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和国民大革命(精选9篇)
【内容概述】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共吸取二七罢工的教训,1923年召开三大,决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合作,国民大革命由此开始。进行东征,举行北伐,促进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统治。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抛出“整理党务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
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是中国革命逐步复兴的阶段。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秋收起义进行了夺取敌人中心大城市的革命尝试,文家市决策开始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的发展。此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为基地和以农民为基本力量的新阶段。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1931年9月至1935年12月,是中国革命出现重大转折的阶段。国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结果日本占领东北并逐渐深入到华北,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国内,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由于共产国际“左”倾策略的影响,王明“左”倾错误占据统治地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此后,革命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革命形势重新走向高潮。
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是中国革命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化阶段。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美日矛盾逐步激化,美国对日本侵略逐渐由绥靖转向遏制。促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分化为亲英美派和亲日派,对日不抵抗政策发生动摇。中国共产党及时放弃“抗日反蒋”口号,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的实现准备了必要条件。
【重点讲解】
考点1:对“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理解
(1)反帝的根据:
①从斗争起因看:由山东问题引起,此问题是分赃的巴黎和会所导致的。
②从斗争口号看:“外争国权”,不承认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议。
(2)反封建的根据:
①从斗争目标看:开始时提出罢免卖国贼职务,工人参加后,进一步指向北洋军阀政府。②从斗争口号看:“内除国贼”。
(3)彻底的根据:指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不两立的斗争精神而言。
考点2:上海成为中共革命发源地的原因
首先,上海是当时外商企业和中国工业分布较多的城市,工人阶级力量相对集中,力量壮大,五四运动后期中心就在上海。
其次,当时在思想界影响重大的陈独秀也在上海,因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号召各地发展组织,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上海事实上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最后,上海当时海陆交通相对发达,与其它各地之间的联系相对方便。因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此后党中央设在上海,一直到土地革命时期。
考点3:中共采取“党内合作”的原因、作用、存在的问题
原因:一是共产党人当时力量弱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目的是为了将它改造成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斗争任务。二是“党内合作”不是共产党并入国民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共产党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合作不是组织上的合并,这是因为两党所代表的根本利益和最终目标不相同,两党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
作用:党内合作使统一战线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便于领导革命,也容易被国民党所接受,有利于改造国民党,使其获得新生;同时,共产党员有双重身份,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有利于中共从工运低潮中走出来,更能在孙中山这面革命旗帜下广泛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存在问题: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国民党的领导权也就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容易使中共放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出现陈独秀“右”倾错误,不能够采用“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最终大革命失败。
考点4:北伐战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原因分析
(1)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推进,各革命阶级的力量空前团结。
(2)北伐出师有名,属正义战争,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
(3)北伐作战目的明确,作战方针正确。
(4)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叶挺独立团最为突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5)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
(6)北洋军阀失道寡助,且各自为战,力量分散。
考点5: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实践和理论上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①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②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鉴于敌强我弱的现实形势,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被迫放弃,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队伍开进井冈山。
③通过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半年后,毛泽东和朱德会师,井冈山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扩大。
④毛泽东及时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革命采取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的原因。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很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考点6:遵义会议
(1)历史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表明中国革命已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引起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怀疑、不满;突破湘江封锁线,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之后,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在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要求改变领导的愿望日益强烈。转兵贵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改变,避免了红军的覆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2)内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柏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议题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军事问题,明辨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指出“左”倾错误领导人推行的单纯防御战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二是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特别是解决军事最高指挥权问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会议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3)历史意义:
其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其三,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极度削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转折,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线阵地,执行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考点7:对十年内战时期两次扭转危机转变的比较
十年内战期间,中共经历了两次扭转危机的历史性转变,第一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到土地革命兴起,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严峻考验。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几乎濒临覆灭的危险。但两次危机中共都依靠自身力量,使革命转危为安。这两次转变表明:脱离实际,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政策和策略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毛泽东在这两次历史性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考点8: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分析
(1)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和独裁统治;中共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2)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还没有触及到美英和四大家族的根本利益,国民政府仍积极“围剿”红军。所以,阶级矛盾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3)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已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压倒一切的矛盾,阶级矛盾退为次要和服从地位。
考点9:1927年——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期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
①挽救革命方面:
a.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理论;
b.直接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第一个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确立了我军建军原则(党指挥枪),成为人民革命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c.长征中排除“左”倾干扰,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②探索革命道路方面:
a.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最大的根据地;
b.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c.领导了前三次反“围剿”斗争,总结了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
d.制定了土地革命路线。
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
关键词: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共产党,三民主义
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 研究当中的道理, 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 便起信仰;有了信仰, 就生出力量。——孙中山
一、国民革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革命, 亦称大革命, 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合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国民党一大召开后,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对内推翻军阀, 对外推翻帝国主义, 正式决定实行国共合作。至此,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开始兴起, 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 国民党加强了各革命力量的联合, 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与北伐革命的重大胜利, 奠定了日后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基础。
二、国共合作: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认同
国父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国民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思想的精华。用最简单的定义说, 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孙中山认为, 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 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
下面, 本文从三个方面入手, 浅谈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认同与接受的原因与表现。
(一) 三民主义与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
国民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与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 这是中共对三民主义认同接受的原因之一。1922年, 中共二大召开,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指出当前的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宣言》制定了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革命纲领:消除内乱, 打倒军阀, 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一年之后, 中共三大召开, 大会确定建立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共产党接受国民党领导、认同并接受三民主义思想。1924年, 国民党一大召开, 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即“新三民主义”, 主要特点是:在民族主义上,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 使中华民族“自由独立于世界”, 对内承认“各民族之自决权”;在民权主义上, 确定中国为民主共和国, 承认政治上人人平等, 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主张国家政权的统一;在民生主义上, 一曰“平均地权”, 提出“耕者有其田”;二曰“节封资本”。综上所述, 新三民主义与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同, 被共产党所认同, 为国共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 近代中国国情与中共自身发展需要
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共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共产党对三民主义认同接受的原因。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主革命第一要务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 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发生后, 共产党人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仍然是目前中国革命最强大的敌人, 由此加速了国共合作的步伐, 积极投身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行动当中, 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并认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 最终实现国共合作。同时, 在国民革命国共合作时期, 共产党的自身发展也是令人瞩目, 从一个秘密的小党成长为中国第二大政党。国共合作之初, 共产党刚刚成立三年, 还是一个年轻的政党, 一直以秘密的地下组织的形式存在着。国共合作以后, 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并宣传自己的政策与思想, 极大促进了组织的发展, 扩大了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
(三)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合作
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二者关系来看, 共产党认为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可以合作的。中共在国共合作期间高举三民主义旗帜, 但同时要保持信仰自身的共产主义, 这就需要中共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进行梳理。在孙中山看来,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种朋友的关系, 他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 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 并且是一个好朋友。毛泽东也认为, 新三民主义, 就是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从结果来看, 在新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 共产党组织的工农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 向广大人民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 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力。
结语
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共自身发展需要、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二者关系这三个方面看,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总体上是认同与接受的。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认同与接受, 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国共合作的前提, 而国共合作则是国民大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才能消灭近代中国各地军阀分裂势力, 顺利进行北伐战争, 为日后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孙中山.三民主义[M].九州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版.第2页.
关键词: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制度;意义
1925 年8 月,中国历史上的新型军队——国民革命军成立了,它是第一支为实现党的目标和宗旨而战的军队,它开创了全新的军队政治工作,是中国军队历史上的首创。它建立了科学的政治工作制度,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军队成为革命的先锋,为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和北伐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由共产党开展的,虽然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但是通过这一时期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和摸索,共产党初步掌握了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思想和原则。为后来的红军政治工作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其丰富的政治工作形式和内容对新世纪军队政治工作的创新和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的酝酿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继续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是,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一味地用杂牌军队打仗,或者寄希望于各派军阀在互相混战中自取灭亡,幻想在军事投机中获得革命的胜利,结果一再失败。在惨痛的教训中,孙中山深切感到旧军队是靠不住的,一个政党要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首先必须掌握武装,建立起一支以自己的政治纲领为指导的、忠于党纲并为此而不懈奋斗的军队。
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孙中山很大的启发,他认为俄国革命胜利经验“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党员作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1]于是,他开始重视苏俄的红军建设,以求借鉴。1921 年12月,在共产党的撮合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并向孙提出了建议:一是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是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为了学习苏俄建军经验,根据马林的提议,1923 年8 月,孙中山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军事和政治,孙中山对苏军的基层党支部和政治委员制度很感兴趣。基层党支部制度是在军队设立党支部和党委会,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政治委员制度是苏联红军1918 年建立的,其职责是在军队中贯彻党的政策,对军事领导进行政治监督,领导军队中的党组织和全部政治工作。他们通过大量的政治工作,巩固了部队,使新生的苏俄红军战斗力倍增。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援助下,孙中山主持创办了黄埔军校,并且“仿效俄国”,借鉴苏联红军,在军校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并且以党代表和政治部为依托,在军校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工作,以革命主义来武装师生。要求学生做到“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终身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服务”[1]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军队中有政治工作和党代表的起点,它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雏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政治和军事人才。
在黄埔军校,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在实践中,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有所完善,这为国民革命军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和经验。1925 年7 月2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所属各军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8 月,国民革命军编组,初编5 军,后又编成8 军。这八军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军队,二是归附大元帅府的军队,三是从北洋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军队。大部分军队还带有旧军队的影子,具有军阀性的特点。虽然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是还存在事实上的割据,一些将领把军队当作是私有之物,官兵们追逐私利,只求升官发财。因此,对于旧军队的改造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最根本的是要让军队清楚为什么要打仗,为谁打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而在黄埔军校和教导团形成的政治工作制度,在东征中初试牛刀,展示了强有力的作用。因此,在国民革命军成立后,这种制度得以确立。
二、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制度的主要内容
首先,确立了以国民党特别党部、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为主的政治工作制度。特别党部规定军校师生为国民党员,应履行党员责任、义务和权利
它的职能在于使军队“党化”,在党代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党代表是国民党中央派出的党对军队的全权代表。党代表的职责是“监察本校行政,指导党务之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1924 年10 月军校增设教导团时,在连营团上都设了党代表。这也是中国第一支设立党代表的武装。1925 年5 月25 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如下决定:“(一)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该管长官执行。(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2]这一决定给予党代表较高的地位,如果军事长官发布的命令没有党代表的副署,则命令无效。这个制度保证了党的主义和政策的贯彻,而不致把军队变成军阀的工具。国民革命军成立后,部队在连以上编制设立党代表,下级党代表对上级党代表负责,如连党代表对营党代表负责,营党代表对团党代表负责。政治部是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的职能机构,全面负责党务组织和宣传等政治工作任务。政治部担负着军校及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任。政治部下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政治部对党代表负责,党代表指导政治部工作。这种制度是中国军队史上所没有的,它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实现了政治领导军事。
其次,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和规章,保证了各项制度在实际工作中的实施
1926 年2 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了在国民革命军中进一步推行党代表制度,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条例对设立党代表的目的、任务、组织系统和职权范围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有:“党代表为所属之长官,及发布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3];“一切命令及发出的公文,未经党代表署名概不发生效力”[3];“关于军队中的政治情形和行为,党代表对党负完全责任,并指导其所辖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3];“党代表以自己勇敢无畏的精神感化官兵,为官兵之模范”[3]等。该条例的颁布,使党代表制更加制度化。可以说,它也是黄埔军校创立以来实行党代表制的经验总结。与此同时,中央军事委员会还颁布了《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陈公博:《党代表条例和政治训练部组织的解释》,载1926 年2 月《军事政治月刊》),明确了党代表与政治部的关系,以及各级政治部既受上级党代表之领导,也要指导所属下级党代表的职责。还规定政治训练部受总党代表的指导。另外还颁布了《政治部工作细则》《宣
传队组织条例》等规章,这些文件的颁布,不仅明确了各部的职责,同时也使得政治工作更加制度化和程序化。并且也明确了政治工作不同时期的任务和方向。
第三,对政治工作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军队各级党代表是开展政治工作的主力军,因此,比较注重对党代表的培训。很大一批党代表是来自黄埔军校的学生,1925 年3 月学校改组后专门增设政治科,来补充军队的党代表人选。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后,重新制定了政治教育计划,加大了政治教育的分量。政治部编写了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导教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同时,还聘请一些富有教学才能的党员担任政治教官,开展多样的政治活动。首先,讲授政治课,开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社会主义》《军队政治工作》等20 多门政治课程;第二,定期举办政治演讲会和特别演讲会,邀请邓中夏、彭湃、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等共产党员来校讲演;第三,举行政治讨论会;第四,进行政治问答,将学生平时提出的疑难问题和重点问题,由政治教官在校刊《黄埔日刊》上公开做答;第五,出版发行各种刊物如《军事政治月刊》、《黄埔日刊》、《黄埔潮》、《中国军人》,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另外,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1925 年冬,还在广州成立政治讲习班,为各军培养政治工作人员。多样化的培训,开阔了政工人员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养,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为革命主义的宣传、军队凝聚力的增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形成了初步的政治工作理论
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的摸索,是以共产党为主开展的,他们不仅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而且提出了一套政治工作理论。首先,指明了革命军队的地位和性质: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种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成为解放人的武力”。其次,指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意义,目的和任务。周恩来认为政治工作就是要“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关于政治工作的目的,恽代英认为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之武力”[1]而政治工作的任务和使命“对于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不仅让军人懂得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第三,对政治工作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周恩来指出: “我们在军队里作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要更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及训练”。第四,指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熊受暄具体概括为: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民众运动4 个方面。游步瀛把军队的政治工作分为宣传、组织两大类。指出军中的政治工作,不但比普通一般的政治教育不同,比任何政党社团的政治工作都还要专门一步,困难一层。共产党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不仅对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后来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至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都有重大深远的影响。
三、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制度的评价
1924-1927 年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推动了军队的改造,提高了军人的觉悟,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一些共产党政治工作人员的身先垂范激发了官兵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战斗精神。如在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上,政治工作人员身先士卒,成为官兵的表率。在攻占乐化车站时,战斗十分激烈,孙传芳第四、六旅6000 余人死守火车头,架设野炮随行随射,死伤无数,“当时我方阵势顿行松懈,政治部工作人员全体加入前线督战。高呼‘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4]正面部队士气大振,发起冲锋,攻占了乐化车站。在多次战役中,革命军凭借不怕牺牲的精神,实现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以少胜多,以若胜强的目标,这是平时政治工作效果的最佳体现。1937 年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的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部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时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 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5]另外,通过对民众的宣传和动员,密切了军民关系。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第二次东征时,宣传队前往沿途村镇到处演讲,张贴标语,散传单,教唱革命歌曲,向村民宣讲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宣布一系列的纪律,不损害民众的利益,因此战争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在北伐战争中,军民关系进一步密切,一些群众基础好的地区,组织开展了广泛的拥军活动。如冲锋队,群众与军队一起战斗杀敌;交通队为部队修桥铺路;暗探队为部队刺探军情;运输队无偿为部队运送粮弹,转移伤员;慰劳队组织群众为部队送茶送饭。东征和北伐的胜利既是战斗力的显示,是革命的政治工作的显示,也是良好军民关系的显示。
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也存在许多的局限。
首先,国民党的大权独揽限制了政治工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在国共合作这个特殊的大背景下确立和发展的,大量的政治工作是靠共产党完成的,但是特殊的合作方式使得共产党没有任何实权,虽然制定了一些政策规范,但往往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军队虽然设立了总政治部,但它部署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由于蒋介石的独裁,总政治部也没有太多的权力。导致政治机关之间缺少组织,军队内各个政治部之间没有协调,往往是前面的政治部在领导一个运动,而后面的政治部又在领导另一个运动。“上面对政治工作是没有领导的,既不要求工作总结,也不给予方针性的指示。这不能归咎于政治部,因为它没有权”[6] 。由于蒋介石个人对政治工作的偏见,同时也由于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怕兵权旁落,因此对政治工作人员诸多限制。过多插手政治工作人员的配备,以求得左右得平衡。而在四一二前夕,蒋介石又撤掉了党代表,师以上的政治部也改为政训处,政治工作机关完全成为军事首长的附属品。这也是在这一时期政治工作实践滞后于政工理论的一个原因。
其次,军队信仰多样化削弱了政治工作的效果
一个军队要展开强有力的精神激励或政治教育,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国共两党分别代表利益不同的两大阶级,两党合作的基础是孙中山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军队的政治纲领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颁布的,但是三民主义本身的缺陷被右派所利用,如孙中山多次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排斥共产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指导,这为右派提出取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提供了借口。戴季陶就是用了这样的借口,提出了反动的“戴季陶主义”。最终由于信仰的分歧引起了两派激烈的纷争,这种派系的纷争影响
了内部的团结,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削弱了政治工作的实效。
第三,蒋介石的治军思想对军队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蒋介石先后在保定军校和日本的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堂学习,传统的治军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从客观效果上讲,蒋介石的治军思想对军校及军队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并印发《曾胡治兵语录》供师生学习。强调盲目的服从,宣传忠孝仁爱,这与政治工作所宣传的军事民主,为人民而战是相悖的。
第四,军队的构成比较杂,也增加了政治工作的难度
国民革命军的军队大多来自旧军队,这些军队虽然在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但是内部的割据是不可能消除的,国民党对军队微弱的控制力,兵为将有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军阀的产生有了客观必然性。革命者对旧军队的改造是不可能是彻底的。另外,军队内部对于政治工作人员的轻视降低了政工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政治工作的开展。由于军队政治工作是个新生事物,有很多人不理解政治工作的意义,尤其是一些军事领导,轻视政工人员,认为其是“卖狗皮膏药的”,尤其在一些右派的挑唆下,政工人员在军队内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客观上影响了政治工作的效果。
综上,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作是在国共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其局限性是必然的,但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伟大开端,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理论的萌芽,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造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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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对于党军校及军队之训令决议案.引自(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3]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J].军事政治月刊,1926,(1).
[4] 中央档案馆. 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载(北伐战争)[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5]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研讨发言1
从19xx年新中国诞生至19xx年的近xx年间,xx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xx这块曾是一片废墟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文化大革命”和走向伟大历史转折等时期。
19xx—19xx年,即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年,是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贯彻实施时期。中共xx地委和xx专署积极领导全区军民开展清匪肃特反霸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多项改革运动,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全区x县的党支部发展到xxx个,党员发展到xxxx人。同时,开展了统一财政管理、稳定社会和物价等工作,使全区遭新中国成立前严重破坏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19xx—19xx年,为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时期。从19xx年x月开始,中共xx地委和xx专署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起步,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xxxx年下半年,全区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x.x%。这一时期,各级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发展。全区x县基层党支部增加到xxxx个,党员发展到xxxxx多人。积极开展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和统战工作,促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驻孝部队支援地方抗御19xx年特大洪灾,参加水利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此间,执行“一五”计划取得显著成就。
1956—1966年,xx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先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基本区情认识不足,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等运动,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又连续3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经济极度困难。
从19xx年x月起,xx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之中。19xx年xx月,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两年,中共xx地委在全区范围组织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开展整党整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受迫害老干部的工作,拨乱反正,使科教文卫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可以说,从19xx年至19xx年近xx年间,尽管出现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片面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失误,但xx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设施、农田水利、重点工程、地方工业、粮棉生产等诸多方面取得伟大成就,为我们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比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研讨发言2
同志们:
按照市委党史办公室工作要求,今天我们专题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段历史。时间跨度是指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通过学习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在1949年建国之初,国家百废待兴。虽然我们通过四年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但也留下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为零。在开国大典的时候,由于飞机数量有限,不得不飞行两次。但是,面对重重困难,我们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把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业农业制造业都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
我们学习这段历史,就是要弘扬各种奋斗精神如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用这些精神激励我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于本职岗位,多做贡献,用优异的成绩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弘扬伟大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是前提。我们党从建立之初到建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坚定理想信念。任而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如果,不能坚定信念,那么也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没有坚定理想信念,违背了初心使命。走上了贪腐之路,触犯了党纪国法,便是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的具体表现。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进行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地工作,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儿,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用。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靠得就是坚定理想信念。所以,处在今日的我们要弘扬伟大精神,首要前提就是要做到坚定理想信念。
弘扬伟大精神,埋头苦干实干是关键。我们弘扬铁人精神的目的就是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工作,通过苦干实干创造美好的明天。习总书记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曾经说过。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新形势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继续学先进赶先进,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鞭策自己,焕发劳动热情,厚植工匠文化,恪守职业道德,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只有通过努力奋斗,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只有依靠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奇迹,才能让国家变得美丽富强。人民也才能够安居乐业,幸福感、满足感不断增强。所以,我们要通过埋头苦干加实干,把弘扬伟大精神落到实处,而不是成为一句空话。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回顾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的实际,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这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的实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下面谈几点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党要兴要强,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首先,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决定了它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先锋队的特质永不变色,要实现肩负的多重历史使命,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必须以更大的韧性、付出更多的艰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其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决定的。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党风正,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共产党。坚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断炼就“打铁必须自身硬”功夫,就是要不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随时纠正脱离人民群众的不良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使党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再次,这是由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长期性决定的。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道。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加以解决。邓小平早就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既然如此,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就必须永远在路上。
政治与历史学院政治学系
09级1班
09070022
赵郡
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从小就知道,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一篇《为人民服务》,使我们懂得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歌词时时萦绕在我的心中,我们这一代人虽没有亲身经历这句歌词的史实,但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却亲眼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巨大变革”,就“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的转变过程。因此,党是神圣的,是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把它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早在革命时期,党就已经是一个善于创新,与时俱进的了。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政党。这个党必须是有组织纪律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这深刻地说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且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占大多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了党的理论。具体有以下几点:
1.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从思想上建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2.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 从政治上建党,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结合本国实际制定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教育党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3.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从组织上建党,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巩固与发展。
4.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从作风上建党,就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5.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团结 党的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内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不断探索,毛泽东思想在继续探索中不断发展。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党面临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就是能否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这次全会形成的实际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勇敢地担当起这个艰巨使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上阔步前进。
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基本问题,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我们党面临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性考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实践,把治党和治国、执政和为民结合起来,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都有新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面对着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党的创新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们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把握了这一关系,就把握了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就把握了党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化日新月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世界整体的发展。任何国家关起门来独自搞建设求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理论创新越来越离不开对当今“世情”和时代特征的认识与结合。这既是客观实际,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经验所在。
关键词: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 军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尽管对军事和军队问题的认识不够充分,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开始了早期的军事实践活动,这些军事实践活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作了必要的准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帮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
帮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实践活动的开端。在黄埔军校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黄埔军校,全称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该校因建在广州黄埔港附近的长洲岛上而得名。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很明确,在黄埔军校的开学演说中孙中山就说,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为根本创建新的革命军队,以挽救中国的危亡。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与孙中山秘密会谈,提出创办黄埔军校的建议,孙中山深表赞同。随后,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张太雷等组成“孙逸仙先生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军事。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形成后,加快了建校的进程。
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我军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政治委员制、政治部制度也是从这几种制度发展而来的。当时国民党人搞政治教育没有经验,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工作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基本上是共产党人担任的,比如周恩来、熊雄等。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等曾任政治教官。到1926年,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多时达160余人。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他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不仅很快完善了校内的政治部门,设组织、宣传、事务三科,还将孙中山倡导的党代表、政治部和特别党部制度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付诸实施,这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军校乃至中国军队以后政治工作的基础。
在周恩来、熊雄等人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革命的政治课程被放在了重要位置,课程除了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还有苏俄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等,政治教材大部分由中国共产党人来编写。在政治部的协调下,我党当时工农运动的领袖人物,比如彭湃、邓中夏、刘少奇等经常到校作报告。毛泽东当时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好几次被请到黄埔军校讲农民运动。1926年3月,黄埔军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0月,武汉分校成立,共产党人恽代英是武汉军校三人常务委员之一,实际主持工作。所以当时社会上,对黄埔军校普遍有“国民党的军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之说。
二、与国民党合作创建新制度军队
中国共产党协助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并承担了主要的政治工作。这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实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1924年11月,广州市内发生商团武装叛乱。商团是受英国和香港势力操纵的武装组织,它不服从于孙中山,在孙中山北上韶关的时候发生了叛乱。当时孙中山要求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作为骨干,招募士兵建立一支真正的能够忠于革命理想的军队,蒋介石任用黄埔第一期学生担当军官建立两个教导团,这两个黄埔教导团成为后来庞大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源头。通过两次东征,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鲁易任第三师党代表,将先云等七位共产党员分任七个团的党代表。到1926年初,第一军中仅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就有250人,连同未公开的达1500多人,绝大部分在各级做政治工作。
此外,在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中,除第五军外,其他各军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或副党代表。正好周恩来所说,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几乎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
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不仅对于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保证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于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我军建设中,党代表、政治委员的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设置,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的原则,就是对这个时期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曾说:“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
三、培养党的军事干部
培养党的军事干部,是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的军事活动。当时,我党除选派党员和先进分子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等学习军事外,黄埔军校成立后,还很重视利用国共合作创办军校的形式培养军事人才。
1924年年初,招生的决定刚一通过,中共中央就发出了62号通知,要求各地的党组织选派革命青年来参加军校。这就说明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前,当时的共产党人就认识到要争夺这个阵地。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秘密派送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第一期招生470个学生,后来合并了湘军讲武堂160多个人,最后拥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历的学生有600多人,根据周恩来后来的回忆:“当时黄埔军校有600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2]我党利用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有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后来党创建红军的一大部分领导骨干,如徐向前、刘志丹、陈赓、许继慎、左权、黄公略、周逸群等,都曾就学于黄埔军校。
党还在黄埔学员中建立了秘密组织,影响了一大批进步学员。比如建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火星社等组织,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联合了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军用飞机学校中已经毕业和尚待毕业的青年军人,会员多达2000多人,影响很大。
除黄埔军校外,我党在1927年在西安还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有第二黄埔或西北黄埔之称。这个学校完全由我党领导,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另外在杨虎城的部队中,也由我党党员协助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同黄埔军校一样,这些学校同样为党、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后来他们分别成为陕西1927年、1928年部分地区起义的骨干力量。
在大革命时期,我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的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为下一步独立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创造了人才基础。
四、创建和影响了一部分部队
在选派人员到军校培养的同时,我党还着手创建由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就在蒋介石建立黄埔教导团之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步伐。这支部队是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提议并亲自筹组的,名字叫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4年10月,周恩来从平定商团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便向广东区委提议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他的意见被采纳了。此后周恩来亲自找到孙中山提出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得到了孙中山的许可。铁甲车队主要的装备是一辆铁甲车,它实际上是一列火车,由一个车头和五节车厢组成。车的外面包上了厚厚的铁甲,武器不易击穿。车上还装备了重机关枪、手提机关枪、驳壳枪、铁甲车等武器。铁甲车队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大元帅府安全和铁路安全,经费由共产党自筹。1924年12月份周恩来建立了铁甲车队,拥有士兵130多人,队长、副队长和军事教官是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来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从外面调来的两个政工干部廖乾吾、曹汝谦担任。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一支军队。
这支部队也是叶挺独立团的前身。一年后,我党在得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后,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又从黄埔军校的二、三期学员中抽调了几十名毕业生作为骨干,在第四军中成立34团,次年改称独立团,约两千余人,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该团在北伐中是先锋部队,打出了名声。这个独立团确实是独立的,番号是李济深第四军的一个番号,但是人员的调配和组织的安排,甚至部份的经费都是中共广东区委自行解决,所以这支部队完全是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武装。
独立团占领武昌之后,我党趁国民革命军扩编的机会,将该团扩编为三个部分:独立团的大部分编为第4军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任团长;叶挺带领一部分骨干,组建了11军第24师;以独立团部分战士为基础,新建了75团。此后,党又派73团参谋长卢德铭出任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这支部队也置于我党掌握之中。这些部队正是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
我党不仅在协助国民党创建新制度军队的过程中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而且还给编入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以民主的政治影响。比如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20军、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武汉军政学校、冯玉祥国民军的张兆丰师、史可轩师等,叶剑英在我党的影响下毅然加入共产党,在他的努力下,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基本为我党掌握。大革命失败后,这些部队分别参加了三大起义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成为我党创建和发展红军的基础。
朱德曾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3]
五、广泛动员民众,建立工农自卫军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通过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两种方式相配合来进行。军事运动是国民党工作重心,民众运动是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国民革命中,我党主要是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援革命战争。这是国民革命国共合作的重大体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组织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广泛的最有组织的民众运动。
民众运动,首先在广东深入开展,广州工人组织了工团军。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后为全国各地培养了800名能文能武的农民运动骨干。北伐战争前后,工农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在城市,武汉、九江的工人收回了英租界,上海80万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在农村,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到1927年春,全国工人加入工会的达280万人,农民协会会员则发展到近1000万人。
处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民众运动,必然与军事运动相结合。工会和农民协会纷纷组成自己的武装。到1927年春,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超过2000人,广东全省的工农自卫军约1万人;湖南工农自卫军发展到3000支枪;湖北工农自卫军发展到2000支枪;湖南平江、浏阳两县的工农义勇队也拥有相当于正规军1个团的实力。
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建立工农武装的实践,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也对党后来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有深远的影响。红军的一部分就源自这一时期建立的工农民众武装。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地区如两湖、江西、广东等地区,后来成为武装起义保留下的部队转移到农村的主要落脚点。
大革命时期我党的军事实践活动在客观上为党创建自己的军队作了准备,对于后来的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说:"中国的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116页。
[3]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的讲话》,引自《朱德选集》,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四有”,即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这是习总书记对当代革命军人的新要求,“成就大业,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依赖的是其中每一个人的奋斗,同样一支军队的强大,有赖于每名军人的担当,而“四有”作为强军兴军的必然要求也就应运而生。在会上有这么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如果把军人比作一把钢刀,本事就是那刀口的精钢,血性就是那闪着寒光的锋刃,而灵魂和品德则决定着刀锋所向。这句话直观明了的将“四有”精神对军人的要求展现出来。
有灵魂,作为“四有”精神的第一位,是“四有”的基础,有灵魂,即是有信念。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念,那无论他多么有能力也只能一事无成,信念是一个人的人格特征,凡是有信念的人,无论做任何事,处处都能体现信念带来的耐力和韧性,信念是人生的支柱,是航海时的灯塔,它支撑着我们的心灵,激励着我们去奋发,正是因为有信念,人才会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任何困难都不能与信念抗衡。作为国防生,有灵魂、有信念,即是要求我们听党指挥,对党的理想高度认同,对党的信仰忠贞不渝,对党的要求坚决恪守,始终保持对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坚定信念信心。而有灵魂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坚定信念去面对、克服挫折与困难,敢于面对,敢于担责,这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国防生的要求。
有本事,是必备的素质本领,空有理想信念却没有对等的本事去实现,那只能是盲目的幻想。有本事对于一名合格军人来说,就是要牢记我军的根本职能,把打仗作为主业、专业和事业,掌握必备的现代军事、科技知识,练就过硬的作战能力,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称为能打仗打胜仗的“刀尖子”。对于国防生来说,有本事就是要求我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能够熟练掌握并且应用专业技术,在训练时努力锻炼自己的体魄,增强自己的体能,既能扛起枪杆子也能拿起笔杆子,真正做到携笔从戎,知识报国。
有血性,是一名合格军人必备的精神特质。“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折射的就是军人的理想、抱负、血性、豪情。有血性的核心要义就是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就是要胸怀不辱使命的强烈担当。保持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坚定不畏强敌的必胜信念,发扬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有血性是我军战胜强大敌人的制胜密码,“如同一颗上了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射向敌人的胸膛”,关联我们当前的学习训练生活,有血性就是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不畏艰险一心向前,无论是学习还是训练,敢于与挫折相对,勇于挑战自己的短处,下狠劲儿去完善自我,改正自我,练就自己的豪气、胆气。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1)“两个先锋队”概念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一开始就重视在城市中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但是在如何从中国社会特点出发,处理好吸收工人之外的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与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系问题上,党内曾经存在严重分歧。党内那些只靠书本和外国党的经验来决定党的建设的领导人,单纯地从党员的社会成分构成来判断党的性质;片面地认为只要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党员,就会改变党的性质,就有使党变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的危险,结果使党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决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但不是主要标准。“两个先锋队”概念的提出,纠正了在党的组织发展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从而迅速壮大了党的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提高了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2)“两个先锋队”提法的丰富和发展
进入21世纪,我们党重提“两个先锋队”,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将“两个先锋队”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所修订的党章中,这是对党的性质做出的新概括,必将对党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2、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1)党的建设面临的不利条件
①从客观上看,农民占了绝大多数人口,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这些新党员所形成的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时,中共长期在农村和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教育党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还需要长期努力。②从主观上看,中共在成立时在思想理论上准备不足,缺乏长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同时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甚至控制过中国共产党,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适当干预和党内教条主义倾向都给党的建设带来特殊困难。
(2)党的建设也有有利条件
①党从成立之日起 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②中国工人阶级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党有一个良好的阶级基础;③有一套好的党建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党建理论。
3、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建设将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进行自身建设,继续进行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①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经验,也是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点。
②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其基本要求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民主的结合。③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第一,理论联系实际。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显著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④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其基本要求有,一是开展积极的思想、路线斗争;二是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三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四是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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