。其凌峯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旅途极尽艰难。元朝初年人周密说：“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人则以面作饼，各贮水一槛于腰间，或牛羊浑脱皮盛水置车中。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马可·波罗行经中国新疆的罗布荒原时，从荒原的最窄处穿过，也需要一个月时间;倘若要穿过其最宽部分，则几乎需要一年的时间。人们要过此荒原，必须要准备能够支持一个月的食物。在穿越荒原的三十天的路程中，不是经过沙地，就是经过不毛的山峰。特别是帕米尔高原，沿高原走十二日，看不见一个居民。此处群山巍峨，看不见任何鸟雀在山顶上盘旋。因为高原上海拔高，空气稀薄，食物也很难煮熟。
直到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经中亚来中国，旅程依然非常艰险。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由于天气寒冷、空气稀薄，人、马几乎不能呼吸，因此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人们只有靠吃蒜、葱或杏干来抵御”。他们经过了一段最恶劣的道路，在滕吉巴达克(Tengi-Badascian)山附近损失了大量财物和马匹，在翻越撒克力斯玛(Sacrithma)高山的时候又冻死了许多同伴。在与盗贼、火灾、山岭、风雪相争斗后，1611月末这支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喀什噶尔的鸭儿看城。此时距鄂本笃等离开果阿东行已有一年。鄂本笃所带的马有六匹都死于冻饿困乏。
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骆驼和马、驴，特别是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据马可·波罗在罗布荒原所见，商人们用骆驼的多，因为骆驼能载重物，而食量又小，比较合算。然而，即使是骆驼，其运载能力也十分有限。例如连接欧亚海上贸易的苏伊士地峡，长不过160余公里，沿途是沙漠，货物运输只能靠骆驼。适应这里天气和地理情况的阿拉伯骆驼，在最佳状况下能驮运400磅(180公斤)重的货物，每天走40英里(64公里)的路程。丝绸之路沿途的地形更为复杂，行程更为遥远和艰苦，因此骆驼的运输能力更受限制。他们将食物和商品装在驴子和骆驼背上，如果这些牲畜在走完这个荒原之前就已精疲力竭，不能再使用的话，他们就把它们杀而食之。
其次，前近代时期的世界上，各个国家(或政权)的领土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出现许多管辖权不清的地方。不少地区在若干时期中甚至没有国家(或政权)管治，成为政治管辖的真空地区。这种情况使得国际贸易成为高风险的事业。特别是前近代时期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主要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这样一来，使得从事国际贸易的商队更加成为沿途盗匪垂涎的目标。因此丝绸之路上盗匪横行，洗劫商旅，杀人劫财，乃是常情。玄奘西行中就多次遇到盗匪，有一次遇到多达二千余骑的“突厥寇贼”。另外一次与商人通行，有一日，“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蒙古帝国时期治安情况有所好转，丝路得以重现繁荣。但是从马可·波罗的记述来看，盗匪依然不少。像著名的商业中心忽里模子城附近就因有成群的强盗不断袭击抢劫商旅，所以极其危险。蒙古帝国瓦解后，中亚地区大多数时期处于混乱状态。鄂本笃于1603年3月从印度启程前往中国，在拉合尔随同商队出发去喀布尔，同行的有500人，已有相当的自卫能力，但途中遇到盗匪，多人受重伤，鄂本笃和其他几人逃到了树林里才得以脱险。因此之故，商人只能结成大团伙，携带武器，雇用卫队，以对付小股盗匪。荷兰人白斯拜克于1560年奉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之命，出任驻奥斯曼帝国使节。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一位旅游中国的土耳其麦沃拉纳教派的伊斯兰传教士。此教士讲了他去中国经历。他加入了进行丝绸之路贸易的商队。这个商队规模颇大，原因是路上艰难险阻，非结大队不可。他们一直行抵中国嘉峪关后，方才安全。
第三，丝绸之路是一条国际贸易路线。国际贸易涉及国际贸易的各国(或者领土政权)，在经济政策、语言、法律、风俗习惯以及货币、度量衡、海关制度等方面都不相同。由于这些差异，进行国际贸易有诸多困难。例如因为贸易主体为不同国籍，资信调查比较困难;因涉及进出口，易受双边关系、国家政策的影响;交易金额往往较大，运输距离较远，履行时间较长，因此贸易风险较大;除交易双方外，还涉及到运输、保险、银行、商检、海关等部门;参与方众多，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即使在今天，国际贸易也比国内贸易更困难，同时商业风险也更大。至于在前近代时期，情况就更为严峻了。由于没有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一类共同的游戏规则，因此一旦商业纠纷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只有靠纠纷发生地的统治者的意志来解决。丝绸之路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大小邦国及游牧部落政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许多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s)。它们往往对过往商旅横征暴敛，雁过拔毛，过往商队不得不忍受它们的勒索。即使是那些“非流氓国家”，商队也往往要向它们上贡，寻求它们在其境内经过时予以保护。更严重的是，这条路上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正如罗伯特(Jean-Noel Robert)所说的那样，在罗马帝国时代，丝绸之路沿途所经之地区政治相对稳定，因此无论怎样困难，东西方之间的道路还是通贯了近两个世纪。但是公元3世纪以后，世界陷入一片混乱，安全得不到保证，贸易也随之越来越少。
以上各种情况，都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成本。由于贸易成本高昂，因此丝绸之路贸易只能进行丝绸、宝石、香料、黄金等体积小、重量轻、价值昂贵的商品贩运。难怪这条商路被称为丝路，而活跃在这条丝路上的“胡商”、“番客”(特别是波斯商人)在唐代文献中多半被描绘为慧眼识宝的人。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说：“长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换，丝(后来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国的输出品。金、玉、良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干一类的珍味，奴隶、歌女、乐工等都输入中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商品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并不大，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中亚和西亚向中国输出的最主要货品实际上是马匹。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说：“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这种马就是中国古书上说的汗血马，学名阿哈尔捷金马(拉丁名Akhal-teke horses)。汗血马的皮肤较薄，奔跑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容易被看到，另外，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腺发达，马出汗时往往先潮后湿，对于枣红色或栗色毛的马，出汗后局部颜色会显得更加鲜艳，而这种马身上的一种寄生虫，会导致马的皮肤上出现红斑，给人以流血的错觉，因此这种马也被称为汗血马。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汗血马日行千里，汉武帝时外国进献乌孙马，武帝见此马神俊挺拔，便赐名“天马”;后来又有人进贡了西域大宛的汗血马，于是他又将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而称汗血马为“天马”。由于种种原因，波斯马不能很好适应中原的水土，因此未能在中国繁衍起来，因此以后不断有西域良马输入中国的记载。直到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仍有“西域献千里马”的记载，这是目前发现的明朝与西域朝贡贸易的最后一次记载。不过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以进贡方式输入的中亚、西亚良马的数量已经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中国人发现从北面的蒙古高原和中国东北地区输入的蒙古马，虽然不如波斯马高大俊美，但价格便宜得多，而且更加吃苦耐劳，因此宁愿购买这种价廉物美的蒙古马。明代中亚、西亚接近中国的地区大部分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蒙古马成为这些地区对明朝的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为蒙古统治者进行这种贸易中亚商人就通过朝贡贸易把马大量送到中国。15世纪，中亚商人马茂德侍奉瓦剌汗也先，并作为瓦剌官员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他几乎每隔一年来中国一次，大约在9月或10月到达北京，度过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正统十二年(1447年)他出现在大同的时候，据说率领超过两千人的大商队，带来貂皮一万二千多张、马四千匹，用来交换中国产品。西域各国(或政权)的朝贡使团人数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进贡的方物主要是马，数量少则几十、几百匹，多则三千，甚至六千匹。
然而，中国输入马主要是为了军事用途，其输入处于国家严格的控制之下，对于民间经济并无多大意义。不仅如此，明代中后期，西北方边防线退到了嘉峪关长城一线。借助于火器，长城防线有效地防御了北方游牧人的攻击，因此明朝不像汉、唐两朝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全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来对抗北方和西北的游牧人，从而也不必从外地大量输入马匹。换言之，马匹输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各国(或政权)之间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是明朝笼络其他国家(或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这种贸易完全取决于有关国家(或者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不是真正的商业活动。由于朝贡贸易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性质。明朝在朝贡贸易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使得这种贸易成为明朝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由于中国在这种朝贡贸易中实际上是赔本的，所以费正清(John Fairbank)说：“不能说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得了利润。回赠的皇家礼物通常比那些贡品有价值得多。在中国看来，对于这一贸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种帝国边界的象征和一种使蛮夷们处于某种适当的顺从状态的手段。”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今天有许多对历史有兴趣的国人抱怨，在这种朝贡贸易只是为了满足中国皇帝的虚荣心，“花钱赚吆喝”。
明朝中后期，一则由于财力紧张，二则越来越意识到丝绸之路贸易在经济上得不偿失，明朝政府对维护丝路贡赐的愿望和能力都在日减之中。明朝政府派遣出使西域的人数减少乃至没有，双方往来成为西域人单方面来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朝贡贸易违背了商业以牟利为目的这一根本原则，因此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到了隆庆初年，朝贡贸易制度也基本瓦解了。
事实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商贸早就衰落了。由于路途艰难，沿着丝绸之路来做生意的各国商人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这个富庶之乡后，都乐不思蜀，不想再回去了。周密说：由于回回商人从中亚到中国“如登天之难”，因此“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这些外来客商不想从原路返回故土，中国本土商人更不愿沿着这条艰辛之路去那个危险之地做生意。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怎么进行呢?在此情况下，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贸易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造成丝绸之路贸易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与丝绸之路各地的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换言之，中亚、西亚地区需要中国产品，而中国则基本上不需要这些地区的产品。阿里·玛扎海里正确地指出：“中国当时与世界的其余地方比较起来极为富裕和技术发达。中国生产和拥有一切，它丝毫不需要与胡人从事交易。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在想到用鸦片采交纳茶叶和瓷器价款之前就发现了这一事实。”明朝人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嘉靖初年，都御史陈九畴、御史卢问之向嘉靖皇帝提出：“番人之所利于中国者甚多”，而中国却不仅未从中获利，反而受害，因此要求明朝政府“闭关绝贡，永不与通”。这个建议也获得兵部的支持。虽然明朝政府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丝路的商贸地位已大不如前。随着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丝路贸易情况更是每况愈下。
因此，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丝绸之路的历史。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方面有重要意义，但在经济上则否。到了近代，随着大规模商贸活动的发展，这条丝路上的贸易更是已经成为过时之物。正如任何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物一样，丝绸之路也是有兴必有衰，最后乃至终结。那种把丝绸之路称为“洲际商贸大通道”、“永远的通道”的说法，肯定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最后，我还要说一说，以往人们在谈论丝绸之路时，往往把它描绘为充满鲜花和歌声的和平友谊之路。然而问题是，丝绸之路的历史都是这样吗?
如前所述，丝绸之路沿途充满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政权，政治状况极不稳定，反复多变。一些强势的地区势力(特别是游牧政权)往往通过这条通道向外扩张，而中国往往是这种扩张的终极目标。这一点过去往往为人忽视，但的确是历史事实。
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中叶从沙漠中兴起后，迅速征服了欧亚非广大地区，建立了广袤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中称为大食国。早在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谁都没能达到中国。唐朝开元三年和五年(715、717年)，西突厥部落突骑施联合大食向唐朝的安西四镇(位于今天的新疆地区)发动过两次战争，均被唐军击退。为了消除大食的威胁，天宝十年(751)四月，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唐、番联军三万人从安西出发，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在七月份到达了中亚名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城下。阿拉伯人在接到高仙芝进军的消息之后，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立即派遣部将塞义德·本·侯梅德带部下数千人的部队抢先驻守怛逻斯城中，加强防守，为大军集结赢得时间。艾布·穆斯林带着自己的一万人赶往撒马尔罕构筑工事准备大战，齐雅德和另一将领艾布达·乌德·哈里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召集河中的驻屯军一万迅速赶往怛罗斯城，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军赶到，从背后袭击唐军。配合唐军作战的葛逻禄部兵突然逃跑，导致唐军战败，高仙芝率领残兵数千逃回安西。此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将安西驻军东撤，参加平乱，于是西部防线空虚，中国本土暴露在大食兵锋之前。幸亏此时吐蕃勃兴，占领了西域，与大食鏖战，阻挡了大食东侵。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到了明代，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差不多就在明朝建立的同时，中亚兴起了一个极具侵略性的游牧政权——帖木儿帝国。这个帝国的创始人是帖木儿(1335-14)，历史上也称为“跛子帖木儿”。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嫡派后裔，并以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自居。帖木儿的势力兴起于中亚的河中地区，迅速成为中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人以残暴著称，对一切敢于抗拒的敌人进行大屠杀，并用被杀者的头颅建立人头金字塔，以警示他人，不得反抗。他一生都在征战：三征花刺子模，六次或者七次征伊犁，两征东波斯，三征西波斯，打败了奥斯曼帝国、东欧的金帐汗国、中亚的东察合台汗国和印度德里苏丹国等伊斯兰强国，并对俄罗斯发动了两次战争。中亚、中东、印度的重要城市报达(今巴格达)、布鲁萨、萨莱、焉耆和德里等著名城市都遭到过他的洗劫。通过三十多年的征战，他建立了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帖木儿帝国，定都于撒马尔罕。他到了晚年打算要征服中国。此时明太祖建立了明朝，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派使者傅安、刘伟等出使西域，来到撒马尔罕后，被帖木儿王朝逮捕，经过长时期的谈判后才获释。尔后，帖木儿于洪武二十、二十五、二十七年(1387、1392、1394年)三次派使者携带礼物到明朝，呈上了措辞谦卑的称臣书信，以刺探明朝的虚实和麻痹明朝。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派傅安携带一封向帖木儿表达感谢的信到撒马尔罕。但在此时帖木儿已经宣布他要征服中国以迫使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开始在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讹答刺城聚集大军。傅安尚未返回，明成祖已即位。成祖得到帖木儿准备入侵的消息，立即命令甘肃总兵宋晟进行戒备。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兴兵二十万远征中国，途中突然于次年(1405年1月19日)在讹答刺城病逝，终年71岁。在他壮丽的蓝色圆顶的陵墓内的绿玉色棺材上，写着他的豪言：“只要我仍然活在人间，全人类都会发抖!”台湾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对此事进行评论说：“仅只比明王朝晚一年，在中亚兴起的帖木儿汗国，正决心恢复蒙古帝国东方的故有版图。1404年，靖难之后结束第二年，帖木儿大汗从他的首都撒马尔罕;出发东征，进攻中国。不料在中途逝世，军事行动中止。如果帖木儿不适时的死，根据已知的资料推断，以明王朝以那残破的力量，势将无力抵抗。一个新的异族统治可能再现。”柏杨仅只提到“新的异族统治”，然而与以前对各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汗不同，明朝现在面对的是一位狂热的圣战领袖，力图用武力迫使中国人改宗伊斯兰教。如果帖木儿的计划成功，中国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帖木儿帝国之后，中亚一些统治者依然企图染指中国西北地区。1517年，满速儿汗从哈密向甘肃的敦煌、肃州和甘州方向攻击中国本土。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喀什噶尔的统治者赛德汗把圣战引入了吐蕃人的拉达克地区。《明史》和《拉失德史》都记载了满速儿汗对中国的战争，《拉失德史》并指出这是一次反异教的圣战。在圣战的威胁下，嘉峪关以西地区各族人民大多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些中国所面对的严重威胁都是来自丝绸之路。因此把丝绸之路想象为歌舞剧《丝路花雨》所描绘的那种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和平友好景象，当然不符合历史。
有鉴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到了明代中后期，明朝政府重新考虑以往对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政策，采取更为现实的对策。为了保障西北地区的安全和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秩序，明初在嘉峪关以西(今甘肃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东部)设立的七个羁縻卫所，又称“关西七卫”、“西北七卫”和“蒙古七卫”(因七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作为处理这些地区事务的机构。经过多年的考量，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明朝政府将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以内。这一行动不仅表现了明朝将边防线收缩到其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且也表现了明朝不愿意再介入中亚地区的纷争。
历史上，远古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就是从榆中地面上穿境而过的。
在这条熙熙攘攘的土路上，匆匆而过的除了奔赴边塞沙场的军旅兵卒，驮运丝绸瓷器的驼队，星夜传递公文的驿马，以及官员、商贾、车马以外，那些执著信佛的僧侣，当他们万里奔波前往天竺求取真经时，也在榆中地面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
取经故事，是榆中历史上的重要史料。
东晋时，有高僧法显和同伴慧景、道整、慧应、慧巍他们，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他们徒步行走一个月，就到达乾归国。乾归国即西秦，其国都就在榆中境内的夏官营。
法显取经回国后，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了一本书叫《法显传》又名《佛国记》，书中，他是这样记录他在榆中的行踪的：“……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佛教徒在多雨的三个月
静修不外出叫“夏坐”，可见法显和尚不仅路过榆中，而且在乾归国国都所在的苑川地区逗留静养了三个月之后，才启程继续西行的。
岁月沧桑。在法显之后，又经过了长达四百二十多年以后，唐僧玄奘又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可怜的和尚比法显要寒碜得多，他身边就没有什么孙大圣、猪八戒，更没有白色骏马，从资料图像上看，他身背一个遮挡风雨的布篷，布篷前檐挂一盏夜间照明的灯笼，短裤、脚登麻鞋。他只身从长安出发，用步子丈量大地，一步一步，一站一站，徒步从榆中境内经过，到达西域的高昌国时，就和榆中人打上了交道。
原来高昌国国王麦匊文泰是榆中籍的人。本来麦匊文泰的祖先带到高昌国的是中原文化，儒家经典和道教宗教，结果王位传到麦匊文泰手上，不知怎的，他却转而信佛，不仅笃诚而且达到佞佛的程度。
却说麦匊文泰一听有唐朝高僧玄奘前往天竺，行进途中经过这里，便派贵臣带着几十匹好马去请玄奘到高昌来。因路远，玄奘到夜半才到高昌城，结果虔诚的麦匊文泰和王妃都熬夜等着，一见唐僧到来，国王竭诚欢迎，拜问甚周。第二天，高昌王麦匊文泰王妃以下众人前来拜望，请唐僧移住到王宫旁的道场中，并一再劝唐僧别去“西天”到取经了，就在高昌国吧！唐僧没有答应。
过了几天，唐僧向高昌王麦匊文泰辞行，麦匊文泰执意挽留，开的价码越优厚了，国王说他愿做唐僧的弟子，终生供奉法师，同时让全国百姓都做唐僧的弟子。唐僧坚决不允，并以绝食来表示西行的决心。麦匊文泰见实在挽留不住，只好请唐僧再住几天，为大家讲《仁王般若经》。讲经那天，国王麦匊文泰亲自执香炉迎接法师入帐，并在三百余听众面前，以国王之尊居然趴跪在地上当凳子，让唐僧踏着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
唐僧离开高昌国的那天，高昌城的僧侣、百姓、大臣、国王倾城出动相送。国王麦匊文泰抱住唐僧恸哭不已，亲自送了数十里才回。
这段生动的历史故事，详细地记载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
时光演进至清初，有榆中兴隆山道士刘一明，竟然花费大量的大力、物力、财力在山上兴师动众印刷唐僧取经的大部头小说《西游记》。
道士的这一行动，其原委是当时《西游记》的作者署名为“丘处机”，民间也流传有“丘祖一梦作西游”的说法。而道士刘一明的祖师就是丘处机，他热忱地想把祖师的这一著作加以诠释、点评，广为宣扬，于是他在《西游记》的每一回前加写一段话，总书记名改为《西游原旨》，其内容还是演义唐僧取经故事。
道士刘一明动真格的了，他亲自跑到靖远县，选购木质细腻柔软适合雕刻的梨木，运来兴隆山，延请雕版工匠，着手雕刻演义唐僧取经故事的《西游原旨》印刷版。
据当地人说，雕刻印刷用的木版，比活字版要费事得多，必须先将原稿的文字写在纸上，再反贴于木版，之后才按反面字迹用刀镌刻。听说当时在众多匠工中有一高手，他不用这么做，他只要一边看着书稿就能在木版上开刻，其质量还很好。这匠工精湛的手艺，在榆中老百姓中间传为佳话。
历史啊历史。当年真正的唐玄奘是身背遮阳篷，只身徒步从榆中境内孤零零走过，而现在匠工刻刀下出现的文字，却绘声绘色地演义唐僧取经故事，刀下出现的文字说唐僧身边有了孙悟空、猪八戒、白龙马，一路上和妖怪打仗，热闹得很，红火得很，有趣得很。这些取经故事口传性很强，说书人一讲，人们爱听得很呢。可是这部取经故事长达几十万字，若用手工刻版，谈何容易。
难得刘一明道士有毅力，刻版的匠工也有恒劲，为刻印这部取经故事，匠工一刀一刀地刻削，一笔一画，一字一行，一块版一块版摞起积攒，前后竟花十年功夫，这部取经故事书的雕刻版才得以竣工。难得。
于是在清初的乾隆、嘉庆年间，榆中兴隆山上就开工印制取经故事书《西游原旨》。
为此书费尽心血的道士刘一明，眼看新书印制出来，心情特好，他撰对联一副抒其心怀：
欲人人为圣贤书刊十载从今了却终身愿要刻刻擒鸟兔火炼三铅自此重开满洞花当时这部书印了多少不得而知，但从至今留在兴隆山西山腰的“藏经洞”和“藏版洞”看，这两处青砖箍的窑洞式的库房，从洞里的空间大小看，当时那梨木印版的数量及体积很大很多，那藏经洞的容量空间也不小，可见当时《西游原旨》的印制数量也是很大的。这些书流传开来，散布天下，对唐僧取经故事的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小，以致在一百多年以后的民国时期，此书还传到鲁迅先生的手里，先生在他著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涉及到《西游记》时，还提到了“悟元道人刘一明”自著自印的这部书。
也就在这个时候，《西游记》的作者就改署为吴承恩了。
纵观历史，榆中县由于丝绸之路穿境而过，于是沿这条古道前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就和榆中结了善缘，法显用文字记录了他在苑川“夏坐”之事；唐玄奘不仅在榆中留下了足印，而且和榆
中籍的高昌王交了朋友；道士刘一明把取经故事刻版印书，广为宣扬。凡此种种，都是取经和尚与榆中结缘的佳话。
在丝绸之路上，不为利益只为福音和真理，而且不畏艰险往来各地的是宗教僧侣。他们之中，以佛教僧侣最多，既有来自西域向中国传播佛教的高僧如鸠摩罗什，也有中国高僧如法显、玄奘前往印度学习佛教教义和经籍的。此外，东来的还有摩尼教僧侣、景教僧人。粟特人的商队首领往往就是祆教领袖，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称他们为「萨宝」。西行的也有道教僧侣，如长春真人丘处机。利益通常是人生的驱动力，但这些僧侣所求的只是心中的真理，日夜所思是如何帮助世人摆脱苦海。结果，由於他们的努力，丝路上的不同宗教文化得以交流，各地文化亦因外来的刺激而有所变化和发展。比如，没有佛教的传入中国，中国的道教就很难产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也想必另有一番面貌了。
d是一个天生乐天派，每天感觉她无忧无虑，偶尔有点烦恼也能马上转归。她有很多优点：对金钱数字特别敏感;懂特别多的生活常识;学习能力很强。缺点就是：太慵懒。以至于前面的优点都不是特别明显。
d是我的高中同学兼大学同学，我最喜欢的就是看d和k拌嘴，很搞笑。k呢，就很喜欢拍d的丑照，有事没事我们都得拿出来瞧一瞧，不笑都不行，成为我们寝室的`“网红”也是实至名归的。
d有很多称号：“香干小公主”，“菠萝小公主”，“麻辣烫妹妹”，她很爱吃，只有在买衣服的时候才埋怨自己的身材。
我是处女座，一个最大缺点就是喜欢说道别人。有一次上晚自习d一直拿着手机在追剧，后面一群人则疯狂的玩游戏，有时我就有点愤世嫉俗，为什么其他人就不能认真一点呢?我又不好一个个说，只好说我旁边的d：“你来学校是干什么的?你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生活费，你爸妈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吗?你对得起他们对你的期望吗?为什么要来读书?为什么不到家里看?以后出去你怎么办?不说养你爸妈，你自己养不活自己怎么办啊?”我语重心长，与其是跟她说，倒不如是用来鞭策我自己，因为上课不认真这种事我也经常做。本来看电视看得津津有味的d立马关了手机，抬起她高贵的头颅来说：“你别说了好不好?你是要逼死我吗?”
“去吧。”我笑着说。
d犹豫了几秒就坐到后面去了，继续打开手机看剧，当时我真的被她雷到了。
虽然d自习能力有点差，但我很欣赏她的学习能力，例如平时不怎么认真的她，期末却可以不挂科，有几门还可以拿高分。我时常明目张胆的夸赞她这方面的优点，她却总以为我在笑话她。
1。刘备 事迹：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礼让徐州，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西川称帝，东征伐吴，永安托孤。性格特点：宽厚，仁慈，爱民如子，礼贤下士，后期刚愎自负
2。曹操 事迹：孟德献刀，挟天子令诸侯，讨伐张秀，煮酒论英雄，白门楼斩吕布，官度之战，赤壁之战，华容道，割须弃袍，讨伐张鲁，封魏王，左慈戏奸雄，杀华佗。性格特点：奸诈，智慧，残忍，爱才，多疑
3。孙权 事迹：坐领江东，赤壁之战，东吴称帝，公孙渊降吴闹剧。性格特点：谦虚，爱才，识人，明智，后期刚愎
4。关羽 事迹：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赚门斩车胄，相约三事，斩颜良诸文丑，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华容道，单刀赋会，水淹七军，大意是荆州，败走麦城，灵山显圣。性格特点：骄傲，坚毅，忠诚，有胆色，重信义，傲上而不欺下
5。张飞 事迹：桃园三结义，怒鞭督邮，三英战吕布，酒醉失徐州，长阪桥，义释严颜，挑灯夜战。性格特点：敬才，暴躁，好酒，粗中有细
6。诸葛亮 事迹：三顾茅庐，隆中对，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永安托孤，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空城计，星陨五丈原。性格特点：谨慎，谦虚，智慧，有才能，执法如山
7。吕布 事迹：投降董卓，三英战吕布，凤仪亭，斩董卓，大战曹操，辕门射戟，白门楼。性格特点：勇猛，自大，反复，不智
8。周瑜 事迹：赤壁之战，三气周瑜。性格特点：聪明，小气，嫉妒
9。赵云 事迹：单骑救主，截江夺阿斗。性格特点：勇猛，聪明，忠诚 10。庞统 事迹：连环计，末阳县废事，取川三策，落凤坡。性格特点：智慧，嫉妒
11。司马懿 事迹：速歼孟达，大战诸葛亮，葫芦谷天助，讨伐辽东，计诸曹爽。性格特点：智慧，阴险
12。黄忠 事迹：大战关公，定军山。性格特点：忠义，勇猛，不服老
13。马超 事迹：起兵报父仇，割须弃袍，挑灯夜战，招降刘彰。性格特点：勇猛，少谋
水浒传主要人物主要人物事迹
1.姓名：豹子头林冲 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 主要事件：风雪山神庙、火并王伦 正面评价：忠厚老实、武艺高强、善良 反面评价：懦弱隐忍
2．姓名：黑旋风李逵 主要事迹：坐堂寿张县、为母杀四虎 正面评价：直爽、忠诚 反面评价：残暴、大老粗
3．姓名：活阎王阮小七 主要事迹：智劫生辰纲 正面评价：直爽、义气、水上功夫了得 反面评价：暂无
4．姓名：智多星吴用 主要事迹：智劫生辰纲 正面评价：足智多谋 反面评价：对宋江愚忠
5．姓名：呼保义宋江 主要事迹：杀阎婆惜 正面评价：无 反面评价：不能文不能武，出身低微形容猥亵，趋炎附势，一心出人头地流芳百世
6．姓名：小李广花荣 主要事迹：三打扈家庄 正面评价：武艺非凡尤其射箭百步穿杨 反面评价：也愚忠宋江，不值
7．姓名：浪子燕青 主要事迹：擂台胜任源 正面评价：聪明机灵，努箭高明，识时务 反面评价：暂无
8．姓名：行者武松 主要事迹：景阳岗打虎、血溅鸳鸯楼 正面评价：武艺高强、性格刚烈 反面评价：有点残暴 9．姓名：青面兽杨志 主要事迹：遗失生辰纲、卖刀 正面评价：武艺高强 反面评价：暂无
10．姓名：花和尚鲁智深 主要事迹：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野猪林救林冲 正面评价：见义勇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
红楼梦主要人物及事件
林黛玉,主要事件有黛玉葬花,性格是很多愁善感,才华横溢所以为人高傲,天真直率.薛宝钗,主要事件有宝钗扑蝶.性格是处事深沉,城府极深,有才学
贾探春,主要事件是抄检大观园时对她的特写,还要打理大观园做法.性格是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封建等级观念深固.史湘云,主要事件大观园里做诗时都有她的精彩表现,和贾宝玉雪中割鹿肉吃等.性格是心直口快,开朗豪爽,爱淘气,胸襟坦荡.妙玉,主要事件有妙玉奉茶.性格清高孤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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