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责任（共8篇）
论刑事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
摘要在充分肯定新刑法历史性意义的前提下,对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劫持列车罪的设立、刑法第102条的罪状以及刑法等395条的罪名等问题作了质疑,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法典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刑事政策境外国家工作人员
八
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法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一次全面修订。其立、改、废所涉条文之多、修订幅度之大,为中外立法史所罕见。新刑法颁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肯定性评价占绝对多数。笔者在充分肯定新刑法意义的前提下,对其作质疑性探讨,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典的若干建议,以期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关于增设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特殊处遇之建议
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体现了从轻从宽原则。例如,将刑法典中的年龄明确界定为周岁,从而避免了司法实践中有意无意地借虚岁年龄错误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又如,新刑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缓,从而使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行刑制度得以落实。原创：http:///这些均是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殊性基础上所作的修订,旨在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其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新刑法典没有规定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似有不完善之嫌。事实上,对老年人犯罪的处理采取从宽原则亦为必要。首先,这是由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状况所决定的。人的责任能力不仅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而且随着成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其责任能力还有个逐渐减弱甚至丧失的过程。(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262页)因此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与青壮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就不能没有区别。其次,现代社会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对老年人犯罪应予以从宽处理。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是当代各国刑罚目的观之主流。人到古稀之年,往往神智不清,自我辨控能力大大下降,对其犯罪均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难于赢得社会认同,同时也会丧失或降低刑罚效果。鉴此,许多国家在其刑法中均作出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别规定: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超过70岁的犯人从轻处刑。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60岁以上的男人、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再次,是刑罚经济性之要求。人到老年,其劳动能力减弱甚至丧失。对其犯罪的若均予以关押,不但不会创造社会价值,反而会给国家造成负担,即需要国家无偿供养,分出人、物、财力来照料其身体与生活。最后,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老年犯罪者在刑事犯罪人中虽占一定比例,但终因其占全社会人口比例小以及其行为能力弱等而使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较低。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可以在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将有关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补充进去。实践中,对那些年老力衰,神智模糊或身体有病,已失去再犯可能的老年犯罪人可依法分别予以从轻处罚或监外执行、保外就医。
二、关于新刑法第102条的修正建议
新刑法第102条第1款规定:“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第2款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将两款内容进行比较不难得出:此处的“外国”非同于“境外”。本罪中的“外国”泛指本国以外的国家。而“境外”则实际特指回归之前的香港、澳门地区和统一之前的台湾地区。鉴于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澳门也将于1999年12月31日回归,而海峡两岸的统一亦具现实可能性,因此不宜再将这些地区统而概之地称为“境外”,否则不但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论误区,而且会在事实上给别有用心的国家或个人提供恣意侵扰我国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乘之机。笔者建议,有权解释的部门可将刑法第102条第2款修正为:“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
三、关于增设“劫持列车罪”的建议
劫持列车的行为既可在一国境内发生,亦可成为一种跨国、跨地区的犯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发生过一些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列车的事件。这种行为对公共安全危害极大,引起了国际刑事立法的普遍关注。许多国家适应国际、国内和平、安全之需,纷纷修改或补充其国内法,将劫持列车罪及其普遍管辖权制定为本国刑事法律规范。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有率先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
义务。然而,新刑法仅设立了“劫持航空器罪”和“劫持船只、汽车罪”,却独独未设立“劫持列车罪”,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原创：http:///事实上,与航空器、船只及汽车一样。列车亦为大型现代化交通工具,承
担着运输大量人员和物资的任务,与公共安全联系甚密,如被劫持,则可能使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和巨额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劫持列车的事件在国际上发生过,在国内发生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对这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必须予以严惩。鉴此,笔者建议将“劫持列车罪”尽快补充进刑法分则中去。
四、对刑法第395条罪名的质疑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均将本罪罪名概括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笔者在分析本罪罪状的实质内涵后,认为该罪名提法欠妥。顾名思义,本罪当指罪犯本人对其巨额财产的来路不甚明了,但以罪状的实际内涵来看,本罪却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对罪犯的巨额财产之来源难以查清、无法核实。
近年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进行贪污受贿、非法经商、卖官鬻爵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与其合法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财产。司法机关对其讯问时,其本人又拒不如实说明其财产之来源,加之此类犯罪的方式隐蔽,手段狡猾,而我国又未建立相应的财产申报制度,这些均使司法机关查处此类案件困难重重、阻碍巨大。为严密法网,使司法机关易于证明犯罪以及使腐败官员难以逃避裁判,立法机关在设立本罪的同时,将举证责任转移到有巨额不明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从而大大加强了对该种犯罪的打击力度。
关键词：刑事责任,国际刑事责任,国家
国际刑事责任在当前国际刑法公约中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在各国的法学学术界中, 多根据国内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理解给国际刑事责任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定义。各种定义各有利弊。但笔者认为, 所谓刑事责任, 在各国刑法典中都认为是由于行为者的犯罪行为而引起的责任, 其他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构不成刑事责任。因此国际刑事责任的称谓与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称谓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于国际刑法学的研究者而言都能理解其称谓的含义, 且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称谓还有意思上的重复之嫌。再者, 从研究国际刑事责任作用的角度出发, 其称谓甚至概念的界定并不影响研究的结果, 且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国内刑法中对于刑事责任的定义也是避而不谈的, 并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对于刑事责任的认可和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本文采用国际刑事责任的称谓。
本文旨在通过对刑事责任的分析、国家对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来论证国际刑事责任。
一、刑事责任理论
在我国当前的刑法学理论中对于刑事责任的定义是:对行为人的否定评价, 社会对行为人的谴责, 是行为人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的一种应有的体现, 对行为人否定的道德政治评价的承担。
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的纽带, 犯罪引起刑事责任后, 社会对行为人的否定评价就会引起刑罚, 只要行为人具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 就应当承担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接受相应的刑罚。刑罚设置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和惩治犯罪行为, 这也是刑事责任存在的理论依据, 不管是道义责任论还是社会责任论, 都不否定刑事责任的设置。因此即使将刑事责任引申到国际刑法中, 对自然人、组织 (团体) 或机构国际刑事责任的追究同样有其理论基础。关于刑罚的种类, 也是刑事责任得以承担的方式, 有主刑, 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 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另外还有非刑罚处理方法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悔过等。如果我们将其中刑罚方式适用于国际犯罪中的自然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 均可适用。但如果将其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这些特殊的国际刑法主体就不能全部适用。另外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不应该也不可能仅局限于刑罚。在下面的论述中, 笔者会进一步阐述。基于以上刑事责任法理上的分析, 国际刑事责任应当是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特殊性源于其主体上的特殊性。因此在国际刑法理论界, 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国际刑事责任在国际刑法中存在, 国际刑事责任是对国际犯罪主体的责任追究。
二、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依据
国家是否能承担刑事责任是国际刑法中的热点, 也是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一。对于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 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国家是否是国际刑事责任的适格主体;其二, 如果承认国家具有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 国家该以何种方式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关于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学说:第一种意见认为,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 它根本不同于具有躯体和意识的刑罚主体自然人, 因此, 无法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 也不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主体;第二种意见主张, 国家既然是国际法的主体, 享有国际法所确立的主体权利, 就应当承担国际法所规定的相应义务, 对其所犯下的国际罪行负国际责任, 只有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的场合, 特指最严重的侵略战争犯罪, 以及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才能承担国家刑事责任;第三种意见, 明确指出国家虽然是一个抽象实体, 但是在国际法所确认的诸多国际罪行中, 对国际社会危害程度最烈的犯罪都是由国家实施或由国家支持和庇护下实施的, 如果不对国家进行定罪处罚, 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国际犯罪将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此, 国家应当承担罪刑相适应的责任, 从而成为国际犯罪主体和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国家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在西方有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和詹宁斯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反映在其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中, 他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国家的刑事责任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赔偿损失。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 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1]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者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反映在他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这本著作详细论述了国家犯罪和国家刑事责任, 阐述了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和刑罚惩罚。[2]在詹宁斯和瓦茨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反映了詹宁斯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在第146目国际不法行为的概念中认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全面概念包括从对条约义务的轻微违反到相当于犯罪行为的严重违反特殊国际法的行为。”
笔者坚持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否定国家刑事责任的观点存在以下错误:
其一, 应当明确国家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的关系。国家责任包括政治责任、道义责任、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而就国际法范畴而言主要是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国家责任理所应当包括国家刑事责任。当国家犯有严重的国际罪行时, 其他责任已经不能足以惩治其犯罪行为时, 只能通过国家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处罚。其二, 国家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在理论上、国际规约中以及国际司法实践中都已经被证实。承认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 就等于承认国家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 承担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当国家严重违反国际义务, 进行国际犯罪行为时, 只强调国家的权利而否定其义务, 显然不符合国际法中的公平原则。其三, 以刑罚方式不能适用国家而否定国家刑事责任, 是逻辑上的因果倒置。在国家犯罪中不是由于刑罚不适用而使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 而是由于国家的犯罪行为而导致了其承担刑罚。在国家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上, 国家能不能承担刑事责任是一回事, 怎样惩罚国家的犯罪行为又是另一回事。退而言之, 罚金这种刑罚方式完全适用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而且, 针对国家在国际刑法中这一特殊的主体, 不能仅局限于国内刑法中的刑罚方式, 而应该有新的处罚方式。
笔者坚持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 理由如下: (一) 从国际规范的发展来看, 国际社会正不断地加强对国家责任的立法尝试, 其中就包括国家刑事责任的立法尝试。在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撰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将国际违法行为分为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罪行。当国家违背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时, 如从事侵略行为、灭绝种族和种族隔离行为时就构成国际犯罪, 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199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在第四章专章规定了国际罪行, 并且在第52条中规定了一国的国际罪行导致的特定后果, 从事国际犯罪的国家应当承担“反映侵犯之严重性的赔偿金, ”并对引起犯罪行为的责任者以惩罚。 (二) 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 迦纳的国家要素说认为国家是由主权、政府、人口、地理环境四要素组成。政府是国家的代表形式之一。当国家的不法行为构成犯罪时, 对政府集体刑事责任的追究和国家元首刑事责任的追究应当是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对国家元首刑事责任和政府刑事责任的追究已经得以确认。 (三) 某些刑罚方式不适用国家不应成为国家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借口。在上面的论述中, 笔者已经阐明了其逻辑上的错误。另外, 鉴于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特殊性, 我们应当考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由于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性质, 应规定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双罚性”原则, 对国家本身追究刑事责任, 处以罚金的同时, 对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元首或政府追究刑事责任。针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 不应当仅局限于国内立法上自然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除罚金以外的刑罚方式, 引入更易于适用国家的非刑罚方式, 实行承担方式上的“多样性”原则。
三、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我们不得不承认,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仍然仅存在于理论界。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国家刑事责任。但正如个人和法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最终在国际刑法上得以确认一样, 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也将会在国际刑法的发展中不断明朗。
巴西奥尼教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所提出的针对国家刑事责任的刑罚措施为罚金。罚金作为刑罚承担方式不仅可以适用个人、法人, 同样也可以适用国家。除了罚金这种刑罚承担方式外, 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规定了非刑罚的承担方式, 包括:恢复原状、补偿、抵偿等。国内有学者主张对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国家适用混合处罚方式, 设定的集法律、政治、经济、道义为一体的混合处罚措施:包括:不承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形势, 要求违法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主动消除因违法行为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责令违法者向受害国或其他主体赔礼道歉、声明悔过、赔偿损失;判付罚金和没收财产;经济制裁;采取军事上的自卫措施;限制主权。[3]
通过国家国际刑事责任承担依据和承担方式的分析, 我们进一步确认了国际刑事责任在国际刑法学中的重要意义, 同时在理论和国际实践上探讨了国家这一特殊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存在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国家刑事责任作为国际刑法中最突出的焦点之一, 由于国际上种种因素的影响, 却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国际法是发展的。国际刑法的产生和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国际刑法的不断发展也是必然的。国家国际刑事责任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因此不能守着传统的国际法国家观点看待发展中的国家刑事责任这一新问题。
参考文献
[1]王铁崖, 陈体强, 《奥本海国际法》 (上卷) , 商务印书馆, 1981。
[2]邵沙平, 《国际刑法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关键词：举证责任倒置 无罪推定原则 举证责任转移
一、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一）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含义。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直接规定举证责任由被告方或具体事实主张的相对方承担，即在特殊情况下对举证责任的非常规性配置[1] 。
（二）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的关系。
（1）举证责任转移的含义。从广义上讲，所谓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指在特殊案件中或者特别情况下，原本由控方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辩方承担或者相反[2]。该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是广义上的，它包括两种类型，即举证责任的转移（狭义上的）和举证责任的倒置。前者是指当肯定某项事实的一方所提供的证据具有表面上的证明效力，即可假定该事实成立，这时相对一方若要推翻该事实就必须提供相反的证据，举证责任在这时发生转移，其又被称为举证责任的自然转移。
（2）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的区别。
第一、二者所属法域不同。举证责任倒置属于实体法调整的范畴；而举证责任转移由程序法调整。
第二、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举证责任倒置往往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为加大对某类犯罪的打击力度而加重被告方的举证责任；而举证责任转移则出于推动进行的 需要，控辩双方基于追求胜诉的心理而依次承担提供证据推动诉讼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责任。
第三、是否应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同。举证责任倒置是立法者基于多种考虑而作出的选择，体现立法者的意志，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而举证责任转移是法官判断权行使的结果，其情况纷繁复杂，不必也不可能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
第四、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的条件不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控方要先证明某种后果可能是非法的，危害社会的，即可成立举证责任倒置；而举证责任转移则要求控方首先负担举证责任，并履行到证明基本能够成立时为止，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
二、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论基础。关于分配刑事案件举证责任问题，一般都规定由控方承担，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则是少数情况。在此意义上，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只是刑事诉讼中控方负担举证责任规则的例外。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主要由以下理论支撑。
1、发现案件真相。在很多情况下单纯依赖控诉方的证明不仅有失公平，而且难以发现案件真相。被告人是案件事实的参与者甚至缔造者，只有他才知道案件事实的原始状况，因而，将特定情况下的举证责任施加给被告人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
2、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被告人利益。作为刑事诉讼制度之一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当与刑法保持一致。由控诉方负担举证责任，主要是基于控诉方的优势地位易于提供证据，以及保护被控诉方的利益而施行的一项举措。在特定情形下由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就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被告人利益。
3、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由于证据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在某些刑事案件中，证据材料只有被告人掌握，此时由被告人提供证据不仅有益于发现案件真实，而且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此情况下，如果依然强调控诉方负举证责任，审理案件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而且会导致诉讼效率的低下。
三、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特征
（一）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合法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的一个规则内容，所以在适用时，对于法律要求对某项罪名或者某种行为必须由被控诉方提供证据证明的，才能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则。
（二）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性。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举证责任的主体主要是控诉方,这是我国刑事程序法律所明确的,但是,对于某些罪名或者某种行为,鉴于需要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个合理的解释和对控诉方的合理反驳,必须要求行为人承担由控诉方转移而来的举证责任。
四、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情形
（一）制定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刑法》第395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被告人需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差额部分的来源是合法的，否则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在此类案件中被告人要承担举证责任。
（二）被告方的某些积极抗辩主张。对于被告人提出的消极性抗辩理由，被告人可以只提出主张，但对于积极性的抗辩事由，被告人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否则不仅该辩护主张不被法官确认，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还会遭致不利甚至有罪的判决。
（三）关于刑讯逼供的案件。刑讯逼供案件的受害人一般都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期间处于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往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既无法取证也无法举证。此时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被指控有刑讯逼供行为的警察或执法人员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就推定其有刑讯逼供行为并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后果。
（四）严格责任犯罪。所谓严格责任犯罪，就是说法律不要求控方在审判中证明被告人有犯罪的故意和过失，只要证明了被告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就完成了证明责任[4]。在严格责任犯罪中，控方对被告人的主观罪过或犯意不承担举证责任，这实际上也是以推定为前提的，即凡是实施了严格责任犯罪行为的人就推定其有主观的罪过，除非辩方能够用证据证明此人没有主观罪过。这是一种可以反驳的推定，因此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五、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基于公诉方与被告方的力量对比和攻防设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时，法律对被告方的举证要求可以低于对公诉方的举证要求。换言之，被告方的举证不必达到证明确实充分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只要能够证明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大于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算完成了举证责任；而控诉方为了让法官采信他的主张，就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二）加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范性。从司法实践及刑法规定的情况来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我国的运用不具有相应的规范性，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运用作出明确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针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特点,制定一些有关举证责任倒置行之有效的规范,以便使这项规则能发挥出更好的司法实效作用，进而提高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三）实践中应注意把握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不能因为讲究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而使其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并因此而减轻甚至否认控方的举证责任。即使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控方也首先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事实的存在，然后才发生举证责任的倒置。否则，极有可能滑向有罪推定。
[参考文献]
[1]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2]何家弘主编《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C]，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3]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理论》[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随着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已经不符合当代国情，许多12 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正如所说，犯罪低龄化目前已成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由于未成年人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未成年犯罪人又往往成为成年犯罪人的来源和后备军，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便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刑事法律关注的焦点。
首先，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弄明白什么是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核心问题分析中可以得出：未成年人的年龄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一般来说，只有具有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才有可能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刑事责任能力。
其次，搞清楚这个概念后，我们就要对于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立足于现状，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据报道，从1998年到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由17.6岁降为15.7岁。以江苏为例，10至13岁年龄段的低龄犯罪占到70%。最近在深圳的一次调查也显示：少年犯罪中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始发年龄最小从10岁开始，较普遍的是十二、三岁。由于他们都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对法律肆无忌惮。这个年龄段的犯罪率正在不断上升，所犯罪行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在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是十分必要的（以上数据出自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孙振江）。面对这个现状，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于那些未满14周岁但心智已经足够成熟到辨认自己的行为的未成年人不给以法律的制裁，势必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未成年人教育。可是根据问卷调查，有些参与者认为不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他们认为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发育期，在许多方面都尚未完全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受外界影响，可塑性较大，一时的错误还是要给与其改过的机会，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和从宽处罚的原则，注重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挽救教育，在其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上多采用免型、缓刑、减刑和假释。而降低年龄，势必会将许多一时失足的少年推入更深的深渊，而且，14岁左右的未成年人多半还在上学，身心还在塑造之中，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识尚不十分清楚，如果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极有可能自暴自弃，不思进取，这样更不利于未成年人教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社会诟病，从许许多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警方在告破一宗宗棘手的案件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看似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竟然是在校学生，或者其他孩童，那些本该在青青校园里愉快的学习，玩耍的花朵，却在犯罪的道路中早早凋谢，更有甚者，其中很多犯罪分子，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悔意，也学会使用“法律手段”来使自己免于刑罚，面对逃之夭夭的犯罪分子，法 官，警察，社会大众，被害人家属也仅仅只能靠道德谴责来惩罚他们，毕竟我们要遵循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
除了以上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之外，现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更是越来越注重早期化，当前，整个社会现实和刑法制定时期相比，在经济形势、文化状况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少年儿童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能力的生理年龄渐趋下降，为低龄犯罪滋生提供了新的土壤。首先，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和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国少年儿童生理发育进程加快，在身体上普遍呈现出早熟迹象。10岁以上的少年儿童身高多数已超过1米，其四肢及大脑已较早发育成熟。其次，由于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加上义务教育的大力普及，少年儿童在思想上接受了更多新鲜事物。其心理成熟状态已超出十年前同年龄段的孩子。因此，尽管当代少年儿童生理、心理、智力方面的发展，可能还未达到对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负担刑事责任的程度，但已有必要为自己的某些重大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相比较以前，早熟已经成为趋势。在我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古来有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79年的刑法中规定，14周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个规定一直沿用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数年间，我国未成 年人的犯罪率一直很低。当时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身心发育不很成熟，无法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而且这些未成年人受到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多，不容易犯罪。我国社会治安在这段时间里总体 趋势良好，各种刑事案例呈下降的趋势。未成年人没有太多的作案动机，所以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社会上发生的未成年人作案的大案极为罕见。所以确定14周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情况。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我国物质文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计划生育搞得非常好，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为了孩子的成长、发育，每个家庭都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因此，在优越的条件下，许多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早熟。当代社会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许多家长越来越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一些孩子在入小学前开始学习电脑、外语等知识。在小学时，他们能够熟练的运用电脑。网络高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网络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及疏于管理，为一些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利用自己的网络知识进入高设防区，进行各种各样的网上犯
罪，侵害公共利益，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这种种的原因，势必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当代国情，对于刑事年龄下限问题更是应该深入探讨，不过分的苛责未满14周岁的犯罪分子，让他们深陷绝望的境地，从此一蹶不振，也不能一味的秉着教育为本的理念放纵犯罪分子，让他们有机可乘，应该用更合理，科学的方法权衡利弊，从中找到更为有效地方法去营造一种更适合未成年人成长的环境。而适当降低下限更是有利于营造这种健康的环境。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有利于教育、改造和挽救有罪错行为 的未成年人。首先，对于低龄少年犯罪予以一定限度的严厉惩罚，从某种程度上讲胜过和颜悦色的说服教育。未成年人从小就应知晓，人人都应该为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从而迫使其学会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其次，诸多未成年人犯罪，其共犯、对象等也多为未成年人。通过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加以严惩，会极大地震撼周围的其他未成年人，使之不再重蹈覆辙;同时也可避免未成年犯的家长从法律宽容中放松对子女的教育和警惕。此举虽难免有“杀鸡吓猴”之嫌，但在很大程度上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的作用。再次，《刑法》第17条第4款明文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可是，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本身就是家长或者监护人管教失败的结果。再指望他们管教岂不是缘木求鱼?!政府的收容教养也因为经费等问题很难实施。况且这种未经法院判决而限制公民自由的行为，本身就与现代法制精神相悖因而，“不予刑事处罚”实际上并不利于教育、改造和挽救有罪错行为的未成年人（本段内容源自中顾法律网）。
基于此现状，适当下调年龄下限更是有必要的，记得，前不久看过的日本电影，《告白》就是一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电影，影片中两个未满14周岁的少年合谋杀害了女教师的年幼的女儿，但是他们却因为法律的规定而免除刑罚，之后女教师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虽然情节上有些血腥，极端，变态，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受到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严重性，日本是个犯罪率低的国家，但是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却是呈上升趋势，据日本2003年青少年白皮书 披露，2002年因错用交友类网站受害的未成年人达1317人，比2001年多1.2倍，受害者中的97%是少女，犯罪种类涉及违反《儿童卖淫、儿童色情禁止法》和《青少年保护育成条例》等法规（以上数据来自法制播报）。而本片更是以夸张的手法发人深省，使我们能够敢于面对这种现状，并共同努力去为我们的青少年创造更适于成长的健康环境。
近年来为法院系统所着意推行的“刑事和解”正在加速进入司法实践。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正式出台了刑事和解制度，即对情节轻微的侵犯个人权益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和被害人达成谅解，法院在量刑时将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免予处罚。根据该制度，北京一中院对一起故意伤害案做了改判，被告人因积极赔偿受害人1万元并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一审判决的1年零4个月有期徒刑被改判为免予刑事处罚。
近日发生的几起影响性诉讼也有“刑事和解”的影子。备受公众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中，被告人胡斌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法院给出的判决依据中有这样一条，“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向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据此前媒体报道，胡斌家属“自愿”向被害人亲属赔偿的数额高达113.01万元。
而成都的孙伟铭显然就没有胡斌的好运了。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成都中院认定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一审判处死刑。或许正是受到了杭州车案一审结果的启发，孙伟铭的家属于26日上午主动约见受害者家属，协商赔偿问题。他希望能以此取得对方的“谅解”，从而对二审结果有所帮助。(7月27日《京华时报》)
不管法院对“刑事和解”制度如何解释，“赔钱轻判”的结果是否定不了的。庭审前赔了钱，被告人的刑责就变轻了，这在法理上无法自圆其说。司法追究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建立在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上。赔钱多为被告人家属的行为，而且是在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才发生的。赔偿本身并不能改变犯罪行为的性质，当然也不能改变犯罪行为应受的刑责。如果因被告人家属的赔偿工作做得好，被告人就可得到轻判，那岂不意味着家庭背景也成了刑事责任轻重的标准之一？孙伟铭之罪虽然性质恶劣，但罪不至死，若只是因为他的家属在刑案庭审前没有对被害人家属做好赔偿工作，而被法院加重了刑罚，那可真是金钱司法的又一例证。
在法律上，赔偿协议属于民事范畴，当事人也只能依据其民事权利进行司法处置，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并提起诉讼。之所以要规定“先刑后民”的原则，就是为了防止若民事赔偿发生在刑案庭审之前，会影响刑案的公正处理。如美国刑事程序法上对被告人在庭审之前接触被害人就有诸多约束，如果被害人因接受了被告人的赔偿而改变原来的证词，不仅被告人会被追诉“妨碍作证罪”，被害人也将被控以“伪证罪”。中国的现行法律中对于庭审前的赔偿固然没有这些严苛的规定，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正是为被害人及其家属向被告人寻求司法救济而准备的。笔者反对“刑事和解”，并不反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和解，只是，笔者认为，这种赔偿和解必须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不能提前到刑案庭审之前。至于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率非常低，这正是法院的失职，需要法院去完善执行措施，而不是反过来要把刑案中“已坐牢就不赔”的潜规则强加到被害人头上，逼迫被害人选择在刑案庭审之前就把赔偿拿到手。
从食品安全法实施看刑事责任的完善
徐军
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已于6月1日施行的食品安全法将有效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但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本文作者从刑法角度探讨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完善，对构建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无借鉴意义。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食品安全法取代食品卫生法，是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现实需要，标志着我国的食品安全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彰显了国家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和信心。食品安全法的主要内容，总的一点可以归结为强化食品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监管者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具体明确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没有直接在相关条文中规定刑事责任，而是在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属于一种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应当说与我国目前朝着统一性、集中性方向发展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相一致的。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讲，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而是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与之相协调和衔接，以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许多法律面临着调整和完善，刑法亦是如此。
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规范滞后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规定，亟须与食品安全法协调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在主体上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在主体上只涉及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例如，食品安全法规定，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问题是，如果违反该规定，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却并不能以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或是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定性。当然，对此类行为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性，但这又落入了“口袋罪”的窠臼，因为从刑法理论上讲，所有食品安全犯罪的同类客体都是危害公共安全。刑事立法技术的日臻完善，要求对犯罪客体的划分越来越精细，避免“口袋罪”现象的出现，不能把所有的或大部分的食品安全犯罪都简单地以一罪来处理。
二是刑法中有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法定刑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而刑法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的规定却是，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明显轻于行政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对食品安全的风险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面临着一种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调控不力的危机。首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并不多见。其次，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生产经营者即使不作为，且造成重大损害后果，也难以对其定罪判刑。再次，有关食品安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综上，食品安全法出台后，需要对刑法进行调整和完善，以形成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层级性、严密性和强力性，确保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无缝衔接，全方位构筑食品安全法律屏障。
应将食品安全法禁止的行为与刑法典相关条文联系起来 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关键在于如何将食品安全法禁止的行为与刑法典的相关条文联系起来。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损害结果，对这类犯罪行为的规制，应当以预防为主，即只要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危险，就应当对其进行刑事制裁。这种预防性的刑法制裁，其实也就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风险刑法理论或安全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罪，并增加相应的罪名。
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也恰恰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定罪处罚的。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被称为最大“元凶”的张玉军及其“下线”张彦章，就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不报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二是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为没有履行查证查货义务，只是一种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故意还是有相当差距，即应当注意而不注意还不能说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不管是对行为性质，还是对结果的故意。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三是适当增加不作为型的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可通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予以刑法规制，因为应当查证查货而不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却很难通过目前的一些罪名进行有效规制。因为现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时虽然食品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仍然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对其危害性作出准确评估。即不安全食品的产生实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食品生产销售者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另一种是很难证明食品生产销售者在生产销售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因为后一种可能性所产生的不安全食品，即使将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因为很难证明食品生产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而很难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将生产经营者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
四是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全面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五是适当惩处一些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核心是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这种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一些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但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存在一个主观的证明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规制也存在类似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有些食品之所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了变质或有毒有害的原料，或销售者为了牟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生产者或销售者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或用于销售外，别无其他用途，证明其犯罪目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李昭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呈逐步上升趋势。据统计：我院2006年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25人，占犯罪总人数的5%;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26人，占犯罪总人数的5.2%;2008年受理此类案件37人，占犯罪总人数的6.1%。犯罪总量和比重均较大，社会危害严重，不利于打击和惩治侵财犯罪，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为此我们进行了专门调查分析，并结合检察职能提出对策建议。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频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一)助长犯罪分子气焰，对侵财犯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许某等人系列盗窃案为例，许某、于某某、李某等11人自2007年5至12月期间，先后在绵阳、遂宁、三台等地连续作案60余起，盗得摩托车、助力车122辆，分别以100元至1000元的价格卖予他人，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犯罪分子触犯刑律，除受利益驱动外，还因有专门销售渠道、有专人负责销售，且“价廉物美”，很“抢手”，常“供不应求”，“市场前景”大，所盗赃物不愁销路，让犯罪分子没有后顾之忧，敢于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二)制造不稳定因素，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还常诱发破坏电力设备、公用电信设施等犯罪。以苏某某案为例，苏某某等8人先后在三台县柳池、观桥等地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电信、移动、联通等公司基站的变压器20余次，盗窃电力公司变压器10余次，盗窃村社或单位抽水站、抽水房变压器线及电动机10余次，共作案50余起，后赃物由陈德虎等人转移、销售给废旧收购店，直接经济损失19余万元。造成电信、移动等公司部分线路中断，部分乡村、工厂供电、供水中断的后果，怨声载道。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三)增大打击犯罪难度，妨碍司法机关职能的发挥。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得到的财物更是至关重要的物证，对其正确定罪量刑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增加了打击犯罪的难度。仍以许某等系列盗窃案为例，破案后被盗窃的122辆赃车仅追回20余辆，其余车辆不知所踪，购赃人无从查找，增加了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难度，直接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损害“三农”切身利益，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本地来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犯罪对象，一般为五类：一是摩托车、助力车等机动车辆;二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三是通讯电缆、电线等设施组件;四是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五是农村的耕牛、生猪等家畜。本地作为农业大县、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和生猪生产大县，耕牛、生猪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产增收、维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如朱某某一案，谢某某、李某某等人先后在三台县芦溪、金石等地盗窃作案10余次，盗得耕牛23头，并由朱某某等人窝藏、转移至成都等地销售，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活动，社会影响恶劣。
(五)阻碍正常二手商品交易，扰乱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商品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商品流通和交换，而在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二手商品的交易，不但推动了产品流通和技术升级，也节约了资源，避免了浪费。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增多，给正常的二手商品交易制造了麻烦，冲击了民商事活动所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让有真实二手商品需求的人们因害怕买到“贼货”而不敢、不愿交易，一方面制约了二手商品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仅按市场价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价格倾销的“贼货”，也扰乱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最终将伤害到消费者自身利益。
二、对策建议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一)加重犯罪成本，以矫正“贪小便宜”念头为核心，从源头和思想上遏制犯罪。从实践看来，掩饰、隐瞒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并不主要是想阻碍司法机关追缴赃物和影响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秩序，而是想通过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谋取金钱利益。比如通过窝藏、转移赃物获得好处费;通过代为销售赚取差价;通过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贼货”变相获得利益。针对这一特点司法机关应“对症下药”，加重金钱利益、物质利益的惩罚力度。使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充分衡量犯罪成本，考虑“值不值得”触犯刑律。检察机关针对该类案件应提出较高数额罚金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分子认识到该行为构成犯罪，不但赃物被没收，还会处以比实物价值高的罚金，使其感到“不划算”，犯罪成本大，从而达到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加大打击力度，正确认识宽严相济政策精神，实现区别对待。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实践中的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一般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人身危害性小、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却没有全面认识到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如得不到有效控制会滋生新的犯罪和矛盾。应当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对有主动提出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赃物、多人多次、社会影响恶劣等情节的要坚决起诉并提出从严量刑建议，防止惩治力度不够，放任犯罪。对于有购赃自用、赃物价值不大、初犯、偶犯等情节的，应从宽处理。对作不起诉处理的要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矫正其错误思想，并通过社区的形式进行法制教育，达到个别预防和普遍教育的目的。
(三)加紧法制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犯罪、远离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据调查发现，大多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并认为自己没有参与盗窃、抢劫等犯罪，赃物是不是他人通过违法犯罪所取得的与自己无关。针对这一情形，应广泛法制宣传活动，一是对此类犯罪尽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开开庭审理并有针对性的发表公诉意见，全面阐述其社会危害性，起到教育被告人和旁听群众的作用;二是结合实际深入案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件多发地区的乡村、社区、学校进行普法宣传，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三是结合有新闻价值的相关案例，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新闻稿件。
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很多国家如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等国都与我国相同, 都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在14 周岁。这说明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从国际社会角度来说还是合理的。但也有些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较低, 如美国阿肯色州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规定为12 周岁, 伊利诺和佐治亚州规定为13 周岁, 英国为10 周岁, 法国为13 周岁, 土耳其为13周岁[1]。这些不同其实与我国规定的14 周岁相差不大, 与时俱进很重要, 但在国际大趋势不变的情况下, 执意降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无疑是不妥的。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 一) 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升高。民众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并非没有原因, 我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可以看到我国的青少年犯罪的现状总体来说呈日渐严重的趋势, 犯罪年龄呈现低龄化趋势[2]。
( 二) 未成年犯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普遍偏低。无论是在相对发达的东南部城市, 还是在偏远的西部、北部城市, 未成年犯初中文化程度最多, 甚至还有人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辍学。对于心理和生理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讲, 教育的缺失, 无疑是催生社会犯罪犯罪低龄化的根本因素。
( 三) 在未成年人的犯罪中, 侵犯财产犯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比例最高[3]。
三、未成年犯罪频发的诱因
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 其原因是多方多面的, 但是依旧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主观方面来说, 就是指未成年自身的原因, 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环境的影响, 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犯罪心理的产生和犯罪行为的发生[3]。
( 一) 社会转型期带来的不良影响
“由于我国社会开始出现的变革变迁, 使本来就处于心理躁动期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心理和行为的不适应, 出现了社会结构稳定时期青少年很少发生的心理问题。比如青少年犯罪、问题行为以及心理疾病加剧等[4]。”一方面,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果引发了未成年人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另一方面, 未成年人极易受到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
( 二) 家庭教育的短板
从犯罪社会学角度来说, 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 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是未成年人教育的起点。一个不好的家庭成长环境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及其深远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证明, 恶劣的家庭生长环境和不称职的父母是导致子女走向犯罪道路的一个直接原因。家庭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影响主要分为这几个方面: 一是危机家庭结构极易导致未成年人犯罪。这里的危机家庭结构主要包括单亲家庭、再组家庭和不和睦家庭。二是家庭教育方式不当会导致未成年子女缺乏道德教育。三是家长的不良行为会传染给未成年子女。小到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到家长实施的犯罪行为, 这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 甚至亲自影响孩子走上犯罪的道路。
( 三) 完备的校园教育的缺失
未成年人很早就开始了学校教育为主, 家庭教育为辅的教育模式在我国, 素质教育已实行多年, 但仍有不少学校还热衷于应试教育, 在具体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 忽视受教育对象的个人成长特点和接受能力, 片面追求升学率。与此同时, 德育工作被大多数教育者忽视, 或仅仅做表面工作, 流于形式。
( 四) 经济方面的原因
经济贫困以及追求金钱和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 促使很多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我国目前有3000 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5600 多万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以及2200 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这些人口所涉及的未成年人往往伴随着文化贫困, 缺乏必要的生长条件。
四、总结
社会无法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 却企图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逃避社会对此应付的责任, 让心理生理都尚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来承担社会后果。青少年的成长需要正确的引导, 青少年的犯罪需要宽容, 而不是通过刑法最厉害的刑罚来切断未成年人的未来。
摘要：近段时间上网浏览新闻经常能看到各大新闻网站头条都是关于未成年人的恶性暴力事件, 关注点都是受害者明明受到严重损害却不能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很多网友炮轰刑事立法的不合理, 为何不尽早降低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但是, 任何一种犯罪行为、犯罪现象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要从根源上治理某种犯罪行为, 就必须深刻分析其社会原因, 而不应当狂热追求刑法的严酷惩罚功能, 企图用刑法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
参考文献
[1]甄嵘嵘, 刘宇驰.降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标准的可行性初析—从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升高的现状谈起[J].法治与社会, 2013 (1) .
[2]石艳芳.青少年犯罪何以频发: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新探[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4 (1) .
[3]黎宏.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司法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235.
关键词：醉酒犯罪；刑事责任；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61-01
一、醉酒人刑事责任的立法不足
当前我国《刑法》当中关于醉酒犯罪的规定相当的少，只有两个法条，分别是总则当中的第18条第四款以及分则当中的第133 条之——危险驾驶罪。
对比之下，现今各国针对醉酒犯罪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下面的四类，分别是：一依照一般的犯罪处罚，二只追究故意醉酒以后所实施的犯罪的刑事责任，三只追究故意或者是由于过失醉酒以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四加重对醉酒者进行的处罚。
而我国《刑法》总则里面的第18条第四款当中明确规定，使用的是第一种立法模式，也就是按一般的犯罪进行处罚。而对于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学者们是争论不休，归纳起来具体有下面的几点：
第一，醉酒行为人存在着过量饮酒的问题进而导致醉酒情况的出现，导致辨认以及控制能力的降低，然而又不是完全丧失的，陷入的只是限制责任能力情况中，这时承担刑事责任是必须要的。
第二，饮酒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所饮用的量，是否需要醉酒，均是由行为人自由意识来进行决定的。
第三，酗酒甚至醉酒，便是长时间历史遗留的陋习、恶习，肯定需要通过法律进行制约。
上述的三种观点很明显存在着缺陷，只是现时我国的刑法总则当中的确存在着对醉酒犯罪的规定的不足。从第18条第四款当中关于对醉酒人犯罪的规定而言，看上去存在着过于笼统以及粗疏的问题，具体如下：
1.我国《刑法》里的18条第四款当中明确规定了醉酒行为人在犯罪以后的刑事责任。醉酒实际上并不是立法者本身有意突出，这一个法条视之为是我国刑法当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反映，也就是说由于醉酒行为人本身的故意或者是过失而导致出现的自陷在责任能力欠缺的醉酒情况中，并且利用了这一种情况下存在的精神障碍，进行了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这个时候，行为人便会自陷在责任能力不完全情况的方法渠道中，然而，导致自己处在责任能力不完全情况下的渠道并非只有醉酒。因而，德国、意大利以及俄罗斯等不同国家均明确规定了由于吸食了毒品、服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或者是麻醉品等物质而出现精神障碍并实施了的犯罪行为的情况，应当根据醉酒犯罪的相关条款来进行处罚。因而，文章认为，我国《刑法》第18条第四款既然属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反映，而醉酒只不过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当中的一类情况，因此，应该要进行完善与拓散。
2.在我国《刑法》的第18条第四款里面所说到的承担刑事责任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论文认为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刑法条文中并未对其进行区别，只是一概而论，不够明确和具体。
二、醉酒人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及建议
从现时情况来说，我国的刑法针对醉酒人犯罪的相关规定还需进一步完善，在学习了国外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德国、意大利以及俄罗斯等）的优秀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关于醉酒人犯罪的立法，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可以让行为人出现刑事责任能力不全的情况很多，应该将这些情况的行为方式进行广泛化，避免由于过分单一的行为方式而导致犯罪分子借其逃避法律制裁。陷入精神性障碍的行为方式并非只有醉酒，还存在着诸如吸毒、服用麻醉药品等各种方式，针对这样的情况意大利刑法里面的第93 条、俄罗斯刑法里面的第 23 条都已经明确地规定了除酒精以外的其他导致精神短暂障碍的特殊物质。
第二，应该要在《刑法》的总则里面清晰地确定不同状态下醉酒的不同处理方式。应该要运用法理的方式来研究醉酒犯罪，例如首先必需有适合的理论基础，原因自由行为不失为现时世界各国与地区处理醉酒犯罪归责问题的常规性依据。文章认为，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当中很有需要将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纳入到总则里面，进一步丰富刑法学当中的理论。醉酒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复杂的情况，每一个人对于酒精的耐受力均有所差异，醉酒于临床医学上面的表现同样是因人而异的。若是根据我国目前刑法当中的相关规定硬性地处理醉酒犯罪案件，很明显存在着缺乏理论根据的问题，因而并不利于刑法原则的表现。在刑法层面上的醉酒，重点应该考量的是行为人责任能力不全或是丧失的具体情况。论文认为应该要将醉酒犯罪划分成自愿醉酒以及非自愿醉酒、是否存在着事前的犯意、是否出现了责任能力尽丧等具体状况以进行区分，同时学习国外的优秀立法以及经验，以完善我国对于醉酒犯罪的相关规定。
第三，完善总则关于醉酒犯罪之规定。关于自愿醉酒以及非自愿醉酒情况下的刑事责任承担的差异问题，还有论文认为有必要将国外的刑法理论原因自由行为纳入至我国《刑法》总则理论当中，并将其视为醉酒犯罪的归责依据。另外，还可以修正刑法总则当中关于醉酒犯罪的相关规定，可以更加明确地指出总则里面的内容包含：醉酒行为人使用到的特殊方法，在事前存在犯意的状态下，是因为故意或过失而导致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或无责任能力的状态，并出现了危害行为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不可以減轻、免除刑罚。在事前并没有犯意的条件下，出现了犯罪行为的，应该要酌定地从轻或减轻刑罚。而醉酒行为人因为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并发生了危害行为的，应该降低或者是免除处罚。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