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扶贫政策的意义（精选8篇）
肖唐镖、石海燕
（400031 重庆市 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近十多年来，政府的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扶贫项目之成效如何？本文对12个扶贫样本村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政策在不同村庄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并呈现“规律性”效应，即：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呈现正效应，而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呈现负效应。这与扶贫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与责任流失，以及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等问题密切相关。
关键词：政府扶贫 经济增长 扶贫效应 政府绩效
一、引言
“1995年至2004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6500万减少到2610万，减少了一半以上，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到2004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95％以上的贫困村实现了通公路、通电、通电话。”[①]贫困地区的这种变化，原因究竟何在？其中，有多少贡献来自政府如其所推进的经济增长政策呢？或者说，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尤其是政府所推进的经济增长政策对农村贫困的缓解，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其作用发生的机理是什么？上述问题将我们引向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分析。实际上，近年来学界对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却由于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而不断减弱。[②]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改革20余年以来，政府一系列农业政策对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缓解农村贫困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产生正面影响的重要农业政策主要有三类：第一，实施家庭承包制政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第二，农产品价格体系改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第三，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③]从宏观层面看，情势或许如其所云。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一些地方，扶贫“新项目年年有，上马十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难以形成。”[④]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移民扶贫项目研究本身提出了批评：至今很多研究项目仅泛泛地说明了移民是如何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的，但是没有详细地说明是谁真正从中受益；而且，缺乏对政府政策的研究。[⑤]如在笔者参与调查的12个样本村中，政府实施的扶贫政策与项目之效果并不一致，甚至出现严重分野，有的得到村民良好评价，有的则徒增负面反映。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项目和政策会成功、有的却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本文即试图以12个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讨论政府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农村贫困缓解之间的关系。
二、扶贫政策与项目的总体效应
1、调查样本村呈现
样本资料来自2006年世行项目进行的田野调查，采取多阶段抽样与立意选样相结合的方式，选择云南、甘肃、四川、内蒙古、江西、江苏六个省，在各省分别选取两个扶贫样本村。各样本村的基本构成情况见表1。
2、扶贫政策与项目的效应评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一2010年）》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即：“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要求政府不仅要对贫困农户救济，还要使村庄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政府扶贫政策和项目的绩效考察，可以分别针对政策与项目的直接响应和村庄自我发展能力而展开。
（1）扶贫项目的效果
在各样本村扶贫过程中，尽管都采取统一的“整村推进”政策和模式，但各村具体实施项目并不相同，其中，有退耕还林（草）[⑥]、新村扶贫、劳动力输出、小额贷款、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项目等。
表2所列均为由政府所决定并付诸实施的项目，其中获得良好效果的项目并不多。在12个村庄里，只有3个村庄的部分项目得到好评，其他项目效果均不佳。在项目未得到正面评价的9个[⑦]村庄中，只有江苏L村的项目还未实施，另8个村庄的项目都存在严重问题，内蒙古R村、江西S村和江西X村这三个村庄的项目甚至完全失败。
得到正面评价的项目多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这方面的项目中效果不佳的只有江西X村的修建学校和公路项目。其他属于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养殖业、种植业和劳动力输出和培训等项目，大多存在或大或少的问题。
发展能力体现在教育、文化、村庄制度和产业等多个方面。但在实践中，各地政府主要通过对村庄的产业发展进行引导，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来促进村庄的脱贫。然而，由于政府缺少制度性行为，村庄难以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决策中，往往导致政府在产业引导上的失败。在12个村庄中，多数没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只有内蒙古Q村、云南X村在这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见表3）。
表3中两个村庄都建立起绩效良好并有一定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在产业的推进方式上，一个村是由村庄自主决定并实施，另一个村是以村庄与政府互动的方式来进行。在云南X村，政府在项目推进中还提供了配套服务和市场信息，如在粮食增产项目上进行种植技术培训，在经济作物种植上给予技术支持、种植培训推广与市场引导，这反映出其政府角色正主导者往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两个村庄在产业发展上的效果，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缺少村庄参与是其他村庄产业发展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们还发现政府主导的扶贫对村民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些村庄出现对政府的严重依赖情绪，如在四川D村，对村民生活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退耕后国家发放的补贴就可以保证农户的基本生活所需，而国家的退耕政策在四年后就结束，对此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政府补贴的撤销会对其生计造成影响，但表示：即便如此，对他们的生活“政府肯定会有安排，用不着自己操心”。显然，存在“等、靠、要”心理的村庄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他们在依赖政府的同时，丧失了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努力。
三、不同类型项目的效应比较
在各类项目中，各村普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是：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如改善居住条件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效果较好，大多能获村民好评；相反，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效果一般甚至较差，大多难获村民好评。下面，我们列举9个调查村的相关情况：
甘肃D村：农户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如道路硬化使得出入方便，村里跑的交通工具也多了。饮水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的饮水问题。发放给各家的羊只都是农委的干部协同村民代表一起去青海买过来的，但是这种外地来的羊不适应本地的生态环境，不能像本地羊那样采取自然放牧的方式，必须圈养，从而增加了成本；这种羊的疾病比较多，因而他们时常询问到村的干部，是否可以把发放的羊变卖然后调换成本地的山羊、或者直接养牛，但村干部往往以“没有政策”来回绝他们的要求。
甘肃H村：2000年，比较大幅度地推广小额贷款（由农业银行提供贷款），给每户贷款1000元，三年还贷。小额贷款对借贷双方都有益处：对于银行来说，贷款额度小，三年还贷，风险小；对于农户来说，小额贷款可以解决他们的农业投入问题，以及蓄养牛羊问题，而增加投入以后，他们的收成也使他们有能力偿还小额贷款。但在目前，小额贷款的政策已经基本停止了，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银行方面更加重视大笔借贷的项目，认为相比借贷手续而言，1万元以下贷款的盈利不和算；另一方面，年前县上银行因为呆帐严重（主要是私人的大笔借贷），效益不好（银行行长因此被免职），对小额贷款的支持也是困难的。在村民眼中，贷款对消除贫困具有积极的影响，是他们发展所必须的，应该推广。如果“能够贷款，有了经济，就可以养牲畜、挖虫草、开铺子、开厂子”，可以改善村庄的经济条件。已有的小额贷款对村庄的支持很大: “2000年的小额贷款，使得村民有资本发展养殖业，大家赚了之后，之后盖了砖房，2000年以前，村中是没有砖房的。”大家也觉得小额贷款只要用于发展，就没有风险：“如果贷款买牛羊，发展牲畜养殖，就没有风险；如果自己生活用了，就有风险”。
内蒙古Q村：扶贫资金全部用于Q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灌溉问题与产业发展问题。2002年与2003年的资金全部用于打机井以及铺设灌溉管道，使人均水浇地的面积由1亩左右增加到近4亩。就此一项，完全可以解决该村经济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增加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解决灌溉问题以后，2004年村集体以每只400元的价格从山东购进700只小尾寒羊，然后以300元的价格卖给村民。100元的差价从项目资金中支出，共计7万元。资金补贴使Q村养羊业初具规模，推动了全村养羊业的发展。村班子在产业发展之初还对农户进行补贴以鼓励其养蓄牛、羊、蛋鸡与鹅，并为农户担保向信用社申请贷款，2000～2005年，全村农户的贷款总额在40－60万元左右。在课题组调查期间了解到，2006年贷款总额达到了140万元。在种植业方面，2005年，Q村大规模种植的经济作物有烤烟、甜菜、制种玉米与万寿菊花。对产业项目的大力发展是2000年以来Q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促进了全村农业种植业与养畜业的发展，使全村从整体上降低了致贫的风险。
内蒙古R村：获得整村推进项目经费20万元，由于资助资金有限，受益户数也有限。2眼机井的浇灌面积仅为800多亩，养羊项目参与户也只有10来户。其中，用于发展养羊项目的8万元，是以现金加建筑物资和优惠价格的细毛羊等形式分发给了农户。2003年之前全村绵羊存栏为1700只左右，2003年以后，羊的数量有所增长，主要是因为项目鼓励，但在养羊项目失败后，村内羊的数量又减少到1500只左右。养羊项目贯彻的是扶强不扶弱原则，项目引进之后，养羊出现集中趋势，涌现少数养羊大户而原来的散养小户消失，使致力于集体脱贫、共同富裕的项目却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分化。
江西S村：整村推进项目主要投入于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建设。路修通以后，村里盖房的成本明显降低，使所有村民都受益，特别是那些有交通工具的人。但是整村推进项目对于村庄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作用十分有限。此外，该村庄所在的J镇把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化扶贫当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引种的经济作物包括葡萄、席草、榨菜等，结果这些作物往往被沤成了肥料。而且因为是村里鼓励种植的，最后都要村里赔偿村民的损失。现在，镇政府又要求各村引种烟草，并且为此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无村民问津，最后只能由村干部认领。经济作物种植失败来自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大量村民外出打工以后，多数家庭不再依赖经济作物获得现金收入。与经济作物种植相比较，打工的收入更稳定，投资更少。其次，由于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多为老人和妇女，他们缺少尝试种植新作物的条件。再次，政府在引进经济作物种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产品销售和市场需求问题，而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农户种植，等种植物收获后政府却没有办法提供销售渠道，而且把失败的责任完全转嫁给村民。同时由于前面屡次风险都由村民承担，村民因而拒绝再次被卷入种植经济作物的风险中。
江西X村：在列入重点扶贫村之前，该村是移民扶持村。前些年该村移民经费中直接投往生产开发的项目，比如，果业开发、水面开发全告失败。村内目前仍能见效、并为村民所乐道的乃是一些公共设施项目，如通往村外的土路、用电，及多数水陂与灌溉设施。近五年由扶贫资金完成的项目，除了水陂与水渠外，其他的并不为村民所认同，尤其是直接投向生产开发的项目效益普遍较差。如，耗资13万余元修建的马坑村小组至坑尾村小组的公路，成了断头路；耗资12万元新建在村边缘的学校，既无教师休息的场所，也未能缓解学生远程上学的困难，完工之后便“好看而不中用”，村委会作价6万元居然无人愿买。
四川D村：新村扶贫的额度从8.7万元，逐年增加到2006年的50万元。一般是第一年启动，第二年建设，第三年完善，县里有专门的补助标准和验收指标。在新村建设中，县里还用配套资金开展“五改三建”（“五改”包括改水、改路、改厕、改厨、改圈；“三建”包括建家、建院、建池），改善村民生活条件。这解决了村民基本的生存、生活要求，对村民继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调查中，村民对以五改三建为内容的新村建设非常欢迎。但资金仍然是这些示范难以推广的最大阻碍，资金投入机制和管理、实施机制也存在问题。
四川J村：获得多项各级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2001年农村电网改造项目，2003年村级道路修建，水库和水利设施整修，2005年土地整理项目和“一池三改”的农村沼气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特别是村级道路、田间道路等修建，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支持。
云南X村：整村推进项目总投资40多万，其中上级投入15万，村民以投工投劳等方式自筹25万元。该村原来的种植业结构单一，粮食以玉米和稻谷、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以油料、豆类为主，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田地的单产上不去，经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也不上去，故亩产值偏低，经济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水平低。被列入重点扶贫村后，X村全面推广了魔芋种植，魔芋成为全村的主要种植品种。现有魔芋133亩，每户种魔芋的面积从1亩到4亩不等。2005年农户收入明显增加，魔芋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农户收入在5000元至12000元之间，仅此一项可以使农田种植收入增加3~4倍，从而一举基本解决了大绝多数人的温饱问题。
上述9个村中，明确推进有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有8个村，除了内蒙古R村的机井项目过小、江西X村的修路和建校项目失败外，其他6个村均获良好反映。在明确标示有产业和经济发展类项目的7个村中，只有内蒙古Q村和云南X村的项目获良好反映，甘肃H村的小额贷款项目虽好、但无法运行，其他4个村的项目均告失败。
四、解释与结论
值得深究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类型的项目和政策在不同的村庄会出现大体相近的结果？而且，在同一村庄，为什么不同的项目和政策有的成功、有的却不成功？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关涉到政府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缓解的关系问题。基于调查资料，这里试从三个方面作些初步探讨，它们影响着扶贫政策和项目的实际效应。1．扶贫政策与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问题
中国农村扶贫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即政府在扶贫活动中不仅负责政策的制定，还主导了资金的筹集和分配、项目的选择以及政府之外的各种扶贫力量的动员、协调。其核心问题是在政府失灵现象发生的情况下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甚至扶贫资源被挪作他用等问题[⑧]。换言之，在农村扶贫政策与项目的选择与决策方面，政府发挥主导者的功能。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各样本村中。
另一方面，村庄、村民却难以参与政策和项目的决策，即使是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执行体现的也往往是政府意志，而难以体现村庄意志。其中，尤以江西X村修路与建校项目、甘肃D村养羊项目的实施最为典型。这也就是说，在整村推进项目中，虽一直强调村庄和村民的参与，但在多数村实际上此要求均流于形式。
上述扶贫政策与项目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体现着浓重的非民主特征，没有做到坚持政府引导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由此，就难以保证扶贫项目做到“适销对路”。这种后果已为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正如林志彬的研究所发现，在政府实施移民政策中的问题：（1）没有清晰的政策来指导原居地的选择；（2）移民项目将重心全部放在安置区开发、而不是对准贫困人口，将扶贫资源转向用于经济增长；（3）移民人口的选择指标仅仅是“纸上谈兵”；（4）移民的选择标准所反映出的发展理性与项目所声称的目标是相悖的。[⑨] 2．扶贫政策与项目的责任流失问题
我们在另文[⑩]讨论了政府在农村扶贫实践中的角色特征，其中之一，即政府行为本身缺乏监督和约束，且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实际上，不独政府的角色如此，其他相关主体的责任角色也是如此，如村庄、村干部和村民也是这样。换言之，扶贫中的行为主体尽管是多元的，但各方均不承担应有的责任。
责任的流失，即完全有可能带来系列问题，如在多数样本村中，就或轻或重地存在：项目选择不当，不重实际效应、尤其是不重长期效应而重“面子工程”，资金流失与浪费乃至腐败等问题。有学者在更大面积的调查中，也发现同类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扶贫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没有规范，资金严重渗漏；二是以县为单位的瞄准机制导致扶贫资金使用的严重分散，在贫困县内农村居民平均使用，而在贫困县外的贫困人口却几乎得不到扶贫资金的扶持；三是政府的扶贫方式缺乏系统管理，各种资金分散使用，大多数扶贫项目没有开展必要的横向联合；四是在很多地区，扶贫开发到户实际上只做到了扶贫开发资金到户，较少考虑帮助贫困户有效利用到户资金增加收入，较少贫困的方法；五是大多数贫困地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没有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六是临时性或短期扶贫项目较多，资金使用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受到局限，其可持续性较弱。[11]
3、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问题
从各样本村的情况看，所谓“贫困”，不仅表现为农户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贫困，更表现为村民文化、心理层面的贫困，还表现为农村社区的贫困，后者如社区公共资源匮乏、公共服务缺失。贫困并不是一个单向性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反映。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与行动应是系统工程，相互呼应并增益；考察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实践效应，也应当从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
从反贫困视角总结多年来政府对样本村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其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在政府的不同政策之间存在相互损益的冲突，既有益农、惠农政策，如减轻农民负担、税费改革、扶贫等政策，但同时一些“分民利”、“争民利”的政策也大行其道。后者，如在2003年以前一些地方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土政策”，征地、移民中极力压低向农民的补偿等损农政策；在2003年后，乡村中小学教学网点合并、以及高等教育产业化、农用物资涨价等政策，在相关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支出，消弭了其他政策的反贫困效应。
为何政府的一些涉农政策会损农乃至害农？为何一些良好的反贫困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其中重要的原因，便在宏观制度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包括前叙的非民主、责任流失等问题。对政府来说，其反贫困行动不仅在“给钱给物给政策”，更在提供优良的制度结构和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结构和环境，需要政府来倡导并提供，但同时却是对政府行为的有力约束。在实践中，由于公共权力的内在扩张性驱使，政府行为往往倾向于自利与无约束。在当今中国，地方政府在财政紧张或财力难以自保的状况下，尤易如此。因而，对政府的反贫困实践而言，其重中之重，乃在于提供优良的制度结构与运行机制。
就政府的反贫困行动来说，所有的涉农政策均应考量其适农性与益农性。如，应当废止“分民利”、“争民利”的政策；扶贫项目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上，尽量少搞或不搞经济开发项目；健全社会安全网建设，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加大农村贫困救助的宽度与力度；对涉及征用和剥夺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工程项目，建立农民分享其效益的有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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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国良，2005，《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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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赵春艳、叶普万，2003，“中国反贫困战略简评”，《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第3期。
An analysis of effect on anti-poverty of the rural economic growth policy Xiao Tangbiao Shi Haiyan
(Center for Social Stability & Crisis Administr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400031)
Abstract: In recent 10 years, how about the effect on governmental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the rural economic growth policy? The analysis of 12 sample villages obviously indicates that different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poli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in villages.That is, some appear positive effects, some appear negative effects.This is a kind of regularity phenomen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executive mechanism of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macro policy etc.Key Words: government anti-poverty;economic growth;anti-poverty effect------------------*世界银行项目《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状况与扶贫政策研究》（7136813）之成果。作者简介：肖唐镖（1964-），男，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政治与治理。
石海燕（1980-），女，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
[②] 林毅夫、李永军：“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③] 林万龙：“部门发展与中国未来的扶贫：挑战与对策”，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5-217页。
[④] 辛秋水、吴理财：《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⑤] 林志彬：《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页。[⑥] 文中统称为“退耕还林”。
[⑦] 甘肃D村的基建项目得到好评，养殖项目效果不好，它既有效果良好的项目也有不佳的项目。
[⑧]林毅夫、李永军，“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0页。[⑨]林志彬，前引书，204-209页。
关键词：县域综合实力,扶贫政策,因子分析
一、新疆贫困分布及资金投向
据国务院2001年新标准确定的新疆全省扶贫开发重点县有30个，其中，南疆2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数占全疆贫困人口总数的85%;北疆9个重点县(自治区级3个)，贫困人口占全疆贫困人口总数的15%。截至2005年自治区现有贫困人口数约188万人，南疆的和田、喀什、克州和阿克苏地区贫困人口数仍然较多，减贫难度较大。从扶贫资金的投入方向看，流向比较集中，绝大多数的扶贫资金投向了30个扶贫工作重点县，投入的扶贫资金占全部扶贫资金总额的80.69%，插花乡、困难乡占13.99%，其他县的扶贫资金仅占5%。
二、新疆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实证分析
1. 研究方法的选取。
因子分析法是通过一定的数据处理和合成模型把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的差异综合成一个指标, 综合后的指标用以反映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整体差异。它涵盖的信息往往更为全面。
2. 指标的选取。
本文把研究对象定位为新疆68个县级行政单位。根据综合性、全面性、可行性和指标选取科学性的原则，本文选取了县域经济中的8类共17个相对指标(见表1)综合反映2006年新疆68个县域社会经济状祝，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调查年鉴(2006)、新疆统计年鉴(2006)等。
3. 分析结果。
将200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8个县的17个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正向化处理后, 建立68×17的规范化指数矩阵, 运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综合得分排序结果(见表2)。
三、模型结果分析
1. 综合得分区间分析。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综合得分普遍较低，得分最低的10个县均为贫困县，30个贫困县中仅有5个综合得分为正值。此外，部分非贫困县综合得分也较低，如特克斯县排名仅为第58位。
2. 综合得分地区分布分析。
从地区分布来看，得分排名最后10位的均为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中分布在南疆地区三地州、边境一带。说明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程度深，南疆三地州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和新农村建设的难点。
3. 地区综合实力差距分析。
在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县级整体经济指标上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第三产业增加值非扶贫开发重点县是扶贫开发重点县的51倍;在公路里程数、化肥使用量 (折纯量) 、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人均全年用电量要素投入指标上同样存在差距，其中化肥使用量非扶贫开发重点县与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差距达到近8倍。
4. 贫困地区农牧民生产生活差异分析。
以综合得分第67位的阿合奇县为例，该县地处西部边境，属高寒地区，是3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该县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表示为贫困县。
四、对策建议
1. 对南疆片状分布的贫困区域统一规划。
按地区分布，得分最低的1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都集中在南疆，边境一带。建议针对贫困区域片状分布的特点，对该地区打破行政界限，进行区域性的扶贫规划。
2.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规模小、发展层次低，对经济发展还是无法起到应有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建议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大力发展贫困县的农村第二、三产业，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3. 注重生态项目的开发。
排名较低的县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恶劣，主要表现为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且时空分布不均，盐碱、风沙等自然灾害，环境承载力弱。扶贫政策应加大对生态项目的投入。
4. 加大非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投入。
从综合得分排名上看，排名第49～58位的10个县中，有5个是非贫困县，按照资金80.69%投入比例，排名较后的非贫困县的不能够获得充足的扶贫资金。但是，这些地区发展同样不可忽视，建议扶贫政策也应兼顾这类地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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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161-01
一、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赶走外国武装干涉者，农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同时俄共（布）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随着战争结束，俄共（布）却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起了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强烈不满，战争的结束不仅没有改变他们悲惨的状况，反而增加粮食的征收量。“于是在农村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工人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从农村取得粮食，而农民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保卫自己的粮食，于是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两大劳动阶级之间就发生了为生存而展开的殊死斗争，红军和工人征粮队员往往被农民打死，而农民也因暴力抗征而遭枪杀，粮食征收制导致城乡分裂。”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对此，列宁不得不提出新经济政策以巩固苏维埃政权。
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一种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赋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粮食税规定：农民每年以赋税的形式将一部分余粮缴纳给国家；政府在春耕前公布预定的税额，秋收时增产不增税；农民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由农民自行处理，并可到市场上自由买卖。到1925年，俄国农业的规模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因此，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改善。
第二，在流通领域，允许国家的调节下实行自由贸易，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人商业等多种渠道，大力促进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列宁正确的认识到了市场交易的重要性，因此他鼓励共产党人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学会管理经济。
第三，加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新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因此保持同外国良好的经济关系，对于新政权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的状况下应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将国内一些自己暂时没有能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通过租让的形式出让给国外的企业。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国外的资金，同时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于恢复苏俄国民经济具有重大的作用。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仅迅速改善了工农关系，而且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到1923年底，工农业产值都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整个国民经济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这说明新经济政策是符合俄国国情的正确政策。这对于恢复苏俄国民经济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三、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总结和吸取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苏俄社会现实的发展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有效的促进了苏俄经济的发展，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同时也为我国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战时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余粮收集制要求将农民的全部余粮无偿地收归苏维埃政权，致使农民生活十分困苦，乃至出现农民骚乱和暴动。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农民交税后的余粮可以自由支配，既可以用于个人消费，与可以用于交换，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完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政策的制定应放在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同意不同意的基点上。
第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市场的关键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政策，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比较消极，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象征。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正面的看待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的认识到了市场的作用，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立的过渡性策略，到后来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的发展活力，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贸易和市场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第三，分配制度的改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了非国有化的发展策略，重视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在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受到了苏联的深远的影响，重视集体的作用，对于个体经济比较排斥，而且严禁发展私营企业；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系。这种单一的经济模式不仅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造成了生产效率的底下，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的发展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保存的发展模式，经济制度的变革也带来了分配制度的变化，多劳多得、按劳分配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分配制度的变化提高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活力，使我国的经济活力和规模得到了有效的提高。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新经济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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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3 11:03:08 来源: 作者:7天论文网 【大 中 小】 浏览:6次 评论:0条
截止到2015 年10 月25 日，使用百度搜索“体验设计”，有24,300,000 条相关结果。而同我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服装设计的搜索结果是3，070,000。动漫设计的搜索结果是1,830,000。工业设计的搜索结果是2,370,000。环境设计搜索结果是389,000。室内设计搜索结果是4,920,000。网站设计搜索结果是20,800,000。平面设计搜索结果是100,000,000。从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体验设计”的热度，为什么这个看似没有明确产品的设计会有如此的高频率的搜索热度呢？因为“体验”本身就是产品，而是这种产品相对特殊，是将人内在的情感需要转化为市场的需求。
一、体验经济及附属产品体验式设计
体验是一个具有情感维度的词，它的出发点，核心和归宿都是具有情感的，这种情感是在商业模式的转变下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体验经济以消费者感受为出发点，塑造良好的感官体验，丰富消费行为，并为商品找到新的消费价值与空间。由于经济发展的变化，人们的个性化消费欲望不断加强，而个性消费市场难以得到彻底的满足，企业把注意力转移到能够为其提供价值的新经济模式—体验经济。现阶段欧美发达国家在完备的服务型经济基础上，正在向更人性化的体验经济另一拓展。体验经济被称为第四经济形态，在农业、工业和服务经济形态后，是从生活与情境出发点的具有情感因素的商业模式。这种依靠情感因素为卖点体验开始被各行各业所重视。是商业模式的演变，是服务经济的更高层次, 是以创造多元个性化生活及商业体验获得利润的。我国首次对这种形态提出讨论是在2002 年9 月在沈阳召开的“国际工艺设计讨论会”上，提出“体验经济”和“体验设计”，这种通过情感带来的消费变化，开始被各行各业所重视。设计本身是一个创新的活动，又是一种体验，设计师要体验潮流资讯，体验材料材质、体验生活经验等。
通过设计的互动，消费者感受体验设计，设计师感受销售者，在设计过程中获得独特的情感体验。
二、体验经济对服装设计的影响
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消费者对服装设计过程的参与度及消费过程的需求在不断提升。消费者更希望从中难忘的愉悦的感受，以及服装所传递出的个性化表现。体验经济更重视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与参与性，比较其他经济形态而言，体验经济对于服装设计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以设计师和潮流资讯为主导的设计方式很难满足体验经济这种更为人性化的经济模。消费者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主要从服装的显性因素如:造型、色彩、款式因素考虑，而体验设计要求设计师从更专业的角度，考虑消费者心理需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设计师以消费者的感受设计过程的结构、材质、工艺等专业过程，理解设计所包含的情感与商业价值。重视消费者潜在感受、注重消费过程的互动性心理愉悦和自我满足感受。
体验经济下的服装设计，体验消费心理，开发消费者潜在需求，提升情感消费比重。因此，在体验经济时代下，就如何关注和打造服装消费者认同的独特体验并引导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共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体验式服装设计及研究意义
服装行业的利润是通过创造区别于“同制化”产品的来获得的, 在体验经济时代关注消费者的情感体验来进行设计开发是对设计师必然要求。研究服装设计、工艺等因素外，“消费需求”，“消费环境的合理性”，注重消费者参与互动，体验式服装设计的本质就是研究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潜在需求，在设计因素的基础更为人性化更满足消费者需求是服装行业的发展前景。
国内服装设计产生路线多数为，第一步进行市场调研收集国外流行资讯和相同类别产品的比较，第二步是根据较为多数是设计师的经验进行信息整合，最后才在成品的基础上才去关注消费者的体验设计。而国外知名的国际品牌在设计之初，消费者的情感体验是最先考虑因素。这种体验式服装设计理念并不是意味着将现有理念全部推翻，而是在现有的理念的基础上将情感体验作为设计的重要目标，侧重的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发现和探索，了解消费者感受挖掘消费者需求从而不断用服装这一特殊的词汇来诠释自己的感悟。体验式服装的研究意义：
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人”是服装的最终使用者，对“人”的心理需求和精神追求，才能做出更为人所服务的设计。在设计时，突出消费者的感性价值，将消费者的内在需求并转换为现实。
其次，从企业利益出发，相当一部分服装设计还是以借鉴国外时尚资讯。对消费者的关注度欠缺，如感觉、行为、习惯等方面来触动消费者，用无形的服务创造出另消费者难以忘怀的感受设计，提高了消费者和服装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再次，从社会角度出发，提高服饰文化的影响。中国服装设计起步相比欧美起步较晚，还有待发展。
但是服装行业的要求与标准在国际上应该是相通的，以消费者为中心设计，全程高品质为顾客服务，强调专属性和个性化，注重消费者参与。消费者的体验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种文化，以“消费者的感受”为服装发展的关键，创造生动的体验文化，与消费者进行良性互动。这种让消费者参与其中的体验设计并不是将否定现有的设计理念，是服装文化的一种升华。通过适当的设计，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得到高质量的产品，享受有品质的服务，获得生理的满足等需求，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将会收获一段难忘的经历和独特的体验，并且这段难忘的经历和独特的体验会转化为美好且深刻的回忆。
综上所述，在体验经济模式，服装设计通过情感体验带给消费者享受和愉悦的消费过程，体验式服装设计为服装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服装设计在体验过程中赋予了更多的情感体验，也会提高服装设计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互动。参考文献
日期：2011-08-31 02:56:46.0
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贫困地区的主要特征。基于对本国国情的把握，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际情况的认识，中国政府制定了符合国情的扶贫开发政策，把扶贫开发的基本目标和中心任务放在主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上，从最紧迫的问题入手，量力而行，确保重点，分阶段推进。
制定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不发达，农村尤其不发达。就中国的贫困地区而言，这种不发达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薄弱。贫困地区较为集中的西部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以上，但铁路、公路和民航设施所占比重却相对偏低。二是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与经济落后成为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往往又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办学条件差，教育设施落后，适龄儿童失学和辍学率较高，青壮年文盲比例较大。卫生保健水平也很低。三是农业生产条件差，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严重不足。1986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人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1993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仅为60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左右。上述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中国扶贫工作要有一个比较现实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最初是1986年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即198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206元的标准。到1990年这一标准相当于300元，2000年为625元。中国的贫困标准是一个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可以确保农村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因而是客观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为了集中使用扶贫资金，有效地扶持贫困人口，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标准，确定了一批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国政府于1986年第一次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标准：以县为单位，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对贫困县的标准也及时作出调整。1994年，中国政府重新调整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标准。具体标准是：以县为单位，凡是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重点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1992年人均纯收入高于700元的原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一律退出国家扶持范围（根据当时的典型测算，凡是超过700元的县，90%以上的贫困人口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依据这个标准，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涵盖了全国72%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此后，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措施，主要是围绕解决国家重点扶持县贫困群众温饱而制定的。通过对贫困县的集中有效扶持，带动了全国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在扶贫资金方面，国家明确要求，中央的各项扶贫资金都用于这些贫困县。1996年中央政府又进一步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了最低配套资金比例（30%至50%），以保证地方配套的扶贫资金用在国家重点贫困县。扶贫重点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 向中西部地区重点倾斜是中国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发展，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落后。与此相关，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并呈块状、片状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等地区。这些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在1994年中国政府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中西部地区占82%。从1994年起，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国家扶贫资金投放的地区结构：把用于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省的中央扶贫信贷资金调整出来，集中用于中西部贫困状况严重的省、自治区；中央新增的财政扶贫资金只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同时，国家从全局着眼，制定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横向联合和对口扶贫协作。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近年来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在西部地区优先安排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资源开发等建设项目，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推动西部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近20年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安排的专项扶贫投入不断增加。2000年中央各项扶贫专项资金达到了248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30倍。中国政府安排的扶贫专项资金累计达到了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800多亿元（含以工代赈资金390多亿元），信贷扶贫资金880亿元。按照中央要求的配套比例（1996年以后为30%至50%），地方政府扶贫投入的力度也相应加大。中国政府专项扶贫资金主要包括两大类：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金又包括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等。1997年，国务院为了加强对各类扶贫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制定了统一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该办法对各类扶贫资金的扶持对象、条件等作了明确规定，强调各类扶贫资金要根据扶贫攻坚的总体目标和要求，配套使用，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不同渠道的扶贫资金的投入重点是：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基本农田、兴修小型水利工程、解决人畜饮水困难、修建乡村道路、科技培训和推广农业实用技术等；扶贫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增加贫困户当年收入的种养业项目。同时，各级扶贫工作专门机构加强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检查、监督。审计部门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严格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查处。这些措施，对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如期实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
制定支持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的优惠政策 中国扶贫开发的优惠政策包括帮助贫困户解决温饱和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两个方面。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的优惠政策有：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户，免除粮食定购任务；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扶贫贷款的使用期限，放宽抵押和担保条件；按照农业税条例的有关规定，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优惠政策有：中央政府逐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二级转移支付制度，为贫困地区提供财力支持。对贫困县新办企业和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兴办的企业，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适当提高库区建设基金和库区维护基金标准，专项用于解决水库移民的温饱问题。
落实扶贫工作责任制 为使扶贫开发工作得到有效开展，中国政府于1986年6月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组织、领导、协调、监督、检查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县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本地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国的扶贫开发实行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行政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是贫困面积较大的省、自治区，都把扶贫开发列入重要议程，根据国家扶贫开发计划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抓扶贫工作，并负总责。中央的各项扶贫资金在每年年初一次下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扶贫资金、权力、任务、责任“四个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有到省的扶贫资金一律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使用，并由各有关部门规划和实施项目。
加强贫困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在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改变自身命运的扶贫开发中作用重大。中国政府在扶贫开发中强调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以此提高农户的自我组织程度，引导农户积极参与扶贫开发。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村大力推行村委会直接选举制度，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真正将群众拥护、有能力带领群众改变贫困面貌的人选举为村干部。同时，严格实行村务公开，村级财务的各项收支、扶贫资金的发放使用、承包合同的签订和变更等各项事务，都要向村民公开，接受村民的检查和监督。
中国扶贫开发政策
(一)开发式扶贫
开发工式扶贫是对传统的分散救济式扶贫改革与调整，是中国政府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农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先后在贫困地区涌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林州精神和不等不靠，“宁肯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
2、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国家安排必要的财政资金，鼓励、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开展农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发展生产的物质条件。
3、国家安排优惠的扶贫专款贴息贷款和制定优惠政策，重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农户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项目，促进增产增收。
4、开展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加自我发展能力。
5、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加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发展后劲。
(二)重点向西部倾斜，集中扶持国定贫困县
1、重点向西部倾斜。改革开入以来，东部沿海省市充分利用国家的鼓励政策和自身优势，率先发展。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与此相关，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大数集中在中西部省区市，尤其是西部省份。因此，向西部地区重点倾斜是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政策。1994年国家“八七计划”明确指出：调整国家扶贫资金投放的地区结构，要求从1994年起，用一至两年把中央用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6个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省的扶贫信贷资金调整出来，集中用于中西部贫困状况严重的省区；中央新增的财政扶贫资金只在中西部省区分配。同时，中国政府始终从全局着眼，制定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东部省市与西部省份在政府、民间、企业等层次上的大跨度横向联合和扶贫协作，以便通过东部地区较发达的经济优势带动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2、集中力量扶持国家贫困县。中国政府1986年和1994年先后两次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这些贫困县都覆盖了当时全国贫困人口的70%以上。中国政府力图通过对这些贫困县的集中扶持，带动全国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为此，中国的扶贫开发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些贫困县而制定的。特别是在扶贫资金方面，明确规定：中央的各项扶贫资金全部用于这些贫困县。1996年中央政府又进一步对各省区市提出了配套资金比例最低要求(30-50%)，为了保证重点地方配套的扶贫资金也要求用在国家重点贫困县。
这项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国定贫困县的扶持力度明显加大，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进程相对快于其他贫困地区。据统计，经过这些年的重点扶持，592年国定贫困县的贫困人口，已经由1992年的5858万减少到1999年底的1800万，成立这一时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幅度最大的区域，为实现“八七计划”确立的奋斗目标创造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扶贫投入不足，非国家重点扶持县解决温饱问题进展缓慢，也出现了全国扶贫开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三)强化扶贫资金管理
中国政府专项的扶贫资金分为三类：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1997年，国务院为了加强对各类不同性质扶贫资金的扶持对象、条件、标准以及使用程序、权力和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各项扶贫资金要根据扶贫攻坚的总体目标和要求，配套使用，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各项扶贫资金的投入重点是：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修田造地、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和科技培训、推广农业实用技术。以工代赈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基本农田、兴修小型水利和修建乡村道路。扶贫贷款主要用于有助于增加贫困户当年收入的种养业项目。同时，要求各级扶贫工作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检查、监督。审计部门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如期实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工代赈计划
以工代赈计划是一项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扶贫计划。该计划于1984年开始实施
1995年以前，以工代赈计划的执行方式是，贫困地区的群众利用农闲季节投入劳动修建道路和水利工程，中央政府以库存积压较多的粮食、棉花、布匹、日用工业品等实物对劳动者进行补贴。从1996年开始，以工代赈列入中央财政预算，直接向劳动者支付货币，不再投入实物。
以工代赈计划将修建公路、水利工程、人畜饮水工程和基本农田建设作为重点，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环境，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农闲季节的农提供了短期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截止1999年底，中央政府以工代赈计划累计投入349亿元(1995年前的实物折合资金169亿元)。1984年至1997年14年间，共修建县乡村道路20.72万公里，解决贫困人口饮水4330万人，解决牲畜饮水2310万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6031万亩，实施坡改梯8334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146万亩，建设小水电27.49万千瓦，开发经济林果1580万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四)以省为主的扶贫工作负责制
中国扶贫开发实行分级负责的扶贫工作体制。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扶贫开发实行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首长扶贫工作责任制。要求：各省区市特别是贫困面较大的省、区，要把扶贫开发列入重要日程，根据“八七”计划制定本省区市的具体实施计划。省区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负总责，及时协调解决重要问题。为进一步强化这一制度，1996年中国政府出台的《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中央的各项扶贫资金要在年初一次下达到各省区市，实行扶贫资金、权力、任务、责任“四个到省(区、市)”。所有到省的扶贫资金一律由省政府统一安排使用，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规划和实施项目。在此基础上强调，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是贫困地区一切工作的中心。贫困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县的政府，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亲自抓扶贫开发，抓解决温饱问题，并要求各地层层分解目标，层层落实责任，限期完成任务。
(五)发挥部门优势，共同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建设
在这些年的扶贫开发中，中央国家机关根据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有关部门从尽快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大局和贫困地区的实行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支援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具体政策。1987年，为依靠科教进步振奋兴大别山经济，国家科委(后更名国家科技部)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参加大别山重点贫困县经济开发的试行办法》，制定了包括技术职称评定、工资福利、子女就业在内的优惠政策，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到大别山区开展科技服务。1994年“八七计划”要求，计划、贸易、农林水、科教、工交、劳动、民政、民委、文化卫生、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要分别制定本部门、本系统的具体实施方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资金、物资、技术上向贫困地区倾斜，积极为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作出贡献。此后，中国农业银行明确规定，对贫困农户的小额贷款适当放宽抵押、担保条件，实行信用放贷。铁道部提出：对贫困地区的煤炭、粮食、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的运输实行倾斜政策，对捐赠给灾区和贫困地区的救灾物资，积极搞好运输工作。其他部门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群众解决温饱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即是中国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扶贫开发的重要特点。
(六)鼓励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的优惠政策
中国扶贫开发的优惠政策包括帮助贫困户解决温饱和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两个层次：
——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的优惠政策有：对所有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户，免除粮食定购任务；根据扶贫开发的特点和需要，适当延长扶贫贷款的使用期限，放宽抵押和担保条件；对所有的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户，按照农业税条例有的关规定，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
——支持贫困地区开发的优惠政策有：逐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各有关省、自治区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二级转移支付制度，为贫困地区提供更大的财务和支持。对贫困县新办企业和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兴办的企业，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适当提高库区建设基金和库区维护基金标准，专项用于解决水库移民的温饱问题。
国家发改委安排部署2012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扶贫开发工作
2012-01-06 12:32
近日，2012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扶贫开发工作座谈会在广西南宁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范恒山司长、王新怀巡视员等司领导及扶贫处有关负责同志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发展改革系统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形势，研究部署了2012年扶贫开发以工代赈工作任务。
会上，王新怀巡视员做了工作报告，回顾了2011年扶贫开发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对2012年工作任务进行了部署和安排，提出了具体要求。
范恒山司长做了总结讲话，分析了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基本形势，提出了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任务：科学编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不断完善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体系；持续加大扶贫开发资金投入力度；全力做好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切实加强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同时要求，各级发展改革系统要认真履行工作使命，准确把握工作方向，不断完善工作方式，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加强协作加强联动，努力推动发展改革系统扶贫开发工作再上新台阶。
2012年扶贫办工作计划
2012年我办的工作思路我们必将全面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以整体推进为载体，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力求实现三个突破，即促进农产品专业化发展，在改变贫困村基础条件上实现新的突破；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实现产业化转移；进一步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在培养创业型农民上实现新的突破。
一、2012年工作安排明确扶贫目标，着力抓好8个重点村的整体推进工作。坚持“一个中心&2012年扶贫办工作计划
2012年我办的工作思路我们必将全面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以整体推进为载体，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力求实现三个突破，即促进农产品专业化发展，在改变贫困村基础条件上实现新的突破；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实现产业化转移；进一步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在培养创业型农民上实现新的突破。
一、2012年工作安排
明确扶贫目标，着力抓好8个重点村的整体推进工作。坚持“一个中心”即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中心，推进扶贫开发方式创新，把握“一个重点”即以扶贫开发整村推进为重点，确保扶贫开发工作整体推进实现实施“一大战略”，就是着眼新的形式和贫困村的实际，大力实施贫困户增收战略。做好“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思路，扶助一批龙头企业，培训一批创业型农民。
（一）进一步加强重点村的建设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着力推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人口素质的社会事业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的产业建设、改变村容村貌的文明建设、规范有序的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以班子建设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等六大建设，重点抓好重点村项目实施，确保通过有关部门的检查验收。
（二）抓好扶贫项目的实施工作
加强项目的管理和监督，同时加强扶贫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专户运行。年底前全面完成项目，确保8个重点村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农民收入有所提高。
（三）认真做好扶贫贴息贷款工作
充分发挥扶贫职能作用，为崇仁经济发展服务，为符合扶贫贴息贷款的企业争取扶贫贷款。
（四）创新方式，“雨露计划”走近乡村，走进农民。做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创新方式，实施好“雨露计划”。会同就业局举办了“雨露计划”，走近乡村，走进农民。贫困群众劳动力转移培训班在**、**两个贫困乡（镇）利用寒、暑假中学闲置教室，聘请专业老师和技师授课，动员村民及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培训。把培训班办到群众家门口，实行“免费培训，确保就业”。积极拓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渠道，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并稳定转移就业。
（五）扎实做好实用技术培训工作 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要求，注意发现、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将再举办一期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以提高贫困群众劳动技能，促进增收。
(六)切实抓好产业化扶贫
继续在8个重点村搞好产业化扶贫，因地制宜实施好“一村一品”。在**镇推广树莓栽培；在**乡两个重点村培育更多麻鸡散养大户；在相山镇陈坊村搞好木竹加工产业。充分发挥优势农业产业，使其真正成为重点村群众增收的重要来源。
（七）抓好扶贫办自身建设
认真组织扶贫办干部进一步学习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提高为贫困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廉洁自律教育，树立爱岗敬业、清正廉明、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进一步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办事效率。在工作中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以自身的实际工作，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二、具体措施
（一）、瞄准目标，搞好重点村的整村推进工作
认真做好了8个重点村2012年扶贫项目的申报、实施工作。从切实改善重点村的生产、生活环境，确保贫困人口真正受益的角度,科学合理的从整村推进扶贫规划中挑选确定了实施兴建学校、修水泥路、卫生设施建设、种植业11个扶贫开发项目。
（二）、创新方式，实施好“雨露计划”
“雨露计划”，走近乡村，走进农民。贫困群众劳动力转移培训班在**、**两个贫困乡（镇）利用寒、暑假中学闲置教室，聘请专业老师和技师授课，把培训班办到群众家门口，实行“免费培训，确保就业”。积极拓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渠道，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并稳定转移就业。
（三）、做好直属机关定点扶贫工作
整合社会扶贫资源，树立“大扶贫”观念，是新阶段社会扶贫工作的重点，也是扶贫开发工作中深具潜力的重要方面。一是争取扶贫类组织，使其在充分了解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发挥其大的扶贫平台，解决部分重点贫困村的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问题。二是按照省委、省政府“两办”关于组织有关单位开展定点扶贫的文件精神，大力开展扶贫结对力度，为需帮助的贫困农民牵线搭桥。三是落实党政部门和企业定点包扶重点村工作。在县直单位机关开展以“党旗引领致富路，携手共建新农村”为主题的定点包扶贫困村工作，确保全县“十一五”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每个村都有一个县直机关单位或企业定点帮扶，挂点单位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为重点村建设献计献策，把定点帮扶重点村工作落到实处。四是继续开展党员结对帮扶贫困户工作。和县委组织部联合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1+1”结对帮扶贫困户的活动。动员广大村民自觉参与扶贫开发，8个重点村的整村推进建设。
（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扶贫的工作
扶贫需要企业的参与，我们对扶贫企业进行贴息扶持，企业尽最大努力安排贫困村劳力就业，企业也严格兑现扶贫承诺。扶贫承诺实行公开、公示制，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2012年获扶贫贷款贴息的企业有三家，贴息额度11万元，其中的30%将分别用于孙坊月塘村，航埠镇航埠村的扶贫事业。
（五）、积极引导扶持村民发展生产，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我县八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开发村，他们各具特色，我们也在实践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如**村引进上海客商投资种植树莓、引导村民种植黄杞子;**村支部书记合股兴办粮食加工厂、机制砖厂，解决贫困劳力100人就业;**、**两村还发展板栗、茶树等种植业。此外，我们将大力扶持村民养殖麻鸡，运用各种条件和技术，使村民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三、取得的新成效
2012年我办被市扶贫办评为全市扶贫工作先进单位。
（一）、扶贫开发重点村整村推进扶贫效果明显。兴建教学大楼一栋，修水泥路9.5公里。
（二）、通过扶贫贷款，繁荣了**经济，增加了**税收入，促进企业长足发展，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发挥企业扶贫带动作用，解决贫困群众就业，增加了贫困群众的收入。
（三）、通过技能培训，提高了贫困户的自身素质，解决了部分贫困群众就业，增加了收入。
（四）、通过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从资金、信息、财力、物力、人力等多方面解决了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等问题。
四、存在问题
（一）、扶贫攻坚难度大
目前，贫困农户增收渠道狭窄。由于自然条件差，很难形成主导产业，多以种植业为主，经济结构单一。在当前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难度越来越大。大多重点乡村自然条件恶劣，信息闭塞，群众观念落后，科技素质低等综合贫困因素交错制约，又因今年情况特殊灾返贫现象严重，农村低保体系不健全，覆盖面小，部分特殊困难群体缺乏必要的救济保障，解决温饱问题和巩固扶贫成果难度大。
（二）、基础条件差
虽然今年做了很多农村基础设施的工作，但是大部分贫困乡村灌溉设施遭自然破坏严重，配套服务跟不上，有效灌溉面积少；乡村道路差，附属设施不到位，晴通雨阻现象比较严重；贫困乡村饮水难、上学难、耕作难、就医难和居住条件差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基础设施滞后仍然是制约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三）、部分农村人口因灾返贫
贫困乡村自然条件差，易涝易旱，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每年都存在因灾、因病返贫致贫现象。
（四）、龙头企业弱小
全县产业化龙头企业少、规模小，产业链条短，对优势产业和产品开发不足，加工转化率低，“公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机制还不健全，辐射和带动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能力不强。
（五）、资金投入少
按照“十一五”五年规划，我县8个重点村年均扶贫资金仅10万元，要实现贫困村脱贫目标，靠现在投入的扶贫资金是远远不够。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群众自筹能力有限，影响了扶持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加之县财政困难，配套资金不足，全县贫困乡村基础设施进程缓慢。
（六）、各村项目实施不平衡
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贫困地区的主要特征。基于对本国国情的把握，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际情况的认识，中国政府制定了符合国情的扶贫开发政策，把扶贫开发的基本目标和中心任务放在主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上，从最紧迫的问题入手，量力而行，确保重点，分阶段推进。
但是此举是否得到所与人的认可呢？针对这一问题我对部分大学生进行了调查，80%的大学生认为此举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20%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现状能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已经很好，也体现了中国的平等的民族政策。
一、大多数认为中国出现扶贫政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较多，例如人口庞大且增长过快等。（2）解放初期走了很多弯路，对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身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或者还存在缺陷。
二、在扶贫政策的实施上出现了一系列制约因素，大多数人认为主要与以下几点：（1）基础设施薄弱。贫困地区较为集中的西部地区，虽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以上，但铁路、公路和民航设施所占比重却相对偏低。
（2）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与经济落后成为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往往又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办学条件差，教育设施落后，适龄儿童失学和辍学率较高，青壮年文盲比例较大。卫生保健水平也很低。
（3）农业生产条件差，财政收入水平低，公共投入严重不足。1986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人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
三、扶贫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大多数人认为会有以下问题：
（1）扶县不扶产、扶富不扶贫、贫富一起扶的偏差现象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扶贫资金也缺乏良好的管理。
（2）扶贫项目选择不当，扶贫资金渗漏和损失严重，使用效益不高。（3）扶贫资源传递系统不畅，资源在运行中被大量截留和转移。（4）资金回收机制缺位，还贷率低。
上述问题确实存在，也是中国的现状，而且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虽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在实行扶贫政策，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扶贫政策的变化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１.1979-1985年时期：以单纯的生活救济和财政补贴为主要特征
中国的贫困地区不仅是其原材料、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主要公布地带，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历史上广大少数民族不被统治阶级所重视，相反，深受压迫和歧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且十分同情少数民族及其穷人所受的遭遇，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政府帮助穷人的政策及措施主要是“钱--粮--棉”式的援助。表现出单纯的生活救济和财政补贴之特征。
据《人民日报》报道（1987年11月8日），从1980-1985年，中国用于贫困地区的财政拨款总额达400亿元。“二五”时期，中央用于内蒙、新疆、贵州、广西、云南和宁夏6个省区的财政补贴仅为１.６２亿元，可“六五”时期中央补贴猛增到284.28亿元；西藏自治31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4倍，中央财政补贴却增加了65倍，工农业总产值以年均5.45％的速度递增，中央财政补贴却以14.79％的速度递增。
２.1986-1995年时期：以区域经济开发为主要特征
在中国，扶贫作为一项全国性政策的提出则是80年代初的事。它与以往做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穷人的帮助不单纯实行生活救济，而是与区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管理体制上也相应地改扶贫资金的财政拨款救济为主为银行贷款扶贫为主；改资金的分配、平均使用为适当集中重点作用；改单纯的政府扶贫为政府与各有关部门、各行各业、社会各界共同扶贫；改资金、物资的单项投入资金、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的综合投入。为此，建立专门的扶贫机构，建立专项基金用于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此外，各省建立有用于省定贫困县的专项基金；并且从1995年开始以工贷赈，以期有效地改善贫困人口的特别集中地区的基础设施，其中主要是交通和水利。在资源条件许可的地方，加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以期代替原来的单纯救济式的扶贫措施，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在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行异地开发的扶贫形式；在资源严重匮乏的贫困地区，则实行人口迁移和劳务输出扶贫策略。此外，还采取一些其他扶贫形式，如中央、地方部门及其干部包贫困县或贫困人口帮助脱贫。各部门投入到贫困县的资金每年约有30亿元。
1994年，中国政府又制定了著名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其目标是“一是到本世纪末，使绝大多数贫困户的年均纯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格不算达到500元以上，并形成稳定解决温饱、减少返贫的基础条件，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使绝大多数贫困乡和有农贸市场、有商品基本的地方通路、通电；三是改变文化、教育卫生的落后状态，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防止和减少地方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实选择是以促进贫困人口集成电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来实现稳定减缓和消除贫困的扶贫战略“，且这一政策表一出明显的区域性扶贫特征。
然而，事实的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现行扶贫政策方式所扶贫的主要对象是贫困地区面貌而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或者说，国家一行扶贫工作的直接受益者不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而是贫困地区的各级政府。中央和省级政府按照”公平原则“把扶贫资金分配给各个贫困县，而贫困县又按照”利润原则“使用和分配扶贫资金。这种扶贫方式对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收效甚微。而且，这种区域性扶贫开发策略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矛盾特征。
（１）扶贫贷款资金主要用在项目开发上。尽管要求项目开发要抓住有助于尽快解决群众温饱的开发项目，重要是抓种植业、养殖业和以种养为原料的加工业。可是，实践中，主要由于还款和经济效益的问题的原因，项目开发重点及其扶贫资金主要投向于工业。60％的资金用于工业项目，个别地区这一比重可能达到70％、80％”。如1990年，国家下拨给贵州省望谟、罗甸、普安、织金、丹寨和册亨6个县的各项扶贫开发资金总额达到2980万元，其中，贷款有275万元；占92.5％，而用于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到8％。再如，陕西丹凤县每年需要向国家申请扶贫资金6289.2万元，而仅工业一项就占用4933.万元，约占78.5％。“不少研究表明，在贫困地区，工业发展速度与贫困人口减少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工业发展速度与政府财政增长速度之间很强的正相关性反映出发燕尾服工业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而不是贫困人口。”
（２）区域性开发扶贫在实践中，主要集中在贫困县或贫困县的基础设施和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分路沿线、乡镇所在地，以及水源较好，有灌溉条件，适宜发展所谓县支柱工业的地方。而没解决温饱产、交通不便、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整体条件差的贫困地区很少或没有安排扶贫开发项目。这是非常现实的矛盾，产业开发投资，要求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条件，而计划规定的扶贫目标即主要是社会经济技术整体条件差的贫困地区，从而势必形成目前”扶富不扶贫“的局面。从”八五“计划实施以来，”扶贫贴息贷款作为扶贫资金的主要形式在使用方法上出现了新的动向。减少了对贫困户直扫贷款的数量，增加了经济实体或能人办的企业贷款数量，然后通过他们再带动贫困农户发展经济……。在实行这项贷款政府过程中，有一些起成功的实例“。但是，过多的则是出现严重偏离即定扶贫目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真正贫困户，由于贫困难以享受到此类扶贫贷款建立的工业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贫困农户及其子女仍然难以获得就业机会。因此，用此类扶贫贷款所建立的工业之最大受益者却是能人或非贫困农户。
（３）扶贫资金投入慢，不能全部到位，以及利效果差。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区域性扶贫开发方式下，相当比例的扶贫资金并未用到既定的贫困县，而是通过其他形式，如银行拆借、投资等形式流失到非贫困地区及其沿海发达地区。而真正到达既定地区的扶贫资金，其使用效益又不高，且大部分成为了呆滞资金“八五”期间，贵州省每年１亿元的扶贫资金有约2000万元左右投放不出去。到1990年，国家共投入贵州的专项贴息款5.89亿元，但实际是累计投放只达到4.94亿元，其中还有9000万元属收回再贷部分，也就是说，到“七五”期末，贵州省全省有近１个亿的专项贴息贷款没有使用出去1991年，全省由农业银行发放的扶贫专项贷款共计1.57亿元，直到10月底止，只发放出6300万元，还有9400万元没有发放出去，而国家既定下拨给贵州省的近1亿地专项贴息贷款当年2月份就已到位省农业银行。其他扶贫资金与存在类似的问题。如人民银行1991年发放给“老少边穷”地区的3700万元贷款。到10月底，只发1300万元，仅占35％。
（４）扶贫资金贷款回收率低。区域性扶贫开发实践表明，扶贫资金贷款回收率普遍较低。有人调查测算，国家扶贫贴息贷款的正常还贷率1980-1989年为14.3％，1990年为38.03％，1991年为；45.43％，1992年为41.3％，其中，乡镇企业、县办企业的扶贫贷款的还款率最低。约占33％，农业次之，46.7％，农户贷款还款率最好，约为72％。
（５）贫困农户难以获得贷款。随着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革的推进，其贷款投向趋于利润最大化。而农户急需的贷款资金，由于风险大而比较效益低下则难以获得。尤其是贫困或特困农户，由于贫困没有资产可以抵押，也没有人愿为他们担保。加之其他的人为因素，更难获得贷款。全国平均而言，每年能获得贷款的农户不到35％，获得贷款的贫困户则更少。中国农业银行1990年在12个省市就１万多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1000元以下和1000地以上两个收入组年获得贷款分别为280元和458元，又据1996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波陕西省子洲县农调队反映的情况是干部贷款容易，而农民贷款较难，该县农业银行的一个基层营业所，1991-1993年所发放的扶贫贴息贷款中，约80％以上的贷款者为县、乡、村级干部其亲朋好友；其次，富者贷款容易，贫困者贷款难。当地群众感叹地说“要贷扶贫款，难于上青天“。问其原因是奉承们愤慨地说，现在你在想贷点扶贫款，首先要送得起一份厚礼给发贷人，其次要有相庆的存款或是有价债券作为抵押担保。我们可以试想，对于还款摆脱的贫困的农户和集体来说谎，具备上述贷款条件是相当困难的。
对于扶贫政策的转变所有参与调查的大学生都表示更为支持区域性扶贫政策。而事实也证明区域性扶贫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减少贫困人口。
1986年以前的以单纯生活救济为主要特征的扶贫政策之根本缺陷在于忽视穷人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摆脱贫困是多种要紧及有效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之事实。因此，”钱、粮、棉“式的无偿救济扶贫并不能真正使穷人摆脱贫困，相反，使部分穷人陷入越扶截止分的恶性循环之中，穷人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有些人甚至丧失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这一闻名中外的美德和性格，而形成一种”等、靠、要“的惰性，靠他人的施舍度日，也就是说，无偿的生活救济和财政补贴的扶贫，其效果是不尽人意的：山河未改，贫困依旧。其表层原因是政府投入贫困地区的大量资金和物资并未有效地用于发展生产，更未使广大真正的贫困户获得益，而大多数则是用于维持被援助地区的表面繁华。
事实表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扶贫特征的中国扶贫政策的贯彻实施，对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均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扶贫开发资金的注入是特困县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贫困的缓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扶贫开发对特困县城济增长的贡献，突出反映在扶贫开发资金是这些贫困或特困县开发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据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对贵州省8个特困县的调查结果表明，晴隆和贞丰两县1990年共获各地开发资金总额为5290万元，其中，国家直接拨款资金2980.7万元，占开发资金总额的56.3％，地方资金和国外援助资金为2309.3万元，占43.7％。国家下拨资金中，扶贫开发资金又占90％以上，扶贫资金投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各县经济开发和缓解贫困的进度。
而谈及当代大学生是否愿意支持扶贫政策时，70%表示愿意用实际行动支持，剩下的30%认为不会。
但是中国政府对此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
2000年我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结束，基本完成了既定的扶贫任务。2001年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是新世纪中国扶贫的重要指导文件，文件指出，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扶贫工作的措施和途径主要为：重点支持发展种养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加大科技扶贫力度、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扩大贫困地区劳务输出、推进自愿移民搬迁、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扶贫的投入继续保持上个世纪的投入方式，主要有财政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在各项扶贫资金的投向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提高扶贫效果，取消了国定贫困县，重新确定了扶贫工作重点县。
新世纪我国的扶贫工作最大的改变就是开始以村级瞄准代替县级瞄准，其实现的技术手段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确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制定参与式村级发展、村级扶贫规划。在过去自上而下的扶贫开发方式下，贫困群体的知情权、参与权被剥夺了，而现在贫困群体参与扶贫活动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程度上都比过去要多要高。
针对制定和改善扶贫，大多数人的观点为：扶贫应该以政府为主导，而我们大学生也应该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建立什么样的扶贫组织、采取什么样的扶贫方式和管理方法实现 ”八七“计划所规定的扶贫目标问题，这是扶贫理论研究工作者面临的重要研究主题。由于社会、经济等原因，不同地区，甚至相同地区的不同乡村的贫困程度和贫困原因是不尽相同的，加之贫困总是的复杂性。因此。任何一种单一的扶贫模式均不可能使一国的贫困状况根本改变，以及彻底消除贫困人口。在中国，尚未摆脱贫困的6500万贫困人口，其贫困程度较深，主要居住在”老、少、边、山、穷、库区及其地方病多发区。“脱贫难度较大。对于这些贫困人口，如果没有特殊性的扶贫政策和措施。依旧仅靠一般的区域性开发扶贫政策，是难以使其根本摆脱贫困的。因此，扶贫还须完善瞄准穷人群体并使扶贫贷款资金和效益真正落实到穷人头上的直接扶贫到哀悼的有效措施。然而，人所共知，农业、水利、通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条件的改善，是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及其贫困人口规模脱贫的根本基础和条件；加之，直接扶贫到户的扶贫政策和措施主要对有发展能力而无发展机会的穷人最有效，而相对排除发展能力的贫困户，而在现行的6500万贫困人口中，有相当部分人口属于”老弱病残“的特困户即民政部门救济对象。对于这些特困户的脱贫，显然是单纯的直接扶贫到户的小额信贷扶贫措施所不能及的。所以，如何调整宏观的扶贫思路和方法，把区域扶贫开发政策与直执着扶贫到户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及制定什么样的扶贫措施，是否行之有效的问题，则是探索和研究中国适宜的信贷扶贫战略及措施的基本指导思想及其思维框架，为此，我个人提出以下建议：
１.重新认识扶贫现实中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
（１）穷人是否值得信贷的依赖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穷人是不能增加收入的。因为。穷人没有创造性收入的特殊劳动技能，仅有体力劳动可以提供给社会市场。穷人要能增加收入，首先需要通过培训获得新工种的技能。穷人不经过这种培训。就如同一块泥土，他们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其劳动力市场十分低下。然而，若要对穷人进行培训。要求政府做大量的努力工作，这显然又是不现实的。因此，穷人只能无职业和无收入，依然贫困。
然而，GB信贷扶贫模式创始人穆罕默德·尤诺斯（Muhammad Yunus）博士认为，以上看法是严肃的，且比较重要，但却是错误的，而且是常识性的错误。他指出，如果穷人完全没有创收 能力，那么穷人就根本不能生存了。
尤诺斯进一步认为，穷人不仅靠自身的技能和艰苦的劳动生存，而且有些穷人靠自身的技能和艰苦的劳动获得丰富的资产及财富。国民收入中的较大部分都是穷人创造的。当然，穷人无力保证拥有自己的所生产的全部，并且不能为和平的目的充分发挥自己的所有技术，只能根据资本拥有量来使自己的技能。因此，穷人只要能够获得独立应用自身能力所需的资本，朝着充分发挥自身生产能力的方向发展，就可能保证自己的资产和收入的持续增加。由于资产的增加，资本金就会更加雄厚和增值，从而较大限度利用技能而增加更多铁收入。所以说，穷人是值得信贷的！
穷人因为贫困而难以获得其他种类的贷款，因此，会额外珍惜来这不易的获贷机会。因而显得更守信贷纪律。GB20年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乡村银行的经验向世人证明了穷人是值得信贷和可以信赖的。
（２）穷人贷款的利息率问题，穷人扶贫贷款利息率问题是扶贫实践最敏感、最重要，且争议低息。且认为扶贫贷款高息的思想和做法是与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目标和宗旨相悖的。可是，中外扶贫实践表明，低利率正是阻碍穷人获得扶贫贷款的一种主要因素，”世界上许多地方，真正阻碍穷人从为他们服务的各类贷款项目中获得代码的正是这种贷款的低利息率。这类扶贫贷款常常被非贫困人口凭自身的较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势力所占有--直到金融机构面临损失及其崩溃时才会被迫放弃这种不现实的利息率。因此，对穷人实行市场利率则是让其能够获得为他们服务的扶贫贷款以增加收入的一种办法”。（参见《尤诺斯教授对中国河北易县GB模式的考察》）要认识和理解上述看法的前提和基础即是真正认识扶贫方式为什么要从单纯生活救济转向有偿贷款的关键内涵所在。此外，应充分认识到，扶贫贷款实行市场利率是专为穷人提供信贷服务的操作机构，能够持续向穷人提供贷款的根本物质保证（详见徐鲜梅《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利率问题探讨》），同时，是信贷金融机构完全地、有效地参与扶贫战略实施的重要前提条件。
２.适当调整县级扶贫办在扶贫实践中的作用
在以往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县级扶贫办主要是负责安排扶贫项目，而银行负责安排资金的使用。如果我们将上述资金使用政策作一适当的调整，即银行把扶贫贷款资金直接贷给县扶贫办，扶贫办再接有偿的原则把资金贷款给贫困农户，也就是扶贫办直接参与银行的扶贫贷款信贷业务活动，以上政策调整，加上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县扶贫办拥有较优的领导班子及其适宜原贷款制度；二是建立健全有效的操作监督和管理机制。），一定能在扶贫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①充分调动扶贫办的积极性，增强其责任感，从而确保贷款受益贫困农户经营项目的创收和还款；②使扶贫办拥有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及其持续提供贷款的能力，从而确保扶贫的宗旨和目标的实现；③增强和扩展直接扶贫到户的力度和成效，促使直接扶贫到户的单纯非政府行为也同时转化成政府的扶贫行为。
３.建立健全适宜穷的特殊信贷制度
在规范经济学中，信贷被视为是无害的作用的因素，即信贷仅是金融、贸易和工业等效易活动中的润滑剂或为业务活动顺利服务的要素工具，信贷的作用被视为是一种辅助性的。可是，实践证明，信贷乃是有较强的社会经济功能的要素，是一种有力的经济武器。通过正确的信贷政策和适宜的信贷组织，可能会改变社会原有的既定格局。为特定的人信贷即是控制资产提供一种新工具。一个人越能获得贷款。他的能力就会越台。可以预料，明天将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自然是今天最能获得贷款的人，反之亦然。建立适宜穷人的信贷贷款制度日趋重要。
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rk,简称GB）信贷扶贫模式是实践已证明的，且国内外有关组织及人士公认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直接扶贫到户的贷款制度。GB的贷款目标仅指向农村贫困人口，尤其是最为贫困的妇女，旨在能使千千万万贫困农户及其穷人妇女直接获得持续稳定的生产性经营贷款，促使他们走上自我生存和发的道路，同时使为贫困农户服务的信贷机构不靠外部物质力量的弥补即可生存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将GB模式引入中国扶贫领域实践，可能至少可以有弥补现行扶贫贷款制度之不足的作用，同时有助于建立适宜穷人的信贷贷款制度。
４.进一步做好中国现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试验和评估工作为了帮助本国穷人，尤其是农村贫困妇女，世界各国纷纷出现以孟加拉GB模式为主体的专为穷人提供信贷服务的小额信贷项目活动。为了检验这种小额信贷在中国是否具有可行性，中国也出现许多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活动。其中，规模最大、试验最早的要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组建的扶贫经济合作社（Fund The Poor Cooperatire，简称FPC）。这些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组建和试验无疑对中国扶贫实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经过实践和调查表明，中国小额信贷扶贫项目需要加强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１）统一思想和目标，实现既定的目标。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的项目应是认真组建和试验项目，尽快获得中内及有关部门的理解和认可，促进直接扶贫到户的扶贫方式在中国的规模实施和推广。
（２）把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实施规模扩展到“老、少、边、山、穷”地区。人所共知，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老、少、边、山、穷”地区。然而，由于考虑到实际与策略的问题，中国的小额信贷项目却始于相对并不十分贫困的内地（如河北易县、河南虞城和南召），而非最为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但是要全面检验直接扶贫到户的小额信贷扶贫方式在中国是否可行，能否获得最后成功以及得到国内外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这必须把这种方式规模引入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进行科学试验，有计划、有组织地逐步推广。因此，中国小额信贷项目的设计者及其组织应十分重视这种扶贫方式在中国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山区的组建试验和推广。
（３）做好小额信贷项目活动之社会经济效益的分析和评估工作。
（４）建立健全的小额信贷项目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５）适当集中研究力量，写出有深度且有说明力的项目报告。
09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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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品牌的内涵
医院品牌是指医院以其医疗产品、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带给患者情感和功能方面的利益,并使患者即医院服务的消费者对医院的品牌生成的独特看法。医院品牌是用以识别一家医院的标志,使医院同其他竞争者区分开来,医院品牌要具有独特性,这也是医院品牌核心。
二、医院品牌的建设
医院品牌建设有很多途径,笔者概括为以下三条:
1.提升医疗技术水平,获取行业学术地位。在文化品牌、服务品牌和技术品牌中,医院的消费者即患者最重视的是技术品牌,一流的技术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使得医院成为人们生病时第一个想到的就诊医院,技术能力是创建医院品牌必不可少的,只有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在行业中获取一定的学术地位,才能深入人心,从而顺利地开展品牌塑造。
2.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在为患者服务过程中,医院应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坚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理解患者因病痛而产生的焦虑烦躁等情绪,在服务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从而使患者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医院服务高水平的质量。服务态度不同于医疗技术体现出来的滞后性,而是会在第一时间形成患者更直观的感受,并树立起对就诊医院的直接评价。笔者所在的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近年来深入开展了“三百爱心工程”、“无障碍就医”等一系列惠民、便民医疗服务,开设爱心班车接送患者到医院就诊,收费窗口实行敞开式服务,为患者零距离服务等等,通过一系列举措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医院财务部更是提出“五心标准”,即诚心、爱心、热心、细心、尽心。认为只有以患者为中心,树立服务意识,善用沟通技巧,真诚提供优质服务,时时刻刻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我们才会得到患者真心的认可,从而赢得市场。
3.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医院品牌。医院在运营过程中铸造的品牌,应通过媒体中介与患者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流,使医院品牌被公众认知。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医院可以通过广告和宣传打造自己的品牌。在选择广告媒介时应注意:医疗广告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医院应该根据自身的规模选择级别适宜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作为广告媒介。其次,要注意医疗广告成本与广告带来的效益,选用低成本、高效益的媒介。另外,宣传是指围绕医院品牌、先进技术、重要活动组织等进行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引导患者对医疗产品及医疗服务的需求,一般情况下,公众对医院的宣传印象会比较深刻。
三、医院品牌建设的经济意义
医院能否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从而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直接影响到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普遍提升,很多医院都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在医疗设备等方面的水平也都不相上下。因此,医院的品牌建设可以使医院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医院应当把“创品牌、增效益”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大力促进品牌创建。首先,品牌作为医院的无形资产,创建品牌可以提高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使医院总资产增加。其次,品牌创建可以促进全院职工形成统一价值观,统一的标识更有利于医院的凝聚力,使得全院职工共同努力为医院带来更大经济效益。再次,创建品牌可以使得医院形成统一标识,促进患者对医院形成消费认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另外,医院品牌在患者选择就医医院时具有导向作用,患者选择就医医院具有习惯性,这种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医院要想在行业中获得有利地位,应将目标指向为患者带来长期的价值,并努力使这种关系维持得更持久。正如著名战略大师、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迈克尔·波特教授极力主张的那样,“企业应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
摘要：医院品牌,是医院资产的一部分,属于无形资产,好的品牌会给医院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何建设医院品牌对医院的持久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就如何建设医院品牌,如何通过医院品牌为医院创造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轻重论；经济改革；宏观调控
一、“轻重”概念及轻重理论概述
“轻重”是《管子》轻重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定概念。它最早是指金属货币分量的轻重，后来渐变为价值大小即贵或贱的同义词，即由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成表现商品的贵贱的概念。
延伸到轻重理论，其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通过垄断工商业推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正因为这种理论是研究市场上商品供求和物价“轻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封建国家如何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货币流通进行调节、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故称之为轻重论。
二、西汉武帝时期轻重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轻重理论早期最深入的实践运用要追溯到汉王朝时期。它直接指导了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改革，有力地扭转了汉王朝财政收入不足的局面，促成了汉朝的鼎盛发展。当时桑弘羊对轻重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汉初在“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盐铁生产放任。到了武帝时期，为解决财政不足问题，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
第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由政府收购，由均输官将其运往贵价地区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克服了贡输中存在的中途损耗、运费高昂等问题，还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益。
第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
桑弘羊实行的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国家呈现“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的繁荣景象。
三、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呈现出的新特点
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同时，也经过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从而不断呈现出与《管子·轻重篇》即前期轻重理论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不同
前期轻重论认为，货币和粮食是封建王朝控制全国经济，夺取“轻重之势”的关键。但是，这种把货币和粮食视为重心的思想，并不完全适用于封建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一方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粮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二者的轻重变化对国计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封建国家人为地制造货币流通量的时多时少，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落，以操纵物价，谋取暴利，必然会引起市场活动的严重混乱，引起国民经济的剧烈的震荡，其结果弊远大于利。历史上，汉武帝几次在货币上做文章，实行货币减重。但事与愿违，却方便了富商们浑水摸鱼，是个严重的教训。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尽管在西汉时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商品交换在整个封建经济中仍然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很小比重的粮食进入市场，转化为商品。
鉴于封建国家通过垄断货币来掌握粮食并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故而，桑弘羊把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转向盐铁、均输和平准，以达到控制工商业，打击富商，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二）对盐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行全面控制
前期轻重理论提出的“官山海”，主要是对盐铁的流通方面加以垄断，通过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他们不主张封建国家直接控制和经营铁的生产，而是提出与私人三七分成。
桑弘羊的盐铁官营，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进一步发展到干预和控制盐铁的生产过程。当时工商业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不仅在盐铁的流通方面采用奴隶制经营，而且驱役大批奴隶，从事盐铁生产，而封建国家垄断经营后则用“发征”、“更徭”等徭役取代了奴隶劳动。这更彻底的铲除了奴隶制残余，使封建生产不仅在盐铁的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均取得统治地位。桑弘羊的官营盐铁工业，还是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生产，人力、物力、财力都有较好的保证，有雄厚的资金和齐全的生产设备等，因此官营盐铁工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起私营有更大优越性。
（三）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前期轻重论虽然提出了调节物价的要求，“贵贱可调”，以打击富商巨贾的投机活动。但是他所着重分析的是封建政府如何人为地造成物价的涨落，掌握时机，贱卖贱卖，以增加国库收入，稳定物价毕竟居于次要地位。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实质上也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他比较重视稳定物价，保持市场上商品供求平衡。即使对盐铁这样为广大人民所必需的东西，也不任意加价，而是主张平价销售。更重要的是，桑弘羊建立了平准机构，调节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使“万物不得腾涌”。同时沉重打击了富商豪民的不法投机活动。他关于平衡物价的改革为封建政权经营商业，获取巨额盈利，提供了更稳定更充分的基础。
（四）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比较注重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搭配使用
《轻重篇》极大夸大了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作用，认为借于号令，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实际上在前期轻重论中，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并没有很好结合。
桑弘羊担任经济领导职务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把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主要是依靠经济组织，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桑弘羊取消了告缗令，盐铁、均输等方面的经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桑弘羊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和法令的权威作用，采用行政命令、规定等强制性手段，垄断工商业，有效地实现了西汉王朝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四、以古鉴今，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启迪
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他还提出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轻重论，因为“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轻重之制导，而利害之分明也”。轻重论虽然不可否认地存在一定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对今天仍有启发。认真剖析轻重论的思想内核，对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轻重理论的实质便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轻重论者也论证了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宏观调控是平抑物价、富国富民的需要。“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同时，也是消除贫富对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最后，轻重理论者指出国家宏观调控是减免百姓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
（二）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措施
第一，轻重论要求封建国家掌握流通手段——货币。在现代经济中，国家也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对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进行控制与调节，从而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轻重论主张国家掌握货币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现代经济保持货币稳定也有类似意义：首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尺度和换算手段，便于企业换算成本和盈亏，有利于国家测算和确定主要经济比例，促进经济协调增长；其次，为商品交易提供稳定交易手段，促进城乡和地区间商品顺畅流通；再次，提供一个有效的支付手段，组织国民收入再分配。
第二，轻重论主张封建国家对盐、铁实行集中控制，实行国家经营，依靠官营工商业控制市场和物价。在现代社会，国家必须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及某些重要行业加以控制或垄断，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以此确保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
第三，轻重论主张国家通过高价收购来调节供大于求的商品的供求关系，用低价抛售来抑制求大于供的商品的价格的飞涨。现代经济中，这同样是政府影响和干预市场价格形成和价格水平变动而采取的一项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例如，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在粮食收获季节，我国政府总是要求固定价格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农产品市场供求矛盾较大时，通过政府吞吐储备的农产品缩小市场供求缺口，稳定市场价格水平。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郑学益.经世济民:与思想同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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