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情况（推荐10篇）
行政诉讼情况判决起源于日本,是目前专属于行政诉讼判决制度的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特殊判决制度。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即指人民法院对于诉讼中行政相对人已经提起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考虑到撤销该行为会对国家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从而做出确认该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要求被诉政府机关实施补救措施;而对于已经造成巨大实际损害的具体行政行为,依照法律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特殊性
相比其他诉讼判决方式,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具有最独特的“个性”,这都统统体现在其特征上:1、法院不会支持原告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是确认违法判决;2、该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实行,是现实上的而非观念上的履行;3、该具体行政行为已然违法;4、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会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三、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存在意义
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制度存在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益冲突时优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若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根据贯穿行政法始终的效率性原则,“两利相教取其重”。所以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对于国家和社会公众来说,维护社会利益是最优选择,这也是效率原则在行政诉讼判决中的体现。当然,国家机关要给予个人相应的赔偿。
2、维持现状,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因为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对象都是被诉的已经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已经产生了事实上的效果,再加上撤销该行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制度的这种规定有利于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且也是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一定尊重,做到司法权不僭越行政权。
3、协调司法系统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由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其不仅肩负着管辖争讼对象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责任,而且在其中还担任了对行政机关行政权合法性检查的义务。所以在实践工作中如若司法权中关于行政诉讼的类型过于绝对简单,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与行政机关的误会与矛盾。所以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健全就可以提供更多相对缓和的行政诉讼类型,有利于协调司法系统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四、我国行政情况判决之现实漏洞
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起到了相当巨大的作用,保障了“公益”,但这种“取舍性”的判决难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漏洞。
1、“私益”没得到尊重
行政诉讼法终极目的原本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然而作为该法中的特殊规定,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价值取向则是考虑国家利益与社会公益,这不仅给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理直气壮”的底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原本的思维,使得现实案例中出现了让公民私益未得到尊重的情形,与其立法、执法初衷相悖。
2、什么是“公共利益”
其实在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理论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即法条中所说的“公共利益”具体内涵是什么。用公共利益来强调不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具体行政机关是否真的有过硬的法理依据。有学者曾提出“个案中无公共利益”,即既然大家利益都称之为公共利益,难道被侵权的原告利益就非“公共利益”了么?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法理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
3、什么是“重大损失”
这一点上也是众多法学家一直在讨论研究的地方。目前为止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对“重大损失”明确的定义。所以,如何衡量何者是“重大损失”就成了法官们的事,也就是他们的“权力”,这不仅不利于案件的审判,还可能造成对司法权的滥用。
4、行政权“强于”司法权
在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中,由于法律规定,在司法实际中基本上法院都对被提起诉讼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采取的是“确认违法”的裁判。法官已经将其当成了“黄金发条”,不敢僭越,这也削弱了其自由裁量权。更有学者认为这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屈尊”,不仅不能很好的完成判决工作,还有可能激发矛盾。
五、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之重新审视
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中的漏洞已经很明显地暴露,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补救方法,为该制度今后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一定经验,弥补已经出现的漏洞,最终使该制度能更好地作用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保障公共利益与个人私益。
1、明确“公共利益”内涵
尽管目前来讲,还没有哪个国家所定义的“公共利益”内涵能被该国内大部分民众都接受,更不用提相互间的理论借鉴与交流了。因此,加强对“公共利益”的学理解释、立法解释与论证将对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实施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确定何为“重大损失”
行政诉讼不同于其他诉讼的关键一点就在于其中被告身份的行政性,而作为行政诉讼情况判决构成要件之一的“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则更具特殊性。所以,只有立法机关加强立法、具体明确何者为“重大损失”才能更有利于实际中的行政诉讼情况判决。
3、充分协调“社会公益”与“私益”
在行政诉讼实际案例中,并非所有情形都是“非此即彼”或是“必须选一个抛弃一个”的困境。行政诉讼制度的设立本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不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所以,即使在这种“非撤销而是确认违法”的判决中,我们一要做到“不忘初心”,充分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私益的协调,尽量避免出现“一刀切”的判决,要体现对个人私益的尊重与保障。
4、加强立法,从源头上进行规范
法律是制度最强硬的保障。在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这块,这有从立法的根源上做出更好的努力才能有效改进该制度。中国立法机关应加强立法,充分吸收国内外优秀行政判决法律经验,在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行政程序法》的出台已经为时不远,希望在这部划时代的行政法律中能看到关于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明析的规定,让法官在情况判决这方面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5、完善补救措施
关于情况判决中对于利害关系人“补救”这块来说,即使是新的行政诉讼法也对此规定得较为模糊、不够清晰。因为在法条或司法解释中,我们基本上都看到的是“相应”这一字眼。这也就是说,对于行政主体给利害关系人造成侵害而获得赔偿的多少的决定裁量权其实依然牢牢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应该完善统一可行的赔偿标准,尽可能地保障公民的获得赔偿请求权。
六、今后展望
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在中国行政诉讼判决中扮演着极其特殊的角色,不仅对司法实践起着指导性作用,还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起到了完善与补充作用,在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理论学说探索的基础上,期待在下一次的行政诉讼法修订中能看到关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摘要：行政诉讼情况判决是行政判决制度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判决制度,也是行政诉讼制度区别于其他两大诉讼制度所独自享有的。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制度自确立以来也在司法实践及法理界饱受争议。本文将对该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在一定程度上解析该制度现实中的阻力并提出其未来发展的一定建议。
关键词：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存在意义,现实漏洞
参考文献
[1]陈华.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之反思[J].广西警官高等学校专科学报,2010(5):69.
[2]林莉红.行政诉讼问题专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95.
[3]金成波.行政诉讼之情况判决检视[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6).
姜明安：1993年，我在《法学研究》第一期发表《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规制》一文，这是我研究行政自由裁量权较早较系统的成果。我最早提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概念是1985年出版的第一本行政法著作《行政法学》。
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裁量权的问题是随着计划成分逐步减少、市场调节范围逐步加大、中央集权逐步减少、地方自主权逐步加大的过程中而逐步进入人们视野的。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包括中央部门)“三乱”(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现象的蔓延而日益恶化，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有对行政裁量权加以规制的必要。
中国新闻周刊：在我国，哪些领域的行政裁量权暴露的问题更多一些?
姜明安：应该说，凡是有行政的地方，就有行政裁量权。凡是有行政裁量权的地方，就存在着滥用裁量权的风险和实际可能性。至于哪些领域的行政裁量权暴露的问题更多一些，这需要做实证调查研究，要用数据说话。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目前行政执法量比较大的领域和部门，问题会比较集中和激烈一些，如城管、治安、工商、食品卫生、交通、质监、环境等领域。
中国新闻周刊：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是什么?
姜明安：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这些领域和部门执法范围广泛，法律、法规对相应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为原则，行政机关又难于及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执法基准；第二，这些领域和部门的执法大多涉及审批、许可、收费、罚款等，执法人员容易利用裁量权获利，搞权钱交易；第三，这些领域和部门的执法往往直接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打交道，其滥用裁量权的行为往往与行政侵权联系在一起，最易于引发行政争议和社会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湖南提出了“综合控制”的模式，你如何评价?
姜明安：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方式和途径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只是裁量基准的“具体条款”。我个人认为，规制行政裁量权有六种方式和途径：其一，通过包括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在内的法律程序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其二，通过立法目的、立法精神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其三，通过法的基本原则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其四，通过行政惯例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其五，通过政策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其六，通过裁量基准规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
中国新闻周刊：栽量权的规范对行政诉讼将有什么影响?
姜明安：行政审判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而不能依据行政机关制定的裁量基准。这是法治的要求，否则，司法就无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某些情况下，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和裁量基准本身就是违法的，通过行政诉讼能够纠正这种行政违法。
旅顺口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是隶属于旅顺口区交通局，根据《道路运输条例》，是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行政执法事业单位。编制58人，现在编53人，所领导职数3人，内设一室（办公室）、六科（财务科、违章处理科、培训管理科、维修行业管理科、客运管理科、货运管理科）、四个稽查队。人员状况见附表2.2.全面履行法定职责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辽宁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对全区道路运输行业及相关业务进行规划、许可、考核和市场监管。我们认识到，全面履行行政法定职责，是贯彻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和监督行政行为的重要措施，我们按照上级对行政执法总体要求，在行业中实施了执法评议考核机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初步建立起了“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机制，促进依法行政的正常开展。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1、个别人对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重要性认识不足。
2、履行职责方面存在“错位”、“缺位”。
3、行政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权力与利益挂钩、与责任脱钩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等等。我们在履行执法职责中，把妥善处理利益群体，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放在首位，以维护社会社会、行
业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3.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情况
能够按照法定程序规范严格执法。从稽查手段、措施、执法程序、执法依据运用、取证、笔录、证词、文书等方面，执行交通部和省、相关规定。从历年上级对我部行政执法情况检查结果，我们做到了规范。4.文明执法情况
能够按照要求做到文明执法。5.执法文书使用情况
按照辽宁省交通厅统一的执法文书认真登记、填写、保管、使用。
6.执法文书档案管理情况
全部执法文书档案统一由违章处理科按日期、编号管理。7执法证件管理情况
凡取得执法证件的由所里登记后，交个人保管。执法检查时必须出示执法证件。待岗、调出、退休时收回执法证件。8.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情况
已建立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按照程序执法，严格执法，9.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情况
09年1月开始，对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经费保证由自收自支变为目前的当地财政垫付。垫付资金除保证工资、保险外，只按照机关办公经费给予保证。行政执法监督和执法经费严重不
足。靠财政从罚没款返还中解决。
（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方面 1.处理投诉、举报案件工作机制建立情况
我们在违章处理科、客运管理科相继设立了投诉、举报电话和台帐。在办公大厅醒目位置设立了举报信箱。聘请社会监督员，建立和完善了社会监督机制。明确了受理投诉、举报对象。对于社会投诉案件，我们认真对待，及时派人核实、查处。并且建立了投诉、举报奖励机制，发挥社会监督职能，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妥善和查处各类投诉、举报案件。2．行政执法投诉、举报情况
所里设行政执法投诉电话、举报信箱，近几年来未出现此类情况。
3.投诉、举报案件处理情况
凡投诉、举报案件信息来源可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我所派专人查处并严肃处理。4.交、转办案件的反馈情况
上级机关及相关部门交、转办的案件反馈率达百分之百。
（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建设和落实方面 1.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制度情况 已建立并落实
2.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情况 已建立并落实
3.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 已建立并落实 4.行政执法检查制度情况 已建立并落实
5.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制度情况 已建立并落实
（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方式创新方面 1.开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情况
严格按照《辽宁省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进行落实。
2.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情况
一般处罚案件由单位主要领导把握，重大案件由单位“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3.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情况
行政许可统一由区政府行政中心负责受理，由单位主管领导和相关科室长勘察、审批。
4.行政执法部门内部综合执法工作情况
根据区委、区政府的安排部署，我局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强行政效能建设为主题，进一步加强学习，提升服务质量为手段，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明显转变，工作干劲明显提升，责任感和知识水平明显提高，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打造了一支有力的卫生工作队伍。我局现将行政效能建设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自2008年初开展行政效能建设工作以来，我局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疾控中心主任、卫监所所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及奖惩制度，成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行政效能建设，并明确局长为全面开展行政效能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各科室（单位）负责人为各科室（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同时结合工作实际，明确了我局行政效能建设以优化机关作风、完善工作机制、提高服务效能、加快发展为目标任务，紧密结合业务工作、强化思想教育，突出建章立制。规范行政行为，严格考核制度，解放思想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达到增强干部能力，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二）强化作风建设，提高机关形象
卫生局注重将机关效能建设与卫生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结合起来，与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强化机关作风建设，提高机关干部形象。机关作风建设是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核心和基础，机关作风建设的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单位形象，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为将作风建设工作落到实处，我局在全局范围内开展“七严禁”，即严禁上下班迟到早退，严禁旷工，严禁上班时间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严禁上班时间打麻将、网上炒股、打游戏、聚众聊天等，严禁工作时间外出办私事，严禁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严禁工作推诿不负责任，严禁吃、拿、卡、要，并公示在大楼入口处。同时，组织相关人员采取明查暗访的方式对全局的机关作风进行检查，切实转变全局干部职工办事作风，提高办事效率。
（三）强化依法行政,不断规范行政行为
一是健全组织，加强领导。为全面推进卫生局依法行政各项工作，确保国家卫生法律、法规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贯彻执行，根据人员调动情况及时调整了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小组，并安排一名副局长分管依法行政工作，做到领导重视支持法制工作，有人员具体负责。
二是建立健全行政许可审批制度，规范行政许可行为。调整了卫生局案件审批领导小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卫生局拟作出的较大数额罚款、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案件及其它疑难复杂、重特大案件。按照区政府统一要求，及时开展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将行政审批服务项目缩2 减至11个，简化了办理审批程序，缩短了办理时间，将办事流程、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及依据进行了公示。大力推行“两集中、两到位”工作，新设行政审批服务科，由分管局长任科长，全面负责行政审批许可事项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11项行政审批项目和3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部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2009年1—6月，区卫生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共受理卫生许可申请278件，发放卫生许可证311户；注销卫生许可证15户；共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明3070个。办结率、满意率、同意率均达到了100%。
三是全面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责任追究制，加强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监督。进一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各项工作，建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严格依法办理行政许可事项。对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擅自改变处罚幅度等情形，造成错案或有过错责任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规范食品卫生、公共卫生、母婴保健、医疗机构执业、医师执业注册、护士执业注册等各项行政许可的办事程序，做到依法办理行政许可及审批事项，对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越权审批等造成过错的，严肃追究其过错责任。严格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依法查处违法案件。截止目前，无执法违法案件发生。
（四）强化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
为使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取得显著效果，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我局按照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的要求，进一步 完善了一次性告知制、挂牌上岗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各项工作制度，加强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长效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可操作性较强的制度体系，以制度管人管事，确保各项制度在机关效能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
二、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大力开展民生工程
我局坚持全面推进行政效能建设工作，大力展开民生工程，以提高服务效率、服务质量，切实为民办好事、办实事。一是启动了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工作，从而提高了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有效降低了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二是开展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六免费”活动，即为免费建立健康档案；免费给社区民众接种国家Ⅰ类疫苗；免费进行高血压糖尿病病人健康管理；免费为70以上老年人进行基本体检；免费开展孕产妇访视；免费进行0-36个月儿童保健。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稳步推进。四是扩大免疫工作取得较好成绩，截至目前，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适龄儿童接种率（％）分别为99.10、99.56、98.01、97.46、96.08，流脑疫苗、乙脑疫苗适龄儿童接种率（％）分别为76.77、70.02，均达到了省、市要求。五是继续惠及结核病人，截至6月，共免费治疗肺结核病人86人，筛查肺结核密切接触者183人对380例疑似肺结核病人提供了免费咨询、检查。
三、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职工对行政效能建设理解较为片面，认为不4 迟到早退就是开展好了行政效能建设，对提高工作效率、为民办实事等方面认识不到位。
（二）仍有上班迟到早退、上班时间外出办私事等现象。
（三）《食品安全法》6月1日正式实施后，餐饮消费环节的行政审批许可仍由我局负责接件、现场审查，由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盖章发证，在工作延续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四、下一步打算
（一）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继续采取明察暗访的方式对全局的行政效能建设进行监督检查，一旦发现违纪现象，严格按照《奖惩制度》进行处罚。
（二）继续加大职工思想教育，全面提高对行政效能建设的认识，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三）继续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协调沟通，确保餐饮消费环节的行政许可和日常监督不出现空白。
一、行政执法基本情况
我镇涉及的行政执法案件，主要是违法生育案件。主要依据为《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本单位未另外制定执法细则。
二、案卷办理基本情况
20xx元月-20xx年2月我镇计生办经县计生委委托共查处违法生育案件58例。
三、案件基础评查情况
我镇计生办的行政执法案件，经自查所办理的行政执法案件主体适当、没有超越法定权限、事实清楚当事人均签字认可、主要证据基本完备、适用法律正确、裁量基本适当、有法律依据、在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过程中都明确告知了相对人的权利、程序合法。通过自查，无一例案件违反法律法规。
四、法律文书规范情况
由于我镇计生办执法人员按照《行政处罚法》有关执法程序，调查取证真实，填写规范，均被征收当事人签字认可，案卷的时间、地点、执法人员、被处罚(征收)人员、印章、日期等事项填写齐全，引用法律法规的条款清楚，案件主要材料齐全。计生行政执法文书为省统一定制。经过自查，我镇法律文书应用规范。
五、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打算
(一)社会抚养费难以征收到位。近年来虽然人们的生育观念有了转变，但个别育龄群众受传统的封建思想影响仍未根除，违法生育现象时有发生，我镇经计生委委托依据法律做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但很难征收到位，其原因是：
一是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二是违法生育者经济能力差，交不起。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来源资料来源于柳州市2012-2013年公共场所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案卷档案及国家级卫生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信息库。
1.2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对2012、2013年全市公共场所监督、处罚情况,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按照数量、处罚金额、违法事实、处罚对象等进行分析。
2结果
2.1公共场所监督及处罚情况2012年柳州市卫生监督所对全市各类公共场所被监督单位监督检查3 434户,全年共处罚5户,处罚率为0.15%;2013年共检查被监督单位3 445户,行政处罚145家,处罚率为4.21%。两年监督覆盖率均达到99%以上,而2013年公共场所行政处罚率是2012年的28.1倍。见表1。
2.2公共场所案件数量、处罚金额及违法事实等情况柳州市2012年公共场所案件数为5起,处罚金额10 000元;2013年公共场所案件数为145起,处罚金额203 000元,2013年比2012年公共场所行政处罚案件数增加96.6%,处罚金额是2012年的20.3倍。 2012年公共场所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有“无卫生许可证”、“ 擅自停止使用游泳池,强淋设施,逾期不改” 2种,而2013年违法事实有“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卫生检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经检测而投入使用,逾期不改”、“ 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保洁或消毒”等7种。见表2。
2.3公共场所行政处罚对象构成情况2012年公共场所监督行政处罚的对象主要有宾馆、旅店,游泳场, 商场3类,其中以游泳场为主要处罚对象,构成比为60%;2013年公共场所卫生行政处罚对象有饭馆,宾馆、旅店,公共浴室,美容店、理发店,酒吧,影剧院,游泳场,商场等10种,其中以饭馆为主要处罚对象,构成比为48.97%,其次为宾馆、旅店及公共浴室,构成比分别为17.24%和11.03%。见表3。
3讨论
3.1新修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1987年颁布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距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远远不能适应公共场所形势变化的需求,条款设置的处罚种类单一, 处罚力度低,对被监督单位不能起到惩戒作用,监督员办案的积极性不高,制约了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管工作的发展。2011年5月,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颁布实施,在监督管理模式、处罚金额、现场监督要求、企业负责人的社会责任和经营者应尽的义务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调整,体现了法律与时俱进的特色,给卫生监督机构在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提供了新的依据[1],如增加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督”、“公共场所禁烟”等条款,加大了对公共场所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提高到3万元。
3.2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给公共场所卫生监管带来了契机2013年是柳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验收之年,公共场所卫生是创建国家卫生城活动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公共场所中的“小理发美容店、小歌舞厅、小旅馆、小浴室”是实现创建目标的“软肋”。为了拿下国家卫生城市这个头衔,柳州市卫生监督所利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舆论宣传氛围和社会大环境,加大了对公共场所特别是对“四小”行业的行政处罚力度, 对无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无健康证明的单位发现一次处罚一次,不符合条件的场所坚决关停,有整改条件的场所限期整改,符合标准一家发证一家。此外,从店容店貌、环境卫生、除“四害”及消毒设施,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等方面入手,进一步落实各项制度措施[2]。提高了整个柳州市公共场所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目标。
3.3监督协管员和移动执法助力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柳州市卫生监督协管站的建设起步较晚,截至2012年底才将人员、执法设施设备等完全落实下来。2012年底,柳州市共设卫生监督协管站36家,卫生监督协管员120多人。同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监督所设计了“移动卫生监督执法系统”,并在全区各地市铺开使用,给柳州市卫生监督所配备了8台移动执法终端和便携式打印机。监督人员的增加和执法设备的现代化,给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带来了较大的进展。 2013年,由卫生监督协管员发现并提供的公共场所违法线索达23条,进行行政处罚的16起,处罚率达69.6%。此外,新的移动执法模式也助力了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工作。卫生监督员通过手持执法设备进行现场执法,针对不同的检查单位,确定相应的检查题库,采用导向式,逐项逐条地指导监督员在现场开展监督检查[3],减少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2013年,通过移动执法模式进行行政处罚的案件占所有公共场所案件的80%。
之所以如此慎重预演，是因为这是他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资格审查通过之后，第一次真正接触案件，计时俊对这个案件的结果很乐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预审的情况来看，被复议方、也就是某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很可能要被撤销”。
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试点最早开始于2006年12月的全国行政复议工作会议，当年第一个开展试验的是哈尔滨，到了2008年，试点扩展到了8个省。根据国务院法制办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试点工作覆盖了19个省份的108个单位。已经当了两届北京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以我们搞行政法的观点来说，这件事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媒体和公众都不是很关心。”
集中行政复议权
2008年，在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扩大到8个省的时候，国务院法制办印发过《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部分省、直辖市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里简明扼要地解释了推行这一试点的原因：“据初步统计，有行政复议权的机关有1.8万多个，但地方三级政府的专职行政复议人员仅有1532人，区县级人民政府专职行政复议人员平均仅有0.2人，行政复议力量严重不足。同时，原本有限的行政复议资源被分散在各个政府工作部门中。由于行政管理工作的不同特点，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工作任务又很不平衡，有的部门有人没案办，有的部门有案没人办。”通知还确认了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模式将是“政府主导、社会专家学者参与”。
事实上，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试点，背后还有着那几年信访量激增的影子。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金国坤是北京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他在一篇论文中使用的数据显示，有70%的行政纠纷，未经行政复议直接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而行政相对人通过信访申诉的案件数量远远超过行政复议量，以2005年为例，信访量达到1265.6万件，而同年行政复议案件却只有90624件。虽然行政复议的纠错率已经被证明远远高于行政诉讼，但是公众依然逃不开“官官相护”的心理暗示，宁愿选择成本更高的司法诉讼。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兼任着北京和上海两地的行政復议委员会委员，上海的是去年才成立，还没有真正参加过案件审理，但是北京他已经连任了两届，参与案件众多。在他看来，当然是集中行政复议权的模式更符合法治要求，因为既能克服部门保护主义，也有利于减少机构人员。著名拆迁律师王才亮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黑龙江大庆有一起强拆案件，他向黑龙江省法制办提起行政复议，这个由行政复议委员会裁决的案件很快就出了结果：大庆市政府强拆，拆迁叫停。
姜明安回忆说，2008年北京市第一届行政复议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有28个委员，其中有18人是学者和律师担任的非常任委员，而在2010年第二届的时候，委员变成43名，非常任委员上升为30名，也就是说，增加的15名委员里有12人都是非常任委员。按照最初的要求，每个案件的审理都有9名委员参与，其中非常任委员不能低于4人，“当然现在我们也提出，不一定每一个案情都需要九人这么多，可以灵活设置为五人、七人等等”。
姜明安说，他参与的每一个案件都称得上经过了认真讨论：提前三天，北京市法制办会将案件材料和他们内部的分析讨论发到邮箱，委员们各自准备，也可以自己去法制办查阅资料，然后九个人进行讨论后投票，投票是匿名的，由于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都充分表达了意见，所以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有数。法制办没有事先对投票结果进行过引导，因为连法制办自己内部都有好几派意见，有时候常常是这几派意见都被推翻了，一种新的意见提出来，最后投票通过。姜明安说，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领导意见，也没有部门给他们打过招呼，最后的裁决结果有撤销的，有变更的，当然也有维持的，不管何种结果，姜明安认为这都是经过了民主程序。
当然，姜明安也并非对现有程序全然满意，最近这些非常任委员们见了一次北京市副市长、同时也兼任着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敬民。大家跟刘敬民说，现在的非常任委员没有过半数，而最后的裁决又是以市政府的名义作出，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我们的意见你们是可以不采纳的”，因此建议应当强行规定非常任委员必须超过半数。刘敬民的回应是，当场跟法制办主任刘振刚说，“要认真研究”。
在最早试点的哈尔滨，这一条早已是现实，他们第一届委员会里市政府以外的学者、资深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外部委员”就占全部委员的81%，而且规定了每次参加案件议决会议的委员为3至9人单数，其中“外部委员”应当占参加议决委员的半数以上。
探索中的公开听证
不管是姜明安还是计时俊，所经历的案件审理过程都是封闭进行，这一点并未违反任何规定，因为按照《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但是从实践来看，真正公开举行听证会，听取几方意见的案件少之又少，复议过程密不透风，而非像诉讼案件那样公开审理，无疑也是更多人愿意选择诉讼的原因。
但是各地已经陆续开始了一些“试点中的试点”，如北京市石景山区已经在去年公开宣布，今后行政复议拟在市民自愿的前提下，全部实行公开审理。其公开模式也颇为有趣：案件审理之前，石景山区政府给复议人发了一本专家团名册，上面有石景山行政复议委员会中10位专家的详细介绍，复议人从中挑选一位，而政府方面则挑中另外一名专家，最后和一位法制办工作人员组成3人审案小组。
湛中乐也是石景山区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在一次公开听证中，他被复议方选中了。案情很简单，也是北京市民常遇到的情况：一个市民没有注意到当天自己的车限行，一大早从西边开进城里去办事，八点多被摄像头拍到一次，下午三点多又开车回去，再被拍到一次，每次被罚款一百块，一共两百块。当事人本身也是律师，对自身权利格外敏感，他提出行政复议的，是第二次罚款。交警大队方选中的专家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大概由于案情很有代表性，这次审案小组由5个人组成，连区政府法制办的主任和副主任都参加了。
湛中乐说，这个他从头到尾参加了的听证会是名符其实地听取了双方意见，大家针对程序和法律进行激烈辩论，过程有点类似于法庭，但是桌椅的摆放方法却又类似于圆桌会议，大家说累了再一起喝喝茶，气氛上也没有那么剑拔弩张。这个案件最后是维持了交警的罚款，但是湛中乐投了反对票，余凌云则投了赞成票。湛中乐还记得，法制办的副主任虽然没有更多解释理由，但是他也投了反对票。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为切实加强对旅游行政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规范行政行为，提高执法质量，推进依法行政，我中心成立了以中心主任为组长的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建立学法制度及考核制度，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宪法》、《行政处罚法》、《旅行社条例》、《XX省旅游管理条例》和其它有关旅游法律法规等，坚持学习制度，增强了全体干部职工法律观念和依法行政意识，有力促进行政处罚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依法履职,科学决策
严格执行行政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对新上岗执法人员进行依法行政知识的系统岗前培训，所有执法人员都定期培训，积极选派人次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类培训班。同时，加大法律业务知识学习和宣传工作，组织学习和宣传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等专业法律知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依”，使执法检查公正化、规范化和有序化。
三、加大执法力度，开展形式多样检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提高我局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质量和水平，根据[200]号文件关于印发《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对照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我局积极主动开展自查工作，现将开展行政处罚案卷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行政处罚案卷办理基本情况
我 涉及文化执法的有：网吧市场管理执法，文化娱乐管理执法、音像市场管理执法、出版物市场管理等执法，法种类涉及文化、新闻出版、体育等行业，从年— 年，我局的行政处罚案件共 起。
二、处罚案件基础评查情况
我局的文化行政处罚案卷案全部是每次的行政执法检查中现场检查案卷，我局行政执法人员都在2人以上，主动表明身份，持证执法，所办的案卷处理程序规范，事实清楚，当事人均签字认可，适用法律准确，行政处罚合法，至今无一起上诉案件。
三、处罚文书规范情况
行政处罚文书一律使用的是省、市统一制定的规范文
书。调查取证真实，均被处罚当事人签字认可，文书中有关时间、地点、违法事实、执法人员、被处罚人员等填写齐全，引用处罚的条款准确，罚没款票据填写规范。
四、存在问题
1、文化市场执法有机构，有编制，无人员，难以正常开展工作。
2、文化市场执法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
年月
【关 键 词】行政复议 制度 完善 准司法化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在立法和制度实践上,行政复议被认为是一种层级监督的方式,是上级行政机关行使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权的体现,强化了行政复议的监督功能,弱化了它的救济作用。随着实践的展开,这种制度设计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行政复议机构应有的独立性缺乏,使得行政复议所追求的层级监督功能流于形式;行政复议程序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使得行政复议所不可或缺的公正性得不到程序上的体现和保障。
一、我國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
(一)行政复议性质之争
1、行政说。行政说认为,行政复议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活动受行政权支配并体现行政权的特点,是行政机关的活动,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2、司法说。司法说认为,行政复议的目的是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的过程就是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相比较,在行政性质、行为发动者、行政机关法律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不仅如此,行政复议活动或程序在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司法活动的特点,如时效、管辖、不告不理制度等。这些内容与形式特点都表明行政复议实质上是一种司法行为,尽管它仍然是由行政复议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和是由行政机关主持进行的程序。
3、行政司法说。行政司法说,也称准司法说。这种学说认为,行政复议兼具行政与司法的双重性质与特点。在复议机关这个主体性质上,在复议裁决结果的法律效力上,在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关系上等,都表明其行政的性质。但同时,行政复议也更具司法的属性与特征。
(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分析
目前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对司法化的抗拒与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性质是相悖的,这一矛盾直接影响到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良性互动,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扭曲和司法权的错位,导致整个行政争议解决系统的紊乱和非规范的行政争议解决方式的膨胀。因此,要走出行政复议制度面临的困境,重新焕发行政复议制度的生命,必须摒弃不合时宜的“非司法化思想”,改革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改革行政复议制度必须从司法化这一根本着手,逐步恢复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性质,从而使行政复议制度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得到充分体现,行政复议的准司法化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层含义:第一,行政复议组织仍然属于行政机关,但其本身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行政复议活动不受任何外来干预,由复议人员独立作出决定,以保证复议过程的公正性。第二,行政复议程序并非照搬司法程序,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吸收了现代司法制度中保持公正性的基本要素。第三,行政复议结果应该具有准司法效力,进入诉讼程序后,司法机关应该对行政复议决定给予尊重。
二、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制度法律困境
行政复议主体无独立性和行政复议主体职能的多元化是制约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最根本的两大因素。行政复议机关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仅具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彼此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其他联系(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关系)。面对行政争议,行政复议机关不能不考虑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不能不考虑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行政复议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和监督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行政复议的非中立性,不仅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法官”这一国际上公认的基本原则,导致了行政复议机关在裁决行政纠纷时难以客观、公正。受行政复议机构非独立性和从属性的影响,在受理的数量极为有限的行政复议案件中,全国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比例竟一直稳居50%以上。因此,在申请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中,有相当比例的案件结果被法院判决改变。由于经不住行政诉讼的检验,加之复议维持率的居高不下,行政复议制度本身的正义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民众宁愿选择行政诉讼这一“迫不得已”的救济方式,甚至格外钟情于信访这一多少带点“人治”色彩的制度,这种现象发人深思。毋庸置疑,公正性的缺失是当前行政复议制度实践中的最大隐忧。
复议主体职能的多元化削弱了行政复议的功能。首先,在我国各级行政复议机构除了处理复议案件外,往往还承担着其他多项职能,如规范性文件审查、执法监督、法制宣传、法制研究以及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起草等,有时还需要及时处理行政机关首长临时交办的各种任务。由于职能过多、人员编制有限,行政复议机构往往不能集中精力办理复议案件,这种矛盾在市、县级政府法制部门表现的尤为突出。其次,行政复议人员素质不高。行政复议案件往往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法律、法规、政策、行政管理等专业性问题,如果承办人不具备良好的法律修养和一定的行政工作经验,很难胜任行政复议工作。第三,行政复议人员职权受限。行政复议人员是具体承办案件的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担着直接责任,但实际运作中,行政复议人员却无任何权力。
《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精神是主张非司法化,追求效率优先,目的是体现“便民”与快捷,免去烦琐的司法程序,但实践中往往出现因行政化导致阻碍行政复议制度作用发挥的情况。第一,用办文的方式去办案。因复议案件是代表同级政府作出的裁决,在审批中,基本按照本级政府的公文运用要求,以极度“官僚化”的层层审批方式来处理行政复议案件,直接割断了复议申请人与复议过程的联系。第二,由于现行行政复议立法固执地坚持了“行政化”的方向,使得《行政复议法》中的程序性规定极不严谨,甚至于缺乏最基本的程序理念,如回避制度,调查取证、当事人之间互相质证、辩论等等。第三,书面审查原则缺乏公开、透明。《行政复议法》确定了书面审查原则,即主要审查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再重复调查取证。
三、构建准司法化的行政复议审查机制
(一)对行政复议制度应当取消行政色彩
行政复议体制及制度设计的不合理都缘于落后的行政复议观念,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必须首先从重塑复议观念开始,只有在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准确定性的基础之上,以“机构独立”和“程序司法化”为核心的改革才能够得以顺利推进。在此,应当将行政复议制度明确定位为一种行政救济制度。从理论上看,首先,尽管各国在行政复议称谓、制度架构和程序规定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从性质上分析,都将其作为法院司法救济以外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其次,行政复议的启动以申请人提出申请为前提,如果说它是一种监督,那么不告不理,就是被动的监督,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行政复议的救济性。
(二)设立独立的行政复议主体并享有独立职权
首先,可以在整合现有各种行政复议机构的基础之上,建立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但又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委员会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基本单位。行政复议委员会成员原则上为5—15人之间的单数,其中从学者、专家和法律实务部门外聘的人员占到总数的二分之一。各级行政复议委员会成员未具法定事宜履行法定程序不得解任。鉴于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特殊部门,可以在其部门内部设立两级行政复议委员会,专门负责本系统的复议案件的处理。其次,为防止各个方面对行政复议机构的不当干预,应去除行政复议机构与复议机关首长之间的层层审批,由行政复议机构在法律上直接对行政复议机关的首长负责。行政复议委员会采取合议制,作出复议决定须以委员过半数出席、出席委员过半数同意才能通过。行政复议的决定无须请示机关首长或者其他行政机关,机关首长也无权撤销或者改变复议决定。
(三)建立理性的审查机制
首先,确立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的标准。被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不能完全寄望于行政复议机构的主观判断,而要尽可能明确可供操作的规则体系,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其次,以纠纷解决机制的重组为契机,实现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是应当坚持统一的受案范围,即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能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以外,其他所有类型的行政活动都应当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二是应当实行统一的当事人制度,规定凡是合法权益可能受到行政活动影响的自然人和法人都能够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行政活动的实施者都能够成为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被告人。三是除了统一合法性审查标准外,应当拓宽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使得明显不当的行政活动不仅能够为行政复议机关所变更,而且也能为法院直接变更。再次,重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衔接关系,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一,逐步取消“行政复议终局型”,让司法的力量更多地介入行政纠纷的处理和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其二,将“行政复议前置型”限定于某些特殊的涉及到较强技术性、专业性的案件,以便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和技术优势。
(四)在严格的程序的运行中推行司法化审查机制
笔者认为改革行政复议制度,应在简约程序的基础上推进审查程序的司法化,一是增设回避、律师代理、告知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补充证据制度,对行政复议证据的种类、举证责任的分担、举证的具体要求、当事人之间的质证、行政复议机关对证据的调取、保全与审核认定等做出明确规定;三是完善审查程序,根据案件本身的性质、标的的大小、社会影响的程度以及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是否存在明显争议等情况,将行政复议审查程序区分为书面审查程序、简易审查程序和听证审查程序,使行政复议制度更趋便民、利民及保障人民权益。当然,这些行政复议程序规则的实行必须有利于降低当事人成本,行政复议程序的进行必须尽可能占用较短的期间,行政复议的方式也应当努力贴近于公众。
参考文献:
[1]陈少鋒.关于构建我国行政公开法律救济制度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7年第6期.
[2]范金鹏.论我国行政复议改革中的行政化和司法化[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5期
[3]金国坤.完善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行政救济法律机制[J].行政法的中国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