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是

无效合同是

无效合同是 篇1

明明自己和别人付出的成正比, 上帝却总是瞎了眼地偏爱着成正比却不同命运的人。

明明这个尘世间繁华到连看一眼都觉得奢侈, 可是我还是义不容辞地, 爱上了快乐。

也许, 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想很多, 于是, 那些喧嚣, 那些掩饰着脸上悲伤的笑容, 其实也只是滥竽充数的了。

也许, 你永远无法想象, 未来的你, 未来的我、我们, 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这么脏, 谁又有资格谈悲伤。

也许, 爸妈再唠叨的唠叨, 最终, 你都不得不相信, 他们说的话再恶劣, 动作再粗暴, 神情再嚣张, 那都是他们刻骨铭心的爱啊。于是, 那些固执的想法, 其实都是多余的。

也许, 或者说生活中没有也许, 那么, 那时候一切尚未揭幕。没有热恋的沉醉, 没有毕业的别离, 没有一路奔波的笑中带泪, 也没有渐渐浮现的成熟和疲倦, 于是我想, 我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如果, 那些污秽扑灭了我青春燃烧的热火。污秽能扑灭我青春的热火吗?不能。所以, 我的青春仍在热烈地燃烧着。

如果, 我梦中的小熊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梦会消失吗?不会。所以, 我亲爱的小熊仍睡在我甜美的梦中。

如果有一天, 我的梦想像落地的水晶一样, 碎得淋漓尽致。梦想会破裂吗?不会。所以, 我仍在进行着遥不可及的梦想。

如果那些年, 我们能努力一点, 如果那些年, 我们能再珍重一点, 毕业就不再是冲破一道荆棘, 然后血淋淋地开始崭新的生活。

年华是封无效信 篇2

邮件纷飞的时代，“写信”似乎已成为被人们遗忘了很久的词，每当我从收发室回来，他人看到我手中的信件时，总忍不住感叹一句“现在还有人写信啊”，而我从最初的尴尬沉默到如今的淡笑不语，早已学会了淡然。

记得小时候看古装片，每当军营里的将军士兵将家书或重要情报郑重其事地交到信使手中时，我总忍不住为他们隐隐担心，“快马加鞭途中马儿会不会累死？信使会不会被暗杀……”直到信件成功抵达收件人手里我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就是等待，带着对信件内容的满满期待，和担心信件遗失的小小不安，但更多的是那充满未知感和神秘感的欣喜。

世间的感情奇妙得很，它可以通过一件彼此都心水的小挂饰，共同关注的明星，或是一本小杂志就轻松地建立起来。

林未央就是我在小博贴吧里认识的，后来的故事就像你想的那样，我们顺理成章地熟络起来，然后顺理成章地给彼此写了信。

那是木棉花开得如火如荼的初三，我们聊骑楼里美味的小吃，天际灿烂的火烧云，以及毕业后去找对方的打算……我们说很多很多，字里行间是言不由衷的欣喜和憧憬，满满当当占据两页信纸才不舍地画上句号。

写完后小心翼翼地贴上邮票扔进邮局前的绿色铁皮邮筒里，心满意足地听着信封落下时的轻响，之后便在做题的空隙里眼巴巴地盼着它随邮递员走遍大街小巷，风吹雨打后到达彼此的手中。

后来她去了海中，我们的学校离得很近，可以每个星期见面，但我们依旧给对方寄精美的明信片，不同的是，我的往往密密麻麻，她的总是寥寥数语。海中学子压力大得可以，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那个言语轻快的林未央了。而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安静地听她说海中里压抑的种种，给她寄喜欢的明信片，给她讲好笑的故事，那样她至少会笑一下。

相对于邮件，我更喜欢手写的信件。所以在给围姐写稿时，我更多地选择了手写稿，每张稿签上，都带着嗷嗷待哺的急切，每张信纸里都载着故事款款而至。尽管在那错落有致堆成的稿件山里，它们更多的是被淹没，但能在最从容不迫的季节里，以如此安静的姿态与你相见，就已足够。

还记得青葱岁月的纸条吗？想起那镌刻钢笔字纸团手心还会出汗吗？还记得收发室的老伯吗？一张牛皮纸信封安抚了多少天内心的悸动。

突然发现这些年被我们束之高阁的不是一种通信方式，通信产品再高端也无法感受书信的纸香情怀，就像流光溢彩的城市无法体味狗吠鸡鸣的乡村气息。闲暇时光不如找一个繁星流动的夜晚，手托腮帮，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告诉远方的朋友亲人，“我很好，只是很想你。”

我随手拿起床头的《年华是无效信》，结尾那段早已烂熟于心的文字被我划上了线：

你知道吗？那些遗失了地址或姓名，又可能因为某个环节上出现小纰漏而从整个邮递环节中被剔除在外的信件，最后将流失到什么地方？每张书信上所写下的大事小事，祝福或倾诉，邀请或公务，那些封存了的笔迹，在经过漫长的无人认领的等待之后，便落向了人世外的年华，而每一个它记载的句子，都带着温暖而美好的本意……

虽然你看不见。

即使你看不见。

这却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最温柔而美好的事情。

赠与合同是诺诚合同 篇3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法学阶梯》规定：“……当赠与人表示他的意思时，不问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告成立。朕的宪令规定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的义务……”显然，在罗马法上赠与为诺成合同。《日本民法》第549条规定：“赠与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相对人的意思，相对人受诺而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赠与合同即发生效力。显然，在日本民法上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同样台湾地区的民法也规定了，凡赠与合同，不论以动产抑或不动产为标的，均为诺成合同。只是除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义务之赠与外，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情形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合同法》之所以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性合同，是为了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障受赠人利益的需要。因为如果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则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可不受任何约束。不仅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会使受赠人因相信赠与而为接受赠与所作出的准备、付出的花费得不到救济，这对于受赠人显然不公平。所以赠与合同应为诺成性合同。同时也为了顾及赠与人的利益，允许赠与人在一定条件下可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赠与物权利尚未转移，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登记;二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依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之见解，赠与之撤销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在意义上相当于合同的解除权。由此可见，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的存在以赠与合同已有效成立及赠与物尚未交付或办理登记为基础。因此，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才有任意撤销制度存在的必要。反之，如果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则因赠与物之交付或办理登记与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必须同时发生，任意撤销制度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本身就是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最直观的标志。

二、赠与合同的撤销制度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生效后，依照法律的规定撤销该赠与合同，使之归于无效的行为。由于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为保证赠与人的利益，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赠与的任意撤销、法定撤销、穷困撤销(又称穷困抗辩、紧急需要抗辩、拒绝赠与之抗辩或赠与履行之拒绝)。

赠与人的撤销权(也有学者称“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立法之所以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其主要原因在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因为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获对价而负担给付义务，其对赠与人的拘束力应比有偿合同低才较为公正，并且表意人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固然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无偿的赠与合同中，若赠与人赠与的表示系出于轻率，则使其如一般的表意人那样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不但对赠与人不利，而且使赠与人获得额外的利益也欠缺正当性基础，因此，在赠与合同业已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成立以后，应允许赠与人的反悔，即在一定条件下收回其意思表示，可以说，建立于无偿与轻率保护基础上的任意撤销权实际上就是允许赠与人“说了再吞回去”。这与解除权具有类似性。而对于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来说，立法在受赠人有忘恩负义、不履行附负担赠与中所附义务等行为时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提前消灭已生效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在性质上也类似于解除权。

(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就是赠与的任意撤销。该撤销之所以有“任意”之名，在于对于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撤销。

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享有给付请求权。但对于赠与合同来说，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我国学者谢哲胜先生所言“仅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优遇赠与人的措施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任意撤销权实际上是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赠与的财产权利尚未转移

赠与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只能是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为什么赠与能否任意撤销以权力转移为标准呢?这因为有的情况下，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在已经为接受赠与财产作出物质上、经济上或者精神上准备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特别是在受赠人已经接受赠与的时候，赠与人又把赠与的财产要回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既对受赠人不公平，也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虽然赠与是赠与人单方的无偿行为，但在此种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也可能会对受赠人造成一定的损害，对社会道德也是一种冲击。因此，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合同法对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撤销赠与作了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进行的限制性规定。“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的情况，既包括赠与财产未交付给受赠人，也包括应当办理而未办理财产所有权转移手续，还包括赠与财产已交付给受赠人，但应当办理而未办理财产所有权转移手续的情形。赠与的财产已转移其权利的，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如果赠与的财产一部分已转移其权利，任意撤销赠与仅限于未转移其权利之部分，以维护赠与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稳定。

2、须非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合同法》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完成道德义务，本条款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对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合同法》之所以规定不得撤销，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到赠与人若采取此种方式与受赠人订立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人员的解释和说明，则应当已经考虑周详，如果再授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既有失合同的严肃性，也使受赠人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公证的效力来说，具有债权内容的合同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直接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所以，这种合同不得撤销。这对于严肃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力，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证财产权利关系相对稳定是必要的。

(二)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

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是指在出现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的特定情形时，赠与人取得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发生下列事由时，赠与人或其继承人、代理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赠与：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受赠人如果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时，这表明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将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赠与合同也将失去存在意义，因此，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这一要件要求：第一，须受赠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受赠人的侵害行为不以直接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的个人法益为限，受赠人有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法益之罪，例如妨碍选举、诬告、伪证、伪造文书等，因其间接或同时侵害个人法益之罪，亦有适用。第二，须侵害的对象是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第三，须侵害行为达到严重的程度，而不是轻微的、一般的侵害行为。何谓严重侵害，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予以界定，造成实践操作中的困难。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受赠人的行为须为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若仅为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则不发生赠与人的撤销权。《法国民法》规定，“受赠人对于赠与人犯有虐待罪，轻罪或侮辱罪时”，赠与人才得以受赠人有负义务行为而撤销赠与。《意大利民法》规定，“只有在受赠人犯有本法第463条第1项、第2项和第3项规定的罪行的情况下，或者在受赠人故意严重伤害赠与人或故意使赠与人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才允许以忘恩负义为由提起撤销赠与的诉讼。”我们认为，凡是受赠人实施的、足以危害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的任何行为，均为此处的严重侵害行为，不仅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名誉等行为。

2、受赠人对赠与人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如果受赠人没有扶养能力或丧失了扶养能力的，则其不履行扶养义务有客观原因，赠与人不具有撤销赠与的法定权利。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这一要件要求：赠与合同约定了受赠人负有一定义务;赠与人已将赠与财产交付于受赠人;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应当依约定履行其所负义务。在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了赠与财产后，受赠人如不依约履行其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也有学者认为，所附义务非因受赠人之事由不能履行或者不必要履行的，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第192条并未区分不履行约定义务事由，有不妥之处。在此，笔者也认为，当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是由于不可归责于受赠人的事由所致的，赠与人不得行使撤回权。

4、受赠人实施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本条对受赠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未作限定，因此只要受赠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论其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就可以行使撤回权。不过应注意，赠与人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必须与受赠人的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若赠与人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并非受赠人违法行为的直接结果，则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得行使撤回权。

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也作为法定撤销权行使的事由之一，如《德国民法》规定，“赠与人的继承人只有在受赠人故意和不法行为……妨碍撤回时，才享有撤回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规定：“受赠人因故意不法之行为，……妨碍其为赠与之撤销者，赠与人之继承人，得撤销其赠与。”对此，我国合同法尚未规定，实为法律的漏洞。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时，应当类推适用受赠人实施违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的规定，赋予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以撤销权，以达到同样的不向受赠人为赠与的目的。

(三)赠与合同的穷困撤销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即“穷困抗辩权”。穷困抗辩权又称紧急需要抗辩权、拒绝赠与之抗辩权或赠与履行之拒绝权，是情势变更原则在赠与合同中的具体体现。在赠与合同成立后，遇有特定情势时，赠与人可行使穷困抗辩权，拒绝履行其对受赠人所负之给付义务而不负担债务不履行责任。《德国民法》第519条规定：“赠与人因赠与使按其身份之生计或法律上扶养义务之履行频于危殆时可拒绝履行。”台湾地区民法第418条规定：“赠与人与赠与约定后，其经济状况显因赠与致其生计有重大影响，或妨碍其扶养义务之履行者，得拒绝赠与之履行。”

其实，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的效力，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都应当依约履行，但由于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常人的要求毕竟过高。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法律本着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以使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

但仅仅赋予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并不足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因为穷困抗辩权并没有像撤销权那样使赠与人可以要求返还财产。可是实际情况往往是赠与人陷于窘境，经济极其恶化，难以维持生计，在此情况下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帮助他摆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再赋予赠与人对已履行的部分以撤销权呢?笔者赞同学者们的观点：出于公平公正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当使赠与人享有抗辩权以外的穷困撤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返还财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

无效合同是 篇4

案情简介：

2010年8月，在深圳市一年一度的塑料产品展销订货会期间，深圳市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料制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将一份已事先拟好、且已加盖本公司印章的《订单》交给展销会组委会的订货部门，并要求其协助联系卖方。该订单注明：购买某型号的塑料500斤，价格为8.8万元，质量要求按国家最新标准执行，交货方式为卖方送货，运费由卖方承担，付款时间及方式为买方收货验收合格后10日内银行转账付款。四川省某塑料加工厂(以下简称塑料加工厂)从组委会获得订单，发现正是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且订单的购买条件也能接受，遂于8月28日在该订单上加盖了本厂合同专用章。9月10日，塑料加工厂按照订单的要求把约定型号塑料品送到塑料制品公司，却被拒收。塑料制品公司的拒收理由是：本公司向组委会提交订单只是想了解一下展销会的供货情况，即作市场调查，而不是要签订合同。如果有卖方向本公司供货，则要经进一步磋商以后再签订供货合同。塑料加工厂交货不成，遂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塑料制品公司履行合同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评析：本案的焦点在于合同是否成立，即塑料制品公司发出的订单是否构成要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要约具有以下法律性质：

1、要约必须是特定人的明确具体的意思表示。

2、要约必须是特定人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至于相对人是特定的还是不特定的，不影响要约的成立。一般的交易行为，由一个要约人向某一个具体的对象发出签订合同的意向，这种情况下要约的指向是特定的。要约指向不特定对象的典型事例就是商场的销售行为，商场对陈列的商品标明价格出售，就是对不特定的人发出的要约。

3、要约的内容必须标明合同的主要条款。因为要约一经当事人承诺，合同即成立，所以要约中必须包含未来合同的主要条款，以便于相对人决定是否做出承诺。反之，如果要约的内容没有包含合同的主要条款，相对人就难以做出承诺，或者即使做出承诺，由于双方之间达成的一致没有包含合同的主要条款而使合同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某些合同可能不需要订明某些条款，但只要对方能够履行，就应认定为主要条款齐备。深圳合同纠纷律师团队马成律师团讲法：

以要约的上述要件来评判本案中塑料制品公司发出的订单，则该订单显然就是一个要约，而不是所谓的“市场调查表”。一方面，这份订单是由塑料制品公司加盖本公司印章后交到展销会组委会的，说明订单内容是塑料制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订单载明了合同的标的、型号、价格、数量、质量标准、交货方式、付款方式等内容，表明受要约人只要接受即可成交并可履行，足以构成一份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塑料制品公司在向组委会提交订单的时候，虽然没有特定的指向，但其目的是明确的，就是委托组委会以此条件寻求具体的卖方。这就意味着，只要组委会联系到接受其订单条件的卖方，塑料制品公司就要受订单条件的约束。也就是说，塑料制品公司通过展销会组委会发出的订单即是提出了签订合同的要约，塑料加工厂全部接受订单的条件并在订单上盖章，即是对该要约的承诺。《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此，双方的买卖合同在塑料加工厂盖章之时即已成立。

判决结果：

什么是居间合同 篇5

在居间合同中，所谓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是指接受他人的委托，为他寻找可与其订立合同的相对人，并及时向他报告这一信息。这种居间人通常被称为报告居间人或者指示居间人。所谓充当订立合同的媒介，是指受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委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斡旋、说合，促成合同的签订。此种居间人通常被称为媒介居间人。媒介居间人的居间活动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也不是以他人的名义代为签订合同，因此，媒介居间人不同于代理商或者经纪人。媒介居间人媒介的民事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如买卖、租赁、雇佣、保险、出版等。

居间合同具有下述特征：

（l）居间合同是不要式合同和诺成合同。居间合同成立的唯一依据是委托人和居间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居间合同的成立即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更不以任何标的物的交付为成立前提，因此，居间合同是不要式合同和诺成合同。

（2）居间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居间人为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媒介合同的订立，委托人则应向居间人支付报酬，因此，居间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居间合同应当规定居间报酬，如果合同没有规定，但根据当时的情形，居间人不获得报酬即不予居间服务，应当推定委托人承诺向居间人支付报酬。但一般只有在居间人的活动达到委托人的目的时，即向委托人提供了订立合同的机会时，委托人才给付其报酬。

（3）居间活动主体的特殊性。是否任何公民或法人都可以成为居间人呢？关于这个问题仁智互见。但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法律应当对居间人的资格作出规定，只有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公民或法人才可以成为居间人：第一，具有相应的知识、能力、从业条件，从事商事居间的还必须经工商登记；第二，鉴于机关法人、领导干部等有特殊职权的人可以凭借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从中牟利、孳生腐败，从而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掌握特殊职权的机关法人、领导干部不得从事居间活动。

无效合同是 篇6

1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的社会关系, 也即是由民法所确认的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其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特点在于:第一, 它是民法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二, 它是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当事人意志的思想意志关系, 其产生、变更和消灭, 特别是其内容, 都取决于当事人意志;第三, 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平等和等价有偿特点。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而且在权利义务内容上也是平等的和等价有偿的, 双方均享有权利负有义务[1]。

医疗法律关系, 从广义上讲, 是指由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在调整医疗卫生单位与患者或相对人的关系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包括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卫生主管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而从狭义上说, 医疗法律关系特指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通常所说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 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表现在:第一, 医患关系的主体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医疗行为是民事活动的一种。虽然医患之间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那是因为医疗行业是特殊的技术性服务行业, 患者对医方的依赖性比较大, 使得双方在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时并不是对应的;但在医方提供服务, 患方接受服务过程中, 双方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其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第二, 医患双方意思表示是自愿的, 这种自愿原则贯穿于医患关系的全过程。有人认为, 在医患关系中, 医方首先是国家的服务者, 代表国家为公众提供健康服务, 医方只有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职责, 没有选择患者或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 所以说根本没有自愿可言。患者虽然可以选择医院, 但一经选定, 进入诊疗过程, 就必须服从医方的管理和安排, 其自愿性大打折扣。但是民法的自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 应当充分表达真实意愿, 根据自己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它要求医患双方都要诚实讲信用, 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卫生行业实行“三项改革”后, 患者不但可以选择医院, 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选择医护人员, 选择治疗方案。而医疗单位的自愿性主要表现在:第一, 意思表示要真实, 不受患者的无理干涉;第二,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除患者的部分或全部债务或解除患者的医患关系 (如患者谎称有病而要求处方开药, 或要求处方药与病情不符, 或不履行配合治疗的义务, 拒不接受治疗或故意引发医疗事故而使治疗无法进行的情形) 。第三, 医患关系双方不仅是平等的, 也是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的权利义务虽然是平等的、对应的, 但并不是相等的, 医患关系也是一样, 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并不是说双方在每一项权利义务上一定相等, 一方在某一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可能大于或小于对方, 但总体上讲是平等的。医患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具体表现在医患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 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即患者享受医疗服务就要服从医院的医疗管理[2];医方有权管理患者, 就要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

由此可见, 医疗单位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在行医过程中所建立的医患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 是民事法律关系。

2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关系

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由于患者与医方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中都是特定的当事人, 双方自挂号等特定行为之后即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患者有权要求院方按约定和诊疗规范尽其所能完成诊疗服务, 有义务完整陈述病情, 服从管理和付清医疗费;院方有权按医院规章管理、治疗患者, 要求陈述与病情有关的事项和及时交付医疗费, 有义务按规定或约定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和保证患者在院期间的健康安全。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但可以设立, 而且在双方协商或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也可变更或终止医患关系。另外, 在司法实践中, 如一方违约另一方要求实现救济时, 以《合同法》的损失赔偿精神来救济显得较为客观公平。由此可见, 医患关系可归纳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合同关系。

3 医疗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在医疗合同中, 一个医院自设立之时即为要约邀请的开始。患者为要约方, 其要约形式有挂号, 向医护人员递交病历或明确向医护人员要求诊治时, 急诊患者被抬进急诊室, 在注射室向护士递交注射单等都是要约行为。医方为承诺方, 一旦医护人员有接受患者要求的意思表示时即为承诺。自医方承诺时为医患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时。

患者缔结医疗合同的要约表示有其特殊性, 表现在只要一个理性人认为该患者处于病态, 且已进入医院方的服务地理范围就为要约表示而非只有患者口头表示这一种形式。再者, 合同订立与生效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同时的, 合同的订立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是当事人的意志结果;而合同生效是国家通过法律评价合同的表现, 是法律认可当事人的意思的结果。患者在挂号后是合同订立, 但在没有接触医护人员进行诊治前应视为合同尚未生效。生效前在医院里发生的意外或风险除医方有责任的, 否则不能归责于医方, 这比较符合公平原则的风险分配原则。

4 医疗合同中医患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在医疗合同中, 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合同的核心内容。

4.1 医方的权利

4.1.1 收费的权利

由于医疗合同是双务合同也是有偿合同, 医方有权按照规定收取挂号费、诊疗费及其他合理费用。营利性医院还可根据市场行情, 根据国家的物价政策自主定价。

4.1.2 管理的权利

医方有权按照行业规定以及医院的规章制度、诊疗常规来要求、管理患者及其家属。

4.1.3 默示的权利

医方在抢救患者生命或患者处于意识不清等紧急情况下, 有权按复苏常规和病情需要实施抢救方案, 此时应视为患者同意诊治疗方案。

4.2 医方的义务

①遵守诊疗常规和操作规范的义务;②及时合理诊治患者的义务;③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④抚慰患者的义务;⑤告之的义务;⑥保护患者健康及安全的义务;⑦经济的义务。

4.3 患者的权利

4.3.1 知情权

其中包括:患者有权了解该院医疗服务的基本情况、各项医疗费的开支情况;有权在一定范围内对医护人员或治疗方案进行了解, 选择以及有权了解治疗的进程等。

4.3.2 请求权

包括患者有权请求医方及时诊治疾病, 有权解除医疗合同并请求医方停止治疗或请求出院, 有权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请求赔偿。

4.4 患者的义务

①交费的义务;②陈述病情的义务;③配合诊治的义务;④接受管理的义务。

若患者违反了上述义务而造成医疗事故时, 患者要自己承担责任或承担有过失造成的部分责任。

5 医疗合同的特点

否则要负缔约过失责任。

5.2 承诺与履行的及时性。

这与医疗合同的根本目的有关, 特别是在急诊时, 若不及时救治则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或死亡。患者或其家属对医方的及时诊治有异议时, 医方应负举证责任。若不能自证自己已尽及时性义务, 则应承担迟延履行责任。

5.3 内容的相对不确切性。

医疗单位的特点是其具有较高的技术性, 绝大多数患者对自身疾病的病因、病理、治疗方案知之甚少或无知。因而患者在要约时只能是概括性的或笼统性的, 具体内容需要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才能协商确定。但民法的平等原则又要求, 一方不得将他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患者的治疗方案要告知患者并征得其同意的原因。要约内容相对不确定并不是内容的范围不确定, 而是具体的内容相对不确定, 且要以规定的或约定的范围为限。

5.4 合同的延续性。

医疗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 在于它不全是一次性将合同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有的内容须多次反复地履行 (如理疗、整形等) 。合同延续性还表现在医疗合同具有广泛的后合同义务, 患者出院或回到住处后医方仍有责任对其诊治后果负责任。患者在诊治后发生的与本次诊治活动有关的后续影响, 医方负有后合同义务, 并应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或提供相应的病史资料等。除医方能自证其非诊治行为所致, 否则必须承担责任[3]。

5.5 合同履行的风险性。

履行医疗合同过程中存在两种风险:一是归责于医方的医疗事故, 二是不可归责于医方的随病情进展或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按过错责任原则和风险分配原则, 第一种风险要由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种风险则由患者自身承担。

本文阐述、论证医患关系因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三个基本特征而认定医患关系属民事法律关系, 又因医患关系的双方在诊疗过程中具有高科技性、高风险性、高服务性和职务性等特性决定了其性质为合同关系, 更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和解决。

参考文献

[1]李仁玉.民法学总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168-201.

[2]梁华仁.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177-199.

船舶滞期争议大，合同证据是关键 篇7

J轮于2011年3月4日17:30时抵达Q港锚地抛锚等候靠泊，3月11日16:25时靠泊，3月12日07:00时装货完毕后发现煤炭自燃，当日19:00时移泊至另一码头卸货处理后再装货，14日23:21时开航。3月17日抵达青岛锚地，20日中午靠泊卸货，3月21日14:00时离开码头。装卸时间合计为14天半，扣除合同约定的4天装卸货时间，按照约定，滞期费为人民币21万元。

据此，H公司在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G公司支付上述滞期费。

抗辩意见

我们作为国内G公司的法律顾问，首先在应诉前向G公司客观分析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和不利局面，认为租船合同约定的装卸货时间明确，在装货港移泊处理货物着火事故时，H公司客观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对货物进行了先卸后装、浇水灭火等施救措施。虽然本案败诉是必然的，但我们可以从计算装卸货时间的细节上寻找对方证据的不完善之处，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G公司承担的滞期费数额。

因此，我们作为G公司的代理人，主要提出了以下抗辩观点：涉案租船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发生滞期，H公司无权索要滞期费。

一、H公司只能以装卸作业实际开始的时间为准计算装卸时间。

合同约定的出租方以“锚地起算”方式计算装卸时间的前提义务是“船舶到达锚地，并做好装卸准备；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向承运方递交《装卸准备就绪通知书》。”庭审中，H公司仅通过航海日志证明了船舶到达锚地并申请靠泊，但没有证明其履行了通知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涉案装卸时间的计算方式应当是“正常工作小时+加班的工作小时”。

租船合同约定装船期限48小时、卸船期限48小时，两港合并计算。根据《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涉案装卸时间的计算单位“小时”，应当解释为“工作小时”。法定工作小时为40个工作小时（每周有5天工作日、每个工作日有8个小时）。因此，装货时间为11小时，卸货时间为16小时，合并为27小时。

三、煤炭货物于2011年3月12日0630时已经装货完毕，之后船舶移泊先卸货后又重新装货的时间是H公司采取灭火措施的时间，该段时间与法律意义上货物交接的“装卸”无关，不应计入装卸时间。

我们作为被告G公司律师提出的上述三个观点，实际上涉及了司法实践中关于船舶滞期费问题的几个焦点问题：

（1）起算装卸时间的标准。

（2）装卸时间以工作小时还是以实际小时来计算。

（3）装货完毕后，对货物采取施救措施的时间，是否算是装卸时间。

我们的诉讼策略是，只要我们的上述三个抗辩理由能够得到法院的部分支持，我方就可能胜诉大部分。

案情解析

本案历经多次开庭，对大量纷繁复杂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又经过多轮法庭辩论，法院最终在尊重事实、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依法做出以下判定：

关于起算时间

按照航次租船合同的约定，装货时间从船舶到达锚地起算。本院认为，我国的海商法并没有规定在租船合同中必须订立发出《装卸准备就绪通知书》作为计算滞期费的前提，双方在运输合同中约定以船舶到达锚地开始计算装卸时间，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与法无悖，应予支持。J轮到达锚地后，及时报告交管部门，应视为通知的一种方式。而且租船合同约定船舶的受载期为3月4日，J轮确于改日到达锚地，G公司可以查询交管获知该日船舶已经到达。因此，G公司关于未发送《装卸准备就绪通知书》则不能计算滞期费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装船时间应当从船舶到达锚地时起算。

关于工作小时问题

G公司不能证明装货港Q港装卸作业部门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不排除该港装卸作业部门连续24小时进行装卸作业的可能性，实际上通过航海日志的记载可以看出Q港是连续24小时进行的装船作业，因此，G公司的该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装港采取灭火排险措施的时间

根据航海日志记载，其灭火措施占用的时间为：2011年3月12日15:15被港调通知移泊，22:25时卸货，3月13日19:07时卸货完毕；3月14日11:55时装货，18:30时装货完毕。灭火措施的时间为53.5小时。

对此，法院认为，《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即承运人的管货义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知道危险货物的性质并同意装运的，仍然可以在该项货物对于船舶、人员或者其他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承运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在3月12日06:30时装货完毕后，就应开始H公司的管货期间。H公司在管货期间就发生自燃的已装船的部分货物采取“使之不能为害”的措施，即对发生自燃的货物进行浇水灭火，但由于船舶满载，不得不先将货物卸到岸上进行浇水灭火，而后装回船上。因此，在装港发生的卸船而后装船的措施，是H公司在履行管货义务期间的合法处理危险货物的灭火措施的组成部分，不是装卸作业的组成部分。装卸时间是特指货物交接过程中所使用的时间，而涉案施救措施仅是H公司接收货物之后的行为，是单方面采取的，而不是G公司与H公司交接货物的行为过程。因此，该灭火措施所花费的时间，不属于装货作业的范畴，不应计入装卸时间。

同时，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第一条约定“承租方必须保证装卸港各一个安全泊位，航线原则上不得更改，若需改港、移泊，须经出租方同意，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承租方负责（影响时间计入装卸时间），否则出租方有权拒绝要求，并视为承租方违约”。如果G公司要求移泊的，须经H公司同意，并由G公司承担所有费用，并列入装卸时间。但涉案装港发生的移泊并不是G公司要求的，而是H公司在履行管货义务过程中采取处理危险货物的灭火措施的组成部分，因此该移泊所产生的费用和时间不属于上述合同条款的范畴，不能根据该条款的约定进行责任归属。因此，G公司关于该段时间与装卸作业无关，不应计入装船时间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合以上因素，计算得出滞期时间为63.54小时，因此判令G公司向H公司支付的滞期费数额为52949元。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服判，现已履行完毕。

律师建议

本案的判决结果，虽然对G公司来说，已减少了大部分损失，但我们从防范法律风险的角度来讲，对于船舶出租人、承租人来说，还需在合同签订、证据保留等方面加强法律风险的防范：

明确租船合同中起算时间的标准。关于如何开始起算装卸货时间，需明确选定以提交《装卸准备就绪通知书》或者以到达锚地、装卸码头或者报告交管部门等标准，以免发生纠纷时，双方对如何界定装卸时间产生起算标准上的争议。

工作小时、实际装卸小时的约定。出租人、承租人应当对计划前往的装卸港口的工作时间（8小时工作制，还是24小时连续作业）有充分的了解，在租船合同中予以明确。

在进行货物装卸、装货完毕后的管货过程中，出租人在采取措施前，要取得承租人对各项措施的书面认可；即使当时情况紧急的，也应在事后由承租人对措施进行书面追认，只有这样，才能保留好证据，最大限度的保护出租人的权益。

无效合同是 篇8

[基本案情]

2001年6月，来自山东省临邑县城的退休职工许宪林要承包当地梆子村一片闲散多年的坑塘、荒地开挖鱼塘养鱼，该块地属四类土地，很少有人耕种，只有几户村民在此作打麦场用。当月6日，梆子村委会考虑到大部分青年村民外出打工，无法按程序召开村民大会，便仅仅征询了部分村民代表的意见，就将这块属于本村第五生产小组集体所有的46亩土地承包给了许宪林，承包期30年，由许宪林一次性交纳承包费6900元，并在合同第六条中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政府征地，其征地费归乙方(注：梆子村委会)所有”。后许宪林取得了加盖有临邑县人民政府和梆子村委会公章的土地经营权证，该证中载明可耕地25亩。

进入2002年，梆子村划归为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村委会更名为居委会。为了响应当地招商引资、搞活经济的号召，梆子居委会又分四次将发包给许宪林土地中的43.45亩，租赁给了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用于修建厂房、公路，期限50年，并约定由承租方按每年每亩350公斤小麦、350公斤玉米进行定期补偿。2002年、2003年的土地补偿费，由于许宪林主张自己的承包权利，已均由梆子居委会兑现给了许宪林。2004年，得知详情的第五生产小组96户村民也向梆子居委会追索43亩租赁土地的补偿款，并四处上访无果的情况下，一纸诉状将梆子居委会和许宪林推上了法院被告席，要求判决认定原梆子村委会与许宪林签订的46亩坑塘荒地承包合同无效，有关土地补偿费应归第五生产小组集体所有。

[审理判决]

一审过程中，临邑县人民法院依法将被错列为被告的许宪林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审理认为：原告96户村民已超过梆子村第五生产小组人数的三分之二，他们主张本小组集体所有土地的处分权，具备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梆子居委会与许宪林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未经该土地所有人第五生产小组的大会讨论，违背了民主议定原则，且许宪林领取的土地经营权证中记载的土地种类、亩数与所签承包合同中所确定的土地种类和亩类不相一致，故原告96户村民提出该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2005年底，临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梆子居委会和第三人许宪林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

一审判决后，许宪林不服，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他在上诉状中说，政府有关部门给自己办理的土地经营权证记载的25亩是指可耕地面积，不包括其承包后投资开发的鱼塘等面积，原审法院以土地经营权证记载土地面积与实际承包土地面积不一致为由，认定他对46亩承包土地没有真正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梆子居委会与许宪林签订的46亩土地承包合同有效，被征用承包土地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应归许宪林所有。

2006年底，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开庭审理，作出终审判决：

一、撤销临邑法院关于梆子居民委员会和许宪林所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判决;

二、驳回96户村民要求确认许宪林与梆子居民委员会所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

三、自2004年起至土地承包合同期满，开发区管委会所给付的有关本案土地承包合同的土地租赁费，其中的30%归许宪林，70%归96户村民所在的梆子村第五生产小组全体村民。

[法理分析]

本案中，梆子居民委员会未能召开过第五生产小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显然其发包程序不符合民主议定原则，属越权发包。但是，自2001年6月6日许宪林与梆子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间算起，至2004年梆子村第五生产小组96户村民提出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此期间已经超过一年，且许宪林为了开垦荒地、挖建鱼塘，已经实际完成了大量投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经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本案中96户村民提出的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因为该土地承包合同没有改变土地权属，该土地仍归梆子村第五生产小组集体所有，只是经营方式发生了改变，无须进行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本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土地面积与承包合同记载的土地面积是否一致，也不是决定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因素。

对该承包合同的第六条“合同期内如遇国家、政府征地，其征地费归乙方(注：梆子村委会)所有”的约定，根据公平原则和本案的实际情况，对2004年起至合同届满期间的本案承包土地的租赁收入，应当按照适当的比例分配给许宪

林和梆子村第五生产小组全体村民所有。所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是合法、正确的，并无不妥当之处。

论无效合同的特征及转换 篇9

关键词：无效合同；特征；转换

一、无效合同的含义

合同依法成立，便具有法律效力。依法成立的含义，不仅包括合同订立过程应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包括已经成立的合同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的合同，不能产生合同的法律效力，从而属于无效合同。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共利益，被确认为无效。可见，无效合同是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欠缺生效要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不受国家法律保护。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合同一旦被确认无效，就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即自合同成立时起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以后也不能转化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由于无效合同是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二、无效合同的特征

（1）具有违法性。所谓违法性，是指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

（2）具有不履行性。不履行性是指当事人在订立无效合同后，不得依据合同实际履行，也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

（3）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无效合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国家不予承认和保护。一旦确认无效，将具有溯及力，使合同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后也不能转化为有效合同。

三、无效合同的转换

1.无效法律行为转换的概念

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又称“法律行为的更换”。在德国民法和日本民法中，不对合同的效力进行另外的规定，而是统一在总则部分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规定。合同作为一种法律行为，自然也受到总则中规定的规范。这一理论在我国同样也是适用的，合同同样要受到《民法通则》的规制。因此，为了更好地适用这些国家的相关规定，笔者在这里通过对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制度进行介绍，而不将“法律行为”一词换成“合同”一词。

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制度的设立主要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民法典》第140条规定：“无效的法律行为具备另一法律行为的要件，且须认为在知道无效性会愿意另一法律行為有效的，另一法律行为是有效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424条规定：“无效的契约，考虑由当事人所期的目的，被认为如果当事人知其无效则将订立其他契约时，发生具有其实质及方式的要件的其他契约的效力。”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如果具备另一法律行为的要件，而且可以认为，当事人知道此行为无效即愿意另一行为有效的，可以‘作为另一法律行为’而生效。”就其观点来看，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首先必须存在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然后须符合特定的条件即符合当事人的意思或者法律的规定，方可以进行转换。

2.无效合同转换的要件

（1）须存在无效合同。第一，此处所指的无效合同，是指确定、自始、当然无效的合同。只有先确定其无效性，才能够进行转换。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已经效力待定的合同是否能够适用转换制度呢？笔者认为，这两种合同不能适用转换制度。首先，就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来说，如果过了除斥期间权利人未行使撤销权，则认定合同有效，此时根本不需要进行转换，当事人之间按照原定合同内容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而如果权利人行使撤销权，该撤销行为同时就已经表明不愿去实现原本所追求之目的的意图，不符合转换需符合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要件，也就失去了转换的基础，在此种情况下的转换会变得毫无意义。且该类合同法律已经直接赋予了当事人变更合同的权利，如若他们之间能够形成新的合意，则会形成新的合同，无须法律作为最后一道补救手段进行转换。其次，效力待定的合同只有待其效力确定之后才有讨论转换与否的余地。如果权利人进行追认，那么合同自然有效。反之，如果权利人予以否认或者未作回应，那么会出现合同无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若权利人予以积极的否认，说明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履约的意愿，那么合同就不存在转换的余地；若权利人不做任何表示，此时无法推知当事人未作表示的原因，则可以对此类无效合同在符合其他两个要件的情况下适用转换规则。

第二，对于作为转换的无效合同，其无效原因对于转换的成立原则上不产生影响。但是无效若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其法律后果会造成重大不利益，则不能适用转换规则。换句话说，一般情况下，只有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合同才可适用转换规则。

（2）无效合同须具备转换后新的合同的要件。转换后的合同首先须具备除意思表示外新的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该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对形式要件的要求可以相对宽松，当事人之间不仅可以通过履行行为对形式条件进行弥补，且法律上要求必须具备一定形式的合同方可认定有效的情况也相对较少。但对于实质要件的考量则从主体资格、客体情况、内容是否符合善良风俗方面着手。

（3）转换须符合当事人的意思。符合当事人的意思，也即假定当事人是一个理性的“法律人”，由此推定如果当事人知道所订立的合同会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无效，会选择替代行为。因此，当事人的意思是被拟制的意思，既不是对心理事实的确定，也不是对合同的解释，而是从当事人欲实现的经济目的、法律效果和期待的利益进行判定，当转换前后两个合同能够实现的利益比重相同或是相近时，则可以进行转换。当然，对于该要件的设立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当事人对合同的无效一般是不可预知的，否则当事人会直接去选择替代行为而不存在转换的问题。

3.小结

由此看来，只要具备以上三个要件即可成立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笔者赞同在我国的《民法典》或者修订《合同法》时，设立无效法律行为或是说无效合同的转换制度。不仅能更加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能够减少无效法律行为或是无效合同的存在，保持已利用的资源所形成的状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益效率。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