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违反规定（精选12篇）
1、未保持通讯联系畅通的，扣发当月话费补贴；
2、不服从车队安排和院领导吩咐出车的，一次扣当月津补贴50元；二次扣100元；三次由院另行安排工作。
3、每月上报的里程数，应与实际里程基本相符，经乘车人核对后签字。如发现里程数相差悬殊，而又与乘车人发生争执，拒不及时改正者，则取消当日所有公里的出车补助。
4、车辆过桥过路费，原则上由乘车人购买，如驾驶员为院领导出车购买的路桥费，乘车人签字后一次一报。如有虚报、多报现象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5、对不自觉参加院召集的会议、活动的，由院里按规定扣除当月部分津贴。
6、驾驶员擅自出私车,按公里数收取私人用车费用外，视情节轻重扣发当月或数月的津贴，并由院里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或更换工作岗位。擅自出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被盗，一切经济损失由驾驶员本人承担。
7、因公出车而违法违规行车、停车，所罚款项由本人负责，造成交通事故者，除保险公司索赔外，视情节轻重本人负责赔偿另一部分，并做出深刻书面检查，扣发当月的部分或全部津贴，院按规定给予行政纪律处分。严重违法、违规发生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者，按院规定更换工作岗位并给予行政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8、擅自给与车号不符的院外车辆加油者，给予当事者加倍处罚，异地加油多开、虚开加油发票者，同样给予加倍处罚，并作出书面检查。
9、违反修车规定，利用维修车辆谋取“回扣费”，多开、虚开维修费者，一经查实，追回所得款数，扣发当月岗位津贴，并按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本刊讯近日, 陕西省纪委通报延安市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除涉事当事人被处罚外, 负有领导责任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一定处罚。
1、2015年4月30日, 延长县卫生监督所所长白世发公车私用,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2015年4月24日, 黄陵县科技局司机刘志超公车私用。刘志超被辞退, 负有领导责任的黄陵县科技局局长张康林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3、2015年4月29日, 洛川县城管局副局长候德江违规操办儿子婚礼, 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洛川县城管局局长刘忠全诫勉谈话。4、2015年4月2日, 宜川县云岩镇人武部部长王世林, 刘家卓村委会主任胡永胜、村支部书记韩英, 史村支部书记袁峰四人违规公款吃喝。胡永胜、袁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王世林、韩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5、2011年至2014年, 蔡志杰在任子长县马家砭镇蔡家沟村支部书记期间, 私设“小金库”, 违规报销超标准接待费35704元,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6、2008年至2014年, 程小兵在任甘泉县下寺湾镇程家纸坊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及村支部书记期间, 违规公款吃喝、购买烟酒供其个人消费,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并移送司法机关。
关键词：非法经营 国家规定 部门规章 限制解释
“违反国家规定”是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尽管《刑法》第96条对“国家规定”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如何适用非法经营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对司法实务中的相关争议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1998年1月12日，被告人郭某超被聘为某某标准烟草机械厂配件厂厂长，法定代表人。该企业属国有企业，持有《烟草专用机械零配件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烟草专用机械零配件，并进行烟机修理。1999年11月至2001年8月，被告人郭某超决定并伙同被告人耿某泰、王某利，采取现金交易，不开票据等方式，将从江西南昌市张某华、辛某根处非法购得的YJ-14烟机后身和本厂生产的YJ14-23烟机刀头箱等零配件非法倒卖给重庆、山东、四川、河南、广东等地的多个人员，为他们开办地下烟厂或进一步倒卖提供条件，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028万元。
[案例二]被告单位某某十三陵天堂别墅及被告人姜某、孙某某等9人在经营某某十三陵天堂别墅的过程中，违反国家“严禁炒买炒卖骨灰存放格位，要凭用户出具的火化证明或死亡证明，提供或出售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的规定，于2001年12月至2005年2月间，在民政部门多次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仍以高价回购、高额利润回报的手段，进行或变相进行骨灰存放格位销售，非法经营数额达人民币3050余万元。
[案例三]杜某某于2005年8月注册成立北京某商务调查有限公司，雇佣张某某、刘某某、李某某、唐某某、栗某某、赵某某、王某某在本市朝阳区等地从事代人追讨债务、调查个人隐私等活动。2006年6月至2009年11月，以某公司的名义与陈某某等752人签订咨询合同，有偿从事为他人追讨债务，调查个人隐私等活动，其中约定债务标的金额共计3.4亿余元，约定佣金8200余万元，约定调查费6.2万余元。查明收回债务标的金额为68万余元，收取佣金12万余元。其中，查明被告人刘某某、栗某某、唐某某，赵某某参与其间收回债务标的金额为67万余元，实际收取佣金12万余元。王某某参与期间收回债务标的金额为10万元，实际收取佣金1.8万余元。
[案例四]2004年12月间，被告人张某某先后两次以总计人民币50余万元的价格将某某联合汽车有限公司和另3家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已到报废年限的夏利出租车348辆转卖给阮某某，非法经营数额达50余万元。
上述四个案例，从不同的侧面集中反映了当前对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相关争议。在第一个案例中，辩护人提出，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违反的是《烟草专用机械专卖管理办法》和《烟草专用机械零配件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只是一种违反部门规章的行为，而不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但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违反的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39条第2款之授权而制定的烟草专用机械名录，该名录是以授权作出的，具有与《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同等的法律效力，两者都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因此关于“违规而不违法”的上诉和辩护理由，不予采纳。[1]暂且抛开违法的渊源不谈，这里争议的内容主要是，类似《烟草专用机械名录》这样一种经国务院授权而制定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国家规定？在第二个案例中，围绕民政部发布的《公墓管理意见》究竟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的问题，辩护人提出，民政部发布的《公墓管理意见》不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充其量仅属于部门规章，不能作为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认定依据。但控方认为，民政部发布的《公墓管理意见》系在立法法施行以前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认定为“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措施”；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违反《公墓管理意见》关于“严禁炒买炒卖骨灰存放格位，要凭用户出具的火化证明或死亡证明，提供或出售骨灰存放格位”的规定，属于“违反国家规定”。最终，法院采纳了控方意见。[2]这里争议的内容主要是，类似《公墓管理意见》这样一种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部门规章是否属于“国家规定”？在第三个案例中，有论者认为：“调查个人隐私、代人追讨债务行为违反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民法通则》等国家规定。采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通讯信息、偷拍等非法手段经营，违反了《宪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这里争议的内容主要是，像《民法通则》这样一种具有“国家规定”形式特征的民商事法律是否是国家规定？在第四个案例中，被告人张某某违反《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公布）第12条之规定，因经营旧机动车和报废车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其辩护人认为非法经营旧机动车和报废车的行为属违规行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辩护人提出这样辩护理由的法理依据，我们在判决书中无法得知。但由此引申出一个争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依据类似《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这样一些未规定刑事追责条款的“国家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这些争议内容不仅出现在司法实务中，也出现在理论研究中。例如，对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章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的问题，在理论界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法律、法规的制定主体来看，非法经营罪所违反的法律、法规，排除了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部门规章。[3]而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类规范性文件是针对不特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规范性文件，是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加强有关方面管理的行政措施，属于国家规定的范围。[4]又如，对于相关国家规定的内容中是否必须具有刑事追责条款，才能适用刑法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是否具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不影响非法经营罪的认定。只要行为人符合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犯罪构成的，则可以该罪定罪处罚。[5]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按照有限政府观念的内在精神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要依据“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认定非法经营就必须以刑事责任条款的存在为前提，否则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6]可见，对上述争议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可以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二、对“国家规定”的理解
（一）经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不能认定为国家规定
针对案例一中的争议，本文认为，现行《立法法》第9条至第12条集中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立法的问题。根据这些规定，可以提炼出以下要点：一是授权给国务院行使的立法权限不含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事项；二是授权给国务院行使的立法权，国务院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三是条件成熟之后，将终止授权立法。从这些要点出发可以肯定，经行政法规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不属于“国家规定”。理由是：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给国务院行使的立法权限中不含犯罪与刑罚的内容，这是授权立法的内容禁止事项。那么，国务院授权给国务院各部门的立法权限中也不能含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否则应属无效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2.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立法的程序中，国务院是立法主体，因此不能转授其下属部门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立法权限。虽然国务院部门也隶属于国务院，但是，根据《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有其特定的机构和职能，与其下属部门有着明显的不同。《立法法》明确规定是要将部分立法权限授予国务院行使而不是国务院各部门行使，主要也是考虑到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机构职能。毕竟，能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一道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意志的应当是国务院而不是国务院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虽然是中央国家机关，但是它们毕竟从属与国务院这个最高行政机关，不能取代国务院的地位。3.将经国务院授权而制定部门规章认定为“国家规定”不符合《立法法》本意，也有损法制的统一和权威。毕竟，由国务院直接行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与国务院再次授权各部门行使“立法权”存在着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制定事项、制定理由等多方面的差距，容易“造成立法权层层授权，导致法制不统一，使授权立法失去有效控制，难以监督”的局面。[7]
（二）在《立法法》施行之前，按照当时有效程序制定且在清理行政法规时由国务院确认或未被废除的部门规章可以认定为国家规定
针对案例二中的争议，本文认为，根据《宪法》第89条第1项，《立法法》第65条、第80条以及《刑法》第96条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才属于国家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不能作为认定“违反国家规定”的依据。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行政法规立法历程，应当考虑某些特殊情况。这是因为，一方面，《立法法》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分别规定在不同的章节，说明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属于不同的法律渊源。因此严格地说，《刑法》第96条规定的“行政法规”只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不能是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也不存在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行政法规的问题。因为根据《立法法》第70条的规定，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不存在国务院部门公布行政法规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历史问题，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导致某些部门规章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国家规定”的依据。1987年4月21日起施行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下称《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或者经国务院总理审定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发布，或者由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发布。”根据该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部门规章属于“国家规定”。上述《暂行条例》是在2000年《立法法》以及2002年《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公布并施行之后才被废止的。2002年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改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根据该《条例》，行政法规的制定只能由国务院来完成，而不再采取《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双轨制制定方式。也就是说，那种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但是，考虑到行政法规的溯及力问题，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下称《纪要》）中区别情况，作了三项规定。根据该《纪要》的规定，应当以《立法法》施行的时间为界限，在此之前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部门规章或者在清理行政法规时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如果仍然有效的话可以认定为国家规定，但此后采取这种形式制定的部门规章就不能再认定为国家规定。由此可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经国务院批准之后由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可以认定为行政法规，作为判断是否“违反国家规定”的依据。
（三）具有“国家规定”形式特征的民商事法律不能认定为国家规定
针对案例三中的争议，本文认为，应当根据法益对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内容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将《民法通则》等民商事法律认定为国家规定，同时，也不能将国家规定的内容限制在行政管理规范[8]这样一个较大的范围，而应当结合非法经营罪的法益对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压缩。要判断非法经营罪中的“国家规定”，既要考虑非法经营罪是行政犯的特征，也要考虑非法经营罪的法益。非法经营罪是行政犯，要求它所违反的“国家规定”固然是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但更重要的是，非法经营罪侵犯的众多国家行政管理法规中的行政许可制度，而不是侵犯了所有的行政管理法规。因此，在判断非法经营罪中的“国家规定”时，应当拨开层层面纱，以该罪侵犯的法益为指导，准确界定好该罪所违反的“国家规定”。本文认为，非法经营罪所违反的国家规定是具有许可、批准性质的行政规范性法律文件，而不是类似《民法通则》这些具有私法性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尽管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因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的法律制度不具有行政许可、审批的性质，它们是一种解决私权争议的制度，因此不能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中“国家规定”。
（四）相关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中不必具有刑事追责的条款
针对案例四中的争议，本文认为，适用《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需要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中具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主张相关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中必须具有刑事责任条款方能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有限政府理念。但本文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有限政府理念并不能支撑该论点。理由是：
1.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核心要义在于刑法不应过多的介入其他法律法规规范的范围，而应当保持克制，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效益。刑法谦抑性原则从来没有否定也根本不会否定刑法介入基础法的正当性问题。而刑法介入基础法的正当根据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其内容并不是像刑法谦抑性原则那样涵盖广泛。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成文刑法典国家，刑法介入基础法的正当性根据就是犯罪构成。也就是，只要某种行为符合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犯罪构成的规定，即使相关的行政法规或经济法规中没有出现“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也不能否定刑法介入基础法的正当性。换言之，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刑法有其独立且唯一的判断标准，不以“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是否规定了“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条件。“国家规定”中的刑事罚则条款与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具体规定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2.有限政府理念是我国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亟需树立的发展理念，但是其毕竟是“政府”理念，与“司法”理念存在区别，其主要着力点在于规范政府行为，而不在于认定犯罪与适用刑罚，更不在于某一个具体罪名的认定。李总理提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以及“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权力清单”等重大方针政策是针对行政权的行使，更为具体地说是行政许可权而言的，并不是对非法经营罪而提出的具体意见。也就是说，有限政府理念与“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是否需要具有刑事责任条款的规定不具备必然的因果关系。
3.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并不意味着就真正实现了上述国家规定的具体内容与刑法规定的个罪之间实现了无缝衔接。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表述只是为了避免挂一漏万，严密处罚法网而设置的一种提示性表述。且不说这样的表述是否严谨，即使这样的行为确实存在与之对应的罪名，也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样一个刑法罚则表述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不能对它进行刑事处罚。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只要行为违反了某种具体的行政管理法规，而且进一步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即使行政管理法规中没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规定，也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行政管理法规中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多余规定，也是相当随意的规定”。[9]
三、余论
除了上述案例中反映的争议之外，在如何理解和适用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国务院各部门针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中出现的模糊或漏洞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能认定为国家规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前述问题有所不同，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本文的初步观点是，如果严格按照《刑法》第96条的规定来理解，无论是何种情况下制定的部门规章，都不被认定为行政法规，自然也就不能被认定为国家规定。但是，如果完全不顾及行政法规可能出现的模糊或漏洞，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行政法规不可能针对所有的事项规定得非常清楚，其中难免有不周之处。而这些不周之处可能影响到法律的适用和案件的处理。因此，针对这些不周之处而制定的部门规章可以弥补行政法规的不足，使其含义更明确，从而适用起来也更准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追求形式上的正义，而应该追求实质上的正义，不应该将这些部门规章一律排除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外。为了协调与《刑法》第96条的关系，可以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首先，从内容上判断，审查这种规章的功能和作用是否在于弥补相关行政法规的不足，是否针对行政法规出现的“真空”而进行的补充和细化，如果是则不应当排除。其次，因为按照《刑法》的规定，部门规章确实不属于国家规定，因此不能直接援引该规章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此时，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进行，将此种部门规章作为一种“参照”，把这种“参照”融入行政法规之中，在处理案件、引用法条时，应当引用行政法规的规定。但在理解行政法规时，可以“参照”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理解和解释，这样就能在事实和法律之间架起桥梁，不致于事实和法律的脱节，给人一种法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善的感觉。至于有观点提出此种规章的内容由谁来认定的顾虑，[10]本文认为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完全可以交由办案的司法部门认定。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办案的司法部门认定不了，也还有途径可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8日下发的《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存在争议的，应当作为法律适用问题，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因此，在由谁来认定部门规章内容的问题上应该不存在现实操作的难题。如果部门规章在形式上具有合法性，在内容上与行政法规不冲突、不矛盾，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在行政法规规定内容的射程之内，则可以作为适用行政法规的“参照”。但是，部门规章在对行政法规进行明确或补充时，总难免会有扩大内容的冲动，这种扩充可能偏离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从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此需要特别提防。所以，应当加大最高权力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对部门规章的审查力度，防止部门规章借“细化行政法规”之名，行“扩大势力范围”之实，使部门规章严格根据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和规制来进行明确或补充。
注释：
[1]刘树德：《“口袋罪”的司法命运——非法经营罪的罪与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
[2]王涛等：《非法经营罪实务问题研究》，载《刑事司法指南》总第64集，第215页。
[3]杨庆堂：《非法经营罪立法及司法适用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88页。
[4]秦新承：《非法经营罪中的“国家规定”及有关刑事罚则的理解》，载《法学》2008年第1期。
[5]周强、朱妙：《利用互联网发布足球博彩信息牟利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龚学飞非法经营案》，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3月21日。
[6]王作富、刘树德：《非法经营罪调控范围的再思考——以<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为基准》，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7]陈超然：《非法经营罪适用范围的扩张及其限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84页。
[8]徐敏、尹口：《刑法上“国家规定”的判断标准》，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4期。
[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6页。
(1994年10月9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第一条
为严肃结算纪律，维护正常的结算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对银行(包括城乡信用社，下同)、单位和个人违反银行结算制度行为的处罚。
第三条
各级人民银行和各银行的管理行有权依照本规定，对违反银行结算制度的所辖所属银行、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
办理结算业务的银行有权依照本规定，对违反银行结算制度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
第四条
对违反银行结算制度的银行、单位和个人，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可根据其行为性质及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计扣赔偿金或赔款；(二)罚息；(三)罚款；
(四)没收非法所得；(五)警告；(六)通报批评；
(七)停止使用有关的结算方式；
(八)停止办理部分直至全部结算业务。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第五条
单位违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责令其限期撤销账户，并处以5千元至1万元罚款。
第六条
单位出租、转让账户，除责令其纠正外，按账户出租、转让发生的金额处以百分之五但不低于1千元罚款，并没收出租账户的非法所得。
第七条
商业承兑汇票到期，付款人不能支付票款，按票面金额对其处以百分之五但不低于1千元罚款；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申请人未能足额交存票款，对尚未扣回的承兑金额按每天万分之五计收罚息。
第八条
存款人签发空头或印章与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按票面金额对其处以百分之五但不低于1千元罚款。对屡次签发的，应根据情节同时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直至停止其向收款人签发支票。
第九条
收款单位对同一付款单位发货托收累计三次收不回货款的，银行应暂停其向该付款单位办理托收；付款单位违反规定无理拒付，对其处以2千元至5千元罚款，累计三次提出无理拒付，银行应暂停其向外办理托收。
第十条
付款单位到期无款支付，逾期不退回托收承付有关单证的，按照应付的结算金额对其处以每天万分之五但不低于50元罚款，并暂停其向外办理结算业务。付款人对托收承付逾期付款的，按照逾期付款金额每天万分之五计扣赔偿金。
第十一条
银行未按照规定对违反结算制度的单位、个人进行经济处罚的，人民银行或上级管理行对其应作同额的处罚。
第十二条
银行违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对未持有开户许可证或已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存款人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以及强拉单位开户的，要限期撤销，并对其处以5千元至1万元罚款。
第十三条
银行违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对一般存款账户的存款人支付现金或为单位开立、撤销账户之日起7日内未向人民银行申报的，对其处以2千元至5千元罚款。
第十四条
人民银行违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核发开户许可证的，上级银行对其处以2千元至5千元罚款。
第十五条
银行因工作差错，发生结算延误，按存(贷)款利率计付赔偿金；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延压、挪用、截留结算资金，影响客户和他行资金使用的，要立即纠正，并按延压的结算金额每天万分之五计付赔偿金；因错付发生冒领，造成资金损失的，负责资金赔偿。
第十六条
银行违反银行结算制度，任意压票、退票，截留、挪用结算资金，按结算金额对其处以每天万分之七罚款。
第十七条
银行违反规定受理无理拒付、擅自拒付退票和有款不扣拖延付款，以及不扣、少扣赔偿金的，除按结算金额每天万分之五替付款单位承担赔偿金外，要对其处以2千元至5千元罚款。
第十八条
银行签发空头银行汇票、本票和办理空头汇款，要负责追回垫付的资金，并按垫付的金额对其处以每天千分之一罚款。
第十九条
银行采取欺骗手段，向外签发未办汇款的回单、帮助客户骗取银行承兑汇票或套取银行贴现资金的，对其处以5千元至1万元罚款。
第二十条
银行未按规定通过人民银行办理大额转汇、清算大额银行汇票资金或将大额汇划款项和银行汇票化整为零的，对其处以每笔2千元至5千元罚款。
第二十一条
银行签发50万元以上的银行汇票，未及时向人民银行移存资金的，按延误天数和金额对其处以每天万分之七的罚款；三次以上未及时移存资金的，对其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应停止其向外签发银行汇票。汇票解讫划回签发地人民银行后，签发行仍未移存资金的，按票面金额对其处以百分之五罚款。
第二十二条
银行在结算制度之外规定附加条件，影响汇路畅通的，要限期纠正，并对其处以5千元至1万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银行结算管理混乱，经常发生违规违纪问题，人民银行要对其发出警告，限期纠正。不顾警告，拒不纠正或屡查屡犯的，要在全辖或全国范围内通报批评，直至暂停其办理部分或全部结算业务。
第二十四条银行违反结算制度，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对行长(主任)、有关责任人处以按本人月基本工资额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八十的罚款，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直至开除公职的处分，并追究上级行领导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私自利用结算骗取客户或银行资金以及进行其他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除追回赃物外，并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直至开除公职的处分。
第二十六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从重处罚：(一)抗拒人民银行和上级银行检查的；(二)违章不纠，屡查屡犯的；(三)隐瞒事实，毁灭证据的；(四)拒不纠正错误的；
(五)领导人员指使他人违反银行结算制度的；(六)嫁祸于人，打击报复的。
第二十七条
下列情况可以从轻或免于处罚：
(一)情节轻微的；
(二)人民银行和上级银行检查后，认真检查错误并及时纠正的；(三)主动查出问题并及时纠正的；(四)抵制无效，被迫执行的。
第二十八条
被处罚银行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要将执行情况报告检查银行。
第二十九条
被处以罚没款的单位和个人，由开户银行从其账户中扣款，并向其开出扣款通知书。
第三十条
被裁决应付结算款项和被处以赔偿金、赔款、罚款的银行，应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主动偿付和交纳。对不主动偿付和交纳的，由人民银行开出扣款通知书从其账户中强行扣款。
第三十一条
被处罚的银行，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银行申请复议，上一级银行应当在接到申请后两个月内做出决定。复议期间，处罚决定应当执行。
第三十二条
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按照本规定执行。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修改。第三十四条
第二十二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二章所列行为规范的，视情节轻重，由有关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分别给予警示谈话、调离岗位、降职、免职处理。
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除适用前款规定外，视情节轻重，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处分。
对于其中的共产党员，视情节轻重，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违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超出报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备案的预算进行职务消费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将履行工作职责以外的费用列入职务消费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将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列入职务消费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在特定关系人经营的场所进行职务消费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七项的规定，使用信用卡、签单等形式进行职务消费，不提供原始凭证和相应的情况说明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7．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使用“小金库”款项吃喝、旅游、送礼、进行娱乐活动或者以其他方式挥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8．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第五条使用“小金库”款项吃喝、旅游、送礼、进行娱乐活动或者有其他类似行为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9．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
第三条禁止搞不正之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不准有下列行为：
（五）大吃大喝，公款旅游，或者违反规定配备、使用小汽车；
（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或者借机敛财。
第六条禁止在村级事务管理中滥用职权、损公肥私。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采取侵占、截留、挪用、私分、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或者其他公共财物：
（二）在计划生育、落户、殡葬等各项管理、服务工作中或者受委托从事公务活动时，吃拿卡要、故意刁难群众或者收受、索取财物；
（三）违反规定无据收（付）款，不按审批程序报销发票，或者设立“小金库”，隐瞒、截留、坐支集体收入；
（四）以虚报、冒领等手段套取、骗取或者截留、私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补偿、补助费以及各项强农惠农补助资金、项目扶持资金；
（五）未经批准擅自借用集体款物或者经批准借用集体款物但逾期不还，或者违反规定用集体资金、公物操办个人婚丧喜庆事宜；
（六）以办理村务为名，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集体资金，或者滥发奖金、补贴，用集体资金支付应当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有违反本规定第二章所列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由有关机关、部门依照职责权限给予警示谈话、责令公开检讨、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责令辞职、免职等处理。
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背景：我是莆田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生。近日学校出布不准吃零食等校规。本人因为侥幸心理买了一杯奶茶从而获得梦寐以求写检讨书的经历。
正文：我对校方在校规普遍表明不准喝奶茶的情况下我买了一杯奶茶，这是客观存在的“我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协商找到实现杜绝喝奶茶的根本办法，希望校方冷静对待，共同维护师生大局。作为一名学生有喝奶茶的权利，但这一权利目前受到校方有关决议等的限制。本人作为学校的.学生，有义务遵守学校有关决议规定。
附议：针对本人买奶茶行为的行为，本人表示，本人有权买奶茶这是每个学生每个人类的权利。个别学生会督导员把本人买奶茶行为视为喝奶茶，并指责此举为违反校规，这是他们敌视本人的表现。
司机乘客分开计价
近日，滴滴出行再一次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而这一次滴滴打车让消费者关注的是其价格调整问题。从8月18日开始，滴滴出行平台实行司机和乘客分开计价，取消之前对司机端收取的每单20%抽成，改为每单收取0.50元，外加1.77%的管理费。据悉，滴滴出行这一新的计价方式，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线，并将逐渐全线铺开。这次滴滴调整计价，司机端和乘客端有什么新的变化？此举到底是为了让价格更公开透明，还是为即将到来的盈利期布局？
此次计价方式调整，主要目的在于司乘分离，并不在于要增加公司的收入。就司机来说，调整以后的单趟业务收入相比以前固然可能减少，但也有能够增加的，而乘客端则几乎不受影响。
尽管如此，滴滴调整计价方式还是引起了较大议论，一些乘客抱怨滴滴的服务质量在下降，坐车支出则在增加。因此，不少乘客怀疑，此次滴滴调整计价方式，是否在为未来提高运价或减少甚至撤销补贴做准备？
消费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滴滴最近与优步中国宣布合并。尽管根据商务部的说法，这一合并还需政府部门批准才能生效，但它却预示着手机打车市场很可能将出现寡头垄断的格局。不容否认，以滴滴为代表的手机叫车市场之所以能在这几年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很短时间里出现了多家公司，这些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主要形式是争相提高给司机和乘客的补贴。但是从去年以来，随着竞争减弱，司乘双方得到的补贴在逐渐减少。那么，在滴滴最终完成与优步中国的合并，成为手机叫车市场上的最大企业后，它是否会蜕变为新的“出租车公司”，就成了消费者的一个现实担忧。
滴滴是否会走传统
出租车的老路
我国传统的出租车公司之所以不能让消费者满意，关键就在于它通过政府定价这个环节，形成了对市场事实上的垄断。在这个垄断格局下，司机因为付出艰辛劳动得不到应有收入而不满意，乘客因为得不到优质服务也不满意，只有出租车公司成了几乎没有经营风险的最大食利者。滴滴打车以其新锐的营销方式撬动了出租车公司的最大利益。但是，如果它自身又产生了垄断状态，那么它所能提供的市场福利就将逐渐消失，最终成为像传统的出租车公司一样的食利者。
滴滴会不会蜕变为新的“出租车公司”？消费者关心这个问题，滴滴公司也需要直面这个问题。滴滴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它自身不可能产生反垄断的需求。能够让滴滴公司不出现这种蜕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市场。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让更多的“滴滴快车”涌现出来，通过永不停顿的竞争，让市场永葆活力。
车主可以看到
直观收入心里踏实
滴滴这次计价调整主要是司机端。那么，司机感受如何呢？记者采访多名滴滴快车司机，他们均表示首日调整还有些不习惯，“只看金额感觉好像每单的费用减少了”，滴滴车主赵师傅向记者表示，虽然此前显示的不是司机实际收入，但金额看起来要比现在显示的收入高一些，调整后心理上还有些不适应，毕竟直观上数字在下降。不过刘师傅称，毕竟刚刚作出调整，滴滴每周给车主结一次账，结账后才能作出比较。
在车主牛师傅看来，这种计价方式要比之前的好，“以前滴滴做活动，流水扣去抵用券再按照比例来收费，司机实际获得的收入非常少，而且算法不清晰，总感觉被蒙在鼓里，更改后可以直接看到每笔的收入，虽然不高，但心里踏实”。
记者了解到，自网约车新政出台后，不少媒体调查称，滴滴出行和优步中国两大网约车平台确实在不同城市出现不同幅度的涨价现象。也就是说，目前直观感受就是，调整后乘客花费多了，司机收入少了。而且，司机表示，调整后接单量也受到影响。“早晨出来才拉了9单，而且没有大活儿，全是小单。以前70、80块钱的一天还能碰到几个。改版之后，大单子特别特别少。”
滴滴在已有相关报道中表示，是部分媒体误读，平台针对司机的抽成和计算方法都没有变，只是显示方式变了。此前司机端显示的是流水，即乘客支付的费用，但新计价方式实行后，司机端显示的是扣除抽成之后的司机实际收入。
互联网专家王越表示，目前竞争格局不同了，滴滴要在一定程度上探索投资回收的可行性，走这一步也是必然的。毕竟服务不可能永远是免费的。从主客观角度来说，都需要走这一步。看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能够让用户和司机都得到利益上的平衡。
甘肃违反八项规定通报：
1.永昌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有略公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问题。2014年10月，永昌县委党校徐有略等人顶风违纪，以培训为名带家属赴大连、张家界等地旅游，公款报销相关费用；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多次违规发放津补贴。徐有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免去常务副校长职务，违纪资金予以追缴。
2.省气象局办公室副主任徐志龙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问题。徐志龙任省气象局办公室副主任后，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私自购置办公家具，计6180元。徐志龙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武威市爱卫办原主任周怀智公款旅游问题。2013年2月，周怀智在厦门参加会议后，参加旅游团在厦门鼓浪屿等地旅游，并在旅行社以单位会务费名义开具发票公款报销。周怀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报销资金予以追缴。
4.白银市疾控中心违规发放补助问题。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白银市疾控中心多次违规发放补助。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入学受到行政警告处分，违规发放的补助予以追缴。
5.嘉峪关市畜牧兽医管理局畜牧兽医科科长牛吉胜违规设立小金库发放津补贴问题。牛吉胜安排本单位财务人员设立小金库，用于发放津补贴。牛吉胜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6.静宁县委老干部工作局违规发放福利等问题。静宁县委老干部工作局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违规发放福利费、报销个人电话费。该局局长张玉新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副局长席学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违纪资金予以追缴。
2013年09月07日 来源：京华时报
昨天，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曝光台”栏目，集中发布了安徽、青海、云南、贵州、广西、河北等6省（自治区）查处的违反作风建设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有的涉及公车私用，有的为子女大操大办婚礼，甚至还有公安局长赌博、县委书记公款聚餐的。截至目前，上述地方公布的35起典型案例均已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处理。
□安徽
公路局党委书记公款聚餐
9月5日，安徽省公布了5起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问题，分别是：五河县东刘集镇副镇长肖某某工作日午间饮酒滋事问题；安庆市城投公司副总经理何某某公车私用发生交通事故问题；六安市公路局党委书记程某某、纪委书记周某等人公款聚餐问题；郎溪县交通运输局运管局副局长程某某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工作日午间饮酒问题；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警员李某某上班玩游戏问题。
□青海
六案例四起涉及公车私用
青海省纪委共通报了6起公职公务人员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4起涉及公车私用。主要涉及公检法司等部门人员。
今年2月13日，玉树藏族自治州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建林私用警车山西探亲，在景区被拍照并在网上曝光。事发后周建林在对州信访局和网民答复中，隐瞒身份，虚假答复。玉树州委决定给予周建林免职处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该院检察长潘志刚诫勉谈话。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司法所所长杜媛2011年9月以来，长期用警车在西宁接送孩子入托，被其行政记过，全县通报。
□云南
丽江公安局纪委书记赌博
云南省纪委共通报了5起公职公务人员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例。这其中包括，丽江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秦朝富赌博。今年1月21日21时许，秦朝富在丽江古城区一茶室打麻将赌博时，被公安部“五条禁令”专项检查组会同当地派出所民警当场查获，收缴赌资共7200元。
丽江市委决定辞退秦朝富，丽江市纪委给予秦朝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给予秦朝富罚款500元的处罚。
□贵州
司法局领导上班时间打牌
贵州省纪委共通报了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其中两起为领导干部上班时间打牌。
习水县司法局某党组成员、副局长上班时间打牌，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免去党组成员、副局长职务处分。参与人员受到行政记过和降级处分。
纳雍县雍熙镇政府某副镇长上班时间打麻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参与人员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河北
县国土局副局长贪污受贿
河北省公布违规违纪案例达11起。主要问题涉及公车私用、滥发福利、公款吃喝等。
其中，河北省尚义县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兼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贪污、挥霍公款、收受礼金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另外，深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原大队长公车私用，并外借他人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问题。该大队长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职务处分，给予市公安局分管出入境管理大队的副局长党内警告处分。
□广西
迎新聚餐县委书记被撤职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报，今年7月29日，龙胜县一部门新任领导报到，县委书记唐天生与其他县领导商定当晚安排工作聚餐，龙胜县四套班子领导、相关部门领导等36人参加，共4桌总消费3626元。唐
天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少荣，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潘德辉分别被党内警告；责成龙胜县委作出深刻检查；责成参加公款聚餐人员个人承担餐费。
□专家解读
彰显反腐决心开辟治本战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党建专家张希贤分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曝光台”的推出既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反腐成效的发布，也彰显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张希贤指出，今年以来，中央反腐呈现新特点：“老虎”、“苍蝇”一块打。既查处大案要案，也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等作风问题的具体案件，表现了腐败“一起抓”的反腐倡廉新态势。
本次集中发布和报道各地区各部门查处违反作风建设有关规定的典型案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不屈不挠地反腐败的决心。
张希贤分析，今年以来，中央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一方面，涉及的干部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伴随作风整顿，部分地区高档服务业发展受到影响。不管是社会心理还是共产党的官场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本轮反腐败走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十字路口：反腐败要不要手软？继续前进还是就此而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顶得过去顶不过去是一个考验。”张希贤分析，恰在此时推出的“曝光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党在反腐问题上坚忍不拔的勇气和信心。“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必须坚决往前走，决不能后退。”
张希贤介绍，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率先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出：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这一观点被视为今天思想文化新觉醒的一大亮点。
狠抓作风问题反映了反腐倡廉在治本上大大向
(一)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的;
(二)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个人使用的。
举几个铁路方面违规超标用房的处罚范例：
1、因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给予太原铁路局局长杨绍清、党委书记张义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现任职务;
2.因超标、超编配备公务用车，给予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王忠玉、青藏铁路公司原总经理(现任武汉铁路局副局长)包楚雄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3.因超标准配备个人公务用车，并对其他班子成员的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违规给退休领导发放慰问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铁三院总经理王洪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现任职务，给予铁三院党委书记刘为群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4.因违规使用施工单位车辆，给予南广铁路公司、云桂铁路公司广西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马侃彦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5.因对单位其他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津保铁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津秦铁路客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张立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6.因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给予天津站站长杨捷、党委书记厉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现任职务。
【案例】
A是北京某公司职工，双方合同期限为1993年5月至1998年6月30日。1998年5月，因A感染伤寒，双方在劳动合同到期时又签订了医疗期合同，终止期延续至1998年11月30日。A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体检合格，公司通知A于1998年9月30日到公司办理上班手续，但A未按公司要求上班。同年10月7日下午，公司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在纠纷处理过程中，A向该委员会提交了由医院开具的1998年10月5日至10月19日妊娠呕吐病休假条1张，认为孕妇进行产前检查应视为出勤，而不是旷工。要求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补齐劳动合同解除期间欠发的工资、劳保和福利，以及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被告某电视中心辩称：根据《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的规定，孕妇进行产前检查视为出勤应具备3个前提条件，即怀孕的事实、依照医务部门要求的事实和进行产前检查的事实；而A未提供上述任何一种事实证明。我公司解除与A的劳动合同，是因为A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第35条第1款“员工因病或因伤不能上班，必须事先递交由医务室或合同医院的病休（诊断）证明书，经部门或主管人员批准方可休假，逾期按旷工处理”的规定。
【评析】
法院认为：公司规章制度，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应视为有效；与A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A称其1998年10月5日去医院产前检查，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为保证医疗部门对孕妇和胎儿进行有效监护有特殊规定，但这种检查，应该是定期的常规检查，A所提供的医院的医疗手册中没有1998年10月5日产前检查的记录，亦未提供任何与产前检查有关的证据。另外，A虽然向本院提交医院的建议休假证明，但未经公司有关部门或主管人员批准，擅自休假，事后又不主动说明情况。A的各项请求无事实根据，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均不予支持。我国劳动法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依据该法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第26条、第27条规定中并不包括“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
据了解，以来，首位被通报的省部级官员为付晓光。20xx年12月，中央纪委对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其中，通报披露，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经中央纪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批准，给予付晓光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按程序免去其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付晓光被点名曝光一年之后即20xx年12月26日，中纪委通报了湖北省人大会副主任王建鸣违规参加公款宴请的案例。根据通报，20xx年xx月xx日，湖北省人大会法规工作室与省政府法制办在武汉东湖宾馆召开立法工作沟通协调会。会后，省人大会法规工作室在东湖宾馆组织宴请，王建鸣等48人参加，宴请花费公款17659元。经中央纪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批准，给予王建鸣党内警告处分，责令退赔相关费用。
此外，据中新网报道，在20xx年全国两会期间，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去年一副部长因大吃大喝被通报”的相关提问，并称“部党组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个人也进行了改正与改进。”
20xx年xx月xx日，中央纪委再次对8起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陕西西安市市长董军等人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董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董军也成为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以来第四名受处分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人民日报本月曾发文介绍，前段时间，中央纪委把“案件检查室”改称“纪检监察室”，将“案件线索”规范称为“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名称改变的背后体现了中央纪委职能的变化。过去，案件检查室收到举报领导干部的案件线索，一般只有情节严重、够得上移送司法标准的才会立案调查，那些情节较轻、不够量刑标准的基本上不予立案;而现在则是有案必查、违纪必究，只要收到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的线索，哪怕仅仅是像董军违规吃喝这样以前看来“根本不算啥”的问题，只要一经发现也必须严肃执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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