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外交政策

浅析中国外交政策（推荐8篇）

浅析中国外交政策 篇1

周边外交历来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打消周边一些国家对我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疑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要“安定四邦”;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趋缓,邓小平提出了“立足亚太,稳定周边”;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2005年,中国睦邻外交再谱新篇,国家领导人出访了许多周边国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睦邻外交是指“相邻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并友好合作、和平解决彼此争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不以邻为壑、不以大欺小、不以强凌弱等”。现阶段中国的睦邻外交主要是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为主要方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利益为政策基础,以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对等互惠为主要条件,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崛起、维护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为根本目的的外交政策

受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是世界上面临最复杂的周边形势的国家之一。从冷战时期强调意识形态与领土安全、奉行结盟到新时期提倡独立自主与不结盟的原则。从冷战时期的阶级斗争与阵营对抗思维到冷战后追求经济安全,倡导合作机制,提倡互惠、互利,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根据时势不断深化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国家安全形势与外交政策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实力。由于我国的边境地理环境复杂，这决定了我国周边形势的复杂和外交政策的多重性。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有一个充满中国智慧的观点,叫做“行于可行,止于不可不止”。,就充满了这种智慧,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失控。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周边各类矛盾纠结、复杂异常,问题有时甚至很尖锐,但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周边总体上是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中国外交为中国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尽管现在国民有部分人在看待国家外交政策上说太过弱势，现在的中国是大国了，今非昔比了，不需要在忍气吞声了„„，我原来也一直这样认为。可是多方考虑来看，中国目前的形势还真不让人乐观。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在如今的外交中仍然适用。弱国无外交不是空话。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强制干涉他国事物，没人敢说一个不字。我想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一切都是基于其铁血手段为基础的。当今的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是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要想借这个机会真正的强打起来，必须要制定一个适合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既要保全自己、发展自己，还要担负起“一个负责的大国”应尽的责任。

美国为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保持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必然把中国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各方面遏制中国发展。从“藏独”，“台独”，“钓鱼岛事件”，“南海问题”等一系列事件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诸多国家都对中国持敌对台独，对于萨科奇公然会见**这样名目敌视的事件不少，所以中国外交政策的防御重点在于这些国家，当然则并不是说要武力相向，能在外交手段上改变最好。看中国现在的外交，我个人认为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外交政策上也可以看出中国采取的是睦邻友好的政策，对于某些国家的挑衅，我国也从来没有用武力回复，尽量用最和平的方式来应对这些事变。“2011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世界多极化趋势将继续发展，世界经济复苏和变革进程将继续演进，各国围绕后危机时期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综合国力的合作与互动将继续深化。2011年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目标一致，合作领域更加广阔，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将积极顺应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新要求，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从杨部长的致辞从，可以看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中的外交政策仍是以努力搞好双边关系，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主要目的。

外交部在新时期对周边问题上，有人用“稳定两翼，强固后背，经略东南，斗而不破，打牢依托”来勾画。看过其文章后，我个人总结：“稳定两翼”具体就是稳住朝鲜、日本和印度。“强固后背”就是巩固发展中俄关系，把欧亚大陆发展成中国的战略腹地；“经略东南”就是解决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国际地位；“斗而不破”就是不管和美国的关系好不好，但表面上都不能撕破脸；“打牢依托”是形成以我国为首的圈子，即发展自己的伙伴。外交部提出过，现今中国要加强首脑外交，增强中国和邻国之间的信任，消除周边国家的戒心和疑虑。

纵观中国近几年的活动，我个人认为中国如一个巨人一样，开始站起来了。尽管国际上阿以冲突不断，伊朗核问题严重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但中国依然在如此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展现自己，奥运会的壮丽举办，世博会强势展现都表明了现今的中国在慢慢崛起了。外交上，我国积极与各国的合作，来增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从金融危机中可看到中国外交的成功。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国外交强硬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多余敌对势力，我国是不会妥协的。

浅析中国外交政策 篇2

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走势分析

1、升值预期过高的原因主要是货币性因素

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后, 人民币汇率是不是按照国际投机者的预期, 持续不断地上涨, 如果不是, 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如此之高, 基本原因是什么?人民币确实存在小幅升值的压力, 但并没有外界舆论和预期的那么大,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压力?我们的基本结论: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 有实体经济因素, 但货币性因素远远大于实体经济性因素。

2、市场升值预期信号在减弱

人民币汇率改革正朝着浮动迈出了关键的、可喜的一步, 客观上相对稳定了市场的预期。此外中美利差保持了一定的差距, 美元短期内将较为稳定, 中国利用外资的增幅在减缓, 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实际大幅升值的压力不大

(1) 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不断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汇率机制改革前后, 中国人民银行 (外汇管理局) 出台了大量的政策。从目前看, 这一系列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其效应尚未完全发挥, 而且在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建设方面, 我国还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各种长期被压抑的用汇需求还可进一步释放, 因此完全有可能在继续实行资本管制的整体框架下, 进一步增加外汇资金需求, 不断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2) 中美利差在一个时期内仍将保持一定的差距

中国目前对银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外汇政策的“胶着”, 使货币市场利率一直走低, 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低位水平。另一方面, 近几年来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企业利润增长幅度减弱, 物价上升速度减缓, 出现了对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为了刺激经济也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 中美利差趋于保持一定的差距。

(3) 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渐进性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限度内, 监管资本跨境流动还有相当的空间和较为成熟的政策经验。鉴于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问题, 相信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项下完全可兑换的进程, 将会持有一个谨慎、渐进、连续的态度, 绝对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快, 更不可能按照国际游资预测的轨迹走。中国将会采取严格的资本流入管制, 并视发展状况出台新的政策, 尤其是对短期流动性资本的管制。随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经验的逐步积累, 必然会加大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增加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直接冲击的难度。

二、中国汇率的国际环境分析

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相对较为谨慎, 但中国绝对不能单一来解决当今全球经济、贸易的失衡问题。全球经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是美国经济的失衡, 是美国多年经济政策的结果。由此评价美联储格林斯潘的政策和遗产, 对世界而言, 是福还是祸?需进一步认真研究。因为要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失衡带来的全球汇率波动, 首先需要美国以大国负责的姿态来对待全球经济失衡, 主动对多年积累的已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同时, 鉴于美国经济“硬着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 针对此结果, 最后无奈的选择, 只能是各国加强合作, 分别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 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1、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是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

理论上贸易格局的变化与汇率的变动密不可分, 但全球近18年的贸易格局变化不是由汇率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世界贸易结构出现三大特点。一是跨国资本流动直接带动了东亚各国包括中国的国际贸易。二是当前世界的资本流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进行, 跨国公司引导了国际贸易的流向。三是世界三大区域的贸易差额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对其他两个区域的贸易从“一顺一逆” (对欧盟顺差, 对东亚逆差) 变成“双逆差”。

2、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在逐步弱化

由于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变化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

(1) 汇率波动基本已由金融性交易主导

全球跨国货币交易量已远远超过全球贸易量, 跨境外汇日均交易量已达世界全年贸易额的10%左右。由于全球资产泡沫此起彼伏, 金融性交易经常脱离实体经济。汇率信息中存在噪音, 不仅不能自发调节贸易差额, 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即使汇率波动的方向与幅度较恰当, 其效应的显现往往还需相当时间。因此, 平衡贸易差额已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汇率的市场化调节。

(2) 部分汇率风险已被跨国公司内部化

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贸易主体后, 汇率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核算价格, 主要调节内部的利益分配, 并不严重影响整体利益。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3) 汇率波动基本不影响产品最终售价

一方面, 产品最终售价中非贸易占比不断提高, 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另一方面, 汇率大幅高频波动, 使国际贸易承受不必要的汇率风险。为保持市场份额, 出口厂商更倾向于自我消化汇率风险, 而不是转嫁风险, 汇率对需求的影响已经弱化。

(4) 贸易不平衡格局具有长期的内在稳定性

汇率对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力在下降, 经济周期的影响力也出现下降, 全球贸易基本格局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1996-2009年, 不但世界各国的汇率发生了较大波动, 各国经济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 但国际贸易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3、世界货币体系失衡再次显现

美元本位货币体系的脆弱性:特里芬难题与汇率风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遭到削弱, 但仍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0%以上, 国际外汇交易的40%、国际贸易结算的50%以上。美元仍面临着“特里芬难题”, 即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的货币坚挺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要求的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美元发行不受约束, 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不断。更重要的是, 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再有黄金约束, 世界货币的发行往往服务于一国国内的经济需求。

4、美国近期政策的走势分析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 世界各国需求不足, 靠出口美国维持。目前在全球经济又一次失衡的状态下, 美国政府完全可能沿用过去的政策思维和政策手段, 解决美国的困境。历史上,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 美元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贬值和升值, 正是这种大起大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里芬难题。强势美元往往与巨额贸易赤字相关联, 同时引起货币的超额供给;弱势美元往往与贸易赤字改善相连, 同时导致货币的超额紧缩。

三、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

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既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也不能盯着中国的汇率。在上述世纪性难题背景下如何思考中国的汇率政策取向?尽管2001-2009年,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逐渐在上升, 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一定的比例。而且, 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 但比重却在下降。可见,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 而不是地区性的。

近期, 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 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 (人民币升值) 压力, 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 同时, 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 主动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 减少财政赤字, 提高市场利率, 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的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 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 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近期G20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 虽然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 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第一, 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考虑中国结构调整尚需较长时间, 在继续主动保持人民币略有升值压力的状态下, 近期应该: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 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 逐步放宽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 提高金融机构在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 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外汇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 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公开市场操作既可采取现货交易, 也可采取远期、掉期等方式。第二,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无论是从金融危机教训看, 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 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要进一步改善外汇统计、监测工作, 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可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 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同时,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既稳定增长又不至于产生资产泡沫, 必须尽快出台有关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管理办法, 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第三, 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 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引入外资要有战略性安排, 应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 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因此, 首先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 让企业的资金需求尽可能在境内得到满足。其次要宣传和方便企业, 充分利用国内资金, 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 实现平等“国民待遇”, 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最后是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 支持企业进行资源战略储备, 并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第四, 要确立放慢海外上市节奏, 积极发展本土资本市场的战略安排。中国优秀大型企业大量海外上市, 不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当前, 我国要加快发展和健全我国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险投资企业海外上市 (当然仍不排除在境内改善对其的相应融资环境) , 对于国有大银行上市筹资中, 面对是否“贱卖”的争论, 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发展境内私人股权基金作为第三方, 与境外投资者竞争入股, 包括筹集外汇资金入股, 在支持、调控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对房地产信托基金, 相关部门不能视而不见, 要提高工作效率, 尽快实现“与其放任不管, 不如发展中国的信托基金”。第五, 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第六, 增加双边贸易协定, 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第七, 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落实并长期坚持内需主导战略。

摘要：中国汇率升值预期过高的基本原因是货币性的, 而实际上实体经济层面升值压力并不大, 人民币将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 并在适当时机适度扩大浮动区间。当前,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 不能依赖汇率自发调整贸易失衡。中国应强化内需主导战略, 与亚洲国家一起在经济和货币上, 逐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格局,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1]罗纳德.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

[2]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C.弗雷德.伯格斯坦: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浅析中国特色人文外交 篇3

【关键词】中国外交 人文外交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博士

北京奥运会后，人文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9年3月7日，在全国“两会”期间举行的年度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长杨洁篪自2008年10月首次提出人文外交的概念之后， 再次将人文外交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他指出，“去年我们举行的奥运会，应该讲是一个大文化的盛会，也是人文外交。年初的时候，我和一些同事就谈到，如果把奥运会搞好，把人文外交搞好，2008年的中国外交就成功了至少一半”，并将其和安全外交、领事保护列为2009年中国三项外交工作之一。 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时候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从上到下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的人文外交正面临着历史大发展的机遇。

一、人文外交提出的背景

人文外交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是中国外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内外挑战和机遇的必然选择。

（一）人文外交的提出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潮流

首先，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围绕文化、价值观等软权力的斗争将日趋激烈，跨国的社会公共领域成为国际争夺的新边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的国际关系正越来越受到多种权力的影响，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构成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世界各国的竞争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从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经济领域，并向文化和社会领域转移。

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是全面的转型，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秩序，而且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层面新一轮深刻的文化变革和对国际主流规范的争夺。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多元化特征日益显现，西方的相对实力在下降，其在文化、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一元主义的神话被打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式趋于多元化、发散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原来一直被奉为神话的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广泛的质疑。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得以更多地参与到这种过去被西方所垄断的对国际体系上层建筑的新一轮建构的过程之中。伴随着体系的转型，国际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表现得日益突出。

其次，大国之间围绕软权力的制约和反制约的斗争将成为大国关系中的常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大国之间爆发大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协调合作是当前大国关系的主流。面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从长期来看，大国对稳定大国关系的需求将是大国竞争的底线，大国为了在全球事务中争取其他大国的合作，将在双边关系中限制单方面的行动。但是，与此同时，大国关系中的两面性将逐渐凸现出来，合作的扩大并不会消除大国之间固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而这些利益冲突将更多地以文化和理念争夺的面目出现，大国间围绕话语权、正义性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与此同时，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中，围绕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和经济上越来越无法遏止新兴大国的发展势头的背景下，传统大国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运用，力图继续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掌握未来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先机，同时价值观同盟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维系内部团结和分化新兴国家的重要工具。

最后，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全球公共空间的形成，外交的公开化和民主化正成为大势所趋，全球化时代的外交的层次在增多，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官方和非官方并重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国家地位的下降，外交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国际著名学者鲁杰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将戴维•伊斯顿对政治体系的经典定义视为标准的话，那么政治的全球制度背景一个巨大的不连续性就显得很突出，这种‘社会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领域正越来越超越国家边界的限制，而统治着所有形式（国家、国际机构、公司和公民社会）的社会行为体的那部分规范和规则——比例虽小但是不断增长——正建立在跨国的渠道和进程之上，并通过这些渠道和进程得以实现。

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日趋活跃和全球公众领域的日益开放，传统的外交和内政之间的界限日见模糊，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对各国的外交施加更大的影响。经过多年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能力建设获得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在全球治理中，面对当今国际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威胁，仅靠政府的力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重视社会的力量，加强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

（二）开展人文外交是保障中国未来发展升级的战略举措

首先，中国的国力发展为人文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人文外交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基础，人文外交的开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开展人文外交有了根本的物质保证。第二，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国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不仅仅是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内的社会进步。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民对外意识迅速提高，各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应运而生。第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发密集和频繁，中国和外界的民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是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依托。第四，中国的经济成功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文化自信感在恢复，对外传播文化的自觉感不断增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越来越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其次，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也不断升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得以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来看待国际体系，看待自己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的作用，地位的提高带来的是眼界的开拓和认识的深化。对中国来说，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所需要的是得到更多来自于外界的认同和尊重，不再被视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异类。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水平，增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种种的误解和疑虑，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更需要注重自己的国际形象。同时，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需要以更积极的态度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以扭转外界对中国过于注重自身利益的非议，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越来越意识到，人文外交是实现这种外交转变的最佳途径。

最后，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迫切性不断上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全球化的现实需要，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需要人文外交提供实践的经验。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加广泛，中国已经被嵌入到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交流网络之中，中国外交须要适应外交主体多元化、领域多层次化的发展趋势。另外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前大国关系中新的斗争形式，为了应对国际舆论、人权等“软因素”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制约，为了解决与国际公民社会接轨问题上存在的代差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人文外交任重而道远。

同时，在中国的国力上升后，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是仅仅提供硬产品，其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更重要的是提供中国的软实力，在未来国际体系的价值竞争中争取到应有的位置。正如杨洁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产品，今后应该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外交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提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提出应对和解决这些议题的原则和理念。唯有如此，中国外交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民心民意，才能掌握主动，才能取得成功”。

二、人文外交的目标和任务

对于中国来说，开展人文外交是内外大势所趋，是保障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的重要途径。人文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在国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提法，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是对建国以来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回应，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文外交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但是目前国内对人文外交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对其定义还存在许多争议， 因此首先有必要对其概念作一个界定。本文所说的人文外交，是领域外交的一种，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指的是在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社会领域，坚持官民并举的方式，既充分发挥政府在提供信息、资金和平台上的优势，又主要立足于社会和民间的力量，利用政治、经济以外的人文手段，通过平等、和平的宣传、传播和交流方式，介绍中国真实的情况，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向世界推介中华优秀文化精华和成果，激发起外国受众对华的积极正面感情，直至产生文化向心力。

从这个定义出发，本人认为人文外交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战略性和总体性，这种战略性体现在多种关系的统一上。首先，人文外交是形式和内涵的统一，既是中国外交之道，也是实现中国总体外交目标的术。人文外交兼重“人”“文”，相比于文化外交， 文化虽然是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文外交不仅限于文化，它的目标更宏大，范围更广。其次，这种战略性体现为政府和民间的统一，人文外交是对人民外交的继承和发扬，周总理早就指出，外交工作虽然是“以国家为对象”,“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 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 这是辩证的”。 在政府和民间的配合上，人文外交和公共外交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人文外交更注重官民之间的互补和互相促进，更注重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其三，这种战略性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统一和协调上。与一般的民间交流和交往相比，人文外交必须服从于国家总体发展的需要，其活动更有导向性和明确的目标追求。

（一）目标

从现在起的十到十五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人文外交的战略目标服务于后者。从基本理念上来说，人文外交突出反映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既反映出外交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反映了新时期外交要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指导思想。其战略目标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下，积极调动政府和民间力量，以政治经济实力带动对外社会文化交流的展开，构建人文交流的国际网络；以双边带动多边，以周边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加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先手；对发达国家以我为主，主动出击，实事求是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真实意图，增加互信，减少误解，尽可能争取理解和支持；面向国际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争取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可，获得体系规范和道德构建的参与权。

（二）任务

人文外交是人民外交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扬，它的特点是官民并举，互相促进。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人文外交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外交与一般的民间交流不同，作为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它首先服务于中国发展和建设大局。人文外交首先应以构建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价值观为己任，阐释“和谐世界”的文化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理论化、国际化，并在参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其次，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树立中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为核心，展现中国负责任世界大国的风采。尽力改变当前国际舆论斗争中的不对称状况，一方面，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国情和国际贡献，增加透明度，另外一方面，对恶意歪曲和攻击中国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在中国问题和中国具有很大发言权的国际问题的文化斗争上成为不可回避的一极。其三，配合双边和多边的政治、经济关系，发挥人文优势，做好事前准备、预防以及事后补救工作，在促进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发挥缓冲和润滑的作用，减少政治、经济摩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二，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引导，培育全民参与外交的社会网络。首先，正确引导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发挥其积极作用。加强对出国人员和涉外人员的教育，提高他们对外开展人文外交的意识。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探索官民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其次，拓展对外联系的渠道，增强影响国际民意的能力。构建多层次的交流合作网络，扩大交流面；形成以中文学习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广平台，培养亲华派、友华派和知华派；抓住各种大型国际盛会所提供的契机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文化向心力；利用中国的经济成就，提高中国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增强对国外生活方式的文化渗透力。

三、制约人文外交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

尽管中国的人文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积累都还很缺乏，未来还须要克服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一）缺乏总体的战略规划

尽管中国外交过去在开展人民外交和民间交流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人文外交毕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课题，尚处于起步阶段。人文外交的开展是一项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动员的系统工程，不仅要统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须要统筹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关系。中国目前虽然将人文外交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对如何开展人文外交尚缺乏一个统一的战略规划和政治框架，如何将人文外交和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乃至中国的发展战略无缝连接在一起，将其纳入到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中，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供借鉴。

（二）政府和民间的角色定位尚须进一步明确

政府主导是中国外交的传统特色，也是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优势。但是人文外交毕竟不同于传统外交，人文外交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事事冲在前面。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和个人力量的重要性。中国的人文外交须要克服传统外交的惯性，突出人文特色，激发社会自身的活力。

社会力量是人文外交的基础，要激发民间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国内认识的统一是关键。只有首先能够在国内凝聚认同，才能激发起国内民众和团体自发自觉配合国家开展外交的热情。尤其是在国内社会转型的动荡期，各种思潮同时并存，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刚开始构建，如何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国内的共识是中国推进人文外交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同时，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还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公民社会的发展不够成熟，对公民社会的认识还无法达到西方的水平，受意识形态的限制较大。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缺乏政府和民间良性互动的机制。

（三）短期和长期的利益难以协调

由其性质所决定，人文外交的投入高，见效慢，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开展人文外交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克服功利主义的思想。

开展人文外交主要是依靠文化和社会交流的手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国外受众产生文化认同和政治共鸣，从而塑造他们对中国的积极印象，以及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人文外交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是一场持久战，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要防止一窝蜂上、急功近利、赶时髦的思想，探索把各方面开展人文外交的热情转换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路径。

（四）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中国开展人文外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由于缺乏话语权所导致的种种困难。虽然中国的国力增长很快，国际地位大为提升，但是在国际体系的文化、规范、道德的竞技场上，中国还是一个后来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许多先天的劣势。

一方面，当前国际舆论基本是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占主导，凭借其在数量、质量、覆盖面、信息量等方面的优势，西方国家基本在国际报道方面居于垄断地位。受制于中国媒体的能力，中国在国际舆论争夺中所处的结构性弱势地位短期内很难改变。另外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非国家行为体在倡导和掌握全球性问题的话语权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全球性问题上，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外交正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四、小 结

浅析中国外交政策 篇4

—浅析美国大众文化的扩张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冷战后 ,随着国家软力量在国家力量中地位的突出 ,美国开始看重一种特殊的能力即利用自身软力量的优势来影响它国的能力。国际政治领域中也由此出现了“文化霸权”、“信息霸权”、“制度霸权”等名词 ,或统称为“软霸权”。美国利用其软力量中的世界理念、政治文化、大众文化与媒体、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等来为其全球霸权战略服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不断进行文化扩张，其文化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甚至民族认同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国的文化安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将就美国文化霸权中的大众文化扩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展开浅析（即本文仅阐述美国大众文化的向中国的扩张的影响），包括美国大众文化向中国文化扩张的方式与途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霸权美国大众文化中国文化影响

冷战结束后，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减弱，经济因素地位上升，文化因素的作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正是基于这种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霸权主义的执行者——美国开始不断加强对全球文化扩张与渗透的攻势，将其作为实现霸权主义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频频以“人权高于主权” 为借口对其他国家内政外交横加干涉。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美国以经济全球化为诱导，凭借它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的垄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入侵，一致极具渗透性迅速“吞噬”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且在政治和文化上竭力推行政治强权和文化权．二者交替使用，共同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民族正当主权的压制和消蚀。

在世界上有两各个最主要的文化模式，一个是东方文化，另个便是西方文化作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被看作是两种单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两种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和碰撞。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上的强势为其实行文化霸权找到了理由，美国认为，其经济发达的原因就在于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先进性，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向美国看齐。由于其物质上的强势，美国运用经济等手段向中国渗透其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制度理念，更是频频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横加干涉，而本文所涉及的文化扩张仅指美国大众文化的扩张。

一，美国的文化霸权与美国大众文化扩张

（1）美国文化霸权的含义

美国的文化霸权即为美国文化扩张，所谓“文化扩张”就是将其思想信念、价值观传播或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借其文化的影响力取得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即称为文化霸权。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格局中，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以自已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文化因子影响着国际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把文化扩张和渗透作为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中极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美国的文化扩张是美国全球化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中复杂，美国面对着各方面的挑战，更加注重文化扩张的作用，企图以自已“优越”的文化来影响世界的发展方向。对外文化扩张和渗透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对外文化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企图利用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千载难逢的机会，称霸世界。

（2）美国大众文化扩张

美国大众文化扩张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所为，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服务与美国的对外战略，是对政治文化扩张的一种有效“补充”。美国大众文化扩张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与日俱增，现在在全世界几乎每个地方都能感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存在。据20世纪80年代末统计，美国电视节目出口是居世界第二位的英国的7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球电影发行网的国家，虽然其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的6%-7%，但却占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50%。这种情况到90年代更为严重，美国的电影节目和电影大约占到世界市场的75%。美国的通俗音乐也居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标准都是出自美国。美国的大学每年吸引着近50万的世界各地的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有能力的学生将永不回故国。总之，美国利用遍及全球的商业和通讯铺天盖地传播着美国的观念、意识形态、经济模式、高等教育、社会和政治制度等等。

美国大众文化扩张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它使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广为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及公众的思想意识。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他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除了军事、经济和技术等方面外，大众文化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哈佛大学国际事

务研究中心主任约瑟夫-奈把美国大众文化的吸引力称为美国对外战略资源中的“软”力量，并指出这种“软”力量即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变得与军事、经济等所构建的实质力量同等重要。

二，美国文化向中国扩张的方式与途径

（1）.利用文化产业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通过大规模文化产品输出，宣扬美国的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

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居世界首位，成为最大的文化输出国，繁杂的美国文化商品超越地域、时空限制，到达五大洲的每个角落。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迪斯尼、CNN（美国有线新闻网）、MTV流行音乐风行全球，好莱坞电影更是深得中国青年人的青睐。

面对美国消费文化，尤其是媒体（电影、电视节目、图书、音像制品和网络服务等）冲击着中国文化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些文化冲击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强烈、更加趋于白热化），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已然已经潜移默化地西方化或美国化。一部分青少年的文化价值重心偏向西方文化，“西化”思想在这些青少年中深受欢迎。

例如，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花木兰》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讲述一个女孩特别孝敬父母，代替年迈的父亲从军的英勇故事。其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孝道。而在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中，其主题已经变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孝道的主题居于次要地位。中国一些青少年可能会产生迷惑，主题到底是什么。也许10年、20年后，《花木兰》的传统主题会被“实现自我”的主题所取代；由此推知，如果更多传统题材的文化遗产被西方国家开发利用和篡改，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面临丧失的危险。

（2）借助大众媒介进行文化扩张——.利用网络文化上的垄断地位进行文化渗透。

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的公开性、全球性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十分方便地突破国界和地域限制来推行文化霸权，渗透价值观念，扩张文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化成为实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有力的“武器”。美国凭借网络资源方面的优势，在国际互联网上到处推销“网络影视”、“网络图片”等思想文化，这些思想文化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网民”的政治倾向、道德品质、人生价值和文化素质，甚至民族的感受和价值判。

面对美国网络文化的强大冲击，中国大部分民众如果过多地接触可能会产生

亲近感、信任感，甚至认同和依赖。这种文化侵入不仅会模糊青年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削弱民族感，甚至使他们成为崇拜美国文化的人。

转贴美国网络文化霸权尤其对中国的青少年影响甚是严重。其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还突显在网络语言英语化上。如今在互联网上，主导性的语言是英语，约占90%以上，汉语却占不到1%；90%以上的信息是英文信息，加之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网点多，上网信息含量大，因而他们的网站成为上网者访问最多的地方。英语成为一种通用的时尚化标准语言，不懂英语几乎难以在网上交流，这激励了中国青少年学习英语的热情，却使他们忽略了汉语的重要性，导致他们驾驭汉语的能力下降。最明显地表现在汉字的书写上，一是提笔忘字，错别字增多；二是字迹潦草，美观度降低，书法被严重忽视；三是对文言文、古代诗词歌赋渐渐失去兴趣，影响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以致汉语面临萎缩的危险。

（3）利用教育文化交流进行文化渗透——.在中国网罗大批青年人才，培植美国文化代言人。

在高校设立奖学金项目，使青少年对美国产生崇拜、感激之情，吸引他们毕业后自愿到美国定居或到美国在华的外企工作。如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在清华、北大和复旦等中国一流高校中设立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自1995年起，美国GE（通用电器）公司一直为北大、清华、复旦和上海交大等四所高校提供奖学金和奖教金，迄今已有近千名师生获得此奖。GE在中国西部地区设立的首个奖学金项目于2002年10月23日在四川大学启动。美国MOTOROLA向中国高等教育的捐款也累计达到1100万元。

利用教育优势，放宽美国的留学政策，不断从中国的高等院校乃至中学选拔比较优秀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高薪、优越条件等吸引其中的突出人才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2000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有2154人，研究生1596人，这些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751人，大约占毕业生总数的20%，其中有587人同时选择了美国，比例高达78%。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9个百分点。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32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28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5人，出国人数达13人，比例接近90%。

培养在跨国公司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形成美国式的工作理念、生活习惯，成为美国价值标准的所谓的“白领文化”，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中国青年的生活中，形成一种时尚文化。

三，美国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全球化的浪潮不仅深刻改变着人类经济发展过程，而且对人类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民族和区域的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从而促使文化的全球化正在突破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壁垒。这里所说的文化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资源。

全球化势必会促进不同文化的整合，这也是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强大实力为后盾的文化可能对其他文化产生很强的磁力，我们无可厚非，这是必然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反对强势文化以自己为标准强迫其他文化实现文化一致性、反对别有用心的强加于人的文化扩张行为。在１９９１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总统就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美国文化虽然没有很深的根基，但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通过跨国投资、文化产品出口和强大的传播媒介、互联网等途径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政府试图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重塑冷战世界。目前全球数据传输和处理量的８０％以上起源于美国，美国控制了全球７５％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电视台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美国电影的放映时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实际上是美国霸权战略中文化战略的体现，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特别是如今，网络由于具有迅速、快捷的特点，打破了文化的时空界限，大量打着美国文化印记的信息由美国飞往世界各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正如阿尔曼·托夫勒在他的《权利的转移》一书中所说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文化霸权的压力，甚至西方其他国家也对此感到忧虑，法国总统希拉克曾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反映出了他对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对于本国文化所造成的压力的担忧。而我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且美国有一套完整的专门针对中国并力图瓦解中国人意志与价值观的战略图谋，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十条诫令》中提出美国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的精神”，“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电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文化扩张并不是其所标榜的传播文明，而是通过文化侵略来瓦解我们的意志、控制我们的思想，最终使我们丧失自己的“身份和灵魂，从而形成２１世纪的殖民地。”而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在我国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邪教组织公开开展反社会活动，部分人怀疑并反对马克思，更令人忧虑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向往西方的生活，并把我们体现民族个性的传统文化精华抛得无影无踪。

参考资料：

（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东方编译所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

（2）阿尔温·托夫勒，《权利的转移》，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3）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http://baike.baidu.com/view/901545.htm

（4）维普资讯网http:///

（5）波寇克，《文化霸权》，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1-10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心得体会 篇5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功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且通过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正努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的稳健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

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张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到60年代的反对霸权主义，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不结盟政策，我们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际形势下作出的外交政策调整，始终不变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真诚愿望和高尚品质，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我国赢得了有利的外交地位。

中国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经济技术的基础地位越发重要，因此各国都在谋求经济实力的提升。而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需要和平的世界环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地为和平事业做贡献。同时，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中，中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更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一些不发达国家伸出援手，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中国坚定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今时代依然适用，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和赞赏。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中坚定不移地坚持该基本准则，使得中国的外交政策更为各国所接受，并为我们国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外交局面。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用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坚持广泛合作和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完全符合并顺应历史潮流的趋势。因此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加广阔的市场。

在各种有利因素共同推进发展的同时，中国外交还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挑战，如钓鱼岛问题、黄岩岛归属问题、边境争端以及霸权主义问题等等。在我个人看来，越到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国家更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会轻易发动战争，但是绝不意味着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愿意妥协。若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正当利益和权利，中国仍可能做出捍卫的举动。因此，在此时仍坚持我们一贯的外交政策充分展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谨慎姿态，更可以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名声作出贡献。

关于外交及中国外交的相关报告 篇6

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

从古至今，外交活动的地位一直都很高。从上千年前的城市国家开始，人类就开始从事外交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外交官被派到另一个国家里就一个特别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后立刻回到该国。他们一般出自统治者家庭或者是高级官员，由此使得他们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现代外交是从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北部开始的，而最早的大使馆则是在13世纪里设立的。在这个过程中，米兰起了一个尤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里设立常驻大使馆的就是米兰。而今天的许多外交习俗也是从当时的意大利开始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大使上任时要向对方国家元首提交其任命书。从意大利出发，这个实践逐渐扩展到了其他欧洲国家。

外交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这些国家在全世界的扩张，使得首先形成于欧洲的外交理论、原则、制度、惯例和形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并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电讯和航空的发达，更加便利了国际交往，形成了现代外交的开放、联系和世界性的特点。中国古代称外交为外事，清末称外务，近代才开始使用外交一词。英文外交一词源于希腊语δiπλωμα，意为君主派出使节时用以证明身份的证书。

外交活动历史悠久。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立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也明确了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作用。20世纪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国际交往的便利，形成了现代外交的开放、联系和世界性的特点。外交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权国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的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外交的活动形式多样，主要有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

各国外交都受该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综合国力是一国外交的基础和后盾。外交也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结合。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官方对外联系以及各类民间对外交往，则是对外交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补充。

当代外交具有以下特征：①独立自主的外交权是主权国家的标志之一，外交的主导原则是主权平等；②“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外交决策权在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外交机关只是执行决策机关制定的决策，仅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灵活掌握，遇有重大问题须请示决策机关；③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国家领导人以各种方式的直接参与，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④全方位、多元化地参与外交活动是当代外交的发展趋势。各国外交都受该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

当今世界，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交机关。而外交承认的多寡，则成为国家是否独立的重要标准。有时，拥有主权、领土的政治实体也不易获得国际上的承认。比如在历史上，荷兰曾在很长时间里无法获得其他国家承认，即使其最紧密的同盟者为其国家利益也不见得完全承认它；而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则于1970年代因国际政治因素，而退出联合国之中国席次，其他国家转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因此，跟台湾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为求与其有政治、经济的交流管道就在台湾设立类大使馆的官方或非正式的代表机构。比如美国在台湾有美国在台协会，而台湾在美国的类大使馆的官方机构则称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其他不受承认的政权有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索马里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等，这些政权相对于台湾来说其经济和政治重要性更小，在外交上就更孤立了。

外交的基础和后盾是综合国力。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官方对外联系以及被称为“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的各类民间对外交往，是对外交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补充，但也受综合国力的制约。由此可见，综合国力在外交舞台上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在我国古代，外交方面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张骞出使西域到唐朝鉴真东渡玄奘西游，再到元朝马可波罗来华，明朝郑和下西洋，均充分展示了我国当时的富庶强大，与极高的国际地位。

然而到近代，我国的外交由于综合国力的下降而逐渐成为了屈辱的外交。自两次鸦片战争开始，《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种种不平等那个条约默默的告诉世界，从前的那个天朝上国如今只是一个任人欺压的空壳了。

这样的屈辱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建国第一里就有25年国家承认了新中国，并同其中的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新中国最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原则。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地位参加，并发挥了积极作用。1955年亚非国家在万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粉碎了帝国主义阻挠、破坏会议的阴谋，使亚非会议圆满成功，中国加强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会后，更多的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恢复，中国从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国一系列的外交成就重拾我国自古的傲骨品节，向天下昭告，中国再次崛起了！

如今，我国外交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独立与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举例而言，在2013年，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主动进取，而今后，中国也将继续坚持这一理念，在对外交往中更加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进一步搞好“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并且更加注重二者的相关性；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更加“强硬”，表现我国的坚定立场；以更加主动进取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国外交关系复杂，譬如我国与日本、美国的外交关系；与朝鲜、韩国的外交关系；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

冷战后维系东亚和平稳定的战略均势，主要是由中美日之间的“政治力学”决定的。由于近年来中美日各自综合实力、地区战略和彼此关系都在发生变化，中美日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只有充分关注并把握其趋势，才能够窥得东亚的未来。

而更具现实紧迫意义的是，在当前的中日对峙中，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不能对此进行深入探究，进而正确解答美国在想什么、日本在想什么，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战略布局将难以科学化地制订。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也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虽然它早就已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使它在亚洲以外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国际重大问题几乎无一没有中国的参与:从武器扩散到人权、能源保障、北朝鲜、伊朗、苏丹和联合国,中国都发挥了作用,北京对于它在世界政治中的显著角色越来越有信心。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军事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国力的日臻完善，中国认为,它按照自己的主张再度成为全球大国是必然结局。如果一切按北京的计划发展，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即使不凌驾于国际体系之上，也会在国际体系的大国当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中国外交政策所针对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中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旨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设法抗衡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也许，更确切地说是打破这种局面。

浅析中国外交政策 篇7

关键词：战略文化,阴阳观,正统观,影响

一、阴阳观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阴、阳两字的古义是背日和向日, 起初并无任何哲学内涵。阴, 《说文解字》曰:“暗也, 水之南山之北也”, 《说文系传》曰:“山北水南, 日所不及”。阳, 《说文解字》曰:“高明也。”《说文解字义证》:“高明也, 对阴而言也。”众所周知, 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早在春秋时期老子的《道德经》中就已有高度的概括和体现。老子在《道德经》中就已明确指出:“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1]后人一直也把阴阳看作万物之源, 并且相互交替, 是宇宙世界的动力。西方学者把“阴”看作是被动 (passive) 、屈服 (yielding) 和保守 (nurturing) , 而而“阳”看作是主动 (active) 、支配 (dominating) 和创新 (creative) 。但是,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复杂的食物都被描绘成一连窜阴阳的结合。按照老子的说法:“动静交替成为另一事物的源头”。[2]西方的“肯定” (positive) 和否定 (negative) 观相当接近于中国的阴阳观。“肯定”-“否定”观通常但不总是强调相对, 而不是互补。“阴阳”可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两面都互为头和尾, 但是头和尾被刻在其上的硬币只有一个。“阴”和“阳”很好地结合的例子是对和平的定义, 从“阴”的一方面, 它可以是被定义为没有战争, 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积极的状态, 一种特殊的特点和和条件可以附加在上面积极状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过程中, “阴阳观”的思想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战争思想里面, “阴”, 即防御思想, “阳”, 即进攻思想。其具体运用主要体现在游击战或者消耗战里 (a war of victorydenial or protracted war) , 利用中国巨大的陆地面、人口和可投入的战斗力量来抵御侵略从而让敌人征服的希望徒劳无功。如在1931年到1933年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前四次反围剿战斗中, 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 敌大我小的特点, 采取“诱敌深入, 各个歼灭”的策略, 实行“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 粉碎了敌人的前四次反围剿。在此战役中, “阴”表现为积极防御, 表现为“诱敌深入”, “阳”表现为进攻。共产党由防御转向进攻、再到胜利, 而国民党则由进攻转向失败, 体现了阴阳的相互转化。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经历了阴阳的相互转换, 即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1938年, 在《论持久战》中, 毛泽东结合“阴阳观”, 运用唯物辩证法, 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势和弱点, 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和特点, 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首先, 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道理, 指出, 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是一个强国, 但它发动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 在人力、物力上又是一个小国, 在国际社会失道寡助;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是一个弱国, 但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 在人力、物力上又是一个大国, 在国际社会得道多助。这些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 是这场战争客观存在的全部要素。它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 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毛泽东还从中日双方这些矛盾的特点及其变动趋势, “合理地设想”这场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 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即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 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后来的战争实际进程, 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些基本判断。

其次, 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他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三个阶段的特点出发, 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 尽管国民党军事当局把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 但是正确的战争形式应该是以运动战为主。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到第二阶段, 由于敌人兵力不足, 要保守占领地, 后方空虚, 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 甚至可以在敌人的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 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进入第三阶段, 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发挥其战略配合作用。也就是说,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 运动战是主要的作战形式, 但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也不只是一个战术问题, 而是一个特殊的战略问题。“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后来的实践证明, 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不仅能够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 而且主要是在外线单独作战, 不仅能够进行战略防御, 而且能够实施战略进攻, 并能够根据战争的需要及时地向运动战转变, 确实发挥了战略上的作用。

显然,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军事问题, 而是运用“阴阳观”从全局上驾驭抗日战争发展趋势, 融军事和政治外交于一体的, 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战略。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 面对印度的节节推进, 毛泽东说:“他们直往前拱, 拱到楚河汉界,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安排卒子, 在河边等他, 他不过来, 万事大吉, 他过来就吃掉”。这里, 毛泽东就是运用阴阳之道:先防御 (defensive) 后还击 (attack) , 实行“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 采取“有礼、有利、有节”的方针。既遵守了国际道德和国际法, 有能给予来犯者予以痛击。

二、“正统观”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正统观”根据中国战略哲学研究研究专家Dellios的观点, 正统即:恰当的位置或者中央帝国 (rightful place or middle kindom)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正义的、正确的、或者是理所当然的位置。最早见于《诗经》里, “雅”就是表现王朝正统内容的乐歌, 分为“大雅”“小雅”。大雅多颂美, 小雅多怨词。有诗一百零五首。

自汉唐以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文明积淀深重, 中华文明的影响横贯中西, 泽被后世。中国被成为“天朝上国”、“礼仪之邦”、“万邦来朝”, “中国”把自己称为“middle kingdom”, the centre of universe, 即宇宙的中心。由于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产生了正统观念。一方面, 中国把周边的地区或者即使是中原地区但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都称作蛮邦 (barbarian) 把由汉族统治的中原地区成为正统, 即使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没有脱离这种思想的羁跘。如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里的“驱除鞑虏”和旧三民主义里“民族主义”都明确地表明了辛亥革命的早期阶段或多或少地无不打上了种族革命的烙印以及无处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观”;另一方面, 中国对蛮邦地区实行“怀柔远仁”、“广施恩惠”的外交政策, 各国使节也进京称臣纳贡, 觐见皇帝, 行三拜九叩大礼, 形成了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封贡”体系。

传统文化里的“正统观”不仅对中国的外交和军事产生影响, 而且还对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在三国时代, 由于刘备是帝室之胄, 成为东汉最高统治者的接班人是天经地义的和理所当然;而作为宦官之后的曹操走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就是大逆不道, 是篡汉。这种观点在当时称为一种正统观点。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形成了对诸葛亮和曹操不同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曹操是一个心狠手辣、心胸狭窄、虚伪奸诈、“宁可我负天下人, 切莫天下人负我的小人”;而诸葛亮却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缺点、具有高风亮节的、足智多谋的、“鞠躬尽瘁”的智慧的化身。当然这种“正统观”在诸葛亮本身的思想里也表现出来。如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里, 诸葛亮写道:“先帝虑汉、贼不两立, 王业不偏安, 故托臣以讨贼也。”[3]这里诸葛亮把汉室宗亲的蜀国看作是道统和法统, 把曹魏看作是非正统, 为自己的祁山伐魏作舆论宣传, 使其披上合法的外衣。1956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时也曾效仿诸葛亮, 提出的“汉贼不两立”[4], 为了强调“道统”和“法统”, 把自己看作是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 把共党看作是“贼”, 即非正统。这有点相似战后西德推行的“哈尔斯坦不承认主义”, 即不承认东德的合法性, 把西德当做全体德国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1919年以后, 中国虽经新文化运动, 中国的正统观非但没有受到削弱, 反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更加巩固了中国的这种正统观, 正如中国战略哲学研究研究专家Dellios所说:“从现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派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古代中华帝国一样专著于维护对中央权威的忠诚。毫无疑问, 那样的忠诚对国内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同时, 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 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使中国战略文化中的阴阳观和正统观念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的外交和军事变革战略?另一方面, 在外交上,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在外交上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的方针;在军事上, 邓小平指出军事现代化和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增强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 在80年代中期毅然改变传统的战争观, 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的著名论断, 从而为彻底转变工作重心提供了有利依据, 由此指导下的百万大裁军, 更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中国的和平形象。他将军事建设的重心放在质的增强上, 强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强调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使中国的现代化军队既能防守, 又能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这体现了“阴阳观”中扩张 (expansive) 和防御 (defensive) 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 中国通过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增强综合国力同时, 保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变, 从而维持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正统领导地位。

参考文献

[1]任晓军:《道德经心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

[2]By Rosita Dellios,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The Heritage from the Past

[3]李伯勋:《诸葛亮集笺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浅析中国外交政策 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金融市场

一、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以及问题

（一）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

1.深化体制改革，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初步形成

持续多年的农村金融改革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已经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相互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框架。

2.拓展服务功能，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目前，全国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网点达到12.7万个，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的65.7％，农村储蓄服务基本得到满足，多层次信贷市场逐步形成，涉农贷款余额10.5万亿元，农户贷款覆盖率32.7％。

3.健全支农机制，金融支持“三农”力度持续加大

加强业务窗口指导，引导农村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服务“三农”宗旨，将支持“三农”作为战略支柱业务，建立适应“三农”特点的运行机制，下沉经营重心，深耕农村市场。

4.创新分类监管，农村金融监管有效性显著提升

全面创导银行业科学监管理念，在统一监管框架下，探索实践了分类监管制度，建立跨部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协调统一同类业务监管标准。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管理的指导，按照"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谁处置风险"的原则处置责任。

（二）中国农村金融的问题

1.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

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既表现为融资、避险、理财等功能性服务不完善，也反映在供给量上与有效需求间存在巨大差距，其中资金供给不足问题又最受关注。

2.农村金融体系功能不完善，层次不清晰

（1）农村金融体系功能不健全。农村地区的货币、资本、保险、期货等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价格发现、资源配置、风险对冲等功能不健全。（2）农村金融产品与工具匮乏。（3）农村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市场准入、交易、信息公开、信用评级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竞争机制仍不充分，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还比较脆弱，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4）在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特别是改善市场基础设施、信用环境、行政环境以及完善政策性风险补偿机制等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

3.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环境有待改善

从经济环境来看，农村经济整体水平较低，金融资源分散，且各地发展不均衡，在金融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金融供给形势比较复杂。从法制环境来看，适应农村经济特征的担保、物权、流转等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创新。从信用环境来看，部分农村地区信用环境较差，仍存在将金融债权与财政资金混同、债务意识淡薄的现象。信用中介发展滞后，市场信息缺陷严重。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培育农村金融发展的良好宏观环境

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理顺“三农”产品和要素价格，改变农业和农村在社会分配中的扭曲地位；鼓励多渠道建立农村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保制度，增加各级财政对“三农”的转移支付，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要求制度化、具体化，增强农村经济的发展后劲；增加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二）着力构建功能完善、层次清晰的农村金融体系

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农村金融需求、监管水平相匹配的农村金融体制；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架构，优先完善其风险补偿功能，着力构建以合作金融为主体、非正规金融为补充、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各有侧重的多层次农村融资服务新格局；尽快建立妥善、安全的农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三）完善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的政策制度

1.区别对待的财税政策

扶持农村金融进而间接补偿农业和农村，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制度和机制；合理界定农村金融业务的范围，对所有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均按照相应业务量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减免农村地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营业税，对金融业涉农业务获取的应税收入在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允许商业银行税前核销一定比例的“三农”不良贷款，同时放宽核销标准，下放核销权利，简化核销流程。

2.差异化的货币政策

保证农村地区各类金融机构都有资金服务当地经济，抑制农村资金过度外流。对所有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比管理，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扩大其可用资金规模。优先建立覆盖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确保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和主体多元化后农村金融的稳定与安全。

3.富有弹性的监管政策

在确保能够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适度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更多的民间资金从事"三农"金融服务，引导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支持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尽快出台专门针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激励机制和尽职免责条款，调动各类金融机构和人员服务农村市场的积极性。

（四）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环境

加快农村金融立法，健全适应农村经济特点的物权、流转、担保等法律制度，激活宅基地、集体用地等农业和农村资源的市场价值，促使其转化为信用手段，使农村金融机构创新担保方式“有法可依”；完善金融执法机制，加大对金融违约行为的惩戒执法力度；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中介，降低登记、公证、评估等的费用；建立农村金融市场的多元化产权制度，鼓励民间资金投资农村金融业，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合理的农村资金价格形成与发现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N].金融时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