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祝福》赏析（精选8篇）
《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之一，在这一作品里，鲁迅应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为读者深刻的展示了当时农村的真实面貌。以下是鲁迅的《祝福》赏析内容，以供参考!
鲁迅的《祝福》描写了中国贫苦农村妇女祥林嫂的人生悲剧，祥林嫂是一个勤劳、正直、善良、安分的劳动妇女。却遭到夫权、族权和神权的迫害丧了命。祥林嫂本不该死，但如果“吃人”的思想还存在，还会有千千万万的祥林嫂会被害死。鲁迅《祝福》赏析
祥林嫂被迫与比自己小十岁的男人结婚，丈夫死后又被迫再嫁，可是却又再度丧夫，他的儿子还做了野兽的食物。祥林嫂是一个人生充满着坎坷的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让人为她的遭遇感到同情的.女性。却被这些人当做物品卖来卖去，先是被她的父母卖，这样还不够，接着又被她的婆婆卖，捆着把她送进了花轿，没经过她的同意便稀里糊涂的嫁给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但我们在文章中可以看到，祥林嫂是做出反抗的，她额头上的疤痕便是她反抗留下的证据，可是她的反抗不是为自己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反抗。她的反抗只限于害怕人们世俗的眼光会害死她，怕誓死不侍二夫的封建礼教会杀死她，她想以其被别人的目光杀死，还不如自己自杀死，这样还得个烈女的名声。但让祥林嫂没想到的事，他重新嫁的这个男人很勤劳，对她也很好，这些都给她重新生活的希望，可再度丧夫的悲剧，让她完全丢了魂，她知道这次丧夫意味着什么。别人不仅会说她不坚守贞操，还会说她是克夫相、扫把星。她已经不被这个吃人的社会所容纳了。我们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祥林嫂完全被封建礼教所禁锢着，因为她不用封建礼教禁锢着自己她会死的更快，因为这个社会就是用封建思想杀人的社会，到处是残忍和血腥，道貌岸然只是它的假面具罢了。
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四老爷家当佣人，她只希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换取起码的生存食粮，可在吃人的社会里她连这点低微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封建礼教认为寡妇再嫁败坏风俗，何况她死了两个丈夫，更被看成了一个不祥之物。鲁四老爷不准她拿祭祀的东西，鲁镇的人对她的经历是嘲笑、歧视。毫无同情怜悯可言，这群人完全就是一群没有心肝，没有思想的动物。
小说为读者呈现了两个故乡: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但这美丽是虚幻的;现实中的故乡是萧索的,但这萧索是真实的。记忆中故乡的人物是少年闰土和青年杨二嫂。少年闰土是个健康活泼、富有活力、勇敢机敏的小英雄,杨二嫂是个年轻美貌的“豆腐西施”。现实中故乡的人物是中年闰土和老年杨二嫂。中年闰土神情悲苦又愚昧、麻木,是个“木偶人”;老年杨二嫂则变成了自私、贪婪、势利、泼悍庸俗的小市民。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因为儿童用直觉的感性的眼光看世界,看到的是世界美好的一面;成人用理性的批判的眼光看世界,看到的世界既是美好的,也是有缺憾的。这样,呈现在儿童眼中的世界是理想的完美的世界,而成人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有缺憾的世界。
《故乡》中故乡的美丽和萧索正是中国百姓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真实生活的写照。
记忆中故乡的人们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个时代,故乡是那么“美好”。景物美好:“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人物美好:闰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杨二嫂终日坐着,很文静,被称为“豆腐西施”。小说中描绘的平静美好的生活,有鲁迅先生自己早年生活的影子。鲁迅早年的生活相对稳定,家庭经济条件尚可,13岁前,鲁迅生活无忧无虑,家中有四五十亩水田和一些店面房子,是个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如《故乡》中描绘的那样:“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鲁迅自己也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些内容在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和小说《故乡》《社戏》等作品中反复出现,可见鲁迅对童年的美好生活的留恋。小说中“我”回故乡是为了搬家,也是为了寻找遗失的童年的梦,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然而,故乡的美丽只存在于记忆中。无论是“我”还是闰土的童年生活,并不像回忆中的那么美好。“我”家也只需要雇佣一个“忙月”,而闰土的父亲却需要做“我”家的“忙月”,以维持自己家的生计。“我”对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就是对童年纯真友谊的记忆;再者,“我”处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所以故乡的美丽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
现实中故乡的人们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社会的黑暗腐败,打破了人们“暂时做稳奴隶”时代的平静生活的美梦。小说中闰土的遭遇:“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是天下千千万万穷苦百姓和城市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共同遭遇。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不得不卖掉老屋,搬到“我”谋食的异地去;农民闰土则麻木、呆滞,抱怨“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小市民杨二嫂势利、泼辣,说话尖刻,为了一点小便宜,不惜造谣说“我”“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社会的黑暗腐败,腐蚀了心灵,麻木了精神,摧毁了道德的底线。对这一点,鲁迅本人深有体会。在13岁这年,鲁迅平静温馨的生活被打破了。由于一场变故,周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骤然败落下来,鲁迅在别人的白眼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所以在他记忆深处,既保留了童年生活的温馨,也保存了少年时代的伤心往事。鲁迅先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强烈的生活反差,给他的心灵烙上深深的阴影。弗洛伊德说,作家的创作就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压抑的经验的回忆。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是同一的,每部作品都是一场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到底是“自我”。作家创作的动机必然与作家的童年愿望有关。这些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变成无意识隐藏起来,以后便创作一个幻想的世界(艺术作品)来补偿这一愿望。梦只在记忆中,现实粉碎了美梦。童年的故乡是“我”理想的精神家园,现实的故乡却令人失望至极。但鲁迅并未停止探索,正如小说《故乡》结尾所写的那样:“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这篇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中国百姓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真实生活,但作者希望“我们的后辈……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希望“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参考文献
[1].甘竞存主编《鲁迅研究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祝福》是鲁迅先生小说的精品之一，这篇出自《彷徨》的短篇小说，其主人公祥林嫂的出场先生采用的是“画像法”，即作者向读者展示了祥林嫂的“形骸”：“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是濒临死亡边缘的祥林嫂，作者通过视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祥林嫂，无论是形体、神态还是色彩，无不显示着她内心极度的悲哀和痛苦，无不揭示了她从外形到精神的枯槁和幻灭！因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引起了读者对她的极大关注：祥林嫂何以成为一个近乎死人的活物？她的肉体和精神究竟承受著怎样的虐待和摧残？当然，鲁迅先生对祥林嫂外形的刻画，并不仅仅是设置悬念，吊读者的胃口，作者这样为祥林嫂画像，更重要的是通过祥林嫂的肖像来强化祥林嫂的悲剧色彩，为整篇小说奠定一种沉郁、压抑的基调！
如果说祥林嫂的出场是绘形的，那么鲁迅先生小说《故乡》中的杨二嫂的出场则是绘声：“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这突如其来的尖利声音，是如此突然和怪异，让“我”不由得“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这也正是杨二嫂要追求的效果——显示自己的存在，从而让对方不至于“贵人眼高”忽视自己！这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方法，和《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的出场有异曲同工之妙！她的大叫大嚷，鲜明的突现了她尖嘴利舌、泼辣贪图小便宜的自私性格，也折射着她日趋贫困、每况愈下的生活窘况。当然，杨二嫂的典型意义还不仅仅如此！她是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她和祥林嫂一样有着令人吃惊的显著变化：原先“终日坐着”，而现在则不停挪动她那“细脚伶仃的圆规”；原先“没有这么薄”的嘴唇，现在也变得贫嘴滑舌、伶牙俐齿起来。杨二嫂从坐着招徕生意的“豆腐西施”，一变而成为一个偷偷摸摸的“三只手女人”，这前后巨大的变化，不仅表明了杨二嫂身心已遭受损害的悲剧命运 ，而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故乡”的衰败和凋敝！
当然，作为一代大师的鲁迅先生，其小说人物的出场方式是丰富多彩的！先生的另一小说名篇《孔乙己》中孔乙己的出场，就不同于上面两种情形。孔乙己的出场是在作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的基础上才“引出”的！在孔乙己出场之前，先生首先用大量的笔墨为主人公的出场营造一个特定的环境氛围，对孔乙己的生活环境作了充分的渲染，这种渲染既有社会背景的描写，如鲁镇酒店的刻画，也有人物关系的交代，如对短衣帮和穿长衫的描绘，还有生活气氛的烘托，如那令人压抑、活泼不得的氛围。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孔乙己应运而出、应境而来了：“只有孔乙己到酒店才可以笑几声”“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经过这样层层渲染和铺垫，才姗姗出场的孔乙己，寄寓着作者深刻的艺术命意：是典型环境塑造了孔乙己，也是孔乙己点缀了这个独特环境！孔乙己这种别具一格的出场方式，不是作者的故弄玄虚，也不是作者的故作高深，而是由小说的主题决定的！即，孔乙己的出场，不仅揭示了他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征，而且显示了他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同样是《故乡》，闰土的出场，就不同于杨二嫂的出场！闰土出场是虚和实相结合的，在人物正式出场前，作者首先安排了闰土的“虚出”，即，作者通过母亲说起闰土，而引起“我”对童年闰土的回忆，在脑子里首先“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插，向一匹……”然后追忆了一大段关于闰土的往事。闰土的这次“虚出”，是为了与下文的“实出”进行对比。就在杨二嫂退场不久，闰土就来了：“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了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更主要的是闰土的一声“老爷”，彻底的打破了我对闰土的美好的追忆，也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自然的也会引起我们的思考与追问。中年闰土和少年闰土的鲜明对比，是跨越了整整30年的！人世沧桑，30年的岁月带来的巨大变化，揭示了“故乡”的每况愈下，以及人性的可悲异化与人情的冷落淡漠！真可谓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
(一)从外貌特征描写上来分析。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是这样描写“黑衣人”的：“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象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而在小说第三部分则是这样描写康大叔的：“……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钮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地缠在腰间。”从这两段描写中可以看出，“黑衣人”和康大叔除衣服的颜色黑和玄色接近外，肖像特征没有相似之处，仅凭相近颜色的着装来判定二者同为一人，实为不妥。
(二)从“黑衣人”和康大叔二者跟华老栓的关系来分析。从小说第二部分看出，康大叔是华老栓茶馆的常客，甚至康大叔还亲切地称华老栓为“栓叔”。而在小说第一部分，那“黑衣人”与华老栓则如同路人：“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黑衣人”“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若“黑衣人”和康大叔是同一人，那为何他对华老栓的称呼和语言动作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实在令人费解!
(三)从康大叔的表白中分析。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康大叔当着华老栓的面有一句不满的表白：“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得到好处。”从华老栓手中“一手抓过洋钱”的若真是康大叔，他再狡诈、再贪得无厌也只能报怨自己得的好处少，也不能睁着两眼说“一点没得到好处”!从以上三点分析可以看出，康大叔和“黑衣人”确实是各具外貌特征和个性特点的两个人物，杀夏瑜、塞馒头、抓洋钱都是“黑衣人”所为，而并非康大叔。
二、康大叔是怎样的一个人康大叔既然不是杀害夏瑜的刽子手，也不是将人血馒头交与华老栓的人物，那么康大叔是个什么人物?他在小说中又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我们还得从原文中找依据分析。
(一)康大叔与人血馒头康大叔并非为华家提供人血馒头的有功之臣，他为什么在华老栓夫妇面前一再表功?华老栓夫妇又为什么因得到人血馒头一再感谢他呢?“要不是我信息灵”——康大叔的这句表白就是作者给读者的答案，也就是说康大叔为华家提供了枪毙人犯的信息，并凭着康大叔与那“黑衣人”的关系，使华家有幸优先买到为儿子治病的人血馒头。由此看出，为华家得到人血馒头提供情报，是康大叔炫耀自夸的资本。
一、一举一动饱涵对子女浓浓的爱
小说《社戏》中有这么几个片断：“我”要和伙伴们去看社戏，但母亲却以怕外祖母担心而不允许“去”。岂止是外祖母担心!只不过母亲借怕外祖母担心而表现自己的担心罢了。是啊，“我”又不会凫水，陪去的又是一群半大的孩子，去的路线又是水路，去的方式当然是船，甚至连看社戏的环境也得是在船上，这怎能不让母亲担心呢?这不，夜深回来，“我”和伙伴们叽叽喳喳有说有笑，船进平桥时，却看到月下桥上有一个身影，正是 “我”的母亲。至此母亲对“我”的爱展现无遗。这时母亲的出现既体现了她对儿子的关爱，“我”平安回来了，她也就放心了，又照应了上文对“我”与伙伴们出去看戏的安全担忧。活脱脱的一个农家传统慈母形象。
再看《故乡》中，也不乏这种深沉的爱。“我”20余年未回乡，这次回乡是来别她的，信是早就捎到家了，因此“我”到家时，母亲――一个垂老妇人早迎了出来。一个早字，不亚于施耐庵《水浒传》中“林冲风雪山神庙”一节之“此时雪正下得紧”之 “紧”字之妙。试想，一个母亲，面对一个20多年未谋面的骨肉，怎能不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呢?因而当她接到儿子将要返家的消息，于是日日算计着，期待着，向门外打量着，只要那个在外漂泊的游子一出现，她就要迎上去，有太多的内容想要表达。虽然儿子离家已几十年，形象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作为母亲，不仅记得儿子离家时的形象，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子长高长大了的形象也在母亲的脑海里与日变化着。因此，当儿子一出现，她还是立即认出来并迎了上去。可见一个“早”字写尽母亲的心意。
二、一言一行体现出传统妇女朴素的阶级意识
母亲是平凡的、母亲又是伟大的。她的平凡表现在她对子女的关爱里，她的伟大又展现在她对邻里的关怀之中。这从母亲对闰土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闰土是《故乡》中的主要人物，也是“我”最好的伙伴。因而“我”回家的消息，母亲早早的告诉了他，好让他在“我”到家与别家的间隙里能够与我见上一面。 “我”抵家的第二日中午，阔别多年的闰土果然便到家了。闰土到来，母亲让他自个儿到厨下去炒饭吃，闰土是客呀，为什么叫一个客人自己去厨房炒饭，况且是炒而不是煮呢?从这不难看出母亲那颗朴素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心。闰土与“我”是多年前的好友，又是“我”家的一个下人之子，本与“我”家门不当户不对。对一般的所谓上层人士而言根本谈不上和用不着如此对待。然而正是母亲的平易近人，才导致母亲在“我”没在家的日子里依然把闰土当作“我”的好朋友而不把他当外人看。倘若母亲不具备这种朴素的`阶级精神，又岂会让这样一个下人几乎不间断的与“我”家往来?也正是她没有把闰土当下人、外人看待，才叫他自个儿去炒饭吃，叫他把想要的东西运走。再看闰土与“我”分别数十年，和现在的“我”的身份地位更是天壤之别，闰土本人也知道这一现实。所以一见到“我”时，闰土犹豫半天还是恭敬地叫了“我”一声“老爷”。母亲听到闰土这样称呼“我”，立即阻止，什么“老爷”，还是照旧，叫“迅哥儿”。在此，又一次突显了母亲看重的是闰土和“我”的友情。而不是“我”现在的所谓身份地位。
故乡
（一）回忆中的“故乡”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1.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们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2.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
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3.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贞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机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2O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返回目录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1.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待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其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心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2.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3.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返回目录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重贞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贞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
为成年人，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时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又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我们常常这样认为，但那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免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做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做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一种理想能不能最终得到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有人去追求，有更多的人去追求，就有希望；没有人去追求。或者只有极少的人去追求，就没有希望或没有更大的希望。作者没有给我们做出美好未来的许诺。所有关于未来的许诺都是虚幻不实的。他让我们去追求，去追求美好未来，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故乡》，三个”故乡”的关系是：
过去现在未来少年闰土成年闰土少年“我”成年”我”豆腐西施杨二嫂少年水生成年水生少年宏儿成年水生成年宏儿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够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看到，《故乡》具体描绘的是”我”回故乡时的见闻和感受，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个“故乡”的范围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在这时，”故乡”和“祖国”就成了同一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民族的语言里，”故乡”和“祖国”是同一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祖国”，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就是“故乡”。也就是说，《故乡》具体写的是”故乡”，但它表现的却是鲁迅对“祖国”的感受和希望。
在我们的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像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也不应当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的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故乡》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首先是由于有了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的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时，“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美好的、亲切的．但当他再次回到”故乡”，这种精神联系淡漠了，“故乡”的观念就变化了，在这时，他对”故乡”的现实是厌恶的、反感的。但“我到底是曾经与故乡人有过亲密的情感联系的，他无法忘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无法对故乡人的痛苦生活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起来，希望自己故乡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难看出，这表达的也是鲁迅对自己祖国的痛苦的爱。鲁迅的生命是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爱，感受到人与人关系中的温暖。但当他离开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了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社会视野，经历了人生的艰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破败，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痛苦命运和严重危机，感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时，他对”祖国”的感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精神中的“祖国”失落了，物质”祖国”虽然存在着，但在这个“祖国”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时的”祖国”，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像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只有物质欲望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固定的操守，极端狭隘自私。他们虚情假意，把任何一个人都视为自己掠夺、沾光的对象，对人没有真挚的感情，关心的只是个人眼前的物质实利、他们没有“别人”的观念，更没有”祖国”的观念，他们是社会腐败、人与人关系混乱的精神根源。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更加重了部分中国人对单纯的物质实利的关心，加重了这些人的狭隘和自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上些“不老实”的人。但像成年闰土这样的”老实人”，又是被中国传统宗法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量，没有争取自己美好前途的奋斗意志和智慧才能。他们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两种人有能力的不讲道德，讲道德的没有能力，彼此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更没有团结奋斗的精神。他对这样一个“祖国”万能不感到严重的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是在关切着它的时候产生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祖国；闰土也已经感觉不到对社会、对祖国的失望，因为他只有在忘却中才有刹那的心灵的平静。”我”已经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失望，使“我”产生了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并切实地思考着祖国的未来。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虚请假意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自私的”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对“祖国”现实命运的切实关心、对祖国前途的痛苦思考体现出来的。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可是在《祝福》中,却有大段大段的重复。这就是写祥林嫂絮絮叨叨讲“阿毛的故事”。阿毛故事前后完整地出现了二次,把这两段对照一看,只不过文字上略有改动而已。这样大段大段的重复,不是太啰嗦了吗?一般地说,文章要力避重复,尤其是大篇幅的重复。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力避“唠叨”,不要“陪衬拖带”。现在鲁迅怎么也“言行”不一致了呢?细细品味,你会发现这貌似啰嗦的重复,并非鲁迅说做相悖,“言行”不一,而是他独树高格、平中见奇的艺术手法。
言语可以透露心理反应。这两段重复的文本,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祥林嫂“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的情形,而且还非常准确深刻地揭示出祥林嫂精神的紊乱、性格的病态。这是在重复之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变化的历程,凸现祥林嫂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种“啰嗦”是鲁迅为了表达的特定需要而有意为之的,它本身充满了暗示,是一种隐喻,是鲁迅高超的写人技法。
这个从前“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的人,现在逢人便说“我真傻,真的……”变化如此之大,反差如此之强烈,这表明祥林嫂在两次丧夫、爱子又遭狼害的沉重打击下,已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在心灵深处产生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阿毛的罹难,使她失去了唯一的安慰、最后的希望。阿毛活泼可爱的形象只能留在她那痛苦的回忆里。“阿毛的故事”是她“受伤的记忆”,她“日夜不忘”她的爱子,时刻思念着她的阿毛。她无法解脱这种失子之痛,从而导致了性格的病态——一开口便是“我真傻”,逢人便讲她的阿毛。阿毛故事的两次完整出现,无疑是鲁迅精心巧妙的安排。这貌似啰嗦的重复,把祥林嫂受到极大刺激、精神分裂的病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了。它形象地展现出一个正常的劳动妇女从肉体到灵魂的毁灭过程,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因而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激起人们对祥林嫂悲惨遭遇的无限同情和对制造这个悲剧故事的吃人社会的无比仇恨。这就是鲁迅借助于“唠叨”“啰嗦”而收到的强烈的艺术效果。试想想,倘若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唠叨”“啰嗦”,而只是用漂亮的语句简单地叙述一下,那是无法这么传神地表现出祥林嫂的内心痛楚、精神恍惚的,也就严重地削弱了小说的那动人心魄的悲剧效果。
综上所述,鲁迅通过精心设计的重复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病态,预示人物的悲惨命运,这和我们平常所讲的啰嗦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语言大师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探讨鲁迅这种“啰嗦”的语言艺术,对于我们如何精当描写人物语言,刻画人物心理,提高表达技巧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二、非常词序的非常功效
汉语的词序比较固定,一般情况下不能任意变动。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如回环修辞格就是通过变动词序来实现的。不同的词序在表义方面侧重点往往有所不同,所以说“词序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在汉语中,许多正常词序是可以变动的,变动之后可以获得较好的修辞效果。”(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小说写祥林嫂叙述阿毛故事时,就有通过变换词序而增强艺术效果的范例,体现了鲁迅对作品精益求精、严肃认真的创作精神。
祥林嫂叙述“阿毛的故事”里有这样的一句话:“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这个句子中“小鞋”的两个定语——“一只”“他的”的排列顺序是不合常规的,似乎是错误的。按照常规顺序排列,应当是“他的一只”(表领属的词+数量词)。如从《无常》手稿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就把“鬼王拿的是小小的一块虎头牌”的语序改为合乎常规的“……一块小小的虎头牌”。《祝福》最早发表在1924年3月25日《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六号上时,这一句的语序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语言习惯的“他的一只小鞋”。可是等到该小说编入《彷徨》,鲁迅借机再次进行语言推敲与润色时,却改成了并不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一只他的”(数量词+表领属的词)。这样看来,这是鲁迅有意为之,是出于再加工的需要。因为他曾对青年作家说过“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一定可以更有精采”(《致张天翼》)。看来这是鲁迅身体力行,为青年作家做示范的体现。这个不符合一般习惯的词语次序,出自经受过两次丧夫,接着又遭受失子之痛的祥林嫂之口,应该说也是正常的。这和她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一开口就是“我真傻,真的……”一样,同样是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情形的真实写照,也是她神情有些恍惚、有些紊乱的形象揭示。“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个人。”(《花边文学·看书琐记》)看似不合常规、实则合乎事理的语序是祥林嫂“非常态诉说”中的“准确叙述”,是“不正常”里的“正常”。颠倒的词序所表达的语义宛如不断推进的电影镜头一般鲜明,由远而近,非常清晰、有序地“再现”了祥林嫂央人搜寻儿子,看到“一只”鞋子,发现是“他的小鞋”(根据样式、质地等来迅速判断、确认)的全过程。“阿毛的故事”是祥林嫂“日夜不忘的故事”,是她的受伤记忆,对这些细节记得越清晰、深刻,就越说明了她所遭受的打击之沉重,承受的苦痛之巨大,也就越能震撼读者的心灵。一种褫魂夺魄的悲剧美的力量由此而生。而发表稿上的常规语序只是一般的平常叙述,非人物的“情境语言”,无法包藏如此丰厚的内涵、丰富的意蕴。这个不合常规的语序是独特的“这一个”,起到了正常语序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
这个好像调换错了的词序,看似变异、反常,实则是鲁迅别有深意的表达技巧,是他出奇制胜的艺术创造。词序变换之中又见语言锤炼的匠心。“反常合道”,有意颠倒的词序,使人物语言更情境化,“更有精采”,给读者造成一种新奇、别样的审美感受,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这种艺术的语言、语言的艺术,我们不咀嚼、品鉴,岂不辜负了大作家的独妙匠心?
三、标点符号的丰富内涵
标点符号虽没有语音形式和语义内涵,却能配合文字,准确记录说话的停顿、语气、语态等语言现象。“言为心声”,那些精确记录语气语调变化的标点符号,实质上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外化和折射。这样的标点就不只是“文法上的标点”“意义上的标点”,而是“修辞上的标点”。它“往往在用来调和音节的同时,还用来刻划有关人物的语调神情;有时甚至主要不是用以调整音节,而是用以表现和显示人物的腔调情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祝福》中就有这样精彩的“修辞上的标点”。小说在写到有人报告鲁四老爷,说祥林嫂已被她婆婆派人劫走的消息时,鲁四老爷只说了“可恶!然而……”这么一句没说完整的话。话虽不完整,却借助于“!……”的辅助,生动展示了鲁四老爷心理反应的全过程。
从小说描写可以看出,鲁四老爷对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竟然抢走他家女佣的行径是愤愤然的,因为这毕竟有碍他的尊严,有伤他的面子,因而“可恶”两字便脱口而出。一个“!”使得鲁四老爷的愤懑之情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但这个封建卫道士转而一想,祥林嫂这种出逃做工,违背“家法”,“有伤风俗”,婆家抢回又完全合乎“礼义”,无可厚非。鲁四老爷完成了他的这些“内部言语”,可是他并没有把心中所想的明说出来,说到“然而”便戛然而止,“内部言语”没有完全变成“外部言语”。鲁四老爷的默许、赞同都包含在“然而”后面的的“……”。从“!”到“……”生动传神地表现出鲁四老爷由不满、气愤到默许、赞同的心理变化过程。“然而”后面“……”把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故作心气平和的虚伪本性和维护封建礼教的反动实质,表现得细致入微、毫发毕现。假如这句话里没有这些标点的“参与”,光靠四个方块字,能如此真实生动地展示这半截子话吗?能把这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表现得如此细腻传神吗?
【关键词】《祝福》；叙事结构；叙述语言艺术
叙事结构是一部小说布局的纲领，叙事结构的形式对于小说情节的思想主题与展开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之一，在这一作品里，鲁迅应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为读者深刻的展示了当时农村的真实面貌，下面就针对《祝福》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的分析。
一、“归乡”模式的应用
“归乡”模式是鲁迅作品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叙事模式，在《祝福》中，以主人公回到鲁镇的角度来描写小说的主体时间。在文章的开篇中，写到了“我”回到了鲁镇，这次回来并非是为了《故乡》中提到的“寻梦”，而是“早已决计要走”，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故乡对于“我”而言，是如此的陌生，“我”无法融入其中。在鲁四老爷的眼神里，“我”看得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因此，不会在这里久留，在决心要走的时候，却意外的遇到了祥林嫂。在接下来，作品通过两条主线来为读者呈现出旧社会的农村，一方面，祥林嫂的发问激起了“我”精神世界的波澜，另一方面，文章通过“我”旧时的回忆串联起了祥林嫂的一生。
最后，“我”开始对祥林嫂的一生进行回顾，虽然文章的主线是以顺序的模式来进行展开，但是却穿插了倒叙的模式，这并不会影响文章的主体，反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为读者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应用
在《祝福》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一直以来，鲁迅小说与传统小说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叙述方式的区别，他的小说主要使用的限制性的叙述，从而将叙述人与作者明显的剥离。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为小说中的“我”，“我”并不是与故事脱离的作者，而是实实在在经历这些事物的人。《祝福》中的“我”实质上是一个旁观者，从始到终，“我”都没有对事件进行判断和评价，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我”对于事情的叙述就是事实的本体，这不仅仅是叙事内容的客观需求，也是对小说创作史上叙事方法的拓展。
三、多语叙事模式的应用
在《祝福》中，大量应用了多语叙事的模式，将每一个故事线索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故事主线的描述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就有效的增加了事件呈现的多面性与立体感。祥林嫂到鲁家做女工时，看到了“夫家的堂伯”，此时，作者以鲁四老爷的口吻描述到：“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不久，这一推想就得到了证实。而“我”是不可能清楚祥林嫂在做女工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正好就借鲁家人的口中表达了出来。此外，作者也安排了卫家山卫老婆子这一人物，她成为了联系祥林嫂与鲁家的一个纽带，合理的展示出了祥林嫂的人生经历，这就对祥林嫂未来的人生悲剧奠定了基础。此外，鲁镇的人、四婶、柳妈也或多或少的参与到了事件的叙述过程中，这都是通过与“我”独立的语言来描述出来的，让作品可以表现出一种多角度的叙事模式。从这一层面而言，《祝福》中通过主体事件与多语叙事模式的应用将事件的原始形态生动客观的展示出来。
在故事中，“我”的存在与多语叙事模式属于一个两面性问题，“我”通过不同角度的补充让故事更加的真实、完整，多语叙事模式则可以对事件中的不同声音进行有机结合，让事件的内部逻辑关系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可以看出，“我”并非一个全能的存在，也需要通过不同的语言来了解事件，此外，“我”不可能详细了解事件的细节，文章使用了虚拟视角的叙述模式有效丰富了主体事件，这不仅没有让叙事风格变得累赘，反而让叙事模式变得更加生动、真实。
四、叙事结构的变化
在很多小说之中，情节模式都十分的有限，只在少数的篇章中应用了插叙与倒叙的模式，在鲁迅的小说在这一方面就有了很大的突破，他的小说主要以叙述人语言来表达情节，叙述人语言对于鲁迅小说叙事结构转换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叙述的不单单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状态的变化，在这种状态变化过程中，作者为读者呈现出了下层劳动者精神上的变化动态，虽然没有外部斗争，但是却有冷血的内部斗争，这是人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悲剧。
这种审美思维是与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思维相统一的，叙述人并不会着力表现事件的变化，着重表达的是状态的变化，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艺术是与小说主旨相符的，这也是鲁迅小说之所以成为名作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凯.谈鲁迅小说《祝福》非个人化视角的出色运用[J].语文学刊，2007(16)
[2]岳灵.对“四种权力”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根源一说的质疑─—鲁迅小说《祝福》教学札记[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06)
[3]潘发义.谁是杀死祥林嫂的直接“凶手”?——浅谈鲁迅的小说《祝福》[J].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