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协商(共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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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工资协商制度,促进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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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晨
胡锦涛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特别是现阶段,不断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对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层次,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销售利润逐年增长,职工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在企业工资分配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促进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一线职工收入现状
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职工的无私奉献,特别是长期在生产第一线从事生产的一线职工,他们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在当前劳动力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其工资比高收入者差距很大,并且不论是青年职工还是中年职工均承载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深入了解到企业一线职工收入分配的状况,在公司工人、技术、质量、后勤等岗位,对职工就收入分配现状进行了调研。这次调查的样本为:从岗位看,从事直接生产的一线职工占75%,辅助工占25%;从年龄看,50年代出生的占15%,60年代的占25%,70年代的占45%,80年代的占25%;从个人月收入看,1000元以下的占5%,1000-1500元的占15%,1500-2000元的占25%,2000-2500元的占35%,2500-3000元的占10%,3000-4000元的占5%。需要说明的是,调查基本反映了我公司一线职工的收入分配现状。目前各个岗位职工工资水平均有增长,工资支付基本得到保障。劳动关系总体状况良好,并呈以下几个特点:
(1)企业职工工资逐年有所增长。2009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公司经济出现了增速放缓的现象,特别是冶金行业和风电行业受国内外市场的影响,经济效益有所下降,职工收入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即使如此,职工工资每年仍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反映出工资增长与企业的发展较为契合。
(2)在扣除五险一金后,大多数职工月工资水平都高于或与四川省最低工资标准即850元持平,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基本得到落实。
(3)工资增长共决机制正在形成。随着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力度的加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正在形成。工资增长可由企业和职工协商决定,分配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职工都主动了解过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过程。
(4)职工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认识到工资增减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是相关的。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起到了宣传和引导作用。这表明,工资增长的共决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5)企业社会保障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伴随着分配体制的改革以及企业的法规意识逐渐增强,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企业每年都为职工办理了“五险一金”,还购买了职工企业年金。同时成立了互助基金会,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在职工大病救助、互助等出人出力,为职工募捐,筹得的款项解了职工的燃眉之急。
(6)人力资源开发受到普遍重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企业更加注重人才培养。一线职工都参加过企业组织的岗前、岗位培训,还有一部分职工参加过社会其他部门组织的培训,并取得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其中,有的职工被企业聘为初级技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工资待遇也随之得到提高。并且有突出贡献的还能享受总经理津贴。二、一线职工收入分配中的主要问题
尽管公司一线职工工资逐年有所增加,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企业初次分配中,体现出职工劳动报酬与企业管理层收入相比普遍较低。具体表现为:
一是如果扣除加班加点的收入后,一线职工实际8小时工作内与非加班工作人员所得相比偏低,加班工资基本占工资总额的60%,而非加班人员(即普通管理者)正常工资占工资总额的80%。一线职工工资结构多是以劳动工时为主,且劳动定额标准的确定多由企业自定。在此背景下,企业从利润最大化出发,定额标准往往较高。尽管多数职工回答能够完成劳动定额,只有少数职工回答基本不能完成、或完全不能完成,但在回答8 小时内能够完成劳动定额的职工中,亦有相当多的职工不得不靠加班加点,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因为工时总数超过定额标准越多,奖金的收入就越多。因此大多数一线职工都会选择加班工作。有15%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2小时,有55%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2-4小时,有30%的回答需要每周加班4小时以上。即是说,超过半数以上的职工需要加班数个小时才能完成劳动定额。另外,不仅是低收入职工存在经常加班加点问题,就是月工资收入较高的职工加班时间也较多,说明获取较高收入者,更多的是靠加班得到的。虽然对于加班工资的支付,企业具有比较规范的制度,但是问题较多的是加班工资基点较低,不能符合一线职工的心理期望。大多数职工希望加班工资能够进行合理调整,并且纳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内。二是与最低工资标准相比,企业职工实际所得偏低。调查发现,月工资收入扣除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工资,以及高温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之后,与当地最低工资相比,略高于(50元以下)的占5%,高于(50-100元)的占35 %,大大高于(100元以上)的占60%。另外,低于1500元的职工达49.4%,几乎占一半数量,表明企业低收入群体数量较大;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低于1500元的职工中,扣除加班加点工资、以及其他津贴后与最低工资标准相比较,有20%的职工工资所得低于或仅仅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说明企业职工实际所得确实偏低。
三是扣除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职工实际所得偏低。因公司运营业绩不佳使工资下降,但是部分职工上工资结算较高,所以扣除该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后,尤其是补扣数额较多造成实际领取的工资偏低,对生活造成影响。四是企业内部差异悬殊,经营管理层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资本、管理要素报酬过高、劳动报酬过低。职工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15%,1000-1500元的占35%,也就是说,一半职工月收入在1500 元以下,而且在低收入者中,多数是劳务派遣工,其工资水平仅为同岗位正式工的一半左右。而中高层管理人员普遍实行年薪制,中层管理人员年薪一般在10-12万元左右,高层管理人员年薪一般在20万元以上。三、一线职工工资水平较低的原因分析
一是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差距扩大,“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更加突出。在企业收入分配中,过多地强调资本、技术、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突出表现为,企业内部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工资增长较快,而一线职工增资较慢。以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平均工资增长在30%以上,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增长在35%以上,普通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仅为10%左右。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与普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一些企业管理层年工资收入是普通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者不在少数。这也是“平均工资年年长、普通职工没感觉”的原因之一。二是制定劳动定额随意性过大。企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单方面决定劳动定额。将工件定额工时随意降低或将工资考核标准一味升高,造成大多数职工在8小时内不能完成劳动定额。不同工种的工人考核标准未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调整,导致一些职工工时极高,而另一些没活加工的岗位少工时甚至没有工时。同一工种的工人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一些人际关系好的工人能够分到既好加工,工时又高的工件,拉高了考核标准造成另一些工人长期不能完成考核。三是一线职工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实践中,这种工资机制虽然对发挥职工积极性,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对岗位标准认定的科学性难以把握,导致一线职工的岗位工资起点和封顶线偏低,呈现工资固化状态。并且一线职工工资中可变部分占比大,存在很大变数,在企业遇到市场竞争压力时,首当其冲的是职工效益工资的下滑或停滞。如2011年受市场环境影响,不少职工尽管岗位工资没变,但效益工资大幅缩减,由于岗位工资本来就低,扣除保险缴纳额后,职工实际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也影响到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个人账户基数,进而影响职工退休金收入。四是一线职工技能素质低,影响了劳动力价格偏低。在调查的一线职工中,没有技术职称的占20%,初级技工占32%,中级技工占35%,高级技工占13%。人力资本积累的匮乏,造成了劳动力价格偏低。一线职工职业发展通道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横向发展通道相比缺失或过窄,工人向管理或技术岗位发展,几乎不可能。一方面,企业对职工培训投入不足,存在培训时间少、培训层次低,只需简单操作就行。另一方面,尽管有些职工通过培训或其他方式提高技能等级,但由于企业采用“一岗一薪”、“易岗易薪”制度,职工即使提高了技能或拿到相关技能等级证书,岗位不变,薪酬也不会提高,从而制约了职工参加培训提高技能等级的积极性。
五是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作用难以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劳资地位不对等,集体协商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工会代表性不强,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难以发挥作用。目前企业工会仍然局限于组织文体活动等传统业务上,对协调解决职工与企业矛盾尤其是提高工资作用发挥得很不够。究其原因,首先是工会制度改革滞后,工会的代表性与独立性缺失。工会的代表性与独立性,要求工会不仅应该充分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而且应该只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但国有企业工会都是在政府干预下组建的,工会的合法性并不完全来自于劳动者的认可与授权,而且工会又是企业的一个组成部门,这使得工会除了要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以外,还要考虑企业的利益,以及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这就削弱了工会对劳动者利益的代表性与独立性。其次,企业管理层缺乏民主意识,不尊重职工的利益,不是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协商,集体协商缺乏民主和必要的制度保障。比如职代会,现实中由于组成职代会的职工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高中层管理者,他们不仅因为在企业有较高的地位与话语权,更因为他们对本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了如指掌,因而一些对普通职工不合理的、或是对管理人员有利的调资方案自然总会轻易获得通过。而工人因处于弱势地位,怕掉饭碗,只想保住岗位,许多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都听任企业说了算,不敢提出集体协商问题。即使有员工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福利等的要求,只要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符合市场一般水平且不违背《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政策,员工基本都会认同,维权意识不足。再次,即使开展了协商,也是走过场,集体协商流于形式。比如,企业召开职代会,提交给职工代表大会的分配方案,基本都是企业管理方直接提出,职工只有接受企业所提出的方案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开职代会只是一种形式。而真正涉及一线职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定额与标准问题,企业很难进行协商。在确定劳动定额的过程中,企业为获取最大利润,利用自己对本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了如指掌的机会,压缩人工成本、压低计件单价,控制劳动定额的确定和变动,致使企业劳动定额不能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生产技术发展相适应,不合理的劳动定额使职工的工资水平常常受到抑制、劳动力价值不能公正体现;而工会缺乏企业经营和工资方面的专业人才,无法了解详细的经营数据,难以拿出一套可行的方案,协商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不能有效代表职工利益。
四、完善工资协商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建议
第一,以工会牵头,主动争取企业管理层领导的支持,建立以管理层为主导,工会、职工代表、定额编制人员参加的劳动定额标准管理体系。制定企业《工资条例》,将工资集体协商、劳动定额管理纳入《工资条例》,完善有关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规定。以工资分配共决机制、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切入,建全工资协商制度,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纳入企业经济的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地位和权利,保障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
第二,建立体现效率与公平、具有增长性的薪酬制度或体系。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的起点是企业的薪酬制度,它是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的基石。因此,企业基本薪酬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直接影响着增长机制的科学性、公平性。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和生产经营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理顺各类人员的分配关系,使企业各类人员的工资水平保持合理差距。
基本的工资制度应具备四个特点:一是薪酬结构科学合理,薪酬序列规范全面,薪酬项目和标准简化明晰,便于管理和考核;二是能体现效率与公平,既能使在企业生产中付出更多劳动职工的薪酬增长幅度和速度跟上企业发展,又能保证普通岗位或者与企业效益关联度不紧密职工的薪酬得到提高,体现多劳多得和成果共享;三是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僵化的或者缺少调整空间的薪酬制度不利于建立增长机制。这就要求设计制度时体现它的增长性、竞争性和灵活性,使薪酬制度对于经营管理、专业技术、技能操作人员都有宽幅的调整空间,合理确定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的比例;四是能合理地运用劳动力市场价位。企业薪酬优势能体现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高于市场价位,既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又使职工工资增长空间受到限制;低于市场价位,不能稳定骨干,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合理地运用市场价位设计薪酬制度是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的一个关键。
第三,建立公正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保证薪酬增长的内部公平和个人公平。建立便捷、公正的绩效考核制度,是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任何薪酬制度,无论制定得多完善,要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考核是一个基本保障。尤其是在绩效工资(或浮动工资)占据越来越大比例的情况下,严考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绩效考核应该能够全面地、客观地评价每位职工对实现企业整体目标的贡献,能够不断提高职工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绩效。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要建立关键绩效指标(KPI)考核体系,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岗位人员设计不同的考核指标,确定不同的考核周期和考核程序,如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可按基层队技术员、工程技术人员、技术管理人员、科技研究人员、经济技术人员等不同的类别,分别重点考核专业知识水平、解决问题能力、研究项目的完成情况、诚信道德等指标;管理人员可按基层管理人员、机关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等不同类别,分别侧重考核指令性工作、重点工作计划完成情况、上级安排工作完成的质量和及时性、参谋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廉洁自律等指标;操作(服务)人员根据从事岗位不同,主要考核劳动技能水平、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执行情况、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和质量、劳动态度、道德操行等。
第四,加强劳动定额的制定和管理工作。劳动定额是企业获取利润、职工获得工资的依据,是研究劳动关系问题的基础。随着劳动条件、劳动技术的不断提高,新技术的应用及新法律法规的出台,应对劳动定额的依据、标准、制度等不断定期进行修订、调整,以保持企业劳动定额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对于存在争议的劳动定额的,企业应通过工作分析、写实记录、调查研究、集体协商等方式合理核定并修正本企业的定额水平,并对执行定额的职工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量化职工劳动的标准尺度不断趋向公平、公正。第五,建立职工工资增长的监督机制,促进民主制度建设。由于所处地位不同,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利益矛盾。企业和企业经营者考虑如何降低人工成本,还要增加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而劳动者只考虑自己的劳动所得。因此,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必须畅通信息沟通渠道,体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既给职工一定的话语权,更要给他们充分的知情权。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无论是整体增长工资还是部分群体提高薪酬,都要履行相应的民主程序,及时向职工通报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企业薪酬的水平,职工所在单位(部门)完成考核指标情况等,依法保障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试行协商或者谈判工资制。这样有助于在企业职工中形成一种内在动力,保证工资增长的合法性和相对公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职工对薪酬的满意度,增强对企业的信任。公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职工对薪酬的满意度,增强对企业的信任。
第六,加大宣传,强化措施,为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营造良好氛围。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内倡导科学的价值观和薪酬观。引导职工树立“大薪酬”的观念,不能只盯着工资增长,要以培训、福利、保险等各方面的待遇认识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同时,企业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全面落实工资分配政策,并大力宣传贯彻《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规定》、《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等法律法规及配套规章制度,不但提高职工的依法维权意识,还要进一步增强各级管理者知法、守法的自觉性、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创造良好的氛围。
第七,处理好企业经营者与一般职工的工资增长关系。在保证企业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向一线生产岗位和关键技术岗位倾斜。优先安排生产一线岗位、技能岗位、艰苦岗位和关键技术岗位增加工资。对劳动报酬明显低于劳动力市场价位的岗位,在工资增长时要予以倾斜。企业要逐步理顺各类人员收入分配关系,使企业各类人员的工资水平在保持合理差距的基础上,引导职工流向生产岗位,利用工资增长机制建立起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机制。
北京市总工会表示, 各级工会要结合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计划, 主动向企业发出要约, 参照北京市201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同时综合运用劳动力市场部分职业 (工种) 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 根据本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职工工资水平, 合理提出本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和工资分配方案,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对于生产发展正常, 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 要结合企业实际参照基准线确定工资增长水平;对于经济效益增长较快、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企业, 可以在基准线和上线之间确定工资增长水平;对于当年经济效益有所下降的企业, 可以参照下线确定工资增长水平。对于经营亏损、职工工资发放出现困难的企业, 工资可以零增长或负增长, 但是这种情况企业须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工会组织要主动参与工资协商, 同时监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在规划今后五年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时,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在不足百字的阐述中,出现了“普遍较快”“同步增长”“明显增加”“持续扩大”“显著减少”“不断提高”等限定语,这些经过反复缜密推敲并且密集用于限定居民收入水平所要达到程度的提法,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由《建议》传递出党中央国务院坚决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决心,与广大劳动者热切期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民意诉求,形成遥相呼应之势。
这一点,温家宝总理在向全会所作的《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阐述得再明确不过: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群众呼声最强烈、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
制度改革知易行难
应该说,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不缺乏的就是宏观层面的共识。从事关发展全局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我们感同身受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当下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诸多问题,如果追根溯源,都可归结于社会利益分配不合理、财富占有严重倾斜,从中亦可找到必须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据。
这也就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的原因所在。
当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大的问题是:“达成共识易,改变现状难。”这是因为,长期粗放式发展模式加之社会利益分配协调机制不健全而形成的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若要改变,绝非朝夕即可毕其功于一役,况且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还有进一步固化的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当前收入分配不合理集中体现在“两个比重下降”和“两个增长不同步”。
“两个比重下降”是指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双双持续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
劳动报酬方面,仅就工资总额而言,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至2007年的30年间,由17%降至11%。这两个比重的持续下降,也是造成内需不足,消费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工信部发言人披露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48.6%,比2000年下降13.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降至35.3%,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两个增长不同步”是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同步。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长并没有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1979年-200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2%,经济增速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出2.6个和2.7个百分点。
2001年-200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9%和6.6%,分别比GDP年均增长率低0.6个和3.9个百分点。
同时,劳动报酬的增长也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去甚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研究表明,1978年-2006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4倍,同期工业部门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9倍。
另据高盛集团估算,中国2001年至2009年制造业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6%,也超过了同期平均工资增速。
当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以及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始终无法保持同步增长,经济总量这块“蛋糕”做得越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倒呈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不仅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会严重影响广大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考虑到普通劳动者在劳动者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企业内部生产一线劳动者与管理层的收入差距过大等因素,受收入分配关系失衡影响最大的当属普通劳动者群体。
虽然普通劳动者群体数量庞大,但由于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在企业内部缺乏和所有者讨价还价的资本,加之既得利益群体对如此分配模式下可以轻易获取更多“利益”的習以为常,使得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非但困难重重,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有难度加剧的趋势。
可以说,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既急迫又艰难的改革,不推进改革,不仅快速发展难以持续,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会受到威胁甚至冲击;而推进改革又千头万绪且困难重重,突破口难寻。肇始于2004年的这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期间经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数易其稿却迟迟无法出台,就是最好的说明。
集体协商大势所趋
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的症结和当前我国内需不振、消费不足的困境如出一辙,都是有意愿者无能力,而有能力者无意愿。
应该说,这样的困境,与特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有直接的关系。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由于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也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未来改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改革走过的是一段不断“试错”的历程,“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这一过程最为形象的描述。
不过,虽然路径是什么的选择不是足够明了,但对于一个饱受计划经济之苦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之累的国家,绝不能再走低效率的平均主义老路却非常清晰。
如此背景下,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借助市场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并使其发挥基础性作用、凸显差距激励、体现效率,就成为根治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一沉疴的不二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推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由于劳动力资源的大量过剩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制定显然更加倾向于对资本这种稀缺资源的偏爱和优待,资本要素的收益率在其自身稀缺性和政策扶持的双重合力之下逐步看涨,而劳动的收益率却因此长期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之下,当时在国有企业的工资改革中提出了“两个低于”的原则,即企业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
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政策选择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而且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上,也对这种政策结果必将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进行了统筹考虑,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还要“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如果改革初期为了效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的话,当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尽快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和统一,让一度为维持经济快速发展而做出自身利益牺牲的普通劳动者,能够得到制度上的补偿。
这样的利益补偿思路从新世纪以来就已进入决策层的考虑范畴,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到当前十七届五中全会明显淡化GDP增长这一指标,特意突出收入分配改革这一公平主题,政策思路也在逐步适应形势发展而进行着调整。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补偿普通劳动者受损的利益,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必然选择。据此,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措施就是提高“两个比重”、实现“两个同步”,特别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劳动报酬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政策主张,不仅是对“两低于”原则的修正,更是对收入分配领域公平正义的回归。
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顺着“效率和公平并重”到提高“两个比重”再到实现“两个同步”的政策演进脉络,变得愈发清晰,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也被锁定在通过保持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工资集体协商本质上是要在劳动关系中建立起一种利益共享机制,即企业的发展是劳动关系双方共同努力实现的,那么企业创造的利益自然也应当为劳动关系双方所共享。
这一点,《建议》在“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部分也给予了明确确认:“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这样的路径和目标指向是非常清晰的。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所以应当突出工资集体协商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虽然涉及面广,但源头在企业,症结在于劳动者收入过低,因此有必要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这个源头抓起;另一方面,相比于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其他制度设计,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举措相对更为具体,而且也有十几年来的实践基础,具备了充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急先锋”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以工资集体协商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也符合渐进式改革思路。
工资集体协商是一个渐进的博弈过程,这就决定了工资集体协商的成效不可能立竿见影,即一下子让所有企业的劳动者大幅度提高工资。
但这种利益分享机制的建立,又为解决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逐步提高工人工资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径。
感受到工人涨工资压力的企业,除了会逐步从拼廉价劳动力成本的“竞次”向拼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竞优”转变,也会把这种压力自下而上传导,对固化的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一种“倒逼效应”,推动改革逐步深入,尽快实现收入分配制度合理化的目标。
工人收入势必提高
应该说,《建议》已经勾勒出“十二五”规划的蓝图,亦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定下了基调。可以预见,除了明年“两会”上将如期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外,备受关注的更为具体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会于近期“浮出水面”。
不过,虽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已然清晰,并有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诸如“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大幅度减税让利”来增加工人的收入等措施建议,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身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会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短期内工人收入大幅提高难言乐观。
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于:
首先,认识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共识,这没有问题,但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政策措施还会存在诸多分歧,其中甚至不乏误解和偏见。
比如说,有人担心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就会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从而会导致通货膨胀;还有人担心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会影响企业效率乃至发展等等。这说明,通过集体协商实现工资共决,进而改变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动所得分配不合理的现状还远没有形成共识。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工人的收入状况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没有细致地掌握工人工资收入过低的真实情况及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等。而且,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在劳资之间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是政府、工会和企业的共同责任,也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
对于工会来说,形势的发展和工会基本职责都要求工会要突出抓好这项工作,这也是多年来工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如果政府不积极主动为协商双方制定规则并且保持客观中立,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不配合,工会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时难免孤掌难鸣。
而要实现政府在处理劳资双方利益矛盾时保持中立,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设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等等,这些配套制度的建設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至于说让习惯了单方面决定职工工资的企业经营者,短时间内适应与工会就职工工资问题协商共决,既需要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也需要劳资双方的长期博弈才能达致。
其次,相关的制度机制的健全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通过集体协商解决工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建立集体协商机制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配套制度。按照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表,十年之后即2020年才能完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这意味着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相关举措的出台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从当前的进展情况看,要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完善起来,不仅需要尽快立法,还需要颁布具体的规章。因为当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刚性不足、缺乏对企业所有者或者经营者相应的制约手段。
要解决这一问题,既要修改现行法律增强其约束力,又要积极推动专门立法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进行制度规范,这些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做到的。
然而,如果长期不能推进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制定,长期对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缺乏相应的强制约束性规定,工资集体协商难免会流于形式、难见实效。
最后,一些基础条件的不完善也会影响工资集体协商作用的发挥。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受到很多基础条件的制约,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估算,我国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每年城镇就业人口供给将达2500万,但实际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约为1200万个,这意味着每年有1300万人难以就业。
未来五年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难以根本改观,这仍然会对工资率的提高产生强大的压制作用,这种局面下即使工资集体协商开展得很充分、很深入,也很难使企业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更不可能出现企业人工成本增加导致难以为继的状态。
同时,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开展,还要解决企业工会干部依附于企业“不敢谈”的问题,这也需要通过对工会组织体制进行改革创新来解决,而这在短时间内也绝非易事。
另外,城市化进程、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速度以及社会保障的完善度等因素,也会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这样看来,短时间内我们对工人工资大幅度上涨很难持乐观态度。
企业方:
名称地址电话首席代表代表姓名
职工方(工会):
名称首席代表代表姓名
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内部分配决定机制,保障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企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企业工资支付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货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
第二条企业每月日为工资发放日。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企业在支付工资时应向职工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第三条根据本企业实际和生产经营特点,设立奖金、津(补)贴。奖金、津(补)贴的发放办法和发放水平由企业考核确定,职工参与民主审定。审定后的奖金、津贴水平总金额和发放时间向职工公布。
第四条每年月为双方集体协商,确定下一工资协议内容的时间,协商前企业代表要向工会代表通报企业上年的经营情况和工资执行情况。
第五条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应根据政府公布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本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等因素确定。职工本平均工资水平比上一增长%。
第六条企业需要安排职工加班加点时,应与职工和工会协商,并按《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加点工资。计发加班加点工资的基数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七条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或者行业制定的劳动定额标准,结合本企业实际,经征求企业工会或者职工代表的意见,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
第八条劳动者完成计件定额后,企业安排其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六条规定,分别按照不低于计件单价的150%、200%、300%支付加班工资。
第九条企业方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乙方工资,否则,除在规定时间内全
额支付乙方工资外,还应加发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
第十条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
第十一条本协议对公司和全体员工具有同等约束力。双方必须全面履行本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第十二条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变更或终止工资协议:
(一)订立本协议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工资协议无法履行;
(二)本协议所依据的政策法规发生了较大变化;
(三)企业因破产、兼并、解散、分立、歇业、转制、撤消、拍卖而发生重大变动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
(四)因不可抗力致使协议不能履行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变更或者解除的;
(六)协议期满或者双方约定的解除、终止条件出现时即行终止。第十三条工资协议变更的程序:
(一)一方提出建议,向对方说明需要变更的工资协议条款、变更的理由与条件;
(二)在工资协议期限内,签订工资协议的一方就工资协议的执行情况和变更提出商谈时,另一方应给予答复并在7日内双方进行协商。经协商一致后,由企业在7日内将变更修改后的工资协议及变更工资协议的说明书提交给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新工资协议成立,原工资协议即行终止。
第十四条本协议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可以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第十五条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根据后果和责任大小予以赔偿。
第十六条本协议未尽事项,按《集体合同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本协议条款如与国家、省、市今后下达的规定相抵触时,以国家、省、市新规定为准。
第十八条本协议一式四份,报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总工会各一份;企业和工会各执一份。
第十九条协议期限自年月日起年月日止。第二十条本协议经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即行生效。
企 业(盖章):工 会(盖章):
首席代表(签字):首席代表(签字):
工资集体协商谈判记录
时 间;2012年3月1日上午7.40至11.30 地 点;公司会议室
出席人;(行政方)花中斌 徐桂华 赵胜红 张如成(工会方)潘仲秋 赵培军 顾阳生 周其国 记录人;张如成
议 题;2012年度盐城市锅炉制造有限公司职工工资事宜: 工会主席潘仲秋:盐城市锅炉制造有限公司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现在开始:
总经理花中斌:尊敬的员工首席代表以及各位员工代表;我们于2012年2月24日收到贵方关于《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意向书》后,我们组织全体董事会成员、股东和有关行政管理人员,就你方提出的关于工资分配标准和分配形式、员工年度平均工资水平及最低标准、劳动合同签订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反复研究,拿出了答复方案。
员工休假等问题由徐桂华负责解答:
最低工资标准和奖金等问题由赵胜红负责解答;
一、员工方首席代表潘仲秋:
请问总经理能否详细介绍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 总经理花中斌答;根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合同期届满,根据企业生产工作需要,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继续签订劳
动合同。
1、员工本人应在劳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是否续订合同的意向。
2、员工所在单位在劳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会同有关部门牵头,对要求续订劳动合同的员工,进行应知应会,德、勤、绩与综合考核后,提出是否续订劳动合同的意见。
3、公司在员工劳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内,根据员工所在部门考核意见,报公司经理层审批,经审批同意续订劳动合同的,即通知其签订劳动合同,不同意继续签订的,到期不再予以续订,劳动合同即行终止。
4、员工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①在试用期内经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②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企业规章制度的:
③严重失职、渎职、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出卖工艺、技术资料、商业机密等,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④被证实以请假为名,从事第二职业或其它有收入活动的; ⑤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5、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公司可以解聘劳动合同,但应提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员工本人。
①员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企业另行安排工作的:
②员工不胜任工作的,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
胜任工作的:
5、在职员工有享受各种福利待遇的权利,员工享有婚假、产假、丧假的权利,其中婚假7天,女工产假90天,丧假3天(直系亲属)计件制员工产假期间,每月补贴生活费200元,其它假期根据效益情况,由车间适当给予补贴,非计件制员工产假补贴,按基本工资给予结算。
三、员工方代表赵培军同志;请问行政方能否将最低工资标准从现在的1100元,调到1200元? 赵胜红答: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去年我们的员工人均收入达到1200/月,预计今年的员工人均月收入在去年的基础上增长10%要达到1320元/月左右,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1100元调整到1150元/月。
员工首席代表潘仲秋:我建议讨论一下,30分钟后集中。双方休会(员工代表组织讨论)工会主席潘仲秋同志说:刚才我们员工方几位代表进行了讨论,根据企业和职工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此我们认为在考虑调整年收入和最低工资标准时,既要考虑公司的发展,又要考虑到员工的利益,如果公司不发展,员工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也就是说企业靠员工发展,员工靠企业生存。所以我们同意行政首席代表的意见。
七、员工方代表周其国同志说
请问行政方现在我们加班比较多,加班工资按规定发吗?其次公司的工资分配制度、分配形式、分配标准是什么? 行政方徐桂华同志答:
工资分配制度,为生产岗位技能工资和管理岗位技能工资两种。
工资的分配形式,第一种是多劳多得与产品合格率和产品销耗挂 钩进行考核,第二种是结构工资加浮动工资进行考核。
工资的分配标准:依据产品价格总额的13%发放,其中一线工人 按8%发放,管理人员按5%发放。
关于加班工资8小时工作之外按排加班的结算标准为工资的150 %,休息日按排加班的,又不能补假的,按工资标准的200%结 算。法定休息日按排加班的结算标准为工资的300%。
行政首席代表总经理花中斌同志;尊敬的全体代表;经过三个小 时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就贵方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行政方作 了具体答复,请员工首席代表给予审议: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员工首席代表潘仲秋同志;尊敬的行政方各位代表;刚才你方就 我方提出的有关工资分配制度、超时工资结算和最低工资标准等 问题给予了认真的答复和解释,实事求是的围绕公司的发展思路,既考虑到员工利益,又考虑到公司今后的发展,我认为谈得很好,基本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协商谈判的内容,我们将正式签订工资 集体协商合同书。
一、工会的通行方式
所谓集体谈判, 就是以工人集团, 即工会为一方, 以雇主或雇主集团为另一方进行的劳资谈判。西方学者认为, 由于工会的作用, 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模型让位于非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工资不再由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来决定, 而是由工会组织代表劳动者和资本家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来决定。
集体谈判的具体过程极其复杂, 是一系列建议和反建议对峙的过程。典型的集体谈判过程是最初由工会方面提出高于期望值的工资要求, 而雇主方面则提出低于期望值的工资承诺。在以后的谈判中, 工会不断降低要求, 而雇主则提高承诺。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就工资在法律制度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讨价还价。
在我国, 讨价还价仍然是工资集体协商的通行方式。为了给工资集体协商提供依据, 我国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工资指导线做法。每年各地政府发布的工资增长指导线包括基本增长线、最低增长线和最高增长线。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 工资集体协商自然进入到讨价还价的境况中。工资集体协商是就高还是就低呢?由于劳资双方各自的出发点不同, 在这种讨价还价式的工资集体协商中, 企业有很多理由不涨工资, 或者少涨工资;而工会代表的工人方面也有很多理由证明, 应该涨工资, 而且应该涨得更多一点。以讨价还价方式达成的工资, 实际上是一种妥协工资。因此, 协商的结果更多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地位和谈判技巧, 却恰恰缺乏经济学意义。另外, 谈判也可能破裂。在西方国家, 由于集体谈判破裂而造成的企业停产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2010年, 《经济学人》所公布的各国损失工作日排行中, 加拿大以损失220万个单人工作日而位列第一。
二、分享经济成果并不完全
工资集体协商是劳资双方的利益搏弈。所以不可能总是和风细雨, 你谦我让。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 劳资双方无论是以斗争的方式还是以合作的方式, 通过谈判所确定的工资并没有改变由市场决定的本质, 改变的只是劳资力量的对比关系。
我国靠政府来扭转目前的劳资失衡状况, 既要跨越西方国家劳资冲突斗争的原始阶段, 又要在国家可控的情况下进行劳资对话, 用协商而不是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劳资争端。因此, 我们在借鉴了西方用血腥斗争之后创建的文明成果——“集体谈判”时, 进行了许多中国式的改造。例如对不同状况的企业设定不同工资增长要求, 甚至在《工会参加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意见 (1998年) 》中提出“两低于”的原则。但是, 我国工会的行政依附性特征, 实际往往脱离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工人们自发的集体停工往往取得惊人的效果。所以, 在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看作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集体协商, 而工会不过是对劳动者工资议价权的缺失做了形式上的补偿。如在沈阳经营66家肯德基餐厅的百胜公司, 虽经工会数月努力, 不过是使员工得到了本应该得到的每月900元的最低工资, 年工资增加5%。那么百胜公司每年的利润增加多少呢?据估计至少在10%以上。看看《劳动法》的第五章就知道, 我们的最低工资不过是“生存工资”。主要根据本地区低收入职工收支状况、物价水平、职工赡养系数、平均工资、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生产率、地区综合经济效益等因素确定, 另外, 还要考虑对外开放的国际竞争需要及企业的人工成本承受能力等。
种种事实说明, 劳资双方就劳动报酬的确定, 存在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利益取向。在“意识形态价值”日益为公众基本权利价值所取代的今天, 承认劳资双方利益矛盾的存在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坚决地消灭这种对立或冲突, 不是压制了企业的利润, 就是压制了工人的利益。在冲突中寻找和发现平衡,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工会的重要历史使命。鉴于目前事实存在着的劳资关系, 如果沿用西方国家那种讨价还价方式的工资集体协商做法, 工人阶层不可能完全分享到我国经济发展成果。而讨价还价方法让劳资双方经常处于冲突的环境里。要避免冲突, 彰显合作,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劳资双方置于同样的语境中去进行工资集体协商。这就要抛弃西方工会普遍采用的讨价还价方法, 在科学的工资理论指导下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三、标准工资率及确定方法
自从市场经济诞生那天起, 工资如何决定就是个很纠结的问题。以往的工资理论囿于对工资实践的抽象解释或描述, 都没能说明工资究竟应该怎样来决定才更加合乎以人为本的人道精神和经济均衡发展所要求的效率准则, 以至于给出能够在企业层面上进行操作的切合实际的规范性意见。所以各种工资理论无论对工资实践如何解释和描述, 仍然没能摆脱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度所奉行的资本至上主义的束缚。资本至上主义所奉行的就是市场原则, 所谓市场原则, 就是建立在以资本所有权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规律及其法律制度基础上的行为规范。前者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而后者则取决于历史社会对收入分配的治理思想和观念。所以, 在近两个多世纪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里, 各种分配理论的研究只注意到劳动力商品属性而没有观察到劳动力资本属性的基本特征。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和控制必然也就更加缺乏系统性和实质性的内容。
马克思在分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科学地揭示了许多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其中包括工资决定理论。他说:“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的一部分。”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工人应该得到相应的增加值, 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样, 劳动力即工人的个人收入就应该由两个主要的部分构成:劳动者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劳动力的价格属性收入;通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获得劳动力的资本属性收入。在最低工资保障线基础上由市场竞争给出的是劳动力价格属性收入即工资。随着生产过程的阶段性终结, 由劳动力提供的活的劳动与生产资料共同创造的价值中取得的是劳动力的资本性收入。劳动力以物的形式进入生产过程, 以人的本质参与增加值的分配。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在市场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所应该得到的全部。
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资本所有者投入的是资本, 工人投入的是劳动力。那么, 工人的投资性收入就应该以市场形成的工资基础上去分享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的形式得到在商品中应该占有的一份。利息、股利都是一种经济制度的规定。那么工人以其超出资本购买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量来分享企业利润也是可以由法律制度做出规定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径和方法, 不但充分显现市场竞争形式的效率, 而且弥补了这种竞争并不具有的内在的自我平衡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劳资双方都知道工资增长的道理和方法, 周期性、成本、风险和收益等情况, 并根据这种情况做出各自的决策。
近日,全国总工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突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集体协商,意味着职工工资问题不再由企业单方说了算,职工有了集体话语权,其代表者就是工会,工会将在职工工资的决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实的问题是,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还面临着相当的阻力,譬如人们一再提到的“企业不愿谈,职工不敢谈,工会不会谈、不能谈”等等。如何打破这些阻力,切实推进工作,是工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企业不愿谈,源于企业的逐利性。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自然会增加企业的压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矛盾和博弈是一种必然。劳动者权益现实和长远的可靠保障,只有通过法律的规范与调节才能实现。现行《劳动法》、《公司法》相关条款的滞后与缺陷,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行,应该尽快调整、完善。有了法律保障,企业不愿谈也得谈,而职工不敢谈的局面也会因为有法律“撑腰”而改变。
职工不敢谈,除了法律原因,更有市场因素。供求关系决定着劳动力价格,供大于求使劳动者受制于买方,迫使劳动者为保住“饭碗”而不得不委曲求全。因此,各地各级政府应该着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扩大其覆盖范围,千方百计提供就业机会,使劳动者有尽可能多的选择。
工会不会谈,既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也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在劳动关系日趋复杂而且重要的今天,工会要切实履行维权职能并以此赢得广大职工的信赖,迫切需要大批懂专业知识、有谈判能力而且敢于说话、善于办事的专家型干部。目前,工会不乏满腔热情、勤勤恳恳为职工办事的干部,却缺少专业人才,面对新形势新课题,往往“力不从心”,给人以“工会只能办事务、搞活动,不能担当大任”的印象。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加速对现有工会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吸纳各类专业人才到工会中来是重要途径。近年来,许多地方工会聘请劳动法规专家、派遣工资协商指导员的办法效果不错,值得借鉴推广。
工会不能谈,缺乏健全的组织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大的难点还在于工会主席、委员“双重身份”的尴尬。他们既是职工代言人,又是企业员工,自身也有“保饭碗”的顾虑,这点完全可以理解。但理解不等于坐视,更不能放弃,否则就是失职。一些地方试行工会干部职业化的做法,使工会干部特别是工会主席“不端企业的碗,不看老板的脸”,被证明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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