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意见

法律援助意见（共8篇）

法律援助意见 篇1

残联发【2009】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民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障）厅（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卫生厅（局）、残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残工委，黑龙江农垦总局残工委：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和《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残疾人法律救助“十一五”实施方案》、《〈残疾人法律救助“十一五”实施方案〉实施办法》的要求，切实推进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制定了《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此文转发至县）

二○○九年五月六日

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意见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200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发〔2008〕7号）中指出：“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体系，做好残疾人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工作。加大对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案件的查处力度。”2008年4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强化了相关单位和部门维护残疾人权益的职责，规定了残疾人法律救助的相关内容。国务院批转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中要求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体系，解决残疾人的实际困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联合制定下发《残疾人法律救助“十一五”实施方案》及《〈残疾人法律救助“十一五”实施方案〉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十一五”期间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任务目标和主要措施，明确了各相关单位和部门的法律救助职责，为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8年6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该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残疾人获得平等司法保护。为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做好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使残疾人能够切实获得法律救助服务，提出以下意见：

一、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国有8300多万残疾人，涉及2.6亿家庭人口。残疾人是一个数量众多、特性突出、特别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心残疾人，高度重视发展残疾人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推动残疾人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明显改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显著增强。但是，残疾人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他们仍然是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为困难的群体。残疾人的总体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歧视残疾人、侵害残疾人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残疾人仍然面临着咨询难、请律师难、打官司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等问题，残疾人的法律服务需求还不能得到充分有效满足，依法维护残疾人权益依然是残疾人事业发展中一项根本而长远的任务。

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是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残疾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为困难的群体，其权益保障状况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是依法维护残疾人权益的科学方法和有效手段，有助于充分发挥国家司法救助、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的功能和作用，使残疾人享受服务门槛更低、服务内容更多、服务范围更广的法律服务。切实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残疾人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保障自身权益的能力和途径有限，因此残疾人在经济变革和社会变动中比其他人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障碍。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理念和人权保障事业在残疾人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能够提高残疾人依法保障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使残疾人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残联等单位和部门要切实提高对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认识，把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程，出台相关政策和有效措施，推进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需要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综合协调、共同推进。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有助于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开展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研究制定残疾人法律救助的政策和计划，妥善处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中的重大疑难问题。2008年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成立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通过召开会议、重点调研等多种形式，积极研究、部署全国范围内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有序开展。辽宁、湖北、甘肃、广东、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新疆、黑龙江、山西、河北、天津、黑龙江农垦总局、内蒙古等地方也都先后成立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河北省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的组成单位扩大到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的组成单位扩大到自治区政法委，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开展。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残联等单位和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着不同的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任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都通过不同途径，采取不同方式，部署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深入、有序开展，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保证残疾人享受内容更多、质量更高的法律救助服务。同时，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检察日报》、《中国法律援助》等报刊对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进行宣传报道，营造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残联等单位和部门也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加强对本地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研究、部署和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全面开展。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残联等单位和部门应当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结合当前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利时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有效开展，及时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加强沟通协调，认真履行职责，不断完善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体系，努力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避免工作走过场、形式化，真心实意地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

三、以残疾人为本，充分发挥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作用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是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的协调服务机构，也是保证残疾人获得法律救助服务的具体实施机构。切实做好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建设工作，有助于建立服务残疾人的有效渠道，了解残疾人诉求，解决残疾人面临的法律服务困境。为推进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建设工作，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批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见附件1），并制定了《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管理规定》（见附件2）。批准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地区，要有专人负责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日常管理工作，并通过社会化工作方式积极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残联等单位和部门要共同制定工作规程，向社会公示能够直接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的案件范围和条件，指定本单位、本部门负责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联络人，共同做好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建设工作。

未批准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地区，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残联等单位和部门应当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建设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要共同做好对地方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做好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人员的培训，推进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规范化和网络化建设，不断开创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新局面。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管理规定

第一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是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的协调服务机构。

第二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由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批准设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对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进行指导和监督。

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残联共同负责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相关业务工作和管理。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设在同级残联。

第三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咨询、代书、调解、协调、代理等。

第四条 残疾人可以通过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提出法律救助申请。对于残疾人的法律救助申请，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认真处理。

第五条 如果认为案件符合法律援助、司法救助条件，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将案件转介到相关机构，并协助残疾人获得相应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应当由相关单位或部门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服务和帮助的其他案件，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协助残疾人获得相应法律服务和帮助。

第六条 除第五条规定的案件外，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直接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

对于能够直接提供法律救助服务的案件范围和条件，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公示。

对于下列残疾人案件，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直接提供法律救助服务：（1）残疾人经济困难（具体标准由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2）侵犯残疾人群体利益；（3）案情复杂、涉及面广、社会影响较大。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不断扩大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第七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有专职人员负责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鼓励通过社会化的工作方式，聘请律师、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人员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服务。

第八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建立健全案件登记制度、档案制度和统计制度。

第九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加强宣传工作，重点宣传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典型案件。

第十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在每末，将工作开展情况报送同级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相关单位和部门。

第十一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的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财政支付。中国残联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对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提供经费支持。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应当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规范经费的使用。

第十二条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批准设立的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遵照上述规定开展工作。

地方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建设工作。

附件3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2009年5月6日调整）

一、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组 长：奚晓明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朱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新宪 中国残联理事长

赵大程 司法部副部长 执行组长：申知非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 成 员：罗东川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穆红玉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徐 沪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

王军益 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副司长

闫 湜 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尚建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监察局副局长

李天顺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副司长

汪建荣 卫生部卫生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薄绍晔 中国残联维权部主任

二、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薄绍晔（兼）

副主任：马玉娥 中国残联维权部副主任 成 员：吴兆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

王 莉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民事行政法律研究处处长

沈 萱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一处调研员

王旺林 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监督管理处主任科员

吴 明

林淑莉 长

谢敬仁

赵 宁

王治江

民政部政策法规司二处处长

法律援助意见 篇2

一、税收滞纳金法律性质

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税收滞纳金法律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观点一, 税收滞纳金属于损害补偿。国家税务总局对《关于对偷税处以罚款的同时能否加收滞纳金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中将加收滞纳金看作是补偿。当合法有效的的税费债务已届清偿期, 而公众未及时缴纳的情况下,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就会占用国家的预算收入, 阻碍国家资金运转、使用。假若国家向银行借款, 则要支付一定的利息。

观点二, 税收滞纳金属于罚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纳税金是税务机关对超过规定纳税期限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纳税人依法加收的带有利息和罚款双重性质的款项。”首先, 税收滞纳金是因为违反税收的相关规定而支付的对价。其次, 现行《税收征管法》将税收的加收率按日加收0.5‰, 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

观点三, 税收滞纳金应当是滞纳税, 是纳税人逾期未缴纳税款依法应当另行缴纳的税款, 加收滞纳金属于行政行为。如, 1993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9条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 (一) 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2、加收滞纳金;… (六) 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由此发现, 国家税务总局将税收滞纳金定性为征税行为, 并将其与行政处罚明确区分。

笔者认为, 对滞纳金法律性质的认定, 不能采取单一划分标准。税收滞纳金具有惩罚、补偿的法律功能, 同时也具有执行罚的性质, 适用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超过缴款期限的问题。这也就为立法者制定关于税收滞纳金加收比率奠定了一定的法理基础。

二、我国现存税收滞纳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立法建议

(一) 税收滞纳金加收比率分析

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和此次《税收征管法征求意见稿》都仍然采用了税收滞纳金加收率按日为0.5‰, 也就是年利率为18.25%, 这样仍高出银行近年来最高的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三到四倍。这样的加收率相较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滞纳金也高出了三到四个百分点, 严重忽略了税收滞纳金的“补偿性”。滞纳金的低额收取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求, 也是国际通行惯例的做法。

日本将税收滞纳金归为滞纳税。这种定性首先是为督促税收的及时征缴, 其次也保证了纳税人及时足额缴纳的负担衡平。日本的税收滞纳金加收比率是每年14.6%。税收滞纳金制度采取了双轨制, 对长短不同的纳税人税款滞纳期限, 设置高低不同的滞纳金征收率。日本税法对滞纳期没有超过一个月的, 可以按年7.3%的比率征收滞纳金, 远远低于税收滞纳期限超过一个月时的加收比率。

(二) 有关税收滞纳金的立法建议

我国的税收滞纳金制度也可依滞纳期限长短来划分高中低档次。滞纳期限低于三个月的采用低档加收率, 以解决纳税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及时缴纳税款的情况。超过三个月低于一年的, 可以在低档加收率的基础上增加若干百分点。超过一年期的, 应当依幅度提高加收比率, 加大纳税义务人的负担, 使得补偿性和惩罚性并存。这时候立法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低档加收率。

国际通行做法, 滞纳金加收比率可以比照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适当增加几个百分点。但是, 国家银行利率是随宏观政策不断变化的, 有学者提出, 这样会加大税收滞纳金的计算难度, 可操作性不强, 因此在2001年《税收征管法》中, 采取的是将滞纳金加收比率固定下来。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 征管工作的信息化已得到初步实现。税务人员在现阶段可以利用相应软件, 调取银行参考数据, 从而比照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出滞纳税金。另外, 立法者应当在税收滞纳金制度中设立更加完善的优惠政策。

最后, 笔者认为, 有关税收滞纳金的实体规定离不开具有可操作性、切实可行的程序保障。首先, 税务机关对于滞纳的情况并没有及时有效地通知纳税人, 侵犯了纳税人知情权;其次, 当滞纳金不断累积, 我们应当在立法中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者的催告义务, 这是滞纳金作为一种执行罚的必经程序。催告要采取书面形式, 对于征缴的依据、期限、额度、消极后果都应该在催告中予以明示。再次, 税收滞纳金的救济制度也亟待完善。在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制度也可以在滞纳金制度中进行构建。

摘要：税收滞纳金在税收实践中有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本文结合对税收滞纳金的定性,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征求意见稿38条的相关规定, 指出我国税收滞纳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关键词：税收滞纳金,法律性质,加收比率

参考文献

[1]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年;姚梅炎、郝如玉《中国新税收制度应用指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4年。

[2]《税务行政复议规则》, http://202.108.90.146/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2133&flag=1.

[3]周倩《税款滞纳金法律性质浅析及相关制度完善》, 北大法律信息网

针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分析意见 篇3

关键词：见义勇为；公平责任；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无因管理；

中圖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64-01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

所谓见义勇为的行为，是指为了保护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他人的合法权益，在行为人与受益对象之间无法定或者约定义务，在紧急危险的情况下予以救助的行为。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有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层面，要求行为人与受益者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主观上是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客观要件是指行为人为保护国家、社会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紧急情况下实施的救助行为以及不法侵害的制止行为。

二、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性质的认定

对见义勇为的认定尚未有明确的界定方法，但是相关地法学理论对此行为有着类似的界定。

（一）公平责任说。

侵权责任法的公平责任原则对于义勇之举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关于公平责任原则是否作为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依然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公平责任一说与义勇之举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公平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点：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都不构成过错侵权；损害事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无过错侵权；加害行为与被损害行为之间是可关联关系；不适用公平责任的话违背了公平原则。①除此之外，侵权法中也存在义勇之举的相关规定：义勇之举受到损害时顺序按照先由侵害人先承担责任，侵权人有能力承担了所有责任，那就没有公平责任的事了。如若侵权人没有能力承担责任或者是根本就找不到侵权人又或者是不存在侵权人，此时才是由受益者适当补偿。

（二）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说。

虽然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关于见义勇为行为的规定，但是对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有着类似的规定。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见义勇为行为都可以为了他人，集体，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利益而采取手段制止侵害发生，但也存在着区别。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行为侧重于正当合法性，而见义勇为是道德领域一直所倡导的，所做的是提倡的好人好事范畴，是不会产生刑事上的责任的。②此外，正当防卫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紧急避险针对的是正在发生的危险，牺牲较小的合法利益来保护较大的合法利益，均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见义勇为所针对的对象就不能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无因管理说。

法学界对义勇之举在民法上的定性普遍趋向于无因管理。无因管理的意思是行为者无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擅自对他人的事务进行有利于他人的管理。从某种角度看，义勇之举在是符合无因管理的，但是两者并非安全相同，而是一种交叉关系。③如果是从保护不法侵害，维护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则二者存在共同点，但若不存在危险、侵害行为，只是道义上的帮助，可能只符合无因管理而不符合见义勇为，比如帮忙看家的行为。

三、见义勇为救助机制的法律完善

（一）完善法律救济体系。

为了从根本上保障义勇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加快义勇之举的统一立法。。笔者认为，现行民通中的法律法规没有专门规范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机制，但是见义勇为者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及内容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4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此项规定正是对见义勇为的救济。

（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美欧诸国都有关于见义勇为的统一规定，加拿大安大略省有《见义勇为法》，在美国一些州的法律甚至规定自愿但是不求回报的义勇之人，不需要为在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法律责任，这消除英雄后顾之忧的同时又鼓励着更多的人勇敢地伸出正义之手。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立法经验，譬如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法律则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④相关的法规明确规定了如果被救助者故意捏造事实讹诈义勇之人，除了必须向义勇之人赔礼道歉，还须承担基于本人的医疗费一到三倍的法律处罚后果。这样的规定极大地减少了受益人反咬一口的几率，更加完善了见义勇为的配套法规，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就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

（三）建立健全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各地政府出台的相关条例和法律相辅相成，互相作用，但是各地出台条例的时间并不同一，很多案例就是因为法院的判决执行难，地方的保护条例又没有及时出台，导致义勇之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笔者认为，义勇之举基金制度也可以参考山东的保护条例实行代位求偿制度，就是可以首先垫付费用填补义勇之人的损失，然后代位取得义勇之人对侵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或者义勇之人对受益人的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确保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首先得到了解决。

四、结语

见义勇为本是应当值得我们提倡的正当行为，在当今的社会中却出现了宁愿当旁观者，也不愿意当英雄的现象，纵观多种因素而言，从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也并无道理，但是不敢为而不作为的情况也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反映，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

注释：

①新华.见死不救在国外.政府法制，2012年2期，P47—P47.

②杨维君.论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救济制度.青年科学（教师版），2014年4期.

③田迪歌.侵权补充责任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12.

法律援助意见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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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今年2月27日，司法部、财政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近日，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就此接受了《法制日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答：发展法律援助事业是推进民生领域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对法律援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基本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明确规定。律师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法律援助事业的主体力量，在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相关权益保障、政策扶持措施”“组织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党的十八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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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明确将“制定推进律师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作为一项改革任务。制定出台意见是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律援助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发挥律师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作用的必然要求，是加大法律援助服务群众力度、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援助服务的客观需要，对于推进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组织引导广大律师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牢固树立执业为民理念，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切实增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援助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大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请问在组织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方面有哪些举措？

答：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为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积极贡献，应该说这些成绩是与广大律师的奉献付出密不可分的。广大律师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积极投身法律援助工作，热心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意见在组织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方面，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机构要做好刑事法律援助指派工作，组织律师做好会见、阅卷、调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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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庭审等工作，认真办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法律援助案件，切实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加大民生领域法律援助力度。着眼于加强法律援助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组织律师围绕劳动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民生事项，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提供诉讼和非诉讼代理。三是广泛开展咨询服务。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利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和“12348”法律服务热线，为广大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传播法律知识，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法诉求。四是发挥律师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中的作用。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对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明确部署，无论是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推进法律援助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还是开展申诉案件代理工作、法律援助参与刑事和解案件办理和死刑复核程序，都为律师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提供了新的空间。五是推动律师广泛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明确律师承办一定数量法律援助案件，努力使律师通过多种形式普遍公平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在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及律师执业考核中将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情况作为重要考核依据。鼓励有行业影响力的优秀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此外，意见提出要发展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和公益律师队伍，倡导律师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减免收费。

记者：近年来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越来越关注，请问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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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方面有哪些要求？

答：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线。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效果如何，要通过服务质量来体现。我们一直高度重视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意见在总结工作实践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规范组织实施工作。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在法定时限内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承办律师，规范各环节办理流程。由于无期徒刑、死刑等案件涉及当事人重大利益，意见要求对此类案件严格律师资质要求，提高办案专业化水平。二是加强服务标准建设。着眼于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意见要求完善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各环节工作制度，制定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为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操作依据。三是加强办案质量监管。加强案件质量监管是促进提高办案质量的重要方面。意见对近年来各地开展质量监管的工作措施进行了总结，提出要积极推进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综合运用案卷评查、旁听庭审、听取办案机关意见、回访受援人等措施对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监管，有条件的地方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办案实行动态监控。司法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办理法律援助投诉，规范对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投诉事项范围、程序和处理反馈工作。四是明确了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职责。意见着眼于发挥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在促进提高办案质量中的作用，对相关职责作出了规定。律师协会对法律援助组织实施工作予以协助，指导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提高办案质量。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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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严格工作流程，建立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培养擅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团队。

记者：我们注意到，各地在推动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方面有很多探索和创新，您能就此作一些介绍吗？

答：创新是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年来，为推进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各地立足实际，积极探索，意见就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总结，形成有关工作机制。一是推行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机制。意见贯彻落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5］37号）关于加大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力度的要求，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相关规定，向律师事务所等社会力量购买法律服务，引入优质律师资源提供法律援助。二是建立法律援助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机制。疑难复杂案件对于律师办案能力要求较高，为此，意见提出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律师业务专长和职业操守，建立法律援助专家律师库，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全程跟踪、重点督办。三是加强法律援助异地协作。为方便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降低办案成本，意见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就案件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等事项积极开展协作。四是积极扶持律师资源短缺地区法律援助工作。考虑到律师资源分布不均，为促进相关工作的均衡开展，意见提出根据律师资源分布和案件工作量等情况，采取对口支援、志愿服务、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律师资源短缺地区法律援助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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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五是健全沟通协作机制。健全完善的沟通机制是办案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为此，意见一方面要求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建立协作机制，定期沟通工作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律师服务质量、工作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律师事务所、律师沟通机制，鼓励律师围绕法律援助制度改革、政策制定等建言献策，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

记者：为了使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措施收到实效，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保障？

答：为保障律师顺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意见从以下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律师执业权益保障。积极协调公检法机关落实律师会见通信权、阅卷权等执业权利，保障律师充分履行辩护代理职责。同时完善对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执业权益的维护机制，建立侵犯律师执业权利事件快速处置和联动机制等。二是加强经费保障。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明确经费使用范围和保障标准，确保经费保障水平适应办案工作需要。合理确定律师办案补贴标准，建立办案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在值班律师工作中，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律师事务所等社会力量购买法律服务，所需经费纳入法律援助工作经费统筹安排。拓宽经费渠道，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资金募集作用，同时鼓励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利用自身资源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三是加大办案支持力度。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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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人力资源等部门的工作衔接，推动落实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相关费用免收缓收相关规定，为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便利。四是加强政策引导。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把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情况作为项目安排、法律援助办案专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推动地市、县区加大这项工作推进力度。同时，要注重加强业务培训工作，司法行政机关举办的法律援助培训要吸收律师参加，律师协会在律师业务培训课程中增设法律援助有关内容，在加强对新执业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培训的同时，积极组织律师参加国际法律援助交流培训项目，促进提高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水平。对于积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广泛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措施，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人才培养、项目分配、扶持发展、综合评价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在律师行业和法律援助行业先进评选中加大表彰力度，广泛宣传其先进事迹，提高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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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主委员会有哪些权利_业主委员会的义务是什么 http://s.yingle.com/fc/743055.html

 一方父母出资买房离婚怎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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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采光权_侵犯采光权应如何所赔 http://s.yingle.com/fc/743053.html

 营业性用房征收赔偿的原则有哪些 http://s.yingle.com/fc/7430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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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经济适用房营业税吗

http://s.yingle.com/fc/743047.html

 隐名租赁合同的风险怎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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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篇5

律所简介

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由成立于八十年代的国办律师事务所改制而来。二十多个春秋以来，我们坚持以“务精、业广、人立、名信”为宗旨，以规模化、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为目标，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广东地区大规模、具专业性强的综合律师事务所。

我们拥有执业律师超过25人。我们的律师均毕业于著名大学的法律本科，取得法学学位。其中多人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1人出国留学取得英国法学硕士学位，能直接使用英语进行法律服务，2人取得大学法学副教授或高级律师职称。我们的律师团队由法律基础扎实、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高素质、高学历的专业人才组成。我们的工作资历、业务素质和法律素养都深得客户嘉许。

我们拥有众多专业、务实、经验丰富的律师助理、行政辅助人员，他们的努力工作使本所的法律服务更有效率。

本所在顶级写字楼-佛山金融广场7层自置全层近千平方的办公场地，办公设施和场地先进、现代、舒适。办公程序从立案、审批、服务跟踪、质量控制到法律文档打印和结案归档实现全信息化、实时化、流程化。本所的行政事务、企业形象、客户关系等按照四十八项规章制度进行科学管理。

我们实现专业分工、团队合作的服务模式，成立了企业事务部、刑事部、民事部、房地产部、海事海商部、涉外法律部、知识产权部、劳动事务部等几个主要业务部门。

本所律师的业务辐射国内各省市和港、澳、台、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巴基斯坦、西班牙。我们有能力承办金融、国际贸易、房地产、公司法、海事海商、保险、普通民事、刑事等方面的诉讼、仲裁案件；参与、策划政府部门的职能规划和管理、进行企业管理咨询“诊断”、公司成立、转制、合并与兼并、项目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建立完善风险防范管理体系、担任法律顾问、法律知识培训等非诉讼事务。多年来我们的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专业水平在服务对象中享有极高的美誉度。

我们积极参与社会公众和行业管理事务。本所主任关仕平律师先后被公选荣膺佛山律师协会第五届会长，第六届理事会理事；6位律师入选广东省律师协会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机构，13名律师担任佛山市律师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及各专门、专业委员会职务，多名律师分别获聘禅城区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禅城区人大法律咨询组成员，佛山市首批法律援助专家顾问组成员和佛山市、禅城区普法讲师团成员。

作为实力强大的综合法律机构，我们历年得到各级主管机构或专业机构颁发的荣誉奖项，包括获得“全省教育整顿先进律师事务所”、“广东省接转党员组织关系先进党组织”、“佛山市优秀律师事务所”、“佛山市法律援助先进集体”、“禅城区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禅城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称号。

本所的优势在于专业、高效、团队运作。我们竭诚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法律解决方案。

XXX：

广立信律师事务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机关依法批准、合法设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从事法律服务资格的律师执业机构。就你与 XXX等人因宅基地引起伤人纠纷案的相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事实依据：

1、XX村民小组情况说明书。

2、XX老人代表证明书。

3、XX公安局信访答复意见书。

4、原告身份证。

5、医院病历、出入院记录；

6、身份户口证明材料；

二、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事由

原被告宅基地纠纷，被告打伤原告。

四、法律及个人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被告打伤原告，被告应依法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关于二处祖屋产权纠纷问题，本人在处理类似纠纷时遇到的往往不全是法律问题，家族成员因宅基地之间的纠纷，通常会出现下列情况：如果通过诉讼，法院法官对类似纠纷认知各不相同，会存在适用法律及自主裁量权问题，不管是那种判决，那只是治标，都会加深原被告之间的积怨，违背和谐社会之根本。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争议没得到有效解决。现阶段势力较强一方会在争议的宅基地中的一处强行基建，但另一处依惯例会搁置争议，也就是暂时闲置，双方的积怨会同样加深。待双方经济、人口结构等所谓势力对等时，将来一天引爆会产生不可遇测之后患。唯有通过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这是现阶段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由于双方积怨多年，单凭让双方自行协商可能性不大，建议请求政府组织乡村组三级派人参与，另需一名有威望长者（非常关键）主持公正、公平、依法且尊重乡风民俗。促使双方适当让步冰释前嫌。把矛盾解决，同时把将来的不可遇见的危险消化。从根本是解决问题，这就是治本。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给下一代有智慧的思想的人去解决。

五、声明与承诺

1、本法律意见书所载事实来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您的陈述和您提交的相关材料。你应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提供的所需文件均真实、合法、有效、完整，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的签名、印鉴均为真实，所有的复印件或副本均与原件或正本完全一致。若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后，发现新的证据材料或者案件有新情况发生，请及时与本所律师联系，本所律师将根据新的证据材料和新的进程重新制作《法律意见书》。

2、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3、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并依赖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布并生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参照部门规章等本国的法律、法规、规章出具。不能保证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所公布生效的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本法律意见书不产生影响。

4、已经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职、诚信的执业原则，由于本意见书的出具涉及到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评价，而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最终作出何种判决并非律师所能掌控。对此，特提示您对本意见持审慎采信态度。

法律意见书 篇6

致：XX人民检察院

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特指派我担任此案件的被告人赵某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依法到贵院复印了全部案卷材料，经过详细的阅读、仔细的研究和分析;同时，到看守所会见了本案被告人，认真听取了被告人对案件事实的看法及悔罪的态度。

(一)关于本案基本事实的法律意见

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被告人赵某对及的行为及本案的基本事实并无异议。

(二)关于本案被告人供述的法律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据被告人供述，他与被害人在案发之前没有交集，案件发生时因为临时起的冲突，而伤害被害人也并非本意，是在两个人厮打过程中造成的伤害。对此辩护人恳请法院调查清楚本案的事发经过，而非结果定夺，并且对被害人赵某的供述和辩解给予采纳。

(三)关于本案被告人赵某量刑情节方面的法律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对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是初犯并且偶犯，在此案件之前被告人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和治安处分，所以对其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三、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认错态度极好，并有及时悔改的态度。本案应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

以上是法律意见，望法院采纳。

法律援助意见 篇7

1.1《意见》制定的背景

一是为进一步统一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非法集资活动多发,但相关法律规定分散且不够明确、具体,政策及法律界限不易把握。为此,201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对非法集资犯罪的定义、构成、表现形式等做了全面、详尽的解释,成为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最为重要的指导文件。同时,2010年以来,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国内非法集资活动的资金链大量断裂,案件集中爆发。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坚决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同时也要求依法准确甄别、妥善处理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问题,支持企业发展,维护金融创新。因此,能否准确理解和适用《解释》、妥善把握非法集资犯罪定性、查处和处置的原则、措施及范围,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实际情况复杂多变,不同地方和部门对《解释》条文中“公开宣传”、“社会公众”、“非法占有”等关键用语的理解不同,导致一些案件的处理出现了不同结果,公众对合法与非法的认识也出现了迷茫和混乱。因此,在《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争议,是依法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必需之举。

二是为提高案件查处工作效能。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往往涉及人员多、地域广、金额大、损失大,办案工作量大、耗时长。办案单位疲于调查取证、追赃挽损,但受客观因素及办案思路阻碍,如,部门间推诿认定非法集资行为性质、对集资参与人的取证量难以达到司法机关的要求、遗漏异地犯罪事实、存在管辖争议等,造成实际查处效果往往不佳,既影响公、检、法机关的工作积极性,又引发群众不满。因此,结合办案实践,从依法及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效分解压力的角度考虑,必须通过推动多地共同参与办案、综合运用证据等措施提高查处效率、优化查处效果。针对这一需求,公安部于2011年提出了查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统一指挥协调,统一办案要求,统一资产处置,分别立案侦查,分别落实维稳”的“三统两分”模式,确定了跨区域案件由一地牵头追诉主犯全部犯罪事实、各涉案地分别追诉本地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工作思路,并结合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案件管辖的依据、多种证据的综合采信等提出了建议,得到了认同。而对这一思路和建议,需要以具有法律效力、内容明确的司法文件予以集中体现。

三是为规范涉案资产追缴和处置工作。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成功与否,其关键标准之一在于挽回损失,终极目标在于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和社会稳定,而追赃和涉案资产处置恰恰是实现目标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公安机关的年均追赃挽损率徘徊在10%～30%。案件显示,大量集资款被集资行为人挥霍、用于给付集资代理人代理费及集资参与人利息,加之部分集资参与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非正常优先弥补损失、部分地方擅自或单独处置涉案资产,导致大多数集资参与人的损失难以挽回,由此诱发了大量涉稳事件。实践中,多地公、检、法机关及处非部门反映,追缴代理费、利息及统一处置资产缺乏针对性的法律依据,处理非法集资刑事犯罪与民间借贷纠纷相交织的问题缺乏明确的参考标准,对违规处置资产行为缺乏过硬的约束手段。因此,亟须从法律层面作出相应规定。

基于上述考虑,2012年年初,公安部建议并起草了《意见》,经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处非联)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等单位多次研究讨论,并多次征求基层公、检、法机关意见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3月25日联合印发了该《意见》。

1.2《意见》制定的意义

《意见》是首次以中央公、检、法机关联合印发的方式,针对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办理工作颁布的司法文件,兼顾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的需要,在部门间取得了共识,保障了制度设计在相关环节能够衔接和相互借鉴。其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通过对“公开宣传”的明确定义及对“社会公众”作出的排他性规定,为甄别实践中争议最大的“口口相传”行为及亲友、单位内部人员身份提供了更为清晰和可操作的依据;二是通过明确集资代理人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特征、相关费用及利息的违法性质、集资款及所转换财物的追缴范围,为强化震慑效应和追赃挽损提供了支撑;三是通过确认有权认定非法集资行为性质的主体及认定衔接机制,强调证据的综合采信原则,为客观、高效认定犯罪事实打下了基础;四是通过明确跨区域案件分别侦查诉讼和按比例统一资产处置的原则,对违规处置资产行为作出处罚安排,细化刑、民关系交织案件的处理规范,为优化查处和处置效果创造了条件。

2 关于行政认定的有关问题(《意见》第一条)

2.1 条款设置的背景

近年来,一些地方公、检、法机关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时,要求将行政部门对非法集资行为性质的认定意见作为立案侦查、移送审查起诉或司法定性的前置条件和必需程序。这一做法利弊并存。其利在于,通过行业主(监)管部门提供专业意见,有利于案件准确定性、妥善处置。但其弊更大,即弱化了司法权的独立性,使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使大量执法和司法资源消耗在与行政部门及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上,导致案件查处周期延长、诉讼效率降低。

鉴于对这一问题争议较多,2007年,经国务院有关部门与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银监会等研究,形成了“行政认定不是法定和必须程序,具体案件的查处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处理”的共识。2008年9月27日,处非联制定颁布《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试行)》,规定“性质认定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依法进行认定。对于法律规定明确、性质无争议的非法集资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可依职权直接认定和处理。公安、司法机关认为需要行业主(监)管部门出具行政认定意见的,相关行业主(监)管部门应根据证据材料作出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标准的行政认定意见。行业主(监)管部门可依据调查情况和有关规定,对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直接作出性质认定”。2011年7月,处非办专门就此致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其主要内容一是否定了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定性和必需性;二是肯定了公安、司法机关直接依法办理行业主(监)管部门按程序移交、性质明确的案件的适当性;三是规定了省级人民政府行政认定的程序,重点明确了疑难问题的处理方式,即,对于因现行法律法规界定不清而难以定性的行为,由行业主(监)管部门予以认定或做出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标准的认定意见,然后在此认定意见的基础上,视情分别由省级处非领导小组做出认定并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准或由处非联组织认定。各级人民政府的认定工作则参照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流程办理。2011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的通知》,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就审判过程中遇到的这一问题作出了规定,强调行政部门未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案件的审判,凸显了法院依法认定非法集资行为性质的独立性。

至此,对行政认定的地位、认定的主体及程序等问题的争议,已基本形成统一认识,但由于分散在具有不同指导效力、针对不同部门的公开或不公开的文件中,对执法和司法实践仍有所不便。为此,《意见》第一条在提炼和综合上述文件内容和主旨的基础上,作出了一揽子解决的规定。

2.2 适用条款时应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认定是一种辅助机制,既不可完全排除又不可完全依赖,公、检、法机关应从最依法、公正查处案件的角度,认识和发挥好行政认定的作用。为此,在适用《意见》第一条时,应注意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是把握好司法认定与行政认定的关系。

即,公、检、法机关有依据法律和事实的自主认定权。法律赋予了公、检、法机关依法认定某种吸收资金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集资的权力,公、检、法机关在认定过程中所采取的取证手段比行政部门更为丰富,且刑事审查的标准更高、程序更严格复杂、依据更广泛,所做出的结论效力更强。因此,公、检、法机关完全可以依据有关刑事、行政法律、法规对嫌疑行为的性质做出判断和认定。但遇有情况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时,也确实有必要参考行政认定意见,但不能将此作为阻滞刑事诉讼程序的理由。

二是把握好行政认定意见的内容及性质。

即,行政认定意见的内容既可以指向嫌疑行为是否违反金融法律及行业规定、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标准、是否履行了规定的审批程序,也可以指向是否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以及是否属于非法集资,但公、检、法机关不必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对行为本身是否属于非法集资作出认定。如行政部门直接对行为性质作出认定意见的,则可作为参考。对于行政认定意见的性质,笔者认为,由于其出具的主体、程序及文本形式与修订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鉴定意见具有较明显差异,因此,不能作为证据来对待,但可看作是具有鉴定意见性质的材料,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及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后,作为侦查、起诉和定罪的参考。

三是把握好有权做出认定的行政部门范围。

根据1998年7月13日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笔者注:已亟须修订)第九条和十二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拥有法定的调查、认定和取缔权。根据2004年2月1日起施行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及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以及相关金融业务活动的批准权和取缔权,从中国人民银行转移至中国银监会,对相关金融业务活动的监管权转移至各级银监部门。而此后出台的相关文件,则将对嫌疑行为性质的认定权力和责任落到了省级人民政府及银监等行业主(监)管部门身上,其中,政府一般由处非领导机构代行职责。由此可见,理论上,中国人民银行与处非领导机构以及银监等行业主(监)管部门的认定权并行。但实践中,由中国人民银行做出的认定较少见,且其主要针对所负责监管的黄金市场;银监部门具有对大多数金融业务活动进行性质认定的权威;处非领导机构虽无法定授权,但可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并基于实际的权力地位予以认定,具有较高的被认可度。

3 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及“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意见》第二条及第三条)

3.1 条款设置的背景

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条件,除刑法另有规定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同时,该条第二款还对亲友及单位内部人员的“社会性”作了排他性规定。总体看,上述条款的规定较为具体和清晰,但现实情况更为复杂,难以通过条文或文字的简单对号入座予以认定,仍存在以下争议:

争议一:向社会公开宣传的形式是否限于“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四种途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等途径”的表述是“等内等”还是“等外等”。有意见认为,公开宣传应严格限定为上述四种途径,尤其应将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口口相传”途径排除在外,即第二(项)的表述为“等内等”。另有意见则认为,公开宣传的途径不以此为限,第二(项)的表述为“等外等”,而“口口相传”是否属于公开宣传及能否归责于集资行为人,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进行具体分析。

争议二:对“亲友”、“单位内部人员”与“社会公众”如何界定,某些情形是否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有意见认为,只要集资对象为亲戚、朋友及单位内部人员,无论集资行为人如何向集资对象传播集资信息以及其相互之间如何传播集资信息,均不能认定为“社会公众”,也不能认定集资行为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另有意见则认为,应充分考虑集资对象是否具有广泛性及不特定性,并考虑其抗风险能力及集资行为的社会辐射力。

实践中,上述争议对案件的定性和查处产生了较大影响,导致不同地方执法尺度不一。为此,《意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对《解释》的第一条加以延伸、细化和丰富,阐明条文制定的初衷。

3.2 适用条款时应注意的问题

(1)关于争议一。

《意见》第二条规定:“‘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的情形。”这一规定明确了宣传途径的多样性,有利于识别那些表面是非公开宣传,实为公开宣传的行为的本质。

适用该条时应当注意:首先,对《解释》第一条的表述方式的理解要准确。在当前信息传播方式不断丰富的情况下,不可能穷尽表述所有的宣传途径,而只能以例示性表述列出典型途径,并以“等外等”的方式为其他宣传途径的纳入留下空间,这是《解释》条款制定的初衷,“等内等”的理解则显得机械和违背常理。其次,将“口口相传”一概认定为不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或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均不合理。“口口相传”是人情社会不可回避的宣传途径,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并产生信赖心理的关键渠道。集资行为人既可以通过“口口相传”,以自身的主动行为,将集资信息控制在限定的群体范围内,也可以持放任的态度使集资信息无限扩散、集资对象范围最大程度扩展、非法集资活动快速蔓延,其效果与向社会公开宣传并无不同。故认定“口口相传”是否具有公开性,应着重考虑集资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及客观行为,即应从集资行为人对此是否知情、所持态度如何、有无具体参与、是否设法加以阻止等主客观方面,判断是否符合公开宣传的特征。如果对这些主客观因素的查证结果符合《意见》第二条的规定,则应当认定为传播集资信息的途径是“向社会公开宣传”。

(2)关于争议二。

《意见》第三条将两类行为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即“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以及“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做出上述规定,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不宜不加分辨地将亲友、单位内部人员一概排除在“社会公众”之外。笔者认为,《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不认定亲友和单位内部人员是社会公众(或不特定对象)附加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明示的前提条件——“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即,集资信息的传播及集资对象的发展均在可控的空间及群体范围内,不会无限制地发散至任意群体;二是隐含的前提条件——亲友和单位内部人员应当对集资行为人以及集资行为的可信性和风险性有优于他人的认知度,当集资行为产生现实风险和实际损失时,能够基于与集资行为人之间较强的关联关系及较准确的风险预估,具有优于他人的风险干预能力和损失承受能力。而当集资行为通过人际关系链条的延长而不断蔓延时,链条延长端上的人员虽然与前端人员有直接或间接的亲友或单位同事的关系,但其主观认知度和干预、承受能力不断减弱,不再具备“特定对象”应具备的身份特性。基于此,当集资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亲友以及单位内部人员可能或者已经向不特定对象(包括亲友及单位内部人员的亲友)传播集资信息,而不采取事前限制、事中控制的措施时,其主观意图表现为放任甚至期待以此扩大集资的范围,所可能产生危害后果将超出了其自身可控范围及集资对象的承受能力,其行为指向的群体不再是具有特定认知度及干预、承受能力的群体,也就成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对此,法律必须加以干预。

另一方面,要透过所谓的单位内部人员外表看其本质身份。当集资行为人临时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人员,然后向其吸收资金时,由于集资行为人是为了规避《解释》设定的构成要件,其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均指向非特定对象,非法集资的特征明显,毋庸置疑,仍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综上所述,认定集资对象是否属于“社会公众”、集资行为是否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应着重考量集资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并结合其行为在社会面上产生的辐射效果去判断,而不应孤立地依据集资对象个体之间的关系予以简单认定。

3.3 与条款密切相关的行业规范

2010年以来,以私募投资基金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情况突出,是受《解释》及《意见》规制的重点领域,而“私”既涉及募资对象的范围,又涉及募资宣传的方式,能否准确甄别“私”与非“私”对应否采取刑事打击措施至关重要。2014年8月21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在两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意见》的第二条、第三条紧密呼应:一是确立了合格投资者制度。即,从资产规模或收入水平、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三个方面规定了合格投资者的标准,规定了基金投资者的人数以及受让基金份额人员的资格和人数,提出了“穿透核查”及“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的要求(见《暂行办法》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条),从而将募资对象严格限定为“特定对象”。二是规定了募资宣传的禁止行为。即,“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和布告、传单、手机短信、微信、博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见《暂行办法》第十四条)。以上制度安排既是对《意见》第二条、第三条精神的贯彻,又是对这两个条款具体的范例性解释,不仅有利于区分私募投资与非法集资,更对领会《意见》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 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意见》第四条)

4.1 条款设置的背景

较多案件中,一些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集资代理人)受利益驱动,帮助集资行为人(即第四条中的“他人”)非法吸收资金,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大量案例显示,集资代理人既是非法集资犯罪既遂的重要推手(在跨区域案件中尤为常见),也占有大量非法集资款,是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更有一些在案发后通过煽动闹事、散布虚假信息干扰案件查处、扰乱社会秩序。因此,集资代理人的行为既具有明显的刑事违法性又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根据个体的主客观情节,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打击。但在实践中,由于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定性存在分歧,导致打击处理不到位,阻碍了案件查处及追赃挽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社会效应。为此,《意见》专门设置这一条款,主要针对集资代理人的打击处理提供指引。

4.2 适用条款时应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适用时应准确把握以下关键方面。

4.2.1 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把握

(1)集资代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一方面,是否具有与集资行为人共同实施非法吸收资金行为的故意。即,是否通过与集资行为人的直接意思联络,或经由上线人员与集资行为人建立的间接意思联络,就共同非法吸收资金及相互关系、责任分工、获利分配等达成了一致意向。但集资代理人对自身行为违法性的主观认知(即“明知是非法集资”)并非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及《解释》的表述方式一致)。另一方面,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具有不同内容。即,如果明知集资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资金的主观故意而仍予帮助,是希望或放任侵害结果的发生,则应按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并不明知,则应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需强调的是,如果集资代理人在非法吸收资金行为过程中,自身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或知晓集资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而仍继续帮助的,其犯意则发生了转化,应对其犯意转化后的行为按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对犯意转化前的行为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此,《解释》第四条第三款已做出“区别情形”的规定。

(2)集资代理人在上述主观心理状态下实施的客观行为及造成的结果。具体而言:一是实施的提供或设立场所、注册登记、公开宣传、招揽客户、吸收资金、发放返利、隐匿或销毁证据等帮助行为的形式、状况及在整体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帮助吸收资金的数额、人数及获得费用回报的性质、形式、数额、途径;三是在集资行为人指挥、控制之外对自己所吸收的资金做出的其他自主处置行为。

4.2.2 对共同犯罪人员身份及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1)集资行为人个人犯罪情况下的认定和处理。

直接主持及参与发起、策划、决定、指挥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人员是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创意者、组织者和首要受益者,是主犯。当具有这种身份和行为特征的多名人员共同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时,是当然的共同犯罪,无须在《意见》中专门规定或再做讨论。因此,该条设置的初衷是指向那些不具有上述身份特征、对主要犯罪行为不具有支配优势、在犯罪过程处于相对从属地位的集资代理人。但由于条款表述的概括性,在实践中,不仅会涉及集资代理人,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其他多类人员。具体包括:

第一类:基于主动状态协助集资行为人实施吸收资金行为的单位和人员,即集资代理人。

包括受集资行为人委托吸收资金的人员或单位及单位负责人、集资行为人为吸收资金而设立的分支机构及机构负责人、集资行为人聘用的专职负责吸收资金的业务员等。这类单位和人员有的明知行为的违法性、集资理由的真实性甚至资金的用途,有的虽不明知也并不关心,但均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一定的认知,出于牟利的目的为集资行为人提供帮助,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客观上对犯罪的既遂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应结合其主观恶性程度及行为情节确定是否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第二类:基于被动状态但其客观行为对集资行为人形成了帮助的人员。

如基于与集资行为人之间的合同或劳动关系及岗位职责,从事客户接待、行政及财务管理、网站维护等一般劳务性工作的人员等。此类人员的身份及岗位职责与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相关,并因受雇用的职务行为获取了佣金等报酬,但与集资行为人无共谋,未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或只是被动地奉命参与实施了犯罪流程中某些环节的行为,其岗位处于可替代甚至可取消的地位。因此,一般不宜认定为共犯。但如果其在对非法集资行为有了明确的认知后,仍积极协助集资行为人实施吸收、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隐匿、销毁账目等行为,或为集资行为人提供其他重要保障、支持时,应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第三类:兼具集资参与人及集资代理人身份的人员。

此类人员起初以集资参与人的身份加入,后受获利心态的驱使,不满足于投资回报,而转为协助吸收资金,并按集资行为人设定的条件收取代理费、提成等费用,其身份从积极的参与者转化为集资代理人。对此类人员,应结合其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情节,确定是否按照共犯定罪处罚。如果主观上只是希望通过介绍他人参与或简单地传递信息,而获得自身投资回报以外的更多获利,客观上没有实施具有操控特征的组织、协调行为,一般不必作为犯罪处理。如果主观上为非法获利而对投资群体规模的扩大具有强烈的追求愿望,客观上实施了公开宣传、揽客、上传下达、收取集资款、发放返利等组织、协调行为,在投资群体内形成了一定的领导、支配地位,对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应当按照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类:为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以及明知从事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为之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人员。

对这两类人员,《解释》第八条已有明确规定,分别按照虚假广告罪和非法集资犯罪的共犯处理。这两类人员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明知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并仅通过商业广告进行虚假宣传,信息的虚假是认定其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而后者是明知他人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通过多种方式为之宣传,认定其犯罪不以信息虚假为前提条件。

(2)集资行为人单位犯罪情况下的认定和处理。

当集资行为人构成单位犯罪时,由于集资代理人包括单位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且在相同情节下的法定刑责并不相同,因此,有必要予以区分。具体而言:

一是要准确认定单位内部人员及单位外部人员的身份并把握刑事归责依据。

单位内部人员包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参见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为典型的是集资行为人设立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及单位的业务员,应当按照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单位外部人员,虽然其一般是以单位名义实施且将所吸收的资金交由单位处置,但由于其实施的不是履行单位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应作为单位犯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有的单位为便于单位外部人员对外活动,常授予其单位工作人员的空头衔,甚至是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头衔,但两者相互之间并无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和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仅仅基于委托与被委托和经济利益瓜分关系而进行协作,与单位和单位职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不同,因此,此类人员亦不属于单位内部人员,也应作为单位犯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准确把握追诉标准。

当单位行为已达到单位犯罪立案追诉标准而集资代理人个人行为未达到个人犯罪立案追诉标准,或单位行为未达到单位犯罪立案追诉标准而集资代理人个人行为已达到个人犯罪立案追诉标准时,对身为集资代理人的单位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如何把握立案追诉标准?对此,笔者认为:

当单位行为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时,应按照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的身份追究单位内部人员的刑事责任,不必考虑其是否达到个人立案追诉标准。对单位外部人员,由于其实施的独立行为,在主客观上对集资行为人提供了支持,集资行为人造成的危害后果正是因多名此类人员的实行行为的集合而产生,因此,亦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考虑到案件涉及人员众多的实际情况,为控制打击面,对未达到个人犯罪立案追诉标准、情节轻微的单位外部人员,可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如果单位构成集资诈骗犯罪,而单位内部人员及外部人员不具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则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且对单位外部人员,以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个人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为宜。

如单位行为未达到立案追诉标准,则单位内部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否达到个人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都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单位外部人员的行为已经达到了个人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则应独立构成犯罪。如此处理的原因在于:单位系共犯中的正犯,单位外部人员系共犯中的帮助犯,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的存在及正犯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但不以正犯行为的有责性为前提。具体而言,作为正犯的单位虽然因金额或人数等情节的原因未构成犯罪,但其所实施的行为已具有违法性。因此,单位外部人员作为帮助犯的前提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且因其在主观上具有与单位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对侵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功能性的支配作用,当其行为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时,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这一处理方式对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存在例外。因为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是协助实施广告宣传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发挥的功能有限,属于帮助犯并附着于集资行为人的行为之上,其实质是促使非法集资犯罪更容易实施,使侵害结果更容易发生,没有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独立性,所以,当集资行为人的行为未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时,不能对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以非法集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如经查明确实属于虚假宣传且有《解释》第八条规定的严重情节的,可以按照虚假广告罪追究刑事责任。

总体来看,在非法集资单位犯罪中,由于案件多具有跨区域特点,会出现异地集资代理人被立案追诉,但单位尚未被立案追诉的情况。笔者承认,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争议,但实践也表明,单位未被立案追诉往往是出于执法办案客观状况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单位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所以,即使这种处理方式不被普遍认可,公安机关查处集资代理人一般也无不当,不能因顾虑单位犯罪问题,而不对集资代理人立案侦查。如为防止出现执法争议或障碍,公安机关可在对集资代理人立案侦查的同时,对单位行为是否达到立案追诉标准进行核查。

(3)对从宽情形的把握。

《意见》第四条的第二部分依据刑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对共同犯罪人员设定了从宽处理的情形。即,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人员,可区别不同情况,从轻、免除和不作为犯罪处理。设置这一规定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此类人员在共同犯罪中一般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与集资行为人相比,其主、客观恶性程度较弱,在处罚上有法定的从轻、从宽情节。二是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追赃挽损,而大量集资款以违法所得形式沉淀在此类人员手中,为最大限度地予以追缴,在依法认定此类人员行为犯罪性质的同时,亦有必要给予一定的从宽条件,以最大限度地推动其配合查处及追赃,优化追赃效果和处置效能。

适用从宽处理的规定时,应注意:一是对“轻微”要准确查明及把握,防止出现处罚上的不平衡或以退赃代罚。二是该条之所以未做出“减轻处罚”的规定,是因为“减轻处罚”在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遇到的情形更为复杂和特殊,而“从轻”、“免除”、“不作为犯罪处理”遇到的情形更具有普遍性,所以,该条主要针对后者做出规定。三是实践中并不排斥“减轻处罚”的适用,对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的,可在实践中把握处罚的尺度。

(4)对处理金融新业态行为的把握。

近年来,网络借贷快速发展、无序扩张,部分平台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查处,其行为主要包括“资金池”(以放贷为目的吸收公众存款)、自融(为自身使用资金为目的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集资诈骗三类。此外,还有部分平台自称“中介”,根据借款方的需求,协助向公众募集资金,并从中收取服务费用。

对于网络借贷平台是否可以适用《意见》第四条的规定追究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尚存在争议。对此,笔者认为,网络借贷平台的前述三类行为和“中介”活动,与网下同类行为并无实质不同,有的符合《解释》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规定,有的符合《意见》第四条的规定,但目前应以慎重为原则,客观、公正、平等认定和处理。即对涉嫌犯罪,主观恶性及现实或预期危害较大的,应坚决查处,不能因其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在网上实施而不打击。否则,一方面将扰乱法治思维,即,以是否在网上实施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脱离犯罪的本质属性对加害行为做出的性质认定,是对依法打击犯罪原则的破坏,将导致公、检、法机关、相关部门及社会公众认识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将放纵犯罪,即,可能导致大量非法集资犯罪借助网络借贷平台实施,借制度的漏洞规避打击,不仅会对群众权益和金融秩序产生更严重的侵害,更有损法律的威严和公正。而对虽涉嫌犯罪,但主观动机良好、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有较完善的风险防控措施、运行较为规范的,不宜教条式地予以打击,而以整顿、规范为宜,并推动相关部门明确政策、强化监管,令其回归正轨。

摘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常遇疑难和争议问题。为统一认识和准确适用法律,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6号,以下简称《意见》)。为便于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了解《意见》制定的背景、有关考虑,推动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意见》,本文结合《意见》起草的经过及笔者的工作实践,对《意见》的主要内容进行解析,就有关行为和人员的定性及处理进行探讨。

关键词：非法集资,司法文件,解析及探讨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总论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2]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正确处理意见箱中的意见 篇8

同学在城郊一所新创办的学校工作。暑假中，他向我倾诉了一件郁闷的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学所在学校的校长是名市级名师，从其自身素质和管理能力来看他确实是位极具思想和理想的教育中人。新官上任的校长举措之一就是在每层教学楼设置意见箱，以方便教师和学生对学校的发展及教育教学提出建议或意见。校长还在教师大会上承诺一定会认真对待每一条意见，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同学也是个充满教育激情的人，面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就提了两个意见，其中一条反映的是办公室有老师利用上班时间打游戏。结果校长很快对此事作出了反应，并且还把问题和处理意见在政治学习时进行了公布。当时校长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指出哪一间办公室存在上述现象。结果在随后的工作中，同学处处感受到挨批同事那异样的眼光，并经常为此饱受冷嘲热讽。

听了同学的倾诉，我首先对校长设置意见箱这一举措完全赞成，因为有时一些教师即使有了想法或好的建议，也不愿直接到校长室反映，而意见箱就成了校长与教师之间交流的一个平台，使得校长能及时了解教师心声，掌握学校动态，纠正或提出办学措施。所以校长的这一举措对学校发展是有利的，但校长最后的处理方式却值得商榷。利用政治学习的时间把问题摆出来并公布处理意见未尝不可，但不能一概而论，而必须根据问题的不同区别对待。如果是关于大政方针类的，校长就可充分发挥工会、教代会等组织的作用，听取广大教师的意见，尔后逐渐完善或优化，最后利用学习等机会予以公布。但如果是关于教师敬业爱岗或教书育人等方面的问题，校长就不能采用类似做法。因为这样做就很可能引起或激化教师之间的矛盾。就拿同学那件事来说，校长当时虽未点名，但具体到哪一间办公室了，到底是说谁，当事人心知肚明，到底是谁检举的，大家都面面相觑，导致互相猜疑。最后，挨批的老师就极可能采取冷报复来消极抵抗甚至可能采用直接报复的方式对待同事。此时，提出意见的老师就会感受到压力，以至于以后心有余悸，不愿也不敢再提出意见了。同学也对我说，为了办公室的“安定团结”，以后再也不愿提出意见了。由此可见，本来有利于学校建设的一条意见，却由于处理不当导致这意见箱不是收集意见，而是产生意见了。其实，校长在得知这些问题的存在后，首先应通过明查暗访了解具体情况，最后采用“归过于密室”的方式进行处理。就以同学反映之事为例，校长在掌握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可以采用单独的机会旁敲侧击，点醒梦中人。如果情况确实比较严重或有教师屡教不改的话，则也应个别谈话，或委婉或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所在。这样的处理方式比在公共场所进行公布更显人性化，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我想，这样一来，问题肯定会得以解决，而且也不至于让同事为此产生矛盾。所以，设置意见箱完全可行，关键是校长要注意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操作的不好，则会使意见箱弄出意见，最终背离我们的初衷；操作好了，意见箱就会成为干群沟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使学校迈上发展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陈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