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共10篇）

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篇1

北京大学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 傅思德

二〇〇八年三月

许校长，各位尊敬的教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

谢谢大家。这是本人第一次访问北京大学，承蒙如此热烈的欢迎，深感荣幸。中国的学术传统源远流长，在世界首屈一指。尤其今年北大庆祝建校一百一十周年，本人能躬逢其盛，更是与有荣焉。哈佛大学一九二八年创立燕京学社，八十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与北大的关系。两所大学的关系到今天尤其日益密切——大学生互动切磋的课题从儒家思想到微量经济学，再到卡拉OK；研究生和教授更发展出各种计划和项目，包括商业，法律，政府，科学，教育，和人文各学科。今天我们一同在此庆祝两所大学的历史渊源，也重申我们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共同使命。

我们是在一个蜕变的时代里作出回顾和前瞻。在哈佛，就像在北大一样，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里看到高等教育戏剧性的转变。中国教育改革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广，在在令人吃惊：过去十年里，大学学生人数增加六倍，而今年中国培养的研究生人数将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

在美国，我们也看到高等教育的类似扩展，虽然这样的扩展是在较长的时间里显现出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二十五岁以上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从大约5%增加到27%。今天的大学学龄青年有60%左右正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这些正在学院和大学就读的学生人数比例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十二倍。

大学教育的扩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和经济弱势者得以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日俱增。我个人也是这样的改变的受惠者之一。我的母亲和祖母辈们没有一位能进大学。我大学就读的是一所女子学院，而当时多数头牌学校只招收男生。假如我那时在哈佛上学，我不会被准许进入本科生的图书馆，因为女生被认为会让一心向学的男生产生“非非之想”，所以必须排除在外。甚至就在一个世代以前，就连想像我有一天能够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或能够站在诸位的面前的台上，都还是不可能的事。在哈佛，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有许多人的机运在几年以前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就像今天在北大许多在座的诸位一样。哈佛大学本科班现在每年约有130位非洲族裔的毕业生——占毕业生总数的7%到8%。比起一九六〇年代民权运动前，每年只有七到八位毕业生的比例，改变不可谓不大。我们的大学本科生里将近有20%是亚裔子弟——比起一个世代以前，这样的比例也深具意义。目前我们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数远远超过以往，而我们正透过大量的学费补助，务使哈佛——不论是本科还是研究所——成为人人都上得起的学校。今年录取的大学本科学生里，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完全不需花费分文。

这样全面化的改变对哈佛和北大这样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意义？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突飞猛进，原因之一在于我們都理解，知识是经济成长和民生繁荣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技术日新月异，当我们置身在这千变万化的社会和生活里，想要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更理解求知和问学对人类的重要性，就像吃饭一样天经地义。北大和哈佛都是从尊重知识的传统中所建立的学府。我们和诸位一样，都在学习如何在新的时代里善用这些传统。

过去几个星期在准备中国之行的时候，我曾有机会和许多人谈过话——包括在哈佛求学的中国学生，曾在中国进修的哈佛学生，还有以中国研究为毕生职志的教授们。我多少理解了诸位在中国如何面对新与旧的挑战，這挑戰始于孔子在《论语》所謂：“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今天我想和諸位談談我的大學是如何因應新與旧的挑战——我們如何追求真理，爲人師表，溫故而知新？在巨變的時代裏，這樣的努力對作爲四方表率的大學又意味什麽？

長久以來，哈佛大學和“真理”這個字就有不解之緣。哈佛建校不過數年，“真理”就已經出現在哈佛的校訓裏。“真理”一字其實不出自英文，而是拉丁文——一個更悠遠的歷史和傳統——veritas，也許中文的“真理”庶幾近之。一**三年，哈佛的創校先賢即將“veritas”銘刻于哈佛盾形校徽原始設計上，这一设计有三本開卷造型的書樣。“Veritas”在当时带有神圣真理的意味，指的是十七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传统里基督上帝彰显的智慧。盾形校徽位于下方的书样原来面朝下，象征人类知识的局限。但是几个世 1 纪以来，盾形校徽的设计已经有所改变。基督教字汇出现又消失了；原本面朝下的书样现在朝上了。但“veritas”这个字总也不变。真理长存。然而我们也看到旧的真理改变，形成新的真理。今天，我们对“veritas”的理解和我们的先辈们已有不同——我们的真理是以理性，而不是以信仰，为基础。就像中国古代的“道”的观念，我们了解真理的的意义不能局限为知识而已。真理不是坐拥所有，而是一种渴望——一种理解之道。它决不能垂手可得，而是有待不断追寻。任何的答案总是导向下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以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精神持续追寻——不论是智慧科学还是国家历史，法学伦理，还是健保福利、都市计划，宇宙源起，还是文学、哲学，艺术对人生本源的追溯。

我知道中国文化经典之一曾对教育有如下的表述:“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这也正说明一所大学的宗旨所在。它甚至呼应了中文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的要义。大学之道：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的大学之道。

但是我们如何找到“明德”之道？我们如何日新又新的追寻真理？多年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所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真理的发现和真理的传授必须相互为用。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过程早已深深结合。哈佛的学生受教于位居学术前沿的教授，我们也鼓励学生参与研究过程。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规划基础科学课程，以期学生在实验室里不仅重复已知的结果，而且也能与他们的教授共同探寻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学得技术与道理。从科学到社会和人文，我们都鼓励学生从事创新研究，本科学生几乎有一半在大四写作毕业论文，在他们的主修领域里寻找原创的问题，探求新的真理。

如果研究是对真理的追求，教学就是这将这一追求发扬光大的方式。我们的教学理念随着哈佛大学的校史与时并进。在早期，教学强调一成不变的记诵。而当

我们理解真理不是拥有，而是追求，我们的教学也越来越着重叩问，交换，挑战——为培养学生活到老、学到老的技巧和态度做准备，我们的课程设计也更着重辩论和讨论。我们的法、商学院一向以师生在课堂快速意见攻防的传统为傲。近年大学本科也重新制定课程，创造这类的机会，尤其强调小班师生密切互动。对这些学生而言，我们正在创新课程，以使他们成为有想法，有见解的二十一世纪公民。透过这样的教程，我们重新肯定博雅教育的重要，强调大学本科不仅止于专业的训练。相对的，我们要求学生放宽学习的眼界，甚至涉猎与他们日后可能追求的专业相距甚远的领域。用学生对我们的课程所作的评语来说，我们的目的是“动摇他们先入为主的想法„„, 揭示在表象以下，或以外，的事物，摆脱他们原定的方向，再帮助他们重新找到方向。”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大学之道，也是在“明明德”。真理是从辩论，从反驳，从问题，从疑惑中出现。用一位教授的话说，我们“鼓动学生不仅和老师，也和同学，去思考，去辩论。”一个跃跃欲试的心灵，一个勇于挑战的心灵，也就是一个开放的创新的心灵，一个勇于应付未来种种变化的心灵。

就像我们用新的方法发现真理，我们也在新的场域发现真理。传统知识发展所界定的学科范畴正在合纵连横，我们今天越来越积极的跨越知识界限。各种科学正相互改变对方。当我们探寻生物工程或电脑生物学这样的新兴领域，生命和物理科学合而为一。科学也迈出固有领域，进入社会和人文科学，藉以在世界找寻新的定位。当哈佛干细胞研究所成立时，创建者明白它的成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只是包括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也该有从事法律，政府，神学，商学，和人文方面的哈佛教授。”最近在一门 “伦理学，生物科技，和人性未来” 的新课里，哈佛干细胞研究计划的领导者和一位政府和伦理学教授向他们学生提出耐人深思的问题：一对有听觉障碍的夫妇是否应该被准许怀一个有听觉障碍的孩子？创造一个人兽混种的生命有没有错？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里，不仅科学界踏上新的途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致力跨学科研究。反思帝国主义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后殖民研究”的丰富成果。法学和经济学的交会为我们对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理解带来新意。在法学院一门关于道德和法律论证的的课堂上，师生藉由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文学想象了解死刑的影响。

在二十一世纪追寻真理不仅需要我们跨越学科的疆界，也跨越国家的疆 2 界，就像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当全球的关系与日俱增，真理的构思也必须带有国际视野。我们的社会学家对家庭的理解，建筑学家的设计理念都必须与世界接轨；我们商学院的课程专题评估强调对中国、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的公司和组织的研究，应该和对美国的研究等量齐观。我们法学院的新生在第一年就必须修习国际法。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员研究中国妇女乳癌的风险，与白人妇女的罹病数据作比较。传染病研究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结论，必须在全球的技术上做出判断。我们的神学院已经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当初训练基督教传教士，如今研究世界宗教——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到它本身基督教公理会教派的根源研究。近年以来，实在说近十年以来，我们开始鼓励大学本科学生出国留学。我们建议他们在哈佛就学间能到美国以外的地区研习。仅仅过去六年，本科生出国留学的人数比例就上升了300%。今年单在中国，就有一百五十名哈佛大学本科生在这里学习，研 4 究，或实习。医学院的研究生在中国五个定点工作。同时我们也欢迎大批国际学生到哈佛就学。哈佛各学院国际学生的总比例已将近20%，包括了一千四百名来自亚洲的学生。

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还是北大创校的初期，哈佛的教授和学生必然与今天大不相同，他们教导，研究，和学习真理的方式也有显著差别。即使如此，他们必然了解他们是在追求真理和知识，致力于“明明德”。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在此，也是源自于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疑问，他们对更早一代的想法的挑战，还有他们的发现为世界所带来的改变。

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篇2

说到西方修辞学,我们自然会想到古典修辞学和新修辞学,古典修辞学的鼻祖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修辞是“劝说”;而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则是美国的肯尼斯·伯克,他认为修辞是“同一”,这是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拟从伯克的同一理论出发,分析英国最畅销小说作家JK罗琳2008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旨在揭示其背后的修辞动机。

二、伯克的同一理论

伯克认为修辞是“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其本质是“同一”。受众与修辞者能否“同一”是修辞成功的关键。他说:“只有当我们能够讲另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语调、语序、形象、态度和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一致,我们才说得动他”。伯克提出了三种同一手段: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不准确同一。同情同一是修辞者强调与受众享有共同的情感而达到同一的一种手段。比如政客为了赢得选票,亲吻投票人的小孩。对立同一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修辞者与受众由于共同反对某种东西而组成联合。抗日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就是个对立同一的例子。不准确同一是一种无意识的认同,这种同一把我们带到了修辞情景的根源。比如我们在电视上看见做洗发水广告的美女的头发很柔顺,似乎自己也拥有这样一头柔顺的头发,自然就会产生购买这款洗发水的意愿。

三、从伯克同一理论分析JK罗琳200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

JK罗琳凭借《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一举成名,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畅销作家。但鲜为人知的是,她曾经历过一段艰辛岁月——30岁时,她差点流落街头。在2008年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JK罗琳分享了这些经历,告诉毕业生们失败也有好处。同时,她还强调了保持想象力的重要性。演讲意境深邃,丝丝入扣。伯克的同一理论也可以很好地阐释这次演讲。

1、同情同一的运用

首先,JK罗琳在开篇表达了对哈佛大学邀请的感谢。她的致谢与台下的听众达成情感同一,听众更容易接受她下面的演说。

接着,罗琳讲述了成名前的困惑与失败,得出人生感悟:失败会带来好处,它使你看清人生的本质是什么;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察他人的苦乐。哈佛毕业生们,作为人中骄子,其学业辉煌,但同样要面对未知的将来,此时,他们很需要像罗琳一样的成功人士的指引和鼓励。这些话体现了她对哈佛毕业生价值观的认同,情感上的同一。

2、对立同一的运用

对立同一的对立面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的生存环境。对于自己那段最悲惨的日子,罗琳也很坦然的讲了出来:“An exceptionally short-lived marriage had imploded,and I was jobless,a lone parent,and as poor as it is possible to be in modern Britain,without being homeless.”当听众听到这些悲惨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也为罗琳曾经历的日子感到悲痛。但演讲者的目的不是悲天悯人,而是如何调整心态,这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来说更为重要。罗琳试图通过这些逆境唤起毕业生们对对立面的思考,于是对立同一建立,听众改变态度,接受罗琳的观点。

失败作为演讲者和听众共同的对立面,罗琳也提出了经历失败所带来的好处:“gave me an inner security”、“taught me things about myself that I could have learned no other way”、“I discovered that I had a strong will,and more disciplined than I had suspected;I also found out that I had friends whose value was truly above the price of rubies.”为了应对失败,听众与演讲者暂时联合起来,认识到失败也会带来优势,这也是对立同一的有效运用。

3、不准确同一的运用

JK罗琳的演讲中也不乏不准确同一的例子。她在演讲中大量使用第一人称“I”,听众情不自禁地进入演讲者的角色,发生在演讲者身上的故事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例如在讲到一个非洲酷刑的受害者,罗琳使用第一人称“I”做了叙述。而作为受众的哈佛毕业生们仿佛自己就是那个罗琳,面对那个还没有我大的年轻男子,因在故乡的经历而精神错乱。我护送他到地铁站,他小心翼翼地握着我的手,祝我未来生活幸福。似乎自己就在体验这次经历,听众无意识地与罗琳达成了共识,接受了演讲者的观点。

另外一个不准确同一的运用就是第一人称复数“we”,罗琳的演讲中也有这样的例子:“We do not need magic to change the world,we carry all the power we need inside ourselves already:we have the power to imagine better.”听众会不自觉地认为“we”也包括自己,不准确同一达成。

四、结语

本文利用伯克的同一理论对JK罗琳2008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进行了分析,揭示演讲者是如何通过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不准确同一这三种方式达到与听众取得同一,并实现自己的修辞动机。

参考文献

[1]Burke,K.A Rhetoric of Motives[M].New York:Prentice-Hall,1950

[2]张晶.修辞的核心:不是说服而是认同[J].修辞学习,2009

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篇3

大学里，勤奋最重要

在柯炳生的眼里，已经顺利通过了高考而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学生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在高中及以前的阶段，一定很勤奋。但柯炳生想告诉大家的是，在大学里，勤奋依然是重要的，甚至比高中阶段更重要。

有一种说法：高中是地狱，大学是天堂。柯炳生校长认为，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大学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狱。

如果学生考入大学之后就给自己放假，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那么当他一旦离开了电脑时，就会有地狱的感觉。如果学生进来后像高中一样勤奋，甚至比高中更勤奋，他们就会有天堂的感觉。

因为，以现在学生们的智商，只要足够勤奋，就能够以合格的成绩毕业。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校园里同学们会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有更多比考试更有意义的事情做，包括读书、实验、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等。

当学生们以足够的勤奋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成长，不断进步，不断获得满足和快乐。勤奋，就是自强。勤奋不止，就是自强不息。而自强的人，一定会得到机遇的格外惠顾同学们如果不勤奋如果不自强，那就是对高智商的浪费，是对国家稀缺优质教育资源的浪费，更是对日夜牵挂的父母的辜负。

所以，柯炳生希望同学们能够从现在开始，忘记高考，忘记高考分数，面向未来，开始新的努力，新的奋斗。

比分数更重要的是能力和责任感

虽然，柯炳生校长强调在大学里勤奋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并不认为学业上的努力和精进是学生在大学中唯一要做的事。相反，他认为在大学四年中不断培养自身的能力和责任感比分数更为重要。上大学之前，很多学生被无微不至的关爱乃至溺爱包围着，大小事情都有人帮忙。上大学后，他们会依然享受到很多关爱。但是，柯炳生告诉大家，作为一名大学生，同学们需要适应不再受溺爱，需要学会为自己操心，自己主动去想事，自己主动去做事。一句话，同学们需要自立，需要在大学里完成一个转变——从青涩的青少年到成熟的成年人的转变。

上大学前，大家只需要操心一件事：分数。分数是硬道理，只要分数高，似乎就可以一俊遮百丑。上大学后，分数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绝对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比分数更重要的，是能力和责任感。

能力中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四点：一是主动学习的能力。互联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只要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就会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

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对各种问题进行有依据的分析、有逻辑的推理，来得出结论，证实观点。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才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身边环境，认识自己。柯炳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成为精英之才。而所有的精英之才，无论从事的是何种职业，一定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思考，也是一种自立一是思想上的自立。

三是沟通能力，这不仅包括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更包括倾听能力。上大学之前，学生们重点是与书本交流；上大学之后，则需要十分重视与人的交流，包括与老师的交流，与同学的交流，等等。沟通，是双向的，不光要能写会说，更要会认真倾听。倾听需要认真，需要耐心，需要诚恳。

最后，是抗压力的能力。学生们在大学校园中可能遇到的压力，无非是学业压力、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只要大家能够有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就一定能够成功地应对所有这些压力。而所有这些压力，都是一次次锻炼的机会。有压力，就是有成长成才成功的机会。很多过来人的经验表明，年轻人今天所经历的压力和挑战，一定会成为未来津津乐道的故事。

在责任感方面，柯炳生认为更需要大家的特别重视。他认为责任感就是爱心，就是不光要爱自己，还要爱别人；不光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别人着想。从大的方面说，高校师生的责任感，应体现为为解决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的种种问题做贡献；从小的方面看，同学们在生活小节、与宿舍同学关系、与学校员工关系方面，要有体谅别人的态度同学们以后会慢慢体会到，有责任感和爱心，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人的一生成功和快乐最重要的基础。最适合的专业是最好的

说起学生们马上要进入的学科专业，柯炳生校长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也许同学们的专业选择，不都是“自由恋爱”的结果。有的人是“青梅竹马”，有的人是“一见钟情”，而还有不少人是“包办婚姻”。

据媒体报道，有50%～60%的大学新生，对所选的专业后悔。柯炳生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因为，绝大部分高考学生和家长在选择专业时，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既不了解所选专业，也不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专业，很容易被误导而决策不当。

他说，让学生“学其所爱，学其所长”，是大学以人为本的根本表现，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本基础。

常常有人问柯炳生校长，哪个专业最好？他的回答很简单：最适合你的专业。因为柯炳生一直相信，选一个喜爱而擅长的专业，是一名学生大学生活快乐的基础，也是其一生事业成功的基础。而学校应该给学生们提供更多与专业“自由恋爱”的机会。

最后，柯炳生想告诉同学们的是，在大学以及大学以后的日子里，勤奋比智商重要，能力比分数重要，而责任感和爱心比什么都重要。他希望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年轻人都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责任感的精英之才。因为，有知识可以让人通过各种笔试，有能力可以让人通过面试，而有责任感和爱心，可以让一个人受人尊敬、被人信任，可以使其通过人生中的各种“大考”，甚至免考，可以让一个人拥有充实、满足和快乐的一生。

人生短暂，而大学生活更短暂。柯炳生校长殷切希望同学们倍加珍惜，勤奋努力，用今天的自信自强自立，获得明天的成长成才成功！

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篇4

业演讲稿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2015年哈佛毕业典礼上，为毕业生送上演讲《这是一个自拍的时代》，说当代社会是一个自拍，自拍杆的时代，对于我们，我们应该自己主动承担责任，成为国家有益的人，下面是这篇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2015年毕业演讲稿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2015年毕业演讲稿

当我们的开国先辈于1630年来到马塞诸塞州的这片海岸时，他们是作为持异见者而来的——他们摒弃了家乡英国的体制。但是一直令我惊奇的是，在

当时的这片荒地里，在如何生存下去还是个未解的问题之时，这些开国先辈很快就意识到了建立(哈佛大学)这所高等学府的必要性。

自此以后，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哈佛的校园也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当年的几间小木楼。但没有变的是，每一代人都充满信心，想要建立更好的社会，每一代人也都相信，这所大学将使这种愿望成为可能。正如一位早期创始人Thomas Shepard 所说，我们希望毕业生走向世界之后，能够成长为对国家有益之人。

而如今，将近四个世纪后，我们发现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历史时刻。我们应如何鼓励我们的毕业生去做对他人有益之事?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以造福他人为目的的毕业生?还是，我们所有人都已变得对个人成就、机遇和形象如此痴狂，以至于忘记了我们的互相依赖，忘记了我们对于彼此和对于这所旨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大学的责任?

这是一个自拍——还有自拍杆的时代。不要误解我：自拍真是件令人欲罢不能的事儿，而且在两年前的毕业典礼演讲上，我还特意鼓励毕业生们多给我们发送一些自拍照，让我们知道他们毕业后过得怎么样。但是仔细想想，如果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开始过上整天自拍的生活，这会是怎样一个社会呢?对于我来说，那也许是“利己主义”最真实的写照了。

韦氏词典里，“利己主义”的同义词包括了“以自我为中心”、“自恋”和“自私”。我们无休止地关注我们自己、我们的形象、我们得到的“赞”，就像我们不停地用一串串的成就来美化我们的简历，去申请大学、申请研究生院、申请工作——借用Shepard 的话来说，就是进行不停的“自我放大”。

正如一位社会评论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都在不停地为打造自己的品牌而努力。我们花很多时间盯着屏幕看，却忽视了身边的人。我们生活中的很大

一部分经历不是被我们体验到的，而是被保存、分享并流传于Snapchat 和Instagram 等APP 上的——最终它们呈现出的是一种由我们所有人合成的自拍照。

这是一个自拍——还有自拍杆的时代

当然，适度的利己是我们的本性。正如我们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 Wilson 教授最近写道的：“我们是一个充满无尽好奇心的物种——只要对象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自己知道或想知道的人们。”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种自我迷恋会有两个令人不安的后果。

首先，它削弱了我们对于他人的责任感——一种服务他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正是Thomas Shepard 所描述的哈佛大学的使命：让毕业生们不断成长，超越自我。这种成长并非仅仅是为了每个人自身的利益，更是为了他人和整个世界——这也是这所大学一直以来努力为之奋斗的使命。

我们的学生和教授已经通过服务周围的社区以及整个世界，身体力行地践行这种使命。从为哈佛所在Allston 小镇的中小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到去利比亚参与缓解埃博拉病毒危机的工作，哈佛人改变着无数人的生活。哈佛园的Dexter 校门邀请学生们“走进校门来增长智慧，离开大门去更好地服务你的国家和你的同胞。”今天，我们约有6500名毕业生将走出大门，愿他们每个人都记得服务的使命。

利己主义除了削弱了我们的服务意识，还有一种后果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过度的自我关注掩盖的不仅是我们对于他人的责任，还有我们对于他人的依赖。对于哈佛大学、对于高等教育、对于各种社会基础机构，这很是令人困扰。我们遗忘了高校和机构存在的目的和必要性，使我们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大学?批评家们问道：我们就不能全靠自学吗?硅谷创业家Peter Thiel 敦促学生们辍学，甚至还

给予他们经济补助，让他们辍学创业——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哈佛的一些本科生。毕竟，从逻辑上来讲，马克·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都辍学了，他们似乎都很成功。事实如此，没错。

但是请大家别忘了：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都是从哈佛辍学的!哈佛是孕育他们改变世界想法的地方。哈佛以及其他像哈佛一样的学府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商业分析师、律师和其他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都是Facebook 和微软公司赖以生存的员工。

哈佛也培养了无数的政府官员和人民公仆，建设和领导国家，让像Facebook、微软以及类似的公司可以繁荣发展。哈佛大学还培养了无数的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新闻工作者，是他们的作品给互联网增添了“内容”。

而且我们也要看到，大学是人类和社会技术革新的源泉，这些革新是互联网公司发展的基石——从早期创造计算

机和编写计算机程序的成功，到为如今无处不在的触屏奠定基础的样机的发展。

我们还被告知，大学将土崩瓦解，颠覆性的创新将使得每个人可以自学成才。人们可以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中选课，并设立DIY学位。但在线学习与大学学习并不相悖，前者可以拓展——但不会取代——后者。通过类似像edX 和HarvardX 的这样的在线课程平台，我们已经开始与全球数百万的学习者分享哈佛的精神财富。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在线学习者中，有一个群体人数众多，那就是老师——他们正用这些在线课程中的知识来丰富他们自己线下的学校和课堂。

总而言之，主张大学已经没有存在意义的断言来源于人们对于机构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的根本在于我们对于个人权利和感召力的陶醉以及对于名人的崇拜。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都和大学一样，成为了质疑和批评的靶子。

很少有反对的声音来提醒我们这些机构是如何服务和支持我们的，我们常常认为它们的存在理所应当。你的食物是安全的;你的血液检查是可信赖的;你的投票站是开放的;当你拨动开关时，一定会有电;你所乘坐航班的起落都是根据航空安全规定进行的。设想一下，假如所有的市政基础设施停摆一周或一个月，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

机构体现了我们与其他个体之间持久的联系，它们将我们不同的天赋和能力拧成一股绳，去追求共同的目标。同时，它们也将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维系起来。它们是价值的金矿——这些恒久的价值超越了每一个自我。机构促使我们放弃眼前即刻的快感，思考更远大的图景，更长远的全局。它们提醒我们世界只是暂时属于我们，我们肩负着过去和未来的责任，真正的我们要比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自拍照要广博得多。

而大学的责任正在于此——用我们共同的人类遗产号召大家去开拓未来

——这个未来将由今天从这里毕业的数千名哈佛学生去创造。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持续的承诺，它并不针对单一的个体，甚至不针对一代人或一个时代，它是对一个更大的世界的承诺，是一个对于正在等待它服务的时代的承诺。

1884年，我的前辈、Charles William Eliot 校长为约翰·哈佛雕像揭幕，并谈到研究约翰·哈佛——这位冠名了这所大学的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带来的启发。

Eliot 校长说：“他(约翰·哈佛)会告诉人们善行会流芳百世，会以超越所有计量方式的速度和规模繁衍。他会教导人们，在这个教育花园里播下的种子，如何迸发出喜悦、力量以及永远新鲜的能量，年年花开，随着时光流转，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花繁叶茂。”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列队行进经过的那座雕像，它不仅仅是一座代表个人的纪念碑，更是代表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社区和机构的纪念碑。你们今天坐在

这里，就代表了一种对于哈佛这个社区和机构的认可，这种认可也是你对于哈佛驱使你超越自我、惠及他人的感召力的认可。我感谢你们今天在这里的许下的承诺，祝你们每一位都开心、健康且永远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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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篇5

坚定信念 勇担重任

老师们、同学们：

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同学们圆满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将要踏上新的学习或工作征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大家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同时，向悉心指导研究生的全体导师，以及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做出贡献的广大教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关注清华发展建设、全力支持研究生们刻苦学习的家长和亲属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大家学习的这几年里，与祖国人民一起感受了“嫦娥”探月卫星发射成功的鼓舞与激励，也经历了全国同心抗击南方雨雪冰冻和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震撼与洗礼，相信这难忘的一课将永远铭记在大家的心中。

在国家大力支持和社会密切关注下，清华大学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奋力迈进，同学们以刻苦学习、钻研学术的优异成绩，以及承担助教、助管、助研工作等各种方式，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清华园生活的两三年、五六年甚至十年时间里，同学们将青春的印迹留在了清华园的各个角落，也将清华的传统、作风、气质与精神深深留在了自己的身上和心中，这些都会成为大家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是值得庆贺的日子，同学们在自己的努力、老师的指导、家人的支持下，终于如愿完成学业；今天也是值得留恋的日子，清华园充满依依惜别的师生情、同窗谊；今天又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座每一位同学的人生将从此走入新的阶段──大多数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也有些同学将在国内外高校继续深造。而不论面临着怎样的未来之路，作为清华人，作为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大家都要自觉承担起肩头的重任。在此，我向同学们提出几点希望：

第一、坚定信念，勇于担当。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华民族进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更好发展机遇，也面对着更为巨大的挑战。今年以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使我们大家感慨“多难兴邦”的同时，也有些人会产生困惑与茫然。作为新时期的清华人，要培养自己对复杂局势的敏锐洞察力和科学判断力，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把爱国的深挚情怀，化作勇于担当民族大任的勇气和使命感，在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坚定民族振兴的理想与抱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同学像刚才发言的周厚贵校友那样，在就业时选择了急需人才的国家重

要行业和重点单位、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单位，建功立业，发挥才干。也有不少同学选择到国内外科技学术前沿继续学习深造，象施一公、颜宁校友那样，始终怀着报国之心，学成回国，为国家的腾飞贡献力量。无论选择了哪条具体的人生之路，同学们作为同龄人中接受了高层次教育、具备较高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人才，都要像清华学长们那样，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更多期冀。第二、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要承担重任，必须不断学习。同学们在校期间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为今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大家走上工作岗位后，会发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有更多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素质，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积累、培养和提升；而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往往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才能真正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对于留校或者到国内外其它高校继续深造的同学来说，更有着不断学习、不断深入、不断提高的任务。希望同学们保持学习与创造的激情与动力，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不断地督促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要主动、积极地投身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承担实际工作中成长与提高，潜心在各自从事的领域做出一番事业。第三、团结协作，虚怀若谷。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已不仅仅是人才个体的竞争，而更多地体现为人才集群的竞争。清华的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具备大局意识和协作意识，融入到团队之中，共同打造推动时代发展的巨擘。在团结协作的过程中，要做到“虚怀若谷”，首先，要有谦虚审慎的心态，不断发现自身的问题与不足，并加以改进和提高；其次，要有包容的态度，从不同的认识体系和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以期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同时，要有豁达开阔的心胸，以长远的眼光和更高的视角，平和地面对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压力、暂时的不公以及各种矛盾冲突。“虚怀若谷”是在协作竞争环境中个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与我校“厚德载物”的校训一脉相承的。

在激烈的竞争中，还希望大家保持在清华养成的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不仅会工作，也要会生活，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爱好，使生活更有趣、更快乐，让多彩的人生与伟大的事业更灿烂。同学们，你们即将载着梦想、责任、智慧和勇气远行。母校期待着你们笃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铸就清华人新的辉煌。

欢迎你们常回来看看。母校永远是你们的精神港湾，你们是母校永远的牵挂！

大学校长开学演讲 篇6

9月，大学纷纷进入开学季。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复旦、武大等知名大学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稿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开学典礼上的校长演讲被誉为新生的“大学第一课”，他们讲话的内容、风格、气势、风度，都会直接影响新生们对大学的观感，其价值观、理念也会辐射到社会，正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今年开学典礼上所言：“在我看来，开学与毕业是一所大学最具魅力的时刻，它充满了无穷的可能，孕育着各种希望。所以，大学校长在开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也好像变成了一件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

今年，这些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了什么，讲得怎么样，唤起了学生的心灵共鸣吗，有什么新的想法和观念？最近，这些校长的开学演讲在网络上流传的同时，也在接受着社会舆论的审视和议论。

比起毕业致辞，开学演讲有点平淡

华中科技大学在9月1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但这一次，校长李培根的演讲辞令人意外地没能迅速传播到网络上。

自2010年那次被掌声打断30多次的16分钟毕业典礼演讲后，“根叔”几乎成了有特点的校长讲话的代名词，其他高校校长讲得有新意或产生轰动，外界往往会评价说这位校长的讲话“很根叔”。

这一次，“根叔”的演讲稿虽没有流传出来，但他演讲时仍有众多媒体前往现场采访报道。据称，“根叔”这次讲的是“自由发展”，讲稿中44次提到了“自由”，并先后引用温家宝、马克思、康德、卢梭等人的经典表述，阐释学子们自由发展的重要性。

不过，这一回，“根叔”在演讲中没有一处使用到网络热词，新生们也没有掌声不断，更没有学子起立高呼“根叔！”

媒体因此评价道：“根叔和同学们今年都淡定了。”

“淡定”是今年大学校长开学演讲的主旋律。就记者所见，鲜有大学校长使用什么特别的表述，也鲜有人使用网络热词。正因如此，烟台大学校长房绍坤在开学演讲中表示希望同学们“做一个„高在人品‟、„富在才学‟、„帅在行为‟的„高富帅‟，做一个„“甜在学知‟、„素在举止‟、„纯在心灵‟的„甜素纯‟”后，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事实上，跟毕业典礼比，开学演讲的尺度会收敛很多。近年来流传较广的校长讲话，大多出自毕业典礼。像“根叔”在今年7月的华中科大毕业典礼上谈到了中国模式、腐败现象等现实问题，而开学典礼的演讲明显要“务虚”得多。

也许这正符合了社会交往原则：跟相处了几年的人讲话，总会比跟刚来的人讲话放得开。更何况大学生刚毕业时，激情满怀，斗志昂扬，如果还是四平八稳的“老八股”、“老三样”，只会让人觉得没劲。相反，那种既谈现实又论理想、既接地气又鼓士气，没有官话套话，全是新话、心里话、日常话的表达，很快能引起共鸣。

不过，开学演讲的相对“平淡”，也使得有人抱怨“根叔们过于把注意力放在毕业典礼上了”，“这些风趣的能让学生们有感觉的导师性演说，如果能在开学典礼上呈现，或许对学生们的影响完全不一样，开学典礼上更需要倾听一场难忘的演讲。”

开学演讲少不了励志主题

面对数千青葱少年，大学校长们都急于要让这群刚刚脱离高中生涯的新人树立对大学和大学生活的认识，所以，介绍校园、校史和杰出校友，经常会占据开学演讲的很大一部分。有中国最美大学校园之誉的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就在演讲中用了约四分之一的篇幅称颂“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坐拥“一塔湖图”的北大校长周其凤则自创了一句流传颇广的“大美北大，无由不爱”。拥有“荷塘月色”等胜景的清华校长陈吉宁，也用

了两长段阐述“的确清华是最美的”。

杰出校友是每个校长都喜欢在演讲中列举的，除了举出公认的博学鸿儒或功成名就之士外，记者发现，为加强“贴近性”，校长们也开始注重讲述在校生的故事。

像陈吉宁，在讲述一众名人校友故事时，也特意告诉新生，航天航空学院的杨锦同学在参加本科生研究训练计划时，用微纳米颗粒做出了一种“永久的泡泡”。武大李晓红校长列举的好几位在校生，甚至不是在学习或科研上表示突出的，他称颂他们在社团活动中表现卓越。也有不讲校史的，如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他在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讲了个很“文艺”的主题：《闻道 问道 悟道》，以此来阐释他眼中的“大学之道”。

复旦大学的校长杨玉良走的也是“文艺”路线，这位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的中科院院士，一直都强调大学要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他的演讲题目叫《重温关于大学的常识》，一看就知道他是想重新打捞已经被淡忘的大学精神，重申大学本质。

对于孩子们怎么上大学，校长们各有指导。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告诫新生们“大一”不是“高四”，要他们想一想大学与中小学到底有什么不同，他给出的答案是“自主性”上的区别，大学要求同学们自主学习、独立生活、全面发展。陈吉宁则在《如何让大学生活更有意义》的主旨演讲中，建议天之骄子们学会“做人”、学会“独立”、学会“珍惜”。李晓红则要求新生们做“心胸宽阔、昂扬向上，追求真知、求是拓新，情趣广泛、智慧博雅，眺望世界、敢于担当”的“四有”武大人。

还有校长在演讲中发表承诺，像北师大新任校长董奇就再次强调了“四不原则”：即：不申报新的科研课题，不招收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成果奖，个人不申报院士。强调自由发展和独立思考

在今年的开学典礼演讲中，像“根叔”一样，有多位校长都谈到了自由发展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据报道，“根叔”对“自由发展”的表述是这样的：在大学的自由发展意味着“成为你自己”。“但„成为你自己‟绝不只是有好的成绩，这意味着你要有自由意志，要有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把学生培养成某种工具，而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这样你们才能成为有活力、有创造力、有鲜明个性的人。”

他还在演讲中引用了温家宝总理的表述“大学就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表达”称，华中科大将创造条件让学生们自由发展。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在微博上感叹道，在今年众多的大学校长毕业演讲中，唯有陈吉宁校长告诫学生要“不唯众、不跟风，不在意在普通的道路上是否比别人走得更快，而是具有从容地行走在无人知晓的荒原上的勇气”。王旭明说：“陈校长一席话值得所有大学生记住，当下稀缺几无呵！”

8月16日的开学典礼上，陈吉宁再次冀望新生们“学会„独立‟，能够独立生活，善于独立思考，养成独立人格。”这种表达与1个月前的演讲内在精神相贯通。

他说：“陈寅恪先生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倡导的就是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独立生活是一种自主、自立的生活态度，让大家能够独自面对和处理生活学习中的困难和选择。独立思考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让大家遇事不跟风、不盲从、不随波逐流。独立人格是一种不依附他人和权威，具有自我人性与追求的精神品格。只有学会了独立思考、具备了独立人格，才能帮助你们激发好奇心、启迪想象力、建立批判性思维，才能促使你们真正走向成熟，也才意味着你们可以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孔子和蔡元培被校长们引用最多

近年来，由于社会对大学校长演讲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也有人在总结成功的校长演讲所需要的技巧，比如加入动人的回忆，新潮的语句，善于引经据典，增强演讲内容的时效性

与针对性，等等。

记者特意留意了校长们引经据典的情况。这一次，上海的两所大学——复旦和上海交大又出现了相似性。

以引用的文字数量论，复旦的杨玉良校长引用的最多，光引用蔡元培的表述就多达4处，最长的一处达300余字。杨校长自己也称，他的演讲“更主要是引用先贤们的话。我认为他们说得都很精辟，毋须太多的诠释。”

以引用来源论，上海交大张杰校长走在了前面，一共有11处，古今中外都有涉猎。比如，他从《易经·泰卦》中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来阐释校名的由来，以美国著名思想家艾伦·布鲁姆的“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来阐释什么是大学，演讲末尾，他更是引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描述他对大学教育的最高向往。

陈吉宁也引述了多位名人的表达，如曹禺、陈岱孙、季羡林、朱镕基、陈寅恪、杨绛、钱钟书等，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全都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既无古人，也无外人，展现了清华人才之盛。

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篇7

1 资料与方法

统计我院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3年间抗菌药物的使用数据, 对各类抗菌药物的品种、规格、用量、金额等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限定日剂量 (defined daily dose, DDD) 法进行分析。根据WHO 2010年公布的抗菌药物DDD、药品说明书和临床实际确定本研究的药物DDD值[3]。

用药频度 (daily defined doses, DDDs) =药品总消耗量/该药的DDD值。

日均费用 (daily define cost, DDDc) =用药金额/DDDs[4]。

DDDs大, 表示选择此药的人多;DDDs值小, 表示该药较少患者使用[5]。

对每种药品的用药总金额和DDDs值分别进行排序, 求排序比值, 此比值反映购药与用药人数的同步性, 比值接近1.0表示同步性良好。

2 结 果

3年间我院抗菌药物使用费用情况见表1, 各类抗菌药物使用金额及构成比见表2, 各种抗菌药物DDDs排序及日用药金额见表3, 各种抗菌药物年用药金额及排序比见表4。

由表1可知, 我院药品消耗总金额3年间小幅增长。抗菌药物的年耗金额稳中趋降, 占用药总金额的构成比保持在7.8%~8.4%之间。抗菌药物的使用较合理[6], 符合卫生部要求的抗菌药物使用率≤50%的规定。

由表2可知, 全院使用抗菌药物共5大类20个品

种 (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同属于β内酰胺类, 由于使用量大所以分别统计) 。3年间各类抗菌药物用药金额排序相同。始终是青霉素类用量最大, 头孢菌素类次之。可见, β内酰胺类是我院抗菌药物使用的主流。喹诺酮类的用量后两年较2008年明显下降。符合《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通知》要求, 即“氟喹诺酮类药物应参照药敏实验结果, 应用于消化道和泌尿系统外的其他系统感染;除泌尿系统外, 不得作为其他系统的外科围术期预防用药[7]”。

由表3可见, 3年来使用频率排在前3位的药品没有变化, 分别为阿莫西林胶囊、罗红霉素胶囊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片。日用药金额在10元以下共有13个品种, 10~20元6个品种, >20元的1个品种。用药频率前10位的品种中大多日用药金额在10元以下。可见我院抗菌药物的选用考虑到了患者的利益, 对医药费的控制较有成效。

由表4可知, 金额排序/DDDs排序比值接近1的有14个品种, 说明购药金额与用药人数同步性好, 临床应用合理。罗红霉素的排序比值远远大于1, 是由于该药价格便宜, 用药频度高, 患者易于接受。头孢克洛片的排序比值远远小于1, 主要是由于价格较高, 使用频率不大。

3 讨 论

我院作为基层医院, 主要是为教职工和学生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抗菌药物作为临床常用药物, 其规范合理使用, 不仅保护了患者的利益, 同时节约了公费医疗的开支。通过对3年来抗菌药物的使用数据进行分析可知, 我院抗菌药用药共5大类20个品种, 其中口服药12个品种, 注射剂8个品种。DDDs排在前10位的抗菌药有9种为口服剂型, 可见我院抗菌药使用以口服为主。使用金额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和大环内酯类。使用频率排在前10位的抗菌药大多日用药费用在10元以下。用药金额和DDDs排序比值接近1的品种占70%, 说明我院购药金额与用药人数同步性好, 药物临床应用合理[8]。

在静脉给药的抗菌药物使用中, 金额和用药频率均排在前两位的是头孢曲松钠针和左氧氟沙星针, 主要原因是这两种药具有广谱、高效、低毒、不需要做皮试的特点。但是头孢曲松钠属于第3代头孢菌素, 主要适用于革兰阴性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 对革兰阳性菌的作用不及第1、2代头孢菌素[9]。广谱抗菌药的滥用易造成耐药性和二重感染, 因此头孢曲松钠与左氧氟沙星应作为二线用药[10]。

抗菌药物选用时, 应很好地执行卫生部制定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和《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办法》, 实行抗菌药物分线使用、分级管理。对轻度和局部感染, 选择非限制使用的一线抗菌药;严重感染者, 根据病原学和药敏试验结果, 选用限制使用的二线抗菌药, 并且是中级以上医师使用;特殊病原体感染者, 可使用三线药物治疗, 需要高级技术职称的医师使用[11]。我院在今后抗菌药物选用过程中, 要增加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知识的学习培训, 使抗菌药的使用更加规范、合理。

摘要：目的:了解我院抗菌药物的使用现状, 促进和指导临床规范合理用药。方法:对我院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抗菌药物的用药品种、数量、金额、用药频度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大环内酯类用药频率排序居前, 日用药金额较低。70%的抗菌药物用药总金额和用药频率排序比值接近1。结论:我院抗菌药物的使用基本合理, 需要进一步加强分级管理。

关键词：抗菌药物,用药分析,分级管理

参考文献

[1]潘文梅, 潘涛, 陈海波.我院2007至2009年抗生素使用情况分析[J].中外医疗, 2010 (25) :30-31.

[2]王富莲.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情况分析及对策[J].医学信息, 2010, 23 (8) :101-102.

[3]范高路, 刘玲.我院2010年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用药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 2010, 17 (31) :148-149.

[4]潘沛, 王丽丽, 何敏, 等.2005～2007年我院抗菌药物应用分析[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09, 9 (1) :351.

[5]刘凯, 闫美娟, 陈江, 等.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2007至2009年抗感染药物利用分析[J].现代医学, 2011, 39 (2) :181-184.

[6]莘燕, 韩文清, 李华.我院2007～2009年抗菌药物分析利用[J].北方药学, 2010, 7 (3) :37-38.

[7]杨力, 牛慧云.我院抗生素使用分析[J].基础医学论坛, 2009, 13 (11) 1046-1047.

[8]刑茂, 陈琳, 张喆, 等.2007～2008年我院住院患者抗菌感染药物利用分析[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0, 10 (2) :112-113.

[9]陈新谦, 金有豫.新编药物学[M].1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62-63.

[10]肖永红.我国临床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现状与思考[J].中国执业药师, 2011, 8 (4) :4-9.

哈佛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演讲2008年 篇8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人们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我认为，定义世界一流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流大学建设的意义与重要性。高等教育机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应该发挥各种各样的作用。如何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全世界大学共同的课题，我们应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全世界携手解决的难题。同时，我们非常忧虑今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将会下降。然而，也正因为是处在如此艰难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不被权力与眼前利益左右，以不断探求真理的大学来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早稻田大学的校训是用三个关键词阐述的，即学问的独立（探索自由且具有独创性的有益于世界的学问），知识的实际应用（在研究学理本身的同时，开拓学术的实际应用之道，为时代的发展作贡献），造就模范国民（尊重个性，培养世界一流人才）。

早稻田大学的最大特色在于“多样性”。在最大程度上尊重自由和独创性的校风里，具有不同背景的学生与个性的教职员工相互促进，在研究、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不断拓展他们的才能。早稻田大学致力于为全世界的繁荣以及人类的幸福作出重要的贡献。

为了培养国际性人才，大学需要做出相应的改革。日中大学的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科研两方面，为学生创造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环境。我们要发挥双方的优势，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产学研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近年来，早稻田大学增设了6所专业学位研究生院，5所独立研究生院，与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等三所大学成立了新的联合研究生院等，充实了专业领域的教育。

日本广岛大学副校长佐藤利行：

日中两国大学合作不断加强

我是广岛大学负责国际交流和基金项目的副校长。前面几位校长都提到了大学之间签订协议的情况，我觉得日中两国大学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广岛大学已经与中国的大学签订了30多个协议，院系协议达到54个，不过有些协议并没有发挥很好的效果。近几年，广岛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数目不断增加，到中国留学的日本学生数目较为稳定。截至2009年，日本大学在中国共设有92个分支机构，2001年，广岛大学与其他几所日本大学在北京共同成立了研究中心。

第八届中日校长论坛是一个大规模的论坛。广岛大学与山口大学等9所大学的校长讨论主题内容，前不久这十所大学建立了学校联盟，接下来会开展一些工作，比如教师培训。学校联盟也会邀请国外一流大学的研究员，在联盟成员学校授课。

我也做了一些课题研究，由于货币不同，各种程序不同，事务处理过程较为繁杂，另外在招生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日中大学之间的协定应该是互惠的，我认为广岛大学内部还存在一些问题，希望通过中日大学校长论坛来共同解决一些我们面临的问题。

日本名古屋大学副校长山本一良：

名古屋大学的人才培养实践

大家好！我是学习工学的，也有教学经验，我所讲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基于教学实践的。大学的最大作用是教育，但仅把过去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是不够的，我们要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加强学术支持，在此基础上培养国际化人才。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方法，鼓励他们创新。实际上，教师不用了解学生所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真正需要什么。

名古屋大学再次构筑教养教育的内容，对课程进行重新审视。日本学生的英语水平比较差，因此我们加强了英语的教学。学生还应具备专业能力，为此我们正在进行相应的探讨。名古屋大学所有的本科和研究生院都接受外国留学生，现在在校的留学生大约有2千人，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留学生规模。

名古屋大学旨在培养有勇气、逻辑思考能力、想象能力的综合性知识人才，这种人才要具备以下三方面素质：一是要有抓住机会的能力，二是要有向困难挑战的精神，三是具有自觉性和自主性。名古屋大学还注重培养学生认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语言对于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科研能力至关重要，学校不能忽视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

日本筑波大学副校长卡洛琳·本顿：

筑波大学的国际交流经验

筑波大学成立于1973年，前身为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沿袭东京教育大学的传统与特色，同时进行了日本国内最早的大学改革，以满足国内外对大学的时代要求。筑波大学一直倡导“开放型大学”“教育和研究的新体系”“新大学自治”等办学理念，发挥着大学改革的先导作用。

筑波大学的办学目的是：在基础及应用科学方面与国内外的教研机构及更广泛的社会进行自由而紧密的交流，同时加强跨学科的合作，从而培养具有独立个性的国际化人才，促进学术文化的进步。筑波大学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建立具有国际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新型教研机构，并确立了相应的管理运营体制。近几年，筑波大学在各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刚才各位校长也都提到了，全球化社会面临的问题很多且较为复杂，我们要用跨领域的视角解决问题，学校应该建立一个跨领域综合的运营体制，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人才。我认为，大学要解决全球化的问题，首先要超越大学本身，将所有领域的研究联合起来。筑波大学与学校所在城市的各领域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学校还会继续开拓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努力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走出去，开拓视野，成为领导者，为国家作出贡献。

耶鲁大学校长开学演讲 篇9

导语：在耶鲁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应该准备什么样的发言材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文章，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耶鲁大学校长开学演讲一

同学们、老师们：

今天我们在这尊师体育场隆重的举行新生开学典礼，首先，我代表昆山电力大学向新加入我校的各位新生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们选择了这里，这里同样也挑选了你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贺彼此的这一相聚!

我校是省内除××大学外面向全国招生省份最多、招生人数最多的高校。我们的科技学院依然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吸引了大量学生报考。我们的新同学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因为共同的选择大家走到了一起，希望你们珍惜上学的机会，尽快适应学校的环境，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起跑点。

我校是一所包含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理等十几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是省重点建设高校，同时又具有较明显的办学特色。学校目前占地两千多亩，校舍总建筑面积几十万多平方米，藏书几十万册;设有十几个二级学院，5个硕士点，60个本科专业。现有教职工两千余人，其中院士6人，教授、副教授五百余人。

在科研上，学校已形成众多有区域特色的省、市重点学

科，建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多个，组建了几十个研究所，近年来，学校在获得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在sci、ei上发表学术论文和科研经费上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产学研结合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在学生管理上，本着“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更多地增强了服务与指导，切实地为同学们多办实事，学校通过国家贴息助学贷款、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和勤工助学岗位，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让同学通过自身努力积极争取，努力不使一个勤奋的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学或辍学。为了使你们更好地成才，我们的学校和全体管理人员也将努力为大家的健康成长创造好的条件、营造好的氛围。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学校良好的资源和条件，抓住青春时光，勤奋向上，努力学习，在××大学这块土地上发现自我、找寻自身的价值和使命。

大家已经走进了大学，将要学习和掌握各种不同的知识，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要使个人素质日臻完善，要培养自己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学校、单位、家庭，都成为一名优秀的成员，承担起各种各样不同的责任。特别希望同学们能牢记：“做人贵在清白”，下定决心，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

第二，要学会做事，一个人的价值是由自己做成的事决定的。要做成事，一定要有各方面扎实的知识，更应该具备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要掌握理论分析能力，还应该具备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不仅要具备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而且还要注意培养自己处理事物的能力、交际能力和管理能力。

第三，要学会做学问，同学们应该是属于创新的一代，做学问的核心就是要创新。在上大学这段黄金时期，一定要努力使自己的志气越来越大，有朝气，敢争先，勇于去碰那些人们认为做不到的事，重大成就常常是由好高骛远的志气开始的，但要真正做好学问，必须善于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去干。

同学们，学校和社会为每个大学生准备的条件都是同等的。作为公民，每个大学生在学校和社会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一个大学生毕业时以怎样的知识、能力和素质面向社会，全在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希望你们用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时光，在宁大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做学问，牢记“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到了毕业的时候你们可以自信地说一句：“成为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我，已经作好了准备”。预祝全体同学成功。

耶鲁大学校长开学演讲二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

们：

望着聚集在台下的这一千多张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新面孔，身为校长的我激动不已，但是，在这令人得意的时刻，我丝毫也不敢忘形，因为我看到的是家长们的信任，同学们的期盼。面对所有的期待，我感到的是校长肩头沉甸甸的责任，看到的是学网大学XX年下半年的辉煌。

大学历史悠久、底蕴丰富、发展迅速、特色鲜明，你们选择大学有三个理由：她有辉煌的过去，有让人自豪的现在，有令人憧憬的未来。建校百年多来，学校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子，为祖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建设人才，逐渐成为一所在县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大学。特别是迈进新千年以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一年上一个台阶。我们的目标是把大学打造成高标准、高质量、有鲜明特色的示范大学。成绩属于过去，荣誉归于大家，未来在于创造!作为一名人，在收获羡慕眼光的同时，也注定你必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跟你们一样，坐在相似的会场，聆听着师长们的教导，内心却在迷茫：路在何方?今天，我想以一个曾经走过相同岁月的过来者的身份，对和我当年一样辛苦的同学们讲点切身体会。大学四年,将是绝望与希望交织，激情与信心满怀，汗水

与泪水浸透的日子。十几年铸一剑，屈指可数的日日夜

夜，紧紧张张的分分秒秒，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佳时机，三年犹如一张弓，你们就是这弓弦上的箭，要尽一切可能把这张弓拉得最满，这样你们才能被射得更远。

如果我问你们，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你们的答案会有许许多多。但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理解：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和拼搏，你们现在正置身于这种幸福中啊。也许你们会觉得，整天面对无数的习题，成堆的错误，熬红的眼睛，家长的不满，老师的督促，这哪里是幸福?!同学们，可千万要记住，人生如一杯茶，不能苦一辈子，但总要苦一阵子，现在就是人生这杯茶最苦的时候，可最苦过后就是最甜。

不管你们基础如何，现在成绩如何，千万不可急功近利，要做到水到渠成。只要努力就有进步，有进步就有希望，有希望就要全力以赴。成功之道就在于不去想能否成功，且把通向成功的每一步都走好。每天清晨，迎着晨风，沐浴着朝霞，对自己许下心愿，今天我会在充实与进步中度过;每天夜晚，仰望夜空，应该心满意足，暗示自己，我会在一天紧张学习的疲惫中酣畅入眠。相信自己，也相信老师，老师是为了你们的梦想跟你们并肩奋斗的人，是你们迷茫时的指路者，是你们丧失信心时的激励者，是让你们保持持久毅力的支撑者，是你们缺乏激情时的点燃者，是你们在这一段黑暗的泥沼中前进的拐杖。

“自古英雄出少年”。十七八岁，你们脚踏大地，头顶青天;二十岁，你们仰望明月，追赶太阳。如果在明天的社会上，所有从丰中走出去的人，都能用自己杰出的才能服务社会，创造财富，福泽他人，以自己富有魅力的人格和高雅的品味成为社会修身之范，那将是大学最大的成功，也是我们将鞠躬尽瘁为之奋斗的目标!

哈佛大学校长演讲英文原文无标记 篇10

“Universities and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March 17, 2015 Party Secretary Chen Xu, Assistant President Shi Yigong, distinguished faculty, students and friends.It is a privilege to be back at Tsinghua, with an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ideas on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of our time.One challenge that will shape this century more than any other is our changing climate, and the effort to secure a sustainable and habitable world—as rising sea levels threaten coastlines, increasing drought alters ecosystems and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continue to rise.There is a proverb that the best time to plant a tree is 20 years ago—and the second best time is now.When I first visited Tsinghua seven years ago, I planted a tree with President Gu in the Friendship Garden.Today, I am glad to return to this beautiful campus, founded on the site of one of Beijing‟s historic gardens.I am glad the Tsinghua-Harvard tree stands as a symbol of the many relationships across our two universities, which continue to grow and thrive.More than ever, it is as a testament to the possibilities that, by working together, we offer the world.That is why I want to spend a few minutes today talking about the special role universities like ours play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Last November here in Beijing,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Obama made a joint announcement on climate change, pledging to limit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It is a landmark accord, setting ambitious goals for the world‟s two largest carbon emitting countries and establishing a marker that presidents Xi and Obama hope will inspire other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We could not have predicted such a shared commitment seven, or even one year ago, between these two leaders—both, in fact, our alumni—one a Tsinghua graduat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humanities and the other a graduate of Harvard Law School.And yet our two institutions had already sown its seeds decades ago—by educating leaders who can turn months of discussion into an international milestone, and by collaborat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on the climate analyses that made it possible.In other words, by doing the things universities are uniquely designed to do.The U.S.-China joint announcement on climate change represents a defining momen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for the world, a moment worthy of celebration.China deserves great credit for all it has done and is doing to address a complex set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While lifting 6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you have built the world‟s largest capacity in wind power and second largest in solar power.As one Harvard climate expert put it, China‟s “investments to decarbonize its energy system have dwarfed those of any other nation.” And last year, China‟s emission indeed did drop two percent.Yet, even as we make real progress,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climate change require humility and long-term thinking.We have made a beginning.But it is only a beginning.The recent video, Under the Dome, reminds us how much work is left to be done.The commitments of governments can be carried out only if every sector of society contributes.Industry, education, agriculture, business, finance, individual citizens—allare necessary participants in what must become 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volution, a new paradigm that will improve public health, care for the planet, and put both of our nations on the path toward a prosperous, low-carbon economy.No one understands this better than the students and faculty of Tsinghua, where these subjects are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your outgoing president Chen Jining, a graduate of Tsinghua‟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s just been appointed 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He has been called a bridge-builder, a man of vision and fresh ideas, and an inspiring leader.The promise of the 2014 joint climate pledge will require those qualities of all of us.It will call on each of us to do our part to transform the energy systems on which we rely and mitigate the harm they cause, to “Think Different,” as Apple‟s Steve Jobs used to say—to imagine new ways of seeing old problems and, as he put it, to “honor the people who … can change the world for the better.” Universities are especially good at “thinking different.” That is the point I want to emphasize today.To every generation falls a daunting task.This is our task: to “think different” about how we inhabit the earth.Where better to meet this challenge than in Boston and Beijing? How better to meet it than by unlocking and harnessing new knowledge, build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promoting dialogue and sharing solutions? Who better to meet it than you, the most extraordinary students, imaginative, curious, daring.The challenge we face demands three great necessities.The first necessity is partnership.Global problems require global partners.Climate change is a perfect example.We breathe the same air.We drink the same water.We share the planet.We cannot live in a cocoon.The stakes are too high.In an essay widely reprinted in Chinese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called “The Geese Return,” naturalist Aldo Leopold describes an educated woman, an outstanding college student, who, and I quote, “…had never heard or seen the geese that twice a year [fly above] her well-insulated roof.” Could this woman‟s vaunted “education,” he asks, be no more than, in his words, “trading awareness for things of lesser worth?”—adding that the goose who “trades his [awareness] is soon a pile of feathers.” We all risk becoming a proverbial “pile of feathers” unless we cultivate awareness of each other and our common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then work together to solve it.We have seen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s.For more than a century, Harvard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have benefited from partnerships with histories that inspire us:  John King Fairbank in 1933, who caught the silver and blue bus to Tsinghua before dawn to teach his first students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scholarship he had absorbed from Professor Jiang Tingfu, one of China‟s most eminent historians and the Chair of Tsinghua‟s History Department.Those experiences changed Fairbank‟s life.And they changed Harvard, where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ransformed the field, and where the study of East Asia now encompasses more than 370 courses from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o government and plant biology. Ernest Henry Wilson in 1908, who navigated the Yangtze River with a team of Chinese plant collectors, documenting cultures with photographs and collecting thousands of plant specimens for Harvard‟s Arnold Arboretum.Wilson‟s long-term collaboration—the subject of a forthcoming CCTV special(and exhibit at the Harvard Center Shanghai)—established one of our deepest connections, celebrating the extraordinary beauty and diversity of China‟s natural world. Zhu Kezhen in 1918, who received his Ph.D.from Harvard after passing a scholarship exam at the school that would become Tsinghua.He became the father of Chinese meteorology, pioneering 5,000 years of Chinese climate data, and as a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ped Chinese education by “cultivating scientists,” as he put it, and I quote, in “the „scientific spirit‟ … the pursuit for the truth.”

That spirit defines the Harvard China Project, founded in 1993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to study China‟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energy system and economy, and the role of environment in U.S.-China relations.Based at Harvard‟s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its collaborators have spanned more than half of Harvard‟s Schools and more than a dozen Chines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some seven different departments at Tsinghua.When the program began, before climate change made daily headlines, even its founders—Professor Michael McElroy and project director Chris Nielsen, soon joined by Tsinghua professor collaborators—could not fully imagine its impact.It has been a model partnership and an engine of broa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that has influenced policy in both countries, and improved the lives of our citizens.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the case of two young women at the start of their professional training, Cao Jing studying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at Harvard‟s Kennedy School and Wang Yuxuan, a Tsinghua graduate getting her Harvard Ph.D.in atmospheric chemistry.Both are now Tsinghua faculty members.Driven by common questions, they came together as members of a team studying Chinese carbon emissions.Over several years they worked across disciplines, in both countries, with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and health scientists to assess costs and benefits of emission control policy options and their effect on human health.The team‟s findings were groundbreaking, demonstrating for policy makers that they could in fact achieve enormou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t little cost to economic growth.Such collaborations with Tsinghua continue to shape China‟s clean energy future with new ideas, from linking wind farms with electrified space heating, to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a changing climate on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Our collaborations in the field of design are powerful as well, shaping the responses to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both countries.What might an ecologically conceived city look like? How can a village grow into one? Harvard‟s new Center for Green Buildings and Cities is working with Tsinghua‟s Evergrande Research Institute to measure energy use for different building types in China, a key to creating more efficient buildings and cities.A new collaboration with Peking University advances more socially and ecologically inclusive urban design.Partnerships like these, between Harvard‟s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and Chinese institutions, are generating innovations in urban planning, green 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will change how we live.For example, walk along the reed-lined riverbank park in Shanghai, as I have, where a constructed wetland cleans polluted water from the Huangpu River and a promenade now connects the old city with the new.Its designer, Yu Kongjian, a farmer‟s son trained at Harvard‟s School of Design and founded China‟s first graduat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 field he describes as, and I quote, “a tool for social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Today, Harvard partnerships with Tsinghua and other Chinese institutions span nearly every department across all of Harvard‟s 13 schools, involving some 200 faculty members and hundreds of students, and now including the Harvard Center Shanghai, online courses through EdX, and three new research centers on campus.These partnerships are bearing fruit: from last year‟s Harvard-Tsinghua conference on market mechanisms for a low-carbon future, to open access education reaching millions worldwide, to advances in human health and health-care policy that will improve and extend lives.Tsinghua is building upon a similar array of partnership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Your new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Urbanization convenes every field around the problem of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Tsinghua-Berkeley Shenzhen Institute support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search for new and low carbon energy technologies.I have said before that there is no one model for a university‟s success, no abstract “global research university” to which we all should aspire.Partnership benefits from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and varied perspectives.Our variety supports our strength.United, there is little we cannot accomplish.The second necessity is research.A Chinese aphorism tells us that, “Learning has no boundaries.” Through research, universities transcend the boundaries of what anyone thought was possible.Research without boundaries means exploring across disciplines.Consider the goal of creating sustainable cities.This is not just an engineering problem.It is a problem of ethics and design;law and policy;business and economics;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religion and anthropology and my own field of history, which can tell us how humans and nature have interacted over time.For example, think of the new field of “ecological urbanism,” that explores this goal as a design problem for how best to live.Or Harvard‟s Center for the Environment that brings together 250 faculty members from every discipline.Research without boundaries means taking an open stance, where every question is legitimate and any path might yield an answer.Knowledge emerges from debate, from disagreement, from questions, from doubt—from recognizing that every path must be open because any path might yield an answer.Universities must be places where any and every topic can be broached, where any and every question can be asked.Universities must nurture such debate because discovery comes from the intellectual freedom to explore that rests at the heart of how we define our fundamental identity and values.You might find a treatment for malaria in a 2000-year-old silk scroll from a Han dynasty tomb, as Chinese researchers discovered in the 1970s.Or follow your sense of smell, as Caltech chemist Arie Haagen-Smit did in the 1950s, to discover that a container of car exhaust exposed to sunlight produces the bleach-like odor of smog.Almost everyone told Haagen-Smit he was wrong, but he identified oxidized hydrocarbons from automobiles, refineries and power plants as the source of the mysterious air pollution that was choking Los Angeles, and launched 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air quality.Some forty years later, showing the same ingenuity, Harvard‟s own study of six cities conclusively linked fine particle pollution to premature death.The researchers invented field instruments as they went along—designing air monitors for people to wear at school and work and air quality sensors for their homes—laying a foundation for air pollution legislation that has save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ives a year.And research without boundaries means taking the long view.Seeing beyond the horizon has always been higher learning‟s special concern.Harvard is the oldest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ounded 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Chongzhen of the Ming dynasty.Cambridge University recently celebrated its 800th birthday.China has a deep tradition of learning 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We are not in this for one year, or ten, or even 100.We are in it for millennia.Universities thrive because of an insatiable yearning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and the world.We are compelled—to search the universe, to map the brain, to step into another‟s experience.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humanities have a special role to play in fostering this ability to think and imagine beyond ourselves and our own lives—in enabling us through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to draw from other times, other places, other peoples as we seek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and chart a course for the future.We mold minds capable of innovation because we are able to imagine a world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e live in—a world with “green” cities and adaptive buildings with skin-like membranes;a bionic leaf that can generate liquid fuel and a metal-free organic battery, all long-range areas of research.A third necessity is training students who will ask and answer the big questions.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of universities is the education of the world‟s young people.Today‟s students will lead the world in a perilous time.How do we prepare them for the disruption of climate change? As one of Harvard‟s leading climate scientists likes to say, “Knowing what to do is not easy.” That is why universities play a critical role.We attract and train the best students.Each year I tell the incoming Harvard College class that they have ability not always measured by high test scores and top grades—that they are chosen not for the magnitude of their achievements but for their capacity to invent, not for what they know but for what they can imagine.We expose students to diverse points of view.This January, Jahred Liddie studied sustainable cities on a Harvard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Brazil, where he met students, as he put i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s invested in these problems as I am.” He saw how diverse back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are, in his words, “key [to] formulating …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nd how effective solutions and innovations might differ for different cultures.We hope to establish a similar exchange program with Tsinghua.Finally, we train students across many disciplines, and allow the youngest to work with senior faculty.Each learns from the other: the deepest knowledge joins with the freshest point of view.Harvard created a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field for undergraduates, to train students capable of refined judgment, who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ide of complex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s well as their economic, political, legal, histor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Ethan Addicott, a recent graduate pursuing a career in science policy, says the program gave him a broad educa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and, in his word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surrounding our complex interactions with it.” Ethan did not need to wait until graduate school to have access to senior faculty.He studied the Chinese energy economy with Professor Michael McElroy, head of Harvard‟s China Project.Why this opportunity? Because the world needs Ethan.It needs the students in Tsinghu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program, where engineering and pre-professional students work alongside future sociologists and historians, philosophers and anthropologists, who can put research and policy decisions into a broad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I should add, too, that Harvard student interest in China, and in all of Asia, has never been higher.I ask you to look around this room and imagine an audience almost double this size.That is the size of our undergraduate course in Classical Chine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more than 700 Harvard College students packed into our largest lecture hall.Only two courses—one in economics and one in computer science—routinely draw a larger enrollment.The professor, a senior member of his department, Michael Puett, asks simple questions, but fundamental ones: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live a fuller and more ethical life?—and poses answers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Menciusand the Daodejing by thinkers who are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in human history.These are the courses that change students‟ lives.These are the students that change the world.I began by talking about possibilities, for our universities and for our planet.We are in a struggle, not with nature but with ourselves.A great human struggle we can only resolve together.As someone put it recently, what we do this year shapes the next twenty, and the next twenty shape the century.Next December, 195 countries will meet in Paris at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Like Presidents Xi and Obama, their leaders will test humanity‟s commitment to a sustainable and habitable futur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Last month, the venerated 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Wu Liangyong, now 92, looked out his window at a haze-shrouded sky.An exemplar of “thinking different,” a founding spirit at Tsinghua, he has described our collective aspiration this way: “My dream about the future is that we could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We could live like in the poems and paintings.” Universities have the unique capacity and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fulfill the promise of that dream.Let us not waste a moment.It is already the second best time to plant a tree.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