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精选8篇）

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篇1

近年来，我们在加强队伍管理、完善分配激励机制、强化学习培训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效果。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思想不正、作风不实、执行不力、管理不严、缺乏创新”等问题在一些人身上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还比较突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工作的持续进行和健康发展。

思想不正。相对其他企业来说，干部员工压力较小，收入较高，普遍存在着依赖烟草、依赖企业的思想，缺乏必要的责任感和危机感，对严格规范、注重效率的承受能力较弱，这或许有长期工作在良好的发展环境里的原因。一些人不认真践行“负责任、重执行、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对本企业的发展不关注、不关心，工作无所用心、思想因循守旧，发展只满足于维持现状。平时不加强自身理论学习，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在困难面前，强调客观因素多，发挥能动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少，责任感、危机感、紧迫感不强，工作不求做得好，只求过得去，得过且过，进取精神不强，攻坚克难的意识逐渐减弱。

作风不实。不坚持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急功近利，不按企业发展、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办事。有的工作思路单一，只安于表面，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就可以了;有的工作作风还不够扎实，对问题不作深层次的分析，思考不深刻;有的工作作风上拖沓，工作落实不及时;有的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够主动，在预见性和超前性方面也不够强，工作忙于应付;有的实施管理不深入，对一些突发性工作调查了解不够，没有作全面了解就主观从事。

执行不力。工作执行力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令不畅，办事拖拉，不讲效率，相互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平时不抓紧，忙时乱应付，与本企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只为困难找理由，不为解决问题想办法，使上级的决策部署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味，落实大打折扣，不符合上级要求或与上级精神背道而驰;有的不注重学习领会上级精神，不主动加强学习业务知识，不与时俱进;有的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不把精力放在落实上，不注重工作实效，不注重基础工作，不注重过程管理，只为检查时能应付过关;有的大局意识不强，全局观念较差，把本部门利益和个人如何平稳过渡看得太重。

守纪不严。主要表现为不严格遵守管理制度，不严格落实管理措施。有的不遵守工作纪律，自由散漫，无故迟到、早退、串岗、脱岗，玩忽职守，工作时间内上网聊天、玩游戏等;有的缺乏规范的程序意识，事前无计划，事中无报告，事后无反馈，办事拖沓，推诿扯皮;有的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工作思路不清晰，被动开展工作，满足于做好上级要求的工作，主观能动性不强，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旦出现问题就找理由为自己推脱责任。

创新不够。创新不够就是学习抓得不够，没有能力使自己认识新事物，找到新思维;就是自我满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样，就致使很多工作走老路，发展陈式化，求稳不求进;就是对本职工作思考不够、分析研究不够，以及对新事物和未来设想思考研究不够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造成上述作风建设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知识陈旧。学习热情不够，早年的知识存底掏空殆尽，新知识未及时补充，工作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更是自然，头脑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反应迟钝自在情理之中，面对工作困境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四处应付;二是监督乏力。不良的工作作风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纠正起来也不能指望一天两天之功。当前，一些环节监督乏力、制度措施皮软是导致工作作风问题纠而无力、整而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叫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律监督为时太晚;三是约束不力。主要指在一些管理环节，没有作风建设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定行之有效长短期规划和必要的措施，并表现为应付上级检查验收的多，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培训教育的工作还比较薄弱;四是工作无压力。由于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一些人满足于现状，形成了不钻研技术和业务，照样衣食无忧的认识和状态，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出现了“不会干”却成为逃避责任的最好理由等反常现象。

汇报人：xiexiebang

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篇2

一、现行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过度下移

事权划分、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三大基本要素。其中,事权划分是分税制的基础。政府事权范围与财政支出责任密不可分,如果政府之间没有明确界定事权范围,就难以合理划分财权。但是从我国1994年分税制体制改革的内容来看,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仅仅改变了收入分成办法,而未触动政府间事权即支出责任的划分。

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目前我国在《宪法》里作了大致的规定,但在经济方面的事权划分不明确,实际操作上不易把握。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划分了各级政府的支出范围,但也较为笼统。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上下级政府间事权相互交叉,混淆不清的问题。

政府间事权界定不清与我国尚处于重要的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原则进行准确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政府职能尚未实现从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建设型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职能的转型,造成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现象较为普遍。如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仍把发展本地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将大量支出用于建设性投资,还在不同程度上介入竞争性领域,相应减少了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导致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另外,除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外,由于政府层级过多,以及部门利益等政府管理模式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造成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缺乏规范,基层财政支出责任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省级以下政府(市、县、乡/镇)负责提供大部分的公共服务。地级市和县级市是提供社会安全网的主体,负责向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提供收入支持和再培训,失业保险以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会养老金所需的资金;县乡两级政府负责提供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从世界范围来看,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些开支庞大、责任重要的项目不仅不合理,也与国际惯例不尽一致。除转轨经济国家以外,社会保障通常由中央政府提供。社会安全网机制所需资金主要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提供。特别是鉴于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这两类基本公共服务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效应,也主要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负责提供。另外,一些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项目如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建设,受益范围基本都跨省区、跨区域,但这些工程的间接性支出和损失大都由实施地政府来承担,这种本应由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跨区域的公共服务责任下移加重了地方基层财政的负担。

目前地方政府支出负担过大,其根源在于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重新上收了收入权,但没有相应地调整支出责任,地方政府的预算压力由此日渐沉重。

(二)基层财政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财政收入分配制度对财力均衡的调节作用有限

1994年起我国实行的中央对地方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由于没有以规范的方式明确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关系,致使财政收入划分也难以规范,政府间收入分配制度对财力均衡的调节作用有限。

由于政府级次多,现行分级分税体制下的主体税种实行多级共享。税源相对充裕、增速较快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作为中央、省与市县共享税,且越往基层留成越少。留归县级的固定收入,仅仅是一些税源分散、税收数额小、变化因素多的小税种,不仅征管难度大,增收潜力小,而且收入稳定性差。目前,部分县乡收入由于受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财政收入忽高忽低,风险加大,难以均衡增长。再加上县域经济发展缓慢,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致使县级财政后续财源不旺,财政收入增长乏力,无法保证基层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

1994年以来,甘肃省按照中央对省的分税制改革模式,建立了省对市县分税制体制的基本框架,但迄今为止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并未完全到位。特别是市州以下的分税制改革更是“五花八门”,既不统一,也不规范。如在“十五”期间进行的地改市过程中,有些地方在财力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层层集中,致使县乡的收入增量大幅度减少。从近几年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运行来看,在共享税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县级收入上划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如2002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上划比例为50%,2003年后上划比例提高到80%,使县级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乏力,县级财政对上级财政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自我调控能力越来越弱。

而与此同时,许多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又往往层层下移,特别是上级政府出政策,下级政府拿钱的问题,导致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纵向财政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基层履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的资金保障严重不足,而且也直接导致了“软预算约束”现象。

(三)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不尽完善,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1.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方面存在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实行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此制度是在特定时期制定的,带有“过渡”色彩,还存在诸多缺陷,不符合实现均等化目标的要求。主要问题是:

(1)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规范。规范的财政体制不仅要求政府间事权划分清晰、职能定位准确、政策目标明确,而且在转移支付的安排上应有严格的立法保障。我国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已10多年了,目前上万亿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只有一个由财政部制定的部门规章性质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并且这个转移支付办法的行政色彩非常浓厚,缺乏一个总体的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规范。

(2)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等有违均等化目标的补助仍占相当高的比重。税收返还是以1993年的地方实际收入为基数,其分配数额主要是采用“基数法”来确定,在很大程度上照顾了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发达地区得到的税收返还要大大高于不发达地区。体制补助是根据财政包干体制划分时体制变动因素决定的。这两项转移支付由于缺乏对地区间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等客观差异的综合考虑,使原体制在资金分配上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保留在了基数中,固化了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降低了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和能力,使富的地区更富,穷的地区更贫困。不仅不具有均等化作用,反而成为导致实行分税制后地区间财力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3)均衡性转移支付缺少目标和均衡标准的设定,所占比重不高,对各地财力横向均衡的影响有限。我国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即一般性转移支付)在设计上是超前的,但是没有明确设立该项转移支付的目标(到底要均衡什么)和标准(均衡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这就不能保证按照一致的标准来改善财政不均衡的状况。

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具有均等化效果的转移支付补助虽然相对比较规范,是根据各地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但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小,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较低,没有充分考虑到基层财政承载的事权需要,难以实现各地财力的横向均衡。而且这一制度建立以来,一直没有纳入法制化管理,对每年安排多少资金,或者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增量在其收入增量中占到多大比重,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时,测算补助的因素确定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有些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测算的准确性。另外,各种转移支付方式之间在计算时存在一些重复因素,同一地区可能因为同一原因同时享受多种补助,很不合理。

(4)专项补助比重过高,项目设置和管理不够规范,影响其作用的发挥。一是目前专项转移支付设置过多,其覆盖面几乎遍及所有的预算科目。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较高。许多专项为解决短期新冒出的问题而设立,但一直延留下来,没有引入“日落机制”严格审核其存在的必要性。二是许多项目的确定和范围选择不尽合理,既造成了政府间事权和财权之间的错位,也导致了资金使用上的分散。目前许多专项补助属于应由地方财政安排的范围,却由上级财政通过专项形式安排,不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安排支出。三是缺乏较为明确、严格的事权依据和规范的分配管理办法。专项补助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它应该是对地方发展某些项目的鼓励、引导和帮助。而现行的专项补助由于没有明确和严格的事权划分为依据,分配方法缺乏科学的标准。如中央级别有多个部门有独立决定转移支付项目的权力,它们之间没有正式的集中审核和协作,难以排除分配中的不规范和不公平,专项补助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

(5)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还未形成规范的制度安排。在目前地区间财力差距很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地区间横向的转移支付只是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和扶贫“对口帮扶”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尝试,还没有制度化地建立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2. 甘肃省省对下转移支付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甘肃省省以下转移支付规模来看,这几年省上十分重视对市县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省对市县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加,力度不断加大。但受中央转移支付现存问题的影响,从目前来看,省对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尽完善。

(1)省对下的转移支付总量有限,层次不高。我省转移支付资金虽已初具规模,但财力仍然有限,面对基层财政繁杂的支出任务和庞大的资金缺口,目前省以下转移支付规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运行困难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中央对省转移支付的财力不足,尤其是用于均衡化的转移支付资金过少。当前我省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基本以“保工资、保吃饭、保重点支出”作为主要目标,充分说明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层次还不够高,均等化力度还不够大,难以有效提高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2)受中央转移支付种类、结构的影响,目前省对市县的转移支付资金结构也不合理。

一是按照较为规范的“因素法”进行分配的、用于均等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规模还非常有限,占转移支付补助总额的比重较小(见表1),说明均等化力度较小。二是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维护原体制既得利益的项目仍然占较大比重,部分地抵消了转移支付总体的均等化效果。三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占财政转移支付总量的比重过高,但却不能形成基层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许多专项补助不具有明确的均等化意图,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甘肃省财政总决算报表计算整理

(3)目前专项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存在着“越位”和“缺位”问题。“越位”表现为各类专项资金通常都是由政府各部门分散决策安排的,在设定目标的定位和功能上存在着相互交叉、重叠的现象,而且由于资金安排太过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和集中使用。由于形不成合力,许多专项资金基本上都撒了“胡椒面”,影响到资金整体效益的发挥。基层对此反映十分强烈,意见也很大。“缺位”主要表现为省级在制定对各部门专项资金的协调规则、政策指导等措施滞后,资金管理办法和监督检查方面也没有完全到位。目前,大量的专项资金依然沿袭旧的支出办法,拨款环节多,各部门资金滞留和沉淀率高,支出效率低下,这也直接制约了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力度和效果。

(四)财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

除了以上财政体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外,财政管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同样也加重了基层财力紧张局面,不利于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阻碍着均等化的进程。

1. 省以下各项支出管理改革进展缓慢。

省以下特别是县级公共支出改革明显滞后,大部分财政改革不能如期推行。如部门预算改革工作,如果按部门预算的规范要求,公用经费和各项事业经费必须保障。但在当前财政状况下,由于县级财政捉襟见肘,收支矛盾突出,仅仅依靠县级财政是难以推进相关改革的。

2. 基层财政预算编制不科学,预算约束力软化,执行过程中随意性大。

一是目前基层财政预算编制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将各种预算资金采取基数加增长、切块分割的管理办法,尚未建立真正的综合财政预算。尽管目前我省各级财政实行了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但预算外资金仍然是谁收谁用,资金的使用权在各部门,财政无法统一安排使用。由于政府预算收支管理范围不全面,使得预算外资金未真正发挥缓解预算内资金困难的作用,这也加剧了基层财力紧张的局面。

二是由于年度预算的调整和变动缺乏规范的运行机制和法定程序,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也还存在着预算约束力软化、随意性大、中间调整和追加过多等问题。这种粗放式的预算管理方式不能体现财政资金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则,也不能保证财政资金能优先用于基本公共服务方面。

3. 尚未建立配套的预算支出责任绩效监督考核机制。

由于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预算支出责任绩效监督考核机制,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有些县乡政府和财政无视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不顾县乡财政困难,花钱大手大脚,存在开支随意性大、盲目上项目、铺摊子、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等问题,加剧了财力紧张的局面,使得本来就非常短缺的财政资金不能很好地发挥效用。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对增强基层政府财政能力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不利的影响。

4. 配套资金支出超出基层财政承受能力。

近年来,“三农”、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增加很快。同时,法律法规和上级各种文件要求基层政府承担的各类配套资金越来越多,而且许多是在预算执行中才出台。这些配套支出不仅直接减少了基层可用财力,也加重了其财政运行负担。有的项目在建设中由于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影响了项目实施进度和效果。虽然对专项配套有利于刺激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但过多、过高的配套支出要求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基层财政来说,可谓是沉重的负担。

5. 基层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政府运营成本偏高。

由于甘肃省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就业渠道狭窄,“吃皇粮”是就业的唯一出路,这就从主观上导致财政供养人口增多。同时,受国家就业政策的制约,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复退军人和军转干部安置任务大。造成许多县乡政府机构设置繁冗,人员严重超编,效率低下;财政工资性支出压力大,政府运营成本偏高,超出财政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越是落后地区、越是基层就表现得越突出。在甘肃,许多县乡财政纯属“吃饭”财政、“养人”财政,财政应尽的公共服务职能无法履行到位。

财政供养人员的快速增长,导致新增收入和转移支付增量的大部分被各种与人员相关的刚性增支因素“吃”掉,增加了行政运行成本,给基层财政带来额外的支出负担。

二、改革建议

完善财政体制,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既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并提供配套的制度支持;也需要甘肃自身不懈努力,锐意改革和创新。这两方面的改革都非常重要。

(一)中央管理层面

1. 明确政府职能分工和财政支出职责范围,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前提首先在于明确政府职能范围,各级政府的事权是政府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具体界定的结果。而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和事权(财政支出责任)有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因此建议:

(1)准确界定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职能分工。政府职能范围的界定决定着政府的事权即支出责任。在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要求各级政府的职能也要进行相应转变。这就需要首先重新审视和界定政府的职能作用。针对当前政府职能中存在的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市场与政府合理分工的原则,重新定义各级政府的作用,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即退出直接干预市场的私人产品的生产和一般竞争性活动领域,将各级政府的职能重点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调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经济创利型”政府。

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财政支出结构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财政支出要退出长期处于“与民争利”状态的竞争性项目,加大对比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使公共支出与政府职能相吻合,即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实施“公共财政”,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支出体系。

(2)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在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要求必须按照公共物品的层次性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范围。为此,一方面,应依据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效率原则,尽快将政府间相互交叉的事权彻底分开,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支出责任,并各负其责;对政府间的共同事务,按照支出责任和受益程度大小确定各级政府负担的比例,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资金归集到承担具体事务的一级政府。

具体建议是:要从广大社会成员最关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入手,清晰地划分各级政府的专有职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有职责。中央政府应主要负责公共服务范围划定、服务标准制定、财政转移支付和服务监督评估,重点强化规划和决策职能。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服务规划、服务组织、服务实施、服务改进等,重点强化执行职能。对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社会事务,经费应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主要包括一些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教育、公共安全,在具体项目中应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自的支出责任,明确各自承担的支出数量或支出比例。

另一方面,应通过进一步简化税种、完善税制,调整政府间支出责任和税收安排,给予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所必需的财力,使财权尽可能与事权相对应。

同时,我国应建立健全包括政府组织法、财政法、预算法、税法、转移支付法等在内的法律体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和固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划分提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从而使各级政府在收入和支出的划分上有法可依。

2. 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

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转移支付制度,在运行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制度在特定时期制定后,经过了不断调整完善,但仍带有“过渡”色彩,必然存在诸多缺陷,不完全符合实现均等化目标的要求,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

(1)推进转移支付立法进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增强其法律性,强化其法律保障,才能保证其健康运行,不受侵犯。这也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内在要求。因此,完善财政体制,需要推进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转移支付的一些基本原则、资金来源、核算标准、机构设置、分配办法和程序、监督及其法律责任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2)进一步规范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取消保既得利益的不合理项目,建立起稳定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机制。我国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具有比较全面的纵向均衡和横向均衡功能,但在政府间转移支付全部资金总额中仅占较小的比重。

因此,建议中央下一步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简化转移支付项目,取消与公平原则相背离、照顾地方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等以存量资金安排的转移支付类型,增加用于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可调控资金总量,建立起稳定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来源机制,着力加强和完善一般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

同时,借鉴国外经验,设立明确的一般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目标和均衡标准,充分发挥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地方财力差距、逐步实现横向均衡的重要作用,保证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力度不断增长。如通过确定一般(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在中央财政收入增量中的比例与增长速度,并制定一个中长期的增长目标和资金来源扩展计划等措施,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使中央财政新增财力除了安排本级支出正常增长外,切出一块财力用于新增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重点帮助中西部地区解决财力不足问题。

(3)深化专项转移支付改革。

一是清理和整合现有的专项拨款项目。建议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意图和事权划分原则,清理和整合现有的专项拨款项目。取消不合理的专款项目;将部分具有财力补助性质、宏观调控作用不明显的专项改为一般性财力补助;将目标定位和功能上存在着相互交叉、重叠的各类专项资金进行归并整合,使其指向性更加明确,资金使用效益更加突出。

二是引入日落条款,对于长期项目进行定期评价和清理。建议每隔3或5年对现有的专项拨款项目进行定期评价与更新,对于长期项目中名不符实和过时的项目要予以取消,对已形成地方固定财力的应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固定的或财力性补助范围。

三是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办法,严格专项审批程序。中央应建立严格的专项拨款项目审批和准入机制,严把专项拨款项目立项关,明确财政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间的职责,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增强专项补助的公开性,提高资金分配的透明度。

四是引入绩效导向的专项管理办法,设立全国最低服务标准的转移支付。对于卫生、教育等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央应在明确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最低标准和各个阶段应达到的水平的前提下,引入注重结果即绩效导向的核算标准,实现最低服务标准的落实。

五是改进专项转移支付的地方配套办法。现在已有的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过多地要求地方财政有相应的配套资金。这直接导致未能拿出足够财力配套、但实际上更需要专项资金支持的地方不能拿到项目,只好采取虚报数字的做法,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效果和专项转移支付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对西部困难地区适当取消需要地方配套资金的要求。

(4)合理借鉴国外转移支付改革经验,尝试运用分类转移支付办法。对于不少专项转移支付,地方更清楚其合理用途,由地方安排会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满足地方群众对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意愿和偏好。因此,建议借鉴国外转移支付改革经验,尝试通过运用分类转移支付办法,改革目前专项转移支付完全由中央部门决定项目的做法。可以将种类和用途相似的各类专项予以归并,由中央定规模,把项目决策权交给地方,由地方自己决定如何安排,这样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5)探索建立规范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在东南欧国家,地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是实现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很难单纯依靠纵向转移支付熨平不同地区的财力差距。特别是由于税源与税收分离、政策性定价所带来的地区间分配不公平,只由中央财政纵向实施转移支付很难操作,这就需要在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进行探索。

今后,一是可以在“对口支援”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建立规范化、公式化和法制化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二是结合新阶段主体功能区建设积极发展横向转移支付。例如,可以通过一些优先开发地区对限制开发地区提供利益补偿的方式探索建立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关系。另外,对于流域性生态保护地区补偿问题,建议实行横向生态转移支付补偿机制。由中央政府协调,通过横向转移支付,由生态效应受益地政府支出一块生态补偿资金,弥补生态效应生产地政府支出压力,以促进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三是对于税源与税收分离、政策性定价所带来的地区间分配不公平,也可以通过协商,由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进行横向的资金转移,以提高发达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积极性,缩小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距。

(二)省级管理层面

1. 合理划分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事权。

根据政府间事权划分的一般原则,省级财政主要承担省直机关运转及省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调控全省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等所需支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市县财政主要承担市县政权机关运转、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保障、救灾、扶贫、农业、教育、科技、卫生、公检法司等区域内各项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对保障确有困难的市县,由省级财政按照有关政策,视财力情况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给予补助。

2. 合理划分政府间收入——根据事权调整和变更情况,适时完善政府间收入分配机制,使财力与事权更加对称。

2009年,甘肃省政府按照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有利于调动市县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有利于保持省级财政必要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原则,调整了省以下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分配格局,财力进一步向基层倾斜。这次调整是近年来省以下分税制体制改革和调整中动作最大的一次,体现了省上对逐步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的重视。

今后,随着省以下事权划分的进一步明晰,还需要适时调整相应的收入划分办法。特别是针对市县一些尚有争议的收入归属问题,在考虑税种对经济影响的程度及征管效益的基础上,指导市州完善对县的分税制改革,增强市县分税制体制中收入划分的规范性,合理划分政府间的收入范围及征管权限。从根本上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改变县级财力不足的状况,增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3. 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总体思路是加大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省级政府调节省以下横向和纵向财力不平衡的责任意识,增强省级财政对市县级财政的指导和协调功能,逐步形成合理的纵向与横向财力分布格局。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

(1)调整优化省以下转移支付结构,增加具有均等化效果的转移支付项目的比例和规模。虽然现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总体目标定位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从确定具体转移支付额的分配公式和选取的因素来看,目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功能是“保吃饭”、“保运转”,而真正用于事业发展或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功能还不强。建议提高转移支付中具有均等化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通过科学核定各县乡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规模,对财力存在缺口的县实行基本需求保障政策,保证县乡工资发放、政府正常运转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支出需要;逐步实现在同等努力程度下,不同地区县级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等,促进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转移支付办法。

一是在因素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客观实际,适当调高财政困难县的公共支出标准。使县级财力增长与基本支出需求增长相协调,逐步提高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二是综合考虑全省财力可能和基层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需求规模,建立对基层转移支付的稳定增长机制。在保证县级既有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加大对县级在公共安全、生态保护、环境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移支付力度。

三是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增加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因素。如与生态补偿相关的国土面积因素、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因素和生态功能区划等因素。以综合反映各地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和成本差异,逐步完善均等化转移支付体系。

(3)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

一是应清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将一些具有均等化性质的补助项目合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目标更明确,结构更合理。

二是对现有专项资金进行整合,使其发挥整体效益。

三是建立对专项资金使用效果的绩效考评和监督机制。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绩效考评、监督管理和跟踪问效,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和有效使用。

四是减少或取消对县级财政的专项配套政策要求。应切实考虑县乡财政承受能力,改革现行专项补助办法,减少中央专项资金的县级配套要求。实事求是地确定和降低财政困难县的配套资金比例,甚至免除地方配套。

4. 不断完善“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办法——把推进财政层级扁平化作为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总体上看,以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的“省直管县”改革有利于推动县域经济向内寻求发展动力,促进县及县以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协调城乡关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积极作用。省政府决定从2009年起,再增加25个试点县,将改革试点范围扩大至41个县。为了使下一步改革稳步推进,建议在总结已有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各项保障机制、完善配套改革等措施,不断完善改革试点办法。

(三)需要配套进行的改革建议

完善财政体制是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效措施,但只有财政体制的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建立针对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的强有力的问责制和进行以绩效管理为导向的财政管理改革等配套措施,才能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1.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

加快各级政府职能转变步伐,改变大包大揽的做法,将其主要职能转移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上来,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2. 继续推进机构改革,有效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有效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探索建立财政、人事、编制相互制衡的增人约束机制,逐步减少行政性支出需求,降低政府运营成本,使节约出来的资金能更多地用于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方面。

3.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向民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斜。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我国社会发展新战略的重要部分,需要对公共支出结构重新调整和定位。按照以事权定财力,以责任定财力的原则,对需要加强的政府职能要增加财力支持,对弱化的职能要减少支出,体现财力支出向基本公共服务倾斜、向困难地区倾斜、向基层倾斜和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精神。

4. 建立财政支出管理的政府问责制,强化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监管。

建议将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加强对地方政府支出管理的问责。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关键环节入手,将基本公共服务的决策、执行都纳入问责范围,使行政系统内部问责、立法机构与参政机构问责和社会舆论问责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加强和改进地方政府财政管理能力,特别是预算管理能力和支出管理能力,强化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监管。

参考文献

〔1〕马国贤.政府预算理论与绩效政策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篇3

关键词:村民自治;建设;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6—0108—02

村民自治在中国基层民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村民自治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性突破,增强了村民的民主法制意识,转变了村干部的权力观念,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管理热情,实现了村务公开,对乡村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村民自治的内涵

村民自治,就是在党的领导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村民群众按照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实行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简单来说,就是村民自己的事儿自己管。具体来说,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村民自治主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民主选举,就是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成员。1988年《村民委员员组织法》(试行)开始试行,标志着包括村级直选在内的中国村民自治开始启动,一些农村开始直选村委会。1998年11月4日,《村民委会员组织法》正式通过,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试行期。这样一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修改了村委会选举办法,开始由村民直接提名进行选举,选举的直接性导致村级民主的真实性更加明显。

民主决策,就是村里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和村中的重大问题,都由全体村民讨论决定,而讨论的组织形成是召开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代会议。

民主管理,就是指由全体村民共同管理村内所发生的一切事务。农村村务包括政务、财务和事务三大类。村务管理有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两种主要形式以及其他新的管理模式。村规民约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乡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是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本村实际结合,把国家的大政方针制成干部易于操作,群众易于遵循的具体规定。通过制定、执行村民自治章程,广大村民群众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达到了民主管理村务的目的。村民自治章程被村民们热情地称为村中的“小宪法”。

民主监督,由村民直接了解、评议、规范村委会工作和村干部行为,使村干部在群众的监督下,依法工作。民主监督是法律赋予村民的自治权利之一,是村民自治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村委会定期报告工作、民主评议干部、村务公开和“民主日”活动。民主评议村干部,以无记名方式,由评议人填写“评议票”(或“测评票”、“考核票”),按被评议的分数,划分等级,公布结果。

村民自治,通过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干部,直接决定村里的重大事务,直接参与村务管理,直接监督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和村委会干部的行为,达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农村基层最直接的民主。

二、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村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1.乡村关系紧张。从传统上讲,乡镇是一级政府机构,当然对村实行领导。村民自治以后,乡镇政府对村的领导变成了“指导”。依照这样的指导关系,村级事务由村民自己管理。而涉及到国家的税收、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事项则由乡镇政府代表国出面进行管理。在这样的一种管理体制下,村民内部的事务乡镇不再干预,而村民对国家所应尽的义务又必希完成。这种新型的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很难为习惯于传统行为方式的乡镇政府所接受,也很难适应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2.“两委”矛盾冲突。村民自治容易导致村委会和党支部发生矛盾冲突。由于村委会的领导是经过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得到了大部分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村级的权力结构中具有很强的民选的合法性基础。

(二)村民自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现行行政体制是造成乡村关系紧张的原因。一是现行的行政体制是造成乡村关系紧张的压力源。乡镇政府作为行政体系中的最基层组织,处于整个级层组织的最底端,所承受的压力往往最大。在许多地区,乡镇政府名义上是一级独立的政府,但实际上形同于县的派出机构,只是执行来自上级党政与各部门下达的任务而已。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下,乡镇政府往往只能选择对上负责,调动一切资源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服务。在体制性的压力下,乡镇政府没有动力和精力指导和支持村委会工作。二是“两委”体制为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提供有利条件。如果说压力型行政体制激发出了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的动机,那么村委与村党支部的“两委”体制则为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提供了便利条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就明确了“两委”中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2.制度设计和思想认识是导致“两委”矛盾冲突的原因。一是制度设计的模糊性。现行相关法律、条例对两委工作范围规定是模糊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是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讨论决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究竟如何体现“领导核心”,究竟什么才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在第3条规定了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但在关于村委会职责的规定中,又几乎囊括了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二是传统的思维定式。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形成了较强的权威。党支部认为“既然党支部是领导核心,当然对村里的事有决定权”,长期以来的工作方式也形成了“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的观念。但是,党支部的权威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权威性受到了来自村委会的挑战。三是乡镇的干预因素。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乡镇与村党支部结成一种“天然的同盟关系”,因为当时还没有村委会,况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村委会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是那么突出,乡镇有事、有工作,一般都直接找村党支部。

三、如何加强村民自治建设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

村民自治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两条原则。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发展农村民主,必须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坚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又强调:“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必须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坚持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乡(镇)、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宪法和党章精神的体现,也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村民自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亿万农村群众政治主动性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提高村民自治的质量。

坚持依法办事,就是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自治活动,也就是说自治活动的内容不能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地方,不能超出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和范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保障村民自治的重要法律。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是一级政府行政机构,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自治组织,它还承担着一些政府的职能。

(二)创造村民自治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

制度建设直接关系着村民自治的成功与失败,当前村民自治的制度化建设仍应围绕四个民主进行,特别是要着重程序性方面的技术设计。从总体上看,选举仍是重点,这是因为选举牵涉的矛盾面很大,是全体村民关注的焦点。选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将直接影响整个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同时,也要兼顾到其它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尤其是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民主议事制度;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和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做到村务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法必依,有章必循,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提高村民自治水平。

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树立社会主义民主观、法治观和平等观,消解人们头脑中的等级特权、专制独裁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的不够,实行的不够,制度有许多的不完善”,加之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要使民主、法治、平等的现代观念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路程还很遥远。

(三)理顺“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

理顺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党支部是农村的领导核心,这是法律确定的地位,问题在于这一领导核心地位如何实现。领导核心指的是政治上的领导,而非越俎代庖,代替村委会直接办理村民自治的各项事务。党支部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是要保证宪法、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贯彻执行,督促村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行自治,积极提出村的各项发展规划,并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形成决议,监督村委会贯彻落实,监督村委会的工作及村委会干部的行为。

理顺乡村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乡镇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对乡镇的管理体制要进行改革,要转变乡镇政府原有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变传统的公共权力自上而下地单向式运行,还权于民,使村民自治名副其实。特别是要切断乡镇与村的经济利益联系,改变“村务乡管”、“村财乡理”的局面。要变以事后监督为主为以事前监督为主,变更多的行政干预为更多的司法监督。

(四)加强对村委会成员培训

村民自治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要履行带领全体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法定职责,挑起带领农村共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重担。各级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成员进行培训的重视,要像对国家公务员培训那样形成制度,使培训成为村委会组织建设中的一种规范要求,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带动这些地区村民自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篇4

一、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监督缺乏有效性。当前，从一些官员腐败案件揭露的情况看，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是其大肆敛财的体制原因。一些财权、物权、人事权较集中的机关和部门，已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主要官员“前腐后继”。外部监督不力，相互制衡不够，内部监督虚位，是当前我国一些党政部门的普遍现象。一些职能交叉的部门，又相互扯皮，对自己有利的抢着干，无利的互相推诿，损害的是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谋取的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

二、对领导干部特别是行政“一把手”的实施有效监督不够。一是缺乏同级和自上而下的监督制约机制。某些监督环节的空档和误区，使一些本该受到严格监督的领导干部往往得不到有效监督。一些地方主要领导身居要职，个人逃避监督，组织上的监督很不到位，有关制度也形同虚设。二是集体领导流于形式。一些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不尊重班子成员的意见，任意越权包揽；有的班子成员原则性差，看领导眼色行事，使一些错误意见也能通过合法程序。三是维护党内制度的严肃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抵制、干扰和破坏党内监督的行为，目前尚无可操作的规定及检查的标准。

三、权力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的程序制约和保障。目前，随着《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行政审批过多过滥的现象有所遏制，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审批程序、办事程序仍然存在不规范、不健全的问题，譬如有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多数属于内部规章，对执行者缺乏强有力的约束。一些地区为上项目，先由计划部门批准立项，有了政府批文后，再去找资金、办理其他手续的事比较普遍。更有甚者干脆跳出程序之外，由领导出面打招呼、定项目，即所谓的首长项目、领导工程。

四、垂直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监督存在盲区。从近几年查处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来看，垂直单位领导干部在监管方面存在“地方管不了，上级管不好”的问题。一些地方实行“条条管理”的行业，已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

五、纪检监察机关对党政领导干部任用工作实施监督不够，监督方式不规范，力度不大。一些地方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时有所闻。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监督制约机制，是一个涉及各个方面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构建和完善有赖于党的建设加强，有赖于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有赖于国家法制化的进程，需要我们统筹规划。因此，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对领导干部监

督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人大监督、民主监督、新闻监督和专门机关的监督，特别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一，完善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加强领导班子成员的内部监督。完善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核心是要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每次民主生活会前，参会人员应采取“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等方法，主动听取上级党组织意见，积极倾听群众呼声，查找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生活会的主题。主题要重点突出，不要面面俱到。会前，领导班子成员还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认真撰写发言提纲，深刻进行自我剖析，充分做好准备。民主生活会上，应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民主生活会上提出的问题，应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在狠抓落实上下工夫。上级党组织应派人参加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以加强管理和监督，切实担负起督促检查的责任。

第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收入申报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家庭和个人的监督。目前，这两项制度普遍存在报告和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事项不够严密和监督不力等问题，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应该扩大报告和申报主体的范围，不但“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应该纳入报告和申报范围，县级法院、检察院、公安、金融、证券、税务、工商、海关等单位中的关键岗位的中层领导干部以及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科级干部也应该纳入报告和申报的范围。领导干部报告的事项范围还应扩大，收入申报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工资表，对一些投资股票、证券收入、房屋出租收入等新形式的收入也应该列入申报范围。此外，应该对领导干部报告的重大事项和申报的收入进行监督检查，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报而不查”的问题。逐步实现由收入申报向财产申报过渡。

第三，建立和完善巡视、“三谈两述”和纪委参与干部任用监督等制度，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巡视制度作为一项新制度，还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加以完善。坚持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纪委书记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等制度，改进谈话方式，强化对领导干部各方面的监督。不断改进纪检监察机关参与干部任用监督的方式方法，对群众反映强烈、存在违纪问题的干部，不仅绝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从严查处。对干部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影响的，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第四，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加强广大党员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各级党组织应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党内有关法规的规定和各地实际情况，除依纪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将党组织的决策和决议、干部任免情况等党员群众关心的问题在适当的范围内予以公开，以不断增强党组织工作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当然，党务公开不是全部公开，也不是一下子公开，而是根据党内法规的规定和各地实际逐步公开。各级党组织既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党务公开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拓展公开的内容，创新公开的形式，规范公开的程序。推进党务公开应和建立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内情况反映制度、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结合起来，切实加强党员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实现监督关口前移。

第五，加大改革力度，从源头上强化对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当前干部作风中存在问题及原因 篇5

查找出的主要问题

一是极少数党员干部党性观念淡薄。有令不行、令禁不止，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缺乏宗旨意识，没有甘当民儒子牛的精神，把自己等同一个老百姓，对工作挑肥捡瘦，见荣誉、见利益就上，不能起表率作用，不能处处维护党的形象。二是个别同志纪律松散，想事少、谋事少。迟到早退现象不能根除，不遵守请销假制度，外出不请假、不续假、不销假；开会迟到、走思、打瞌睡，会上接听手机；每天八小时以内混天，八小时以外吃吃喝喝，熬夜打牌，迎来送送往。三是一些部门干部工作效率低，缺少实干意识。工作飘浮、懒惰空谈，敷衍塞责，凡事得过且过，整天混日子、求安稳、图清闲稳妥；工作上总是慢半拍，任务不按时完成，总留“死角”和“尾巴”，拖泥带水；工作只停留口头上，停留在数字上，停留在关系的操作上；思相上不想事，是忘事，不是干成事，而是帮倒忙，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热衷假、大、空的形式主义。四是工作思路跟不上农村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新形式。对新农村建设工作，还是“一把钥匙开几把锁。”习惯搞一刀切，头脑简单，遇事想当然，缺少调查研究，存在“知不抵位，识不符职”现象。在工作中表现为“知识透支、本领恐慌”。五是个别机关班干部服务不尽人意。表现有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官衙门”作风，存在“饭桌上办事”，“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现象。高高再上，下基层少，访贫问苦少，现场办公少。部门之间互相扯皮，少数人间分远近、有“小圈子”倾向。六是存在公私不分或是损公肥私的现象。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放不平，混淆不清，上班干私活，公款吃饭、为车加油、单位为电动车充电、公家电话私用等。七是技能水平贫乏单一，部分机关干部业务不熟。对交付的任务丢二丢三的，工作漏洞百出，常要加班反攻；写作语句不通顺、废话连篇、空洞无物；不能一专多能，作不成多面手，人浮于事，工作得不到快速发展；政策理论水平低下，群众咨询，一问三不知，工作中有法不依，常“念错经”，往往与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利益背离。八是少数部门领导搞一言堂，家长制，不以德施政。压制人才，打压人才，言行不一，工作方法缺乏透明度，乱批条子，暗箱操作。“迷官不迷事”，经常围着牌桌、酒桌转，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

原因主要有：各种学习、工作、督查等制度不健全或落实不到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风气不浓郁；学习政策、业务、法律、为人之道等知识被动、应付、时间短、层面粗浅；对当前新事物、新现象缺乏思考，对上情、下情、外情吃不透，没认清规律，把握不住工作的难点、热点和焦点；学习与思考，知识与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对知识、经验总结少；实践、调研时间少、浅、片面，没有科学识人、用人；

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篇6

一、当前烟草专卖执法队伍中的存在问题多年以来，烟草专卖执法人员为捍卫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净化烟草市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保护消费者利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是，面临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烟草专卖执法队伍暴露出了诸多的问题，已不能完全适应烟草商业企业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当前烟草专卖执法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观念上的错位

某些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无论是在市场检查还是在日常宣传中，俨然以“执法者”自居，将相对人放在对立面，从心理上歧视甚至敌视相对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错误地认为“我是执法者，你必须听我的”，甚至连相对人法定的陈述权、申辩权都不予理睬，一听就烦，尤其是相对人态度不好或多讲了几句话的时候，就要加重处罚，用这种“相对人是刁民”的“官本位”思想来指导执法，相对人产生抵触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

2.思想守旧，甚至偏离正确的的轨道

一是思想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市场在变他不变，表现在满足于走马观花、蜻蜒点水式的巡查，不注重检查质量和效率，一些烟草专卖执法人员经验少，判别能力差，发现不了问题，往往走过场，案件很难被查出。

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旧观念的消长带来部分执法 1

人员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一部分执法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巨大影响，学风不浓，敬业精神淡化，凝聚力减弱，行为方式变异。个别专卖执法人员平时不注重业务学习，业务素质仍较低，运用法律条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实践中把握不准。

3.语言上的生硬冷

在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中，有的执法人员不懂得语言技巧，说话干瘪，态度蛮横，行为简单粗暴，这不仅引起了相对人的反感，而且极大的损害了烟草专卖执法的形象，情况严重时甚至成为暴力抗法的导火索。作为一名执法人员，要让相对人感到亲和力，要牢固树立执法就是服务的理念，让对方感到你的执法是关心他、帮助他，防止小错酿成大错，从而在感情上赢得相对人的认同，避免事态的扩大。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烟草专卖执法人员都是演说家、心理学家，但作为一名执法人员，如果懂得一点语言技巧，掌握相对人的心理状态，抓住其薄弱环节，攻其要害，就可尽量减少和避免正面冲突，从而为案件的处理工作赢得先机。

4.行动上的随意性

综观诸多暴力抗法事件，能否把握好执法的方法和尺度至关重要。如当围观的群众较多时，在一些人恶意煽动下，相对人可能会失去理智，做出过激的行为。对此，烟草专卖执法人员一定要制怒、冷静，不能贪图口舌之快，逞个人英雄，要进行“冷处理”，不能怕面子上过不去而贸然行动，这就要我们每个执法人员既要有洞察力和应变力，又要掌握原则性和灵活性。

二、新时期加强烟草专卖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措施

1.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执法观念

首先，要更新形式主义的学习观念，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新思想；更新在执法过程中以管理者自居的观念，树立执法为民的新思想，切实做到“两个维护”的行业价值观；更新在管理上封闭运作的观念，树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开放型管理观念，提高管理能力。

其次，由行政管理转变为依法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今天，政府的行政管理也要走上依法管理轨道。烟草专卖工作的内容、形式、程序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来依法管理各类市场；

再次，要文明执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所以，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时一定要文明执法，说话要和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执行行政处罚过程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严格按照执法程序，依法行政处罚。

2.强化培训，提高素质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要建立长远的队伍教育培训规划和素质提升目标，着力抓好在职培训、离岗培训和岗前培训，加大职业道德、现代科技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培训力度，提高烟草专卖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3.积极培养专卖执法人员的言语技巧

语言是执法人员与相对人交流的主要方式，烟草专卖执法整天与相对人打交道，要特别注意言语方面的技巧使用。如在执法检查时，可通过先拉家常、问经营等方式，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从感情上拉近对方。在处理案件时，要根据初步掌握的案情在心中拟好询问提纲，明确问话重点及顺序，尽可能避免对同一问题的重复询问。对相对人的申辩要加以分辨，并有针对的加以解释，不能不着边际。对处罚后仍心有不甘的人，在宣讲时要尽量委婉而明确，使相对人认理服法。说话时头脑中要有法规的弦，不能意气用事，尤其是在执法受阻时，执法人员要学会自我调节和控制，头脑清醒，谋定而动，决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胡乱表态。

4.引进人才，保持执法队伍的新鲜血液

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篇7

关键词：村庄改造,问题,对策

一、加快推进村庄改造建设的背景和条件

(一) 现阶段村庄规划建设及农民住房总体状况很不乐观

根据对泰安市村庄建设的调查资料看, 多年来, 农村住房建设始终处于一种自发、无序的发展状态。一是分布散, 布局乱。长期以来, 农村居住分散化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农户居住基本以村组为单位, 或沿河、或沿路“一”字型、“非”字型分布, 一个行政村一般有七八个组, 部分行政村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自然村。大部分村庄功能区划不明, 布局杂乱无序, 楼房平房混杂。用群众的话说, 打地基不管高低, 开门窗不论东西。一些村庄虽然盖了不少新楼房, 仍然是“有新屋, 无新村”。二是占地多, 配套程度低。农户房前屋后多占多用比比皆是。大部分村庄公用设施严重缺乏, 普遍存在行路难、排水难等问题。三是建设质量差。农房建设大多由无营业执照、无施工资质、无施工许可证的建筑施工队伍承建, 无质量检验制度, 无专职质检人员, 无安全保障机制;大部分农户和建筑施工队心存侥幸, 贪图便宜, 在农房建设中有的使用不合格建材, 质量安全隐患很多。四是乱搭乱建。目前。有些村干部和群众法律意识十分淡薄, 有的村干部私下越权非法批划宅基地, 有的私卖宅基地, 有的村民甚至认为“宅基地是私有财产, 占得越多越好”等等。导致了农村非法流转宅基地、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超标准占用宅基地、“空心村”等现象的普遍存在, 产生了宅基纠纷和资源浪费。个别村内空闲地和空闲宅基地甚至达到了30%。

(二) 实施旧村改造、加快推进农村住房建设是当前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

对农村居民来说, 住房是最重要的财产, 建房是最大的消费支出。现在农村建一所普通住宅大约需要6万元~7万元, 建设综合楼每户大约需要10万元左右。启动农村居住工程, 将直接带动建筑材料、建筑劳务、装饰装修、家政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增加农民收入, 成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有力引擎。

(三) 加快旧村改造步伐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开展农村住房建设的过程, 实际上是对农村的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诸多要素优化整合与调整利用的过程。通过整村新建、迁建或者滚动整治改造, 加快小城镇、农村新型社区和中心村建设, 同步配套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 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将加速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差距, 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产品均等化。同时, 居住方式的改变会深刻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加快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有利于从整体上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二、村庄改造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 编制经费缺乏导致村庄规划滞后

村庄规划较城市规划重视不足, 直接导致上级经费投入不足甚至没有规划费用的投入。基层镇村根本无力承担正规规划院高昂的规划费用, 或者即使有些经费也不愿投入到非直接效益的规划之中。村庄经济实力远不能跟城镇相比, 如果得不到专项经费支持, 规划编制经费很难筹措, 编制经费短缺使得村庄规划流于应付。

(二) 宅基地管理法规政策不完善不配套

宅基地政策及管理是新村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宅基地的权属、管理、交易、流转、置换、整理等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及其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目前出台的一些相关宅基地政策中, 对宅基地的物权、上市交易和流转、农民住房买卖等规定还比较谨慎, 滞后于城市化发展较快地区的客观事实, 忽视了大批农民流动、进城的实际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宅基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空心村治理工作及新村庄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 村庄拆迁缺乏法律依据

在国家层面, 村庄拆迁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在泰安, 不同的乡镇拆迁政策不统一, 村庄拆迁评估标准、补偿标准、安置标准、安居房购买标准等没有规范, 实践中难以操作。大部分乡镇执行的还是1999年山东省国土资源局、山东省物价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征用土地年产值和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 (鲁价费发[1999]314号) 。一方面, 政府部门没有进行村庄拆迁的规范条例, 执法力量比较弱, 村庄拆迁的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 农民没有正式的条文来保护自身权益, 容易造成拆迁过程中关于补偿和安置上的争议, 增加了群众上访事件的发生。

(四) 资金筹集渠道比较单一, 办法不多

新村庄建设的前期启动资金主要依靠村集体结余资金和部门扶持资金, 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 加之筹措资金的办法不多, 一些村只能眼睛向上, 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资金缺乏, 制约了村庄规划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加强村庄改造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 村庄改造建设要坚持科学定位、分类实施

新村庄建设须因地制宜, 从实际情况出发, 进行分类指导, 不宜偏颇, 不能追求千篇一律, 而应实行村庄建设和整治的多样化。既要关注新村建设, 更要注重老村整治;既要有条件地让农民集中进社区、进城镇、进中心村, 又要兼顾农民生产需要和生活习惯, 合理化村庄布局;既要统一规划、有序建设, 又不能搞一刀切。

(二) 落实好村庄建设规划编制经费

没有经费, 规划编制就无从谈起。目前一些村庄规划编制之所以整体上滞后, 关键就是经费没有落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从实际情况出发, 可以考虑采取村里负担一部分, 其他由市、县、镇各补助一点的办法解决。有的村经济条件较好, 可以先行全面编制规划;有些村村财紧缺, 可以由村里负责总体规划经费, 详细规划分期实施, 由每一期的建房户集资解决各期经费困难, 或者先由市、镇政府垫付规划经费, 在村庄改造过程中再收取建房户相关费用后返还, 确保规划编制工作落实。

(三) 强化村庄建设规划的权威地位

村庄建设规划能否实施, 关键取决于农民的支持和配合程度。因此, 必须不断强化村民的规划意识, 大力营造依法用地、科学用地的优良环境, 从根本上提升村庄建设规划的权威地位。

1. 要强调编制规划的群众性。

村庄建设规划的编制要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 使规划能够反映绝大多数村民的意愿。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 切实提高村民执行规划的自觉性。

2. 要坚持规划实施的严肃性。

乡镇国土资源和建设部门在审批村民建房过程中要做到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实施到位;在新房建设定点时必须做到乡镇建设和国土资源所人员、村专管人员和建房村民“三到场”, 确保规划实施一步到位;未编制村庄建设规划的村不予批准村民建房, 对违反规划擅自批准或因工作失职造成村民违反规划建房的有关人员严肃追究责任;凡是违反规划的建筑, 一经发现立即依法查处。通过严格执法, 在农村形成没有规划不行、有规划执行不好也不行的建设用地导向。

3. 要全面激发规划实施的积极性。

一方面, 要严格限制农村村民违反规划单独选址建房, 严格限制超出法定用地面积建房, 严格限制违反规划占用耕地建房;另一方面, 要大力支持农村规划和建设住宅小区, 在土地审批、规费收取等方面给予照顾和优惠, 大力支持村民在规划范围内建造连体式、多层式等节地型住宅, 村民在法定用地面积内节省的土地, 由政府给予相应的奖励。

(四) 全力推进规划的实施, 努力解决新村建设用地紧张问题

一是要坚决实行建新退旧。农村村民入住新房后, 必须及时将其旧房收归村委会, 这是实施村庄规划, 统一进行旧村和旧宅改造的前提条件。为了确保旧宅收归村委会, 可以采取农村村民建设新房后, 其原住宅由村委会组织评估并给予适当补偿后收回的方式, 或者在农村村民申请建房时, 要求其书面承诺在将来国家和村庄建设需要时无偿将旧宅交给村委会处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建新交旧的原则都不能动摇。二是要积极鼓励拆旧建新。拆旧建新必须有好的激励机制, 要采取适当增加用地面积等政策性措施, 鼓励村民在符合村庄建设规划的前提下, 主动拆旧房建新宅。通过实施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 充分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 营造拆旧建新的浓厚氛围。三是要大力支持住宅流转。农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从加快农村的发展考虑, 应当允许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将原住房在本村范围内向无房户和具备建房条件的村民转让, 在受让方承诺不再申请建房并交出旧房之后, 准许出让方另建新房。这样做, 既有利于相对贫困的村民能够廉价获得新居, 也有利于先富起来的村民更新住房, 加速推进村庄建设规划的实施, 同时还有利于避免住宅闲置造成的土地浪费。

参考文献

[1]王晓东, 刘金声.对城中村改造的几点认识[J].城市规划, 2003, (11) .

[2]王竹卿, 邢媛.论城中村农民的现代化改造[J].农产品加工, 2005, (8) .

[3]陈银蓉, 梅昀.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土地利用规划修编[J].中国土地科学, 2005, (3) .

当前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篇8

一、正确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性：

2012年，煤炭行业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经济下行的影响，煤炭需求萎缩，价格大幅下滑。煤炭企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经营形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干部队伍能不能保持振奋的精神和良好的作风，团结带领广大员工去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对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开展作风建设，着力解决领导人员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设一支思想过硬、业务过硬、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发挥其整体效能作用，推动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当前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特点：

当前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学风上：存在懒惰、厌学现象，以工作忙为借口，素质上得不到提升。二是思想上：思想消积，不思进取，先进性得不到体现。三是工作上：缺乏责任意识，在岗位不谋其政，工作能力得不到锻炼。

具备有以下几个负面特点：

消极性：郭沫若《洪波曲》中提到“从积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团结自己的力量。从消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涣散敌人的军心。”部份干部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够，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不充分，个别领导甚至认为作风建设是件麻烦事，对工作影响不大，产生了一种“看惯、干惯、听惯”的坏习惯。如作风上表现为“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态度冷淡”、“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够主动”、“对创新的工作得过且过”。

片面性：是主观性的表现，往往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群众意愿，完全凭当然或个人情趣办事，凭主观意志决策。在思想上缺乏辩证思维的方法，不能客观地、全面的观察和分析问题，对重要的现象没有应有的警惕，基层调研的资料缺乏，工作随意性强。作风上主要表现为“工作不实，搞形式”、“干部任用，凭主观”。

偶然性：有句俗话叫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些干部往往忽视了“一万”和“万一”的辩证关系，在“一万”的偶然性中包藏着“万一”的必然性。他们无论办什么事情，因为一次两次或若干次没有发生问题，就以为永远不会发生，从而产生侥幸心理，侥幸心理逐渐占了上风，胆子越来越大，以至于违法违纪。作风上主要表现为“生活作风不健康”、“职务高消费”、“借机敛财”。

三、加强作风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理论素养，加强思想作风建设

一是要有责任意识。权利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必须明白在其位谋其政，享其利，就必须负其责，工作搞不好，就必须要追究，要处罚、要承担责任。二是要有执行意识。要保持政令畅通，将所有的决定安排，都必须贯彻到位，执行到位，不能明拖暗顶打折扣，确保执行效果。三是要有创新意识。针对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维，要在管理创新，方法创新上下功夫。四是要有团结意识。要多协作、多沟通、多支持，工作中不推诿扯皮、敷衍失职；五是要有廉洁意识。随着企业的发展与外界经济、物资交往越来越频繁，要进一步增强自我约束，自我保护的意识，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六是要有和谐意识。和谐是当代社会的主题，要处理好工农之间、上下级之间、干群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二）提高约束能力，加强纪律作风建设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既是当前之需，也是常青之基，重在提高约束力，实在增强行政执行力。俗话说“没有制度，不成方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没有了制度就像一盘散沙，没有核心竞争力。如果上班迟到、工作办事拖拉、出口脏话、行为随意…….就没有了工作效率。只有嚴格遵守纪律，改进纪律作风，善于用纪律约束自己，企业才有向心力、竞争力。

（三）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安全作风建设

曾有人说“制定了决策，事情只是做了一半，另一半而且是重要的一半，就是努力贯彻实施，如不能落实，最好的决策也是一张白纸”。对待安全生产要“尽心”去做，“尽力”而为。一是要加强思想引导，提高教育效率。如果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就不会有搞好安全的的自觉性，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的关系、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形成自我教育、自我保护的体系。二是加强精细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坚持精、细、实的作风，不要把干与没干作为重点，而是要把安全工作干好作为重点。对待现场安全生产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留有任何一点疏漏。三是加强现场整治，提高安全效率。要有敢抓敢管的勇气，正确理解“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对待现场隐患，处理率要达100%。同时，发挥好“六条线”、“作风监督员”齐抓共管的作用，改变深入现场少、理论讲得多、实际操作少、问题批评多、指导处理少，创造安全工作良好环境。

（四）提高防变能力，加强廉政作风建设

一是加强党性修养，保持清正廉洁工作作风。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的有关纪律规定，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执纪水平和业务能力，熟悉并熟练运用法律法规赋予的各项职权和手段，为企业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教育学习，使广大干部严于律己，常修从业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禁非份之想，不断提高自身免疫能力。二是加强正反典型教育，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通过案件学习，增强正面教育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深刻剖析违纪违法案例，增强教育的警示力和震撼力。三是加强基层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新途径、新方法。大胆创新，努力学习各种好的反腐教育方式和方法，可采取组织领导干部到监狱参观、播放反腐倡廉教育片、请司法机关专业人员授课等方式，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四是加强领导干部“三重一大”制度的执行力。开展廉洁谈话、诫免谈话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实行干部述职述廉报告，并执行廉洁测评、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