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改革税务体制的思考(精选8篇)
[关键词]税务体制;涉税犯罪案件;税务警察机构
一、当前涉税犯罪的现状
当前,我国偷税、抗税、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税收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数量上居高不下,且有不断上升趋势。其中恶性案件明显增多,犯罪手段呈多样化趋势,查处难度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
1.涉税犯罪数量增多,涉案金额巨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涉税案件发案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单个案件的涉案金额,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元。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每年涉税犯罪案件只有200多起。而2005年1月到10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涉税犯罪案件达9481起,涉案总金额110.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掌握的涉案金额在l亿元以上的案件就有37起,这些案件涉案价税总额达124.27亿元。自1997年公安机关依法开始侦办涉税犯罪案件以来,至2005年7月,共立涉税犯罪案件87 325起,涉案价税总额1889.63亿元,平均每起案件涉案金额216万元,通过查处各类涉税犯罪案件,直接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08.74亿元。
2.发案面广,地域跨度大。一方面,涉税犯罪案件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在全国的各个地区都有案件发生。就连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新疆、西藏等地也屡见不鲜,而且涉案金额与发达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另一方面,涉税犯罪在纳税人的日常税务活动中发生的频率较高。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点没有在公安机关的立案统计中得到充分反映。但有人曾做过专门调查:抽取200户企业、80户个体工商户、80户纳税个人作为样本,统计表明,能够自觉依法正确纳税的,企业所占比例为30.5%,个体工商户仅为12.5%,纳税个人为26.2%。也就是说,只有极少部分纳税人能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正确缴纳税款,而大多数纳税人没有依法纳税。在涉税犯罪案件中,跨地域作案的现象也非常突出。在偷税案件中,嫌疑人常采用外出异地经营等方式偷税;在逃税案件中,嫌疑人常把资金、产品、生产设备等转移到外地以逃避追缴税款;在骗税案件中,嫌疑人常通过不同的渠道从不同的地方取得出口报关单、收汇核销单等实施骗税;在涉票犯罪中,特别是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启用以来,大量的跨地区购买、出售、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不断涌现,使得涉税犯罪案件跨地域作案的趋势更加显着。
3.犯罪主体多元化,单位犯罪突出。混合型、团伙型、专业型和流窜型是当前涉税违法犯罪主体的主要特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所有制形式多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主体日益多样化,法人与自然人共同构成犯罪主体,个人与私营、集体、国有以及股份制等不同经济类型经营单位共同从事涉税违法犯罪案件的数量逐步增多,犯罪分子拉拢税务干部共同从事涉税犯罪案件增加,涉税犯罪的主体由单一型向混合型转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内的,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自然人,及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各种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经济成分、不同业务类型的法人都纷纷出现在涉税犯罪案件之中,使涉税犯罪案件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4.犯罪手段智能化、多样化。智能化主要表现在犯罪手段具有专业性、高科技性、隐蔽性和反侦查性。随着国税部门全面取消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防伪税控管理体系的逐步
完善,目前违法犯罪分子把作案重点转向利用虚开农产品收购单、废旧物资收购凭证、运输发票、海关出口货物完税证等“四小票”进行偷税、骗税。在行业偷税手段上,经常与行业营销策略、经营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较为固定和模式化的行业偷税手法。如商业销售行业中的经销商和营销商之间利用代销返利策略,大搞收人体外循环;超市行业通过操纵或改写计算机后台数据、出售购物卡或租赁柜台收入不入账等形式隐匿收入等。多样化主要表现在犯罪手段从无资金往来、假票虚开,到有资金往来、真假票虚开并用;偷税案件从简单的开票不记收入到利用他人为自己虚开专用发票;从将收人挂在往来账上到资金流动、货物流动全部体外循环;从简单的收取折扣到各种各样的返利;从母子公司互相开票、少报多抵到利用第三方背书转让、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落地”传递;从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少缴、多抵税款到假报出口骗取出口退税等等,犯罪手法不断变化、交替使用、复杂多样。
5.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侦查、定性和适用法律难度大。在现实生活中,涉税犯罪案件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与其他多种犯罪行为一起出现,导致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给侦查和案件行为的定性增加了困难。特别是对于骗取出口退税和涉票犯罪来说,更是这样。犯罪案件所涉及的环节多,犯罪实施的难度较大,通常需要多人分工,在不同的环节进行犯罪活动,犯罪活动可能分别触犯不同的罪名。如在骗取出口退税案件中,犯罪分子为了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能会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为了取得收汇核销单,需要从黑市套购或骗购外汇,可能会触犯非法经营罪或骗购外汇罪;为了取得海关报关单,可能会触犯伪造公文、印章罪等。在涉票犯罪中,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抵扣税款的,可能构成偷税罪;在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环节,可能触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环节,可能会触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还有个别税务、海关、外贸和银行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内外勾结作案,这时还可能触犯贿赂罪、贪污罪、渎职罪等。这些犯罪与涉税犯罪相伴而生,增加了对涉税犯罪行为侦查定性的难度。
涉税犯罪案件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打击涉税犯罪,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而涉税犯罪的以上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高效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机制。
二、当前税侦体制的现状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涉税犯罪由检察机关管辖,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涉税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全部转移到公安机关。与此相应,公安部于2004年发布了《公安机关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具体规范了公安机关对涉税犯罪案件管辖的分工。
目前。涉税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管辖,有些地方还从刑侦部门抽调精干力量,并引进一批税务专门人才,在经侦部门之下设置了税侦机构,专门负责对涉税犯罪案件的侦查。近年来,公安机关与 税务等部门积极配合,努力加大对涉税犯罪的打击力度。自1997年以来,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打击涉税犯罪专项行动和专项治理9次。在日常的侦查办案和这些专项斗争中,公安机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对涉税犯罪的打击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涉税犯罪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多。公安、税务等部门多次研究探讨,寻求解决的办法,并提出了诸如加强税、警协作等改进措施,但效果却不理想。究其根本,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涉税犯罪的侦查体制与我国国情和当前涉税犯罪现状不相适应,必须改革现有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当前涉税犯罪案件侦查的困境。
三、当前税侦体制的弊端
在目前我国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制度中,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是侦查的主体,但却存在不掌握纳税人日常纳税资料的先天不足,其税务专业人才的配备也与税务机关有较大悬殊,而且也不具有追缴税款入库的权力。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与税务机关的协作、配合,但不同业务类型、不同任务目标、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的两个部门,在协作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不便。特别是公安机关以地方政府领导为主,而税务机关则以垂直纵向领导为主。在这种体制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两部门之间完全的“协作”,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具体来看,当前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制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
1.公安机关受案渠道不畅。侦查机关不占有纳税资料导致不能及时主动发现案件,是现在的涉税犯罪侦查制度中最大的弊病。刑侦部门之所以能迅速发现刑事案件线索,一方面是因为普通刑事犯罪都是自然犯,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人们对其危害的认知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拥有很多发现案件的手段,有一整套的支持系统,包括户籍制度、派出所日常工作等,都可为刑事案件线索的发现提供资料。而在涉税犯罪案件中,这些主动发现案件的手段都因不享有纳税资料而失去了支持。
如经嫌调控,是指公安机关在对经济犯罪迹象和经济犯罪嫌疑分子进行基础业务性调查中,发现经济犯罪案件或线索的情况。而对纳税人的基础业务性调查通常是税务机关的职权范围,公安机关在立案前进行的基础性业务调查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容易过多地陷入经济纠纷。另外,公安、税务两部门重复对纳税人进行日常调查,会加重纳税人负担,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生产经营。特行管理,是指公安机关在对特种行业进行审批、登记、年检和监管检查中发现经济犯罪案件或线索的情况。对涉税犯罪而言,特种行业不应再局限于刑事案件的旅馆业、修配业等特种行业,而应指减免税企业、出口报关行业等涉税犯罪高发的行业。而对这些行业的审批权,通常都不属于公安机关,所以沿袭以前思路的特行管理不能够满足今天涉税犯罪侦查的需要。特别是选案分析。所谓选案分析是指公安机关通过计算机、人工或者两者相结合,将各类与案件有关的经济信息、数据进行归纳分类,按照法律的要求,运用事先设定的指标和程序进行对比、排列、组合、甄别和判断等分析处理,从大量的活动中发现异常,进而筛选出最有可能属于经济犯罪的事实及其嫌疑人。这是发达国家早已投入使用的一种有效的发现案件的手段,事实证明,是一种挖掘、发现经济犯罪线索,选择并确定侦查对象和范围,有效地调配使用警力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方法,是经济犯罪侦查情报信息资料的深化和活用。但这些都有赖于全面、系统的信息资料,如纳税人税收申报资料、纳税人购销货资料、企业生产经营资料、车站码头货物运转资料、银行资金周转资料、纳税人所属行业价格水平、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多项数据资料,这些庞大的数据资料在目前的制度下无一为公安机关所掌握。不享有纳税资料就意味着选案分析等许多有效的发现案件的手段不能得到实际运用,致使作为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主体力量的公安机关不能及时主动发现涉税犯罪案件线索。
在目前的这种制度影响下,公安机关办理的涉税犯罪主要来自于税务机关移送。即税务机关在日常的税务监管中,在税务违法案件稽查过程中,发现纳税人有偷税等税务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调查处理,并把其中数额较大、情节较严重、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经侦部门。2005年全国税务部门立案检查的企业总共达48.55万起,而2005年1月到10月,全国公安机关仅立涉税犯罪案件9481起。诚然,两数据之间的差异主要与税务违法和涉税犯罪两者之间立案标准不同有关,但也说明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机制尚不健全。一方面,税务机关
不愿向公安机关移送涉税犯罪。很多地方的税务机关认为公安机关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会侵害税源,影响以后的税收收入,所以有的税务机关出于保护税源的目的,往往以罚代刑不移送案件,甚至刻意隐瞒涉税犯罪案件。另一方面,税务机关通常根据行政法规进行税收行政管理,对涉税犯罪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不熟悉,由此导致了税务机关对于案件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移送,判断不清。这就致使很多税务机关移送案件被公安机关以不立案退回,造成了税务机关的误解,打消了税务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更进一步减少了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数量。此外,税务机关在移送案件之前都需要经过调查分析,以判断是否达到移送标准。但由于其执法手段缺乏足够的力度,而且在调查时往往不注重保密工作,常常错过移送的最佳时机,以至贻误侦查战机和暴露侦查意图。
税务机关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依照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些法律中有些规定不细致全面,给实际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除银行、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外,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相关单位(包括其他行政执法、行政事业单位)或个人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应负的法律责任。所以出现办案人员到其他单位取证,要求出具证明时,相关单位怕有损于自己的业务关系而借故领导不在或财务人员有事等理由为难税务人员,造成调查取证困难,而税务机关对此却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税务机关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依照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暂行条例和暂行规定,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办法和地方政府依法授权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规在立法形式上有其不稳定性,在适用效力上有其局限性,在执行当中刚性不足,法律效力低下。致使负责处理税务违法案件的税务稽查机构,在对税务违法案件进行查处时,其行政执法手段缺乏足够的力度,导致税务行政执法机构发现案件的能力不强,不能及时发现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或在发现案件以后的税务违法案件行政调查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手段及时查清案件事实,不能及时控制税款;甚至会打草惊蛇,使以后的公安机关涉税犯罪刑事侦查陷入被动局面。
2.侦查人员专业素质不高。涉税犯罪案件的专业性较强,现有公安经侦民警警力短缺,队伍素质参差 不齐。以队伍来源看,有部队转业的,有刑侦部门选调的,有大专院校毕业分配来的;专业人员较少,受专业培训较少,以前几乎都没有从事过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业务,普遍缺乏税务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涉及到税务专业知识的案件,往往不能独立开展侦查,而需要税务部门参与侦查的全过程,从而引出协作上的矛盾和造成人力资源上的浪费。
3.协作机制不完善。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机关,在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中主要承担着打击涉税犯罪,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正常有序运行的任务。主要通过发案率、破案率等指标来评价其工作成绩。税务部门是税务行政管理部门,承担着税款的征收管理和税务违法案件的查办工作,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及时、足额征收税款并上交国库。上交的税款和罚没款项的多少,标志着其工作质量的好坏,决定着税务工作人员的收入多少和职务升降。所以公安机关工作的直接目标是把凡是符合涉税犯罪立案标准的事实侦查清楚,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税务机关工作的直接目标是征收应纳税款,追缴欠税,并对具有税务违法行为的纳税人处以罚款。这些不同的利益点致使税务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本身怀有天生的排斥。公安机关目的在于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必然对纳税单位的正
常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势必减少以后的税收收入,影响税务机关今后的工作,其必然会影响公安、税务之间的协作配合。两部门之间协作的唯一共同点在于追缴税款,而这恰恰也是两部门发生分歧的原因所在。税务机关认为追缴欠缴税款是税务机关的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规定,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执法部门追缴的税款,应由税务部门人库。而公安机关则认为既然是涉税犯罪,那么所涉及的税款应该是涉案赃款,应该由公安机关收缴。而且根据司法程序,公安机关移送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公安部门追缴的税款应随案件移送至检察院、法院,经法院判决,才能确定应缴多少税、如何缴税的问题。所以这也造成了公安、税务协作上的障碍。
4.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侦查工作。1994年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确立了分税制的税收征管体制。分税制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划分税种和税源,并据此确定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从此,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等部分税种就成了地方财政的直接收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也部分纳入地方财政。这些税种税款收入的增减直接影响着当地的财政收入。于是,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考虑,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党政领导直接插手涉税犯罪进行行政干预。只允许税务机关按照税务违法案件进行行政处理,追缴税款,处以罚款,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以支持地方产业,维护大局稳定为理由,阻挠公安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5.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不畅。在当前的制度下,税务违法案件由税务机关调查处理,涉税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管辖,当税务机关在税务征管过程中发现涉税犯罪时向公安机关移送。但目前案件移送却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遵循,导致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不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涉税犯罪案件的司法机关提前介入问题。在查处税务违法犯罪案件中,提请司法机关提前介入,特别是公安机关的配合介入,是确保税务违法犯罪案件得到及时查处的重要手段。而提前介入的时机、程度、方法及操作程序等需要进行规范,但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尚未出台一个规范的、明确的税案司法提前介入的操作性文件。其次,在取证规格上不能很好衔接。有关资料表明,税务机关在涉税犯罪移送中,普遍存在移送案件质量不高的问题。公安机关对税务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证据事实、定性处理等产生异议,因而退查或不予立案的情况比较突出。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现行税务法律体系与刑事法律体系之间、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不少规章与规章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在证据采集、应用上存在着差异。税务机关由于受其职责、权限、手段等诸多制约,稽查取证工作存在很大难度,证据收集不到位。对于已经收集到的证据,税务机关行政执法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在取证规格、证据效力和文书格式、效力等方面不衔接,税务机关移送的很多证据材料,公安机关不能直接运用,还需由公安机关重新提取,导致重复取证。第三,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的违法事实认定问题。公安机关在税案侦查终结时,需要对侦查对象的涉税犯罪事实进行专业技术认定或鉴定。从目前情况看,各地对此的操作也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的现象。例如,对发票真伪的鉴定,公安机关往往要求国税部门出具证明给予鉴定,作为县市一级国税机关,没有设专门负责鉴定增值税发票真伪的权威机构,根据有关规定,案发地税务部门需到省级以上国税局开具证明,然后持证明到国家税务总局开具介绍信,最后由国家税务总局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科所进行鉴定,并开具鉴定文书,这给犯罪事实鉴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四、关于税务体制改革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必须针对以上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制度的弊端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改革后的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体制必须满足这样一些要求:第一,必须加大税务违法案件调查处理机构的执法力度,加强其发现违法、调查取证、控制赃款等方面的能力,为以后的涉税犯罪案件刑事侦查工作做好前期准备。第二,拓宽涉税犯罪侦查机构的受案渠道。一方面,让其掌握所有的纳税信息资料,加强基础工作,增强其主动发现案件的能力;另一方面,规范税务违法案件调查机构与涉税犯罪案件刑事侦查机构之间的案件移送。第三,提高涉税犯罪案件侦查机构工作人员的税务专业素质,使其具有与目前税务稽查机构相当的税务专业水平,增强其自主办理涉税犯罪案件的能力。第四,完善协作机制。一方面减少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打破税务与公安之间的行业界限,加大协作力度。第五,能够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第六,完善税务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之间的衔接机制,使其在取证规格、证据效力和文书格式、效力等方面能很好地衔接。
一、“税收法定”的形成与发展
一般认为, 1215 年《英国大宪章》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开端, 是资产阶级革命限制封建君主权力、保护私人财产的胜利。这一原则与近代文明国家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步相辅相成, 是体现人民意志、约束公权力的重要原则。1689 年《权利法案》的颁布, 使英国正式确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税收法定原则”。1763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糖税法》和《印花税法》, 1773 年又颁布了《茶叶法》。美国独立后, 在宪法和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会有税法立法权并划定了各州税收立法权力边界, 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这一原则后来被世界很多国家借鉴, 将其确定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可以说, “税收法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是近现代国家维护人民权利、构建法治国家的两大基本原则。
二、落实“税收法定”具有重要意义
“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是狭义的法律, 在我国仅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 并不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税收法定一般包括“税收要件法定”、“税收要件确定”以及“税收程序法定”。
(一) 它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体现在税收领域, 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税收法定”。这对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法治税务建设, 建设服务型政府都有重要意义。
(二) 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税法对税收的作用不言而喻, 税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对构建规范、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法体系意义重大。
(三) 有利于保护私人财产权
税收法定原则有效防止了国家因可能存在的滥用税收立法权而导致对纳税人财产的非法剥夺。与公民一般权利不同的是, 税收直接关系到公民的财产权, 所以国家立法机关对税收立法事项不得随意放弃或者随意授权其他机关行使。通过法律规定将税收立法权划归为国家立法机关独享, 这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税收立法的“多头性”。
(四) 有利于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税收法定原则使纳税人能够对自身的税负有一个明确的预期, 大大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有效降低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成本, 减少个别税务执法人员存在的权力寻租、选择性执法等问题。比如, 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繁多,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税收法规及优惠政策解读》统计, 截至2015 年1月1 日, 我国现行有效的、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多达800 余个, 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时间跨度大, 从1994年至今每年都有。近几年, “税收优惠政策法定化”的呼声很高, 如果真正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定化, 无疑会大大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增加税收公平性, 这也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一种体现。
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宪法尚未确立税收法定原则
我国宪法并未对“税收法定原则”做出明确规定。宪法对于政府这一税收权力的行使主体没有明确约束。1954 年9 月20 日通过的《宪法》中只在第一百零二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1975 年和1978 年《宪法》没有对税收做出任何规定, 1982 年《宪法》第五十六条沿用了1954 年《宪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在那个时代为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 但计划经济无疑对“税收法定”是比较忽视的。因为计划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主要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营经济利润上缴, 因此那个时代缺乏“税收法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交叉化等特点, 这为税收法定原则入宪创造了条件。
(二) 税收立法体制不完善
截至2015 年1 月1 日, 我国现行有效的税收法规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多达966 个 (不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税收法规以及税收优惠政策) , 其中个人所得税方面有118 个, 企业所得税方面171 个, 增值税方面244 个, 营业税方面110个, 消费税方面55 个, 关税方面9 个, 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12 个, 烟叶税方面2 个, 资源税方面24 个, 车辆购置税方面12 个, 车船税方面10 个, 土地增值税方面12 个, 城镇土地使用税方面41 个, 耕地占用税方面4 个, 房产税方面有31 个, 契税方面35 个, 印花税方面36个, 税收征管方面40 个。我国目前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仅有三部:《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其他很多的税收法规以及税收优惠政策都是由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 这不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全面落实。
(三) 税收治理观念的转变还需要较长时间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其实是对相关行政权力的一种限制, 这就需要我们财税部门要有大局意识, 转变税收治理观念, 把税收法定原则落实到位。同时, 政府也应该转变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和观念, 重视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法定化, 避免宏观调控政策对税收法定原则的侵犯。
(四) 全民税收法治观念不强
这是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其实, 全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税收法制观念对落实税收法定、促进税收法治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它为包括“法治税务”建设在内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强大而稳定的民意基础。目前在税务机关方面, 个别税务人员法制观念比较淡薄、依法治税能力不强, 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现象偶有发生。在纳税人方面, 部分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薄弱, 税收遵从度较低, 对税法知识了解不全面, 权利保护意识不强, 不懂得用法律手段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这些都不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
四、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建议
(一) 在宪法层面确立税收法定原则
如今,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长足发展, 国内统一市场不仅已经形成而且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有效消除了“信息孤岛”, 缩小了“信息鸿沟”, 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和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 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凸显,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效推进。在这种情况下, 有必要将国家税收权力在宪法层面予以确认, 以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权。
(二) 加强税法的实施
实现税收的“有法可依”和“良法善治”相统一。在税收征纳实践中, 严格贯彻“法治税务”原则, 不得越权减免、不减免税收或加重、增加税收。牢固树立税收法定理念, 严格依法征税。税收的征收、缴纳程序也必须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遵循税收征管正当程序的理念, 按照“开放性、公正性、经济性”的内在价值和“法定性、协调性、可操作性”的外在价值要求, 细分税收征收缴纳各程序制度规定, 重点加强对税款征收、税务检查、纳税人权利救济和纳税服务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建设。
(三) 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能力建设
加强人大对税收法律起草的制度化建设, 增强法律起草的能力和水平。对税收法律草案实行更加有效的意见建议征集制度、公开辩论制度、审议制度等。增强税收立法的前瞻性, 加强立法人才“智库”建设。创新纳税人、各行业代表、专家有序参与税收立法的途径, 更好地吸收和反映纳税人及全体人民的智慧。禁止在税收立法领域进行一般性、空白性委任税收立法。
(四) 提高全民法制观念, 加强对纳税人的权益保护
创新税法宣传形式, 落实“互联网+ 税务”行动计划, 注重以案说法, 加强税法知识的普及力度, 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一个正向引导机制。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落实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强税务部门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力度, 完善纳税人权利救济制度。
(五) 加强党对税收体制改革的领导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并不仅仅是为了把“税收法定”这几个字写进“宪法”这张纸上, 而是为了把改革举措真真切切地贯彻落实到税务工作实践中去。我们常讲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关键是要做好“取”和“用”, 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落实税收法治原则、深化税务体制改革, 必须牢牢把握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政治方向,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关键词】政府;医疗改革;市场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滞后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城市中,人们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在广大农村,农民兄弟患病得不到及时医治的状况更为让人揪心。如此,医疗体制再不加快改革的步伐,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必须强调的是,医疗体制改革的最终方向是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及时的、低廉的、高水平的与小康生活相适应的医疗服务。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我国城镇居民要负担医疗费用的60%,未享受医疗保险的农民负担更多,而国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的投入比例仅占17%。毫无疑问,政府有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有责任为作为公共事业的医疗卫生服务做更多的事情。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衡量医改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
一、中国医疗改革之路及其得失
公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走过的30年,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刻变化的30年。2005年7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布医疗改革报告,医改报告得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回顾医疗体制改革的历史,我们发现,所谓的医改市场化之过,确切地说应该是缺乏有效管理的市场化之过。由于相关部门一直缺乏对医疗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规划,导致了原本因投入不足而采取的医疗机构完全市场化生存模式变为常态。因此,有不少人把穷人看不起病归结为市场失灵。但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失灵应该视为是监管失灵的外化表现。总结来看,过去30年医疗改革的致命伤,一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过低、强制性不够、预防功能不强;二是医疗服务价格混乱导致医疗费用持续攀升;三是政府投入比例过低,对医疗市场管理力度较弱。而这三点都与相关部门责任的缺失有关。然而,不成功的医疗改革并非一无是处。在城镇中成功地建立起统筹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在农村中试行合作医疗模式,都是过去30年医疗改革的成功之处。即便是在遭到批评最多的医疗机构民营化方面,多方资本的进入对缓解政府财政投入压力、提高医疗设备水平和服务质量,也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仔细辨析失败原因的细节,笼统地否定一切并不可取。
二、中国现行医疗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投入保障不足。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其中一个主要“病因”,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政府投入保障不足,渐渐形成“以药养医”为主要特征的过度市场化局面,使民众看病就医越来越不堪重负。事实上,在我们的思想中还没有将医疗卫生事业放到应有的地位上,舍不得在此方面投资。我们目前医疗保险状况是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广大的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看病没有保障。在医院里,有干部病房和普通病房之分,这种在医疗上的登记制度伤害着老百姓的身心健康。关于医疗费用,现在的情况是,有钱人将大量的钱存在银行里,没钱的人交不起医疗费。医院体系的改革应放在首位,要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投入职责界限清晰、市场竞争有序的医院服务体系,从药品的最终需求端理顺药品流通价格,既是医药行业健康发展的的重要外部条件,又是从体制改革入手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治本之策。这当然是远比取消药品加价繁琐、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面对老百姓对自身健康的日益关注,面对他们对现行医疗服务日渐高涨的不满呼声,医疗卫生行业在解决好公共卫生的政府投入机制的同时,必须尽快转到医院体系改革中来。
2.政府监管不严、力度不足。要建构符合社会需求的、良性的医疗保障,政府加强资金投入当然是必须的,但是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政府责任应该是多维度的。政府有义务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机制,实现医疗保障资金投入与医疗保障产出的有机结合,确保将国家投入的资金切实用于民众的医疗保障上,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加强医政监管,严格准入管理制度;依法监管多种所有制经济构成的医院间竞争,完善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法律,明确规定医院药品采购渠道以及程序,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保证投资不被滥用与浪费。应该建立一种动态高效的预防、检查和事后的承接制度,否则医院把医保资金当成唐僧肉,想方设法骗取的事件还会出现。在政府投入职责和政府监管角色清晰明确后,明确现有国有资产医院的改革原则,推进国有资产医院吸纳社会资本的资产多元化改革,推动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医疗服务市场展开竞争。医疗保障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合理的服务体制以及医药体制的共同支撑。虽然近年来的改革中一直强调要实施医疗保障体制、医疗服务体制及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并举,但事实上后两项改革基本流于形式,各种混乱问题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障改革一度选择了以限制消费者权益为代价维持体制运转的道路,如以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等方式加大个人负担水平,但服务质量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进,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普遍不满意,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在制度上防治,同时要充分发挥行政的引导职能,进行说服。
3.忽视了基层卫生机构的力量。在农村基层卫生机构主要就是乡村两级卫生组织,但最贴近老百姓的是村级卫生室。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这些人的生老病痛主要靠乡村两级医疗网。在边远的山区,很多人生了重病,由于交通不发达,村里医疗条件太差,无处求医或得不到充分的医治而造成小病就能夺命的惨剧。另外,医疗资源在城市医院和社区、农村基层医院的分配中存在严重不平衡,医疗资源向城市倾斜。由于各种优势医疗资源目前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医院,而城镇、社区、农村医院机构则因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而发展缓慢,以致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也只好舍近求远到大医院就医,既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又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发展社区卫生事业,鼓励和引导卫生人才向社区流动,并在社区发挥积极作用,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途径。
4.促进医疗改革的措施。医疗改革的目标应为:建立惠及全体国民的卫生体系、减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建立多支柱医疗保险体系。医疗改革市场化运作不能解决整个中国的医疗问题,必须坚持政府主导。
三、医疗改革的措施
1.基本医疗免费提供。政府按服务方位需要,规划配置举办公立医疗机构、利用适宜医疗技术和基本药品、免费向全国国民提供,解决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公平问题。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部上交财政,支出由财政全额拨付。制定基本药品目录,基本药品由国家免费提供医院,医院不得自行购入药品及设备。基本医疗范围内用药,由医院按病情需要免费提供给患者。自费药品可由医院报计划后政府采购,用于非基本医疗范围外的治疗,必须由患者主动申请,自费使用,收入全部上缴财政。这样,医院和医生没有了逐利的动机和机会,回扣、药品开单提成等现象自动消失,医疗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2.建立全民强制医疗保障制度。国民每人每年强制交纳医疗保障金,弱势群体可适当减免,不足部分由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建立各人医保卡,与身份证对应,全国通用,如此还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管理。患者凭个人医保卡到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就诊,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3.改革、完善配套措施。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农村卫生院卫生所的建设,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完善药品供给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按服务范围需要,合理规划配置基层医疗网点。大型公立医疗机构不再设立普通门诊,只设急诊、专家门诊、专科门诊及住院部,医务人员定期轮换到基层医疗网点工作,带动并逐步提高基层诊疗水平;普通门诊全部设在基层医疗网点,未经基层转诊,直接到大型公立医疗机构就诊的一律按急诊处理,确保危急重症能够得到及时治疗,保证了效率,又减少了资源的不必要浪费。第二,改善基层医疗网点基础设施,标准化配备必要的设备、药品、人员,解决与现行卫生法规不相适应的一系列问题,建立医疗不良反映赔付保险。
4.发展完善医疗互助及商业医疗保险,提供高端医疗服务。在提供免费基本医疗服务,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的同时,创造条件促进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及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发展,公民资源加入,以满足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需求,让一些有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的私立医疗机构及部分公立医疗机构提供自费、优质、较高层次的医疗服务,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要。
5.医疗服务市场需要充分的竞争。医院体系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提供医疗服务产品方式的改革,前提条件是政府医疗投入和监管职能的调整和改革,医院体系改革的“第一推动者”和主要矛盾是政府而不是医院。政府应该明确,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先进行医院体系的改革,然后才是药品生产企业和市场流通领域的改革。只有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是充分的,患者才能借助医疗服务的竞争获得药品的完全信息,药品市场的“虚高”部分才会被药品的最终需求方的理性行为挤出;只有政府举办医院有以医养医的财政保障,市场多元投资医院有市场竞争的约束,整个医疗服务领域的市场机制才能在政府归位基础上得到激活,老百姓才能遍享医疗服务改革的恩泽。
6.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然而现今是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医务人员丧失职业操守的现象屡见不鲜。只有医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有鉴于此,要对医务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制定医务人员新的考核办法,时时激励医务人员不断学习进步,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实行末位解聘制度,出现空缺岗位,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目的是把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吸收到公立医院。建立廉洁医疗保障体系,统一制定较为规范的医德医风管理办法,对所有医护人员进行综合监督管理。专业方面管理,对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年度初评、三年一次专业总评的方法,不合格者,保留工职,自费进修,开基本保证工资,三年末位者自行解除劳动关系。
四、结语
医疗卫生事业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头等大事,政府要加大卫生投入,在医疗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中要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让人民参与政策商讨,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充分考虑各方因素,着眼全局,总结过去20年医改经验得失,借鉴外国先进经验,进行全方位视察评估,建立能真正惠及广大老百姓、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医疗服务体系,这于国于民都是必要、善善之举。
参 考 文 献
[1]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51205/00002170472.shtml
[2]医改失败谁之过.中华网.news.xinhuanet.com
浅论司法公正与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它对于维护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司法公正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光明与黑暗、愚昧与科学、善良与罪恶、正义与专横的斗争史,而这一斗争的原动力,来源于人们对光明、科学和正义的不懈追求。公正与公平、公道、合理等词义等同或者类同,它们是人类生活在群体之中,谋求公平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处理善恶、荣辱、得失等问题,为保障共同的安全、自由和幸福而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所遵循的伦理准则。公正未必与法治相关,而法治则必定以公正为基调。在宪法体制下,法律的权威和法治的公正性要依赖于司法公正;没有公正司法,就不会有法治。无论是实质正义,还是程序正义,都是宪政社会的本质内涵。要实现宪政社会的这一本质要求,最首要的是要实现司法公正。没有司法公正,就谈不上民主宪政,而没有民主宪政的社会,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可见,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首要标准。法治国家是一个充满着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国家,在那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是一句口号。而要真正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彼岸,非“司法公正”之舟莫属。可见,公正司法是法治社会一条最根本的司法原则。换句话说,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之一,就是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司法公正是良法的本质要求。自古以来,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是良好的法律,亦即“良法”。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业已成为英国全社会的细胞,并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开始形成近代市场经济体制。契约自由、平等竞争和人身安全已成为人们的价值准则。这种价值观念反映在治国思想上就是法治。英国法治思想的奠基者哈林顿与洛克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和论证了法律一方面要保护和扩大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独裁、专制和限制政治权力这一法治原则。19世纪,英国著名的宪法大师戴雪在其代表作《英宪精义》中。把英国法治思想系统地概括为“法律主治”,并形成一个思想体系,这就是他立于英国法治的三要素论,即:第一,“英吉利人民受法律治理,惟独受法律治理”。这一要素的实质,就是反对政府专断,要求政府只能按法律办理,而不能在没有法律根据情况下去处罚公民;第二,任何英国公民都必须受命于英国的普通法;如果违反,均受普通法院管辖,这一要素的实质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对英国人来讲,宪法不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渊源,而是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良法的本质就是,法律是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必然产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要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实现良法的这些本质内涵,就必须严格司法,通过严格司法来实现司法公正。如果只有良法,而缺乏严格的司法活动,那么,再好的法律也不过是写到纸上的空话而已。司法公正是司法权行使的最高目标。正因为人世间有“冤情”,才需要设置司法;正因为社会上有“不平”,人们才格外渴望“公正”。司法人员是人间“公正”的捍卫者。为了维护司法权的公正性,法律赋予其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被动性;二是程序性;三是独立性;四是中立性;五是审查性;六是终极性。司法的最高准则就是公正,如果没有公正,那么这种司法对社会就是一种反动。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须要求司法人员把追求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司法人员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卫道士,应该是公平的化身。二、我国司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司法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司法不公的问题在某些地方或个别案件中还相当严重。司法腐败问题令人忧虑。司法腐败的外在表现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索贿受贿,徇私枉法。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随时都可以碰到的,只要是有人一涉讼,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首先想到的不是依法诉讼,而是“找门子”、“托关系”,好象不找关系,不托人,这场官司就无从下手,就不好打。当事人把能否胜诉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有力的证据、客观的诉讼请求和法官公平判决之上,而是寄托在自己的“路子广不广”、“门子硬不硬”、“下的本钱大不大”。打官司“找关系、托熟人”,已尼成为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而作为司法人员的法官,办案
“一级稽查”体制的实施,促进了依法治税,对实现税收管理规范化、专业化,充分发挥税务稽查职能作用提供了保证,同时对解决多头进户、重复检查,减少工作阻力,改善征收管理与稽查的协调配合关系等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依法治税,从严治队”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监督制约相对弱化的问题,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一、现行税务稽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税务稽查方向有待于进一步转变。我国现行税务稽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收入型稽查,而不是执法型稽查,仍处于强调以查增收或以查促收的阶段。税务稽查围绕收入任务转,大量的稽查对象是针对那些易于查出问题的有利可得、有税可补的大企业,而对那些隐蔽较深,有严重偷逃税现象的行业、企业,却有可能游离于稽查视线之外,长此以往,造成执法不公、执法不严,势必恶化经济税收秩序的严重后果。
(二)税务稽查体制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税务机构分设以后,国、地税的协调和配合机制没有同步完善,许多纳税人都存在缴纳税款时划分税种不清、申报资料不全等问题,而国、地税由于各自管理、各自检查,掌握的信息不对等、政策口径不一致,又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必然造成了稽查力度、稽查重点、事实证据上的矛盾
1甚至是冲突,使纳税人无所适从,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最终影响稽查的严肃性、权威性。
(三)税务稽查的职责、职权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了稽查部门的专司职责,即“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与职责相对应的,是税务稽查机构的职权,由于法律上对“检查”与“稽查”往往并列使用,而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类,故对于《税收征管法》关于税务机关职权的规定,可以被认为是税务稽查机构行使职能时所享有的职权。但在具体的税务实践中,税务稽查与税收征管在职能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交叉,征管机构纳税申报的日常检查、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存在重复进行、各自为政的现象,掌握的信息不对等、检查的重点不一致、适用的政策不统一等,必然影响税收征管和税务稽查的严肃性、公信力。
(四)税务稽查内部协调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稽查机构与征管机构除了彼此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外,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但实践中,由于二者在职能划分上存在交叉,在重复检查之外,还存在着征管机构在日常检查和纳税评估中,发现被查户和被评户以往有重大问题没有按规定程序移交稽查局,而是直接查补税款,加收滞纳金。稽查机构在稽查过程中获取了重要信息,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导和沟通机制,没有及时向征管机构传递。必然造成稽查选案难度加大、以查促管的稽查效能发挥不好等问题。
(五)税务稽查队伍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行,经济成份的多元化,一部分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逃避
税收的方式十分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这就要求税务稽查人员具备较强的反偷、避税收的能力。但目前稽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结构老化,后备力量不足。有的稽查人员不会查帐,不善于逻辑分析,找不出隐蔽问题。有的稽查人员责任心不强,探索创新意识不够,方法死板,措施不力,缺乏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方法的主动性。这些因素都影响了稽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深化稽查改革必要性
(一)稽查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强化税收保障体系的迫切要求。“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确定了稽查是税收执法的重点,对征管机制的良好运行起着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二)稽查体制改革是落实稽查职能,促进依法治税的客观需要。稽查职能包涵四层意思:一是监督,二是惩处,三是教育,四是促收。各职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每一种职能的发挥,只有在稽查体制良好运作的状态下才能得以实现。依法治税,关键在“治”。
(三)稽查体制改革是优化稽查管理机制,突出专业化管理的必然要求。稽查体制的改革,必须突出专业化管理的要求。一是要有利于税收检查权的相对集中,有效避免征、查双方业务范围的交叉,避免征、查多头进点造成的重复检查,避免征、查争抢税源现象。二是要能够促使稽查注重提高执法质量、加大处罚力度。三是要有利于形成内部人员专业分工和合理流动,切实贯彻“四分离”机制,规范执法程序、提高执法质量。
三、深化稽查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逐步由一级稽查向集中稽查转变。逐步建立县一级稽查向地(市)一级集中稽查转变,在地(市)的全部城区、县(市)的全域集中设立稽查局进行一级稽查;市稽查局可以按照经济区划适当设立少数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以保证有限的稽查力量充分使用。稽查局以实施稽查、办案为主并具有系统业务管理职能。这样有助于实现征管和稽查的分离,减少地方行政干预,提高执法权威。与此同时,整合我国目前的税务稽查力量,打破现行机构格局,以现有的国税、地税两套稽查机构为基础,组建独立的税务稽查局,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税务稽查局三套独立的税务执法机构,促使税务稽查职能得以充分发挥。集中稽查是优化税务稽查管理机制、突出专业化管理的必然选择,打破行政区划上的稽查执法权,有利于相对集中稽查力量,实行集约化、扁平化管理,实现稽查成本的最小化、稽查效益的最大化。
(二)探索完善分级分类稽查,实现税务稽查专业化。分级分类稽查,是指在日常稽查工作中,按照一定标准,根据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纳税规模对被查对象进行合理分类,对不同类别的纳税人确定相应级次的稽查主体,由各级稽查部门按照分级稽查、突出重点、高效稽查的原则,组织优势稽查力量对被查对象实施税务检查的一种稽查工作组织方式。实施分级分类稽查打破稽查工作的地域界限,整合稽查资源,建立起一个市、县(市、区)两级联查联动、区域联动、统一调度、协调高效的稽查体系,有利于改善税务稽查管理,提高稽查效能,增强稽查威慑力。
(三)完善法律体系,明确稽查定位、职责划分,增强执法手段。要对稽查的职能进行明确的定位,对征管与稽查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征管部门负责日常检查,稽查部门负责除日常检查以外的案件查处和专项检查。要通过完善法律体系,赋予税务稽查部门较大的执法权,当前涉税违法犯罪日益智能化、多样化、复杂化,税务稽查的执法手段明显弱化,只有赋予税务稽查机构必要侦查权力,才能使税务稽查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四)建立完善涉税举报体系,发挥举报线索办案的作用。涉税举报是税务机关获取涉税犯罪活动线索的重要来源,是公民的民主监督与税务机关的法律监督的有机结合,是联系税务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许多涉税案件都是由举报线索得到了有效查处。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涉税举报对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的重要作用日益体现。涉税举报案件管理作为税务稽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税务稽查案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把举报管理工作摆到突出位臵,健全和完善管理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管理,积极宣传、引导公民通过举报提供真实的涉税线索,形成打击税收违法行为的社会合力。
(五)充实稽查力量,提升稽查人员素质。税务稽查是税务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责任大,风险大,要把懂企业财务管理、懂政策业务、责任心强的业务骨干充实到稽查队伍,确实解决当前稽查队伍人
员少、结构老化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内部人才培训,对专业对口,有培养基础的年青人通过专业培训、传帮带等形式,加快人材培养,充实稽查力量,提升稽查队伍整体素质,发挥其战斗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力量的不断渗透与发酵,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和组织结构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矛盾。当前,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犹如一位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长者,已经明显地赶不上时代进步的迅猛节奏。倘若这个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影响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阻碍我们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进程。
现在的乡镇政府在运行中有三个特点:一是“任务型政府”。乡镇几乎没有主动权,基本上是被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以泰山压顶之势所支配。数不清的“责任状”,当不完的“责任人”,日常工作就是围绕领导布置的各项“中心”任务转,一年四季疲命奔波于中央、省、市、县规定的各种升级达标的评比、考核事务之中。二是“经济建设型政府”。政府直接充当市场主体而从事经济活动,上世纪80年代是兴办乡镇企业搞工商经济,90年是调整产业结构“逼”民致富,现在则是全面招商引资促GDP快速增长。在一些地方,招商引资被纳入“一票否决”范围,单位分任务,个人定指标,并与工资紧密挂钩。三是“全能型政府”。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管,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无所不干,党务、政务、社会事务无所不包。在这种背景之下,机构繁多、人员庞杂和“政经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便成了理所当然。为什么乡镇政府曾经多次“减肥瘦身”却总是成效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上级交办的事情多、责任大,处处得有机构管,事事得有人员干。哪一项工作不到位,乡镇政府都无法交待。
乡镇处于权力末梢,行政资源薄弱,过去主要依靠极不稳定的农业税、地方工商营业税和农民的“三提五统”来支撑乡镇政府正常运转,维持农村社会的公共服务支出。这也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不饱“皇粮”便吃“民粮”。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赖以生存的财源呈现出“枯竭”和“断流”局面。“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制度设计在绝大多数乡镇已经悬空。虽然中央和省级政府空前地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上面给的“银子”并不足以弥补乡镇财政减收所形成的实际缺口。工资尚靠“乞讨”,公共服务更无着落。通俗说法是:“管了吃饭就管不了做事,不吃饭没人做事,吃了饭没钱做事”。这就必然导致责任与权利严重不对等,目标与手段明显脱节。
在乡镇,“条条”与“块块”间的矛盾冲突也十分突出。按理讲,乡镇政府对辖区内的社会经济事务拥有行政主体地位,并相对独立地行使执行权、管理权、制令权、保护权,管理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行政工作和其他事务。但在现实中,许多重要的管理职权与执法功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并不在乡镇,而在县以上政府的职能部门。这就决定了乡镇政府不是一个完整的政府层级。传统的“七站八所”,一般都是县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延伸到乡镇的派出机构。不同的职能部门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经常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这就更加严重地肢解了乡镇政府原本就很微弱的管理职能。缺乏法律依据、行政手段与财政实力的乡镇政府无法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块块”内的各种行政资源,并行使正当的管理权力,几乎只是个空有其名的“稻草人”。
然,乡镇政府也不总是只当“挨骂受气”的“小媳妇”,对于自己所管辖的行政村则又是一个颐指气使的霸道“婆婆”。尽管《村民自治法》已经颁行了好多年,但在很多地方,乡镇政府与行政村实际上是一种上下级性质的隶属关系,乡镇仍然可以随时向行政村下达各项行政命令、布置各项工作任务,将自己高高地凌驾在村民组织之上。一些乡镇干部“为民作主”的思维模式和乡镇政府主导一切的行为方式没有与时俱进地得到转变,口头上支持村民自
治,行动上“放碗不放筷子”。在这种情形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发育自然十分缓慢与艰难。这不是哪一个乡镇干部的过错,而是整个体制机制作用的结果。
目前乡镇政府职能履行过程中的困难状况,可用“四有限、四无限”来概括:一是有限的职权,无限的责任;二是有限的财权,无限的事权;三是有限的作为空间,无限的作为要求;四是有限的自主,无限的被动。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的各种新情况、新矛盾,“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叹息之声不绝于耳。许多基层干部的思想十分困惑,角色非常尴尬。不管吧,良心、党性和责任感不允许;去管吧,又缺乏有效手段和力量,甚至违背法规和政策,真是进也难退也难。税费改革虽然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稳定了农业生产,缓解了干群关系,但乡镇政府管理功能软弱化、虚拟化和干部队伍思想混乱、行为迷茫的各种“病象”也在全面显现。乡镇政府向哪里去?基层干部怎么当?农村工作如何做?一句话,作为上层建筑的乡镇体制与机制,如何通过改革创新以积极应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正确领导广大农民去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无法回避、不容置疑和势在必行的重大决策。
在乡镇体制机制的问题上,当前社会思潮中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撤消论”。认为现行的以乡镇政府为中心的农村治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当年,新中国秩序初定,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我们必须通过尽量“靠前指挥”的办法,将传统的“一盘散沙”的农民兄弟们高度组织化起来,并把他们置于政府体系的直接领导之下,以保证国家路线方针和各项工作计划特别是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战略在广大农村的贯彻落实。如今推行的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已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元素已主要由市场体系配置。加之有关法律政策一直没有给乡镇政府赋予多少管理职能和执法权力,那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为存在前提、以完成上级交办任务为工作目标的乡镇行政管理体系,已经丧失合理性和必要性。分税制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体制存在的经济基础也基本上分崩离析。因此,乡镇政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农村治理体制已完成了它的应有历史使命,应予撤销。国家可以通过完善与强化县级管理和村民自治这两头的功能作用,来取代现行乡镇政府,即按照“县政——村治”的格局,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农村治理模式。
一种是“加强论”。认为以乡镇政府为主体的农村治理体制仍然是当前帮助农民有效增收,维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最佳治理模式。虽然现行的乡镇政府也确实存在许多毛病并呈现出严重的不适应,但不能证明乡镇政府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如乡镇政府无法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块块”内各种行政资源并充分行使正当管理权力的问题,分税制与减免农民税费所导致乡镇财源逐渐衰弱甚至入不敷出等问题,都属于乡镇治理体制在运行过程中的外部制约因素,干扰和阻碍着乡镇政府正确而有效地履行好自己职责。因此 乡镇政府要坚决保留,并且还要通过不断改革与完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其现有的功能作用。
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按照前一种思路改革,在实践中将面临三个现实难题:
一是在操作上的法律与政策障碍问题。乡镇政府的建制是按照《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产生的,管理职能也是由一系列法律与政策赋予和安排的。同时,乡镇只是庞大的行政管理链条中的一环,涉及到国家现行政治体制方方面面的各种社会关系。此叫“牵扯一发而动全身”。
二是大量的乡镇基层干部需要妥善地分流安置。由于各种原因,乡镇机构臃肿、冗员繁多的现象众所周知。依靠县级政府内部“腾挪”来温柔消化的办法只能导致“瘦了乡镇,肥了县市”的结果。倘若采取一次经济补偿的方式转换身份,不仅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无法承受改革的成本,还有可能引发改革对象极强的抵触情绪,从而产生不安定隐患。
三是乡镇政府撤销之后,传统的政权组织力量虽然可以通过乡镇公所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但乡镇公所如何在工作职能、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上保证我们对于广大农村社会的有效领导和公共、公益事业的有效服务?现在恐怕没有人敢“拍胸脯”。加之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尚需一个发育成熟的自然过程,这就有可能使得农村的治理出现盲区与混乱。
如果按照后一种思路去强化乡镇政府,重新“做实做强”,再铸往日辉煌,在实践中也必须考虑两个要素:
一是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与政策已经把乡镇的许多管理职能和执法权力上收到了县以上政府,主体财源在税费改革之后亦日益枯绝,不得不依靠作为“嗟来之食”的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维持基本运转。如果进行“翻盘”调整,势必又得增加大量机构与人员。“皇粮”不够吃“民粮”的话,农民负担问题就可能死灰复燃。
二是国家的治理模式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弱化行政干预力量,实施开放搞活政策,已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如果只看到乡镇政府传统的组织动员能力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效应,不着力于我们领导农村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即使赋予了强大的行政权力,也不见得就能起死回生,遇难呈祥。
尽管乡镇体制机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可能是出于各种问题的复杂性,乡镇政府到底是撤消还是保留,或者演化为一个自治体,直到如今中央决策层仍然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法。由于乡镇改革缺乏明晰的战略目标,必然使得许多方面的传统关系如党政关系、县乡关系、乡村关系、乡镇政府与上级部门的关系、部门与部门的关系、财权与事权的关系等等,就像一道道崇山峻岭挡在改革者的面前,让人们缩手缩脚,左右为难。因此,近年来各地在乡镇体制改革问题上的许多探索行为,都表现出了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包括湖北自2002年以来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中所推行的一系列办法,也被有些专家学者们批评是一种“修修补补”的性质,没有对传统的农村治理模式形成根本性突破。
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拽着头发使自己离开安身立命的地球”。改革也只能在现有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即使是正确的方向,亦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任何过度的跨越,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鉴于乡镇目前的两难选择,建议中央决策层采取分步走的策略,保留好的传统,扬弃过时经验,既要有所进,也要有所退。
一、坚持民主法制原则,转换任用机制,乡镇领导班子成员通过“两推一选”即由广大党员和群众民主推荐,依法选举产生。
乡镇干部任用机制一直是乡镇工作能否正确应对机遇与挑战,以保持先进性的核心要素。过去,乡镇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上级党委确定候选人,虽然也经过党代会和人代会的选举,但实际上多属“走程序”而少有落选者。正因为领导干部的升迁去留主要由上级决定,而不是由群众决定,往往容易导致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作表面文章,搞“政绩工程”,甚至跑官买官等弊端均与此有关。因此,应全面推广通过“两推一选”的方式来产生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的办法。即将那些符合提名条件的候选干部,交给乡镇的全体中共党员、非党员的村组及居委会干部、非党员的四级(省、市、区、乡)人大代表、非党的村民和居民代表去公开推荐,然后进入乡镇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湖北的实践证明,“两推一选”的做法,坚持了民主法制原则,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择优的要求,顺应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愿,使那些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让群众称心满意的干部脱颖而出,走上乡镇领导岗位。由于乡镇领导干部的乌纱帽不再攒在上级领导手里,而是攒在党员和群众手里,升降去留由下面说了算,逼着他们往下跑,从而有效地改变了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跑官买官的风气为之一变。改革后乡镇干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怎样兑现在“两推一选”中对党员和群众的诺言。如果诺言一旦落空,下次换届选举时自己就要落选。乡镇干部任用机制的转换,使执政为民这句话,不再是嘴里喊的口号,而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二、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厘定功能,明确职责,实行干部交叉任职,把乡镇党委、政府建成精干、高效的运行机构。
乡镇虽小,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家”一应俱全。某乡镇党委书记形容干部之多,开会的时候,“正科”干部一大房,“副科”干部一大堂,“股级”干部一大场。同时,多年来,政府机构设置一直强调上下对口,上面设多少庙,下面有多少神,导致乡镇机构越来越臃肿,人员越来越庞杂。机构多、领导多、人员多,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必然造成的财政供养入不敷出,更严重的是职能混乱、权责不清、决策与执行效率低下、有利便相互争夺,无利则相互推诿,不仅办不成事,而且必然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干扰和谐社会的建设,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重新厘定乡镇的功能,明确职责边界。只有减事方可减机构、减人、减支。因此,必须将原来那些名不符实的管理职能和强制性压给乡镇的任务责任进行“盘存”。凡是被上收了的管理权力和由此衍生的任务责任,从乡镇“帐”中一笔勾销。职责主体“完璧归赵”给县级政府及部门之后,乡镇政府只充当一个“配合协助”的角色。过去许多“责任状”和“一票否决”项目,也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予以清理。管理“战线”的缩短和社会“防区”的减少,相关“庙宇”与“和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于是,干部交叉任职制度、机构与人员真正“减肥瘦身”便成自然,乡镇领导班子以党委建设为“龙头”的“一元化”领导和党政工作的“一体化”管理的新格局就比较容易建立。
三、机构设置“扁平式”,干部上岗以竞争择优为主,人员分流以转换身份为主,财税体制实施县级统筹,以保障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一般情况下,上级政府不再向乡镇派驻机构,而是通过转换职能、改进方法为乡镇治理直接提供服务。乡镇党政机关必须严格编制管理。现有干部一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上岗,实行定编、定岗、定人。逐步创建包括县乡两级公务员在内的涵盖各劳动领域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化保障体系,以促进人事制度的深化改革和人才的合理流动。富余人员采取男满55岁、女满50岁即允许内退的政策进行妥善分流。其他年龄段则由中央、省、县财政筹集资金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从而置换身份变成“社会人”。此事虽然艰难,但“长痛不如短痛”,下决心挺过来了就是“满盘皆活”。湖北省咸安区在“五保合一”社会保障体系下推行以转换身份为目标的妥善分流,至今未出现重大上访现象。针对各乡镇因区位地理和经济基础的优劣,人口规模和社会事务的大小,导致财政收支上的差异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面临财源枯竭的困难,为确保乡镇政府基本的正常运转,防止“五乱”行为死灰复燃,应摈弃乡镇“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旧体制,坚持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以事权定财权,以责任定财权的基本原则,突出县域城乡之间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同时,要保障财力支出向公共服务倾斜,向基层倾斜,增强县级政府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因此,应在现行“乡财县管”的基础上,逐步将各乡镇与区直单位一样纳入“零基预算”范围,由县财政统一实行收支管理。
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创新乡镇“七站八所”管理体制,转换经营机制,探索新时期政府公益服务的最佳实现形式。
过去,向农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一直是大包大揽、自操自办的形式由政府直接“抓”在手里干。各种非政府性质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和民间服务力量在被政府权力垄断了的市场里,长期无法得到正常的发育。早先“七站八所”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大中专学校的毕业生,后来逐步演化成安排干部家属子女就业的去处。这些人缺乏技术,很难从事具体服务,却一般都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生是政府的“人”,死是政府的“鬼”,吃的是“大锅饭”,干的是“混混事”。这种“负优越性”,严重地抑制甚至扼杀了职工们工作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践证明,传统的“七站八所”为主要载体的农村社会公益服务体系,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顽疾”并且“久治不愈”,多年来早就“线断了、网破了、人散了”,已经无力承担服务“三农”的基本责任,农民反映非常强烈。因此,应该移植推广湖北省“以钱养事”的改革经验,将这些事业单位整体转制,采取招投标制、合同承包制、聘用制等方法,探索新时期政府履行公益服务的最佳实现形式,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村公益事业的服务体系,以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上各项改革在湖北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事实证明这些改革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乡镇综合改革能不能真正成功,还需要县级政府改革的配套与村民自治建设的完善,从而形成县、乡、村三级的良性互动与相得益彰的局面。通过上述渐进式的改革创新,撤销一般性乡镇政府的条件就应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一、税务会计课程特点
1.税制变动频繁, 学生无所适从
近几年我国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取消了农业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等税种;开征了烟叶税;把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合为车船税;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消费税征税范围及税率的变动等。由于现行税制处于不断改革和完善之中, 针对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政府对税制不断进行调整。如增值税关于旧货销售的处理、出口退税的计征方法调整、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的限额计算及固定业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问题等。从1994年税制改革到现在, 出台的文件、通知等行政性法规非常多, 且这些调整又多是适时的、不定期的, 给教师和学生的信息搜集带来了困难, 使学生在面对前后矛盾的规定时常常混淆, 无所适从。
2.税务会计与相关课程的制约关系
第一, 各税种的计算实际上是税法的内容, 在税务会计里却占了较大篇幅, 但有些院校一般在《税务会计》之前已经开设了《税法》课程, 造成这部分内容的重复。结果是教税法的老师认为税务会计还会学到相关内容, 受到课时限制有些内容就省略了, 而税务会计老师认为税法是之前学生应掌握的基础知识, 不需重复讲授, 这样就造成关于各税种计算等税法知识学生掌握得较差。从教学体系的连续性来看, 我院采用的是将《税法》与《税务会计》合并讲授, 这样就不会出现授课重复与漏讲等现象, 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系统掌握知识要点。
第二, 各税种的账务处理方面, 由于目前实行的是财税混合模式的处理方法, 在按税法确定应交税金金额并按规定入账的基础上, 对同一事项的其他方面再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因此一般教材都附带了太多财务会计的内容。财务会计同样也是之前学过的基础课, 只不过财务会计课程里关于税收方面的处理不太全面和系统而已, 因此对于涉及的除纳税以外的财务会计内容可以适当简化, 不需花太多时间来讲授。
第三, 税务筹划被列入税务会计教材里,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往往受到课时的限制, 这部分内容在税务会计里成了摆设, 或只是稍稍涉及, 学生仍然对税务筹划没什么概念, 起不到什么作用。就税务筹划的重要性而言, 最好单独开设税务筹划课程, 更有利于税务筹划人才的培养。
二、税务会计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税务会计课程地位不高, 使用的教材不尽如人意
教学计划对税务会计课程重视不够, 且重理论轻实践。大多数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关于税务会计课程的计划不尽合理。并且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 我国出版的《税务会计》教材版本逐年增多, 但其内容和体系大多为一个模式, 即开篇介绍税务会计的基本理论知识, 然后按照我国税法的分类顺序依次介绍几大税种和各小税种的税务会计处理, 个别版本以纳税筹划或纳税检查调整作为结束内容。如果从学科的系统性考虑, 这样的安排还算合理, 可是在教学实践中却略显不足, 如开篇的理论知识过于凌乱, 内容也显繁杂, 缺乏一定的逻辑性。另外, 有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和其他学科有所重叠, 需要任课教师在备课时筛选。
2.案例教学薄弱, 教学手段单一
受课时、教师实践经验以及学生学习习惯等因素的限制, 税务会计课程在教学方式上主要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 虽然在教学中也涉及一些案例, 但只限于会计案例的简单引用, 并未形成系统的案例教学方法。另外, 在教学手段上虽然已经运用了多媒体, 但仅限于PPT教学课件的使用, 网络资源与手段的使用未能充分挖掘。这种单一的教学形式, 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互动, 忽视了对学生独立思考及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 不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利于学生毕业工作时尽快进行角色转变。
3.忽视税务会计工作的基本技能和技巧的训练和培养
作为一门融税收法令和会计核算为一体的特种专业会计, 它的目标在于既能“为税务管理部门实施税收管理提供相关的信息”, 又能“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纳税信息, 为正确制定纳税方案和更有效率地履行纳税义务服务”。从该目标出发, 我们培养的人才首先应熟悉申报纳税的流程和各税种报表的填列, 其次就是具备综合应用会计和税法知识的能力。可综观我们的教材, 有关各税种的税收细则的规定就占去整本教材近一半的内容, 真正属于这门专业会计应重点讲解的内容却显单薄而浅显, 并且很多部分的内容比较陈旧。近年来, 财政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准则, 由新准则带来的新税务会计问题的处理方法和思路在各教材中却鲜有出现, 譬如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等的涉税处理。至于有关技能和技巧培养方面的内容就更少了, 就拿出口退税的会计处理来说, 笔者除了在盖地教授编著的版本中见到系统的讲解外, 很多教材要么简单介绍, 要么干脆忽略不提。而关于纳税申报表的填列程序和技巧训练, 各教材也只有图表的列示和填表说明的介绍, 并没有实际案例的操作程序和过程讲解, 不利于学生掌握和应用技能。
4.考核方式不科学
我院税务会计课程的考核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其权重分配是4比6。平时成绩主要依据出勤、平时作业、课堂表现打分。这种考核方式存在明显不足, 一是考核范围小, 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二是课时有限、人数较多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很难兼顾到每一位学生的表现;三是期末考试试题内容有限, 无法更好的反映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师培训问题
尽管近年来, 高职院校税务会计课程教师的学历不断提高, 但税务会计师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 学税收经济学的, 会计基础理论欠缺;学会计的, 税法理论欠缺, 即使这两者都通了, 还由于不通税收实务, 影响了整体的教学效果;同时有关部门很少有针对《税务会计》教师的培训, 因此, 同样为学生开设的税务会计课, 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讲解的角度差异很大。
三、税务会计课程教学的改革思路
1.催生一批高质量的教材
教材水平直接影响教学质量, 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税法教学长期停步不前的状态, 就应催生一批高质量的教材。教材建设应遵循“基本知识——应用技能——理论研究”的思路进行, 构建“初级——中级——高级”三级教材体系, 使其在体系上更加科学、完整, 内容上要更加丰富、具有创新, 为税务会计教学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这就要求:一是教材编写要突出前瞻性, 重视税务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将税务会计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来研究, 拓宽研究领域, 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二是不拘泥于理论, 理论要联系实际。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应将基本理论融汇于具体实例之中, 或者编写专门的案例习题集。教材中应大量选择和采用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启发性的案例、例题, 这就加深学生对理论、政策的理解, 增强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保证教学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
2.引入“真题”案例教学, 拓展学生能力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足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时量, 其讲授的提纲如“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问题……”, 老师按部就班的讲, 学生按部就班的学 (准确说是“记”) , 例如在讲解每一个税种时, 基本的顺序都是“某个税种的概念、特点、征税范围、纳税人、税率、计算方法、减免条例、申报缴纳、会计处理等”。虽然, 这样的讲解方式使知识的学习、理解和掌握比较系统、完整、有规律可循, 但由于《税务会计》一般是在学习完《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后开设的课程, 学生已经对会计的具体核算内容比较熟悉, 此时的《税务会计》教学即可以深入实践——即将“真题”引入课堂教学, 案例教学是对学生学习知识深层次的教育, 是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重要环节。下面是课堂教学中引入案例的题干部分:
广州市新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在广州市海珠区, 企业法定代表人叶ⅹⅹ, 注册资本2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 营业期限为200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成立日期2005年1月1日。组织机构代码:230104060941111, 开户银行及账号:工商银行广州市海珠支行987654321234567890。其他事项:该公司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所得税率按25%计算缴纳, 电话号码:50505050 (具体业务活动略) “, 真题”的引入使学生对该门课程的理解更加具体和形象。
3.开展模拟企业纳税教学, 提高学生实务能力
模拟企业纳税教学是税务会计课最具特色的教学实践方式的一种, 是在教师的指导下, 由学生分别担任不同的职业角色, 共同参与纳税案件的模拟审理, 将在课堂上学习的会计、税法知识与纳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教学方式。既开阔了学生视野, 丰富了学生的社会实践经验, 又使学生多方面的才能得以充分地展示和锻炼。因此, 模拟企业纳税教学的开展, 将得到学生的关注, 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将带来较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
教师在具体组织模拟企业纳税教学之前, 要首先选择几套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账, 组织学生观摩、交流, 使学生对整个会计处理和纳税程序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
第二, 学生扮演相关的职业角色。
角色的分工以小组为单位, 并最终由小组成员推荐产生。每个小组都要群策群力, 发挥出集体力量的优势, 根据本组所扮演的角色的需要, 按《税务会计》相关处理程序进行模拟纳税, 提出自己的意见, 阐明理论依据。
第三, 在模拟企业纳税教学中重点要做到“两个规范”。
一个是模拟企业纳税教学中需要的相关资料, 如记账凭证、账册、纳税申报表等的书写应当规范。二是计税、纳税程序必须规范。程序合法, 是企业依法账务处理和纳税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我们模拟企业纳税教学的重点之一。所以, 必须重点强调、严格要求、力争准确无误。
第四, 重视学生自我总结和教师讲评工作。
开展模拟企业纳税教学, 学生是主角, 当然要鼓励学生踊跃发言。不论是最后承担角色的学生还是坐在下面观看的学生, 他们的切身体会和感受, 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让学生自己说感想、谈收获、找不足, 有时更能切中要害、发人深省, 同时也为教师的最后讲评提供了参考, 使教师的总结更具有针对性。通过模拟企业纳税教学, 找出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薄弱环节, 让学生所学的税务会计知识和技能得到应用、检验与实践, 使学生在就业时能更快更好的进入职业角色。
4.改革考核方式, 全面考核学生综合能力
教学考核的目的是对学生知识与技术掌握的评价, 也是对教学效果的一种评价。传统单一的笔试模式已不再适用。在《税务会计》教学中注重过程考核, 也就是通过过程的监控手段实现教学目标。考核方式改革的思路应该是促进学生平时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的提高, 避免期末考试前突击现象的发生, 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核。改革考核方式可从以下方面进行:
首先, 增加平时成绩的权重。比如, 将平时成绩权重提高到50%, 因为平时成绩能够考评学生在各个学习阶段的学习效果, 加强对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指导和监督, 引导学生自觉地按照本课程教学要求和学习计划完成学习任务, 改善学生的学习行为, 提高学习效率。第二, 考核方式采取多元化, 除平时作业、出勤情况、课堂表现、笔试等原有内容外, 还可加入撰写案例分析报告、调研报告、论文、专题演讲等, 最终让学生融会贯通相关知识, 最终能应用于工作岗位, 虽然这类知识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但这种考核方式却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三, 通过答辩形式考核。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会计、税务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放在对学生把握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面。实践证明, 通过答辩, 能充分反映学生的全面素质, 也能较为准确了解学生对税务会计知识的掌握情况。
5.强化对专职实践教师的培养
目前, 绝大部分高校没能进行税务会计实践教学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有实践经验的税务会计专业教师。因此, 要多引进具有税务实践工作经验的教师来担任税务会计的实训课程教学, 对于会计专业的教师, 高职院校也要定期提供他们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 增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和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素质。
6.开展网络教学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通过校园网络, 学生可以全方位地查询税务会计课程的课程标准、教学方案、习题、案例和参考文献等, 使学生自主学习, 同时也可以就学习内容当中的相关问题随时与教师进行交流, 师生互动效果明显。通过与老师探讨, 既可以解决学习中的疑问, 也为深入理解税务会计知识, 开拓专业视野提供帮助。因此, 网络教学一方面可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手段;另一方面使学生课后能主动学习、主动思考问题, 进而解决问题,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 通过多媒体课件将涉税单据、凭证等展示给学生, 通过网络进行纳税的全程操作, 更激发了学生在税务会计方面的学习兴趣。
总之, 要尽快进行上述改革, 使教学过程富有启发性, 作为一名教师, 应善于根据具体情况,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大胆实践、勇于改革, 追求最佳的教学效果。做到“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使“税务会计”的教学能够更好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 培养的学生成为高素质的综合型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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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体制;发展战略;应对策略
金融业是指银行以及与银行相关的合作社,包括保险业,除了工业性的经济行以外,其他与经济相关的都是金融业。它是经营金融产品的特殊行业,具体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租赁业。从1979年起,中国开始对金融业进行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摆脱了具体的工商信贷业务,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国家专业银行逐一成立;保险公司重新成立并大力发展国内外业务;股份制综合性银行和地区性银行开始建立;信托投资机构大量发展;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证券公司、资信评估公司、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一个以专业银行为主体,中央银行为核心,各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最基本的战略资源,同时也成为地方经济的助推器。同时金融业的发展也日益影响着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它将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
一、金融业体制改革的基本战略
1.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根据当前国内外金融界发展的形式,我国加大了搞活开放的力度,金融业体制改革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按照金融市场的需求逐步完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增加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的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加强我国金融市场基准利率的建设,规范金融市场利率体系。要逐步扩大同行业存单的发行和交易,使负债产品市场化的交易范围逐步增加。进一步放松对存款利率管制政策,使金融业自主定价空间扩大。
2.加速人民币市场化,形成完善的汇率市场化机制。进一步发展外汇市场,使外汇市场产品更加丰富,逐步扩大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根据当前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金融业发展的经济形式,有序的扩展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逐步增加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使人民币基本稳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作为权威性的中国银行将逐步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在我国形成以金融市场需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系。
3.逐步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成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参与金融业的市场竞争,通过竞争性供给,为一些地方基层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大力加强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风险约束,以业务属性、机构性质和地域范围的不同实施差别监管,目的是为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提供良好、健康的外部条件。
二、当前金融业的应对策略
银行业是金融行业的龙头企业,银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金融业和其它行业,如何针对金融业的体制改革的基本战略使银行业稳步向前发展是重中之重,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银行业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银行业的服务,增加金融行业产品的种类,满足金融行业的市场需求
在金融行业的市场上,金融产品很多,如黄金、货币、外汇、有价证劵等,在国内做这些产品的金融企业还很少,还很保守,主要是规则不完善,宣传不到位,服务手段上不去,因此国内的金融市场与西方的金融市场冷清得多,但潜力很大,因此根据当前我国的具体国情,要从分发挥我国银行资金充足的特点,从简单的揽储放贷,向着各种理财产品方向发展,集中民间剩余的闲置资金,参与金融行业的市场竞争,从而带动保险业、证券业,扩大了银行的服务范围。
2.多元化管理,扩展营销网点
民间贷款风险性大,不受国家保护,因此一旦经营失败,倾家荡产,而投资者大多数都是基层老百姓,用于投资的都是多年积攒下的工资钱,造成这些血本无归,近些年出现很多经营金融企业失败的老板跑路的现象,就是民间金融乱象所引发的,这种乱象不仅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同时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因此近些年国家金融部门已经批办了一批小额贷款公司来吸引民间闲散资金,整顿一些民间借贷的乱象。我国证监会也逐步开始批办农村银行,这样把银行办到每个角落,这种多元化的金融管理使一些企业受益外也增加了一些老百姓的收入,一举两得。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大监管的力度,防止出现重大的金融风险事故的发生。
3.人民币汇率市场化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在我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适应很多国际性的问题,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长远战略。人民币汇率调整,是根据我国自身经济情况,考虑市场外汇需求量,人民币的国际价值在于第一是由我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二是由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相对比较优势决定。经济强,本币强;经济疲软,人民币会相对弱势。我国经济发展在于主要贸易伙伴,人民币有升值需求;经济如出现大的波动,则会给人民币带来贬值压力。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有自己的定力,不选择“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不追求过大顺差,不单靠贬值刺激出口。为了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我国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会逐步稳步进行,这种有弹性的、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会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调控的空间,有利于掌握在利率、流动性、货币供应量等方面的主动权。
4.人才战略
什么事都是由人才做,因此作为金融行业是金字塔的尖部,因此更需要顶尖的人才来从事这项工作,因此金融行业需要更好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打造更强、更硬的塔尖,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做贡献。
三、结束语
我国经济已向国际化大踏步的迈进,金融行业要未雨绸缪,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说明了我国政府将我国打造成世界级大国的决心,我们金融行业的人员不仅要适应新形势下的行业发展,还要立足我国放眼世界,为我国的崛起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义奇.金融发展与政府退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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