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与教育 读书笔记

民主主义与教育 读书笔记（共10篇）

民主主义与教育 读书笔记 篇1

刘孔烽

杜威，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而他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最集中,最系统的表述了杜威的教育理论.我认为，要真正的理解杜威的思想，就必须认识到他提出“教育无目的”的目的。其实, 杜威并不是倡导教育无目的,他的教育其实是有目的的,杜威反对外在的,固定的,终极的教育目的,他以生长为教育目的,认为教育要促进儿童的发展.要促进社会的民主和谐.杜威非常注重儿童和青年独立意识、创新意识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的培养。他不仅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而且注重不同团体、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使平等、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

杜威认为，在教育上有３种错误：（１）不考虑儿童的本能和先天的能力；（２）不发展儿童应付环境的首创精神；（３）过份强调训练和其他方法，牺牲个人的理解力，以养成机械的技能。这３种错误，都是把成人的环境与标准强加给儿童，其后果不堪设想。

杜威说到“学习的目的是继续不断生长的能力”但是这只有在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实现。“我们在探索教育的目的时，并不要到教育过程以外去寻求”，但是这也只能在民主的社会中才可能做到。当社会关系还不是完全以对等为基础时，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有可能发生偏差。现就杜威其中的观点，谈谈自己的心得。对杜威“从做中学”理论的基本理解

通过阅读《民主主义与教育》，我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层面对杜威“从做中学”的理论有了初步的理解。

1.“从做中学”的涵义。杜威认为“从做中学”是“涉及一切活动，它包括使用各种中介的材料、用具以及使用各种有意识的用以获得结果的各种技巧，它涉及各种工具和材料去进行的表现和建造一切形式的艺术活动和手工活动，只要它们包括为了达到目的的有意识的或深思熟虑的努力„„它们还包括要动手的科学研究，对研究材料的搜集、对器具的管理、工作进行中和记录实验情况所需的活动程序”。[1]因此，杜威的“从做中学”包括艺术创作、手工活动和科学探究三层基本涵义。

2.“从做中学”的合理性依据。

（1）“从做中学”是儿童学习能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杜威在《民主主义与育》中，把儿童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说教学是“连续重建的工作，应从儿童现有的经验进入有组织的真理研究的阶段”。他认为儿童由4至8岁为通过活动和工作而学习的阶段，所学的是怎样做，方法是从做中学，所得的知识得自应用，并为着应用，不是为了储备。由8到12岁为自由注意学习阶段，在这第二阶段中儿童能力渐强，可以开始学习间接的知识，但间接知识必须融合在直接知识之中。第三阶段为12岁以后，属于反省注意学习时间，学生从此开始掌握系统性和理论性的科学知识或事物规律，并且随而习得科学的思维方法。因此，儿童不断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是从“从做中学”开始的。

（2）“从做中学”促使儿童发展真正的兴趣。杜威认为生长中的儿童的主要兴趣是活动，对于儿童来说最初的知识就是做事或工作的能力。因此，杜威认为“从做中学”可以促使儿童发展真正的兴趣，“从做中学”能促使儿童用一切的力量和情感去从事他们所感兴趣的活动。儿童所真正需要的思维方式是教会他们如何去做，如何去寻求。所以在学校中必须让儿童既要保持愉快又要保持忙碌，所以需要让儿童从课桌边解放出来，让他们有事可“做”。

（3）“从做中学”表现儿童的天然冲动。杜威认为儿童具有天然的或天赋的冲动，天生就要做事、就要工作。这种冲动来自于儿童的本能，是无法压制的。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举了一个儿童搭积木的例子：儿童从事搭积木的活动，尽管他希望积木不要倒塌并且叠的越高越好，但是积木突然倒塌了，他还是会愿意重新开始再搭建。这就表现了儿童无法压制的强烈的做事冲动。杜威认为如果抓住儿童的这个冲动加以引导和发展，满足儿童的天然冲动并让儿童从事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这将是儿童一生受益的转折点。

3.“从做中学”的实现途径。

（1）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是“从做中学”的前提。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传统的教育只能训练儿童恭敬、服从、小心从事。这种教育只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民主社会里应当培养学生的积极个性，如：独立性，主动性，富于智慧。”“在气氛上改变师生之间的关系，使之显得更亲切和民主化。”尊重学生、给学生平等的权力是搞好教育工作的前提。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关系和谐有助于学生活动的开展，同时这种人性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一致的。

（2）科学方法是“从做中学”的基本目标。杜威认为要实现“从做中学”必须注意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他将“做”的步骤分为五个阶段：第一，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要有一个对活动本身感到兴趣的连续的活动；第二，在这个情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第三，他要占有知识资料，从事必要的观察，对付这个问题；第四，他必须负责有条不紊地展开他所想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五，他要有机会和需要通过应用检验他的观念，使这些观念意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发现它们是否有效。

（3）活动或作业是“从做中学”的载体。杜威极力提倡教材应该源于儿童通过自己的活动所获得的直接经验。他认为：“把这种早已经准备好的教材强加给儿童，是违反儿童天性的，多种多样的学科课程只会把儿童自己的统一的生活经验给以割裂和肢解，必将阻滞儿童的生长，无论是本能的，还是体力的，智力和道德能力的生长。”杜威同样反对由知识为中心的教材所组织的课程，他提出，课程不应该像传统学校那样“大半由分散在各门学科的知识材料分割成一连串片段交给学生”。因此他设计在课程中占中心位置的是各种各样的活动作业，一是艺术活动，二是手工训练，三是各种服务性活动，同时充分运用化妆、表演等活动形式组成儿童学习的情况和内容。杜威主张儿童所做的内容，主要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年龄特征的，能引起儿童兴趣，能发挥儿童个性的具体活动，也就是“活动课程”。

民主主义与教育 读书笔记 篇2

一、人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的提出何以必要

《提纲》第三条主要是针对爱尔维修等人的“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提出的,他们的观点虽然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存在着许多缺陷。

以爱尔维修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所提出了“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他们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不同的环境和教育造就不同的人。如爱尔维修提出:“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教育使人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了”。他们的观点向“遗传决定论”提出挑战,提出人受环境、教育决定而非身份、血缘等先赋因素决定,这将当时的人们从愚民政策的教育中解放出来,是对封建思想的否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同时爱尔维修等人的观点也体现了唯物主义原则,但是,另一方面,“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他们的观点自然地“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受教育者,而另一部分教育者“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认为受教育者只能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是受动、被动的存在物,过分夸大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人对环境、教育的反作用,是机械的、片面的。他们认为教育者是少数的“天才”,能够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教育,这显然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马克思批判爱尔维修等人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人与环境、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懂得“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由此看出马克思提出该问题的必要和缘由。

二、环境和人的一致何以可能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教育和环境关系问题的结论。这句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环境创造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有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等等。从实践关系来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对人类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与人类的生产活动息息相关,既为人类提供物质来源和便利,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认识关系来看,人们通过实践探寻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从而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利用规律,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

2、人创造环境。世界因人的活动分为两极,一端是自在世界,是人类活动的潜在客体,另一端是人类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人化自然,客观世界在人出现以后才有了意义。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应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不是被动地由环境、教育决定,而是可以反作用于环境和教育。人类的活动不断地改造着外部环境,随着人们实践能力的提高,活动内容不断变化,人影响环境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从人的本质看,《提纲》第六条写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生产物质资料的实践活动中建立了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人创造了社会。

3、人与环境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改变。马克思在《提纲》中使用的是“一致”一词,是对人与环境、教育关系的深刻解读。人对环境的作用、环境对人的作用不是相互割裂、彼此孤立的,而是在相互作用中,环境和人都得到改变,环境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而体现出人的目的和意志,这是环境的改变,人为了获得成功而遵循规律从事实践活动,这是人的活动的改变。所以只有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才能获得更好地发展。此外,教育可以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而人接受了教育以提高素质,从而可以更好地改造环境。

以此建立这样的逻辑主线:改造环境和改变人是在实践基础上相统一的过程,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环境和人的一致在此条件下成为可能。

三、关于《提纲》第三条的启示

距《提纲》写成,迄今已将近170年,这份经典之所以源远流长,在于人们依然能从中挖掘出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宝石。

1、处理好环境与人的关系

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环境制约着人的发展,改变人的活动。所以,宏观上要重视环境建设,使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方向发展;微观上,学校应树立环境优化意识,创建良好的教育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人文环境。个人应当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并贯彻到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人对环境有反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应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面对阻碍,不应消极对待,而应树立信心,以高度的热情和理性的态度寻找原由,制定实施解决办法。

2、教育

首先,教育改变人。教育使受教育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自己,知识是无形的财富,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有利于实现理想;同时,教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样的发展是在实践中实现的,教育方法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教育知识也是不断更新的,所以应不断探索教育的发展点。

其次,处理好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张蔚萍指出:“在教育教学中教育者的言行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及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即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是主导者,对被教育者和教育事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教育者首先应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自身素质,进而影响受教育者,教育者应具备的素质包括:一是知识能力。教育者应具备教育知识、专业知识和其他基本知识,因为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的职业,要给被教育者一滴水,必须先拥有一碗水。二是思想素质。教育者需甘于奉献,关心爱护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当然,受教育者除了认真学习教育者教授的知识外,还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独立思考,主动参与教学过程,而不是被动接受,受教育者也可以对教育者产生影响。

3、重视实践的作用

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是没有实践,理论只是纸上谈兵。我们应在实践中改变环境,改变自身,实现共同进步。特别是即将面对就业问题的大学生,更应当重视实践。在学习专业知识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升专业知识水平,用专业知识指导实践,这既可以增加学习兴趣,又可以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充足准备。学校应当重视教育与实践的结合,为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提供条件和平台,如勤工俭学、就业指导等等。

参考文献

[1]北大哲学系.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4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4-56.

[3]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做读书笔记的方法与益处 篇3

一、做摘抄

可以摘抄原文中的名言。课文中的名言警句非常集中，值得摘抄。学课文时我要求学生把文中的名言警句摘抄下来。

可以摘抄同一主题的名言。如学习《理想》，有“理想”的名言5则。学习《我的信念》后，摘抄有关信念的名言。

可以摘抄同一作家的哲言。如学习《人生寓言》，我建议学生选择周国平的哲理语句摘抄下来。

可以摘抄生活中的语言。广告词、标语、对联、生活中的小故事与感悟、商店匾额、宣传语、报纸刊物、互联网语言、鲜活的口语、不规范的现象等。

可以摘抄名篇名文。比如，名著学习《伊索寓言》中的小故事，写出它的寓意。

二、写心得

学完《论语十则》，可要求学生对感悟最深的一两句写出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启示。或结合生活实际谈看法、体会。有的学生在摘抄了“最真实的自我是沉默的，人与人真正的沟通是超越语言的。倾听沉默，就是倾听灵魂之歌”这一句后，写道：我知道了中年闰土遇到鲁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摇头、摇头”，像个木偶似的。闰土是真实的，他是苦的。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闰土再说什么，我感受到了闰土心里的苦，苦得不再有言语。在沉默中我倾听着他的灵魂。

三、写批注

每篇文章我都力图找到几个点，让学生写批注。比如，《紫藤萝瀑布》一文，我要求学生就文章的标题和开头结尾写上批注。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文章标题运用比喻的修辞，也暗示了文章的主要描写对象及其事物的特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紫藤萝的繁盛。开头“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设置悬念，吸引读者注意和思考，同时引出下文。结尾“我不觉加快了脚步”和开头首尾呼应，写出了自己受到紫藤萝精神的鼓舞。另外一些精美描写的句子和段落，比如第二到六段我就着重从语言赏析的角度要求学生做了批注。学生抓住了修辞、准确生动精妙的形容词、动词、叠词等角度做批注，收效显著。

对文章内容相对较长的我就让学生做提纲。比如，《走一步 再走一步》，通过做拟提纲的学习笔记，学生很快知道的文章的结构以及文章的情节发展，同时明白本文由事及理的逻辑层次。

学习了《在山的那边》、《行道树》和《紫藤萝瀑布》以后，我让学生运用托物言志的方法自命题写作。有的写到了梅花，有的写了竹子，有的写的铺路石，并赋予了他们新的意义。

四、评注读书笔记

这是我采用的一种交流方法。在小组同学的读书笔记上写下自己的感受、体会以及自己的评价甚至是质疑。对周国平名句“心静是一种境界，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和热闹对于他的确都成了无关紧要之物”，一学生对此做了这样的评注：这一句不正好是居里淡泊名利、追求宁静的一个佐证吗？

做读书笔记，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好处。

首先，读书笔记能帮助消化知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要写就要读得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这样就会懂得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比较难懂的文章不容易消化，读书笔记就是消化酶。读名著《伊索寓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求学生写几百字的主要内容概括、或简评、或写推荐词。还可以把这些简评分享在微博上，跟大家进行讨论和沟通。

其次，做读书笔记具有健脑功能。人的脑力是由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综合组成的。人在进行智力活动时，这几种能力都在发挥作用，而且，每种能力的发展水平又会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智力的发展。

做读书笔记对锻炼和培养记忆力有很大帮助。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我们无法仅凭大脑记住学过的所有知识。要想让自己学过的知识不被遗忘，最好的办法就是写读书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动笔，能够帮助记忆，积累资料，特别是能够加深理解，透彻把握书中精髓。徐特立曾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更是强调读书要动笔。“动手”不仅会帮助学生开阔眼界、增强记忆，还会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使书本上的知识变活，最终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按照自己的观念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行选择，然后了然于心，甚至终生不忘。

再次，做读书笔记具有整理思维的功能。常常抄记名人名言，经典故事，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能给我们指引方向，边抄边记边理解感悟，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到美德的鼓舞激励。由于其中的暗示作用，我们会因此而反观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以他们的话作为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从而追求至真、至善、至美。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读书笔记 篇4

一、作者（生平、本书写作背景）

 胡绳，汉族，江苏苏州人，1918年生。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出版有《胡绳文集》。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 这是在1947年写的一本书。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要结束时，对帝国主义这个影响近代中国政治的外来势力的客观总结。那时，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使中国近代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的时刻——“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来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反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二、本书的内容梗概（章节及其内容）

作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间的关系演变为线索来研究，将全书分为六章，研究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中西关系。

 第一章： 新关系的建立（1840-1846年）.共五节内容。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的新关系也就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下，中国封建势力由“排外”变成“媚外”，与帝国主义建立“携手合作”，共同以武力对付中国人民。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武力来推展经济的支配势力以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和中国人民由短暂的一致对外后很快就显示不同的立场。通过分析1840-1864年的“官”、“民”、“夷”三者关系演变，最后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得出结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以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 第二章：“中兴”和媚外（1864-1894年）。共六节内容，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借海关加强对清政府政治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交换使节和“觐见”，表明“中国皇帝已不能不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列强还凭借武力，吞食中国周边与中国有亲密关系的邻国，以此向中国内地渗透，还以武力威吓和战争扩大侵略权益，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 第三章：“洋人的朝廷”（1894-1911年）。共六节内容，分别是：“瓜分”和“门户开放”；“君子”们的幻想；义和团的受骗；“结与国之欢心”；“保全主义”——保全什么？；爱国和革命。在这一章节中讲了一个重要的规律：维新运动的失败表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强盛的支配势力后，任何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如果不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的力量，就不免要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支持的力量，因此也就找不到什么出路。“同盟会的领袖们对帝国主义也

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帝国主义可能同情，至少会容许中国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改造自己的国家。这种幻想是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致命弱点之一”。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最后推翻了清王朝，“证明了帝国主义者到底不能够任意地支配中国的命运”，觉醒的人民战胜了清朝统治者，也就是人民战胜了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者。

 第四章：“强”的人（上）（1911-1916年）共四节，分别是：不设防的幻想；袁世凯的“胜利”；

真是“强”的人吗？；“请在高升一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存在“没有严格区别君主立宪派和民主革命派，对帝国主义毫不设防，甚至还心存幻想”的弱点，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联合欺骗和威逼下，又脱离民众，致使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先后失败；但觉悟的人民最后使袁世凯垮台。最后袁世凯也崩溃了，说明“贯穿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基本规律是不会动摇的——反动的统治者只能因外力的援助而显得一时的‘强’，但在既暴露了卖国的原形之后，就必然遇到更高地觉悟了的人民的反抗，那么虽有帝国主义的援助也还是挽救不了他的生命”。

 第五章：“强”的人（下）（1916-1919年）共四节。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认为“在中国最‘强’的人就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头子。只要找一样强的人加以支持和支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此他们在中国找了一个军阀又一个军阀作他们的工具，并且支持军阀混战，军阀也有心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权益，并借无耻的政客作为民意的幌子。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变化，日本和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它们之间，或者是激烈地火并下去，或者是分赃式的相互协调，都一定是拿中华民族做牺牲品。

 第六章：革命和反革命（1919-1924年）共六节。在该书的最后，总结了革命高潮时帝国主义与

中国革命关系的规律。比较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1925-1927年这三个各有特色的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这三个时期都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势力与倒退势力相对抗的时期”，“抱着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在三个时期的基本立场都是破坏中国革命，阻止中国的进步，而扶持反革命的和倒退的势力。他们在每一时期的革命形势而获得优势时都会表示出伪装的‘中立’，且向革命表示‘好意’，而在‘中立’和‘好意’的烟幕之下进行其阴谋”1。这是帝国主义在革命高潮时期的共同做法。但“阴谋的具体做法则又在每一个时期不同”。

三、本书的重、难点

【想说明的是】：“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

【线索】：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间的关系演变。

【目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怎样地损害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理论基础】：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及其走狗的过程”。

【胡绳的研究视角】：一种广义的“冲击—反应”模式，他构筑的研究框架的主线是中西政治关系的演变，他研究的是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中西关系。

四、读后感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优点：其一：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很到位，有史实材料来进行说明。有提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阶级的矛盾，在欧洲大战以后，更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等一些矛盾。其二：对于近代史中发生的事件做了公正的评价。它对于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分析，对于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而残酷地失败的解释，给了我们一些教训。缺点：其一：“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很少说到，分析的不够。其二：书中评论性的话语比较主观，对于各种关系的具体内容说得不够详细，比如说具体的事件内容，以此才能够很好的支撑起作者的观点。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篇5

马克斯·韦伯所做的工作是进行如布迪厄所说的“心理—表象”式的分析(皮埃尔·布迪厄《再生产》，13页)，也就是说，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是受这个问题支配的：宗教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各种社会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357页)。为这个问题，韦伯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宗教伦理在影响经济行为(无论是个人的活是社会性的)的一致性。事实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论述中心就在于此。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一开始，通过宗教归属与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拥有和领导资本主义企业方面……都有新教徒在数量上超过天主教徒的倾向”(《社会行动的结构》塔尔科塔·帕森斯，570，译林出版社)，这个至少为韦伯指出了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方向。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韦伯在对加尔文宗派(新教派代表)等诸禁欲伦理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论证方面作了极为大量的工作。

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是以表现在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这种精神是西方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但是为“资本主义精神”下定义是件困难的事，因为这个概念所代表是在历史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因此，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篇第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所以，韦伯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对富兰克林、雅各布·福格观念的对比，标明富兰克林“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在这里引用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观点，具体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

韦伯认为，“事实上，这种伦理(指富兰克林的观点)所宣扬的至善 ——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12页)在这里其实包含着几方面的含义。首先，用韦伯的话来说，“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素朴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显然，这种把获利作为人生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或基础原则，在其他社会(未受资本主义影响)是不会存在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具“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行为或观念的“矛盾律”(这里的“矛盾律”只是作为表现一种状态两种相反的现象，并无逻辑上那种必然的“非A即B”)。在这方面，随着研究的推进，韦伯把他研究的观念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同新教的诸禁欲派别的伦理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矛盾律”，主要和韦伯所提到的“天职观”(Beruf)有很紧密地联系。

那么，在这里就必须对新教派(本文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做一些交待。加尔文宗是宗教改革中影响比较大的新教教派。加尔文宗曾经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有广泛影响的“预定论”。这样的一个宗教教义的意义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⑴一个决对超验的上帝存在，作为世界的统治者和创造者，而且其是唯一的.;

⑵不在任何人的理解范围之内，所有的灵魂是否得救、死后是否进入天堂，完全由绝对的上帝预先决定，任何人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得知自己是否得救;“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下篇，第四章)

⑶一个人在尘世上存在,“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当然包括加尔文所深信不疑的事实，即，只有一小部分人被选召而获得永恒的恩宠)，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

⑷个人尽管预先并不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只有自己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也就是说，自己要博得上帝的青睐。尽管已经预定了“选民”，但个人应使自己配得上“选民”，达到选民的标准。

韦伯在谈到禁欲主义是认为，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特别是按照清教教给他的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下篇，第四章)。所以，韦伯在解释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作用的历史性起源是指出，“上帝的绝对超验性及 ‘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等严酷教义与个人内在的孤独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清教徒对文化、宗教中一切诉诸感官和情感的成分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因为这些东西无助于得救，而只能平添些感伤的幻想和偶象崇拜式的迷信”(下篇第四章)。另一方面，加尔文教禁欲主义与中世纪禁欲主义(详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篇，第四章)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从禁欲向世俗活动的转变。

由此，这里可以将上面提到的“矛盾律”简略的概述一下：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与禁欲主义行为。狂热的工作与拼命地赚钱积累资本表现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商人们以合理的手段不断获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商人们赚钱的目的并不在于享乐，而是在于为“神召”的“天职”，即为上帝添加荣光。在德语的 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就这样，在商人们同一状态或行为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积累财富与禁欲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在另一层意义上，这也构成了现世与上帝之彼岸的某种衔接。这种衔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矛盾律”的。韦伯指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第五章)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教的伦理观念至少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对于资本的积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商人们在世俗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获利的欲望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完成。

从个人行动的意义、文化和价值等方面研究社会现象，被称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韦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除了应对社会现象作合乎规律的因果分析外，还必须深入地探寻导致特定社会现象出现的个人行动动机，理解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属人的“意义”。从韦伯这种方法论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韦伯为什么在“心理-表象”和精神动力方面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分析。也就是说，韦伯为什么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论述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最先的著作。关于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研究之后，他对比研究了其他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几种宗教(未全部完成)，建立起宗教社会学思想体系。他进一步把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法、政治的研究中，既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形式主义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存在实质非理性。

民主主义与教育 读书笔记 篇6

l.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

为了巩固对组织的拜物教，提出了一整套原则，这些原则形成了一套或多或少成体系的偏见和诡辩，官僚头子们的行为以此为基础，他们还企图把这套原则作为一般规范强加于官僚机构的成员。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七点：

① 强化传统的群众性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绝对条件。

② 实现这一点只能通过无条件地尊重法律（“游戏规则”），以及把选举、议会行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作为可选择的手段，偶尔辅之以合法的罢工行动

③ 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本质上应该是二元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以竟选为目的的政党的特权，工会则限于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④ 把令人满意的选举结果和对（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尊重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国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接受“国家利益”意味着接受“民族利益”，并将其凌驾于工人阶级利益之上。进而便是支持警察和军队、支持“国防”、支持对外战争（包括那些维护其殖民地的战争）。

⑤ 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来说，团结和纪律是绝对重要的，必要时不惜以报复冒犯者强行实现这一点。

⑥ 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来说，领导的权威是十分重要的，并要不惜代价予以维护，包括制裁或开除那些以“人身攻击”的方式贬损领导权威的人（或破坏所谓的“社会主义友爱”的人）。

⑦ 对这些规则构成威胁甚至质疑的任何实践，包括群众性活动在内，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予以反对，即使这会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深刻的分裂。这类实践活动包括群众性政治罢工、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法律秩序的公开挑战以及建立工人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

共产党员和工人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或“客观上”为其所驱使为由，而遭到大规模的镇压。镇压工人事实上意味着镇压资产阶级。这样，“党＝工人阶级”这一公理就产生出这样的结论：在某种条件下，“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

二战结束时，包办替代主义的政治前提实际上导致以军事——警察力量自上而下地在东欧（南斯拉夫除外）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这一模式与桀骜不驯（若非完全持敌意）的群众是相对立的。

2.马克思主义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包办替代主义的那些原理和“逻辑”在理论上全都毫无根据，在政治上则完全服从于官僚的利益。很明显，它们不应该被视为官僚专政的根源：并非斯大林集团的头头们所运用的马列主义版本使官僚专政得以在苏联建立起来，并进而推广到东欧 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自我解放和自治，而这要求由广大群众选举出来的机关直接掌握权力——也就是说，党和国家要严格分离开来。先锋队党不是借助于行政或压迫性手段，而是通过正确的纲领去说服多数群众，以实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自我组织和先锋队党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向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迈进，不能与现实存在的工人意志相违背而强加于他们；从长期来看，这些统治手段只能帮助和安慰阶级敌人。它们是敌对阶级力量的表现，是拥有特权的工人官僚的利益的表现。

一个先锋队党不仅能一贯地为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而且能最好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利益。但是，若要充分实现这种潜能，那么这个党就必须牢固地根植于工人阶级、将工人阶级主要阶层的实际经验集中起来、通过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批判性地评价自己的纲领和原则。不迷信“领导”、思想具有批判性、能独立判断各种政策和政治纷争，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条件。党内形成派别的权利和公开争论的自由是多党制的必然结果。

一般来说，把社会进步的基本机制转交给代议制间接民主机关的战略，对于广大群众会产生涣散斗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后果。当他们的自助力和自信心减弱时，当他们求助于资本家的“恩赐”并依靠政府对“增长的果实”重新加以分配时，他们融于民主运动就越来越困难了。

3.列宁是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吗？

列宁与孟什维克的最初斗争围绕的是如何在非法条件下加强党的组织，从而使党能够维护并发展工人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自主性。

列宁与工人阶级解放的包办替代主义思想相去甚远，他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根本没有提及“党的领导作用”。

官僚集中制和未经选举、不受控制的全能机关的统治，非但远未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反而使党成了官僚制的囚徒，根本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行使任何“领导作用”。

4.1920—1921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

政府在战争条件下曾努力维持最大限度的民主，但是战争胜利后却不再这样做了。在我们看来，对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托洛茨基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他在生命最后关头以明显自我批评的口吻写道：“对反对党的禁绝造成对党内派别的禁绝。对党内派别的禁绝最终禁绝了与自诩一贯正确的领导不同的思想。以警察方式制造的一党专制导致官僚特权，而这是一切淫奢和腐败的根源。”

在越来越多的限制和由机关统治的氛围里，这样的政治复苏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样的复苏绝对需要拓展苏维埃和党内民主。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在1920－1921年采取的措施，通过对工人阶级自我能动性水平所产生的影响，起到了巩固官僚化过程的作用。

托洛茨基使用的是“暂时摇摆”这个词，而列宁谈的则是工人阶级的长期分裂和腐化，但是不管怎样，托洛茨基对包办替代主义的认同与这一时期列宁的观点是相似的：权力事实上由党的领导所垄断。

列宁简直是作为斯大林官僚机器的囚徒而死去的，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甚至政治人物——在党内行动的可能性遭到拒斥。

俄国革命的真正悲剧在于，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干部的确逐渐理解了斯大林式的波拿巴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危险，但是不是在一起并同时理解到这一点，这种理解毋宁说是迟到的理解，此时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专制主义已无法制止并在30年代发展到极端。从根本上说这种迟到源于未曾理解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即拥有特权的官僚在工人国家掌握了权力。几乎所有那些干部都以生命为这种迟到的理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5.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包办替代主义

包办替代主义同样存在于两位主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中。

鲍威尔从不合法条件（安全性、秘密性、密谋性等）所产生的党的组织问题出发，在理论上论述了一种民主集中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地方组织没有任何自主性，没有广泛的民主过程，但也没有那种会导致“个人独裁”的过分的集权主义。他意识到国家工业的管理有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并且批评苏联的工厂经理们拥有过度的权力。但是他坚持“社会主义工厂”内双重职能的必要性：一方面有生产者，另一方面有管理者。“工业管理”只应采取共同管理的形式，而非工人自治。倘若由工人自己来管理工厂，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厂自我本位主义”（工联主义），并加剧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竞争和矛盾。经济管理是对工人阶级中彼此不同的利益进行“仲裁”的必要工具。

葛兰西没有鲍威尔走得那么远，但在其《狱中笔记》中同样堕入了各种形式的包办替代主义，这与他早期在《新秩序》中提出的立场明显矛盾。他认为党还须“执行警察的职能”，这种职能不仅针对反革命阶级，而且甚至针对群众的落后部分。葛兰西在“阵地战”（与考茨基的疲劳战略相似）和包办替代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鲍威尔和葛兰西的思想中，群众运动的暂时退却被利用来提出一种战略，这一战略排除了群众运动新的高涨的可能性，以及群众按照自身直接利益发挥出广泛的自我能动性和进行自我组织的可能性。

作为这种战略基础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而非唯物主义的党的概念。鲍威尔的例子尤为令人吃惊，他是第一批谴责对党的概念作这样一种歪曲的人之一。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趣的，鲍威尔通过其粗俗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滑向包办替代主义，而葛兰西则由于以唯意志论方式宣布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走上了歧途，理论和实践之间潜在的和真正的矛盾在此被否定了

6.现实政治与包办替代主义

改变社会中力量关系的问题，获取“权力份额”的问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保守主义政策趋于维持这些权力关系，革命政策趋于彻底改造它们，改良主义政策趋于搞局部调整而不从根本上改变它。这种变化在短期到中期内是否可能，极大地决定了政治选择。

当现实政治行动与广大群众的利益相矛盾时，就不得不违背群众的意志予以贯彻。事实上，由于现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现状——对广大群众来说这种现状具有剥削和压迫性质——的维护，所以这种矛盾近乎不可避免。某些包办替代主义的做法，即便不是十足的包办替代主义，也由此与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现实政治绝不应该与争取改良的斗争混淆起来。为直接可实现的改良而坚决斗争与系统的反资本主义教育和宣传，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全然不可能的是把这种教育和宣传与共识政策——即维护统治阶级并与统治阶级分享权力——结合起来。

为改良而斗争以及为根本改造社会这一最终目标而斗争，显然是以辩证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宗派主义放弃甚至拒绝为眼前利益而斗争，同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一样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

7.包办替代主义的心理学方面

官僚化的组织体制，更不必说官僚独裁，产生出一种干部遴选的逆向选择机制，使得提拔那些缺乏性格、缺乏意志力、缺乏独立判断和抵抗压力的能力、甚至表现出奴性和惟命是从这些低下动机的人，成为不可避免。但是，不管涉及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官僚化和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社会现象。

当威尔海姆•赖希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他探索了下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人们最终的行动与其原来接受的思想、价值和规范完全相矛盾？为什么部分工人阶级同意服从于最恶毒的敌人的利益？恩费尔德与赖希提出了三种答案。首先，他们指出了许多群众行为方式的机械性特征。心理分析学家认为官僚为强迫症所控制，这种疾病的最初症状在无数个人身上都存在，但是官僚体制（制度）将这种症状制度化了。第二，在人的行为中有着非理性的方面，它似乎滥觞于裸猿人化的最初阶段，它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反叛或个体对与文明相伴而生的社会行为规则的拒斥。第三，为发展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而斗争不只是为一个具体的纲领和路线而斗争。

8.包办替代主义与政策选择：布哈林和老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官僚的产生源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工人阶级为了维护其利益，就要强化工人组织。这样工人官僚也就孕育而生。工人官僚处于普通工人和资产阶级的过渡地带。其自身利益呈现矛盾性的特点，这也就造成了工人官僚出卖工人阶级的可能。第二国际的分裂就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也是建立在普通工人与工人官僚分工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的。

工人国家官僚统治产生呈现更加复杂的特点。由于工人官僚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和物质资源，其维护自身的统治也就成为可能。物质贫乏必然导致物质资源的掠夺，这样也都导致了国家职能的强化，这是官僚制存在的根本原因。再有就是传统专制文化的影响。

从其建立之初的具体环境来看，官僚统治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但是由于禁止反对派一系列的措施的影响促使了部分统治阶层的官僚化。计划经济体制也为官僚化提供了温床。不科学的经济决策促使国内矛盾的计划，也就致使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化，促使统

治阶层的不断官僚化。

布哈林所犯的悲剧性错误根源于此，当时他先是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同斯大林结成联盟，然后又反对他们——这个错误最终使他付出了生命，因为这个错误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造成布哈林摇摆的最深刻的理由（甚至在1927年他再度承认苏联发生热月政变的可能性之后），在于他把官僚僭取并行使权力错误地归结为党内现象，而不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上的倒退。

在布哈林灵活的策略背后，是在错误的理论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幻觉，是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机关的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

政治战线上的主要演员是斯大林主义集团，即官僚。这是在半个世纪内决定苏联命运的力量。苏维埃热月是由于官僚独裁而出现的，并不是富农夺取政权或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

罗莎•卢森堡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她临终前曾就这个问题说道：“随着在全国对政治生活的压制，苏维埃的生活必然同样会变得越来越残缺不全。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每一个公共机关都会失去生机，徒有生命的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是积极的要素。

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自我组织和先锋队党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向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迈进，不能与现实存在的工人意志相违背而强加于他们；从长期来看，这些统治手段只能帮助和安慰阶级敌人。它们是敌对阶级力量的表现，是拥有特权的工人官僚的利益的表现。

在目前所处的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本身的最无情的批评，而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是，决不能使这种思想斗争破坏和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

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党的决策和政策——从而最终判断党的性质——的决定性标准，是它们对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这在革命前动荡的环境中和革命起义中尤为如此。

一直到现在，党应用了由斯大林倡导的规范和原则：首先，在党的组织结构上，机关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大多数党员完全丧失了权利；第二，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员的品格，流行着惟命是从、在思想和行动上不愿展现任何独立性；首创性和公民的勇气消失了，没有能力采取勇敢的行动。结果是：党成了它所创造的制度的奴隶；而一旦党的行政职能与自身脱离之后，制度则证明无法按正常方式运转。

浅议教育民主与民主教育 篇7

众所周知, 民主这一概念, 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概念。我们当今所用的“民主”一词, 源于希腊文, 现翻译成英文则为“democracy”。其中, “demo”意指人民或者是公民, 而“cracy”则是指某种公共权威或统治。在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一书中, 他提到:“由全体人民 (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 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 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1]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 民主早已不单单是一个政治制度的代名词了, 它的含义也从最初的政治领域转而向教育乃至生活的其他领域拓展。本文所讨论的民主, 是在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意义上展开的。既是生活方式, 就包含了我们日常所说的社会参与和精神世界等方方面面的事宜。而教育, 正是在这诸多事宜中最重要的一点。当然,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所谓的生活方式, 也依旧是民主在政治意义上的引申和扩展。

常常有人质疑, 民主这个政治范畴的概念, 是缘何引入教育之中的。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教育家:杜威。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正是这位大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在杜威看来, 民主这个概念是非常宽泛的, 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 他写到:“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 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 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2]可以说, 杜威是当下民主教育的先驱。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他勾画出了一幅幅民主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

当然, 就当下而言, 我们不可能脱离政治去谈教育, 我们所谓的民主教育, 其实就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在教育上的相关反映。

二、教育和民主的关系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在杜威的民主社会中, 民主主义是需要靠教育来实现的, 而民主社会也是教育发展的沃土, 在杜威看来, 一切教育只有在民主社会中, 才是无比先进和优越的。换而言之, 教育和民主的关系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一样, 互相依赖, 相互存在, 教育在民主社会中得到发展, 而民主社会也需要在教育下才能变得更加完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民主和教育在精神上也有着其内在的一致性。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精神实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权力 (各方面参与的社会权利) 和精神世界 (思想、感情、个性等等) 的尊重。在民主的世界里, “人”是大写的, 是民主社会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对象。而教育, 归根到底, 也是“人学”。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话, 那么教育过程就绝不仅仅是教师教学技巧的施展, 而更应该富有“人情味”。“人学”这一观点, 也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重要观点。在他的《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 我们尽可以看到他对学生的种种用心, 他没有把学生看成是一个群体, 而是真实地去面对每一个学生, 他教育的精髓就是把他的每一个学生当作真正的“人”。不论学生年纪的大小, 成绩的好坏, 他都可以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现其最独特的一面。

这就是民主和教育的关系, 它们既相互存在, 又和谐统一。

三、教育民主

“教育民主”, 把它转换成我们日常的语言习惯, 其实就是指“教育的民主”, 其意义是“把政治的民主扩展到教育的领域, 使一定程度的教育成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4]在李镇西的《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 (以下简称《民主与教育》) 一书中, 李老师对“教育民主”这一概念也做了一些自己的解释。他认为, 与“教育民主”最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教育民主化”, 前者是一个静态的名词性短语, 后者是一个动态的动词性短语———所谓“化”, 即转变的过程。[3]49也就是说, 在教育的问题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 在袁振国先生主编的《当代教育学》一书中, 在谈到“教育民主化”的时候, 其内容所涉及的也是一种“教育平等”的观念, 它包括的是受教育权利的均等, 受教育机会的均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所谓的“教育民主”, 或是“教育民主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指向“教育公平”这一方面的, 它与教育的内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实践层面上来看, 它考虑更多的是教育普及的问题。然而, 随着世界的进步, 当教育的受众越来越多, “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 并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 当我们逐步实现了“教育对象大众化”———即教育普及、教育机会均等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了, 我们更应该深入地去思考教育的内容问题。也就是说, 教育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又或者教育究竟要让大众学会什么?这也就过渡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民主教育”这一概念上。

四、民主教育

“民主教育”, 也可称“民主的教育”, 从语法角度上来看, “民主”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修饰的是教育这个名词。还是在李镇西老师的《民主与教育》一书中, 他对“民主教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我所理解的‘民主教育’, 是用‘民主’去更新‘教育’的内涵, 即把专制的、不民主的或者说不充分民主的教育, 改造成为适合现代民主社会需求的民主的教育。”[3]50这里的民主教育, 从实践层面来看, 是对固有教育的一种改革, 和“教育民主”不同的是, 它涉及到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具体来说, 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应该是具有民主精神的, 而所谓的民主精神则应该包括师生的平等交流、学生自愿获得知识的自由、教师对于学生错误的宽容等等。教师传递给学生的应该不仅仅只是知识, 更多的是让学生具备主动追求知识的愿望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在传递知识的背后, 要向学生渗透一种民主的精神, 培养学生民主的思想。

陶行知先生在1945年为民主教育规定的任务中, 对民主教育有过如此解释:“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 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7]948他还提到, 前者是在民主发展不充分的时代下进行的, 而后者则是在政治已经走上民主之路后进行的。这一规定, 时至今日, 依旧没有过时。我们现在的时代, 正是民主政治进行时的时代, 那么, 教人发展民主则更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五、教育民主与民主教育的辩证关系

简而言之, 教育民主是关于教育受众多少的问题, 即教育公平的问题;而民主教育是“关于民主”的教育, 它涉及的是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等问题。虽然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教育民主”, 让教育更加普及,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只有在民主的教育之下, 教育才能更加民主。或许有人会对这种说法产生质疑, 认为这是一个蛋生鸡和鸡生蛋的问题, 我们似乎无法将这两个概念排一个顺序, 究竟是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才能让民主进行?还是在民主的前提下再去普及教育?

就此, 笔者仍然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坚持认为只有在民主的教育之下, 在人们有了一定的民主精神之后, 才能衍伸出所谓的平等、包容、自由等等这些理念, 也只有在这些理念都内化于人们的心里之后, 人们才能对教育有所感悟, 对教育普及有所认识。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也只有在民主的生活中, 人们才能更加懂得尊重、懂得宽容, 教育也才会因民主的教育而更加民主。

结语

其实民主教育的问题, 绝不仅是一篇简单的文章可以说得清楚的, 它更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如何去对民主进行实践。当然, 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之下进行的,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民主教育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 而更应该有我们中国自身的特色。面对正在行进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改革, 我们应该对民主充满信心, 对民主教育充满信心, 相信总有一天, 民主的旗帜将会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屹立不倒。

参考文献

[1]王绍光:《民主四讲》[M].三联书店, 2008年8月第1版, 第2页。

[2]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5月第2版, 第97页。

[3]李镇西:《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M].漓江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第48页。

[4]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7年4月第1版, 第302页。

[5]李镇西:《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M].漓江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第49页。

[6]李镇西:《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M].漓江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第50页。

《爱心与教育》读书笔记 篇8

师生之间如何相处？老师应扮演什么角色？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成为一名怎样的教师？一位称职的班主任的标准是什么„„作为一名师范生，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阅读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素质教育探索手记》，或许会有收获。

李镇西老师从1982年毕业之后一直从事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从1982年到1998年（《爱心与教育》出版），16年的教学经验的积累，16年与学生的有爱互动，都在本书中体现出来。李老师无疑是中国的教育家，更是中国素质教育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被问及为什么写《爱心与教育》一书时，李镇西老师的回答是：“因为我承受了太多来自学生的爱。”就是这样以一颗感恩爱、回报爱的爱心，他写下此书。固然，书中的浓浓师生情令人感动，但更引人关注和思考的是李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本书不是那种抽象说理的教育专著，而是通过教育故事来反映教育哲理，是“实例教育学”的典范。

《爱心与教育》出版后，广泛得到大家的喜爱，除了本书的写作形式和内容吸引人之外，亦是有时代原因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传统教育、应试教育占据主流，教学形式单一，教学目标功利，片面追求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主动创造性，学生的心理需求得不到倾听和回应，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教育亟待改革。而《爱心与教育》正是在这时候出现，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有理念有方法有关爱并让人有幸福感的老师。

本书内容由七篇手记构成，这七篇手记以爱贯之，展现了一位教师的童心、爱心，关怀、情怀。无数个教育实例，无数次师生交流，无数封真情流露的信件，从中我们看到了李老师与学生打成一片的童心，时刻关注学生的爱心以及处处透出的人本思想。读完《爱心与教育》，我认为民主、科学、个性是三个最能概括本书思想的词。素质教育若能真正做到民主、科学和个性，便不会流于形式，而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民主。民主首先体现在师生平等和互相尊重上。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老师置于高位，理所当然地认为老师就是比学生“高”。教师的专业水平，教师的权威当然应该被尊重，但是教师要与学生平等地交流，才能真正让学生敞开心扉，让学生信任你。我对书中李老师的做法印象比较深刻的几处是：在每封写给学生的信的末尾的落款都是“你的朋友 李镇西”；与学生谈话时选择的地点不是办公室，而是选择跟学生一起散步、一起旅游时进行适当的交流；与学生交谈的内容不是批评教育，而是谈论时事和国内外各种话题，并借此机会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得知自己错怪学生是及时道歉等等。一名教师，只有将自己真正当做是学生的朋友，才能收获学生的真诚以待。当然，民主还体现在权力下放，学生做主上。别开生面的“班长就职演说”和“记者招待会”让人印象深刻，其实，班级事务大家参与，激发大家的集体精神，不但能使班级井井有条，学生能力得到锻炼，班主任也能“清闲”下来，一举多得。总的来说，民主教育就是把学生当成有灵性的人，而非“学习机器”；发自肺腑地爱每一位学生无论是“后进生”还是“尖子生”；教师把自己视为与学生在人格、尊严和情感上平等的朋友和探求真理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

科学。科学首先体现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有效的教学方法上。不能否认，一直到了21世纪，应试教育依旧占据主流，中国教育界的基础教育改革直到第八次也没有能够真正将素质教育贯彻落实。因而，作为教师，首先应该研究将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成绩，如此才能得到学校，家长和社会的支持。这不是功利，而是现实。虽然李老师的书中没有直接地写这一点，但这是任何一名教师都不能否认的。然而，仅仅关注学生成绩的老师必然不是一位好老师。一名科学的教师，更应该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德育发展，并且将学生的心理困惑和问题与道德问题区分开来。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哪能没有困惑，当孩子的精神空虚和困惑无处求救，无人解答时，或者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处理不当时，那这片阴影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抹去。书中的《手记五：沉重的思考》中的宁小燕的悲剧以及《手记四：回答心灵的呼唤》中的心灵辅导通信，都显示出青春期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的重要性，但是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也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充分的重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认识还十分狭隘，如对“性”和“爱情”避而不谈。依旧有不少教师习惯于把学生的心理疾病、性格弱点，当做“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问题来解决，或热情地教育，或严肃地批评，牛头不对马嘴，反其道而行之，怎么会奏效？一颗懵懂的孤独的心需要温暖和理解，心理辅导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适时的、及时的。此外，德育在素质教育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并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这一目标中占据首位。李镇西老师也在书中提到了不少关于德育的思考。学生的心理素质问题是德育问题的“冰山一角”，还存在不少其他的问题。如何推进学校德育，依旧是一重大课题。总而言之，科学的教育是严格遵守教育自身的规律，不生搬硬套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规律；同时更要符合学生心理的实际和他们的认识发展规律，把教育的过程还原成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

个性。教育要尊重学生个性，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式的教育，亦是几千年前大教育家孔子提出来的“因材施教”。李镇西老师如何因材施教，从他送学生的生日礼物中就能看出来：刘令喜爱现代革命史，他得到的礼物是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我希望程桦战胜自己，便赠给他一套《约翰.克里斯多夫》；潘芳奕爱好古典文学，我变送他一套《红楼梦》„„还有，对“后进学生”万同的持续关注和特殊教育，对“优秀学生”程桦和杨嵩的鼓励和提醒等等。一个善于发掘学生闪光点的老师，是学生的知音，是学生的伯乐，亦是学生敬重的人。个性教育，是尊重学生在性格、情感、思想等方面的独特性，尊重学生的精神世界，摈弃“一刀切”，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用升学与否来衡量学生是否成才，尊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坚信每一个学生都会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李镇西老师这样说：“在我的心目中，‘民主’是学生观，‘科学’是教育观，‘个性’是人才观。”

李老师无疑是优秀的教师，优秀的班主任，是教师这一行业中的楷模。作为他的学生该是幸福的，他也真正践行了“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这句话。他是素质教育的先行者，他的“未来班”中的学生是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受惠者。然而，时间又过去了20年，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是怎样的呢？

2006年9月1日，新《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将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规定，上升为国家意志，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准则。就我个人而言，我应该算是新世纪教育、义务教育、素质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我读完《爱心与教育》之后竟不由感慨“要是我的中学时期也有这样一位班主任该多好啊”。其实我的班主任也很好，尽心尽职，“传道授业解惑”，但很少找我们谈心，且交谈的时候我都比较拘谨。我没有做过统计，但平时与同学的聊天中也能感受到她们的与我相似的中学生涯：背书、刷题、考试，如此循环往复。我并不是对中国的素质教育没有信心，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更何况教育的背后还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

《爱心与教育》读书笔记 篇9

该书是著名教育家李镇西的成名作、代表作。以手记的形式，叙述了李镇西老师教书育人的感人故事。，本书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大奖、冰心图书大奖、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拒道传播，时至今日，因为广大教师的追捧，《爱心与教育》已成为教育新经典。

李镇西对学生真挚的爱，学生对李老师爱的回报，让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教授、学者、学生及其家长感动流泪。李老师所到之处，总有很多风尘仆仆朝圣般赶来听他讲座的教师和学生。很多教师读了本书后，深为震撼和自省，从此改变了态度，因而改变了人生。

学生汪斌的父亲执意留下一筐鸡蛋感谢李老师对儿子的关爱，李老师每天用小煤油炉煮上一个鸡蛋给汪斌送去。家境困难而品学兼优的宁玮善良节俭，李老师送钱给她补充营养。在高考以几分之差落榜后，宁玮情绪波动很大，李老师一直鼓励她，八年如一日的通信，电话联络，成为宁玮成功人生的最大动力。父亲病逝，家庭欠债的伍建有了辍学的念头，李老师支持同学们给他捐款捐物。假期，李老师带着学生步行三十多里山路，来到伍建劳作的田头。齐声大喊：“伍—建—你—好!”伍建泪水长流。李老师教育“后进生”万同转化的过程，更像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高中语文读书笔记指导 篇10

一、理论依据

新课标特别强调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应培养学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注重情感体验，有较丰富的积累。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逐步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并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

二、阅读及笔记的指导

1. 读物的选择

对于读物的选择我们应该以学生的自主选择和教师的积极引导相结合为原则。引用亚瑟·李在《给一位爱好读书的孩子的信》中所说的话就是“你最好尽可能选些能震撼心弦的高贵作品来读，这种作品对你心灵的激荡，才有真正的好处。要想这样，你首先得知道应该摈弃那些无价值的书，凡是浪费你时间的、该烧毁的、教坏孩子的以及使人懦弱而不使人坚强的作品，都该摈弃。”

2. 阅读方法的指导

学生的阅读不是随随便便的读，笔记也不是信手拈来的记，而是具有一定质量的阅读成果的纪录，因此必须交给学生一些遵守作者思维、探究作品内涵的礼节，授之以阅读之“渔”。

(1）质疑阅读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学生在读书笔记中，可以就文章的主旨、作者的观点、人物形象、写作手法、文句的哲思进行质疑，提出具有探究性的问题，尤其是能在作者思维的矛盾错位上发问，这就体现了学生思维的敏锐性和深度。能在无疑处生疑，就是阅读能力的体现，若能进一步回答问题，这样的读书笔记就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2）比较阅读

茅盾提倡应多读作品评论和作者传记，并与其他名著进行比较，抓住其特点。他认为，多读、精读、思考和比较，是读文学名著的基本方法，也是提高文学修养的必然路径，舍此则别无他途。比较的方式可以有很多，如相同题材的不同作家的作品的比较，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的比较，书上的结论与实际生活的比较，过去的看法与今天的现实的比较，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看法的比较，同一个人前后不同时期看法的比较，多种工具书不同解释的比较，等等。在比较中，学生有了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他们就不再等着教师公布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主动探究。

(3）批判阅读

学生应该批判性地阅读，敢于质疑经典，不迷信权威，尽信书不如无书，能跳出作者的思想客观评价是难得的思维品质。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在阅读和笔记中，大胆挑战权威，并学会用各种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质疑，在多元的碰撞中激发起自己思维的火花。然后在读书笔记的交流中，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我为什么不同于你，你为什么不同于我的事实，启发学生承认不同个人间文化的深刻互连性，关注大家如何带着差异共同生活在一起，从而共同丰富语文的文化情感内涵。

(4）创造阅读

创造阅读，指通过想象和联想在原有信息基础上创建新信息。在阅读中，学生要慧眼独具地发现作品特有的“空白”和“未定点”，并引发自己生活、情感、知识的积淀与之连接，对文本做合理的补充和续接。如可以依据所读之作中的某一语句激发起自己的情思，进而联想起平日的诸多零星体验来完善和丰富文本的情节和结构，使文本的旨趣有合乎情理的衍生，并将此诉诸读书笔记。

三、读书笔记的双向交流

1. 师生交流

高中生的思想还不尽成熟，对作品内涵的感悟有时较为偏激，只要他们能在读书笔记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真切体验，老师就应该毫不吝惜地给予肯定和鼓励。当然学生有不足，理应指正，最好委婉一点。每周评阅完学生的读书笔记后，教师应及时地进行讲评反馈。让学生在肯定中增强做读书笔记的动力，在指正中及时修改、调整，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2. 生生交流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在解读文本过程中自我与他人的交流过程，这是与学习同伴间的交流，是一种最为平等的对话，在对话中也最容易产生共鸣。这样，通过交流与碰撞就能使学生获得更深入的理解，从而不断生成新的意义。为此，我们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来实现生生对话。读书笔记的评阅上我采取小组负责制：全班分成五组，每组八到九人，教师每天评阅其中一组，改组则评阅其余各组。之后每周老师可以将全班笔记评阅一遍，同学之间也有了一次深入交流读书心得的机会。学生在批注栏上写上自己的读后感悟，可以赞扬、质疑、批判，作者还可以回应反驳。

3. 完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