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共8篇）

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篇1

【内容提要】新时期王蒙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为“东方意识流”的小说，近几年又有评论者认为“东方意识流”并非意识流，甚至有人认为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仍是现实主义小说。本文不对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定性，只探讨这一系列小说中意识流的特点并指出王蒙小说中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的根本区别。【关键词】意识流；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借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的“集束手榴弹”----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以及《风筝飘带》在文坛引起不小轰动，并引发了关于“意识流”问题的争论。那么，王蒙当时文学实践的思想观念与西方文学“意识流”之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文从西方意识流产生的背景入手对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作简单分析。

一、意识流的产生及其特点

西方意识流产生于“一战”后，属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荒诞派戏剧等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经济的窘迫形态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导致了民众普遍的孤独感与苦闷感。因此，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应地转向内心化。为了发泄内心的失望、孤独、彷徨、抑郁、苦闷、恐惧等，知识分子用文学手段将人们的心理活动与意识生活完整、细致地刻画出来，意识流小说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导致人们对传统信念的动摇，人们开始怀疑过去的一切，认为不确定性才是一种真正的规范。作家们也在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表现真正复杂的社会人生。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19年发表的《论现代小说》中，是这样评价传统小说家的：“他们写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浪费了无比的技巧和无穷的精力，使琐屑的、暂时的东西变成貌似真实的、持久的东西。”可见，传统小说的按时间顺序、因果关系叙事的线性结构模式，以及着力刻画人物性格的表面真实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当时一些作家们认为应该把单一的、物质的、简单的、客观的外部真实“转向内心的、复杂的、特殊的、主观的真实”。他们认为对客观真实的了解是间接的，这种了解只有通过深层次的内心描写与透彻的精神感受来表达和阐述，才能真正做到真实地持久地反映现实和刻画生活。外在的结构和客观的表面只是一种金玉其外的短暂性和肤浅化的文学存在。哲学上意识流以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非理性为基础。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提出“心理时间说”，认为“心理时间”是各个时刻互相渗透的、表现强度的质量概念，他劝说小说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追摄人物的意识流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梦的功能相似，都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均能反映人的心理最深层次的潜在愿望。他提出的潜意识与无意识学说为意识流作家侧重写梦幻意识和大量运用自由联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意识流”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来源于20世纪初在欧美兴起的意识流小说流派。该流派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伍尔芙在摒弃了传统的小说语言结构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流行不已、语意不清、飘忽不定和文理不顺的意识流文体来表现西方现代人纷乱多变，离奇复杂的心理结构。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一为“内心独白”。所谓“内心独白”，是指作家将某一人物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思想、感觉用自己的自言自语方式道出。意识流小说家主张作家退出小说，纯客观地让人物展开自己的心理活动。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二是“内部分析”。它是把人物的印象汇总在作者的叙述内，也就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人物的观念与思索。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三是“感觉印象”。这种手法接近于内心独白，最大的差别是涉及范围不同。感觉印象一般是记录人物纯粹的五官感觉与印象，只和一小部分意识有关，而内心独白则包括全部意识。

二、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及特点

西方意识流产生于“一战后”，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思想、精神危机和“人”的危机不断加重。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和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使人的危机（尤其知识分子阶层为典型）开始凸显。

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维变得单

一、麻木、根本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渴望与幻想。人的危机和人的悲剧性存在与西方人的异化这一问题具有了很大的相似性。进入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大潮中，人们的心灵世界空前活跃，接受者的心理需求推动了作家写作技巧的革新，于是，大胆地借鉴西方侧重内心描写的艺术手法，开辟小说创作的新天地成为必然结果。从1979年开始，小说家王蒙率先借鉴了意识流手法，两年间，先后写了《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组小说。这些作品对传统小说的叙述规范发起挑战，不再老老实实地按照时间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不再把生活的原来面貌装在生硬的艺术形式中，而是以意识的流动作为作品结构的线索，强调人物内心变化及其精神模式，通过错综复杂的思绪描写来模仿人物持续流动的思想意识的活动过程。小说随心所欲地超越时空的束缚，尽情地表达人物所有的想法与感受，这些小说明显地带有“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由外向转向内向，着意于心理描写。运用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等艺术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世界。

王蒙把对社会现实反映的焦点聚焦在人物心灵世界的塑造上，着意于心理描写，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在王蒙看来，略过外在的细节写心理，写感情，写联想和想象，写意识活动，“它能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它提供的是旋律和节奏”。①《夜的眼》描述的重点完全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即以简单的事件取代戏剧性较强的故事。没有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情节主线，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于广阔时空的，多线条展开的心理活动。这是典型的意识流手法。《蝴蝶》中，作品虽然只写了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的两天时间，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幻觉、情绪、闪念等内心活动却展示了其大半生：小石头----张指导----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的曲折变化过程。小说在描写张思远的心理活动时，一方面将30年的政治风云与个人的命运沉浮紧紧相连；另一方面，还紧紧联系张思远的婚姻家庭变化：张思远与海云的初恋、结合及离异，与美兰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与秋文的被控制在友谊范围内的思念，与儿子冬冬的冲突及父子真情等。展现了张思远在不同时期的痛苦、自责、反省和追求灵魂复归的复杂状态。作品通过主体意识的跳跃与滑动，深刻地描写了张思远、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之间的灵魂搏斗。《风筝飘带》中佳原与素素在偌大的北京城竟然寻找不到一块适宜的谈情之地时，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他们寻找坐的地方。找啊，找啊，一晚上也就完了。我们的辽阔广大的天空和土地啊，我们的宏伟的三度空间，让年轻人在你的哪个角落里谈情、拥抱和接吻呢？我们只需要一片很小很小的地方。而你，你容得下那么多顶天立地的英雄、翻天覆地的起义者、欺天毁地的害虫和昏天黑地的废物，你容得下那么多战场、爆破场、广场、会场、刑场„„却容不下身高一米

六、体重四十八公斤和身高一米

七、体重五十四公斤的素素和佳原的热恋吗？”这像是不加引号的内心独白。它是素素的？是佳原的？还是两人合一的？还是作者的？应当说这是作者与两个人物三人合一的。本应是独语似的内心独白，在这里变异为音调激越的合奏。作家的使命感和流淌着的沸腾热血，将内心独白扩音、染色，使内心独白变成了三人合唱。作者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春之声》的时候说道：“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在《春之声》这篇作品中，全篇描写的是岳之峰春节前夕从国外回家探亲，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心理感受。任由主人公的思绪自由地驰骋：忽而是童年在故乡的种种记忆，忽而是解放前激荡着革命歌曲的北平，忽而是解放后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洋溢着春的气息的北京„„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到《泉水叮咚响》的歌谣，广州人凉棚底下垂挂着的三角形瓷板发出的叮咚叮咚的清音，令人发狂的美国抽象派音乐，京剧锣鼓里的噪音。作者的笔触也跳跃着、变换着，通过自由联想的艺术手法描绘色彩斑斓的印象，纷至沓来的感受，充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此外，作品中还有大量的内心独白，“这不是运货和运畜生的车吗？倒霉！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骂是最容易不过的。咒骂闷罐子车比起制造新的美丽舒适的客运列车来，既省力又出风头。无所事事而又怨气冲天的人的口水，正淹没着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人的劳动。人们时而用高调，时而用低调冲击着，替代着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忍不拔的工作。”

（二）打破自然时空，凸现“心理结构”的叙事结构。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并不是遵循自然的时空顺序，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或是逻辑顺序来安排情节，而是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通过人物的联想来组织故事，自然时空顺序被打乱，过去、现在、将来或并置，或交错，或颠倒。比如，中篇小说《布礼》写一个忠诚的年轻共产党员钟亦成被错化成“右派”的故事，整部小说由七部分构成，这七个部分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每个部分里面的各个片段也是打破自然时序的。小说将原本比较完整、复杂的情节故意用人物的心理感受切割、打乱、拆散，按照人物的心理感受来重新组合，从而获得一种“震撼人心” 的效果。作者写钟亦成从1957年被打为 右派到1979年得以平反的心理感受，还有上溯到1949年的回忆，这30年间的各个事件互相交错，甚至还有一个标明“年代不详”的片断，这都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顺序。作品开场第一部分的第一个片断是写1957年8月钟亦成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开始遭到怀疑、批判，内心迷茫不安，突然跳至第二个片断，1966年6月，九年之后钟亦成遭受造反派的拷问、毒打，在痛苦中充满对光明的坚信和渴望，然后又突然跳至第二部分。1949年1月，写当年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钟亦成积极地组织迎接解放的活动，心中充满“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激情，接着又跳回1966年6月的严刑拷打中„„这充分展示了人物内心那种美好和苦难交织的心理历程。

（三）运用感觉印象，记录人物纯粹的五官感觉与印象。《夜的眼》就是写人的感觉，一个长期生活于边陲的人对大城市之夜的独特的主观感觉。主人公陈杲在遇到了一个轻浮的小伙子并受到他的无理嘲弄之后，心绪昏乱；但是优美的舞曲却使他暂时驻步，让他引发了自由联想，感觉到了边陲----他的第二故乡的绮丽风光。这是他在大城市办事处受挫后，听这首舞曲的独特感受，即带有对比性的感受。别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他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心态。接下去这一段，他对“咚咚咚咚”的声音分辨不清是脚步声还是心声、把变红了的灯泡看成如同魔鬼的眼睛，这也是他此时此刻独特的感觉印象：同那个小伙子的不愉快的谈话，小伙子房间中的庸俗摆设，都使陈杲窒息，他像躲避魔鬼一样地赶紧逃离此地，谁料余悸尚存，又看见“魔鬼的眼睛”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更是由于陈杲不会走后门办事而不得不走门子为单位办事，结果备遇嘲讽、受窘如受刑后的真实心态。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使许多事物变形、异化了。

三、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与扬弃

关于王蒙的文字“意识流”实践究竟是接受了外来的影响还是他本人独具慧眼的创造，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王蒙本人最有发言权。在这个问题上，他说：“有人说《春之声》是意识流手法，我想，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所得到的启发。”②这些说法又集中到他的核心旨趣：“我吸收融合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表达我和我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情感。”③但王蒙对西方的意识流并非全盘接受，他曾说：“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意识流。我想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就是不见得非常自觉的那些东西，而这些意识又是不断流动的，永远不会终止。我想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是可以反映的。因为，有时人的潜意识里头也非常真实地反映着这个人的情操、灵魂、志趣、境界。但是把它夸张成主要的、首先的甚至唯一真实的，并认为人的正常的思维判断反倒是不足取、无关宏旨的，那就成了蒙昧主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了。”“对这种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东西，我是反对的。我从来不否定思想，谁能够完全不用思想呢？谁能够不用理智、思想来指导自己④的行动呢？新时期之初以王蒙等为发端的作家对意识流的应用正是带着改造传统文学样式，“创造更丰富的文学样式”的实用理性而学习意识流的。王蒙、张贤亮等作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作家，他们以推动社会发展和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己任，对于意识流的吸收打上了他们鲜明的实用烙印。王蒙曾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⑤所以王蒙是站在“以我为主”的接收立场和价值取向上进行意识流的创作，意识流的众多技巧中，“心理时间”、“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最本质的区别是：精神内核不一样。理性的高扬、对苦难的隐忍克制是王蒙小说中意识流的精神内核。《布礼》写钟亦成在政治斗争中巨大的心灵创伤和磨难，却始终坚持着赤诚的信仰，向社会主义的祖国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春之声》写岳之峰坐闷罐子车心里的种种感慨，最后贯穿主题的仍是一曲洋溢着希望和乐观的“春之歌”。《风筝飘带》表现了在如此贫困的条件下，青春仍是美好的，仍然是充满希望的。

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篇2

“故国八千里, 风雨三十年”, 王蒙是“同代人中最富于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 特殊的经历熔铸成他特别的文体”。 (1) 1979年回到北京后, 他成为新时期创作力喷发最为壮观的作家之一。“有许多作家都在探索小说的叙述艺术”, 但“没有一个作家能像王蒙这样多方面地领小说艺术革新风气之先”。 (2)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突破狭窄的政策模式, 力图实现艺术视线的转移;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创作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则推进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进程;《杂色》等作品以隐喻、象征结构体现对文化哲学意味的追求;长篇小说“季节系列”是王蒙在叙述技艺上大胆实验的成功范例。王蒙较多新奇的创造, 与时代、体验、个性都有不小关系, 而其中的意识流创作当是最值得称道的。

王蒙在为其作品《蝴蝶》的英、德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曾自解道:“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 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 却抓不着翅膀。” (3) 这段风趣的内心独白被借用来盘点王蒙文学创作的“意识流”观是最贴切不过的。我以为以下的“王蒙自白”最可以诠释那段自解, 从而为我们呈现他本真而朴素的“意识流”观:“我不是意识流专家”, “不要把它 (意识流) 搞得很神秘, 应该把它放在适当的地位”。因为意识流首先是人的构造, 意识流因素远在意识流学说之前就存在, 王蒙对其自然能把握好分寸。“我不否认我有所借鉴”, (4) 但是“我吸收融合一些东西是为了表达我和我这代人的思想情感”; (5) “我反对神秘主义、无思想性和非理性主义”, (6) 显然, 在创作中他很重视世界观的作用;王蒙对人类心理世界的探微是规范性与艺术性的相辅相成, 他认为意识流对他来说并不够用, 这既为意识流拓展了外延, 也为生活开辟了新天地;他希望通过他的创作对中国的小说有所开拓, 可见他对意识流的借鉴并非有人所讲的食洋不化, 其实他有自己的一套实践, 譬如西方意识流侧重于人的心理深层, 但王蒙却看重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

把以上总体特征作为出发点, 以公认的意识流小说三大艺术特征为一定程度上的参照物, 透过作品运用的语言、叙事及结构等方面技法, 在与西方意识流的比较分析中更能清晰地观照理性控制下的王蒙意识流小说的创造力所建构出的民族特色和创新性, 凸显被喻为“东方意识流”的王蒙意识流小说的典型特性。

西方意识流小说家主张作家退出小说, 纯客观地让人物展开自己的心理活动。其要点在于川流不息的自由联想和独白, 字句和叙述跳跃不合次序, 但能表达强烈的感情, 具有接近于诗的品质。就王蒙创作的意识流小说主导倾向而言确也大致如此, 但也不尽相同。作为一名历经坎坷的作家, 他对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当它荡然于胸时, 有时便不可避免地外射到所塑造的人物身上, 因而我们虽也难以弄清究竟是人物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 还是作家本人的呼唤, 但读来情感波折起伏中仍不失理性。请看《蝴蝶》中的一段文字:“我请求判我的罪。你是无罪的。不, 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 便是海云青春和生命的挽歌, 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那一天起, 便注定了她的灭亡。是她找到的你。是她爱的你。你曾经给她带来幸福。我更给他带来毁灭。” (7) 这就是不加引号的内心独白?海云?“我” (张思远) ?抑或是作者?可实际上分明是作者与人物的合一, 作者的炽热之情使内心独白有序地演绎为三人合唱的波峰。

八十年代的中国意识流小说, 实际上是对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和结构方式的占有, 这在王蒙意识流小说与西方意识流小说对叙事结构的本质处理上见得最为真切, 根源即在包括王蒙在内的大批同时代作家的遭际导致的偏多理性因素对创作的强势左右。王蒙在《布礼》中塑造核心人物钟亦成, 通观全文的各个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 , 在历史反思的情调中时间链完全被打碎, 仔细品味之后其实能发现破碎的时间链条有一个内蕴主题意义的结合点:一个赤诚的冤屈的灵魂, 并且这样的灵魂贯穿始终。回到西方意识流的层面, 福克纳名著《喧哗与骚动》, 就不仅是局限于打破时序, 简直叫做征服时间, 就说1928年4月7日这一天, 以白痴班吉为心理放射点, 采取交替和重叠手段, 容纳长达几十年时间中发生的事, 不到21行文字, 穿插了三四个时期的事件。可以这么看, 打碎和征服是不同程度的反叛, 但正是由于理性限制的存在, 使王蒙的反叛较之纯意识流的颠覆呈现出了情节跳跃穿插的有次序性。

在意识流以蒙太奇和音乐化营构梦幻意境上, 普鲁斯特的观点极具代表意义, 表现人的内在精神, 字词等语言材料有太多局限性, 能触及真正灵魂的美妙的音乐可弥补这个缺憾, 故要实在地做到用梦幻的语言来写梦幻, 不仅仅是简单的情节推动, 更是真正深入到了人物内心的思索, 推动这颗焦虑的心与读者对话。但王蒙的《春之声》中则为我们表明了何谓“乱而不幻”的“非梦幻化”。尤其是开头“母亲的坟墓和正走向坟墓的父亲”一句, 乍一读来给人突兀恍惚之感, 但通读全篇仔细了解岳之峰的家庭出身 (地主) 及前前后后的人生经历, 特别是自反右开始至今22年来生活的酸甜苦辣, 就会感受到王蒙对清醒性还是崇尚的, 就不难理解这似乎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是具有多么理性和清醒的生活色彩, 包含了多少理性和清醒的现实内容。

王蒙意识流小说虽有明显的典型意识流手法的多方面运用, 但他并未抛弃甚至相当重视东方传统元素对创作的影响和作用, 因而其作品仍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性和创新色彩。深沉的民族性源于对民族文化的汲取, 也有赖于文化积淀的促成。虽然现在并无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王蒙的新疆生活时期接触过庄子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但有心之人却不难发现, 从《蝴蝶》的一系列具体意象看来, 起码王蒙在创作时回忆起过去的沉重生活, 应当是吸取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情趣。

在追寻现代主义的脚步中对传统的适度复归亦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现代性主导下的创新力度, 效果也会更为出彩, 而王蒙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其一是仍然具有传统小说结构的特点:高度集中。《春之声》在一个很小的空间 (闷罐车厢) 和很短的时间 (2小时47分钟) 里, 涵盖了不少内容:中国、外国;城市、乡村;幸福、挫折;宇宙、世界;过去, 现在, 未来……王蒙笔下的意识的流露既面对主观世界, 又面向客观存在;既有大范围的历史跨度, 也有小范围的时光流动。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空前精细而又无比博大的艺术境界和想象空间, 较之西方意识流小说单纯地对世人灵魂精微描写到分毫的做法, 在具备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新鲜感。

其二是对描写外景物质环境和人物外部行为的持续重视, 比如张思远、钟亦成的不同思绪总与他们不同的历史处境紧密相连, 生成于头脑的想法皆诱导于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但有其自身思想作主导, 而且同时受制于周围的人际关系:岳之峰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也是紧紧胶着于现实进行客观的评论, 而绝非像西方意识流那样纯主观的纵情遐想, 不着边际, 对于本就流动散漫的意识而言, 拥有客观性确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童庆炳:《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的王蒙》,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6) 。

3王蒙:《从实招来》,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版。

4王蒙:《漫话小说创作》,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版。

5王蒙:《王蒙讲稿》,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2001年版。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篇3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依赖性，贞节观，反父权，意义和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183-02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指出中国女性奴性心理的根源：“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 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①归根到底，“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 张爱玲可以算是一位具有成熟的深刻的女性意识的佼佼者。在张爱玲的众多小说中，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在小说的世界中揭示女性精神奴役的创伤，刻画出一个个迷失了精神家园的女性在生活中丑态百出的悲惨世界。

一、女性依赖性的批判

张爱玲在《怨女》中描写柴银娣时说“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在张爱玲笔下，无论是旧派女人还是受到五四民主潮流冲击的新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旧派女性没有自觉，经济上依赖家庭，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和保护安稳生活的唯一手段， 同时也是她们的最终的归属。

比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虽然与传统的女性相比，她敢于与前夫离异、反抗兄嫂、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已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进步。然而从其恋爱、结婚的动机来看，她看似完满的爱情婚姻背后，却是女人无力自主去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附男人过活的悲哀。

再如依附男人、拿青春作赌的霓喜，前后三次婚姻，都未能给她带来希冀中的幸福和财富，最终落了一贫如洗的下场。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因经济的无力而依附于男性，进而又为男性所奴。她们是无法逃脱这一环套一环的厄运的，张爱玲将霓喜的婚恋悲剧取名为“连环套”，其立意大概在于此。

新派女性虽坦然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生活方式是西式的，但仍然保守着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封锁》中的翠远，即使作了大学教师，“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她的家人仍不满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她未能找到一个“好条件”的男人，“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而她的内心，也为此饱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当她的际遇与传统观念上对女性的希冀相悖时，她得到的不是周围人的认可，而是更深的孤独。翠远是现代女性中在经济上摆脱了男人、取得了独立，但在精神上却没能真正的独立的典型。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对妇女在现代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固有的角色和地位的质疑与反抗。她在以冷峻的笔调客观地描写这些以嫁男人为生的女性命运的同时，虽未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直接对其大加鞭笞，但从张氏小说中这些女性的悲凉的结局来看，张爱玲在使她们走向灭亡的同时，也对这些女性自身进行了犀利地自审与批判，其中亦不难看出她对现代女性所隐含的警示：只有获得经济与精神上的独立，才能奢谈自由，从而真正的掌握女人自身的命运。

二、贞节观念的反叛

在男权社会下，女子自觉屈从于男子，在受封建遗毒较深的民国时代，这样的贞操观念仍广泛地驻留在女性体内，使女性屈服于男性、家庭、社会和文化秩序之中。

然而，在五四新风的影响下，“在此内囿意义上，女性亚文化群体的集体潜意识暗中为女性繁衍着诸种深层焦虑。”②张爱玲笔下的许多女性人物就试图在自我解构中颠覆这种传统的贞操观念，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曾让笔下的女性对性的禁忌以及传统妇女最重视的贞洁做出“越轨”的尝试。

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例，身为妻子的孟烟鹂，“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格温和，从不出来交际”，这样一个本该成为贤妻良母的女人，却被佟振保撞见与一个裁缝有染。这对于振保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然而，即便佟振保知晓了妻子出轨的丑事，为了他的“好人”嘴脸，也只敢自己在外堕落，“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儿，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在三纲五常渐渐淡出普通家庭以后，振保的自甘堕落，正显示了传统家庭中男性家长权威的没落。

另有葛薇龙、梁太太……她们主动寻欢也好，被迫为之也罢，从中都有以滥用身体打破传统的性的桎梏的倾向——这些倾向似乎又都指向女性试图在现实婚姻中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挑战传统的贞洁观的愿望。她们在情欲上的言行，如孟烟鹂、霓喜、葛薇龙、梁太太等人，以其极端的对待异性的方式（或自虐或施虐、或纵欲或禁欲），直击男性中心社会的禁忌与要害：恐惧自己的妻子到处滥交，进而对传统的贞洁观念进行了反讽的书写。

张爱玲在《借银灯》中，特地选择了两套涉及妇德的电影：“桃李争春”与“梅娘曲”进行讨论，即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为，他的妻子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此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对这个传统的贞洁观念的责难：身为妻子的女性，如何在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制？对此，张爱玲对天下男人不敢以“严肃的批判态度”去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嘲讽，正如她在小说中让一众女主人公做出“出轨”的尝试一样，对束缚女性思想与身体自由的传统的贞烈观念狠狠插了一刀。

三、不自觉的反父权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张爱玲还通过对父权文化的质疑，达到对女性自身反思的目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另辟蹊径地采用了“去势模拟”的书写手法，使男性角色在其女性文本中丧失某种主导身份。在精神层次和肉体层次上贬压男性特质。

《茉莉香片》因张爱玲首次以男性形象作为叙事的中心，展现男性在父权统治下被阉割的状态而预示着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蓬勃发展。作品中，聂传庆面对父亲对自己的控制和精神上的压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已经被作践得不像个人了”。于是，他羡慕言丹珠，渴望言丹珠的父亲能成为自己的父亲，渴望拥有言丹珠的友谊甚至爱情。然而，父权文化的侵蚀早已让他丧失了人的基本理性精神。他痛恨父亲对他的束缚，又时刻幻想能够像父亲一样拥有权力，成为他人的主宰。为了证明自己男性身份的强悍，聂传庆甚至不惜毁灭言丹珠，发疯似的想打死她。聂传庆的性格是阴郁、扭曲的、女性化的，有着类似女性的敏感。他想在窒息的旧家族里寻求自我的本来面目，以反抗他所厌倦的家庭环境。然而在其成长的二十年里，传统的父权文化的压迫，又使他养成了畏葸、懦弱的性格。在这篇作品中，父系强权文化对人的性格摧残是不言而喻的。endprint

《红玫瑰与白玫瑰》同样延续了张爱玲揭示女性悲剧性命运、批判男性权威的主题。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身为情人的王娇蕊还是作为妻子的孟烟鹂，她们都仅仅只是佟振保欲望世界里的发泄对象，在振保眼里，她们不是必不可少的，她们仅仅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而把女性当作满足欲望工具的佟振保，则在“好人”身份的掩盖下，以对女人始乱终弃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卑微和丑陋。

张爱玲在其作品中，既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无奈痛苦，又刻画了类似聂传庆、许峰仪这样的同被父权文化抹杀了人性的男性的痛苦。

在这两部小说中，张爱玲在对父权进行赤裸裸地控诉的同时，也凸显了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在男性和女性面对共同的现实阉割压力而相互靠近的时候，女性往往是最后的牺牲者。正如许峰仪对许小寒的替代品——段绫卿的选择，或如吕宗桢对吴翠远的放弃，男性的行为都只是以维护自我利益、实现自我满足为中心的，根本没有“女性利益”的字眼。即便有，当与自身利益相悖时，两者相权，女性的利益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说，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不仅延续了其早期作品《牛》中父权统治下女性遭际不公的主题，且进一步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上升到了精神凌辱的层面来批判。

四、意义与地位

“在五四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形象中，出现了不少所谓的革命型女性人物。她们不但扮演叛逆的新女性角色，甚至模拟父亲权威，扮演男性角色，这是一种典型的补偿心理的表现。”③比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即刻画了一个复杂矛盾的女性人物，是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根据她们的压抑力比多塑造出的叛逆型女性形象的典型。

但是在张爱玲所构筑的小说世界里，无论是穿着洋装讲着洋话的“新派女性”，还是守着三纲五常的旧规矩的女人，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一个叫做“实际”的大网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女性，在现实中能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人格和身份，却是令人怀疑的。”④在文学的世界里，不论女性形象被塑造得如何崇高、独立、自主，一旦回归到现实生活，广大女性却依旧面临着社会传统所赋予的强大的被压抑的命运。

张爱玲毫不避讳地正面揭露了古老腐朽的文化对女性的侵蚀，并通过对众多女性可悲命运的淋漓尽致地描写， 探幽发微地批判了中国女性骨子里依然深深浸淫的奴性意识，指出正是这种自甘依附于男性、处处以男人为生活中心甚至全部世界的病弱心理和奴性性格，使女性自身成为了阻碍自己发展的内在原因。从这点上讲，张爱玲的小说既是对千百年来女性劣根性的揶揄和揭示，亦是对现代女性的呼吁和提醒，也是对现代女性孱弱灵魂的救赎。

注 释：

①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242.

②③④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74，11，12.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55-70.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35-341.

〔3〕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1[M].广西师范大学出社，2003.

〔4〕陈子善，罗岗.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5〕李欧梵.重读张爱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6〕严三九.谈谈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内审意识[M].社会科学家，1996（6）.

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篇4

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坚持着悲剧意识的写作，这使得她的小说富有极大的感染力，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她的小说。本文就是从死亡意识、苦难意识来解读其小说人物命运，通过对小说结局的分析，了解迟子建对悲剧意识的超越——活着，人只有坚韧的活着才能超越苦难。

一篇小说的情节设置能最直观体现作者的艺术思想。迟子建的悲剧意识在其小说人物的命运设置上，有非常清晰的体现。这些人物的命运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人物不断的经历命运的嘲弄，生命的死亡，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压过来，而作家从来不给他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小说里那无常的命运，能很清晰的传达出作家对于生活的悲剧性认识。

一、死亡意识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指出：“死亡，是每一个诞生在光线中的人的共同命运。”然而“死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实在的死，而在于它震动了终有一死的人的心智，使人对自己应该认识和思考什么有所醒悟”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四卷本 《迟子建文集》收录小说39篇，直接写到死亡的竟有29篇之多。虽然很多作家都热衷于探讨死亡本身的含义，但是迟子建说，“我写过的死亡都是漫不经心的，并不是刻意的设计，因为它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突然遭遇，而生活遭遇本身就是艺术的。祖父和父亲去世时对我有一种深刻的影响，有特别心痛的感觉。有人说死亡是随时降临的，不是谁能把握的生比死艰难，死是速战速决的，而生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死时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她并不感兴趣，她的兴趣总在发生死亡事件之后，活着的人是怎样克服痛苦继续活下去。在设置人物命运障碍时，死亡情节之所以受到作家多次的青睐，在于作家内心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亲爱的人的死亡。在她眼里，死亡是一种遭遇，一种失去，是人痛苦的最高级别。只有在人生最大的痛苦面前，才能激发出人最宝贵或者最真实的状态。作家在《死亡的气息》中说童年“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人活着有多么糟糕，因为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所以，她写了那么多的死亡，真正想表达的却是活着，活着比死亡更有难度。

《白雪的墓园》中父亲死去，关于他的死，着笔寥寥，然而他死后，却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与思念，并激发了生者坚强活着的意志;《百雀林》中周明瓦爷爷与母亲的去世，特别是他母亲的去世显出生命的荒诞与无奈，带给周明瓦一生的孤独感与残缺感，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一匹马两个人》老太婆的非自然死亡，让人扼腕，由此引发了老头和那匹马生活的重大变故……死亡之所以是最能体现人类悲剧的，在于死亡是人类最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往往通过他者的死亡激发出来。迟子建正是通过人物面对他者死亡时呈现出的状态，揭示人类的普遍性。

迟小说的里的死亡极少寿终正寝的安详，往往都是非正常死亡，甚至是死得离奇与荒诞。各种死法都有，体现出生命的脆弱，往往连死来临之前连恐惧都来不及，多半是一种突然而至的血腥。作家对于亲人死亡的体验的深刻性，就表现在各种非正常死亡带来的人性扭曲甚至是放大的痛苦。死亡，让人感到一种绝望，感到无能为力。你无法选择它发生或不发生，无法选择它以什么方式发生。然而对自己重要的人的死亡，总是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甚至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这种想法，作家在周明瓦(《百雀林》)和李七斗(《树下》)身上呈现出两面性。怯懦者被命运拽行，境况愈差;勇者被命运折磨，仍不改坚强!

二、苦难意识

迟的小说人物，往往苦难是人生过程，死亡是人生的结果。这个过程显然是漫长的，他们的生活内容就是不断地经受苦难，在苦难的摧折之下，不改本色的活着。迟子建笔下的小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命运无情的嘲弄，他们无奈、被动，在生活例踽踽而行。这种苦难在迟子建的小说里已经抽象为一种意象，即人性迸发的催化剂。迟是一个很注重精神表达的作家，她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乐趣显然不及表达某种精神哲理。换句话说，她就是希望通过很激烈的磨难，显现出人物沮丧无奈的情状，却仍然沉潜中接受苦难的姿态。用黯淡的生活，来擦亮精神的闪光，歌颂人物迸发的精神品质。苦难愈加来得残酷，人物的坚持更显可贵。

另一方面，苦难并非都是天灾或意外，也有人为制造的。人为制造的苦难，是与正面精神品质相对的.另一种力量，残忍、自私、暴力的力量。 两股力量的对抗，最终以正面力量的受损爆发出巨大的悲剧力量。《百雀林》中周明瓦的父亲杀死母亲的情节，看起来完全是个意外，是偶发性事件。然而如果把这个情节扩张性的写，会发现造成意外的原因是因为周明瓦父亲无法控制愤怒产生了暴力行为，这体现了人的本性中固有的破坏欲。人类永远都无法摆脱的本性，往往决定了人物的命运。第二次改变周明瓦命运的是永望村的亲戚们，他们则是由自私与贪婪驱使着，逼着周明瓦最终走向远离人群的生活。这里将周明瓦的生活毁灭的恰恰是人自身的本性。作家显然倾心于人性善，但也从不回避人性恶的真实，人的生存正是挣扎于两者之间的过程。

综上所述，迟子建对苦难的设置，是为了凸显人性善恶的较量，往往善的力量被摧残，折损，再通过这种摧残后的缺憾，来唤醒更强大的善的力量。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既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法，又贯穿以浪漫主义的精神。

三、悲剧意识的超越

迟子建的小说对于悲剧意识的超越，往往是以一种温情的态度来处理，表现为一种对温暖人性的渴望。苏童曾评价迟子建“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到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

《树下》中的 “七斗在鄂伦春人居住的撮罗子里休养了半月之后，便同丈夫回家了。他们到达农场时已是黄昏，初春的风吹拂着，他们望见了麦田和自己的房屋。他们还望见了葛兰姝老太太的房屋。房屋在两棵高耸的松树下显得格外温馨。‘咱们还会有一个孩子的。’张怀搂着七斗的肩头说。‘会有的。’七斗说完，她热泪盈眶。”《树下》中七斗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痛苦与挫折，贯穿低沉的悲凉感。作家不否认生活里充满了阴霾，可是最黑暗的地方最容易发现光明——人性的光辉。七斗即使改变不了生活里接连不断的厄运，可是她能始终坚持向善的决心，无论怎么始终不变自己对生活的执善，坚贞不屈的活着!迟小说里的人物并非都是大彻大悟的圣人，能始终笑对命运，然而他们始终都不失一股坚韧的精神，支撑这股韧劲的信念就是——活着。

《白雪的墓园》中父亲的去世，带来了一家的变故。父亲去世一个月后却要过除夕了，这个年过得胆战心惊，我、姐姐和弟弟都惴惴不安的守着母亲，时时刻刻担心她追随父亲而去，或者情绪失控。全篇洋溢着对一个死者的怀念和生者的担忧中，儿女们小心翼翼地阻止母亲去墓地看望父亲，节奏情绪颇为沉郁。可是，最后，母亲还是在初一，趁儿女还没起来之前，第一次去墓地看了父亲。小说中的母亲一时无法承受丧夫之痛，超越这个痛苦显然非常艰难。而母亲最终将对逝者的思念化为掌心的红痣，内心虽然无法释怀那份痛苦，但仍然温和对问儿女们：“早饭你们想吃点什么?’”这意味着她选择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

论池莉小说中的“黑夜意识” 篇5

一、黑夜让女人美丽

按照《易经》的解释，黑夜属于女人，黑夜就像是女人的家园，在自己家里的女人会给人一种“私点”的诱惑和遐想。池莉的小说《生活秀》尽情地展示了这一点。夜幕降临了，吉庆街的夜生活拉开了帷幕，各种小生意、各种声响、各色人等汇集在一起，热闹非凡，正如小说中所说：“吉庆街是一个鬼魅，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漂泊码头，是一个大自由，是一个大解放，是一个大杂烩，一个大混乱，一个可以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一个大家心照不宣表演的生活秀。”显然，吉庆街的夜充满了美的诱惑，而很有风韵的女人来双扬又占居这美丽的中心，她“静静地坐在她的小摊前，不咋呼，不吆喝，眼睛不乱梭，目光清淡如水。来双扬的二郎腿翘得紧凑伏帖，虽是短裙，也只见浑圆的膝盖头，不见双腿之间有丝毫的缝隙。来双扬腰收着，双肩平端着，胸脯便有了一个自然的起落，脖子直得像棵小白杨。”特别是她双那经过精心呵护的手更是美的焦点，“她就那么坐着，用她姣美的手指夹着一支缓缓燃烧的香烟。繁星般的灯光下，来双扬的手指闪闪发亮，一点一滴地跃动，撒播女人的风情，足够勾起许多男人难言的情怀。”这里，黑夜充满了诱惑，女人更是充满了诱惑，在构筑美丽的诱惑上，黑夜和女人成了共谋。

按照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来理解，对女性的美丽的描写，特别是用女性的“色相”来完成对男性的吸引，完全是传统的男权主义的价值标准衡量的结果，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女人完全成了男人们的“他者”，女性的自我意识丧失了，女性存在的价值遭到了亵渎。因此，爱美和爱展示美，与其说是女人的天性，倒不如说是女性长期以来受男权主义话语霸权的影响的结果，在这种不平等的对话当中，女性的失语几乎成为“集体无意识”。由此看来，池莉笔下夜的美丽和美丽的来双扬与女性主义的要求相去甚远。然而，当故事继续发展，当来双扬和卓雄洲来到度假村后，来双扬在心灵深处对卓雄洲的失望，又让我们看到了具有女性主义的来双扬，她所要求于男人的不但是一见钟情，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理解和相通。卓雄洲对她的过于完美化的描述不但没有使她得到虚荣的满足，反而使她感觉到梦幻和期待的失落。特别是当她看到脱了衣服的卓雄洲和西装革履的卓雄洲有着极大的反差后，使她更加认识了“男人”，或者说是来双扬的女性主义价值观进一步觉醒，男人的高大形象在她心中轰然坍塌，随着男性形象倒塌的是自尊的独立的女性自恋意识的成长。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情节，加上作品最后来双扬风韵中那种夹杂的冷色，又令我们体会到池莉内心深处复杂的女性主义精神的存在。

二、黑夜让女人绽放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中有三部分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完全是无意识的，基本上由本能组成，这种本能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即“性力”，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它按照“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照“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照“至善原则”活动。由于本我总是受到压抑，所以，人格中的三个部分之间是很难保持平衡的，当失去平衡发生冲突时，人们就会导致精神病症和人格异常。从社会学角度去理解，弗洛伊德的这一人格结构学说无疑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生理学意义上的支持，因为，作为性本能的“力比多”不但存在于男性身上，同样也存在于女性身上，在“力比多”的世界里，男女存在着绝对的平等。从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出发，去解读池莉的小说《一夜盛开如玫瑰》，或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去审视《一夜盛开如玫瑰》，我们也许得到的会更多。

苏素怀是某大学的一位中年离异女教授，在事业上，她成绩卓著，占尽风头，就如校长在大会小会上所说，她“只剩下走上诺贝尔化学奖的领奖台”，但在她的内心深处，作为一名离异后的独身女人，除了事业上的收获外，她所渴望得到的还有异性的爱慕与追求，是人的正常性欲的发泄。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现实使她失望，现实并没有及时满足她在性心理上的要求。因此，在夜幕来临之时，这个欲火烧身的女性不觉走出校园，来到大街上，潜藏的欲望驱使她和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恰好邂逅，并渐次步入冒险式的浪漫，这个压抑已久的女人一夜之间激情荡漾，犹如盛开之玫瑰。然而，“一夜情”没有就此而止，此后的一段时间，苏素怀沉浸在痛苦的自责与期待当中不能自拔，当她终于得知上当受骗后而精神崩溃，被人送往精神病院，“所有认识和知道苏素怀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惊，谁都忍不住要问一个为什么，苏素怀为什么精神崩溃？一个如此有成就有地位，学术界的万般宠爱集于一身的年轻教授，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精神崩溃？”然而苏素怀“已经彻底地懒得理睬这些俗人了。”原来人性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而人性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是人性击倒了压抑人性的自己。作为动物的人，人性一旦被外在的东西压抑，必然以扭曲的形式出现，长期的独身生活，加上刻板的现实生活，苏素怀不但没有压抑住自己的“力比多”的强烈冲击，反而成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典型的例证。读《一夜盛开如玫瑰》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上个世纪30年代施蛰存的小说《春阳》，在《春阳》里，作者同样以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手法描写了“为旧式婚姻牺牲了青春的中年乡镇富婆，在春天的阳光和商业大都会气息的诱发下，萌动的一次注定要失败的性爱心理”，池莉的小说《一夜盛开如玫瑰》可以说是一篇现代版的《春阳》。只不过池莉在表现这一思想时，在时间的安排上和施蛰存的小说《春阳》刚好相反，后者选取春天里的一个白天，在春阳的刺激下演绎女主人公的性心理活动，而池莉则选取了一个夏夜，在黑夜的遮掩下让女主人公流露真实的自我，黑的夜成为女人绽放欲望的T台。在这些“性”心理描写的小说中，作者不但从心理学角度阐释了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思想，更从造成女性性压抑原因的社会学角度，猛然抨击了男权社会对女性造成的伤害。

三、黑夜让女人觉醒

黑夜本来是属于女人的，然而在小说《小姐你早》的主人公戚润物的眼中，由于灯光的介入，它却被男人霸占，成为男人亵渎女性的乐园。当她走进麦当娜夜总会的大厅时，黑的夜“亮”了，而且“这黑夜的亮是那故意的亮，是那暧昧的亮，是那挑逗的亮，是那诱惑的亮，是那放肆的亮，是那虚伪的亮，是那不洁的亮。人们要这种亮夜做什么？戚润物悲愤地暗笑了一笑：男人。这是男人们要的夜。”这与电灯发明者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电灯的最初发明者戴维爵士在1802年向往与创造的是在某一段时间里获得照亮黑暗的弧光，1880年的爱迪生十分明确的理想就是延续白天驱逐黑暗，1996年的人类却已经是那么地居心叵测，利用灯光的目的是使黑暗更加黑暗，使原本单纯的黑暗变成复杂的糜烂的黑暗。”因此，戚润物对这亮的夜充满的满腔悲愤。如果说这点悲愤一开始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丈夫王自力的爱情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当她第六次走进麦当娜夜总会的时候，戚润物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她对亮的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她——作为女性的她——清醒了，顿悟了，因而成长了：他认识了男人，同时也找回了自我。“整个夜总会表面繁华似锦，实际虚张声势；罗马柱看上去似汉白玉，其实是泡沫；地板号称大理石，其实是塑料；楼梯的扶手上油漆班驳，沾满无数脏手的污垢；屋顶和窗帘上灰尘累累，提供夜点的小碟不是油腻腻的，就是有破损的，穿着制服的保安开口全是乡下土话，指甲缝里积满了黑色的污垢。正如现在的男人，他们哪里还是男人？除了怀里揣着大把钞票之外，他们没有了挺直的脊梁，没有了堂堂正正的仪表和神态，没有了对女性最基本的爱情、尊重和礼貌，没有了责任、信诺和豪气。他们既没有从前男人的勇猛、忠诚、淳朴和强劲的生命力，也没有现代男人的文化、优雅、含蓄和永不消失的青春感。这就是为什么戚润物的泪水一次又一次无尽流淌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从王自力身上发现了其他男人，又从其他男人身上发现了王自力，他恐惧地认识到王自力已经到了某一地步”。这一大段描写揭示了戚润物对当代男权社会的批判，男权话语下的社会表面上貌似强悍，其实已经到了十分堕落腐朽脆弱的地步。面对无可救药的愚蠢的男人们，女人们只有自己来拯救自己，同时拯救这个世界。黑夜让戚润物觉醒了，接下来的情节，便是戚润物和她的姐妹们李开玲、艾月等联手把王自力从腰缠万贯变成一无所有。

黑夜成为戚润物女性意识觉醒的发源地，在黑夜里她认清了男人，找回了自我，她不但对男权社会进行猛烈控诉和抨击，而且和她的姐妹们联起手来，把男人还原为本初状态，在拯救自我的同时，拯救这个世界。《小姐你早》又把黑夜还给女人，这篇小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女性意识从混沌到觉醒再到抗争的发展脉络。

四、黑夜让女人愤怒

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有两副面具，一副是人的本来面目，一副是生活面具，而后一副被他称作“人格面”。“人格面”这个词原来是指古代演员戴在头上，表明他所扮演的角色的那种面具。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从事着各种职业和职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扮演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他呈现给大家的并不是他的本来面目。人们的本来面目和人格面应该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但是由于人们受到文明的教化，一般情况下会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谅解，形成一种折中。但过于刻板的人格面意味着全面否定人的天性，存在于无意识中的人的天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刻板的人格面的束缚，表露出人的本来面目。池莉在《云破处》这篇小说中，以白天和黑夜的转换为叙事模式，给我们展示了人们两副面具的较量。

黑夜和白天本来是自然界的一种时序更替，但在池莉的小说《云破处》中，白天和黑夜却成了人格面和本来面的象征。在白天，在单位，当主人公金祥和曾善美夫妇扮演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时，他们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们的生活和为人就像正午的阳光下的一片绿叶，通体透明，脉络清晰，色泽柔和又可爱。”“他们就像夏夜里的星星，谁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觉得危险和动荡总是在电视上报纸上和传闻里，而我们身边的生活总是舒缓的，平和的，宁静的；老实得近乎于平庸。”总之，金祥夫妇在白天尽职地扮演着社会要求他们的社会角色，他们的一切就像“白天”那样清清楚楚。然而随着黑夜的到来，随着故事的发展，金祥夫妇的本来面目一层一层地展开，原来在他们较好的人格面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又一个秘密。夫妇两人回到自己的家里，双双摘下了戴在头上的面具，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有谁回想到，一个文雅的男人会在几十年前杀过人，一个温柔的女人会有如此痛苦的经历？又有谁会知道，在夜幕的衬托下，一个柔弱的女子会变得如此可怕，一个受过教育的男人会失去人性，流露出变态的人性的丑恶的一面？又有谁会想到人性的两副面孔会在白天和黑夜如此紧张地转换而又不被人看穿，一个连警察都不可能怀疑的女性，竟把自己的丈夫谋杀而天衣无缝？黑夜让女人洞穿了历史和现实，黑夜让女人获得了愤怒的力量，从而使素以柔弱著称的女性战胜了男权神话。

显然，在池莉的小说中，有关黑夜和女人的描写有着更加复杂的意蕴，黑夜既是作者叙述故事的线索，又是表达作者女性意识的一个平台，通过黑夜和女性之间的特殊关联，让读者获得一种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的形而上的思考。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宿命意识 篇6

关键词：明清小说；宿命；民间性；因果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1

宿命一词，源出于佛教，佛教宿命之说认为世人过去之世皆有生命，辗转轮回，故称宿命。而这里所说的宿命意识，是指为生来注定的命运，世事变迁、人生际遇都是命运或“天”注定的，这种意识在传统小说的情节和结构中都有展现。

一、宿命意识在明清小说中的表现

中国传统小说通常带有宿命色彩，这在代表传统小说高峰的明清白话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品在一开始就会出现对故事走向和人物结局的暗示，并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不断向之前的暗示靠拢，一步步走向必然的结局。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虽受“七分事实”的限制，但也有毛纶、毛宗纲父子加入的总述：“话说天下大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一回）三分势必归一。诸葛亮初登场就有后人诗叹“星落秋风五丈原”的谶语（第三十八回），也预示了后文诸葛禳星失败的必然。似诸葛亮这般“多智而近妖”亦难违天命，何况他人。《水浒传》中开篇写石碑“遇洪而开”误走妖魔，致使天罡地煞闹遍赵家社稷，而一百单八将既是星宿，必将归位，也预示着他们的死亡。《封神演义》中周武伐商也是因为商纣无德，亵渎女娲，女娲看出商气数将尽，周出祥瑞，妲己则是受女娲之命蛊惑纣王。《西游记》中西天取经九九归真，八十一难自有定数，四人取经更是等待已久的赎罪之旅。而表现最为突出的就要算古典小说之大成《红楼梦》了，无论是前文顽石化身通灵宝玉下界，木石前缘，亦或是“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第五回）的爱情故事走向，太虚幻境中“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十二钗判词，都预示着大观园中人物命运的悲剧走向。

二、宿命意识的民间性

中国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宿命意识与西方的命运观不同，它起于民间，自然带有民间文化的色彩。

西方传统中人的命运最先由神的预言展现，预言明确而不容置疑，人会因不甘屈服而反抗，在反抗与躲避中一步步走向命运的指向，比如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命运。

而中国小说中的宿命只有神或“异士”知晓，他们偶尔会给人以暗示，但往往不会明确预言，天机不可泄露只可意会。大多数人物对于自身命运毫不知情，极少数人物，比如贾宝玉、诸葛亮，他们对于命运也只是略窥一二。宝玉游太虚幻境，看到了朦胧暗示的判词，警幻仙子犹恐泄露天机，不肯让他多看；一面又“醉以美酒，沁以芳茗，警以妙曲”（第五回），只恨宝玉不能领悟。

民间文化中对于命运和神的信仰很世俗化和功利化，人们的信仰都是为眼前之事服务，黛玉幼时看病，宝玉的疯癫之症，都是由跛足道人、疯癫和尚出面告诫，眼下无事时黛玉家人及贾府众人对“医嘱”的态度，也只是当做奇闻听一听罢了，没有人当真去遵守，黛玉依旧进了贾府；而宝玉因赵姨娘陷害而疯以及失玉而傻时，贾府众人又表现出惊异、怀疑、感激等复杂情感，可见人们对于神或异士的态度，往往处于宁信其有和不可尽信之间。

另外，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服从命运的安排，《红楼梦》中的女子对自己的命运丝毫不知，宝玉在领悟她们命运后，也只有冷语旁观；《西游记》中师徒四人一马面对取经“事业”都是在等待，他们在惩罚中等到了观音寻找取经人，而徒弟们又在已知取经命运后一心等候取经人的到来。可见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的被动与顺从，这是民间对于“天”的敬畏，从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到民间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天”都是不可违逆的，由天而定的命运自然也不可改变，所谓“万事不由人做主，一心难与命争衡”（《水浒传》第一百三回），至少今生的命运个人无法改变，展现出民间文化中人面对宿命和“天”时的渺小和无力。

三、宿命意识与因果论

西方文学在面对人物命运时，往往追问“怎么办”，而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往往追问“为什么”，也就是为不公的命运寻求原因和解释。

小说中宿命有其因缘，命运的走向都有其原因，宝黛姻缘是还泪以报汲水救命之恩，妲己奉命下界迷惑纣王是因其亵渎神灵，唐僧一行五人都因犯错而受罚取经，这种冥冥中的注定都有完整而合理的前因后果，这便是民间对于宿命的解释。

这种对于宿命的解释显然与佛教的因果思想影响有关，佛教以因果论警醒世人，达到劝人为善，使人内省的目的，而小说则把宿命本身的不可改变与种如是因，得如是果的因果论相融合，善恶有报，虽然此生宿命已定，但也是前世业报，那么，此生的行为就会影响来世的福祸。

从效果上看，这种对宿命解释的合理性无形中减少了悲剧带来的愤慨，使人物悲剧的命运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另外，这种解释也体现了小说完满性的要求，从最初的缘起，到历经波折达到最高潮，再到衰落收尾，再点开篇提出的宿命主题，从《三国演义》天下由一统而三分再归一，《水浒传》从灾星降世到归位，《西游记》由受罚到五圣成佛，《红楼梦》从情之诞生到“有情世界之毁灭”，各归其位，前后呼应，达到故事结构的完整。

总结：

这种根植于民间文化，融合了佛教因果论的宿命意识，逐渐成为了明清白话小说潜在的思维模式，形成了白话小说完整的故事发展体系，也使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

参考文献：

[1]罗贯中著.三国演义[M].中华书局，2005.

[2]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篇7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  文学创作  女性意识

张爱玲素有“传奇”女作家的称号，其才华备受众人瞩目，张爱玲以自己独有的冷静与深刻将现实社会中男女的丑陋心灵与悲惨处境刻画得入木三分，并因此在当时文学界中声名大噪。张爱玲与同时期的诸多女作家有所不同，当时的女作家都趋于表现女性的苦闷、迷失等精神方面的危机，并发起强烈的呼喊，希望引起社会对女性的关注。而张爱玲鲜有为女性打抱不平的直接描写，而是凭借匠心独运的叙述方式对封建思想进行反抗以及对男权主义的颠覆。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困境一直以冷峻、深刻的形式进行观照，其叙事艺术充满了反神圣、反英雄的反讽意味，使得其作品中男女的世俗形象被雕琢得栩栩如生。

一  张爱玲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解析

1  社会因素

上海可以说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起源地與写作场，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主题不同，上海作为一个远离社会主流文化思想的独特地方，对张爱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上海文化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为张爱玲提供了舍弃浮华、沉着审视的外部环境;女性主义文学在上海的出现为其作品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上海无比繁荣的商业发展让张爱玲窥视到了人性的劣根性，并为其深入研究人性提供了很好的场所;上海作为现代与传统、前卫与落后的交接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让敏锐的张爱玲得以捕获……总而言之，将上海比作张爱玲写作的源地一点也不为过。张爱玲自己也曾提到，文人本就是园子里的树木，并在此生根发芽，长得越高看得也就越远，虽然也可以往其他地方发展，但通过风将种子播送到遥远的地方，并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或许能够解释张爱玲在离开上海这一故乡之后，其创作力为何会大大衰减直至枯竭。

2  家庭因素

母亲的影响。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位具有新时代个性化意识的女性，由于不堪忍受丈夫的诸多恶习而愤然离去，在那个封建传统观念盛行的年代可谓是新潮人物的行为。张爱玲的母亲用自己的刚强与坚毅维持着其作为一个女性应有的尊严，这对张爱玲的品格形成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然而，从身为母亲的视角去看，张爱玲的母亲不是一位称职的母亲，由于文化素养、历史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张爱玲的母亲没有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而是让一位年迈的女保姆来抚养年幼的张爱玲。对于幼年的儿童而言，母爱的给予不但有助于孩子形成健全的品格，而且有利于增强孩子的安全感与依赖感。但张爱玲母亲过于个人主义的行为，对女儿内心对母亲的爱与热情的漠视及伤害，尤其是后来张爱玲在与母亲的交往过程中，原本心目中无比美丽、高贵的母亲对女儿自尊的一次次伤害，几乎彻底毁掉了张爱玲对母亲崇拜式的爱，这让张爱玲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对人性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显得格外的清醒、冷静甚至于冷漠。

父亲的影响。张爱玲的父亲是封建社会遗少的典型代表，坐吃祖辈留下的遗产，肆意挥霍，吸鸦片、娶姨太、逛堂子、夫妻关系不和睦、打姨太等一系列恶习，整日花天酒地，对子女不管不问，缺乏一位父亲应有的责任，以及作为一个人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自律观念，这不但使其承担不了儿女的榜样，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不合格父亲。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讲，父亲的形象对其成长至关重要，一位威严、伟大、坚强、慈祥的父亲与一位自私、放荡、压抑等的父亲相比，对孩子的影响绝对是不一样的，负面消极的父亲形象会对孩子的性格构建产生重要的不良影响。张爱玲的父亲无疑是一位极具负面效应的父亲，尤其当张爱玲在母亲那儿呆了几天之后，父亲对其大打出手，并将其关到地下室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毫不顾忌女儿生命的安危，这一事件对张爱玲的心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她不仅看到了自己父亲在生活中的角色错位，更由衷地看不起父亲。没有任何爱心、破碎不堪的家庭环境以及冷漠自私的父母亲等，让张爱玲过早地看透了人性的丑恶，并学会对之冷静窥视，加之张爱玲的内向与聪明，促使其能够抛开各种复杂的人情关系对人性进行客观的审视与剖析。

二  男权主义的瓦解

1  男性形象的丑化

张爱玲前期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多以丑陋的形象出现，这一系列男性不但外部形象丑陋及生理残疾，而且心理也有着严重的缺陷。比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是封建社会遗老的形象代表，靠祖留遗产苟延于世，完全没有昔日父辈所具有的令人敬仰的精神与人格;《金锁记》中的姜长白、姜季泽等，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遗少一族，父权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使其成为精神领域的残疾者，极其软弱且无能;再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即便是接受了现代化的西方教育，但是传统的父权文化已经侵入其骨髓，依然使其成为一个毫无责任心的男性形象。对男性形象的丑化，一方面凸显出了男权文化的没落与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了张爱玲挑战男权主义以及父权文化的强烈意识，以及其对男性形象的独特视角与看法，更是其女性意识的重要体现。

2  男性地位的没落

张爱玲后期的作品创作，对男性的批判更为深入与无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说《小团圆》中的人物邵之雍，张爱玲笔下的这位男性不但没有任何地位，更是无处溃逃的完全没落的男性形象。邵之雍从某种层面来讲，应该是作品的男主角，但是张爱玲却将他的出场安排在了小说已经进行一半的位置，这就暗示出了张爱玲对男性蓄意的冷漠与搁置，以及其眼中的男性实质上在女性心中所占有的位置，即并非是女性的全部，更不是必不可少的部分。邵之雍所代表的男性地位的没落不仅表现在社会地位的逐步丧失，同时还表现在其对爱情的不专一，并最终导致整个家庭分崩离析，而其也只能眼看着婚姻、爱情以及事业等远他而去……邵之雍所持有的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爱情观，已经无法让九莉向传统女性那样屈服与容忍，一味的压制也发挥不了其任何作用，虽然从外在来看邵之雍占了上风，然而九莉的冷漠以及最后无声无息的放弃，是给邵之雍势在必得的致命打击。九莉不仅窥视出了邵之雍的无能与软弱，更是自我意识的最终觉醒，进而洒脱地将邵之雍从自己的生命中清除了出来，九莉的这一做法看似无足轻重，实则预示着男权主义的没落，男性已经褪去了以往在女性眼中的高大以及不可侵犯的形象，甚至成为了女性眼中的懦弱者。张爱玲也曾说过，女性的自我成长是男性霸权的彻底消退。

三 女性意识的窥探

1  追求男女平等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深刻且成熟，其对男女平等的追求，是建立在女性自我存在的基础之上，即女性要从根本上实现与男性的平等。张爱玲反对所谓的女扮男装，换而言之，女性從心里上依然认同传统的男权主义，一切都竭力做到与男性同一水平的认识与追求，并不能让女性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张爱玲曾经公认自己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也不认同力求与男性并驾齐驱的那些女人。张爱玲的这一女性意识与波伏娃有共同之处，即凡事苛求自己接近男性标准与要求的女性，其更本无法成为真正的自由女性，因为只要女性还因男女间的差别而懊恼，并奋力与男性争高低，从其本质上看，则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男权主义的束缚与藩篱。归根到底，女性挣扎着进行男扮女装，无非是让自己以接近男性的形象进入到男权主义的秩序之中，这不但无助于女性自由的实现，更不会对男性的霸权构成威胁、瓦解与颠覆，因此，也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2  挖掘女性心理痼疾

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痼疾的挖掘与揭露是其女性意识的闪光点，也是其区别于其他作家女性意识的特殊之处，张爱玲并不像其他作家一样专注于贬斥男权文化，而是对女性自身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使得读者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体会女性意识的萌芽与成长。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发掘女性心理痼疾的第一部作品，然而在《牛》这一篇章有关禄兴媳妇儿面对丈夫禄兴死亡的描写中，张爱玲此时仅局限于女性对男性的感情依赖层面，并未真正地表现出女性心理痼疾的否定，之后几个章节的描写，则深刻揭露与批判了广大女性的心理痼疾，如描写葛薇龙的片段，葛薇龙在第一次来姑妈家时，顿时感觉自己的形象与衣着毫不着调，等到正式住到姑妈家的时候，对自己所住的房间非常满意，而面对梁太太将她做鱼饵钓年轻男性的时候，其虽然知道这一做法的用意，但并不在意，最终因迷恋奢华舒适的生活而自愿为姑妈、乔琪办事。尽管姑妈与乔琪设计诱惑葛薇龙堕落，但这并不是致使其堕落的根本原因，而是其不可自拔的虚荣心。作品《沉香屑？第二炉香》更为深入地窥视了女性心理的痼疾与劣根性，小说中的愫细虽然已经二十出头，但由于严厉的家庭教育，使得其天真的无法令人置信，她对于性知识丝毫不知，因此，在洞房花烛夜时面对丈夫罗杰的亲抚，愫细竟然将其视为禽兽行径，万分惊恐的吵闹与躲避，以致罗杰在毫不知情的舆论压力下被逼自杀。作品中愫细人生的悲剧并非来自男性罗杰的压迫，根因是女性的心理痼疾与劣根性，即狭隘的蜜秋尔太太、心理畸形的靡丽笙以及愫细自身的无知。女性心理的痼疾与劣根性不但毁掉了愫细一类的女性生命，同时也葬送了以罗杰为代表的男性命运。

女性如果不能自省其自卑、奴性以及依赖等心理，即便任何形式的女权主义解放运动都无法真正实现女性意识的解放，女性的人格独立，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独立自主，更需要对长期形成的传统女性意识进行重构。独立、自强、自尊、自爱、自信等都应该是赋予女性意识的新内涵。张爱玲在作品创作中将女性心理的痼疾展露无疑，并以此表达其对女性意识的深刻理解与阐述。在现实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张爱玲也始终践行者自己的标准，在各方面都争取自立自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发展至今，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关照与见解，对于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依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借鉴意义以及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代晓冬：《试论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女性意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 李掖平：《女性悲剧的体验与书写——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1998年第3期。

[3] 潘华凌、李菊花：《殊途同归 人神交往——伍尔夫与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比较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

[4] 平原、隋清娥：《试论丁玲与张爱玲“女性意识”之异同》，《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5] 马双：《女人 女作家 女性——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6] 乔向东：《反驳与偏离：张爱玲小说对于新文学的反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7] 成秀萍《批判男性世界的女性书写：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色彩》，《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篇8

一、透过女性形象解读王安忆小说的女性意识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描绘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我们还可以清楚的记得顽强、自尊而又执着的上海底层市民富萍，美丽风流而又龌龊充满沧桑感的小市民王琦瑶，受到良好的教育，个性独立而又迫于生计卖淫的阿三，“三恋”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等等。2008年7月杜沁发表在《文化研究》的《一曲命运的挽歌——小说<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浅析》一文中写道：“在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用女性的生存体验描绘了王琦瑶的精神历程，在其坚韧与执着中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流动，却又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女性意识背后具有操控能力的男权社会的作用，谱写了一曲女性命运的悲歌。”这篇论文是从女性的命运切入，仔细探究了王琦瑶一生的经历。读者在王琦瑶的曲折命运中看见了女性生命的坚韧，从而彰显了一种女性意识。这与魏鑫发表在《读书》上的《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论<长恨歌>中潜在的女性意识》有相似之处。这篇文章也是重在分析王琦瑶和四个男人的感情纠葛中命运的浮沉，文中写道：“小说保持了一种温婉的语调，即使是紧张的情节也被叙述者处理得从容不迫，作品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回旋着独特的女性经验，同时与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进行了疏离。作者将上海塑造成一个十分妩媚的城市，这座城市通过这些独特的女性视点浮现在读者面前。”当然，王安忆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中王琦瑶是典型，但也有人就《流逝》中的富萍进行评论。譬如，2008年6月许燕发表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上的《坚守抑或超越——由<流逝>看王安忆笔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一文，文中在摘要中这样写道：“王安忆在其作品中用理解、同情的笔调描述女性，书写这些平凡女性的平凡生活，让这些传统的平凡女性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在传统意识烛照下的女性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和感情需要。”文章分析了《流逝》中的女主人公欧阳端丽的性格，写道：“她在历史的遭遇面前，在命运的浮沉之中，成功的进行了一次角色的转型。她是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妇女形象被推向人生和艺术的舞台的，原来她是过着富足享乐的贵族生活。然而文革的风暴扫荡了她的一切，家被抄，房被封……她和她的家庭从天上跌落到地下，由富足变为贫困，从‘高等华人’变为‘市井贱民’”作者在分析欧阳端丽的这种角色的转换中所渗透的女性的坚韧，从而让我们看见一个坚强的女性形象。这充分说明女性无论遭遇怎样的生活，她都会在命运的浮沉中实现自我的超越。

二、王安忆作品中的欲望叙事

张守伟发表于2006年1月发表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的《来自玫瑰园的声音——王安忆9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一文是从“性自觉”、“时尚性”、“命运的传统性”和“追求精神恋爱”四个方面来论述女性的身体欲望，并且表明：“中国女性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肉体上已经开始觉醒，她们面对将女性商品化、物质化的新的父权话语体系做出了应有的回应，女性们不想再成为男性的附庸，而是走向真正的独立。”同样，还有张颖娟、张黎敏发表在《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的2007年第2期上的“来自生命深处的欲望—从女性视角简析王安忆的‘三恋’”。这两篇论文都是从女性内心的欲望来分析王安忆的女性意识。另外，孙俊青在2006年5月发表在《贵州社会科学》中的《新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发展的两次突破——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历史地位》一文中，通过“由社会意识上升到性别自觉意识”和“从内容的挖掘到文本的解构”两个方面论述了女性意识。这篇文章主要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论述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张守伟的论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独有偶，张纯静在2006年12月发表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的《从欲望写作到民间叙事你的回归——论王安忆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的表现》一文的内容摘要中写道：“王安忆作为一名当代女性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不仅受到来自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而且也深深受到西方当代文艺思潮特别是女权主义的冲击,而这些影响的痕迹分别在她不同时期的小说文本中以不同的女性意识形态体现出来了。试就王安忆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的不同表现来探求其女性写作道路的变化发展轨迹:即从欲望写作到民间叙事的回归。”文章分三个方面来论述，他们分别是“欲望书写：以‘性’、‘反婚姻’作武器反抗男权文化”；“性别角色功能的重新分配：女性成为主宰命运的强者”；“民间叙事的回归：女性话语权的确立”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王安忆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身体欲望，从两性关系的角度阐述女性的生存状况。另外，对琐碎的女性日常生活的关注又是进入了民间叙事的层面。近期，王蕾发表在《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的《倾诉与咏叹——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一文中写道：“王安忆通过描述女性在欲望、情感等方面追求主导性地位的努力,从而想要获得与男性平等和谐的地位及关系,却最终走向了失败,陷入了孤独。本文通过对王安忆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与分析,欲探寻从开始的抗争到最终的认同,作者展现的对女性生存现实意义的深刻思考以及理想与追求。”文章通过“女性的欲望之歌”、“悖论式的两性关系”和“孤独之痛”三个方面来论述女性在两性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经验上所表现得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