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赠与合同书（共10篇）
甲方（赠与人）：中宁县新世纪冶炼有限公司
乙方（受赠人）：职务
为稳定公司管理人员队伍，公司愿将所属的县城锦秀苑7#楼四单元室赠与乙方居住，经双方协商签定以下合同。
一、房屋产权
（1）本合同签定后，乙方取得该房屋的使用权，但产权仍归甲方所有。
（2）乙方自进厂之日算起，在甲方工作满15年，由甲方将该房屋产权过户给乙方。
二、乙方履行的义务
（1）房屋赠住后，屋内装璜、维修由乙方自行负责，但不得随意更改房屋结构。
（2）该房屋不得出租、抵押、转借或用作其它，只能由本人及其家人居住，也可闲置。
（3）入住后，每年采暖费、物业费等由乙方自理。
三、过户条件及违约责任
（1）如乙方在甲方工作不满15年而自行离厂者，属于自动放弃产权，必须将房屋完好交于甲方，甲方不做任何补偿（包括室内装璜在内）。
（2）在房屋产权过户前，由于乙方原因被甲方辞退或者开除（如：泄露公司机密，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进取心不强，工作不卖力，危害公司利益等），甲方可撤消赠与合同，收回房屋，且不承担任何补偿（包括室内装璜）。
（3）因甲方原因需裁减乙方（如：停产、转产、行业限制等），乙方自进厂之日算起，到离厂日期为止，按15年工作为限，所差年限
由乙方向甲方交纳一定数额的补偿金后，房屋产权归属乙方。补偿办法为每差1年补1万元，（例如：进厂工作10年，离厂时差5年期限，则补5万元）。
（4）如出现合同第二条乙方违约的，甲方有权收回房屋，视为乙方自动放弃产权。
（5）正常情况下，甲方不得裁减乙方，确实需要裁减的，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6）甲方必须保证赠与乙方的房屋不受他人的合法追索，以保障乙方的受赠权益。
四、其他
（1）望甲、乙双方本着互信、互惠的原则，为公司和个人的利益着想，用踏实勤奋的工作精神来维护本合同的履行。
（2）本合同的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可做出补充规定。
五、乙方工作年限的确定
乙方进厂日期：年月日到年月日满15年。
六、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七、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陈女士与王先生于2013年1月结婚, 其在婚前以个人名义购买了一套商品住房, 并用个人财产支付了该房屋的首付款。该房屋的其余房款由陈女士向银行贷款支付, 该贷款本息由陈女士和王先生婚后共同偿还。2013年12月, 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下发, 登记在陈女士名下。2014年3月, 陈女士因认为该房屋是其婚前个人财产, 遂与其父母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 约定其与父母三人共同所有该房屋, 但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2014年8月, 陈女士因与王先生感情破裂, 遂向法院起诉离婚。在诉讼中, 王先生同意离婚, 但请求一审法院将陈女士婚前购买的住房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分割并给予相应的房屋增值补偿。而陈女士则认为该房屋为其婚前个人财产, 而且目前由其和父母三人共同所有, 存在案外人即其父母的利益, 该房屋依法不应在本离婚案中审理、分割。其后, 陈女士的父母另行向法院起诉陈女士, 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的效力, 并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
争议观点
本离婚案中, 一审法院是否应当审理、分割陈女士婚前购买的房屋, 法律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应当在本案中审理、分割该房屋。主要理由是:陈女士与其父母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很可能是为了应付本离婚案而签订的虚假协议, 是为了防止一审法院将该房屋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而签订。而且, 陈女士的父母也没有在该房屋中有出资行为, 不存在他们在该房屋享有利益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不应在本案中审理、分割该房屋。主要理由是:本案属于离婚案件, 依据现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精神, 无论本案中的房屋赠与合同真假与否, 形式上均存在涉及案外人房屋共有权益的问题。该赠与合同是否真实有效, 应由合同双方另案诉讼的受理法院审理查明, 依法不应也不宜在本离婚案中合并审判, 否则极易影响本案判决的法律效力。
法律分析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观点, 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 本离婚案中陈女士与其父母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的真假与否等相关事实, 不是一审法院审理的范围。因为该赠与合同的主体是陈女士和其父母, 并非本离婚案的诉讼双方即原告陈女士和被告王先生, 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主体, 依法不应在本离婚案中合并审理。此外, 陈女士的父母已经以房屋赠与合同纠纷为由, 另行向法院起诉陈女士, 该赠与合同的相关事实有待受理法院审理查明, 不应由本案一审法院一并审理, 既不合法, 也难以保证不同法院对同一事实的审查认定会保持一致。
其二, 本离婚案中的房屋只要从形式上审查存在案外人的利益且当事双方另案诉讼, 一审法院也不应审理、分割该房屋。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以及笔者的代理经历, 在离婚诉讼案中, 一旦有案外人对诉讼中的“夫妻共有财产”提出争议并提供初步证据且另案向相关法院起诉确权, 受理离婚案的法院一般以诉争财产涉及案外人利益而不审判该财产。至于法律上所称的案外人的“利益”是否必须以该案外人为该诉争财产出资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案外人的“利益”既包括其为诉争财产的出资行为, 也包括其在诉争财产上依法享有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如果按照案外人是否为诉争财产出资为标准来认定案外人在诉争财产是否存在“利益”, 那么许多没有出资而受赠诉争财产的案外人就不是案外人了, 此逻辑显然不合法、不合理。
其三, 陈女士婚前购买的房屋在本离婚案中不能直接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 须另案认定所有权人。如果没有陈女士与其父母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以及他们双方因该合同产生的诉讼纠纷,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十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 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 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 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一审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陈女士所有, 并给予王先生相应的增值补偿。但是由于案外人陈女士父母以房屋共有权人的身份对该房屋提出了所有权争议, 因此该房屋此时的所有权人就不能简单认定为归属陈女士个人所有或为夫妻共有财产, 所有权人属于待定待审状态, 需要陈女士的父母和陈女士在房屋赠与合同纠纷案中另案解决。
离婚赠女房屋父亲巧妙购回
现年44岁的郑卫国是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名公务员，与43岁的秦玉怡原是一对夫妻。21岁的郑婷婷是他们的婚生女儿，现为江苏省南京市一名牌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与父亲郑卫国共同生活。
2003年11月26日，由于感情破裂，秦玉怡与郑卫国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共有的面积为130多平方米的一套住房及面积为6.31平方米的车库，原由双方和女儿郑婷婷共同拥有，现双方自愿将各自50％的产权无偿赠送给女儿，产权人变更为郑婷婷，郑婷婷如行使房屋所有权，必须经得秦玉怡同意。协议还约定：秦玉怡未再婚之前仍有权居住，郑卫国离婚后不得再进入该幢房屋。秦玉怡与郑卫国对车库拥有共同使用权。
2007年7月13日，在缴纳了房屋产权变更的契税后，郑卫国向南通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申请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将自己名下的共有房屋变更到了郑婷婷的名下，成为女儿郑婷婷的个人财产。
同年7月17日，也就是仅仅过了三天，郑卫国便与女儿郑婷婷订立了房屋买卖及车库买卖合同各一份。合同约定：郑婷婷将其所有的房屋及车库出卖给郑卫国，其中房屋买卖价款为32.6万余元，车库买卖价款为5千元，房屋、车库交付及付款时间均为7月18日。合同订立后，郑卫国即缴纳了契税并办理了房屋变更登记，将房屋及车库又变更到了自己的名下，成为了郑卫国的个人财产。
父母较量争房女儿倒戈助母
2007年国庆长假期间，郑婷婷从学校回到南通看望父母。在与母亲秦玉怡闲谈中，秦玉怡惊讶得知离婚时赠与女儿的房屋已经卖给了前夫郑卫国，而且产权也已经变更到郑卫国的名下了。特别是听女儿说女儿实际上并未拿到房屋买卖的房款，更是气愤不已，认为这是郑卫国设下的圈套，便立即找到郑卫国加以责问，要求郑卫国退还房屋。郑卫国则以房屋买卖合法及照顾女儿生活为由，对秦玉怡的责问予以反驳，并断然拒绝了秦玉怡的要求。
2008年2月，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无奈之下，秦玉怡便来到了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前夫郑卫国与女儿郑婷婷一同推上被告席。
秦玉怡诉称：本人与郑卫国曾是夫妻，郑婷婷是双方婚生女。2003年11月26日，本人与郑卫国订立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共有的房屋赠送给郑婷婷，郑婷婷如行使房屋所有权，必须经得秦玉怡同意，秦玉怡未再婚之前仍有权居住在上述房屋内。7月17日，郑卫国及郑婷婷未征得本人同意，郑卫国欺骗、胁迫郑婷婷签订了一份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又将产权人由郑婷婷变更为郑卫国。郑卫国与郑婷婷买卖房屋的成交价远远低于评估价格，更低于市场价格，郑婷婷也没有从郑卫国处拿到一分钱。郑婷婷对与郑卫国虚假买卖房屋的情况予以确认，并明确表示希望要回涉案房屋产权。郑卫国及郑婷婷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要求确认郑卫国及郑婷婷于2007年7月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郑卫国辩称：2006年10月，秦玉怡同意将房产过户至郑婷婷名下，但郑婷婷在南京上学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郑卫国与郑婷婷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价格也是经过专门机构评估的，请求驳回秦玉怡的诉讼请求。此外，郑卫国还主张其已向郑婷婷支付了购房价款，但未能就其主张向法院举证证明。
官司的胜败，女儿郑婷婷的态度对双方都至关重要。望着同样坐在被告席上的女儿，想到秦玉怡将女儿推向了自己一边，促成自己与女儿组成了统一战线，郑卫国对于赢得这场官司充满信心。
可是在法庭上，郑婷婷说：“卖房子不是我真实意思表示，房屋买卖需母亲秦玉怡同意才能进行，希望能要回房屋产权。”至于为什么将父母赠与的房屋又卖给父亲郑卫国，郑婷婷说：“我知道房屋的买卖需经母亲秦玉怡同意，但考虑到我与父亲郑卫国共同生活，我上学需要用钱，担心父亲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被迫同意与父亲订立虚假房屋买卖合同，我其实并未拿到房屋买卖的价款。”
女儿的倒戈，让郑卫国万万没有想到，也令他陷于极为不利的地步。对于女儿的说法，郑卫国感到很委屈。他辩称：“女儿郑婷婷受迫签约与事实不符。女儿将房产过户给自己，真实目的是想以房产贷款来进行投资以维护女儿的利益。当时，我父亲，也就是女儿的爷爷所在企业有集资的途径，回报好。我和父亲考虑到以后生活保障，就想以该套住房的贷款来投资。因女儿是学生不好贷款，故只能先过户给我。经过与女儿商议，女儿同意并专程从学校赶回签约，根本不存在胁迫。我取得房产后贷款30万元，通过这种保值增值的方式更好地保障了女儿的生活学习。女儿现在是大学二年级，每年要为女儿花费3万多元，第四年有国外大学的课程学业和实习，更需要几十万元的巨额费用，这些均不是我的抚育义务，所以我通过这种分期分批给付女儿款项的形式来体现合同的平等性、来体现支付合同对价的行为，不为法律禁止。另外，女儿当时通过受赠取得房产并不是房产的全部价值，尚有房屋贷款以及对外欠债10余万元，这些都是由我代为偿还的。因此，我取得的房产，实际支付或必须支付的远远超过房产价值的对价，并且是不求回报的，女儿对此过程和目的完全清楚，合同都是女儿亲笔所写，没有任何受胁迫的意思。况且，在2007年2月17日，我与女儿另签订过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是我承担女儿大学期间的所有费用，女儿将受赠房产回馈给我，更表明女儿对房产过户是自愿的，没有损害到女儿利益，女儿所称被迫签约没有依据。”
女儿“被自愿”售房买卖被判无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秦玉怡与郑卫国离婚时订立协议约定，双方将共有的房屋赠送给郑婷婷，郑婷婷如行使房屋所有权，必须经得秦玉怡同意。该协议系秦玉怡与郑卫国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秦玉怡与郑卫国依法应受该协议的约束。郑婷婷明确表示其知道上述约定，在接受赠与，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时亦未表示拒绝，可视为同意上述约定内容，该约定亦对郑婷婷具有约束力。2007年7月17日，郑婷婷在未经秦玉怡同意的情况下，与郑卫国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过户至郑卫国名下。因郑婷婷与郑卫国共同生活，其尚在求学中，在经济上需要郑卫国支持，所以郑卫国处于优势地位，郑婷婷主张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使人相信。且房屋买卖合同订立，郑卫国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后，无证据证明郑卫国按合同约定向郑婷婷支付了购房价款，更可确定与郑卫国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不是郑婷婷的真实意思表示。虽郑婷婷与郑卫国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相对于秦玉怡来说，郑婷婷明知其行使所有权须经秦玉怡的同意，而不经秦玉怡同意，其恶意是明显的。两被告恶意串通，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损害了秦玉怡的合法利益，秦玉怡要求确认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2008年5月30日，崇川区法院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郑卫国与郑婷婷于2007年7月17日就涉案房屋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宣判后，郑卫国不服，又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南通市中院二审后认为：秦玉怡与郑卫国离婚时订立的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将共有的房屋赠与郑婷婷。此后郑婷婷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应认为其愿意接受赠与，因此，该上述协议对秦玉怡、郑卫国、郑婷婷均具有约束力。根据该离婚协议约定，郑婷婷如行使讼争房屋所有权，必须经秦玉怡的同意，且秦玉怡再婚之前仍有权居住在讼争房屋内。但是，2007年7月17日郑婷婷与郑卫国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郑婷婷将讼争房屋卖给郑卫国，由于该合同未经秦玉怡同意，且秦玉怡再婚之前因其有使用权，秦玉怡对此房屋还有优先购买权。因此，郑婷婷与郑卫国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时，郑婷婷对房屋享有的是受到限制的处分权，而郑卫国对此是明知的，故应认定双方是恶意串通，损害了秦玉怡的合法利益，秦玉怡要求确认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郑卫国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2008年8月11日，南通市中院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文中人物系化名)
甲方(赠与人)：[姓名]
身份证号：[身份证号]
乙方(受赠人)：[姓名]
身份证号：[身份证号]
鉴于甲方自愿将其房屋无偿赠与乙方，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一、赠与房屋的基本情况
赠与房屋位于[地址]，面积为[面积]平方米，产权证号为[产权证号]。
二、赠与人的权利义务
1.甲方应保证所赠与的房屋不存在权属纠纷，且无其他负担和限制。
2.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
3.甲方应保证其赠与行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并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三、受赠人的权利义务
1.乙方有权随时要求甲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2.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房屋过户手续的相关税费。
3.乙方有权依法使用该房屋，并享有该房屋所产生的收益。
四、其他事项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赠与人)：[签名]
日期：[日期]
乙方(受赠人)：[签名]
日期：[日期]
那么，刘老汉能否行使撤销权呢?
刘老汉主张刘某未按约定履行照顾父母生活的义务，请求撤销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受赠人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关键词：公证,赠与合同,撤销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相应地, 社会生活中的赠与行为也明显增多, 赠与物也从价值不大的普通物品逐步过渡到以房产、汽车、公司股权等价值较大的物品、权利为主, 赠与在物品流转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赠与合同在非对价领域己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合同形式, 与买卖合同一起在各自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性特征, 合同法在肯定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同的基础上, 在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并生效的情况下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 但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我国现行合同法也规定凡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得单方行使任意撤销权否定其合同效力, 只有在法定情形下方可行使法定撤销权。法定撤销权是对任意撤销权的有益补充, 有利于防止在公证过赠与合同后, 由于受赠人的原因使赠与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时, 在缺少任意撤销权支持的情况下, 赠与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之法定撤销权的规定在公证工作中的一点体会, 就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及修改意见进行阐述。
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之现行规定
(一) 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限制
由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往往缺少特定的受赠人, 故实践中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受客观条件 (无法向特定主体主张权利) 的制约往往缺少实际意义。所以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实践中更多地适用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即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
(二) 何种情况下可以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192、193条规定, 不论赠与合同是否已经生效, 也不论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动产为交付, 不动产为已办完转移登记, 亦或债权转让已通知债务人) 均得在以下情况下单方可随时行使其撤销赠与之权利。赠与人撤销的法定事由[1]: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三) 法律如此规定的原因
实践中赠与人往往基于友情、亲情、道德等法定义务之外的情感方面的因素而做出赠与, 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而非物质利益。这一过程使赠与人获得心理慰藉的同时, 作为生活中需要支付对价的物权转移方式的例外 (相对于买卖、易货等交易常态) , 更是对人类真、善、美的高尚道德情感的体现。在发生以上情况时, 由于受赠人的非道义行为, 合同双方原先建立起的感情基础被破坏, 如果不赋予赠与人撤销合同的权利, 在遭受伤害的同时, 更无恰当的方式对赠与人予以弥补。如果仍然不许撤销, 便与普通民众的情感及法律所要保护的普世价值观相违背, 不利于使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氛围、不利于“正能量”的伸张。纵观其他国家立法状况均有类似规定, 如德国《民法典》第530条第一款规定, 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其近亲属有重大侵害行为或者重大忘恩负义行为时, 赠与人可以撤销其赠与。
二、现行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有意见认为从此规定看首先是受赠人实施了侵害行为, 其次是该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 再次是对象限定为赠与人或其近亲属[2]。实践中考虑到实际情况, 本情形存在以下问题。
1. 实践中司法部门对何为“严重”难以界定。
“严重侵害”是对侵害程度的要求, 即必须达到侵害行为严重的程度, 但何为“严重”立法部门应当予以明确。笔者在此举一例:甲将其房产公证赠与给乙后, 乙因其他事由与甲发生争执并致甲轻微伤。事后, 公安机关对乙予以行政处罚且由乙给予甲一定的经济赔偿。乙的侵权行为仍在民事争议的范畴, 并未受到刑事制裁。但此时甲获知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后, 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赠与。法院审理中,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便集中在乙的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严重侵害”。甲认为乙的行为违法并对自己造成了伤害, 应该符合“严重”的要求。而乙认为所谓“严重”应当不仅违法而且应构成犯罪, 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即某一方面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侵害, 才符合立法的初衷。否则, 普通的侵权行为如果都构成“严重侵害”, 导致赠与人可以随意主张法定撤销权, 岂不是太不严肃, 况且乙已经赔偿了甲并向甲赔礼道歉。在此种情况下, 乙认为如果人民法院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对自己很不公平。由于甲乙的主张都有一定道理, 主审法官陷入两难。此时, 案件的审判结果只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了。所以相同的案情, 不同的结果也就在所难免。这样就不可避免使法律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降低了法律执行的社会效果。
2. 近亲属的范围不明确。
这一点在我国《合同法》中未予以明确。我国法律关于近亲属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中, 但在民事法律领域一般认为至少应当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二)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此处的扶养义务是指法定的扶养义务而非约定的扶养义务。在民事法律领域与“扶养”相近的法律概念还有“抚养”、“赡养”。一般来讲, 扶养是指平等的同辈之间在一方生病或缺乏经济来源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 另一方对该方所负的义务。而抚养是保护并教养[3], 指长辈对晚辈, 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之间发生的照顾义务。赡养是供给生活所需, 特指子女对父母在物质上和生活上进行帮助[4]。
从此规定的情形分析, 按照体系解释赠与可以发生在平辈之间。比如在有夫妻财产约定的夫妻之间, 如果夫妻约定A-A财产制, 那么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例外, 丈夫可以送某样东西给妻子。假设之后丈夫生病住院, 花光了个人积蓄, 基于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 妻子如果不履行, 丈夫撤销其先前的赠与完全可行。这种情形与本项规定的字面理解一致。
但是如果赠与发生在不同辈分的人之间, 情形就不同了。先看赡养的情形, 即将本项理解为“对赠与人有赡养义务而不履行”。举例说明:年迈的父母辛劳一生, 老两口单位分别分到一套住房, 但眼见子女生活困难, 至今没有自己的住房。老人便将自己的房产赠与一套给该子女。此种情形下, 子女对父母即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如不履行, 父母依此体系解释可撤销上述赠与。再看抚养的情形, 抚养针对的对象是未成年子女,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以年龄划分) , 其作为赠与人出现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合同法》第47条规定监护人除非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在未成年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 其本人缺乏对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他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充分理解的能力。由于赠与财产给第三人非合同法上纯获利益的合同, 如果赠与物价值较高亦不符合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情形, 此种情况下实践中监护人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将被监护人的财产赠与第三人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故未成年人不具备成为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相应的行为能力, 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情形甚难实现。
(三) 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此即附义务或称附负担的赠与。双方达成赠与合同的同时形成合意, 受赠人接受赠与但其必须同时履行一定的义务以满足赠与人的某种需求。该情形要求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合同中有约定的义务, 其次受赠人不履行。依据民事领域意思自治的原则, 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故受赠人接受赠与后应当依约履行合同所附的义务。但依赠与合同的性质, 该约定的义务并非合同中赠与人义务的对价, 故改变不了赠与合同单务、无偿的法律特征。通常认为, 不履行包括了不完全履行等受赠人部分履行的情况, 考虑到受赠人可能部分履行义务的情况, 从平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角度公平考虑, 我国合同法应对此种情况下赠与人的撤销权适当限制, 即在受赠人已履行义务的限度内, 赠与人可以在未履行部分相对应的范围内行使撤销权。
三、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建议
(一) 明确严重程度
我国可以参考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规定, 再次修订合同法时将何种情况属于“严重侵害”予以明确, 使其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从而使法律执行的社会效果大幅提升, 起到定纷止争的强大作用, 有利于司法部门判案结果的统一。众所周知, 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对犯罪危害性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他们都认为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均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构成严重侵害的行为, 这种行为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针对自然人而言, 不论是侵财型犯罪还是侵犯人身权益类的犯罪, 其后果给受害人不是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就是造成人身伤害, 而后者有时可能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结合我们的国情, 该标准不利于平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 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 更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如何使我国的“严重侵害”变得更具可操作性, 便于实施, 笔者考虑是否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上关于量刑情节的规定, 将程度标准尽量量化, 比如:造成身体伤害的达到轻伤, 给赠与人造成财产损失的达到2000元以上等等。当然, 这里笔者只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 如何具体细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 那就是不以构成犯罪为必要。
(二) 扩大近亲属的范围
笔者认为参考我国《婚姻法》关于近亲的规定, 将本人及配偶的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均包括在内比较符合我国的传统风俗。这样既照顾到了我国比较看重血缘关系的传统, 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观念, 又可以避免争议, 提高司法审判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
(三) 对“扶养”一词的内涵作扩大解释
笔者认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情形中, “扶养”不但包括其字面意思本身而且包括“赡养”, 但并不包括“抚养”。笔者建议在有关法律文件中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
(四) 明确不履行的情况
合同法上的不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或者履行合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5]。根据立法原意此处的不履行是指主观上故意不履行, 同时客观上具有履行扶养义务的能力。并非指主观上愿意履行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的履行不能。如果受赠人主观上不愿意履行义务, 则不论是拒绝履行还是不适当履行, 从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考虑, 无保护受赠人的必要, 当然应赋予赠与人法定撤销权。故此, 在此应当主要考察履行不能的情况。笔者认为, 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特性, 法律应对赠与人以特别优待, 尽量保护赠与人的积极性, 创造良好地社会氛围, 弘扬乐于奉献的无私精神。故此, 只要发生不履行的情况则不问主观方面如何, 法律均应给予赠与人单方撤销合同的权利。
总之, 在法定撤销权较多地适用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立法者及司法部门在修订合同法以及审判实践中还需综合考虑相关问题, 维护赠与人利益的同时尽量保护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的严肃性、稳定性, 以期体现公证这一制度设计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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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商务印书馆, 1983年1月第2版341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商务印书馆, 1983年1月第2版1000页.
关键词：赠与合同赠与合同撤销权赠与合同撤销权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9-119-02
赠与是具有社会性和交换性的双重属性的一种社会交换方式。赠与合同是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典型的无偿与单务合同，合同关系导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考虑到赠与人的付出，在赠与合同的立法中，立法者对赠与人采取法律层次上的优待，赋予了赠与人撤销权。本文重点研究赠与合同发生撤销时受赠人与赠与人的相关利益均衡以及撤销应予限制等有待完善的问题。
1、关于赠与合同法律概念的理解与法律特征
我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
赠与合同属于财产权利转移的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或单位，受赠人或单位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通常赠与须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赠与合同将赠与作为双方意愿，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双向选择。另外，赠与关系中，无受赠人承担相应对等义务的权利。赠与合同作为一种单务合同形式存在于合同法中。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处于非对称平衡态。特别是赠与合同是一种双方合意达成结果，一旦赠与关系成立，就应该发生合同对当事人双方的拘束力。
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表现为：
1.1赠与是一种意愿，是双方的法律行为
赠与合同虽然属于单务、无偿合同，但仍需要有当事人双方一致的意愿。如果一方有赠与意愿，而另一方无意接受该赠与的，赠与合同不能成立。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一方出于某种考虑而不愿接受对方赠与的情形，如遇此情况，赠与合同不成立。
1.2赠与合同是财产所有权转移的合同
赠与合同是以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为目的的合同，是赠与人转移财产所有权于受赠人的合同。与借用合同的有着法律意义上的主要区别。需要注意，赠与的一定是赠与人所能拥有的财产。
1.3赠与合同为无偿合同
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无偿地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取得赠与的财产，不需向赠与人偿付对价。与买卖等有偿合同的有本质区别。但要注意无偿不一定无义务，赠与合同可以附义务。
1.4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
在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仅由赠与人负有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并不负有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中，赠与人负有将其财产给付受赠人的义务，受赠人按照合同约定负担某种义务，但受赠人所负担的义务与赠与人所负义务并不是相互对应的。
2、关于赠与合同撤销权及其限制行使问题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单方承担义务的合同，特定条件下，赠与合同可以撤销的。赠与合同的撤销可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两种。
2.1可以随意撤销的赠与合同
(1)没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可以依赠与人的意思任意撤销，如果赠与合同经公证机关公证后，赠与合同则不可撤销。
(2)赠与合同中的标的物未经交付，赠与合同可以随时无条件撤销：如果赠与物赠与行为发生，或者赠与物已经由登记机关登记，则赠与合同不可撤销。
(3)合同中赠与物为救灾或者具有公益目的，或者是为了扶贫和履行公共道德的赠与，赠与合同不可撤销。
有学者认为，根据民事权利自由处分和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赠与实质上是财产所有人对自己所有的财产依法处理的一种方式，因此，是否赠与、何时赠与、表示赠与后是否反悔，应当完全依赖赠与人的意思自己来决定，别人不应干涉。本人认为，这种说明任意扩张了赠与人单方的自由。虽然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此种自由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的自由，而不能一方危及另一方的自由。何况任何自由均有一定的限度，不能任意扩大，合同的自由应以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为界，否则合同无效。赠与合同不同于任意丢弃自己的物品，而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受赠人的人格，受赠人的信赖利益、期待利益应当得到保护。所以说，在实际生活中，赠与一般都是附有条件的，几乎所有的赠与都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要么是因赠与人曾经受受赠人的帮助、照顾而报恩，要么是报答受赠人的服务或者是对受赠人某种行为的奖励等，而一味地以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为由，免除赠与人的一切义务，不仅对受赠人不公，而且有违赠与合同的初衷。合同法的双方权利义务主体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平等，法律应当对双方当事人予以同等的保护。赠与并非施舍或赏赐。而从赠与合同双方所处的地位，受赠人明显处于相对的弱势，所以本文的观点是，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应当恰当行使，以达到同等保护受赠人利益的目的。
2.2赠与人的法律意义上的撤销权
《合同法》第192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1)受赠人严重侵犯赠与人或者其近亲属的行为，所谓受赠人严重侵害的行为是指受赠人以各种途径侵害赠与人或者其近亲属，且达到严重程度，赠与合同可依法撤销，但强调的是由于过失原因或者故意侵害的程度较轻，则不受此约束。
法定撤销必需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1)受到侵害对象是赠与人本人或其直系近亲属。
2)侵害的程度“严重”。“严重”是指受赠人对赠与人或其近亲属实施的侵犯已经达到了法律规定的伤害程度，如轻微伤等。
3)受赠人加以侵害时存在的主观故意或重大人为过失。但应当排除受赠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出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严重侵害情况。还有，受赠人违反其他法律的行为笔者认为赠与者也有权根据其违法情节严重情况决定赠与合同的撤销与否。
(2)受赠人故意不履行对赠与人法定义务
受赠者不履行情况也需具备2个必要条件：
1)受赠人不履行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抚养义务范围应包括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赠与合同为无偿合同，但不排出附随一定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赠与抚养协议的双方均应当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需要注意，“扶养”包括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扶养、抚养、赡养。
2)受赠人有能力履行其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受赠人不履行扶养义务是主观上的故意，而不是客观方面没有能力扶养。这条规定属于主要保护受赠人权益而定义的附加项。
(3)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注意事项
1)赠与撤销权实施主体转移
赠与撤销权在以下情形，可以由其代理人执行：
第一，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
第二，因受赠人的不法行为妨碍赠与人进行赠与的撤销。
在这两种特殊情况下，行使撤销权的主体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执行。
2)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
是在赠与物交付之前与赠与合同成立后的较短时间，赠与人表示撤销赠与的权利。《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其目的就是赋予赠与人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考虑不周到一时冲动而把一些贵重物品无偿给予他人，遭受财产上的损失。但是如果任意撤销不加以限制，对受赠人也存在不公平现象。所以各国民法大多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设定一定的限制条件。《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时间为：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对于动产，需在交付之前；对于不动产和需要登记的动产，撤销需在登记之前。若赠与物部分已交付或登记，撤销只能是未交付或未登记部分。特殊情况是赠与者已登记但未实际交付或者赠与人已交付赠与物但未登记，在司法实务中存在分歧，是世界各国合同法目前的盲点所在。笔者认为，所有权变更登记为主要证据，交付但未登记可以撤销。司法实务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权利转移”问题，应当从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角度作出合理判明。本文认为，对房屋等不动产的权利转移视不同情形应作如下判断：房屋已办理权属证书的，虽已实际交付房屋，仍应以办理过户登记为判断权利转移的依据。房屋未办理权属证书的，但房屋已实际交付，应以交付为权利转移的判断依据。
故司法实践中应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关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作目的性限缩性理解：对房屋等不动产撤销权的行使应加以限制一一即在赠与合同以书面形式，受赠与人足以相信赠与行为的发生，并且已实际接收了受赠的不动产或者权属证书，赠与人不得随意撤销赠与协议。对不动产赠与撤销权作出限制行使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一致的，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28条的规定“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相一致，更能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及权利义务有机统一，使法律有序公正运行。
3、合同法撤销赠与权亟待完善与发展问题
3.1目的性赠与发生后的撤销权变更为监督权
目的性赠与是指针对具体目的而帮助受赠者完成某种意愿的赠与。目的性赠与中，赠与人有权利要求受赠人将所赠财产用于特定的目的。违反赠与者意愿，可以撤销赠与合同。
另外的情况按赠与人要求的特定目的达到后尚有剩余时，我国合同法没有具体规定赠与人由收回“剩余赠与权”的权利。但笔者认为，赠与权发生后，赠与物属于受赠人，但赠与人仍对赠与物的使用有监督权。对于严重违背赠与人意志与不合国家法律的使用受赠人有依法撤销的权利。目的赠与剩余达到一的限额，受赠人参与分配或通过协商解决剩余分配问题。如果赠与人严重违反受赠人意志，或使赠与物不合理流向，撤销权生效。
3.2附义务赠与合同撒销权应受到限制
我国合同法缺乏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撤销权是否受到限制的规定。笔者认为赠与人行使撤销权时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受赠人在赠与者撤销赠与时有请求赔偿的权利。首先，在受赠人已经履行全部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不应再享有撤销权，其次在赠与人部分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赠与人只能在未履行义务的范围内行使撤销权。附义务赠与在某种程度上赠与者包含某种企图或愿望。
4、结论
赠与人的撤回权与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不同，后一种撤销权是指当事人在其为意思表示时受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危难被乘而享有的权利；而赠与人的撤回权与赠与人的意思。这两种权利各有其不同的适用要件，当案件事实该当这两类权利各自的条件时，赠与人即可行使相应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无论对赠与者还是受赠者都有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关系，变更时一定慎重，否则不但引起道德问题，某种程度上会引起法律上的纠纷。因此，赠与撤回权应该严格遵守法律与道德层次上的双重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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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经过房产过户后，房屋赠与合同才成立吗?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根据该规定，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因此，房屋赠与合同在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时，合同即成立。
二、房屋赠与合同可以撤销吗?
1、《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外，其他的赠与，赠与人都享有撤销权，可以撤销赠与。
2、《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后，发生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情形的，赠与人也有权撤销赠与；时间期限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
三、赠与房屋交付后能撤销吗？ 根据《民通意见》的相关规定，赠与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交给受赠人，受赠人也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认定赠与有效。
赠与房屋已交付受赠人使用，但尚未办理过户，该赠与不能任意撤销。但若出现法定撤销事由，则可以撤销。即出现了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情形的，交付的房屋才能撤销。
四、赠与房屋要交税吗？
房屋赠与不分何种形式，受赠方需要缴纳3%-5%的契税，受赠人一律需缴纳该房屋价值20%的个人所得税，有3种情况个人所得税是免缴。
1、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的；
2、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一、必须提交的资料：（1）登记申请书原件；（2）申请人身份证明；（3）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4）赠与协议公证书原件，或赠与公证书和接受赠与的书面文件原件；
（5）契税完税或减免税凭证原件；（6）房屋登记表、房产平面图二份；
（7）已购公有住房赠与的，提交补交土地收益证明及补交房屋差价（标准价、优惠价公有住房）证明；（8）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家庭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满五年的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商品住房赠与的，提交补交土地收益证明；（9）国有土地使用证（整宗房地产）；•
（10）整宗划拨用地或者整幢楼房占用划拨土地的，提供划拨土地转让批准文件。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1）本市居民：居民身份证（未成年人申请房屋登记可提供户口簿）；
（2）外省市居民：居民身份证，未成年人申请房屋登记可提供户口簿；申请房屋买卖、赠与、交换、抵偿债务等转移登记的权利人，还应提交暂住证或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3）军人：居民身份证，或军官证，或文职干部证，或士兵证，或学员证，或军官退休证，或文职干部退休证，或离休干部荣誉证；
（4）港澳居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或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同胞回乡证，或居民身份证；
（5）台湾同胞：台湾同胞来往大陆通行证、旅行证或经确认的居民身份证明；
（6）华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外长期居留身份证件；
（7）外籍人士：经公证认证的身份证明或护照和外籍人士在中国的居留证件（无外国人居留证件的，提交中国公证机构公证的护照中文译本原件）；（8）境内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没有《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可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9）境内其他组织：《组织机构代码证》；以非法人机构名义申请登记,不能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应有法人授权；境内金融企业法人、保险企业法人设立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可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金融许可证、保险许可证，不再核对原件；（10）境外法人、其他组织：经公证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商业登记证，或注册证书，或批准该法人、其他组织成立的文件及有关部门核发的该境外机构在北京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公司注册文件在注册地公证后需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认证后的以上文件，不再核验原件；
三、委托、公证的相关证明：
（1）委托代理人登记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明、受托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记载的委托事项、权限应明确；授权委托书经公证的，可不再核对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2）转让人为自然人的，委托书应公证；（3）境外法人、其他组织、个人的委托书、有关登
记材料应公证。香港出具的公证书，应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转递专用章；台湾出具的公证书应由中国公证员协会或者北京市公证员协会确认；外国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房屋登记的，其授权委托书、有关登记材料应当公证。在外国公证的证明文件，需要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由该国和中国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中国使、领馆认证。
（4）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房屋登记，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提交监护人身份证明、被监护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未成年人）、证明法定监护关系的户口簿，或者其它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法律文件；（5）因处分未成年人房屋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由监护人出具的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原件。（6）登记申请材料是外文的，应同时提交经公证的中文译本原件。
四、注意事项：
（1）未要求提交原件的，应提交复印件，核验原件；不能提供原件核验的，应当提交经有权机关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所有复印件材料均使用A4纸（2）书写应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或签字笔；（3）申请人应配合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就登记有关问题接受询问；
2008年12月17日，黄琛南在家里吃完早餐后，像平时一样骑摩托车去上班。
20多分钟后，其父黄亚生的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的是儿子的号码。“喂，请问你是黄琛南的父亲吗?”手机里传来了一个陌生人焦急的声音。“你是?”黄亚生里一紧，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我是医院的一名医生，你儿子出了车祸，不省人事，现正在医院抢救。我们从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和手机，这才给您拨打的电话，你们快点来医院吧。”“好，我们马上就到。”黄亚生慌慌张张地对老伴郑梅喊道：“儿子出车祸了我们得马上赶到医院。”郑梅一听，慌了神，丢下手里的家务活，与黄亚生一起赶往医院。
当他们赶到医院时，还是迟了一步。黄琛南因伤势过重，来不及见亲人最后一眼便魂归天国。黄亚生老泪纵横，郑梅则瘫倒在地。这时，黄琛南的妻子孙琼也从单位赶到了医院，她扶起婆婆，然后呆呆地站在走廊上……
悲痛过后，一家人慢慢地回过神来，他们从医生那里弄清了黄琛南出事的经过。原来雨天路滑加上黄琛南的车速过快，摩托车不慎翻下了路边的沟坎。更不幸的是，他失去控制后头部着地，重重地撞在了_一块岩石上，当即昏迷不醒，当他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时，因伤势过重，医生也无力回天。
儿子安葬后，黄亚生和郑梅开始担忧起往后的生活。原来，年近七旬的他们没有退休工资，一直与儿子儿媳住在一起，他们居住的那幢四层楼房也是由儿子出钱修建的，房产登记在儿子的名下如今儿子去世了，儿媳没准会改嫁，他们因此感到不踏实，不得不为以后的生活考虑。
在黄亚生的提议下一家人召开了家庭会议，他们居住的楼房成为了焦点。房屋归到公婆名下儿媳不同意；归到儿媳名下公婆又不赞成。商量来商量去，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双方皆大欢喜。
2008年12月23日，黄亚生、郑梅夫妇和孙琼经平等自愿协商，就黄琛南去世后的家庭财产分割达成了协议：一、双方现共同居住的四层房屋的产权归黄琛南的儿子黄明所有；二、黄亚生、郑梅、孙琼、黄明对该幢房屋均有居住权，其中一楼、四楼归黄亚生、郑梅夫妇使用，二楼、三楼归孙琼、黄明母子使用……
家庭风波不请自来，协议反倒变成诉讼的导火索
黄琛南去世不久，孙琼的父母和亲友们不停地劝她再找个伴侣。一开始，孙琼念及儿子还小，丈夫去世时间不长，一直拒绝。可后来她也招架不住众人的劝说，点头答应了。亲友们四处为她介绍对象，也时不时地有男子来孙琼家附近打听。
儿媳要改嫁，黄亚生夫妇也知道这事儿是拦不住的，司儿媳总是在眼皮子底下张罗着，他们看在眼里，心里难免有些难受。每当他们与儿媳碰面时，老俩口因心情不佳，总会给些脸色，日子久了他们与儿媳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
2009年6月28日，孙琼与郑梅在家门口擦肩而过，郑梅说：“你现在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我儿子才死了几个月啊。再怎么着，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面对婆婆的责备，孙琼抱怨：“妈，咱们天天见面，您怎么变得那么生分了而且我正想着事，走神了。”“我看你是急着找个老公再嫁出去吧!”说到这，郑梅满肚子伤心，禁不住落下泪来。孙琼没有理睬婆婆的情绪变化，上了楼后重重地把门关上了。
此后，黄亚生夫妇和孙琼的关系急剧恶化，争吵不断，虽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却形同路人。2010年4月，他们再次争哦黄亚生拨打了“110”。后来他们在警察的主持下达成了一份“补充协议”。按照“补充协议”的规定，房屋的所有权仍归黄明所有，房屋的一楼由黄亚生夫妇和孙琼共同出资进行隔断，各自使用一半。
10月的一天，黄亚生突然想起把房屋产权归到孙子名下的争情一直没有办理。为此，他来到房产管理局咨询该如何为孙子办理房产证。咨询完后，黄亚生火冒三丈。原来3个月前，孙琼背着他们偷偷地把房子转到了她的名下办理了以孙琼为所有权人的房产证。
“这怎么行。”黄亚生回去跟老伴一说，郑梅同样怒气冲天，他们要找孙琼问个清楚。“咚咚咚”，他们使劲地敲孙琼的房门。孙琼一开门，黄亚生夫妇便怒气冲冲地指责她，并责令她马上把房子过户给黄明。面对公婆的责问，孙琼说：“按照协议，房子是给黄明的，黄明又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监护人，他的房子自然由我来管理，我爱登记在谁的名下就登记在谁的名下。”黄亚生夫妇顿时无言以对。
孙琼的回答让他们感到不满，房子若变成孙琼的，那他们的居住权会随时打水漂，而且孙子长大后，也不一定能拥有房屋的所有权。该怎么办?黄亚生夫妇静下心来，思考对策。
到了这地步，他们想去法院起诉孙琼。可这诉讼请求该如何提呢?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要求执行协议，请求法院判令孙琼把房子过户到黄明的名下同时保证他们老两口对房屋享有部分居住权；第二种是请求撤销协议，那么房子便是黄琛南的遗只他们就能以继承人的身份参与继承分割。
遭遇法律瓶颈：没过户的房产到底归谁?
2011年春节后，黄亚生夫妇以一纸诉状，把儿媳孙琼和孙子黄明告上了法庭。他们诉称，当初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产权归黄明所有的约定是一种赠与，他们和孙琼都是赠与人。对房屋这样的不动产来说，只有办理过户手续，赠与才算完成，如果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现在，该房屋还没有过户到黄明的名下他们作为赠与人，可依法行使撤销权，同时请求对黄琛南的遗产即房屋进行分割。
孙琼表示，2008年12月达成的协议不是赠与合同，而是继承协议。那是她与黄亚生夫妇为分割黄琛南的遗产达成的协议，应当适用继承法的规定。分割遗产的协议合法有效的话，只存在完全履行的问题，不存在撤销赠与的问题。黄明年龄小，她是黄明的母亲，又是黄明的监护人，将房屋过户到她的名下是对未成年人实现权利的一种方式。既然黄琛南的遗产已经分割完毕，继承协议也就履行完毕。
继承协议PK赠与合同，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冲突，法律又该如何抉择呢?2011年4月初，当地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纠纷案。
主审法官表示，本案的焦点在于那份协议的效力是适用继承法，还是适用合同法。2008年，黄亚生夫妇与孙琼签订的协议是为分割黄琛南的遗产、处理继承事宜签订的，本质上属于继承协议，但协议中关于房屋产权归黄明的内容，又具备赠与合同的性质。可以说，它既属于继承协议，又属于赠与合同。
从继承协议的角度讲，应当适用继承法的规定，该协议自签字时生效，应当得到完全的履行，孙琼应当把房屋过户到黄明名下；从赠与合同的角度讲，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在房屋过户到黄明名下前，赠与人享有任意的撤销权。适用继承法，房屋只能是黄明的，过户只是时间问题；适用合同法，房屋则由继承人重新继承。
面对法律冲突，主审法官采纳了“赠与合同”说。主审法官认为，协议中关于房屋产权归黄明的内容，应视为继承人就其所继承的房屋份额作出了赠与处允但因房屋一直没有过户到黄明名下赠与便没有完成，产权也没有因此转移。所以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现黄亚生夫妇撤销赠与，予以支持。本案所涉及的房屋系黄琛南与孙琼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黄琛南死后，孙琼享有一半的份额，另一半则为黄琛南的遗产。黄亚生、郑梅、孙琼、黄明是黄琛南的法定继承人，各自继承相应的遗产'黄亚生、郑梅继承的份额为遗产的二分之一，也就是房屋的四分之一。综合考虑房屋的居住现实、使用方便、各楼层的价值不同等状况，主审法官认为按照双方原有协议的约定，将房屋第四层全部及第一层的一半分割给黄亚生夫妇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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