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诗歌集

白山黑水诗歌集（通用4篇）

白山黑水诗歌集 篇1

一、“船”意象翻译情况的数据统计

“船”作为一项重要的交通工具, 在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对“船”有较多描写和叙述, 本课题从《草叶集》中“船”意象的翻译切入是意图通过比对重要对象的不同翻译更明显地揭示译者笔法或原则的区别。运用数据统计法和图表对比法, 初步的发现是, 楚译《草叶集选》 (4) 共收录《草叶集》诗歌58首, 其中24首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船”意象, 合275次;这些篇目中直接出现“船”意象的次数共计151次, 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为“船只”, 一共13次;间接出现“船”意象次数共计124次, 其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水手”, 共为11次。由图表比照基本可知, 赵萝蕤对“船”的翻译相对于楚图南而言更贴近通识, 使用“大副”、“舰长”等一般称谓;在语气助词翻译上, 赵萝蕤比较倾向于大口“啊”的使用, 例如:“大海啊”;而楚图南则是更倾向于撮口“哟”的使用, 例如:“大嗨哟”。在用于比较的篇目中, 《我自己的歌》 (5) (《Song of Myself》) 和《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 (6) (《Crossing Brooklyn Ferry》) 这两首出现“船”的频率最高, 分别是96次和34次。以前者为考察对象, “船只”在诗中出现8次, “水手”出现6次, 直接出现“船”的次数和间接出现的次数大致相当。本文以《我自己的歌》的部分翻译作为比较分析的具体研究对象。

二、赵氏和楚氏对“船”意象翻译的译文比较

从完整度上看, 赵萝蕤和楚图南对《Song of Myself》的两种译文与诗歌英文原版, 也就是2010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版本, 在行数上保持了基本一致, 但在具体译词和用句上则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本文节选《我自己的歌》第十五个段落25到56行, 从“The youth lies awake in the cedar-roof’d garret and harks to the musical rain”至“Flatboatmen make fast towards dusk near the cotton-wood or pecan-trees”的诗行围绕“船”意象的两种翻译进行细读比较。节选部分共有11处与“船”有关的意象, 可以简单地区分为直接出现“船”和间接描写“船”的两类。当同一诗行中同时出现直接描写“船”和间接描写, 归并为直接描写。

1.直接描写“船”时, 赵译取向语境联系。例一, “As thedeck-hands make fast the steamboat the plank is thrown for the shore-going passengers”。对这一句, 楚图南的译文是“水手们将船靠稳, 船上跳板为上岸的旅客抛下来”;赵萝蕤将其译为“水手们栓牢了轮船, 为上岸的乘客搭上一块厚木板”。两者都将“deck-hands”译为水手。存在差异的是译句的语法。句中“make fast”意为“把……拴紧”或“把……打上结”, 楚译“将船靠稳”是“make fast”之后的可能结果, 不是直译, 而赵译“栓牢了轮船”正刻画了水手们当时的动作, 是直译。从句式方面看, 原句是主从复合句, 主句主语为“the plank”, “as”引导的状语从句主语为“the deck-hands”, 楚译虽是两个独立句子, 但可以理解为跳板被抛下是将船靠稳瞬间紧接发生的动作。也就是说, 句式上, 楚译部分保留了原句的句型特征。赵译没有依从原诗的句式, 采用的是汉语中的连动句式, 将“拴牢轮船”和“搭上踏板”统一于“水手们”这一主语之下, 避免了英语被动句式中物作主语与从句人作主语在汉译中自然产生的冲突。与这种变式相连的是, 赵译减弱了楚译的力量感。楚译用的“跳”和“抛”都是力量十足的词, 赵译柔化了“抛下”可能包含的某种撞击声响和不良情绪, 用表目的的“为……”和“搭上”, 加上前面的“拴牢”将水手们的友善和礼貌凝于区区20字的译句当中。同时, 舍弃“跳板”晃动不安的属性, 还原成“plank”本义的“厚木板”以引起安静牢靠稳固的联想。不难看出, 译词、句式和情感色彩等三个方面对楚译的转写是赵主动将原文语境和译作的阅读语境联系在了一起并加以调和。当然, 20世纪50年代中出版的《草叶集选》也会联系阅读语境, 自觉取向于激奋昂扬的革命激情, 甚至当时革命意识形态的过度强化有意遮蔽了惠特曼诗作本身的口语化特征和“自由”本性, 译过俄国革命诗歌的楚氏也在观念层面上更顺其自然地将惠特曼诗歌的“美国味”等同于俄国诗的革命性。在这一点上, 后革命时代的赵萝蕤显然更少这方面的外在干扰, 可以平心静气地还原出诗句本身的舒缓情境和惠特曼对美式日常生活的赞颂意味, 并以切合中文阅读习惯的方式表达成文。

例二, “The regatta is spread on the bay, the race is be-gun”。此句两译的差别首先在于对“regatta”的理解, 楚氏将其理解为“竞赛的船舶”;赵萝蕤将其译作“比赛的船只”。“regatta”意为“划船比赛;赛艇会”, 二译都遵照汉语习惯将难译的赛事场面变成易于感知的赛艇泛指。问题是, 即使不从赛艇会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看, 也不计较体积上的区别, “船舶”和“船只”在汉语所指上还是存在不小差异。前者是非集合概念, 可以被计数, 而后者却是集合概念, 不可以被数量短语修饰, 赵译用“船只”泛称暗指赛艇会参赛船只众多, 难以计数, 场面热闹。“船舶”是人造水上交通工具的总称 (7) , 并不专指诗中正在比赛的小型帆船。“船只”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泛称, 加了“比赛的”作定语修饰可以专指河湾里形制统一的赛艇。从整句来看, 楚译“竞赛的船舶布满在河湾里, 竞赛开始了”连用两个“竞赛”是意图用汉语切合原文时态上的先后次序关系, 呈现出来的是先“布满”, 再“开始”的顺承关系。而赵译“比赛的船只布满了河湾, 竞赛已经开始”则是先“开始”再“布满”的先后次序, 因为帆樯幢幢“布满”河湾壮观场面的出现必是在比赛“开始”之后。对照原文, 不难发现, 在捕捉赛艇比赛细节和展现动态场面上, 赵译在信实中更能见微知著。

例三, “how the white sails sparkle!”紧接例二的这句, 楚译是“雪白的帆是如何的闪耀着啊!”, 赵萝蕤将其译为“白帆的金光闪得有多亮!”。两位译者对这一感叹句的处理, 可以明显看出视觉注意的不同, 准确地说, 是“sparkle”光源的不同。前者认为闪亮耀眼的是帆的雪白, 后者则用“金光”二字点出了前译中已然触及但言之不明的地方, 白帆是不会闪光的, 闪亮并且耀眼的不是帆的雪白, 而是照在白帆上由它反射的金色阳光。“金光”二字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译者融入经验和体会之后的精妙输出, 看似无中生有, 实则生花妙笔, 用最经济的笔墨呈现出丽日艳阳下千帆争竞远近欢腾的赛艇盛会景象, 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由衷赞美。这种近乎不露痕迹的情绪恐怕只有像赵萝蕤一样有着切实美国经验的译者才能和原作者声应气求, 在上下文的翻译走笔中灵光一现, 心领神会。

2.间接描写“船”时, 赵译力求言简意赅。例四, “The canal boy trots on the tow-path”。楚译是“运河上的纤夫在沿河的小道上慢慢地走着”, 赵译作“运河上的少年在踏步拉着纤绳”。“the canal boy”在二译中都指“纤夫”, 赵译相对于楚译的推进在于, 用极简的字眼包蕴了更丰富的内容。不仅揭示“纤夫”的“boy”特征和“trot”情态, 而且在将“trot”译为“踏步”的细微之处, 映射了19世纪美国北部湖区运河的某些特有风貌。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在“沿河小道” (towpath) 为船拉纤的就不只是全靠步行人力的“纤夫”, 更多的是驾驭骡马为主的骑手或车夫, 依靠畜力牵引货船可以单次运载超过30吨的货物, 这一新的运输方式催生了美国北部地区农产品集散市镇的大量出现, 也刺激了纽约成为新兴贸易中心。因此, 赵译“trot”为“踏步”是既显现了人 (“纤夫”) 的快步状态, 又暗指了少年骑手操控下马蹄嘚哒的慢跑踏步状态。如果理解为一语两关, 反而正契合了诗句原本就有的对各种劳动场景的由衷歌颂。认可了赵译这种景情相生的包蕴特质, 就不难领会该句后半部分“the book-keeper counts at his desk, the shoemaker waxes his thread”, 译为“会计员坐在桌子旁算着账, 鞋匠在给他的麻线打上蜡”的妙处。这些景象不是缓慢而低沉的, 而是明亮且欢快的。

例五, “The crew of the fish-snack pack repeated layers of halibut in the hold”句的楚译是“捕鱼的船夫们将鲽鱼一层一层的装在篓子里”, 句中的“hold”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the space in a ship or aircraft for storing cargo”, 译为“篓子”似乎是意译的做法, “halibut” (10) 所指的大比目鱼的确是鲽科鱼类, 但从诗句本身看来, 应是专指产于美国海岸的食用大比目鱼, 使用“鲽鱼”而不使用更周知的“比目鱼”可能并不利于读者接受和理解。赵译将此句改为“一群小渔船上的捕鱼人在船舱里一层一层地铺放比目鱼”。在继承性上, 赵译保留了楚译的句式, 但在创造性上, 赵译按照汉语习惯改变了原来的句序, 使楚译的补语变成状语以突出作为收获物的宾语“比目鱼”, 同时, 将主语“the crew of the fish-snack”译成“一群小渔船上的捕鱼人”, 以突出群聚喧闹的喜悦性。这种译法显然比译作“捕鱼的船夫们”更有生动感。

例六, “flatboatmen make fast towards dusk near the cot-ton-wood or pecan-tree”楚译“黄昏时, 平底船上的水手们, 在木棉和洋胡桃树的附近飞快地驶着”似乎存在两处误译。其一, 如前所述, “make fast”不是“飞快地驶着”。就算是飞驶, 其主语也应该是“平底船” (flatboat) 而不是“flatboatmen”。也就是说, 可能还存在一个因误译引起的搭配问题。其二, “cotton-wood”不是产于热带及亚热带的锦葵目木棉科落叶大乔木“木棉”而是专指原生美洲的棉白杨 (9) 。因为原句中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两个“接近” (towards/near) , 所以赵译此句为“快到黄昏时, 平底船的船夫们在那些白杨或胡桃树附近拴住了船”, 几近“移舟泊烟渚”, “渡头余落日”的中国古诗意境。更重要的是, 只有平底船才适于在白杨或胡桃树附近的浅水区泊靠 (10) , 这种日暮时分的停泊是内河航运的特有景象, 赵译在传达水手们由动转静夜幕逐渐降临过程的同时呈现了平底船和白杨或胡桃树之间的隐含联系, 这种联系正是能激发美国人乡土情结的诗意符号组合。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 赵萝蕤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前提下, 坚持直译, 力求译文语意恰当, 言简意赅。其译文既遵循了外国语言的规律, 又将诗情诗境融入了本民族语言的习惯表达当中, 口语化的表达读来流丽晓畅, 韵律优美, 适于朗诵。在文化过滤方面, 赵译是对美国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审美习惯的主动选择和适度变形, 并加以本土化的有益创新, 造成由内容到形式贯通中美的一种弱变异状态, 这种成功的跨文化文学交流显然有利于惠特曼《草叶集》的进一步中国化和深广传播。

三、赵氏翻译艺术的基本特色及其原因

(一) 赵萝蕤翻译艺术的基本特色。1898年,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论。“信者, 真也, 真者, 不伪也;达者, 至也, 至者, 无过无不及也;雅者, 文学性也, 文学性者, 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 (11) 赵萝蕤的翻译艺术源于其坚守的翻译原则, 结合上述《草叶集》全本的具体译例, 大体上也可将其翻译艺术特色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 赵萝蕤在翻译表达上最突出的风格是直白信实, 这源于其始终秉承的直译原则。直译强调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前提下, 不随意增减内容, 保持作品原有的性质。赵萝蕤曾说:“我很忠实:惠特曼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就翻译什么。我并不试图掩饰或者隐瞒。” (12) 这种直译原则既是多年来外国文学翻译的经验总结, 又是个人翻译艺术臻于圆熟的主动皈依。在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中, 赵萝蕤始终坚持用直译法从事文学翻译, “直译法是我从事文学翻译的惟一方法”, “直译法, 即保持语言的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次序, 用准确的同义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顺序译下去”, 她认为“直译法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原作”, 因为直译法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相互统一, “译者没有权利改造一个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 只能十分谦虚地、忘我地向原作学习”, 尤其是在翻译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时, 译者应当“处处把原著的作家置于自己之上, 而不是反之”。赵萝蕤认为有不少作品是可以采用直译法的, 但要绝对服从每一种语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避免直译法沦为僵硬的对照译法, 关键在于译者驾驭句法的能力是否灵活, 是否传神 (13) 。在其1936年的译文中, 赵萝蕤将《荒原》英文原诗开篇的四行 (14) 中的“stirring”译为“挑拨”, 将“dull”译为“呆钝” (15) 就是一种灵活的变通, 是将四月天的催生作用人格化为某种“最残忍” (cruellest) 人性对空虚之物的撩拨。“这一节自第一到第四行都是很慢的, 和残忍的四月天同一情致。一、二、三行都在一句初开之时断句, 更使这四句的节奏迟缓起来, 在原诗亦然。” (16) 并不繁难的遣词用句却使平直的描写也能反射“荒原”的情感基调和节奏, 可见赵氏直译法所强调的“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原则”是据实而发的, 她在直译上所下的功夫已是入木三分。

其二, 在辞达方面, 赵萝蕤以“信”求“达”。赵萝蕤的翻译实践以“信”为首要标准, “达”和“雅”皆依于“信”而展开。如果与“信”发生矛盾, 那么“达”或“雅”即成无本之木, 必须让位, “我的翻译理论在于译者应该忠于原文的形式和它所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忠于形式和意思的话, 你就必须保证是忠于原文的, 我情愿为了内容而舍弃形式。” (17) 这就是为何赵译取向于明快的口语而不事雕琢的内在原因。上文的多个举例能说明, 为使读者能够更加接近原著, 赵译使用“恰当平和、大众化的语言”, 避免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失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因此, 语句通顺流畅只是“达”的表象, 她所追求的实际是既尊重原作语言风格又切合本国语言习惯的言简意赅。从这个角度看, 赵译所践行的正是由钱锺书所概括的“化境”:“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18)

其三, 赵氏翻译化“达”入“雅”的手段是反复琢磨, 深入浅出。在赵萝蕤看来, 惠特曼的《草叶集》是要求译者必须对作者思想认识、感情力度、创作意图和特点等都有深刻全面的研究的最难译的一类。因此, 在着手翻译之前, 她对诗人的研究是细致而周到的。她强调在对作家作品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体现出原作与译作间所蕴涵的简单深邃的互文关系, “对作家作品理解越深越好”, 她为文学翻译提出的另外两个基本条件是:“两种语言的较高水平”和“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 (19) 。从初译《荒原》到全译《草叶集》, 赵萝蕤对于文学翻译的自我规范是自觉而稳定的。就文学翻译的标准而言, 赵萝蕤强调“信”与“达”, 主张“独立在原作以外的‘雅’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她认为译者应该自觉“遵循 (两种语言) 各自的特点与规律”, “竭力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以至于“舍弃自我”。这种不把主观化的“雅”考虑在内的翻译实践却在平和冲淡中抓住了译诗最核心的情致境界节奏要素。虽然在文学翻译理论方面, 赵萝蕤主张简洁朴素, 但是其译文却意韵深邃, 形神并蓄, 既切合两种语言的特点与规律, 又不事渲染地译出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 “当雅则雅当俗则俗”, 是用最经济的语句传达最深刻的诗意内涵, 显现出天然自在的文学性, 即化“达”入“雅”。

(二) 赵萝蕤翻译艺术风格形成的独特原因。前文的分析和归纳大致可以说明, 赵萝蕤的翻译是一种既坚守原则又显现出个性特色的翻译, 她的译文富有生活气息, 具有节奏的动感和流露女性的细腻柔美。其翻译风格和个人特色的形成, 或许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

赵萝蕤出生于浙江湖州, 该地濒临太湖, 河网密布。她曾这样忆及童年:“我家自曾高祖以上, 自有记忆以来是浙江人, 生长住家都在浙江。” (20) “浙江是我的出生之地, 像花草树木, 虽已高可摩天, 倚山之阳, 旁水之滨;但它的生之源, 还在本土。” (21) 告别山水殊佳的德清故里之后, 随父辗转杭州、苏州等江南水乡之地。江南水乡生活造就了她安静恬淡的性格, 也令她对“船”具有独到的感知与见解。在翻译“船”这一意象时, 她充分地调动了生活实感和艺术想象, 使“船”的翻译更自然生动。

赵萝蕤的优裕成长环境使其易于达到“两种语言的较高水平”。她自小生活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 父亲赵紫宸作为诗人兼学者, 国学根基深厚又专长基督教神学, 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两方面对其多有熏陶。其夫陈梦家“是新月诗人中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在技巧和格律方面, 梦家也有所推敲, 有所创造” (22) 。赵萝蕤对文学的热爱和留美期间主攻文学恐怕都离不开陈梦家的影响。早在就读清华期间, 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邀成功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 成为《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荒原》的成功翻译, 既使赵萝蕤对文学翻译有了更深的理解, 又是其将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成功尝试。留美期间, 她在芝加哥专修美国文学, 适逢芝加哥大学英语系40年代的鼎盛时期, 有幸拜读众多名作, 接受名家指点, 系统而正式地学习西方文学思想, 进一步提高文学素养和理论水平。“叶廷芳回忆说:‘赵先生年轻时就是诗人, 而今则是英美诗歌的研究专家, 不但善于翻译, 也喜欢朗诵……她那么研究诗的音步、音调和音韵, 即使你听不懂内容, 也感觉得到那种音乐的美’。” (23) 如果说赵萝蕤是出于对文学的挚爱选择了翻译文学类型中最难翻译的诗歌的话, 那么选择翻译难译的惠特曼和《草叶集》就是出于她对美国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汉英双语水平的高度自信。

不得不强调的是, 在“文革”发生前和发生间的几年间, 其夫惨遭迫害, 致使赵萝蕤几度精神崩溃。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 赵萝蕤才得以重拾纸笔, 开始长达12年的《草叶集》全本翻译。或许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 也或许是因应新时期接受群体的需要, 她在翻译过程中将直译的方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力求译文简明顺畅, 化“达”入“雅”, 使读者一目了然, 会心快意。更难得的是, 即使命运多舛身遭厄困, 她还是秉持一贯的翻译原则, 谦虚谨慎, 呕心沥血, 绝不辜负译事。在着手翻译《草叶集》之前, 她精心研究一系列关于诗人的资料, 细读在美出版的将近十年的惠特曼研究文献, 亲自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大量惠特曼手稿。鉴于此前已有《草叶集》的节译行世, 赵萝蕤广泛吸收前人翻译经验, 认真研究已有的《草叶集》译本, 认为“尤其楚图南同志的《草叶集选》, 这一部尽量忠实于原作风格的译本起了很大的作用” (24) 。正是凭借这种翻译家的精神气度和科学方法, 赵萝蕤在译文中向读者尽显惠特曼和《草叶集》的风采, 其自身的见识与才华也在翻译过程中的旁征博引、解说详明中一览无余。

摘要：翻译家赵萝蕤诗歌翻译的艺术特色历来是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从赵萝蕤与楚图南对《草叶集》中“船”的译文对比研究来看, 赵氏翻译坚持直译, 以“信”为主, 因“信”求“达”, 化“达”入“雅”。其译文富有生活气息, 具有节奏的动感, 流露女性的细腻柔美。其翻译风格和个人特色的形成, 或许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

历史镜像中的《皇华集》诗歌 篇2

关键词:《皇华集》;《李朝实录》;文史互证

中国明朝与朝鲜李朝建立宗藩关系后,双方有频繁的使节往来。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开始,出使朝鲜的明代文臣到达朝鲜后,常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双方在诗酒雅会之间写下许多诗文。朝鲜政府将明使留下的诗文与朝鲜文臣的诗文合并辑录后刊印出版,命名为《皇华集》。这部诗文总集的规模之大、涉及人员之广、时间跨度之长,使其成为古代中国与朝鲜文学交流史上的典范。《皇华集》是在宗藩关系背景下产生的,各辑作者——明朝人与朝鲜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国家官员,代表着各自的国家利益,各自的外交使命,这使《皇华集》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烙印。《皇华集》中渗透的这段历史,在《李朝实录》这部李氏朝鲜历代国王的汉文编年大事记中,被给予了比较详细的记载。由此,作为史书的《李朝实录》在一定程度上恰可与《皇华集》中的诗文相印证。本文即借助《皇华集》与《李朝实录》的“互文性”,在文学性书写与史实性记载的比较中,揭示明使与朝鲜文臣以及明朝与朝鲜李朝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从而使《皇华集》这一文本所具有的政治外交、历史文化意义在它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的烛照下更加明朗。

一

《皇华集》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细节,即明使常常通过朝鲜君臣的盛大的躬迎诏敕场面,及其恪尽职守、勤慎接遇王人的态度,赞颂朝鲜君臣的“事大至诚”。对明使而言,此乃皇朝怀柔远人、抚绥藩邦的表现;对朝鲜文臣而言,则是藩国奉正朔、勤职贡的政治表达。如倪谦《平壤府》(《庚午皇华集》):

平壤汉玄菟,包山建城郭。居民夹城住,星散皆村落。奉诏抵近郭,出迎动鼓乐。龙亭覆黄繖,仪仗高擎握。沿道陈百戏,颠倒互觝角。彩舆向前导,摇曳争欢跃。……但令海东涯,常戴皇恩渥。[1](P68-69)

诗作以铺排开张的声势描述了朝鲜迎接明使的欢腾场面,朝鲜君民的“事大至诚”之心流淌在字里行间。倪谦出使的背景乃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明景帝即位,颁诏各国。作为具有宗藩关系的两个国家,明朝“字小以仁”,朝鲜“事大以诚”,宗主国明朝在朝鲜心目中是无比强大的。而如今皇帝被俘,给朝鲜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在此关头,明朝向朝鲜征马,有些朝鲜大臣认为可少量供给以应付差事,而朝鲜世宗则主张依先朝“事大”以礼。《世宗实录》云:

今中国之变,出于不意,观其疲弊,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今若不遵敕旨进马,未充其数,则必以为我国见中国之弱、胡虏之盛,将有二心也。自古朝鲜号称礼义之邦,至诚事大,如宋南迁,中国尽为胡有,犹不失礼,越海以朝。玄宗避乱幸蜀,新罗亦溯江以朝。[2](卷126,P701)

也正是因为朝鲜的“事大至诚”,在1592年朝鲜遭受日本丰臣秀吉入侵之时,明神宗应朝鲜之请求,调兵遣将前往朝鲜作战支援。明朝在这次战争中丧兵三万余,糜饷数百万,使得国库空虚,国力大为损耗。王梦尹《平壤感平倭遗事》(《丙寅皇华集》)记载了这段历史。诗作以纵横捭阖之势渲染神宗派兵遣将入朝、将士奋勇杀敌的紧张场面,歌颂明朝的援朝之役,也提醒朝鲜君臣应记住明朝的洪恩。朝鲜远接使金瑬以《次韵》回应,诗中有云:

使华新词动哀玉,读之爽然醒六凿。浿水悲风生夕澜,凭阑拔剑天为寒。忆昨岛夷肆猖獗,射天不得仇东韩。山河带羞鬼神怒,百年礼乐陷豺虎。帝命桓桓李将军,王师十万闐金鼓。皇威直欲溟渤吞,势成破竹鲸鲵奔。三京旧物次第收,疆域静扫腥尘昏。平沙万幕悬汉月,阵前森索妖星没。藩邦再造蒙帝力,臣民稽颡拱北阙。况今辽塞戎马惊,诸将扼腕思荡平。我王敌忾图报效,天日定照丹衷明。[1](P3740-3741)

诗作以悲愤沉痛的心情回忆壬辰之祸,以铿锵之势盛赞王师出征势如破竹、静扫腥尘的神速,对明朝感恩戴德,歌曰“藩邦再造蒙帝力,臣民稽颡拱北阙”。而此时明朝的东北边境,后金入塞,朝鲜亦是“我王敌忾图报效”、“诸将扼腕思荡平”,意在回报危难之际明朝提供援助的恩德。

朝鲜文臣诗作中对明朝的感激并不是曲意逢迎,而是由衷之辞。李朝《宣祖实录》载壬辰乱后朝鲜回复日本欲以修好的答书中曾言:

惟我东国,即殷太师箕子受封之旧也。礼义之美见称中华,凡历几代矣。逮我皇明混一区宇,威德远被,薄海内外,悉主悉臣,无敢拒违。贵国亦尝纳贡而达于京师,况弊邦世守藩封,执壤是恭,侯度罔愆。故中朝之待我也,亦视同内服,赴告必先,患难相救,有若家人父子之亲者,此贵国之所尝闻,亦天下之所共知也。夫党者,偏陂反侧之谓,人臣有党者,天必殛之,况舍君父而党邻国乎?……今固不以私交之厚而易天赋之性也,岂不皎然矣乎?[2](卷198,P576)

此段文字并非呈给明朝的公文,而是与别国的书信往来,但却纯然以明朝为父母之邦,可谓义正词严,披肝沥胆,诉说朝鲜对明朝的“事大至诚”之心。

明亡之后,朝鲜肃宗王三十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建立用以祭祀明朝皇帝的秘密祭坛,即大报坛,逐步将神宗、毅宗、太祖三位明朝皇帝列为祭祀对象,更见出两国关系并非仅流于表面的酬应。据《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朝鲜英祖四十九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曾下令编《皇华集》五十卷,附拾遗,合二十五册,内容为世宗三十二年至仁祖十一年之《皇华集》,其序文为英祖自己所作,后缀以“崇祯纪元后三癸巳夏六月庚子日洒涕以题”。[3]在乾隆三十八年之时并未使用清朝年号而仍以崇祯纪元,可见明朝在英祖心目中的地位。

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宗藩关系,朝鲜文臣眼中的明使形象常常是温雅脱俗、清廉秉正的。《李朝实录》中有不少对明使的称颂,适可与《皇华集》中朝鲜文臣称颂明使相映衬。以姜曰广、王梦尹出使为例。《仁祖实录》载金瑬启曰:“今番诏使清俭,近古罕闻。两西人心皆欲立碑以颂清德。”[2](卷12,P297)又载迎接都监启曰:“两使清约律下,实是近年所未睹。”[2](卷13,P301)又载明使返程之际,“都民遮道称颂诏使清德,其数几至一万五六千,父老五十余人叩头谢曰:‘近古以来,不曾见如此之行,老爷恩德无以为谢’云。则两使皆下轿举手称谢,良久乃去。”[2](卷13,P306)这种对明使清廉之节的赞颂,也反映在《丙寅皇华集》李朝文臣的诗作中。金瑬《次韵》云:

文章矫矫观龙变,符彩翩翩睹凤仪。越橐萧然无一物,清名应共日星垂。[1](P3763)

李廷龟《次韵》云:

仙驭飘然信宿归,眼中幢旆尽依依。伤离不独樽前老,看取倾都咏衮衣。[1](P3821-3822)

其下注:“是日,都中父老二万余人攀□赞颂于道左,故示。”李昭汉《奉别正使大人》亦云:

虹流新庆万方同,帝遣词臣下海东。暂向箕封颁大诰,却催星驾返层穹。神明共护张槎稳,行李争看越橐空。多少都民遮道处,百年瞻仰岘碑丰。[1](P3864-3865)

言明使空橐而归,朝鲜百姓遮道送迎,立碑歌其清名。凡此种种,已非泛泛的酬应之作,而是对《仁祖实录》记载的一种诗性表达,其中蕴涵着朝鲜文臣对明朝清廉之使的敬慕和颂扬,不乏真情实感。

二

《皇华集》的一个突出特征,乃是集中的唱和之作并非普通文人之间日常的诗酒会友,它是在明使与朝鲜文臣之间进行的,而明朝与朝鲜李朝的宗藩关系,使他们都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国家意识。这复杂的背景和身份,使双方都力图用文笔尽可能表现出和谐的一面。因此,《皇华集》中彰显的两国或文臣之间的和谐,可能如上节所述那样真实存在,也可能是出于外交需要而不得已为之的虚假饰词。《皇华集》诗文只是展现了政治外交中温和友好的一面,而《李朝实录》则往往以相对冷静的隐秘的方式记载了事实真相。所以阅读《皇华集》,必须参证《李朝实录》,撩开历史的面纱,方能显现它真实的面容。

在中朝宗藩关系的礼法体制下,其价值理念为“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4](P2348)在这样的国家关系模式中,“礼”、“仁”是各自遵循的准则,小国并不因“事大”而丧失自己的独立主权,大国也不因“字小”而干涉小国的内政外交。由此,双方在“天朝礼治体系”下常常能和谐相处。但彼此作为独立的实体,因为各自利益的关系,如明朝因朝鲜李朝招抚女真、杀死浪孛儿罕等事而连发诏敕警告朝鲜,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和谐之中势必会出现一些龃龉。而这种不愉快在双方进行诗歌唱酬的过程中,常常被掩盖起来。只有透过史家的笔端,它才会显现出来。

如天顺三年(1459),因朝鲜招抚女真建州三卫一事,明廷派陈嘉猷出使,警告朝鲜勿与女真交通;天顺四年,张宁、武忠出使朝鲜质问朝鲜仇杀浪孛儿罕一事,调解朝鲜与毛怜卫女真的矛盾。而在《己卯皇华集》和《庚辰皇华集》中,无论明使还是朝鲜大臣的诗作,仍极力渲染朝鲜以“事大至诚”迎接使臣的场面。《己卯皇华集》陈嘉猷诗云:

碧蹄停车值新霁,晓入王京多喜气。藩王百拜展龙章,天语谆谆勉忠义。诵余稽颡情忻忻,君恩尤比沧海深。明当书奏陈丹悃,万岁千秋持此心。[1](P278-279)

这几句铺写朝鲜君臣“稽颡情忻忻”的迎诏场景,亦表明自己要向皇上禀奏朝鲜千秋万岁“事大”、“感皇恩”的赤诚丹心。而事实上,朝鲜君臣自有一套理论:“野人、倭人俱为我藩篱,俱为我臣民。王者等视无异,或用为力,或用为声,不可以小弊拒却来附之心。予即位以后,南蛮北狄来附者甚众,皆愿为我子,此天所诱也,非予智力。”[5](P500)以为“大抵野人一以仰中朝,一以仰我国,故夏月来叩,彼既不废事大之礼,我当抚以字小之义。”[5](P503)朝鲜欲对女真等族“字小以仁”,这何尝不是要建立“小天朝”?

《庚辰皇华集》申叔舟次韵张宁诗亦云:

千载逢熙运,恩荣绝古今。我王诚事大,使节远来临。化日明尧殿,薰风入舜琴。东渐文教洽,四海尽怀音。[1](P316-317)

张宁出使的目的本为斥责朝鲜杀死了受过明廷册封的二品大官浪孛儿罕,是要兴师问罪。申叔舟仍言“我王诚事大,使节远来临”,这就使得朝鲜“事大至诚”之表白不无反讽意味。李朝《世祖实录》记载了朝鲜对这一事体的辩解:“彼人如有扰边犯顺之事,自祖宗以来随时应变,明有前例;且相机处置,曾有圣旨。”[2](卷19,P328)即认为自己有权处置浪孛儿罕等人。同时世祖暗地里告知杨汀等人要借尼麻车、兀良哈自相攻击之际,以非舍八里等人的力量将兀良哈消灭,此即朝鲜世祖周密安排的所谓“以蛮夷攻蛮夷”[2](卷19,P325)之策,其最终目的无非仍是招抚女真,扩大自己的领土。并且,朝鲜世子已经接受册封,却不出迎诏敕,引得张宁大怒,朝鲜周旋应对,拒不出迎,张宁只能作出妥协。由此,朝鲜“事大至诚”背后的一些龃龉也因此而显现。

虽然朝鲜文臣一直在歌颂:“四海一家无内外,圣朝蕃锡在康侯。”[1](P3084)“东藩再造纡皇眷,从此春台乐皞熙。”[1](P3397)但朝鲜赴京者常常私下贸易,以至“近见中朝策题:‘朝鲜假托礼义谋黩货利,绝之可乎?许之可乎?’”[2](《中宗实录》卷89,P90)令朝鲜甚觉受辱:“我国至诚事大,故中国厚待至开门禁,然厚待而已,未闻以礼也。”[2](同上)熊化出使之时,朝鲜正在国丧之中,双方就素服还是吉服行酒一事发生争执,虽然朝鲜最终不得已服吉服,但其以为“至于行酒时用白衣一节,我国素秉礼义,三年之制由来旧矣。而皇威所压,不得不变。故凡于迎诏诰行礼之时并用吉服,实出于咫尺天威,不敢不敬之意也。”[2](《光海君日记》卷15,P164)可见其不得已而从之的无奈。朝鲜地小贫弱,明使之来,朝鲜穷一国之力接待,加上有些诏使横取豪夺,如刘鸿训、杨道寅“贪墨无比,折价银参,名色极多。至于发给私银,要贸人参累千斤,捧参之后,旋推本银两。西松都辇下商贾号泣彻天,大都收银七八万两,东土物力尽矣”,[2](《光海君日记》卷165,P700)导致朝鲜因“诏使之行,民穷财竭,公私赤立”。[2](《光海君日记》卷18,P184-185)这些问题都给明朝与朝鲜李朝的和谐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

诗歌以抒情言志为旨归,但《皇华集》诗歌因为负载了太多的政治蕴涵,往往成为樽俎间虚文缛礼的一部分,充斥着浮泛的谀辞。在皇权绝对集中的礼法制度中,“人臣无外交”是使者的最高行为准则。有些明使性情淳厚,与朝鲜文臣缔结了深厚的友谊;有些明使轻狂、贪鄙,令朝鲜文臣颇为不满。使臣的个人行为代表着国家形象,而其行为的善恶,在《皇华集》诗歌中是隐而不彰的。其微言大义,也只有打开尘封的历史记载,才能浮出水面。

如嘉靖十五年(1536)龚用卿、吴希孟出使朝鲜。龚用卿《庆会楼之宴盛会也备览宫阙之胜以尽宾主之欢情亦至矣聊成小歌以申谢意》诗云:

名苑花开三月天,贤藩敬客张高筵。巍峨勤政之殿前,右华小阁通西偏。琼楼百尺凌苍烟,朱栏碧瓦高腾骞。……新荷出水大如钱,菱叶池藻绿相牵。葡萄满架水晶悬,万山灯火蠙珠连。……经丘寻壑采芳荃,百步九折仍回旋。陈茵小坐金杯传,挥毫凝秀题新篇。弼云拱极耸后先,对此不觉坐屡迁。霞光皎皎月正圆,春宵苦短不知眠。多情能有主人贤,狂歌一曲留朝鲜。此景此乐名山川。[1](P1592-1594)

诗作以跃动的文笔泼染出一幅腾挪有致、色彩明丽、万物呈鲜的华亭水榭图。如此佳景,怎能不“对此不觉坐屡迁”,“春宵苦短不知眠”?由此而赞颂朝鲜君臣的款接,倾诉彼此相洽的欢情。与之相呼应,郑士龙《次韵》亦云:

郊迓虎拜垂簪钿,两仙和气挹蔼然。秩筵仪享穷欢妍,天威曾不违颜颠。倾盖况复情相怜,因人地胜信当年。……缁衣安得留周旋,诗清笔妙两无传。思轶象外行诸篇,一欢那复问后先。春序忽忽坐变迁,他年交梦亦难圆。[1](P1595-1596)

诗作亦在铺排亭台水阁、天光云影、鸟鸣荷香中将明使与朝鲜君臣的欢情娓娓道出,写出了明使在一片繁华满眼中忘却身份之别,开怀畅游之乐情。吴希孟《宴庆会楼》等诗后亦注云:“庆会之游,国王以近山并楼之前后左右索名,云冈学士(龚用卿)乃名凝秀、拱极、环碧、长虹。若弼云、双洲、玉液,则予名之。”[1](P1601-1602)

但反观《李朝实录》之记载,在明使忘情、诸臣陪游、国王索名的背后则是另一番隐情。

《中宗实录》载:“两使于一路见亭榭山川辄改其名,书大字请刻板而挂之也,要以流名故。上知其意而请之。”[2](卷84,P569)盖国王提请改名,亦是为迎合明使,并非出于本心。而散步后苑之时,“正使犹为耽玩,或张或敛,载挥载玩,未免童心。”[2](同上)且以所折之花把玩之后赠与国王。龚用卿的所言所行盖本无他意,只是盛宴醉酒忘情的一种癫狂。但在朝鲜诸臣看来,无疑有抬高自己、贬抑朝鲜国王之嫌。龚用卿也因此招致诸臣的愤恨:“我殿下事大至诚,故款待诏使无所不用其极,而岂期招诏使之轻率无礼,以燕居之服当异国之礼享引。一国之主周步园中,衮龙礼服,乘曳草露,崎岖陵谷,玉步倾侧,而终始敬谨,小无倦色。此虽发于圣上事大之至诚,而诏使之不检,一至于此。侍臣及将士,下至卒隶,莫不愤惋。”[2](同上)相比国王的事大敬谨、勉力相陪,明使以便服出游,确乎有些失当。但因为有求于人,意欲请明使为朝鲜国王宗系一事在明朝皇帝面前美言,所以国王虽然感到委屈,对待明使仍是曲尽款接,尽力满足明使的各种要求,使其欣悦而还。观乎此,则作为形式上颂扬明朝、明使的《皇华集》,自然也是取悦明使的一种方式,只能是充满了对明使的颂扬和敬慕。

又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顾天埈、崔廷健出使朝鲜。当时朝鲜刚刚经历倭乱,千疮百孔,但两位明使却甚为贪婪,对朝鲜大肆“求索”。《宣祖实录》曰:“正使(顾天埈)求请之物,极为浩大。”[2](卷147,P24)“诏使带下人童忠常言:‘太监诏使或有如此,以内翰词臣所行如此,不可使闻外国。出来时言翰林院清凉,须得物资活可矣。因言征责边将之计,而边将多不在镇,所望之物专责于贵国。’”[2](卷147,P25)朝鲜君臣对天使的掠夺甚为忧闷:“天使曾在西路据执两西驿马各二匹以为己物,可骇之甚。入京之日,又执郊外例送仗马无意出送。副使亦效之。除回礼所送,两天使各一匹。及开城府,上使生日马一匹外,国马之无端被失者至于六匹之多,若此不已,则回还时,西路驿马必再被抢夺。”[2](卷148,P33)既然不能阻止,亦无法阻止,君臣只能随其所取,惟有喟叹:“自义州至京城几千里,而天埈狼贪壑欲,纵意劫掠参银宝贝,不遗锱铢,朝鲜一域若经兵火。此必天生污吏,重困民生,国运之不幸,可忍言哉?”[2](同上)“顾、崔之行,西方民力尽矣。而邦本撅矣。”[2] (卷149,P43)这一条条的记录,无一不是对明使贪婪的怨愤和控诉。顾天埈家丁董忠之诗:“来如猎狗去如风,收拾朝鲜一磬空。惟有青山移不动,将来描入画图中。”[2] (卷148,P33)《光海君日记》亦云:“太监征索自古而然,银子之弊,顾天埈作俑矣。”[2] (卷17,P177)将学士天使与世人所不齿的阉宦并论,将顾氏等人的贪鄙描绘得可谓淋漓尽致。

据此,《壬寅皇华集》中一些诗作的潜在内涵则不言自明。如李德馨赠明使诗云:

山拥围平楚,沙明绕曲湾。晴烟汀树嫩,返照野花斑。故国深春后,严程远眺间。莫嫌归橐冷,风月满怀还。[1] (P3215)

这首诗先以明丽的笔调勾勒出朝鲜的山、水、花、树之迷人景致,其意重在引出末二句,“莫嫌”二字尤为其深意所在:如此烟岚丽景,已可饱餐秀色而回,为何还要遗憾归装不够丰盛呢?更何况归装哪里是空空如也?!诗作以委婉的方式将对明使的讥评诉诸微言,含而不露,却也婉而有力。由此,集中的其他一些诗作,尤其是对顾、崔二人的盛赞之作,如李安讷诗:

汀烟漠漠柳丝丝,此地逢迎此别离。风采朝中多士服,姓名天下小儿知。使生异代犹欣慕,得接清尘岂素期?一上瑶京云路隔,梦魂千里倘相随。[1] (P3241-3242)

诗作对使臣极尽夸赞,称其乃是士人服膺,天下共闻,甚至连异代之人都欣慕,但“清尘”岂易相接?是真诚的仰慕,还是出于应酬的无奈,盖已毋庸赘言。

《皇华集》是在明朝与朝鲜李朝的宗藩背景下由朝鲜政府刻印的,有着强烈的政治外交意义。集中有诸多歌颂明朝太平盛世、皇帝洪恩、声教远播的颂赞之音,以及明使文臣与朝鲜文臣之间的赞美之辞。情之真假,言之虚实,皆难辨别。作为唱和诗文集,《皇华集》的文学价值往往不被肯定,正因其多为馆阁唱酬之音,似乏真情实感。但参照《李朝实录》中的历史记载,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中加以观照,《皇华集》诗歌亦别有意趣。其中大部分都是次韵之作,它体现了明朝与朝鲜李朝在宗藩关系下进行诗赋外交的一种策略。诗歌中不便表达的东西,在《李朝实录》中获得了自由书写的空间。这样,阅读历史镜像中的《皇华集》诗歌,便有了在字里行间猜谜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倪谦等.皇华集[M],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

[2] (日)末松保和.李朝实录[M],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1966.

[3] 汉城大学图书馆.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M],汉城:保景文化社,1994.

[4]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The Poems in Huanghuaji by the View of History

The Intertexuality Reading between Huanghuaji and Veritable Records of Korean Yi Dynasty

Du Huiyu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Henan,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uzerain-vassal relation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Ming Dynasty and Korean Yi Dynasty, the civil officials of Ming Dynasty who were sen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Korea often responsoried with the Korean civil officials from 1449. They wrote many poems in the literary communication. The government of Korean Yi Dynasty printed out these poems named Huanghuaji. As a large size poems responsory general collection, the strong political diplomatic property made the true meanings of Huanghuaji was presented only by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Korean Yi Dynasty. This thesis will disclose the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meaning of Huanghuaji as a literal text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by means of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eywords: Huanghuaji,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Korean Yi Dynasty,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作者简介:

杜慧月,女,1979年生,河南登封人,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河南焦作高新区世纪大道2001号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系 ?杜慧月

邮编:454000?

手机:13782827915

吹牛诗歌集 篇3

“吹牛”要有本事，“吹牛”也需要智慧和勇气，死的说成活的，活的吹成死的，吹牛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要脸”。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那才是一次吹牛的盛宴。下面选出那个时期的部分宣传口号，供各位一乐。（按：有的就算是豪言壮语吧！）

一、大跃进时期：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二、文革时期：

1、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2、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3、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4、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5、毛的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6、服从毛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7、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8、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9、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10、知识越多越反动。

11、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12、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13、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14、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月宫装上电话机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两只巨手提江河

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我们说了算

河水急，江水慢，还得我们说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叫它发电就发电。

比比看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歌成海洋诗成山

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

大花生

花生壳，圆又长，两头相隔十几丈，五百个人抬起来，我们坐上游东海。

一个红薯滚下坡

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

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

个红薯滚下坡！”

奇唱歌来怪唱歌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奇唱歌来怪唱歌，单季稻亩产三千多，谷子黄豆大，挑了一箩又一箩，挑到日头落了水，还要用架板车拖。

王飞的诗歌集 篇4

◎多年以后

午后的太阳是一剂毒药

不敢在此时安静地睡去

远处响起了熟悉的调子

似两座城池大动干戈

在山间慢慢隐退

喂养着饥饿所谓灵魂

这些年，日子过得拖泥带水

我手提着疼痛沉默不语

我试想，多少年以后的晌午

我会像一座废弃的城池

断壁残垣，荒草丛生

懒散地在野外晒着太阳

抚摸着伤疤

打听着前世的下落

◎乡愁

寒冷的冬天裹着泥土的味道

沿着玉带河的尾巴一路向上

那些季风区的灌木

抵挡不住南来北往的冷空气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我像一只白眼狼一样接受了太多

远处的旷野辽远，不见群山

大把大把的粮食在暮色里做着美梦

眼睛里流出了笑意

我带着经久未变的乡音在路上疾驰

前方山顶的雾变成了洁白的雪

像我童年在麦地里堆的雪人

在列车上，我重拾着故乡的符号

拉近这这些年与故乡的距离

故乡越来越近

我像怀抱着一个小火炉

燃烧和温暖着你我的乡愁

◎汉江石

在汉江上游的河滩上

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石头

光怪陆离

像一个个自由的舞者

破碎的河床

像一张张长着牙齿的嘴

紧紧地咬着一江两岸

在这些坚硬的石头山上

我俯身捡起一块

俊秀的眼眸

像捧在手心里的爱人

似水的新娘

◎过冬

暮色临近

夕阳的光晕迅速退去

十月的夜晚

月明如镜

我像一只枯黄的野草

在月光下游荡

等待一场野火焚身

夜晚，在我的头顶

有鸟群迁徙

他们拖儿带女

带着过冬的口粮

像一只只齐发的箭

呼啸而过

射向了温暖的远方

◎秋

风吹折了树木的骨头

这是在深秋的季节

野果掉在地上

在跳跃、奔跑

像黄河暴涨的.河水一样

戴着一只破草帽

从遥远的高原一路向东

这是一个起风的秋天

稻子颗粒饱满

在风中摇曳着身姿

挤眉弄眼

远处的田地里

孩时的玩伴收割着庄稼

一边照顾着自己的孩子

他的妻子在田埂上

又挺起了日渐丰腴的大肚子

我睁开沉睡已久的眼

童话般的梦在田野上飞翔

梦想的石头成群结队

在那个夜里，天下了一场雨

在湿漉漉的境遇里

我做了一个忧伤的梦

◎黑夜狂想曲

今夜，我和我爱的姑娘

在洒满月光的玉米地旁

大手大脚地消费着时光

我们白天赶路

在热闹的太阳下

我们把自己打磨成一个雪球

从人群里来

到人群里去

你在思想的胃里

塞满了五谷杂粮

瓜果蔬菜

从黄昏驮到日落

由日落扛到天明

夜里，我们像一粒微薄的尘埃

月光照进单薄的一面

也照亮了另一面

一面写着忧伤的词

另一面谱着惆怅的曲

◎隐退的记忆

春天来得太迟钝

我感觉到的时候

雨雪一直在下

山里的庄稼睡意蒙咙

半山腰有雾在盘旋

盛开着像一朵美丽的花

我住在蜂窝的房里

用蜜紧裹着自己

一根坚硬的不安分的骨头

捅破窗户

晒着温暖的太阳

吹着喇叭、羌笛和箫

像野兽一样嚎叫

在屋外徘徊

一滴晶莹剔透的雨

钻进我的眼

路边的街灯昏黄

虚空的风在夜晚变得矜持

我清理了周身的躁动

点燃一盏煤油灯

对着镜子和水盆训话

在记忆的蜂房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