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论文

孙中山论文（精选8篇）

孙中山论文 篇1

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结纳反清秘密会社，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在香港联合当地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辅仁文社，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1900年10月，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在1905～1906年间赴东南亚各地向华侨宣传和募集革命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他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与捍卫共和制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亡日本。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高度评价和支

持学生运动。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从幻想向帝国主义寻求援助转而希望联俄。

1919年8月，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掌握广东军队统率权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奋斗50余日，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　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

孙中山论文 篇2

关键词：孙中山,《实业计划》,振兴中华,时代价值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驱, 他终生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最高目标是振兴中华。《实业计划》最初是孙中山用英文写作而成, 文稿最先发表于上海的《民国日报》, 1920年,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本。1921年10月, 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实业计划》的中文本。此书后来被编为《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 命名为“物质建设”。孙中山设想的革命目标是, 在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后, 革命的任务就要转到“建设”之上。中华的振兴离不开“物质建设”, 即经济的发展与振兴。没有经济的发展腾飞, 而空谈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幻想。因此, 在清帝退位后, 孙中山让出大总统职位, 一心求得中国实业的发展与振兴, 他潜心致力于“办理实业”, 全力迎接“产业勃兴”时代的到来。而《实业计划》正是孙中山先生发展实业, 振兴中华的思想源泉。

一、从国际环境角度分析实业计划的可行性

《实业计划》两篇序言及篇首阐述了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必要性、迫切性、可能性以及大致的发展计划。他通盘分析了一战结束后的国际国内格局, 认为时局的变化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良机。他从国际格局入手, 分析世界资本流通情况, 认为外国资本会给中国实业发展带来宝贵的资金支持。由于一战的结束, 大量战时资金、技术、设备、产品无处消化, 资本的属性决定了这些闲散的资金只得寻找新型的市场来继续逐利。而一战后的中国, 正好可以满足国际资本的这一要求。

他初步估算, 大战期间每天总共要消耗约2.4亿美金, 其中一半被战争所消耗。战争结束后这大约1.2亿的消耗就会停止, 而其中6000万用于战后恢复重建, 其余“仍有六千万元尚无所用之地”而成为过剩资金, “今夫一日六千万, 则一年二百一十九万万也”, 如此巨大的过剩资金是需要寻找投资市场的。除了过剩的资金外, 还有大量过剩的机器、工业产品等, “千数百万军人, 向从事于 (战争) 消费者, 今又一转而从事生产, 则其结果必致生产过多……于战后之整理, ……试问欧美于此世界中, 将向何处觅销售场, 以消纳战争时储节所赢之如许物产乎?”[1]250这一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不惟有损此诸生产国之经济状况, 即于世界所失亦已多矣”[1]250!

孙中山认为中国疆土辽阔, 人口众多, 资源丰富, 其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如果国际社会共同实行发展中国的实业计划就能实现世界的和平, “至少可以打破现在列强势力范围, 可以消灭现在之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最后且可以消除今后最大问题之劳资阶级斗争。如是则关于中国问题之世界祸根, 可以永远消灭……”[1]247

二、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论证实业计划的必要性

孙中山认为中国为“消纳”这些“过剩”的资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农业、矿藏、制造、运输、公共事业等各个领域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鉴于此, 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了十项重要计划: (1) 发展交通通讯:在中国修筑10万英里铁路 (1英里约相当于1.6公里) , 100万英里公路 (碎石子路) , 修浚开凿四条运河, 治理长江、黄河、淮河、西江以及其他河流, 在全国增设电报、电话、无线电, “使遍布于全国”。 (2) 在沿海建立“如纽约港”那样的三个大港, 其余建成商港、渔港;通航河道沿岸建商埠、船埠。 (3) 在城市中建设新式街道及各种公用设施。 (4) 开发利用水利。 (5) 发展钢铁水泥等重工业, 满足对建设材料的需要。 (6) 开发矿藏, 发展矿业。 (7) 发展农业。 (8) 在蒙古、新疆两地建设水利灌溉, 扩大畜牧饲养。 (9) “在中国北部、中部建造森林。”[2]97(10) 向偏远的东三省、蒙古 (内蒙和外蒙) 、新疆、青藏高原地区移民, 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如果上述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则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 实可为吸收经济之大洋海, 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 中国能尽数吸收之。不论在中国抑在全世界, 所谓竞争, 所谓商战者, 可永不复见矣”[1]252!

孙中山的这十项计划是有轻重缓急的, 他最重视的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即第一、二、三项计划, 因此也论述得最为详细。孙中山丰富的海外经历使他深深地体会到, 便利的物流带给各国人民的巨大利益, 自然也让他对交通设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有深刻的体认。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同样印证了交通方式的改变在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繁荣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孙中山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人类互助”的观点, 再次阐述了他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正确性、必要性、可能性。他认为, 当时的国际社会面临三大问题, 即国际战争、商业竞争与阶级斗争, 而“人类进化之主动力, 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1]394。他的计划就是为了解决这三大世界性问题而提出的。通过与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 在发展中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第一, 通过合作来消灭国际战争。“互助而获之利益, 当比因竞争而获之利益更为丰厚也。”[1]396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 抛弃零和博弈模式, 实现合作共赢。第二, 通过公有制消灭商业战争。中国如果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 则中国将把所有发展起来的大公司全部“归诸中国人民公有”, 国际社会也会从中受益。第三, 通过国际合作, 消灭阶级战争。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尚未流入阶级战争”[1]397, 中国现有的工人还只能称为“苦力”, 只要有工作可做, 他们欢迎一切资本家。国际社会如果能够帮助中国发展实业, 也必将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中国也就不会发生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战争”。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在满足各自经济利益诉求的前提下, “其余利益须留存以为节省各种物品及公用事业之价值”[1]398。“简括言之, 此乃吾之意见, 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 使之互相为用, 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1]398

三、《实业计划》的时代价值和启迪意义

孙中山游遍世界各国, 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他深信没有实业的发展中华的振兴难以成为现实。近代中国经历了长期曲折且复杂的探索过程。清末, 励精图治的“开眼者”———魏源、林则徐最早提出在技术方面下功夫,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来的洋务运动主张, 西方的“船坚利炮”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进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经验;并发现商货贸易的巨大价值, 提出发展商业贸易, 与外国人争夺商贸权的“商战”政策;至19世纪末, 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后, 便将目光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由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自身初步发展的积累,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无睱东顾,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空前发展, 客观上使人们加深了对发展实业重要性的认识。孙中山通过撰写《实业计划》一文提出了他的从实业方面振兴中华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要求, 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孙中山以其深刻的理性体认和长期周游世界各国的直观感受, 在如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 加快实业发展的步伐问题上, 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对外开放, 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 充分利用国外的优势, 发展中国实业的主张。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 虽然经过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晚清新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 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但其作用仍然是零碎的、局部的和缓慢的。因此, 只有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才能实现中国实业的赶超式发展, 才可能实现中华振兴的夙愿。正所谓:“发展中国工业, 不论如何, 必须进行。但其进行之方, 将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乎?然此之旧路径, 不啻如哥伦布初由欧至美之海。……中国如一后至之人, 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经济界之趋势亦如是也。”[1]397

近代中国实业的起步与发展受到两方面的制约, 一是帝国主义的殖民, 二是封建地主的压迫。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 只得向外国贷款、筹集资金一条途径。事实上, 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 借外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由于一战后世界市场有限, 产品、资本过剩, 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市场满足资本效益最大化的本能要求, 清末西方各国争夺对华铁路贷款权便是证明。这说明利用外国贷款迅速发展中国实业是可以实现的。

发展实业要以港口、铁路先行, 带动其他实业的发展。依照孙中山设想的蓝图, 首先要发展的便是以港口为中心由铁路和公路连接起来的交通系统。港口是海内外交流的中转站, 这决定了它自身的重要性。而作为链接内地与沿海的交通线, 铁路和公路将港口的优势延伸到广阔的腹地。西方贸易的繁荣带来港口的发展, 由铁路和公路组成的交通线将这种繁荣扩散到广袤的腹地, 同时也促进了内陆的现代化, 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后发展国家, 西方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要实现实业的快速赶超发展, 建设完善的交通系统, 是加强对外联系与交流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中华书局, 1985.

孙中山论文 篇3

因为他的伟大，在他逝世后，香山县即以他的名字易名为中山县。现在又由县制改为市制，更名为中山市。因此香山县——中山县——中山市，这些不同时期的名称，都是孙中山的故乡。

孙中山的出生地香山县，原是孤悬于珠江口岸内伶仃洋上的岛屿。其境域仅为今五桂山和凤凰山周围的山地和丘陵区，以“地多神仙花卉”，故名香山。县制早在南宋时便设立，但因人口稀少，可耕地少，经济落后，历宋、元、明各朝，均被列为下等县。至清嘉庆、道光年间，因农业、商业和交通逐渐发达，而且“户籍殷繁，驾出他邑而上”，从此被朝廷定为大县。到孙中山生活的时代，香山县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贫穷落后到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近代转型的阵痛。

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是香山南部的一个小村落，这里群山环抱，峰峦挺秀，村前清溪潺潺流过，村内绿树成荫，蕉林摇曳，四季花香。它西北距县城石岐30公里，南距澳门大约15公里，东南方隔着水域与香港遥遥相对。当时村里居民约六七十户，大都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孙中山的先祖就是从东莞迁到香山南朗再移居翠亨村的。

少年成长的足迹

孙中山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父亲孙达成16岁就到澳门当鞋匠，到32岁时才攒了一点钱回乡，与附近的隔田乡（今崖口乡）杨姓女结婚，相继生下了孙眉、孙德佑（早夭）、孙金星（早夭）、孙妙茜、孙中山、孙秋绮6个子女。其家无田产，只租种位于村子东南的二亩半公尝田地，难以糊口，因此，孙达成不得不在村里兼做更夫，夜夜打更报时，以增加一点收入补贴家用。

孙中山幼年时没有鞋子穿，光着脚走路，米饭也不常有，番薯成了他的主食。狭仄破烂的小屋已经容纳不下他们几个逐渐长大的兄弟姐妹，孙中山5岁那年，大他12岁的哥哥孙眉随舅父远涉重洋，到香山人聚集的檀香山（夏威夷）的农场当雇工。小小年纪的孙中山和大他3岁的姐姐妙茜也成了家里不可缺少的帮手，上山打柴，下地割草，四处拾取猪粪，到村外塘边捞塘漂养猪。年纪稍大，便下田插秧、除草、排水、打禾，甚至随大人驾船出海去捕鱼捞蚝。直到快10岁时，孙中山因哥哥从海外常有余款汇回，才有了上学读书、接受相对正规的私塾教育的机会。后来孙中山感慨地说：“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早知稼穑之艰难”。

孙中山七八岁时，村中有一名叫冯观爽的太平天国老兵，时常在家门前的榕树下给孩子们讲述太平军反清的故事。孩子们个个听得入神，尤其是孙中山，他曾感叹地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了。”老人听了很惊奇，对他说：“你长得很像洪秀全，你长大也当洪秀全吧！”从此孩子们都把孙中山叫“洪秀全”，他也自称是“洪秀全第二”。或许，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种子，就这样悄然深埋在孙中山和他的小伙伴的心中。

孙中山在村塾里，读的课文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老师姓王，有一天，在读《大学》这门课时，老师领读了两遍后便教学生背诵，又不作任何讲解，孙中山感到很枯燥乏味，便站起来问王老师：“我们天天读这些书，书里讲的道理一点也不懂，这有什么意思呢？”又说：“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请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不好？”王老师板起面孔，厉声喝斥：“你年纪尚小，圣贤之书，你只管用心读，书中圣贤的大道理，你年幼学不懂，日后自然会晓得的。”但孙中山不甘心，还是想弄明白书中的道理。放学后，他就向村中的老儒生求教，直到把课文的内容弄懂为止。这种勤学好问的精神，孙中山保持了一生。

在孙中山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的大哥孙眉曾给了他巨大的帮助。1871年，年仅17岁的大哥孙眉因家境困难，飘洋过海远赴夏威夷谋生。从在菜园里当雇工干起，后又垦荒，经营农牧业兼商业，数年辛苦打拼，终成当地首富。1876年孙眉回乡结婚，在村里开设了一个移民事务所，以完成夏威夷政府希望他“多找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岛”的愿望，孙中山不免也跃跃欲试，却没得到父母的允许。

1878年，还没有读完四书五经的孙中山，终于有了赴檀香山看望哥哥的机会。他和母亲随着去檀香山谋生的人群从澳门出发，乘一艘英国轮船跨越太平洋。第一次远行，浩瀚的大海，巨大的轮船，给孙中山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开启了他心灵的窗户。他后来追忆这次从乡村走向世界的情景时说：“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的确，檀香山的一切对于年少的孙中山来说，都是新奇和新鲜的。孙眉发现弟弟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很好的领悟能力，于是便把他送入当地学校读书。在这里，他迅速地学会了英语，克服了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因而很容易感受到了欧美文明社会的繁华，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衰败与落后。此时，他竟然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一度想受洗入教，大哥孙眉因此强迫他返回家乡，重新接受最严格的中国文化教育。

然小鸟一旦放飞，就不会回到原来的巢穴。受过5年多海外生活和西式正规教育的少年孙中山，对中国和世界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认知与评判。这时的孙中山在家一边帮助父亲继续干些农活，一面自修中文。在村里，他还建议修桥、筑路、设街灯，并组织青壮年夜巡防盗。他在乡政建设方面的努力颇受村民称道。然而，他与好友陆皓东后来为破除封建迷信而毁坏了村里“北极帝君”（古代道教神名）神像的事，却遭到村民的反对。孙中山不得不离家赴香港读书，自此离开了翠亨村。

萍踪点点家乡印

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毕业后到澳门、广州及家乡行医，在一边闹革命一边行医的日子里，孙中山因医德高尚，找他求医者众多。

在为乡亲们治病的过程中，他对清贫的病人不但赠医，而且赠药。后来，为方便乡亲们求医购药，他与同乡好友程北海合资，在石岐西门，即今天中山市孙文西路一侧，开设了一间不大的药店，孙中山亲题“中西药局”牌匾，下著孙文名号。牌匾高挂店前，极大地方便了家乡父老乡亲。1895年重阳，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程北海刚回乡闻此消息，即赶往石岐，叫工人师傅将中西药局牌匾中的孙文二字除掉，工人为难地说：“二字铲去了还是有痕迹呀，怎么办？”程北海无奈只好把孙中山亲题的牌匾毁了。

1895年春，孙中山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同时部署在广州发动起义。为组织兵源，孙中山和陆皓东等分别在东江、西江、广州郊区等地发动绿林和义军。孙中山认为应该组织自家香山的武装，于是携陆皓东回到香山石门乡，发动并组织三合会员参加起义，客家人的会党首领叫甘彩。孙中山老家翠亨村旁边的山门村，有三合会首领陈昆耕也积极参与其事。后来香山的队伍秘密开到广州外围，准备配合起义，不料事机不密，加上叛徒出卖等多种原因而使起义流产了，香山的队伍只好各自回家。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的逃亡路线也是经由家乡走的。因史料不全，具体路线有三说。一说孙中山乘一小汽艇经顺德去香山唐家湾，找到他同学唐雄，得到他的帮助，改乘双人肩舆去澳门，又得一葡萄牙朋友照顾，改换装扮一起赴香港。一说孙中山乘汽船从香山崖口登岸，探望其姐妙茜之后，才乘船离开。另一说法是孙中山从顺德乘船至小榄，得会党人士掩护，在祠堂隔宿二日才离去。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职后，到各地演说，宣传他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大办铁路及工厂的主张。当年5月27日，孙中山乘轮船在随行秘书宋霭龄陪同下，从澳门返回故里，船泊崖口四东口海滩。香山父老乡亲搭起欢迎牌楼，倾门而出欢迎。

当时，孙中山身穿黄斜衣裤，头戴道帽，面对乡绅和学生组成的欢迎队伍，走上台去讲话，感谢乡民热情相迎。随后回到翠亨村，早有大哥孙眉提前三天回来筹备迎接，是夜，在家门口空地上，宴开数十桌，请来翠亨及石门九堡60岁以上的男女老人欢宴。孙中山即席致词，谈及在奔走革命期间，得到乡亲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谢意；又为清兵骚扰，使家乡父老蒙惊受怕而表示慰问。当晚尽欢而散。

随后几天，孙中山先后到石门乡、南朗圩、左步乡等青少年时期活动过的地方走亲戚，看望乡亲，还到他的好战友陆皓东烈士墓前悼念，并看望其家人。至5月30日，孙中山方结束在故里访问，启程前往广州。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实现国共合作。这期间，曾几次计划携妻子宋庆龄返翠亨省亲，但几度准备都因军阀陈炯明重兵威胁广州，而不得不放弃。屈指算来，孙中山走出香山投身民主革命后，至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那次回乡，应该是他最后一次返故里了。

一个人的成长，总离不开特定的生活环境，孙中山的成长，同样与他生活的环境有关。岭南文化和香山县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开放包容的人文风貌，是孙中山思想孕育、人格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从这意义上说，翠亨村和所在的香山县，赐予孙中山的不是贫瘠的土地和经济落后的乡村，更是开放兼容的环境和文化多元的社会。

孙中山并不是孤立的思想者和行动人，在他的身后紧跟着的是追随他的一大批海内外的香山人和爱国的同胞。本来香山人可以用更多的话语来表达他们对孙中山的无限敬仰之情，但他们更愿意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革命建设事业。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起步阶段，香山同乡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宽松融洽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相对富裕的生活条件，孙中山不可能离开翠亨村，走出香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没有香山移民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构成，就没有香山人的开放包容、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的精神品格。孙中山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时代英雄。

也因此，从中山（香山）才走出了中国伟人孙中山。

孙中山论文 篇4

弘扬孙中山文化的热潮已于全球华人华侨中掀起，内地多个省份为响应此文化热潮均展开相关活动，包括有广东省的`大型交响音乐史诗《我们的孙中山》，画家李延生以孙中山为主题的百米音乐画卷，中山市名为《天下为公》的歌舞剧等。而《孙中山》组歌除香港站的演出之外，今年年底也将于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等地唱响，以求引发全球华人华侨对孙中山文化的共鸣。

【国父孙中山】

徐小明

怨声遍彻风雨后,四海不安鲜血流

舍小我，为民热,仁术将心救

肩起满身重担万里走

国家那靠天庇佑,炮声掀起家国仇

兴中国，共民族,重复江山秀

汤火里忆万人都获救

要将青天再交宇宙,碧血洗去残旧

烈士头未许轻抛尘垢

民权宪法有如白昼

将中华照千秋，这曙光必会万年透

怨声遍彻风雨后,四海不安鲜血流

舍小我，为民热,仁术将心救

肩起满身重担万里走

国家那靠天庇佑,炮声掀起家国仇

兴中国，共民族,重复江山秀

汤火里忆万人都获救

要将青天再交宇宙,碧血洗去残旧

烈士头未许轻抛尘垢

民权宪法有如白昼

将中华照千秋 这曙光必会万年透

★ 孙悦歌曲祝你平安歌词

★ 励志歌曲《倔强》歌词

★ 祝福祖国歌词

★ 国庆节爱国情怀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歌词

★ 陈明催泪歌曲《那个人》歌词

孙中山论文 篇5

一是大公无私的精神。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国为民，大公无私让人敬仰。尤其是他辞让临时大总统，更是显示了他大公无私的伟大情怀。虽然对于辞让临时大总统有不同的历史评论观点，但是，就一个政治家的为国情怀来说，笔者认为，达到了极致。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一个人为官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历史的前进，孙中山先生是所有官员学习的榜样。

二是不怕失败的精神。孙中山先生革命一生，经历了无数次革命，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但是，面对失败，他不气馁，不妥协，都能从失败中坚强站起，这种不怕失败的精神表现了中华将民族不屈不挠的坚强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只要我们具备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任何失败，我们就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扬帆远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道路，只有具备不怕失败的精神，才能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败中站起是走向胜利的第一步。

三是开拓进取的精神。孙中山先生胸怀博大，目光远大，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他的三民主义是西方思想与东方智慧融合的结果。他的新三民主义更是与时俱进的成果。孙中山先生的开拓进取精神为我们中华儿女富国强民树立了典范，唯有不断进取，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我们才能勇往直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今天，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需要的就是这种开拓进取精神，唯有开拓进取，才能与世界同步，才能走上引领世界发展的前沿。

《孙中山》影评 篇6

《孙中山》影片全面纪录孙中山本人以及他的一些重要追随者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主自由、人民幸福而奋斗，并将他们置于那个变幻莫的年代，连同相关的人物和事件，构成一部极具历史感的人物传记。同时教育我们青年学生要勇于承担责任，努力奋斗，为建设一个富足强大的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

影片反映了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自青年时代至逝世的革命活动。描述了1895年11月的广州起义、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1911年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以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和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斗争。特别表现了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坚决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的业绩。这是一部传记片，也是一部气势宏大的历史片。它从大处着眼，小处着墨，艺术地再现了孙中山光辉的业绩和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人物众多面壮观，同时注重主要人物的心理描写，画面和声音的视听造型独具匠心。

影片从史实出发，表现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伟大光辉的革命生涯，将其救国救民的核心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影片将重要历史事件与撞击人物心灵的生活片段融合起来，表现出人物心理的发展脉络，既有艺术加工又不违背历史。影片规模宏大，气势恢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894年的中国，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使国家陷入深渊中。孙文（孙中山）、陆皓东、王韬、宋耀如等胸怀救国救民大志的青年人集会，并达成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府的共识。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等相继失败，孙中山流亡海外，组建同盟会，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努力。1911年，武昌起义终于成功，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避免内战，孙中山辞职让权于袁世凯。但袁就任后，倒行逆施，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与陈其美等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不幸失败，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1915年10月，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宋庆龄不顾父母反对，在东京和孙中山结婚。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争权。孙中山遂于191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发起北伐。但因陈炯明背叛誓言，使孙中山不得不离开总统府，登上永丰舰指挥对叛军的反击。革命的曲折，令孙中山苦恼，他从苏俄革命和新兴的中国共产党那里找到希望，于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亲手缔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同年11月，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病重的孙中山被人用藤椅抬下火车，受到无数民众的热烈欢迎

刘文治遵循着“寻找最简单的方法来表现复杂人物心理”的表演原则，把孙中山不断挑战、奋斗的一生展现于银幕之上。刘文治以深沉凝重的眼神，隐含着坚韧顽强、不屈不挠、忧愤的神情，表现出孙中山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殊死对抗的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毕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主自由、人民幸福而奋斗。今天,缅怀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勋,缅怀他为改造中国而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我们心中充满着深深的崇敬之情。”“孙中山先生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他所指出的孙中山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也就是民革同志们常说的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这一精神,可以归纳概括总称之为“中山精神”。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特点鲜明、有机统一的整体。综观孙中山伟大一生的革命实践、建设理想和不屈意志,可以看到,炽热而深沉的热爱祖国,是中山精神的核心;革命为了建设国家,是中山精神的主要内涵;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是中山精神的特质。

孙中山与苏俄联盟新探 篇7

一

与孙中山的联盟, 是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具体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条件下, 列宁明确提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思想, 他认为:“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 (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 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1]15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是列宁东方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 实际上成为了联盟孙中山的理论基础。

与孙中山的联盟, 是苏俄“世界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早在1912年, 列宁就曾经公开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 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 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2]457并且对孙中山给予了高度评价:“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 他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3]424。但彼时的列宁, 关注地还是俄国革命的组织运作, 无暇分心于正处在火热煎熬的近邻, 对孙中山也更多的是欣赏。

与孙中山的联盟, 是苏俄破解现实困境的重要举措。苏俄对中国的重视, 是其在欧洲战略受挫后的不得已之举, 也是挫败外国武装干涉进而摆脱外交孤立局面的战略举措。1919年7月25日, 《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 在中国满洲及别处, 因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 一律放弃”[4]145, 即是苏俄一次小心翼翼的试探。苏俄的示好虽然没有得到北洋政府的积极回应, 但并没有妨碍其坚定, 希望获得中国的承认进而打破外交上孤立困境的决心。

荷兰人马林来华帮助创建共产党, 给了苏俄对孙中山深入了解的契机。马林在1921年底数次到广州与孙中山会谈, 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内政方针, 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引起了孙中山的兴趣。孙中山坚定的革命理念与伟大的革命家风范也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盛赞“孙中山比甘地更有战斗性”[5]253。应该说, 马林对孙中山的良好印象, 使苏俄开始考虑与孙中山联盟的可能性。

之所以苏俄只是“考虑”, 与孙中山当时实力的孱弱是分不开的。起始苏俄的打算, 如果不能在中国找到最强权的人物进行合作, 那就促成吴佩孚与孙中山的合作, 组建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1922年8月, 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越飞使华, 与北京政府讨论建交问题。吴佩孚凭借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 在中国的风头一时无两。苏俄对此心知肚明, “中国要想获得独立和解放, 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支由吴佩孚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军队, 以消除国内的军阀割据状态, 并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的支柱。”[6]57

吴佩孚在蒙古问题上的强硬令苏俄极其不满。1923年吴佩孚发动“二七”惨案并且对马林等人进行通缉, 使苏俄对与北京政府的合作趋于悲观, 转而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政策。1923年1月26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公开发表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这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联盟的初步形成。

二

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苏俄伸过来的橄榄枝毫无搪塞之意, 而有欣喜之情。这既是孙中山基于革命需要的功利主义体现, 也是与他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分不开的。20世纪初, 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涌入中国, 一时间打着救国旗号的主义盛行。对于孙中山来说, 社会主义只是西方近世思潮的一种, 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激进些罢了, “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 不过范围有大小。”[7]22既然无本质上的区别, 那拿来为我所用也极为正常了, 资产阶级政党领袖不排斥社会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显然, 孙中山对苏俄的“好感”并不是瞬间的化学反应。早在19世纪末, 孙中山旅欧期间即与俄国革命家伏尔霍夫斯基等有过接触, 对俄国的政治状况有了初步了解。当然具有标志性的是:在十月革命后, 奉行社会主义的苏共取得了政权, 给了孙中山很大的震动。1918年3月, 孙中山向列宁表示祝贺, “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 表示十分钦佩, 并愿中俄两党团结, 共同斗争。”[8]500这实际在传递一种信号, 孙中山的革命激情被点燃了。

此后, 孙中山与契切林、维经斯基、斯特拉霍夫、马林等或书信或会晤, 探讨两国革命的实质、意义, 了解苏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种种问题, 但因国内革命局势的一时有利发展, 联苏的心情并不十分迫切。而且, 孙中山担心与苏俄的过分接近会引起西方列强的不满, 也不急于与苏俄建立公开的联系, 仅期望获得军事与财力上的支持, “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 一俟义师北指, 直捣幽燕, 再谋具体合作, 未为晚也, 若英知我联俄, 必怀怨恨, 力图遏我, 以助直系。北伐之师, 从此殆矣。为安全计, 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9]855

严格来说, 1922年的陈炯明事件给孙中山带来了重新思考革命道路的契机。深受打击的孙中山痛心疾首:“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 中间出生入死, 失败之数不可指, 顾失败之惨酷为有甚于此役者。”[10]555正因为此次事件的残酷性几为孙中山不能接受, 才使他痛下决心寻求变革之道。坚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富有战斗力的军队, 孙中山心中理想政党的种种迫切问题似乎都可以在苏俄那里找到答案, “现在我深信, 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11]1472孙中山曾在1923年感慨道:“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 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 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 而我们在河中被激流冲走, 我向英美求救, 他们只在岸上嘲笑我, 这时候飘来俄国这一根稻草, 因为要淹死了, 我只好抓住它。”[12]299可见, 在求助无门、四处碰壁的困境中, 苏俄的雪中送炭无疑弥足珍贵, 孙中山自然要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

因此, 孙中山在鲍罗廷到来之后, 明确表示改组国民党要以苏联为模范。鲍罗廷也果然不负孙中山所望, 向孙中山提出了具体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赋予了国民党新的面貌。孙中山甚为满意, “本党此次改组, 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 希望大家起来奋斗, 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 如列宁先生之下俄国革命党一样, 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13]49

1924年1月24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代表着苏俄与孙中山之间联盟的正式形成。“以俄为师”的孙中山, 已经踌躇满志地准备一展革命抱负了。

三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一点在苏俄与孙中山的结盟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结盟后的发展来看, 苏俄与孙中山在讨价还价中各获所需, 这是一次取得“双赢”的政治博弈。而联盟对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 从孙中山来看。与苏俄结盟, 孙中山主要是想借鉴苏俄成功的革命经验, 并获得物质与军事上的援助, 以实现其统一中国的革命理想。因此, 孙中山与苏俄联盟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 “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在意, 只要他们能帮助我反对北京就行了。”[11]1604在苏俄与共产党的帮助下,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展现出了昂扬的革命面貌。正是现实取得的实际功效, 当面对“联俄”政策的责难时, 孙中山才明确指出:“就利而言, 本常与之联合, 将来必得中俄互助之益。”[14]32显然, 孙中山对苏俄的亲近是有选择的:即有利于我的拿来为我所用, 至于社会主义则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三民主义才是他一直坚持的救国良方。

其次, 从苏俄来看, 与孙中山的联盟, 主要着眼点是要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壮大苏俄的力量进而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共产主义的版图。这从苏俄在吴佩孚、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几经犹豫可以看出, 而最后选择孙中山, 只是因为符合苏俄的利益需要。当然,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决定了它想与一直指责的帝国主义国家区别看来, 所以在结盟问题上谨慎地选择“支援、支持、帮助、友好”等一系列道德高度的词汇, 只不过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订后, 越飞向俄共的汇报中, 其意图暴露无遗:“由于孙逸仙博士的威望, 这样的声明可以制止对俄国在蒙古问题上的诽谤。”[15]221

孙中山与济南 篇8

笔者翻阅旧报纸，在1912年10月1日《申报》要闻栏《鲁人欢迎孙中山纪事》一文甲发现有这样段话语：“(孙中山)先生自车站下车后，乘笱舆赴津浦路局行辕休息。”

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在济南的下榻处，应该就是“(济南)津浦铁路管理局”。而行辕，指旧时高官或大人物外出时的行馆或在暂驻的地方设立的办事处所。

我们且看当时报纸的描述：

“……二时半孙中山先生莅济，沿月台布满军队，军乐大作，先生下车后，即乘四人笱舆，过欢迎处。各界均脱帽鹄立，致敬，先生亦自舆中脱帽为答……

多么亲切、热烈而又彬彬有礼、秩序井然的场面!

据当时另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民立报》报道，当时在车站欢迎孙中山的人员“人数虽多，而秩序颇形严整，至先生入行馆后始各欢跃而散”。

为什么当时山东的地方官员不选择云别处，而偏偏选择济南商埠车站作为举办隆重欢迎孙中山仪式的场所?如今原因很明显：下榻的地方(津浦路局)就在车站附近。

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当时刚刚被授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9月9日)，他的兴奋点此时惟在铁路建设，因此就他本人的意愿来说，住在此处也最为相宜。

值得庆幸的是，这座老建筑历经百年风霜雨雪，至今风韵犹存，它依然屹立在纬一路最北头路西那个原来名叫十王殿的地址上。此处现为军区某招待所。

当时的报纸曾经报道过孙中山济南之行的随行人员据1912年10月1日《申报》刊登的《鲁人欢迎孙中山纪事》又报道：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半，孙中山先生莅济。……与先生同下车者，为先生德配孙夫人及宋女士，男仆一，女仆一。其同来者为温君秉忠温夫人朱君卓文，程君仲渔胡君有斋、曾君广勷，吴君文甫，唐君日新、总统府办事处蔡君虎臣，京奉铁道局吴君桂灵、丁君振之、陈君玉芝唐君任桐等。

由此可知，孙中山一行共18人，其中包括孙中山先生元配夫人卢慕贞，孙中山当时的英文秘书宋霭龄。

孙中山济南之行的人员构成透露着诸多信息，概而言之，这一行人中极少政界精英，民国政要，除却孙中山的亲眷秘书及庶务人员，大多为实业界特别是铁路方面的专家及从业人士。

由这个人员构成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当时最大的牵挂。他的“头等大事”已由“破坏”转为“建设”，这就是发展实业，修造铁路。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来济南来山东的主要目的即是考察铁路，宣传实业方针与铁路计划。

演说与谈话

据目前能够找寻到的又献资料显示，我们可知孙中山在济南期间共作过3次演说，1次谈话。

其一，视察军界(济南辛庄军营)的演说。

1912年9月27日上午，孙中山视察济南辛庄军营并在讲武堂发表演说，演说稿现已无存，但在《民立报》之《孙先生东行记》一文中有对演说内容的概括介绍。文中称，孙中山向到会者发表了军人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他说：“军人与国家之关系，各人对于人民负完全保卫之义务，务望各尽其义务，以保军人之价值。”

其二，在济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

孙中山先生的此次演说亦只有一个内容概述，据《孙先生东行记》一文所记：“先生登台演说，其大致以人民为国家主人，既为主人，应有为主人之资格，为主人之度量。政府为人民之公仆，既为公仆，必须主人之信任，然后可以有为。否则，进退失据。要之，政府既为人民所建设，即不可不信任政府。次言开放门户，建筑铁路为建设之要端云云。”

由这个“内容概述”，我们便可以知道，孙中山在济南学界的演说是一份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宝贵文献。因为这其中不仅论述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到了建设，特别是开放门户、修造铁路等一系列民生课题。

其三

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

收入《孙中山全集》的这篇近千字的演说稿，应该是基本完整地纪录了孙中山在济南52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内容。这篇演说虽不算长，但它却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孙中山当时关于修筑中国铁路的伟大构想。涉及到建设铁路的意义、规模

目标难度、措施与办法等诸多课题。

演说的主旨是铁路建设。它分为两个部分，第部分是谈国家的形势及对各政党各团体的要求与期望，由此引出第二部分即全篇主旨：铁路问题。

在第一部分中，孙中山用“破坏告终，建设伊始”八个字概括了当时大势。在第二部分中孙中山精辟匐述了建设铁路的意义与价值。他将建设分为“精神之建设”与“物质之建设”，而铁路属于后者。演说中还谈到建设铁路的措施方法，共三条，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

高度评价济南自开商埠

孙中山济南之行的重大收获之一，是他看到了开埠后的济南焕然一新的气象，从而他可以对自行开埠这一历史现象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

在即将离济的最后一个晚上9点钟(1912年9月27日晚)，操劳国事的孙中山依然不知疲倦地召集济南报界记者至行馆开谈话会。孙中山在谈了铁路政策后，答记者提司。有记者问到，现在领事裁判权尚未收回，铁路骤归外人承办，外国法人不受我国制裁，得勿有流弊否?孙中山回答：(极言开放之益，大致谓)，开放正所以保全领土，如满清开放过晚，即为日本所干涉。至将来收回裁判权，自应先从内地法庭著(着)手，次第推及商埠。(参见《在济南记者招待会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483页)。

济南开埠极大地推动了济南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使济南一跃而为山东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成书于1914年的《济南指南》曾这样谈到济南开埠的情景和意义：“津浦，胶济铁路参错汽动鸣雷挥汗成雨，灯辉不夜道洒无尘，是以五方杂处，万货云集。经营伊始发达如此将来状况，其恢廓更当何如耶!夫闭关自守，已为迂谈，利权外移，实足寒心。惟因势而利导之，相其机而维持之。”

正是此次来济亲眼目睹济南开埠后的巨大变化，孙中山正式形成并且坚定了这样种思想观念，开放门户不仅不会丧失主权，而且，“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权”。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寻找有说服力的例证。国际上的例证是日本和暹罗(泰国)国内的例证就是济南。在谈到日本时，他说“日本先时亦不乐与外人交道，近数十年，因开放户，遂成亚东强国。”而且，门户开放不独对强国有利弱国亦然。“门户开放不论强弱能行此政策，必能收效。”于是，他以暹罗为例说明门户开放的意义：“暹罗，亚洲之贫弱国耳，近数十年亦因开放门户，遂得独立，收回领事裁判权。”

在当年，开埠有两种：“约开”与“自开”，二者虽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要服从条约国的条件，没有主权；而后者如济南开埠则在牢牢握有主权的基础上，让外国人前来投资洽谈，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当时的青岛已是约开口岸，主权尽失。在德国人即将修通胶济铁路之前，作为山东巡抚的周馥考察了青岛。他看到了西方文明给青岛带来的变化，同时更为丧失主权而心痛

遂于1904年5月4日与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上奏，请求在济南自开商埠。由此，济南迎采了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转变。

天独有偶，孙中山此次恰恰也是采济南深切感受了商埠的气息(他住在商埠吃在商埠)之后去青岛考察的。两地因主权的归属不同而造成的巨大差异，注定会给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以强烈的刺激和反省，因而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开商埠的价值和意义。

要建设富强中华必须实行开放主义。不仅要开放门户，而且要主动地开，自行地开，这就是中山先生的观点和认识。

他曾在北京迎宾馆答礼会的演说中谈到自行开放与强我开放的区别与截然不同的后果，他说：“我国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办又不准外人来办，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名义向我政府要求我又无力拒绝，终久仍归外人之手。如满洲铁路，全归日俄之手，即其例也。”他因此寄语国民：“一变向来闭关自守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