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精选8篇）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篇1

专项改革包括10大试点任务：基础教育有3项，分别是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探索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途径；高等教育有3项，分别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另外4项是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和完善教育投入机制。

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包括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和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旨在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统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统筹编制符合国家要求和本地实际的办学条件、教师编制、招生规模等基本标准。统筹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保障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日前表示，试点任务涵盖了各级各类教育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每项任务在确定试点地区时统筹考虑了东、中、西部的布局。

改革试点力争在4个方面取得新突破：

一是在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课程教材、考试招生和评价制度改革，探索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二是在办学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推进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水平。

三是在管理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建立健全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方式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四是在保障机制改革上取得新突破，着力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篇2

会议指出，当前，教育改革特别是职业教育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相互制约，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发展就是退步。

鲁昕要求，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世界眼光，研究实施改革发展职业教育的国家战略;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研究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分析当前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老问题入手，明确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国家试点的客观需求、重点任务和路径措施。

鲁昕说，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任务十分繁重，职业教育领域更新人才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创新管理体制、履行政府职责、健全办学机制、完善质量标准与课程体系等16项改革发展需求，都需要通过国家试点予以研究、解决。所有试点实验地区要把职业教育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调整升级、企业生产经营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针对性，以形成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国家政策、国家制度和国家案例。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篇3

《创新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办学体制、机制》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抓住上海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的契机，探索地方政府与行业企业共建高等职业院校的体制机制，在上海率先建成学校主体、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和育人机制。

《开展地方政府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的总体目标是：以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口，优化上海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探索建立学校主体、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和育人机制，增强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活力，培养上海城市发展所需的知识型、发展型高技能人才。主要内容包括：推动行业企业和社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政府主导，企业参与，院校联动，推动上海国盛集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完成校企合作试点项目，建设创意产业实践园区；建立高职领域全市性的校企合作平台。

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沈晓明莅临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调研

12月16日，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沈晓明在市委副秘书长姚海同、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傅爱明、市教卫党委书记李宣海、市教委副主任李骏修、市教卫党委副秘书长谢一龙、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许涛的陪同下来莅临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创建高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进行调研。国盛集团党委书记、总裁施德容，国盛集团副总裁、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姜鸣及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参加了调研会。

调研会上，姜鸣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概况，汇报了学院高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背景和总体设计思路。施德容介绍了国盛集团基本概况以及国盛集团对学院建设国家高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支持措施。沈晓明肯定了上海工艺美院办学环境好，改革劲头足，教育教学的模式好，发展后劲大，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高职高专院校。并代表市政府、市教委支持国盛集团办好上海工艺美院。殷一璀在发言中指出，学院的办学模式和理念受社会和产业的推动，与上海产业发展的咬合度紧密，具有良好的活力和发展前景。学院借助国盛集团和世博会的契机，拥有非常好的国际化办学条件，且有很好的投融资理念，这样的校企合作不是很多；把这些有利条件用足，就能形成学校的发展机遇和特色。她表示，市委市府会对学院的发展予以大力支持，希望学院一以贯之抓住各种机遇，借助各种平台和契机把学院做好。

作为调研工作的组成部分，殷一璀、沈晓明一行在国盛集团、工艺美院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学院“中国工艺美术原创中心”，考察了中国黄金创意产业中心、工业设计工作室、上海市数码艺术公共实训中心和上海工艺美术公共实训中心，了解了学院在工作室化教学、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中国工艺美术红木古典家具高级研修班在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举办

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承办的2010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红木古典家具高级研修班于11月20日在我院隆重举办。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姜鸣、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工艺美术协会会长沈国臣出席开班典礼并致贺词，学院领导潘家俊、王敏、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培训部主任崔洲、上海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朱建中等出席开班典礼，来自全国红木家具行业的近50名专业技术人员和设计师参加培训。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毛建平主持了开班典礼。

本届高研班为国家级培训项目，为期一周，由江苏工美红木文化艺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建筑装饰（集团）设计公司、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工艺设计分会、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博物馆、南京林业大学和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有关专家、教授为来自全国红木家具行业的专业人员和设计师授课讲学，课程包括：中国古典家具传承与发展的目标与途径；红木学及古典家具的历史沿革；中国传统设计的文化内涵与装饰工艺，海派红木家具的艺术特色；上海博物馆古典家具成列室现场教学；结构力学与人体工程学、木材学与鉴定；红木家具行业设计与生产情况交流等。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办学50周年校友返校日举行

今年是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办学五十周年，作为庆祝系列活动的“校友返校日”，于10月30日隆重举行。1200余名校友和历届老领导陆续返回母校，共庆母校五十华诞。

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展开幕式暨校友欢迎仪式活动的主会场设在学院展厅门前。上海国盛集团副总裁、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姜鸣致欢迎词；61级校友、原上海市政协常委、人大常委、高级工艺美术师汤兆基代表校友致辞； 75级校友、环境艺术学院院长叶柏风教授代表学院教师致辞；开幕式暨仪式活动由常务副院长潘家俊主持。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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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11月7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下称《方案》），北京、山西、浙江将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近日到北京、山西、浙江就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研。王岐山指出，六中全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再动员、再出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是落实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

监察委员会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是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司法改革，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天小编会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系列资料整合希望给大家奉上最全面的解读欢迎大家收藏哦 1方案内容

《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2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落地工作

1、改革小组由谁统筹？

开展试点的三个省（市）均已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人选: 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担任工作小组组长；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担任工作小组组长；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担任工作小组组长；

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除了在中央层面将会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之外，试点地区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

2、小组办公机构设在哪？

浙江省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集中人员、集中办公，开展改革试点各项准备工作。北京市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市纪委。

11月7日发布的《方案》中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

也就是说，监察委将与同级纪委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样的“一套人马”，将实现对公职人员的全覆盖，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其他部门，都在监察范围内。

3、人大常委会主任为何出席会议？

根据北京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公布的消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出席了本次会议。

11月7日发布的《方案》中明确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在试点的三个省市，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这就意味着，在试点地区，监察机构将从原来的行政部门中单列出来，改由当地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像法院、检察院一样，接受人大监督。

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也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等并列提出，公报中指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

在此之前，中央高层便已着手规划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201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行政监察法修改工作，为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初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讲话中提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他还明确要求，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据了解，这是有关将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升格为“国家监察”最早的提法。此后，全国人大也将修改《行政监察法》纳入今年立法计划。

据介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由此可以预想的是，今后的国家机构体制应该是人大选举产生“一府一委两院”。

4、小组成员都有谁？

按照目前的架构，关于“反腐败”这一工作的职能，大家最熟悉的，肯定首先是纪委；检察院内设的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也算 此类；而在国务院的内设机构中，则还有监察部、审计署、国家预防腐败局等；公安、法院等机构，则也有侦查、审判等职能。不同的部门，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范围，或者在反腐败这个条线上的不同阶段承担不同任务。

在这三地进行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将实现上述哪些反腐职能部门的合并和重组，从出席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会议的人员组成，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根据报道，北京市领导李书磊（纪委书记）、姜志刚（组织部长）、张延昆（政法委书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出席会议。

浙江省成立的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除了省委书记夏宝龙担任组长，省委副书记袁家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担任副组长，其他相关领导担任成员。

由此可见，本次改革可能涉及到纪委、政法委、检察院等多个条线。由此会涉及到机构和人员的变动，因此也需要组织部门的参与。3山西省的具体落实与进展 4社会各界对《方案》的全面解读 政治改革和反腐治本的新探索 中国检察机关反贪局的来龙去脉

由于尚未看到方案的原文全文，故暂时不知道具体实施内容。不过，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监察体制改革到底应该注意些哪些问题。

当前我国反腐败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检察机关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权力过大，很容易出现新的腐败现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直接侦查并且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检察院在侦查阶段发现犯罪事实相对较轻，或者不构成犯罪，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权不仅可以导致刑事诉讼终止，而且可以让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限制检察院在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领域的侦查权，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起诉实行必要的监督，不仅有利于减轻我国检察机关在打击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方面承受的压力，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检察机关在打击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领域的腐败现象。

因此有人呼吁，应当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相对独立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机关，实现贪污渎职贿赂犯罪侦查与起诉分离的原则，防止检察机关权力过大，从而导致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办案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作为反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交给特别设立的部门行使侦查权，如果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那就可以直接移交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只有起诉权而没有侦查权。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机关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在接到群众举报或者发现犯罪线索之后，必须启动调查程序，并且将调查的结果张榜公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在反腐败过程中出现新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检察机关反腐败工作压力，从而使检察机关充分利用自己的起诉权，保护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和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不过，如果只是成立类似于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侦查机关，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也有可能会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我国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和商业贿赂案件分别有不同的机关侦查，如果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机关只负责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问题，那么，在办案过程中有可能会面临新的体制障碍。所以，在反腐败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吸取香港廉政公署的办案经验，扩大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侦查范围，将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腐败问题纳入调查范围，并且依法将犯罪案件移送起诉，同时又要照顾到内地的实际情况，在精简机构、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基础之上，建立更加完善的反腐败侦查体制。

部分学者之所以提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全面负责反腐败工作，就是考虑到了香港廉政公署办案的经验和教训，把现有的行政监察、腐败预防、国家审计等机构都纳入监察委员会，建立具有广泛调查权和侦查权的监察委员会，既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侦查，同时又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预防和惩戒，从而使反腐败的权力高度集中，反腐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另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行政监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反腐败，国家审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腐败机关，将行政监察和预防腐败以及国家审计纳入统一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反腐败工作，有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行政监察的重要职能是提高政府工作的效能，督促政府工作人员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行使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将行政监察机关简单的理解为反腐败机关，有可能会导致在反腐败体制改革过程中削弱行政监察的职能，降低行政监察效率。而国家审计是为了确保国家资金的正常使用，它包括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各国在发挥审计机关作用的过程中，逐渐演变出责任审计和效能审计，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所以，如果把国家的审计机关仅仅看作是反腐败的机关，或者扩大反腐败的内涵和外延，把审计机关纳入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有可能会在客观上削弱审计机关的作用，从而使国家审计机关的职责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完善反腐败体制，既要看到我国当前检察机关权力过大产生的问题，同时又要防止出现新的机构膨胀现象，胡子眉毛一把抓，把不属于反腐败的机关合并到监察委员会，从而使监察委员会成为一个超级机构。有人说，我国应当把行政权、司法权和监察权区分开来，充分发挥监察委员会的作用，提高反腐败的效率。笔者认为，通过修改宪法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领导的监察机关确有必要。但是，如果把行政机关的效能监察和国家审计职能都归入国家监察机关，那么，有可能会导致反腐败范围扩大，不利于集中解决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腐败犯罪问题。

其次，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反腐败过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如何将党内的监督和政协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建立更加有效地监督机制，是我国反腐败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党内监督条例的修改，进一步强化了党内监督的作用，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把政协监督、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统一起来，有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督体制。但是，党内监督的重心在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如何实现与政协监督、人大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有效地对接，这是我国反腐败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前我国反腐败主要依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在立案调查等方面有明确的法律和纪律依据。但是，党内纪律处分不透明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所以，需要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纳入党内监督之中，或者换句话说，纪律检查委员会把自己“摆进去”，在监督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同时，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接受政协、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如果在完善我国反腐败体制的过程中，过分依赖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的终极机关，那么，反腐败有可能会成为“半导体”。

建立相互监督制约的反腐败体制，是我国反腐败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在反腐败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到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外监督的重要对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灯下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反腐败体制改革不会出现“死角”。

反腐败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调整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职能分配问题，既涉及思想观念问题，同时又涉及权力分配问题。从思想观念上来看，反腐败体制改革必须彻底消除人治观念，真正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用良好的制度来约束人，而不是用信任来代替监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用信任来代替监督，反腐败很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腐败。这也是最近刚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强调的，“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强调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只有建立相互制约的反腐败体制，让反腐败机关同样接受监督，才能防止出现连锁反应，才能避免出现反腐败过程中形成新的腐败问题。

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监督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扮演先锋队的角色，更应该率先垂范，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反腐败体制建设必须把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不断约束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防止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新的腐败活动。在这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创制了一套非常有效的监督体制，从接受投诉开始，廉政公署处理每一个案件都必须自觉地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廉政公署的公信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市民主动向廉政公署提供犯罪线索，帮助廉政公署惩治腐败犯罪活动。

监察体制改革必须统筹兼顾，既考虑到反腐败与行政效能监察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监察机关与国家审计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特色，处理好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以及贪污贿赂渎职犯罪侦查机关之间的关系，在分工合作、相互制约、互相监督的基础之上，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腐败监察体制。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篇5

为了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的全面覆盖，党中央决定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体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这样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势必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对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产生深刻影响[1]。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中所受影响尤为明显，对这种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有利于降低改革风险，厘清各种权力的属性与边界，促进各个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后的衔接与配合。而审计机关在试点改革中则出乎意料地没有整合到国家监察体系之中，个中原因如何，也值得从宪理上予以充分研析。

一、国家监察制度试点改革对检察机关之影响

（一）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检察权的权力属性需重新厘清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引起了检察机关职能的改变和调整，现实中检察权配置的动态变化实质反应了一定时期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及检察机关宪法定位的认识，因而在监察体制改革中需重新厘清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检察权的权力属性。长久以来，围绕这一命题理论界及实务界展开过广泛讨论。基于“检察一体”的权力行使方式，侦查权与公诉权行使之主动性，一种观点将检察权定性为行政权；而基于检察机关广泛参与司法活动、检察官自身的独立性与中立性，一种观点将检察权定性为司法权。上述两种观点均无法支持现实中检察机关不同性质监督手段的多元性，亦无法从理论层面解释检察权自身属性的多重特征。理论界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以《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为依据，将检察权区别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单独定性为法律监督权的观点，后来逐渐成为主流。这一观点从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出发，强调检察机关公诉、侦查、侦查监督、审判及执行监督所有职能都应该统一到法律监督权的属性中来。以检察院法律监督权主体唯一性、手段专门性、对象特定性的特征，区分其与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其他监督权，并将其他监督方式定义为“监督法律的行为”而非法律监督权的行使。这一观点间接适应了检察权多重性质的特征，也符合《宪法》、《检察院组织法》的文本意涵，然而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设立及其职权的逐步明晰，这一观点同样需要被再次反思。依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整合至监察委员会，意味着原先具有法律监督权属性的一部分监督职务犯罪的职能将移转至国家监察委员会。这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移转，与上述理论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主体唯一性、手段专门性特征不符，随着检察机关原先具备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分解，检察机关是否仍为宪法上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样值得反思。此外，即使说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移转而保留其侦查监督职能，实现了侦查与侦查监督的分离，充分体现了检察权配置强调监督属性的趋势。那么，未来检察权配置中又应该如何处理公诉权与刑事诉讼监督权之间的张力呢？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职责的属性及与检察机关职能的衔接 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上述检察机关反腐部门最重要的职能无疑是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此次职能整合似乎意味着国家监察委将承担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但决定所具体明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职责中只有调查而非侦查。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职责的属性值得思考，它不但宏观影响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政治体制中的性质与地位，也微观影响着改革后检察机关与国家监察委会间职能的衔接。如果说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就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权，那么国家监察委员在监督执法中与检察机关工作衔接可以直接参考当前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诉侦关系，即检察机关对国家监察委的调查权启动行使立案监督，对调查权行使全过程进行侦查监督，对其移交起诉的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诉前监督。如果说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并非是检察机关原先职务犯罪的侦查权，那么这种调查职责的属性究竟是什么，是类似人大制度中特定问题的调查权，还是具有纪律属性的纪律检查权，抑或是一种新的监督执法权。调查职责的不同属性，将直接决定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参考现有刑事诉讼规则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也将影响诸如调查获取的相关证据是否可以直接成为诉讼证据等诸多与检察机关职能衔接的问题。

（三）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系和监督职能面临调试和改革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健全和完善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强调加强人民监督员制度建设，明确其监督重点为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的全过程。依据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两个文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民监督员制度适用范围是检察机关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工作中存在的11种情形。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检察机关反腐败特别是反贪机构和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职能的整合，以形成对检察权运行外部监督为初衷，且主要监督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必然需要面临调试和改革。目前来看，有三种方式可以采取且各具优劣。1.将检察机关中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并维持现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这种方式意味着，将检察机关原先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一并划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维持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即针对办理职务犯罪，只是将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践中涉及检察机关的部分全部调整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的相关部门。而其他诸如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启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人民监督员评议复议制度皆可遵循既有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规定，由最高国家监察委员会通过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或者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进行确定。这种方式优点在于尊重了人民监督员制度既有的实践经验，现实容易操作，避免制度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且有机会借助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契机将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立法加以确定。2.将检察机关中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将其监督范围扩大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所有监督行为。不同于第一种方式，这种方法在将检察机关原先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一并划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同时，扩大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即不仅针对国家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监督，而且扩展到对国家监察委员会所有监督行为进行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整合了反腐资源，提高了反腐效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监督职能如此集中的一个机构，在其职能形成和扩张过程中，自身也应当受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除了来自纪委的内部监督外，人大及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同样不可或缺。这种方式丰富了新形势下人民监督制度的内涵，有利于通过社会公众监督而对国家监察委员会形成必要的权力制；缺点在于人民监督员制度将面临职能调整和重新设计，由此也会产生较大不确定性。3.维持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不变，将其监督范围调整为检察机关除职务犯罪外的其他法律监督活动。这种方式意味着检察机关中原先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均保持不变，而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调整为检察机关除办理职务犯罪外的其他法律监督活动。这种方式适应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检察机关反贪、反渎职能的整合，同时也尊重了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践经验；缺点在于与人民监督设计初衷相违背，即针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外部监督环节相对薄弱的环节而设立。此外，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的成熟度以及人民监督员自身履职能力是否能够支持其全面进入刑事诉讼活动是值得论证和思考的。

（四）检察机关职能机构及工作重心面临调整和转变 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职权逐步明晰，检察机关的职能机构及工作重心面临调整和改变。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整合至监察委员会。虽然上述决定只涉及职能的整合而并未具体明确如何进行机构撤并和人员转隶，但是检察机关中相关部门的职能和机构必将面临调整。由于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相互配合，除了决定明确提出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的部门外，与上述部门在监督职务犯罪过程中业务衔接的其他部门同样面临机构调整或职能增减，包括负责查办和预防刑事执行过程中职务犯罪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受理和查办涉及职务犯罪各类控告、申诉和举报案件的控告申诉部门，以及为职务犯罪查办提供涉及技术性问题的证据进行审查或鉴定工作的检察技术部门。一直以来，检察机关侦办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也是检察机关树立其法律监督权威性的抓手。随着反腐职能的移转，可预见的是检察机关工作重心也将随之改变，检察机关将更多地发挥其公诉权、审判监督权等其他法律监督职能，从而维持其自身的职能与价值[2]。

（五）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于检察机关的部分改革内容需要重新调适 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职权逐步明晰，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于检察机关的部分改革内容可能熔断或需重新调试。这些改革内容主要是加强和创新检察机关反腐职能建设的司改内容，因检察机关反腐职能的移转而需要重新调整。例如依据最高检发布的《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点任务有“健全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提高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化水平”，而这其中又涵盖了推动反腐败制度建设、加强查办职务犯罪规范化建设、加强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制度创新。除此之外，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出现，原先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被改变，如何实现上述机关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衔接，将是司法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新命题，因而诸如《“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的“构建新型诉侦、诉审、诉辩关系”的司改内容，势必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缺位而将面临调整和改变。

二、审计职能缘何没有整合到监察体系之中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实现国家监督机构与职能的整合，优化国家监督权的配置模式。至于如何优化国家监督权的配置模式，此次试点工作的方案是设立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并将政府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6年11月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之后，便有不少关于监察委员会职权的探讨与争论，其中争论的问题之一即为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职能是否有必要并入监察委员会。我个人以为，审计职能不宜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但需实现审计监督与监察监督的有效衔接。因为审计职权的特性与监察机关的属性决定了审计职能不宜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亦即审计职权的行使具有独立性与专业性的特征，若整合至监察机关将致使此特征遭到减损；加之监察委员会的属性定位乃是反腐败机构，而审计机关的职能却并不限于此。

（一）审计职权整合至监察机关有碍审计独立的实现 设立审计机关是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一种制度设置，现代民主国家大多设立了审计机关。现代各国审计体制虽各有不同，但均以保障审计独立为第一原则，独立性被视为审计工作最为重要的特征。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在《利马宣言：审计准则指南》当中便指出最高审计机关的独立性，认为审计机关必须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之外。这是因为审计机关通常属于在经济领域中履行监督职责的机构，而监督的有效进行势必要求监督者保有相对于被监督者的独立地位。我国《宪法》亦有“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规定，同时《审计法》更是从组织结构、经费来源、人员产生等三方面对审计独立作了制度设计。此外，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亦明确提出“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当前的审计机关虽属于政府部门，但其并非单纯的行政审计，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认为是国家审计[3]。因为“与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部门、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亦属于审计监督的范围，例如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等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便被纳入国家审计署的审计范围。如此一来，监察机关亦应属于审计之对象。于此层面而言，若将审计机关及其职权整合至监察机关，将在相当程度上致使审计权的独立行使难以实现；且独立于监察机关之外的审计权，亦将有利于制约监督监察权力。虽然在我国台湾地区，其“监察院”名义上有审计权，然而“审计部”虽隶属于“监察院”，但“审计部”在组织结构、人员产生、权力行使等层面皆有着较强的超然与独立地位，且在台湾地区“宪法”增修时也曾考虑将“审计部”转隶至“立法院”或另外专设。当然，我国当前审计独立的实现亦不乏诸多滞碍，这无疑需要在日后予以改进。

（二）审计职权整合至监察机关有碍专业审计的达成 通常来说，国家审计是一种专职和专业监督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政策性，对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技能要求很高，故而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与从事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与业务能力。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审计部组织法”第二条便将“富有会计、审计学识经验”，“曾任专科以上学校会计、审计课程教授十年以上”，“具有会计、审计学科之权威著作”等，规定为审计长的任职资格[4]435440。此外，在我国“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便有人主张将审计机关置于全国人大之下，但负责宪法起草的彭真则指出，全国人大“主要是搞立法，搞不了审计”。与此类似，德、日等西方国家亦将审计权交由专业人士执掌，而非有立法权的民意代表机关来掌握。于此层面而言，将审计职权交由审计机关行使，更利于其效能与作用的实现和发挥。与此同时，审计机关所审计的乃是国家财政收支和财务活动，而审计结论的真实与客观，则仰仗于审计机关对财政、财务工作的熟知。在我国的实践中，财政和财务活动大多是由行政机关所执掌，依此逻辑，由隶属于政府的审计部门来进行审计工作亦将有助于专业审计的达成。这也是国家审计署设置有教科文卫审计司、资源环境审计司、交通运输审计局、卫生药品审计局、广电通讯审计局、政法审计局等诸多内设机构和派出审计局的原因。同样地，在“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有不少人主张将审计机关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但考虑到审计机关需要熟悉被监督单位，特别是熟悉它们的财政、财务开支和经济业务活动，这是做好审计工作的基本条件，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将审计机关设在政府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若将审计职能转隶至监察机关，将在相当程度上有碍于审计职权的有效开展，进而致使审计工作面临诸多障碍和困境。

（三）审计职权的效能包括但不限于贪污腐败的治理 国家审计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由于其经济监督的专业优势，使得国家审计天然具有反腐败治理功能。审计机关作为专门的经济监督机关，其通过审核检查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和有关经济活动，可以揭露出其中存在的违法乱纪、侵占资产和损失浪费等行为。从审计机关发挥的现实作用来看，反腐倡廉也是国家审计的主要成效之一。国家审计监督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几乎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和政府机构，其无疑最有条件发现国家财富被直接侵吞或间接侵占，也最有可能发现和揭露大案要案线索，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贪污腐败的治理乃是审计职权极为重要的效能之一。这也是人们主张将审计职能并入监察机关的重要原因。然而，审计职权的效能包括但并不限于贪污腐败的治理，审计机关还承担着相当多的反腐之外的职能，例如：参与政府预算编制，进行预算编制审计；财政存量资金审计，揭示存量资金的规模、盘活存量等情况；揭示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风险隐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当前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改革者为监察委员会预设的性质定位为反腐败机构。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所欲整合至监察委员会的职能是“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这些需要整合的职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其皆为专门治理贪腐、整顿吏治而设。故而将此类职能并入监察机关这一反腐败机构自属必要与正当。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审计职能虽有贪腐治理的作用，但其亦不乏相当多的财政、金融等领域的效能。因此，若将审计职能整合至监察机关，既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定位不相符合，亦将有碍于审计机关其他效能的充分发挥。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篇6

发改法规【2008】9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兵团发展改革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民航总局、广电总局联合编制的《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和《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以下简称《标准文件》）已于2007年11月1日发布，于2008年5月1日起执行。按照九部委《关于做好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和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法规[2007]3419号）有关规定，现就做好发展改革系统试点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标准文件》是国务院有关部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编制的，标志着对招标投标活动管理的进一步深入，对于进一步统一招标投标规则、提高招标文件质量、规范招标投标活动、加强政府投资管理、预防和遏制腐败，以及促进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招标投标市场，将发挥积极作用。选好试点项目，是贯彻实施《标准文件》的关键环节，也是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文件》的重要途径。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试点工作。为全面执行《标准文件》奠定扎实基础。

二、明确责任。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标准文件》贯彻实施工作，针对施行中反映出来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标准文件》有关内容作出解释或调整。各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协调本地区《标准文件》贯彻实施工作，做好试点项目的选取、督促指导、情况跟踪和意见反馈等工作。

三、抓紧落实试点项目。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单独或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选择一定数量的建设周期较长、施工工艺要求高、规模较大的政府投资项目进行试点，具体数量由各单位本着积极稳妥、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定。对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全面推开的行业领域，不再选择试点。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可以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本地区试点项目范围，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全面推开。

四、加强督促指导。选择试点项目的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试点项目招标人的指导，做好沟通、协调和必要的解释工作，妥善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于应由试点项目招标人自行解决的事项，选择试点项目的单位不能干涉甚至代替试点项目招标人作出决策，也不能干预和插手具体的招标投标活动。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可以结合实际，对试点项目招标人使用《标准文件》提出进一步要求。

五、及时跟踪反馈试点情况。试点项目招标人要主动向选择试点项目的单位反映问题。选择试点项目的单位要结合实际，及时跟踪反映《标准文件》的试点情况。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汇总本省（区、市）试点情况，包括试点项目范围、试点出现的问题，以及行业试点或推行情况，并确定联系人，每三个月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法规司（《标准文件》编制工作小组办公室）报告一次。

六、加强与各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各单位要在试点项目选取、适用解释、督促指导，情况跟踪等方面，加强与本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协作，特别是要做好《标准文件》和有关行业施工招标文件范本在具体适用上的协调。对于《标准文件》留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规定的内容，如工程量清单、圈纸、技术标准和要求等，在行业施工招标文件范本出台前，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篇7

1.设立专项资金。设立了校园足球专项资金。笔者所在县2015年的校园足球专项资金为400万元,全部为政府投入。主要用于开展校园足球所需的场地改造、器材配备、师资培训、县级和片级比赛、学生保险等费用,从而确保校园足球的持续开展。其中的200万用于对学校现有运动场地的改造和足球相关器材的配备,使全县30多所小学均拥有五人制和八人制的两片场地,40所中学均拥有八人制场地,其中6所高中均拥有十一人制的场地。同时,教育局根据学校规模的大小给每个学校拨足球专项资金,供学校开展足球教学之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局专门拿出100万用于购买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校方责任险,这为学校、教师、家庭解决了一定的后顾之忧。

2.整合多方资源。在重视校内教育教学的基础上,探索多种途径,整合社会上的多种资源,引导学生既关注校内的“学得”,更珍视校外的“习得”。如,加强与体育局的合作,积极寻求社区的配合,开放校外足球运动场地,让青少年有地方踢球。再如,营造校外足球运动的氛围,形成学校、社区、家庭齐抓共管、通力合作的良好局面。

3.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一是向学生讲授体育运动安全知识,如热身准备、安全使用场地设施、在足球运动中如何保护自己、不做蹬踏等危险动作等基本运动安全知识。二是重视运动安全管理工作,将安全工作落实到人,从校长、班主任、教练到体育教师,责任到人。如规定体育教师定时检查足球场地与器材,要求教练在学生运动过程中,给予安全指导和安全常规管理等。三是制订校园足球伤害补助条例,减轻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的负担,鼓励学校和学生开展足球体育活动。

二、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校园足球督导机制

1.成立领导和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成立了由教育局牵头、教育局体卫艺科科负责、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县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成立了校园足球协会,出台了《关于上海市崇明县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完善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职责。教育局统筹规划、宏观指导和综合管理,教师进修学校负责课程编制、课堂指导和教学服务,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和徐根宝足球基地负责竞赛组织、师资培训、技术指导和运动员等级评定等业务工作。

2.把校园足球纳入教育督导考核指标。把校园足球纳入学校教育工作年度考核指标,从学校组织、每周一节足球教学课的开设、以足球为核心的大课间或课外活动、足球运动的安全保障等几个方面进行考核。另外,还每学期组织责任区督学对各中小学“校园足球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学校、体育组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存在问题的学校督促其改进。

3.设立区域巡回指导与评估制度。邀请徐根宝基地和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的专家对崇明四个区域进行业务指导与评估,对各学校在开展校园足球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业务问题进行指导,督促其及时改正,并作出相应的评估,促使校园足球朝着健康的方向持续发展。

三、加大教师培训力度,建设技艺精湛的师资队伍

1.分批培训体育教师。加大在职体育教师的足球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体育教师教授足球的课堂教学、业余训练和裁判执法的实践能力。例如,上海市崇明县于今年2月至6月,我们邀请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和上海市足球协会的高级教练和专家,分7批对我县340多名体育教师进行全覆盖的教练员培训。并对教师足球业务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才能进班上课。对在足球考核中表现突出的教师,颁发初级教练员(E级)证书。又如,我们推荐8名优秀教师到上海体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参加足球“国培”,有效地提升了教师的足球专业水平。

2.多渠道配备师资。一是外聘高级足球教练员担任校园足球顾问。如,今年10月,国家教育部派了5名西班牙甲A俱乐部的高水平教练驻扎我县中小学进行教学与训练的指导,我们将这5名教练分片与学校结对,定时定点到学校上课与训练,充分发挥他们的辐射引领作用。二是聘任徐根宝足球基地和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的教练前来指导,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如,我们邀请了徐根宝足球基地的专家指导我们县级足球比赛,为优秀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支持。

又如,我们邀请了上海体院足球教授到堡镇第二小学上课,既补充了校园足球师资力量,又提升了学校体育教师的足球专业素养。三是鼓励有足球特长的其他学科老师或社区里的优秀足球人士参与校园足球。通过这“三结合”的模式,多渠道配齐、配足、配好师资。

3.寻求校园足球的技术支持。配合校园足球人才队伍建设,从多种渠道寻求校园足球的技术支持。除从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上海市足球协会和徐根宝足球基地等专业机构外,充分利用体育局和社会上足球专业人士资源,逐步完善校园足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体系,建立校园足球师资的资质认证标准,并确定青少年校园足球的课堂教学与训练大纲。

四、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推动校园足球运动的蓬勃开展

1.把足球作为体育课的必修内容。将足球作为体育课的必修内容。规定全县小学和初中,必须利用每周一节体育活动课专门开设足球教学课,并纳入学校的主课表。所有高中则必须每周利用一节体育课开设足球教学课。并大力提倡和鼓励学校把足球活动纳入阳光体育大课间和课外活动。

2.编制校园足球县本教材。在现有的体育教材中,有关足球的教学内容比较少。如,在上海市中学体育教材中,只有初中九年级和高中基本内容Ⅱ中涉及到一些足球的教学内容,足球教学资源相对比较匮乏。我们着手编制了校园足球教学指南和校园足球课程教材,主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是成立县级足球课程教材编写小组。编写小组人员主要由县体育教研员、体育学科骨干教师、足球专业教师和足球教练员等组成,二是收集了足球教学的相关资源。根据足球教学内容,从基础理论知识、球性练习、基本技术、基础配合、综合活动与比赛等五个方面收集资源。三是利用收集到的资源根据学生的基础,确定了各年级的相关教学内容。为更好地编制和确定各年级的教学内容,我们邀请了市特级教师等专家来指导,为确保县本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奠定基础。四是安排了各年级的教学进度表,并制定各年级各课时的教案。五是邀请专家审核与评估。我们聘请了市教研室体育教研员、上海市同济大学体育教授等专家来把关,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最终编制了足球县本教材和相关的课时计划。

3.推进学校“一校一品”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创建以校园足球课堂教学为特色的学校体育教学品牌,围绕“强基础、调机制、上水平”的三个核心,积极推进此项工作。

2014年10月,在北堡小学举行了以校园足球特色教育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一校一品”建设——2014年崇明县校园足球联盟“一条龙”课堂教学展示活动。如北堡小学在“一校一品”建设过程中,他们首先成立了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建立了以体育教师为主的足球教学、训练、竞赛的师资队伍。其次使确保了每周一节的足球课和每周四次以上的以足球为核心的大课间活动或体育活动课。再次是组织了一次常态化的以班级联赛为主体的年度校园足球比赛,做到班班有球队,并成立年级足球队和校足球队。最后是设立了校园足球文化节。

五、组织各级各类赛事活动,助推足球水平的提升

1.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校足球赛事活动。各校通过组织班级对抗赛、年级赛,以及各类的足球基本功等单项比赛活动,形成“人人要踢球”、“班班有球队”的良好氛围。如,小学低年级开展30米绕杆运球、射空门比赛等;小学高年级开展传接球比赛、五人制足球赛等;初中和高中开展八人制和十一人制足球比赛等活动。

2.举办县级总决赛和片级大联赛。搭建了以校赛、片赛和县赛三级联赛的比赛平台,形成校校参与、层层选拔、县级总决赛的格局。根据崇明地势狭长和学校分布情况的特点,把崇明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长兴横沙部等四个片,每年组织中小学参加自己所属片的大联赛,规定每个学校必须组队参与。在片级比赛的基础上,规定片级比赛前两名的球队参加县级总决赛。如,今年10月,有100多支队伍参加了校园足球片级比赛,助推了足球水平的提升,营造了良好的校园足球氛围。

3.组织夏(冬)令营等集训比赛活动。组织学生开展了夏(冬)令营、嘉年华、“足球宝贝”、后备人才精英训练营等集训与比赛活动。

六、健全培养人才制度,打通人才持续成长通道

1.建立小初高有机衔接的训练与人才培养体系。首先是科学开展课余训练,建立校园足球课余训练制度。积极组建学校足球队和足球梯队,制订好科学训练计划,定时开展校园足球课余训练,为喜欢足球和有足球特长的学生提供训练机会。2012年,我县有三所学校加盟了市校园足球联盟。2013年成立了崇明县足球联盟,共有14所中小学校参加。通过以点带面,崇明的校园足球正在逐步兴起。从2015年起,各校建立了校级足球队和足球梯队,鼓励学校积极加盟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及崇明县足球联盟,使我县加盟注册的校园足球队达到50支以上。其次各校建立班级、年级足球体育社团,构建“班班有队伍”、“班班有比赛”的足球氛围,实现了“扩大校园足球人口和后备人才培养”的两大战略目标。再次是利用徐根宝崇明足球基地的便利条件,基本建立一个多渠道、多层次、相对完整并可持续发展、小初高相互衔接的青少年足球人口普及和后备人才培养的双重体系。最后是妥善处理好训练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尽力做到学习与训练两不误。

2.构建足球人才的升学通道。建立了小学、初中、高中足球“一条龙”人才输送与培养体系。充分考虑片内中小学对口直升问题,积极探索高中学校招收足球优秀学生的办法,建立顺畅的小升初、初升高再到高校高水平足球运动队的升学机制。我们在上海市示范性高中和崇明县示范性高中成立高中足球运动队,规定每年从初中学校招收10名足球特招运动员,以此带动初中足球的开展。并让学生明白,踢好球也可以上示范性高中。同时,确定一部分初中足球重点校,做好接收小学足球运动员的工作,确保优秀运动员的一条龙人才输送与培养体系。另外,与上海理工大学签订了足球优秀运动员升学协议,让优秀足球运动员有机会直升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深造。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篇8

2015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询问起我国境内东北虎的数量。吉林省代表团回答称，有27只。

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东北虎豹的生存数量，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2006年以前，人们很少能够发现东北虎豹的踪迹。“它们正面临资源耗尽和种群崩溃的威胁。根据中俄两国监测数据，吉林东部中俄边境两侧不足4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存活着至少35只虎和70只豹，数量已超出资源承载力的3倍。更严峻的是，此区域目前形成了虎豹生存的‘孤岛’，虎豹种群已无法向俄罗斯境内扩散，向西进入中国东北腹地广袤的森林，是它们唯一的出路。”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葛剑平如是说。

就在去年，一场“及时雨”给面临重大危机的东北虎豹带来了希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被提上了日程。

东北虎豹所需要的“自然保护”

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林业局等13个部门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确定吉林省为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之一。同年6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盟中央提交的《关于实施中国野生东北虎豹恢复与保护重大生态工程的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野生东北虎、东北豹重返东北境内，反映出近年来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取得了积极成效。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条件，遵循规律、完善思路、创新举措，把野生动植保护工作做好。有关要求可体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

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2月23日至24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带领相关部门，专程赴吉林省调研，进一步明确在吉林省开展东北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东北虎豹的保护工作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葛剑平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10年来，葛剑平一直带领团队在我国东北和中俄边境监测记录东北虎豹的活动数据。2007年6月，葛剑平团队拍到了第一张自然状态下的野生东北虎照片。2010年10月，又有了首张自然状态下野生东北豹的相片。可是这些虎和豹是定居的还是旅居的？如果只有两三年的短期数据说明不了什么，“有时候队员也说要不要宣传一下，我说再沉一沉，做科学要沉下心来。建言献策，我们需要详细的数据和科学论证。”没想到，这一沉就是近10年。

葛剑平团队在中俄边境线上建了300多公里长的边境监测样带，如果发现虎豹，就将它分类为定居、常住和“旅游出差”等。同时，根据虎豹扩散规律，建立了一系列长期固定监测样地。

自2013年以来，葛剑平团队每年监测到的虎豹数量都成倍增长，亚成体和幼体占到种群数量的50%至60%。此外，种群向吉林省长白山腹地扩展速度快。

吉林省林业厅2015年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吉林省共生活着5个东北虎家族和1个东北豹家族。全省共监测到东北虎27只，东北豹42只。这些数据表明，这一区域东北豹、东北虎种群已进入繁殖高峰期和数量快速增长期。

数据是令人欣喜的，然而，葛剑平也严肃地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适宜栖息地为快速增长的虎豹种群提供空间，它们将面临猎物资源耗尽，甚至种群崩溃的危机。

对于目前东北虎豹面临的生存困境，葛剑平表示，最大的阻碍是人为干扰，而只有规划建设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才能让东北虎豹脱离种群崩溃的危险。

为生态文明“让路”

从去年“两会”到今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东北虎、豹作出批示。葛剑平对此极为兴奋，“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整合力量，我更希望通过保护虎豹，带动中国整个生态保护的发展。总书记的批示我们讨论和研读了很长时间，他的批示意味着中国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有了飞跃l生的变化。”

今年4月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大熊猫、东北虎国家公园工作启动部署会”。“东北虎国家公园建设成功后，将成为我国第一个虎豹国家公园。”吉林省林业厅保护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部署会上，中财办领导对大熊猫、东北虎主要栖息地整合设立国家公园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并明确说明东北虎国家公园建设由吉林省牵头，黑龙江省配合。

4月19日，吉林省政府組织召开东北虎国家公园建设工作会议。5月4日，“东北虎国家公园规划方案协调会”在北京举行。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说：“开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于创新野生动物保护体制机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升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形象意义重大。”

多年来，吉林省十分重视东北虎豹的保护工作。据吉林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吉林省坚持从生态环境保护人手，制订颁布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实行禁猎，建立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为主体的保护体系，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工程建设，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违法犯罪活动，推进东北虎豹种群的恢复。

此外，葛剑平也介绍说，吉林省曾规划建设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虎豹的保护。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虎豹的保护，他得知后，立即向吉林省建议，相关铁路和公路建设应当考虑虎豹未来保护的需求。建议引起了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的高度重视。最后吉林省研究决定，将规划中的铁路改道，高速公路则直接取消。“吉林省为虎豹保护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也正是源于吉林省不遗余力的保护工作，其境内的东北虎豹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国家公园的建设工作显得更加迫切。今年年初，吉林省林业厅等相关部门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对东北虎国家公园的范围、体制等问题进行论证和探讨，同时还征求了黑龙江省林业厅及森林工业总局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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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吉林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16日，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专家论证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通过了专家论证，这标志着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东北试点的三大难题：体制、跨省，资金

雷光春向《小康》记者阐述了建立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指导思想：针对东北虎豹保护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保护号恢复东北虎豹野生种群和栖息地为核心，以天然林全面禁伐和国有林区林场改革为契机，以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系统修复、整体保护、共建共享，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名片、国际野生动物保护负责任大国形象展示的窗口、野生动物保护和国际合作的典范。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目标定位有三个：一是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巩固现有东北虎豹繁殖种群，形成稳定的种源地。贯通东北虎豹迁徙廊道，为接纳从定居区迁移出来的虎豹提供空间条件。修复潜在栖息地生态，实现东北虎豹种群重返历史分布区并定居繁衍。二是体制理顺、管理高效。通过明晰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权属，理顺保护管理体制，健全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公园内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管理问题，形成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模式。三是功能完善，和谐发展。通过科学划分功能区和差别化保护，充分挖掘和利用园区自然资源价值，构建生态保护与群众受益共享机制。

不过，无论多好的计划与想法在实施阶段也会存在意想不到的问题与阻力。雷光春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体制理顺，因为这牵涉多个部门的财权和事权。”简单来说就是将各种级别、各个地区在一个生态系统上建立的多个自然保护区域进行同类项合并，更确切的说法是要整合各方力量来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按现有管理体制为例，森林资源的产权是被分割的，林木权属既有国家的，也有集体的，其财权、物权并不统一。而且，在整个生态系统内，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这些自然保护区既受管理委员会领导，又受各自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缺乏明确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从而出现管理重叠交叉、机构设置混乱、责任不清等问题。

据调查，仅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权限就涉及林业、国土、水利、交通、牧业、旅游、规划、公安、边防、海关、工商等10多个部门，缺少高于各部委的专门行政机构的统筹管理，綜合协调难度加大。

雷光春表示，其他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只在一个省内，梳理起来就已经很复杂了，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域包括整个长白山、小兴安岭温带针阔混交林区，涉及吉林与黑龙江跨省合作的问题，可以说更是困难重重。“如果三年内，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功，对于更多跨省生态系统的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外，从目前下达的文件来看，中央对于试点工作在财政上没有任何资金补贴，全靠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地方政府出资来运行。这就又带出一个问题，东北经济持续疲软，吉林与黑龙江政府能拿多少钱来做国家公园这样的公益性事业？“试点工作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就要看地方政府的决心与积极性了。”雷光春对此也不无担忧，对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推进，大家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