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精选9篇)
一、受理部门
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稽查分局投诉科
二、工作职责
接受对本市辖区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的举报,认为需要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呈报领导批准后予以转交(转办、移送)稽查部门或有关职能部门查处。
三、受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6、《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7、《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
四、办事程序
五、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至中午12时,下午2时至5:30。
六、办理地点及联系电话
地址:广州市政民路77号六楼投诉科 邮编:510410 电话:86351980、86351981 传真:86351978
七、纪律监督
关键词:伪劣产品,单纯生产行为,销售金额,共犯
假冒伪劣产品在国际上被视为是“仅次于贩毒的世界第二大公害”, 而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 我国俨然已成了全球最大的假冒伪劣的产地,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愈演愈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 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给国家和被假冒产品的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影响了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的形象, 是阻碍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笔者将结合刑法第140条及两高相关解释规定, 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若干问题展开探讨。
1生产与销售伪劣商品罪概念的辨析
我国刑法第140条和146条中使用的是“产品”, 而刑法第149条中有“生产、销售本节第141条至148条所列产品”的规定, 显然在刑法第三章开章第一节中所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类罪命中就包含了从140条至149条所称“产品”的概念。目前学界有两种主流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为了使具体的罪名与类罪名相区别。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为了与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9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产品质量法》中的用语相协调和衔接。笔者认为, 刑法章节既然存在属和种的关系, 就应对类罪名和具体罪名有所区分, 因而前一种观点更有道理。综上, 笔者建议, 为了避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引起争议, 应将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的类罪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改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从而使节罪名和它所包含的具体条文协调一致。同时, 为避免同节罪名重复, 应将第140条罪名确定为“生产、销售伪劣普通产品罪”, 从而明显地和刑法第141条至第149条的八种生产、销售特种伪劣产品犯罪区分开来。
2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各种生产、销售特定伪劣商品罪的界定
首先, 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第141-148条生产、销售特定伪劣商品罪类罪的区别主要有: (1) 侵犯的客体不同, 前者所侵害的是国家关于生产、销售产品正常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后者不但侵害了一般客体, 还侵害了法律特别保护的客体; (2) 犯罪的构成标准不同, 前者以销售金额是否在5万以上为标准, 后者的八种犯罪则分别以行为、结果、危险作为考量罪名成立与否的标准。其次, 第140条和第141-148条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类罪也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刑法第149条第2款的规定, “生产、销售第141-148条所列产品, 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 同时又构成第140条规定之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难看出, 这里存在法定的法条竞合关系, 前者为普通法条, 后者为特别法条。那么, 在上述情况下应如何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就显而易见了:一是, 尽管犯罪对象为假药、劣药、医用器材等, 但行为人的生产、销售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特定伪劣商品犯罪的其他构成要件, 这种情况下, 如果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 则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二是, 生产、销售特定伪劣商品行为既达到了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数额要求, 也具备特定伪劣商品犯罪所要求的具体行为、危险或物质性损害结果, 这时行为既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特征, 也符合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特定伪劣商品犯罪的构成特征。对于这种情况, 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法条竞合适用原则, 按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量刑。这意味着如果考虑具体犯罪情节, 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处罚更重的, 则应还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3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金额”问题的评析
3.1 “销售金额”与立法本意不符, 且有罪难罚
从刑法第140条的罪状表述来看,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选择罪名 (选择罪名是指一个条文规定了两种以上各自具有独立意义又在一个案件中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行为的, 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 即可据其定一个罪名, 如果行为人同时实施了其中几种紧密联系的行为, 也只能按一罪处理的罪名) , 即本罪具体罪名可分拆开: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是, 对于生产伪劣产品和销售伪劣产品, 法条却苛以相同的标准——销售金额。那么, 没有了销售行为, 而只是生产伪劣产品的生产者是根本不构成犯罪, 即不可能存在单纯的生产伪劣产品罪。很显然, 这与选择罪名的立法理论是相背离。基于此考虑, 2001年《两高解释》第2条, 对“刑法第140条、第149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作出规定, 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笔者认为这里指向的收入应该是已经实施出售行为后收入。因为, 在《两高解释》第2条中, 还提到一个“货值金额”的概念, 规定在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前提下, 可以按“货值金额”定罪处罚。也就是分别指明了销售出和未销售存在着两种不同金额概念。这样来看, “货值金额”的进入并非是在给刑法140条之“销售金额”进行扩大解释, 而是加以区分。这样的区分不符合立法精神, 有越俎代庖之嫌。单纯构成的生产伪劣产品罪的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再次, 依据刑法第140条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设定了多个量刑幅度: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销售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 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 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 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3.2生产者与销售者定罪“金额”标准不一
《两高解释》规定“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币金额达到刑法第140条对定的销售金额3倍 (即15万) 以上的, 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未遂) 定罪处罚”。即生产者生产伪劣产品虽或者销售者有伪劣商品库存, 虽尚未销售, 但货值金额达到15万的, 仍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者、经营者销售金额和库存货值金额之和达到15万的, 也可以以本罪论处。该规定作用相当有限, 问题远未解决, 矛盾也越加凸显。
首先, 对于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生产者以未遂定罪, 并且定罪最标准提升为销售金额的3倍, 这意味着单纯的销售行为要比单纯的生产行为在刑责上重的多。事实上, 未遂本身已是一种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们把单纯的生产伪劣产品行为定罪最低标准不但提升为15万, 且仅归属未遂, 那么其定罪 (既遂) 的金额标准是否也将再次提升?这样双重的从减情节, 与刑法的基本精神之间也存在出入。所以, 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再对犯罪未遂规定比犯罪既遂更高的定罪数额标准。
其次, 单纯的生产伪劣产品行为有15万的未遂标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揣测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也存在未遂的情况呢?事实上, 我们根本不是这样操作的, 对于销售伪劣产品罪我们已经把销售金额纳入到了其必要构成要件当中, 销售金额没有达到5万元的, 是根本不构成犯罪的, 是一般违法行为, 由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予以调整, 也就是说, 单纯的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存在以5万为标准的既遂或未遂问题, 更没有对单纯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另行确定标准。
4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共犯的认定
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在理论上已无争议, 那么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存在共同犯罪可能。事实上, 在司法实践中共同犯本罪的情况并不少见。这里, 笔者所要论及的是:《两高解释》第9条中作出了以下规定:“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 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 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 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共犯论处”。显然, 该条规定将在客观上为制售伪劣产品提供帮助的行为认定为了本罪的共犯。笔者认为, 这一解释存在着一定的不妥, 理由如下:首先, 依照刑法学界的通行观点。与实行犯具有共同犯罪故意, 相互之间有犯罪的意思联络, 在犯罪中依照分工完成帮助行为的帮助犯才是共犯人。例如, 刑法第156条:“与走私罪犯通谋, 为其提供贷款、资金、帐号、发票、证明, 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 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第310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 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 事前通谋的, 以共同犯罪论处。”第382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 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 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 伙同贪污的, 以共犯论处。”上述共犯的认定, 都要求有共同犯罪故意作为必要条件, 且共同犯罪行为是围绕着同一个犯罪目的, 相互分工配合的犯罪活动整体, 如“事前通谋”。而《解释》中在主观上明确只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本罪而为其提供帮助的, 就与他人构成共犯。笔者认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仅仅是帮助犯的必要条件, 而基于共同犯罪故意, 相互之间有故意联络, 有共同的犯罪指向, 为实行犯提供帮助的行为才是帮助犯的必要充分条件。不具有这种共同犯罪故意而提供帮助的行为者则不应认定为共犯人。例如, 某主管部门或具有直接监管职责的人员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收受贿赂为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提供便利条件的, 我们一般是不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共犯论处的, 而是另行定罪处罚。鉴于此, 笔者认为, 对于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而提供帮助者, 应当另行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第140条“销售金额”的展开[J].清华法律评论, 1999, (2) .
[2]赵德刚.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若干争议问题, [J]政府法制, 2007, (10) .
[3]狄世深.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新探,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3, (1) .
关键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伪劣产品;销售金额
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不少生产者经营者在利益的驱使下,践踏道德底线,做出违法甚至是犯罪的勾当。为了维护一个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对生产者及经营者的法律约束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一层面,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仍具有很大的适用空间。但是对于本罪而言,仍有许多极具争议的问题,使得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司法适用上存在疑难,为使本罪更好適用于司法实践,本文拟论几个典型的疑难问题。
一、对于伪劣产品的认定问题
伪劣产品是本罪的犯罪对象,对其正确界定是适用本罪的首要问题。对刑法条文中的特定术语的界定应当依据刑法条文为之,如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解释存在冲突时,应由有权机关依据其他方法解释之。因此,伪劣产品仅包括“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型产品四种。
二、本罪的行为认定问题
本罪的犯罪行为当然是伪劣产品的生产及销售行为,但这只是大方面的概括,本罪的客观行为具体表现为: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一)“掺杂、掺假”行为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4月9日公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伪劣商品解释》)对“掺杂、掺假”行为做了定义,据此解释,“掺杂”就是在产品中掺入杂质的行为,“掺假”即在产品中掺入异物的行为。
(二)“以假充真”行为的认定
《伪劣商品解释》对“以假充真”也做了具体做了定义。以假充真其实就是以彼产品冒充此产品的行为,如将柴油冒充桐油出售,将当归冒充人参售出。该行为与掺假行为的不同在于:以假充真以全部假产品替代原产品,而掺假是以假产品部分替代原产品。
(三)“以次充好”行为的认定
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以次充好”行为是指以次的或差的产品冒充好的或者优质产品。对此,《伪劣商品解释》做出了完善。“以次充好”现实中常见的是以低档酒冒充高档酒销售。违法组合、拼装所生产的产品实质上也属于次产品,该行为实质上是“以次充好”的一种特殊形式。
(四)“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的认定
对该行为的认定关键是把握对“合格”的定义,《伪劣商品解释》规定,“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据此,“不合格产品”分为三类。“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就是将上述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或者将不具备应有的使用之目的的产品冒充具备该种使用目的而进行生产、销售的行为。
三、销售金额的认定问题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本罪的具体犯罪数额,并且依据不同的犯罪数额规定了不同层次的刑事责任,但是我国刑法引用的是“销售金额”这一概念。
(一)销售金额的范围
对于何为“销售金额”,《伪劣商品解释》第二条作出明确规定。据此,销售金额包括:
1.出售伪劣产品所得的违法收入
所谓所得的违法收入,是指在实然状态下实际取得的收入,包括买方实际支付的货款、预付款以及定金等。此种情形下,并不包括未售出产品可能带来的收入,只能是因销售行为所实际获取的一切不合法收入。
2. 出售伪劣产品应得的违法收入
所谓应得的违法收入,指的是依据订立的合同所应该得到的不合法收入。在合同双方履行合同交付货物的情况下,买方应付货款自然属于应得的违法收入。但卖方未交付合同项下的标的就被抓获,此时合同所约定的对价是否属于应得收入呢?笔者认为,销售行为是一个行为过程,必然包括缔约、合同成立、履行合同等一系列行为,应得的违法收入自然是销售行为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应得收入的计算无需要以货物实际交付为标准。
(二)销售金额的计算1.伪劣产品价格的确定
伪劣产品价格的确定主要适用于违法收入尚未取得的情况。笔者认为,伪劣产品价格的确定应当遵循以下顺序:①合同约定的价格;②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③合同订立时履行地的市场中间价;④估价。
2.伪劣产品与非伪劣产品混同情况下销售金额的计算
伪劣产品与非伪劣产品混合之后如能再分辨开,则只需依照上述规则计算伪劣产品部分的销售金额。若混同后难以辨别,除非伪劣产品的本应具有的性能并未受伪劣产品影响的外,被告能够证明非伪劣产品部分的销售符合法律规定,否则伪劣产品与非伪劣产品成为一个整体,变成另一形式的伪劣产品,销售金额自然以伪劣产品与非伪劣产品为整体来衡量。
3.货值金额与销售金额共存时销售金额的计算
司法实务所遇犯罪情形可谓五花八门,经常遇到伪劣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在销售部分后被查获的情况,此时,就出现货值金额与销售金额并存的情况。根据《伪劣商品解释》的规定,以两者3∶1的比例计算。
四、本罪的未遂犯认定问题
根据《伪劣商品解释》的规定,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本罪的未遂定罪处罚。这一规定的出台解决了长期以来本罪是否具有未遂状态的理论分歧,但同时,司法解释的新规定产生了新的问题:假若行为人只有伪劣产品的生产行为,而无销售行为,即使货值金额再大,也只能构成本罪的未遂。这似乎与立法本意相背离,本罪是选择罪名,自然也应当惩罚伪劣产品的生产行为。因此,立法应当予以完善,但目前而言,只能依照此解释追究本罪未遂的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翟中东.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案追诉标准与司法认定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2]陈立.经济犯罪理论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许珂(1992.08~),女,安徽宿州人 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被告人陈建明,男,1965年7月21日出生,无业。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吴松希,男,1971年2月8日出生。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7月8日被逮捕。
被告人马丹辉,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无业。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延广,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文振,男,1975年6月3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方文魁,男,1965年6月18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陈建明、吴松希、马丹辉、李延广、张文振、方文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建明与景巨良(另案处理)预谋销售假冒卷烟,景巨良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花园闸村、半壁店方家村分别设立办公室及两个烟库,用于销售假冒卷烟。1999年2月至5月间,陈建明和景巨良又与吴松希、方文魁、马丹辉等人预谋由广州、福建等地,购买假冒卷烟并贩运来京销售。后吴松希、方文魁等人将假冒的“三五”、“万宝路”、“红塔山”、“中华”等卷烟装入集装箱,经铁路、公路运输至北京市。马丹辉负责接收假冒卷烟,并在北京广安门火车站货场调度王建华(另案处理)的配合下将吴松希等人用火车运到北京的假冒卷烟提出后,再用汽车运送到陈建明及景巨良所指定的地点,由陈建明和景巨良负责联系烟摊予以销售。其中,被告人陈建明伙同他人共销售假冒卷烟金额661.5854万元;吴松希销售假冒卷烟金额284.618万元;方文魁销售假冒卷烟金额19.26万元。马丹辉帮助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等人将假冒卷烟运至被告人陈建明、李延厂处,运送的假冒卷烟价值人民币603.8783万元。
1999年5月间,被告人李延广、张文振欲将被告人马丹辉从铁路非法贩运至北京市的假冒“石林”、“金健”等卷烟716箱进行销售时,被查获。经北京市价格事务所鉴定,从李延广、张文振处收缴假冒卷烟,共计价值人民币34.511万元。
经对案发后从陈建明、马丹辉、李延广、张文振等人处查获的卷烟进行鉴定,证实均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劣质卷烟。
二、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明、吴松希、马丹辉、李延厂、张文振、方文魁分别结伙,违反国家产品质量法规,以假充真,大量销售假冒劣质卷烟,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共同犯罪中,陈建明、吴松希、李延广、方文魁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均应依法惩处。被告人张文振帮助他人销售假冒劣质卷烟,系本案从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马丹辉亦系本案从犯,其在被公安机关骂押后,能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有立功表现,故依法对其减轻处罚。鉴于李延广、张文振犯罪未遂,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上列被告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惟在认定的部分数额上有误。陈建明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陈建明被辑押后,虽能帮助公安机关做一定工作,但不属于立功,故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吴松希、方文魁的辩解及二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积极参与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事实,有书证及同案犯的供述在案证实,二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亦多次供述,足以认定,现其否认,显系狡辩,故二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和采纳。马丹辉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马丹辉明知是假冒劣质卷烟,仍帮助他人予以销售的事实,不仅有同案犯的供述,起获的书证在案证实,且马丹辉在法庭审理中亦供述,故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延厂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李延广纠集他人积极实施销售假冒劣质卷烟,并非起次要作用,系主犯,故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所提系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张文振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文振伙同他人销售假冒劣质卷烟的犯罪事实,有同案犯的供述、指证,且其在公安机关亦曾供述,现其翻供,显系推卸罪责,故其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和采纳。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于2000年12月14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陈建明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被告人吴松希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八十五万元。
3、被告人马丹辉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4、被告人李延广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5、被告人张文振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
6、被告人方文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九万元。
7、继续追缴上述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8、随案移送的物品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陈建明、吴松希、李延广、张文振不服,提出上诉。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口号一
1、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
2、优化消费环境,服务经济发展。
3、为了你我他的人身健康、抵制假烟。
4、指导消费者合理消费,促进市场繁荣发展。
5、提高打假维权意识,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6、为消费者服务,树立诚信品牌。
7、诚实守法经营,改善消费环境。
8、齐心协力抓商品质量,真心实意保消费安全。
9、全民打假,营造和谐社会。
10、打击假冒卷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1、和谐消费,远离假烟。
12、根治制假,为子孙后代造福。
13、卷烟打假,群众是我们最有力的依靠。
14、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15、烟草打假,利国利民。
16、消费维权、营造公平消费环境。
17、全民打假,人人有责。
18、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9、制假害人害己,不得不除!
20、科学合理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21、化解消费纠纷,服务社会和谐。
22、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3、反欺诈、树诚信、打假冒、促发展。
24、商品质量联万家,打假治劣靠大家。
25、有效化解消费纠纷,全面构建和谐社会。
26、标本兼治,努力构建商品质量监管长效机制。
27、杜绝假烟,关爱健康。
28、倡导诚信兴商、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29、烟草打假,人人有责。
30、化解消费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口号二
1.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3.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和商业欺诈行为
4.维护消费者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6.公平正义,消费和谐
7.做好消费指导工作,增强消费者维权能力
8.倡导诚实守信,共铸消费和谐
9.健全消费纠纷和解机制,共创和谐消费放心环境
10.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营造和谐消费环境,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2.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3.化解消费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14.搞好消费教育,提高消费者素质
15.有效化解消费纠纷,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16.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7.以人为本切实保护好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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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财政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关于印发《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的通知
【颁布部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法规文号】财行〔2001〕175号
【颁布日期】2001-10-24 【实施日期】2001-10-24 【是否有效】 有效
【效力级别】规范性文件
【批准部门】 【批准日期】
【失效日期】
【全文】 财政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关于印发《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的通知 财行〔2001〕1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
为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行为,规范举报有功人员奖励制度,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制定了《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对于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举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奖励举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有功人员,严厉打击制售伪劣商品违法行为,规范全国举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奖励制度,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的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举报有功人员是指以书面材料、电话或其它形式向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或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机关举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活动,且举报情况经行政执法机关办案查证属实的人员。
第三条 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被假冒方或其委托人以及属申诉案件的举报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举报下列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属于本办法奖励范围:
(一)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印刷伪造或冒用商标、包装装潢厂名、厂址和产地的产品及包装物、标识物的;
(二)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印刷伪造或冒用质量标志的产品及包装物、标识物的;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产品的;
(四)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产品的;
(五)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产品的;
(六)生产、销售过期失效、变质产品的。
第五条 根据举报事实的确凿程度和举报人的配合情况,将举报分为4个有功等级:
(一)一级举报。认定违法事实完全清楚,已亲自并直接掌握现场物证、书证并可协助现场查办活动,举报情报与查办事实完全相符;
(二)二级举报。认定有违法事实,已掌握部分现场物证、书证并可协助查办活动,举报情报与查办事实基本相符;
(三)三级举报。尚未对违法事实进行直接核实,但已取得部分重要证据,仅提供查办线索,不直接协助查办活动,举报情报与查办事实大致相符;
(四)四级举报。有部分物证,但未经过核实,仅为怀疑、推测性举报。
第六条 对举报有功人员根据不同情况,依据执法机关查获的假冒伪劣商品货值大小,一次性给予奖励。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一)对于货值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按照举报有功等级分别按货值5-6%,3-4%,1-3%,0-1%给予奖励;
关键词:三鹿奶粉,假冒伪劣产品,法律对策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震惊了全国, 也使消费者对整个奶粉行业失去了信心。三鹿集团公司, 是目前国内较大的奶粉生产企业, “航天乳饮料及乳粉”唯一合作伙伴、全国唯一“航天乳饮料”专业生产企业;三鹿奶粉是国内第一批获得“免检”的奶粉, 中国名牌产品, 中国免检产品;邓婕、倪萍、薛佳凝、花儿乐队都做过产品代言人, 然而正是有着如此耀眼光环的企业和产品, 在神州大地上制造出了让一千多个家庭流泪的悲剧。700多吨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污染, 而这个三聚氰胺正是造成众多幼儿结石的罪魁祸首, 三聚氰胺是一种非食品化工原料, 按照国家规定, 严禁用做食品添加物。而三鹿牌部分批次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 却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三鹿事件让人联想到其他的食品问题、饮用水问题、药品问题等等众多假冒伪劣产品,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 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日益猖獗, 假烟、假酒、假钱、假化肥、假农药……无所不有。在当前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 冒牌货、伪劣品防不胜防, 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断出现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社会公害。
一、假冒伪劣商品的法律界定
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不仅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合法经营着的利益, 而且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影响国家形象以及国际声誉。那么何为假冒伪劣产品呢?我国的法律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1.我国的《产品质量法》总则第四条规定“禁止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这是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禁止性规范。
2.我国的《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第24条规定“生产、经销掺假产品、冒牌产品, 以‘处理品’冒充合格产品, 生产、经销没有产品检验合格证的产品, 生产、经销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对生产者经销者要严肃处理”。
3.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 损害竞争对手:l) 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 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 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3) 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 引人误以为是他人的商品;4) 在商品上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 伪造产地, 对产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我国其他的法律法规对假冒伪劣产品也有所界定, 虽然我国不同法律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界定不同, 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准的产品;伪造冒用产地、厂名、厂址的产品;生产销售变质、失效、危及人身安全、健康及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
二、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的现状
当前,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 不仅坑害了广大消费者, 损害了国家利益, 而且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严重地危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据有关资料报道全世界假冒伪劣商品交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7%, 每年高达1500-1800亿美元, 是全球滋长速度最快的经济犯罪行为之一, 是20世纪的工业瘟疫, 成为仅次于贩毒的世界第二大公害。假冒伪劣在我国呈现屡禁不止的态势, 甚至在部分地区还相当猖獗。报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调查结果表明, 1998年我国市场上加工制造的商标标识假冒侵仅商品约为1329亿元, 实际上假冒商品的销售量已大大高于走私数额, 已成为阻碍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不安定因素。
(一) 假冒伪劣产品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民经济不断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社会财富和商品也越来越丰富。但随之而来的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毒奶粉、毒大米、毒蔬菜, 假药等商品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大量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严重影响着市场的公平和合理竞争, 严重地损害了国家、集体和消费者个人利益, 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公害。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方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法厂家及商家的利益驱动, 这是产生假冒伪劣产品的根源所在。
2.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给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行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3.地方保护主义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庇护, 为制假售假的行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4.不充分的市场竞争, 为制假售假的行为提供了土壤。
5.一些消费者知假买假、部分经营者知假进假, 给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提供了生存环境。
(二) 造成的不良后果
随着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断增加, 给社会及消费者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后果, 对国家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主要有以下方面:
1.危及生命、侵害健康, 侵害消费者的合法经济利益。
2.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挤占企业市场份额, 侵害合法经营者的利益, 影响企业正常发展。
3.给国家税收造成严重损失。
4.恶化我国的投资环境, 是我国丧失大量的外国投资。
5.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败坏国际形象
三、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法律对策
从去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到今天的假冒下乡家电产品, 掺杂掺假、以旧充新、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假冒伪劣产品无孔不入, 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道德、教育、体制、法律等多方面的因素, 要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是一项长远而又艰巨的任务。法律是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同样也是法治经济, 下面笔者就从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法律措施方面, 提几点建议:
(一) 完善立法
中国现已颁布的涉及产品质量、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几十部。但是, 仍然不断发生三鹿毒奶粉、“蛆柑”、“毒蛋”等事件, 这是分段立法, 条款相对分散, 单个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较窄, 留下执法空隙和隐患的原因。针对三鹿奶粉事件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8日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表决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该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 现行食品卫生法同时废止。《食品安全法》承载起公众强大的民意期待, 但是一部法律并非万能。一方面, 必须先弥合当前在食品安全管理的法律与相关配套制度之间可能出现的断裂, 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来确保这部法律从纸面走进生活时, 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 食品安全管理是一个维系着复杂利益博弈的系统工程, 当前必须真正铲除诸如“部门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问题, 来解开相关行业背后那些捆绑在民生福祉与公共利益上的绳索。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重建中国食品安全的公信力。最后, 笔者认为应当制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事故救济途径和救济程度标准, 《食品安全法》中接纳了民间“损一罚十”的惯例, 这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损一赔一”的继承和升华。但食品和普通商品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袋奶粉只有10块, “损一罚十”也只有100块, 但消费者实际的身体、精神上的损失远不止这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有死亡赔偿金、有残疾赔偿金等, 这些都是可以再重新计算的。我们还希望中国的法律能进一步发展, 比如说赔偿不是以商品的价格为基数, 而是以消费者受害的全部为基数。
(二) 加强法律的执行力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给无数人民带来了希望的同时, 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悲观的情绪, “到底这部法律能起到作用吗?能被认真贯彻之行吗?”这大概是人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每逢危机, 政府和相关部门就采取紧急行动, 这些彰显了政府的整治决心, 危机之后相关部门又立即想到立法, 法治观念有了很大的长进, 但这么多的法规和条例, 哪部法律严格执行过?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 即使法律再完善得不到良好的执行, 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 在完善法律的同时, 我们更加应该加强法的执行和监督的力度, 从意识层面和行动层面一起减少这些事故的发生。
首先, 设计出一套更有效的监管体制, 改变目前的“八个部门管不着一头猪”的现象, 笔者认为, 必须把监管职责集中到一个部门。欧洲的英国与丹麦都已这样做了, 美国这些年也在大量减少相关部门, 慢慢把监管的责任放到一个政府部门去。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的相关部门据说有三十五个, 太多了就会出现相互推诿, 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
其次, 加强执行部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管理, 各上级部门应把工作分配给单个工作人员或专门工作组执行, 并由此专项人员负责跟进该项政策的落实和实施, 一旦出现差错就分级处理直接负责人员。
最后, 各执行部门应制定严格的内部管理条例, 对失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尚未构成犯罪的人给与严格的行政处分。各领导应在工作中以身作则, 按规定严格要求, 在出现问题时根据事实和规定给与相关人严格处分, 不能因个人情感放纵下属, 对其减轻或免除处分。
(三) 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
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由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系统构成。
1.国家监督
国家监督是以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为主体, 以国家的名义, 依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的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监督。主要包括: (1)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主要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立法监督和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2) 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这是以国家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监督, 其监督的客体和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监督、对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 (3) 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在我国, 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两种监督。
无论是权力机关的监督还是行政机关的监督或是司法机关的监督, 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监管不严、权责不明、分工不清、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的情况, 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的监督体制, 理顺上下级之间的分工, 进一步明确权责的界定, 建立一个分工清晰权责明确的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建立有效运行的法律监督保障机制, 只有运行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才能进一步完善监督体制、完善管理体制。
2.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以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组织或公民主体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主体范围十分广泛, 民主性比较突出, 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监督包括社会组织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等。在杜绝假冒伪劣产品方面尤其要完善新闻舆论的监督。
新闻舆论的监督, 是通过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介进行的一种监督。它既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在法律监督领域的具体应用, 也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在新闻、出版领域中的体现。有些学者认为:“新闻舆论机关不宜被称为监督主体, 新闻舆论监督仅仅是一种方式和手段”。笔者以为, 将新闻舆论机关作为单独的监督主体, 不但充分地反映了它们在现代社会的现实地位, 而且有利于发挥其在我国法律监督中的特殊作用。在现代社会, 新闻工作者是以自己对社会事件的报道和评价, 参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新闻工作者以自己的职业敏感, 运用报纸、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大众传播媒介, 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甚至是无孔不入的报道, 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些国家甚至称新闻舆论为“第四政府”, 新闻舆论监督因其反应速度快、传播范围广, 而具有相当大的道义影响和震撼力。同时, 新闻舆论监督可以在预防犯罪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所有严重、恶劣的违法事件和犯罪分子, 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由轻至重的发展过程, 如果存在一个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 将尚不严重的的违法事件及时公诸于众, 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事件的扩大。舆论监督在法律监督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 目前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权利和舆论监督权还缺乏充分的法律保护, 如果将舆论监督比做唐太宗李世民所讲的“可以明得失”的镜子, 这面镜子还时常被某些照它的人用其手中的权力“砸碎”。当然, 另一方面, 有些新闻报道由于个别从业人员受私利驱使不能作到客观、公正;开展舆论监督还应避免干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避免误导群众;正确的舆论监督还应避免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所有这些都说明, 健全新闻法制, 依法指引、规范、保障舆论监督, 使新闻舆论监督法律化、制度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总之, 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制, 维护法律尊严和公平,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提供法制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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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抵制伪劣产品,就是我的中国梦!
如今这市场,假的比真的还多,先看看日用品,大到名牌服装,小到香皂、洗发水,哪样没有假的?还有音像制品、书籍等,假货也是层出不穷。总之,你选购商品,肯定是“雾里看花”,不知到底哪一种是真的。
不用多想,制假者的动机,无非是想用低廉的成本来牟取高额的利润,“假”乃假冒伪劣商品,假冒其它名牌产品,像“李宁”“NIKE”等,一些不法分子充分利用这些名牌效应,伪造伪劣产品,像用凉水兑酒精制成白酒,用根本没达到国家标准的材料生产隐形眼镜……这类产品是最令广大消费者深恶痛绝的,因为它不仅骗取了消费者的钱财,而且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
还有一些不得不说的,“海飞丝”成为“海柔丝”,“喜之郎”换成“喜二郎”、“夏士莲”改成“夏氏莲”,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已封笔的“金庸”竟然又出了书。其内容不堪入目,而看其封面,却赫然印着“金庸新著”,向“资深”的同学讨教,才知写书人叫“金庸新”,这些人真是绝顶聪明,居然利用我国丰富的汉字文化,钻了法律的空子。
透过纷繁复杂的假货现象,我认为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首先在于消费者,一是消费者一定要多学些识别真假货的方法,擦亮眼睛,购物时不要太粗心;二是消费者不要贪图小便宜,让假货有了买方市场;再就是执法者的问题。我国目前有少数部门有“打假”的职能,国家可以加大执法力度,多花些精力,多派些人员,各企业也要在打假上狠下功力,发动群众,尽可能多提供线索;还有法律方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
“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我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把假冒伪劣产品消灭得干干净净!
坚决抵制伪劣产品,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江苏省东台市富安中学初二(7)班
和人员暂行办法》的通知 冀政办〔2001〕5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河北省奖励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有功单位和人员暂行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00一年二月十六日
河北省奖励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有功单位和人员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以下简称打假),规范打假工作中的举报和奖励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是以实物、书面材料、视听资料和符合规定要求的其他证据向各级依法履行打假职能的部门揭露下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且举报情况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单位和人员,都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予以奖励:
(一)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印刷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和产地的产品及其包装物或者标识物;
(二)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印刷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许可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产品及其包装物或者标识物;
(三)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四)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产品,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
(五)生产、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
(六)生产、销售冒用他人注册商标的产品;
(七)产品与标识不符或者伪造数据;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奖励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三条 对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的有功单位和人员的奖励标准是:
(一)认定违法事实完全清楚,掌握确凿的现场物证、书证等证据,举报情报与查办的重要事实完全符合,并协助进行现场查办活动的,奖励实际执行罚没收入的6%—10%;
(二)认定有违法事实,掌握部分现场物证、书证等证据,举报情报与查办的重要事实基本符合,并协助进行现场查办活动的,奖励实际执行罚没收入的3%—6%;
(三)尚未对违法事实进行直接核实,但取得部分物证、书证等证据,举报情报与查办事实大致相符,仅提供查办线索不直接协助进行查办活动的,奖励实际执行罚没收入的1%—3%;
(四)有部分物证、书证等证据,但未经过核实,仅为怀疑、推测性举报或者一般性社会现象反映举报情况,经查办确实的,奖励实际执行罚没收入的1%以下;
(五)对没有罚没收入案件的举报人可酌情奖励,但一般不超过3000元。
第四条 对在全国或者全省范围内影响较大,被列为全国或者全省“打假”大案要案的案件,奖励标准可不受前条规定的奖金限额的限制,但需报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支付。
第五条 对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的有功单位和人员的奖金,由立案地的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发放,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个案的奖金超过10000元的,报省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批。
第六条 申报奖励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奖励申报表;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
(三)有关罚没财物票据的复印件。
第七条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实施奖励应当由专人负责,并为举报人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公开举报人的身份、住所等事项,违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违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条 同一案件只能在一个行政执法部门领取奖金,不得重复受奖。
第九条 属于举报不实或者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侵害的企业进行举报的,不予奖励。
第十条 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每年打假罚没收入增加的情况,从打假罚没收入的增加额中返还一部分给打假执法部门,用于增加打假执法部门的办案经费。打假执法部门对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有功单位和人员的奖金从执法办案经费中适当提取,并制定具体奖励办法,适当奖励办案有功人员及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人员。
第十一条 奖励经费的使用、发放、审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和政府法制部门负责监督。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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