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白理事会经验总结（精选7篇）
中国计生协副会长 勾清明
2013年11月29日
各位理事、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在王刚会长的领导下，在李斌主任和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指导下，历时一天半，经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一年来的工作，交流了经验，部署了任务，研究开创工作新局面的方法途径。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会议选择的时机好、形式新、内容实，是中国计生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次明确方向、深化认识、锐意改革、谋求发展的重要会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大会自始至终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统领，对全国各级计生协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会精神进行了动员部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我们这次全国理事会恰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密切联系协会工作的实际，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成为会议的主旋律。大家普遍谈到，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部署，对卫生计生部门、计生协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直面问题，形成了共识，对计生协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努力做好服务计划生育家庭和群众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增强了使命感。
二是领导讲话高瞻远瞩，为做好协会工作指明了方向。大家认为，王刚会长、李斌主任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领导的讲话高屋建瓴，求真务实，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王刚会长在讲话中指出，要广泛动员协会会员和协会所联系的群众，积极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专题学习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武装头脑，增强大局意识；要深化协会各个方面的改革，不断推进协会组织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增强协会组织的功能与活力；要更好发挥示范带头、宣传教育、监督引导作用，为做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建言献策，自觉落实完善后的生育政策，自觉参与计划生育工作；要进一步增强服务实效，在创新服务理念、拓展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主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原则，不断提高根据实际情况谋划工作、开展活动的能力。
李斌主任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计生协在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服务计划生育群众、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中所做的贡献。她指出，推进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是做好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途径。她强调,要认真总结开展“万村（居）示范活动”的成功经验，将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工作制度化，进一步与诚信计生、阳光计生结合起来，深入探索工作层级管理和项目化运作，不断创新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模式和路径，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她要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切实加大支持计生协工作的力度，将计生协的组织建设真正纳入委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纳入“一把手”工程。
杨玉学常务副会长代表常务理事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内容翔实、重点突出。结合卫生计生部门合并、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重点阐述了中国计生协开展的五项重点工作和取得的令人信服的成绩；部署了计生协今后的工作，思路清晰、任务明确。特别强调各级计生协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把握好组织建设规范化、具体工作项目化、宣传倡导社会化等重点环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是典型经验内容丰富，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刚才8个单位做了大会发言，13个单位书面交流了经验。这些典型经验特色鲜明，实在管用，可操作性强，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河南、河北、山东计生协把开展基层群众自治作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把群众自治作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积极指导基层规范修订计划生育村规民约，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机制，有效推动了基层计划生育管理机制的改革创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山西省晋中市、湖南省娄底市、湖北省宜昌市计生协，通过健全的组织网络，广泛动员群众，将阳光计生、诚信计生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机地结合，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通过自治的途径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依法维权，丰富了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的载体和内容。安徽青阳县委县政府对计生协开展的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促进了全县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使计生基层群众自治成为乡村社会管理的有益实践，成为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路径。我们要认真学习这些经验，结合各地实际，创新发展，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的水平。
对于这次会议，大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致表示回去以后，要汇报好、贯彻好，迅速将会议的精神传达落实到基层。在讨论中，大家对《工作报告》、《工作要点》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大会文件组将加以修改完善，会后以文件的形式印发各地。
下面，综合大家讨论的情况，就如何贯彻本次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计生协工作，我再提出三点意见：
一、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做好计生协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深化改革，科学谋划工作是计生协当前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学习贯彻《决定》精神，要与计划生育工作和计生协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要认真研究宣传落实中央关于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要认真研究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中，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长效机制，探索有效的方法途径；要认真研究户籍改革、城镇化步伐加快新形势下，流动人口计生协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等重大课题。各级计生协要牢牢扭住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中心任务，深入研究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革创新群团组织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实行项目运作，积极承接各级政府转移出的服务和管理职能，增强做好计生协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工作规划不是提新口号、上新工程，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深化、拓展和完善。工作规划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着眼长远。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要一任领导一个思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届接着一届干，一茬接着一茬干，把协会的工作搞得扎扎实实，卓有成效。
二、锲而不舍，推动计生协基层组织建设再上新台阶
在大会期间，我们还召开了计生协组织建设座谈会，各省（区、市）卫生计生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王培安副主任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当前计生协组织建设正处在非常关键时期，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行动到位，把计生协的组织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计生协破解组织建设这一关系计生协事业长远发展的难题。
组织建设是计生协事业发展的根基。多年来，计生协正是依靠“横到边、纵到底”的组织网络和植根于广大群众中的成千上万的理事、会员和志愿者，成为了协助党和政府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生力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推进计生协的组织建设。目前，在协会的组织建设上，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工作人员难以落实到位、工作经费没有保障等比较突出的问题，影响和制约了计生协组织作用的发挥。各地要克服“等、靠”思想，发扬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积极倡导各级党政领导，在卫生计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形成解决“入序”、“参公”和“三定”的强大合力，营造起“你追我赶、共同促进”的良好氛围。按照这次大会的部署，共同努力，争取在2014年市县和乡镇计生协组织建设上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村居、企业、流动人口计生协做到网络健全、会员结构合理，能够通过群众自治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三、抓点带面，用典型推动计生协各项工作再创佳绩
中国计生协“七代会”以来，在王刚会长和七届理事会的的领导下，鲜明地提出“三个服务”的工作定位和“一三四”的工作思路，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广大群众的欢迎。各地各级计生协在工作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例。比如，开展计生特殊困难家庭帮扶项目，为他们排忧解难；开展穆斯林群众生殖健康教育项目，提高了农牧民群众的生殖健康水平；开展服务流动人口活动，教育和引导流动的育龄人口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建立生育关怀基金，为贫困母亲、困难计生家庭破解难题，帮助她们致富增收；开展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特别是活跃在基层的广大理事、会员和协会工作者，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不图名、不图利，舍小家、为大家，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这些有特色的活动和典型人物事迹，是提高计生协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好的品牌。各级计生协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计生协的工作，特别是要发挥中国人口报、人生等业内报刊的引领作用。各级计生协要学会运用典型推动工作，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只要我们上下同心协力，不断推出具有时代特征、协会特色，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各类典型，计生协的各项工作和社会形象就会有一个新的改观，计生协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就会不断扩大。
本刊讯2009年3月26日,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六届五次理事会在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的150多位理事相聚京城, 总结总社一年来的主要工作, 确定2009年的工作思路和要点, 研究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落实好<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做好各级联社工作, 进一步推进城镇集体企业改革, 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 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新贡献。总社主任陈士能同志作理事会工作报告。他回顾了极不平凡的2008年, 我国集体经济改革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着重总结了在宣传总社、联社和城镇集体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反映基层诉求、支援抗灾、多方面为基层服务, 以及加强理财、办好实体、增强实力、维护集体资产合法权益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报告中还提出了2009年总社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
总社副主任杨志海主持会议。总社副主任潘蓓蕾、步正发、王世成、李玉娟、杜同和、范大政、魏立昌、李荣钢, 以及名誉理事张善梅、中轻联副会长杨自鹏、总社监事会主任陶小年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决定了理事会人事调整。会议选举步正发为总社主任, 推举陈士能为名誉主任。当选主任步正发同志在会上致辞, 就如何贯彻落实理事会工作报告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上海、山东、武汉等联社在会上作了典型经验介绍和工作交流。
摘要：文章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检验企业以往的并购经验与董事会特征如何影响企业并购战略决策。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的并购经验于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负相关；董事长-CEO二职兼任与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负相关；并购战略的不同类型会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进行并购战略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企业并购；组织学习；公司治理；并购经验；董事会特征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企业并购经验与企业并购战略决策。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一个组织会在其战略活动中积累经验并进行重复，这一行为的延续形成了组织管理程序，因此组织管理程序能够反映出组织以往在某一项战略活动中获得的相关经验，并相应反过来引导组织的行为。即企业相关经验越多，就越可能重复这一战略活动或者战略方向（Gulati，1995）。因此，企业在进行并购战略决策过程中，并购经验会使得企业中出现更多与实施并购战略决策相关的管理程序。这些并购管理程序在企业中一旦形成，不论以往的并购战略活动的结果是好是坏，最终都会增加并购企业做出下一个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不断丰富的企业并购经验，又促使企业不断地完善与并购相关的管理程序，然后企业再利用已经改进的并购管理程序用于未来的并购战略决策，进而提升企业未来并购战略决策的成功率，形成企业组织学习过程的循环。Haleblian和Kim（2006）、Iyer和Miller（2008）的研究中都发现企业以往的并购经验与企业做出并购战略决策也是显著正相关。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并购企业以往的并购活动经验越多，其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越高。
2. 行业并购经验与企业并购战略决策。基于种族层次的组织学习理论认为，在企业种群中，生存及发展状况最好的企业中出现频率高的特质，就是企业种群中所谓的“优秀基因”。处在企业种群中的企业通过向这些生存发展状况好的企业学习，保留和传承那些好的特质，淘汰自身不好的特质，从而提高自身的适应性，也进一步实现了企业种群的演化。以种群层次的组织学习为依据，企业所处的行业并购经验对于企业并购战略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当行业中有企业做出并购战略决策，并因此获得了竞争优势。这些企业在进行并购战略决策过程中形成的经验，逐步演化为先关的管理程序，就会成为一种“优秀基因”，企业会试图通过学习这种“优秀基因”以获得企业成长。随着这种企业并购的“优秀基因”在行业内广泛分布，并购战略的管理程序就会在行业范围内得以保留。在行业并购经验的影响下，企业可能会服从并采用并购战略决策。综合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行业中并购事件越多，企业在该行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越高。
3. 董事会特征与企业并购战略决策。
（1）董事会持股比例。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股东和董事对利益的期待不尽相同。但在董事持股的情况下，当董事会持股比例增加时，董事会成员的利益就与股东利益趋同性增强，董事会成员会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企業并购动因理论中，多元化经营、市场价值低估理论以及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并购能够通过整合为并购双方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现有对于企业并购战略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并购能够提高企业管理活动的效率并产生协同效益（Weston，2004），促进技术资源的重新配置（Duysters & Hagedoom，2000）。因此，为了降低经营风险、提高企效率、增强技术水平以促进企业长期发展，当遇到企业并购机会时，持股比例高的董事会更愿意付诸行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董事会所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越高。
（2）董事会规模。现有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过大容易造成协调与沟通困难，可能会使许多好的企业战略因为董事会成员之间理解的偏差而被放弃。另外，当董事会成员数目超过一定的数量时，董事会就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其职能作用，其更容易受到总经理即代理人的控制。同时，董事会成员过多，还会产生“搭便车”的现象，尤其是当董事会成员持有的股份数量较少时，企业的战略活动的成败或者业绩盈亏对他们自身来说实际上的影响并不大，那么董事会内“搭便车”的现象就更加严重了。对于企业并购战略决策来说，董事会规模过大，可能会造成因为组织成员之间的沟通不完善、理解偏差等情况而影响企业并购战略的制定，最终导致并购战略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夭折或者无法顺利执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b：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越低。
（3）独立董事比例。作为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一项重要手段，独立董事能够有效地支持董事会对经营者的控制与监督功能。独立董事本身拥有丰富的专业管理知识与经验，能够为企业各项战略活动提供专业化的咨询。对于缺乏相关活动经验的企业而言，独立董事们更愿意相信在相似或相关活动中有较多经验的企业会做出更加正确的决策。然而，因为独立董事并不参与制定战略决策的过程，他们不能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评价企业的战略计划，因此他们倾向于通过财务业绩来评价高层管理者。这种以成果业绩为基础的监管机制很可能会打消管理者制定长期战略计划的积极性，例如科研项目的投资以及并购提案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c：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越低。
（4）董事长与CEO的两职性。以往研究表明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会增强CEO的力量而削弱董事会成员的力量（Finkelstein & Aveni，1994）。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有助于CEO巩固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如身兼董事长的CEO所拥有的权力可以使他们在企业内建立规章制度，阻止董事会质疑管理层的有效性，对董事会会议议程和地点的控制来实现对董事会注意力的影响，这些情况很可能降低了董事会的监管倾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学者们提出只有当CEO感知到业绩效压力时，才会促进组织改变以保住他们在企业中的职位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会影响董事会成员客观地评价经理人，降低董事会的监督力。因此，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可能会减少经理人促进组织变化（例如做出并购战略决策）的动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d：董事长-CEO二职兼任对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负相关。
二、 研究设计
1. 研究样本。本文选择2002年1月～2012年12月在深沪两市的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样本经过以下删选程序：（1）剔除ST，PT企业；（2）剔除金融类企业；（3）剔除数据缺失、异常并购样本；（4）对于多次并购的企业，只计入同一年发生的并购金额最大的一次并购活动。最终获得372个观测值，依据我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确定样本所属的并购类型，其中横向并购案例215个，纵向及混合并购案例157个。本文的董事会数据和公司治理特征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数据库，部分数据通过公司年报和新浪财经补充。相关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统计方法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统计软件采用SAS 9.0。
2. 变量设计与研究模型。
（1）因变量。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LMSA）。应用二分变量（0，1）进行度量，其中0代表企业未作出后续的并购战略决策，1代表企业做出了后续的并购战略决策。
（2）自变量。企业并购经验（BAE）。利用样本企业并购事件时间点以前已进行的并购活动的总次数来度量。行业并购经验（IAE）。以逐年发生并购事件的数量来度量。董事会持有股份（SOB）。采用并购案例发生前一年年末，样本企业董事会持有的股份百分比来度量。董事会规模（BS）。采用并购案例发生前一年年末，样本企业董事会人数来度量。独立董事比例（RIDB）。采用并购案例发生前一年年末，样本企业中董事会独立董事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率。董事长-CEO二职兼任（DUAL）。利用虚拟变量（0，1）来度量CEO是否兼任董事长的情况，其中二职分设的情况为0，二职合一的情况为1。控制变量
（3）控制变量。企业规模（FS），采用并购案例发生前一年末样本企业的总资产对数值；现金及现金等价物（CE），采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额对数值；高管人员持股比例（SOM），采用高管人员在上市公司持有的股份比例。
并购类型（A ACQtype），横向并购类型为赋值1，纵向并购类型赋值为2，混合并购类型赋值为3，其中3为参照组；并购规模（ACQsize），采用并购额度测量；支付方式（MEANS），股权支付赋值为1、资产支付赋值为2、既有股权支付又有资产支付的情况赋值为3，其中3为参照组。
（4）研究模型。根据以上分析和设计，本文的实证研究模型如下：
LMSA=b+a1*BAE+a2*IAE+a3*SOB+a4*BS+a5*RIDB+a6*DUAL+a7*FS+a8*ACQtype+a9*ACQsize+a10*MEANS+e
三、 实证分析与讨论
本文首先检验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根据检验结果，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本文之后的总体样本及子样本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中各解释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因此，本研究中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1描述了总体样本进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的结果。
表1结果显示，企业并购经验（BAE）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设1得到了支持，即企业自身的并购经验越多，其作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越高。企业所属的行业并购经验（IAE）的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设2得到了支持，企业所属行业的并购活动次数越多，企业越倾向于做出后续的并购战略决策。
表1中，董事会特征的四个自变量中，董事会规模（BS）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董事会董事人数越多，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越低，因此假设3b得到了支持。董事长-CEO二职兼任（Dual）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董事长-CEO二职兼任对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负相关，董事长-CEO二职兼任的情况会抑制企业做出后续的并购战略决策，因此假设3d得到了支持。另外两个变量系数，并不显著，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影响不显著，假设3a与假设3c并没有得到支持。
四、 进一步的分析
由于不同类型的并购战略可能会影响模型的有效性，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依据我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文将研究样本分成两组子样本，一组包括横向并购，另一组包括纵向和混合并购。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结果，在横向并购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企业自身的并购经验（BAE）在5%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1；企业行业并购经验（IAE）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2；董事会规模（BS）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3b；董事长-CEO二职兼任（Dual）在10%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3d。董事会持股比例（SOB）与独立董事比例（RIDB）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假设3a与假设3c并没有得到支持。此结果与总体样本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的结果相同。
在纵向与混合并购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企业行业并购经验（IAE）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了假设2，；董事会规模（BS）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了假设3b；董事会持股比例（SOB）与独立董事比例（RIDB）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假设3a与假设3c并没有得到支持。此结果与总体样本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相同。然而，在此子样本的分析中，企业自身的并购经验（BAE）与董事长-CEO二職兼任（Dual）在统计上不显著，即没有支持假设1与假设3d，这与整体样本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
五、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为样本，探讨了以往的并购经验与董事会特征如何影响企业采用并购战略决策，研究发现：经验学习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率有正向的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做出并购战略决策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负相关；董事长-CEO二职兼任与企业做出后续并购战略决策的可能性负相关。并购战略的不同类型是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探索我国企业并购战略决策活动的内在规律有一定的启示：首先，我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不知道“怎么做”和“做什么”的情况，而经验学习是企业在长期生存成长过程中不断适应内外部环境等生存方式的反映，因此企业应积极地在已有的并购经验中学习、吸收并购知识，从失败的并购案例中吸取教训，从成功的并购案例中学习并购管理程序，这有利于促进企业成功应对复杂的并购过程。其次，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并购战略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恰当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促进企业做出合理的并购战略决策。例如，合理控制董事会规模，防止董事会规模过大而降低董事会决策的效率，减少董事会内“搭便车”的现象，以促进企业做出正确合理的并购战略决策。
参考文献：
[1] 李善民，毛雅娟，赵晶晶.高管持股、高管的私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J].管理科学，2009，（2）：2-12.
[2] 郭冰，吕巍，周颖.公司治理、经验学习与企业连续并购——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1，37（10）：124-134.
[3] 黄张凯，徐信忠，岳云霞.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分析[J].管理世界，2006，（11）：128-13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战略决策资本的企业战略治理与可持续竞争优势研究”（项目号：7127218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制度转型、战略选择与竞争优势源泉研究”（项目号：70872048）。
作者简介：周建（1964-），男，汉族，四川省内江市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和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郭卫锋（1979-），男，汉族，河南省太康县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和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宫慧（1988-），女，汉族，辽宁省沈阳市人，南开大学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我校自2014年成立办学理事会，认真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紧紧围绕自主性发展目标开展工作，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特色日益凸现。
一、学校基本情况
我们七贤小学成立于2014年9月，学校依托原七贤中学校址，现有31个教学班，学生1400多人人，教职工79名。
二 思考、定位、行动
学校是新成立学校，一切从头开始，我们始终在思考几个问题：如何给我们学校定位？学校如何发展？如何提升自己的办学品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学校大胆改革创新，增强多元管理，特色卓越，个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依法自主办学发展目标开展工作，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特色日益凸现。逐步走向基础实、品位高、个性强的现代化学校。稳步推进依法自主办学工作的有效开展。三 对依法自主办学理念的认识、理解、建构
依法自主办学我们理解：依法就是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章程。自主办学可以说是全面落实校长负责制，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享有主动权。四 制度 健全 改进
各项具体工作扎实推进，真正让依法自主办学落到实处，（一）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成立“四会”，修订学校章程，完
善制度。
1、成立学校理事会，为学校发展助力
建立中小学理事会制度是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创新突破推动教育发展跨越的重大举措；是依法确立学校独立法人地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学校管理方式的必然要求；是以现代学校法人制度为基础，强化民主决策和社会监督，实现中小学依法自主办学、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
我校遵循依法、创新、科学的原则成立了我校的办学理事会，并积极发挥其对学校的议事监督作用全面提升我校现代化管理水平。
我们优化了理事会组织结构。体现理事会代表构成的广泛性，理事会人员结构的互补性，一般应由具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经验、不同领域的社会联系与人脉基础的人员组成。要突出理事会成员参与的主动性，理事成员应该对教育法律法规比较熟悉，对教育工作和社情民意比较了解，对学校发展具有较强的责任感。
完善理事会基本功能。我们做到：一完善理事会的议事功能，赋予其对学校发展规划、工作计划、重大发展目标、重大改革项目、基本建设等重大事项的参议权。要逐步扩大理事会的决策权。二不断完善理事会的协调功能，争取所在社区、相关企业、社会各界以及家长等对学校办学的关心和支持。三不断完善理事会的监督功能，充分发挥理事会对学校办学行为和学校管理团队执行能力的监督作用。
构建理事会工作制度。一是构建并规范理事选任制度。二构建并规范理事会议事制度。理事会会议一般由理事长定期召集，一年不少
于两次，如有必要，理事长可临时召集有关方面举行理事会会议。理事会讨论通过的重大决议事项，必须由学校按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核或备案。三构建并规范理事会监督制度。可建立重大执行项目质询等。
2、家长委员会的成立，让家长真正的参与到学校管理之中 现在家长对教育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并且诉求是各式各样的，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没有一个疏导的渠道，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实现不了。因此我们要把家长的力量动员起来，让家长有效的参与到学校管理之中。
家长委员会是学校联系广大学生家长的桥梁和纽带。是支持和监督学校做好教育工作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学校家长委员会委员由各班推举校级家长委员会代表，每班推荐一名候选人，成立校级家委会，委员会委员任期一般为三年，原则上人员不能变更，确因个人申请、转学或 履职问题，可适当按程序变更。每学期召开2次例会（一般安排在学期初和学期末），由家委会主任或秘书长召集。代表家长向学校提建议意见时，要经家委会集体讨论会议决定，一般不单独就个体原因对话学校。其他家长对学校的意见建议原则上通过家长委员会向学校提出。
主要职权：听取学校关于发展规划、教育教学工作安排等方面的情况介绍，就学校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知情权、参与权）建立家长委员会和学校定期沟通协调的议事机制，就学生家长、学生、社会等反映的问题及时与学校进行沟通协
调。（参与权）为学校发展创设有利环境。家长委员会要在依法治校、学校管理、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周边环境治理、开展校外教育实践等方面，积极为学校和学生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帮助学校解决办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参与权）帮助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积极向家长和社会宣传解释学校工作制度和工作措施，增进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协助学校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动员和组织家长参与学习活动和家长培训，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协调一致。（参与权）选派家长委员会列席学校校务、教务等会议，与学校一起组织家长听课、家长接待日，参与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帮助学校改进和完善教育教学工作。
办事流程：机构内部、校方交办事项------会议商定-------校长办公会通过-------付诸实施
5、学校章程的制定，让我校自主办学做到了有法可依 章程就是一所学校的“宪法”。章程的建立过程就是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过程，就是形成校本管理运行机制的过程。
我校章程涵盖了学校日常管理的整个过程和环节。在章程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我们对学校章程的地位、作用和实施效果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思考。我校章程经由全体教职工参与讨论审议，是一个凝智聚力的过程，也是办学主体的集中表达。我们以学校章程制定为契机，实现学校在新的起点上更好更快的发展。
我校章程包括：学校名称、校址；办学宗旨；办学规模；内部管理体制；学校重要工作的管理；校长、教师和学生的权利与义务；经
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章程的修改程序等相对固定的内容。
我们对办学宗旨、办学特色等学校重大问题和基本问题做出明确、翔实的规定之外，在职教师继续教育和考核方法、新任教师基本评聘条件、学校的教育教学特色等方面也有具体规定。对学校德育管理特色和教学特色进行了界定，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策略作出详尽规定。
在章程内容方面，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规定了一些有较强个性的内容，如学校训、校徽、校歌、校旗、校树、校花、成立纪念日等。
我们在制定章程过程中需广泛征求教职工、学生、家长及与学校办学密切联系的部门的意见。经专家建议修改后，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章程的制定提高学校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推动学校按学校规律办学，推动现代学校制度的发展，避免学校工作的随意性、人治化、官僚化，实现学校管理的制度文明。从而实现学校的正常运行和科学发展。
一、 完善组织建设，分会活动走入正轨
二、 做好信息交流工作
做好信息交流是协会为行业服务，为企业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之一，分会从下述几项活动入手，做好信息交流工作。
1、 每年召开“全国测绘仪器信息交流会”。从1996年开始，分会每年都要召开测绘仪器行业的全国信息交流会，至今已经十二届。国内外测绘仪器企业利用信息交流会这一平台，展示产品、洽谈业务、了解市场、沟通信息、广交朋友、共谋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全国测绘仪器信息交流会已经越来越受到行业内的企业和人士欢迎和重视，成为分会的精品活动。世界著名测绘仪器企业和国内全部测绘仪器企业都把参加每年的会议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各企业宣传自己的新产品，学习他人的技术和经验，洽谈生意，寻找商机，受益匪浅。因此，大家一致认为全国测绘仪器信息交流会是协会为行业服务，为企业服务办的一件好事，这样的会议在行业内是不可缺少的。由于受到大家的拥护，近年来，全国测绘仪器信息交流会越办越红火，参会的企业和代表越来越多，仪器展示越来越正规，面积也越来越大。目前，全国测绘仪器信息交流会已经成为国内测绘仪器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会议，同时也被公认与德国、日本的展会并列成为世界三大测绘仪器展会，被行业内的人士称为“测绘仪器广交会”。
2、 定期编制《全国测绘仪器单位信息手册》。为了加强会员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方便业务联系，分会在原有会员单位通讯录的基础上，经过完善内容和编排设计，编制了一本《全国测绘仪器单位信息手册》。该手册收录了全国测绘仪器生产企业、经销单位、科研和服务机构，及部分用户的单位信息，除基本信息外还有单位和产品简介。根据单位情况的不断变化，这本手册每两年更新一次，从1998年版到2008年版，已经出了六版。本届理事会期间，秘书处更加重视手册的编辑出版工作，尽可能收集更多的信息，使手册的内容更加丰富实用。每次手册出版以后，及时向会员单位和为手册提供信息的单位免费发放，方便大家使用，达到为行业服务、为会员服务的效果。由于这本手册收录的单位全，信息介绍丰富，使用方便，已经成为业务人员联系业务的工具书。同时，由于手册收录了各单位的介绍，也使手册除了通讯录的功能之外，还具有了宣传企业、沟通了解的效果，受到业内的单位和人士欢迎。
★ 仪器教学工作总结
★ 测绘管理人员工作总结
★ 理事会工作报告
★ 测绘度工作总结和度工作计划
★ 仪器验收报告范文
★ 金属分会工作计划
★ 测绘计量员个人工作总结
★ 测绘合同范本
★ 仪器室标语
工作总结
史
萍
（2012年10月22日）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代表：
扬州市测绘学会第三届理事会自2004年6月选举产生并开展工作，在挂靠部门市国土资源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科协和市民政局的关心指导下，在各会员单位和广大会员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围绕全市测绘管理的中心工作，团结协作，开拓创新，较好地完成了学会的各项工作任务，多次被省测绘学会和市科协评为先进单位，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持之以恒依法办会，促进学会健康发展 多年来，我们坚持依法办会，认真完善和执行学会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学会日常工作顺利开展。
1、认真做好年检工作，不断加强学会建设。根据市科协和市民政局的要求，学会每年都认真总结一年的工作，及时将年检报告书、社团法人登记表和年度总结材料报至市民政局和市科协，认真搞好社团年度注册。每年不定期召开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多次召开学会办公室人员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工作要求，研究年度工作计划及有关事项，我们积极发扬民主办会精神，各项工作集思广益，为推动学会的健康发展打好基础。近几年学会制发文件、函件累计760余份，沟通了学会与会员单位、有关单位的联系，活跃了学会的各项活动。
2、规范学会工作，完善并落实各项制度。依据《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市科协的规定，我们修改完善了《财务管理办法》、《学会工作规则》等相关制度，严格执行学会财务管理制度，坚持合理合法收支，确保经费收支正常。近几年学会收入主要是挂靠部门拨款，基本没有向会员单位收会费。我们对每年的相关资料及时整理，归档存放，并认真总结学会管理中的好做法和好经验。
3、发展壮大学会组织。根据工作要求，2006年以来我们增加了扬州大学孔明明教授和当时任市国土局维扬分局副局长的陈坚等为常务理事，并积极发展新会员，同时向省测绘学会与中国测绘学会推荐会员。此前经审核通过登记的我市测绘学会个人会员138人加入了中国测绘学会，在全省各市级学会中人数居多，充分展示了我市测绘学会的人才优势与巨大潜力。
二、积极组织学术活动，发挥会员单位优势 我会充分发挥自身在政府与测绘单位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加强与科技人员的联系与沟通的同时，积极发动 测绘单位人员撰写科技论文，为测绘单位申报省优质测绘工程提供服务。经过多方努力，扬州每年都有几个项目申报省级优质测绘工程和科研项目并获奖，2009年江苏易图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申报的《甘泉测区1：500航测数字地形成图及数字入库》被省测绘局评为优秀测绘工程二等奖，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有限公司申报的《扬州市“一体两翼”1：5000地形图测绘及1：25000地形图缩编项目》和《太湖治理工程走马塘1：2000地形及横断面测量》两个项目被评为优秀测绘工程三等奖，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近年来，学会努力发挥会员单位技术力量和人才资源的优势，积极开展测绘地理信息咨询和成果应用服务。我们及时为市政府和各专业部门提供基础测绘资料和地理信息数据，为社会各界提供各种地形图、旅游图等三千多份，保证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社会需求。我会与市国土资源局联合，根据全市乡镇撤并和区划调整的情况，组织力量编制新版《扬州市政区图》，及时反映扬州的发展变化。联系会员单位编制与时俱进、新颖美观的《扬州旅游交通图》。在2006年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期间，市委、市政府将该旅游图作为礼品送给中外客商。2007年又联系相关部门和单位加班加点编制了中英文版的《扬州旅游交通图》，为在扬州召开的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暨运河名城市长 3 论坛提供图件服务。近几年根据城市变化情况不断更新《扬州旅游交通图》，受到广泛好评。
为激发我市测绘地理信息科技人员钻研业务的热情，营造良好的测绘科研氛围，为专业人员晋升职称创造有利条件，去年学会在全市测绘单位范围内开展了测绘学术论文征文活动，得到了各单位广大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共收到33篇投稿。从中我们也看到测绘工作者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高昂热情。今年我们已与扬州大学商定，将比较好的论文在《扬州大学学报》期刊上发表。
三、广泛开展多种宣传，举办测绘专题讲座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按照上级和市科协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学会社团组织的优越性，配合主管部门认真扎实做好测绘科技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2006年8月25日，我们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培训，邀请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史照良副局长专题讲解，同时邀请市人大领导讲话，有关部门和会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共40多人参加了培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们努力把测绘地理信息科普宣传向乡村延伸，利用基层国土所的宣传栏等平台宣传测绘科普知识。在每年测绘法宣传日前后我们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进行专题宣传报道，介绍测绘地理信息的相关内容。我会组织各大会员单位广泛开展测绘法宣传活动。在市国土局大门前设宣传 台，摆宣传板和戗牌，散发宣传材料几千份，全方位地向群众宣传测绘法律法规，并就群众关心的房地产测绘面积等热点问题接受群众咨询。会员单位市房地产测绘队在市房产局大门前挂宣传横幅，摆放戗牌；省工勘院制做宣传展版，宣传测绘法律法规和测绘宣传主题；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扬州市维扬勘测规划技术中心等多家测绘单位都以不同形式进行宣传，扩大宣传面。全市测绘法宣传日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收到较好的效果。
我会积极推进本地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办公信息化、信用体系建设，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维护全行业整体利益。2008年年初，我会举办了全市测绘质量管理培训班，邀请省测绘质检站的专家领导和省工勘院负责质量管理的总工程师，对全市各测绘单位的主要领导和质检人员近50人进行培训，进一步强化各测绘单位的质量意识。2009年9月组织召开了全市会员单位测绘资质复审换证软件及信用体系建设培训会，邀请省测绘局的领导和专家授课，测绘持证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员近40人参加了此次培训。收到较好的效果。
2011年3月份，学会组织召开了市区测绘单位工作经验交流会，各单位交流了去年的工作情况，提出了今年的工作打算，相互间沟通了信息。7月份组织召开了全市测绘质量管理座谈会，工勘院等三家单位就强化测绘质量管理做了 典型发言，其他单位负责人也交流了本单位质量管理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收到较好效果。
为配合开展“测绘法宣传日”活动，丰富测绘法宣传的形式和内容，探索测绘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的新举措、新思路，我会于2010年“8.29”前后在全市国土系统和测绘单位举办了测绘行业学法用法有奖征文活动，得到了各县（市）国土资源局、各测绘持证单位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大家踊跃投稿，书写先进测绘工作者的感人事迹，抒发对测绘工作的真实情怀。经活动组委会对36篇参评作品进行认真评议，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优秀组织单位奖5名，对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并颁发证书与奖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011年为贯彻全省测绘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不断丰富宣传内容，提高宣传质量，学会在“七一”前，与市国土局机关党委联合组织举办了庆祝建党90周年暨第21个全国土地日“测绘职工心向党”文艺汇演活动，在两个多小时的文艺汇演中，扬州国土和测绘系统19个单位、100多名演职人员用红歌联唱、舞蹈、小合唱、配乐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表达了“歌祖国、颂党恩、赞测绘、促发展”的主旋律，以此向建党90周年献礼，宣传测绘法律法规及测绘工作的重要性。今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修订颁布10周年》，我们在8月29日又举办了一场文艺汇演，进一步营造测绘地理信息 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同时精神文化建设也加强了全市测绘系统全体职工的凝聚力、向心力，为今后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加大测绘宣传力度，畅通测绘信息传播渠道，及时反映行业动态，搭建测绘单位和职工信息交流的平台，学会联系扬州大的测绘单位创办了《扬州测绘简讯》，报道扬州市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动态信息、反映市及各县（市）、区测绘管理部门和各测绘单位重要活动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测绘单位之间相互交流、了解相关信息。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省、市上级部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把学会建成符合科学技术团体规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科技团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通过这次换届改选，能进一步加强学会的各项建设，更好地为我市经济建设服务，为政府管理服务，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测绘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发奋图强，开拓进取，努力把学会工作、把我市的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自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来, 公司治理形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式, 为了减少委托代理冲突, 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就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措施以规范管理者行为。高管薪酬作为一种理论上行之有效的激励方式, 其激励效果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早期的大量文献考察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 随着影响薪酬激励的因素越来越复杂, 单纯的企业业绩变量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高管薪酬水平的变化, 所以后来的文献从企业性质、董事会结构、股权结构、公司战略行为等因素多角度研究上述因素如何影响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结构同属于公司的治理机制, 在公司治理效应中产生交互作用;公司高管与股东之间产生的委托代理成本以及相关的激励产生了对第一类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 股权制衡又是基于公司内部掏空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提出的解决第二类委托代理理论的方法, 所以探讨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可以考察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和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联系, 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 高管薪酬的相关研究
已有文献对高管薪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与股权结构等方面。 (1)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对于高管薪酬的研究, 从企业绩效变量出发, Lewellen和Huntsman发现CEO薪酬变化与ROE和EPS代表的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Abowd选取ROE、ROA、市场收益等指标分析得出现金报酬与经济指标相关, 而与会计指标在统计上呈现弱显著性;对于中国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而言, 高管薪酬激励是否发挥了治理效应, 也有不同的争论。Firth (2006) 运用中国股改前数据, 控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类型后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敏感性;刘斌等 (2003) 认为CEO薪酬增长的因素主要由于营业利润率的变动, 增加CEO薪酬对提高企业的规模和股东财富均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并且CEO薪酬具有“工资刚性”的特征;周宏等 (2010) 构建了相对业绩评价指数, 并认为比较效应广泛存在于同一地区企业, 而在同一产业、同一规模下却呈现相反的效应。 (2) 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结构。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模式是公司股东选举出董事会, 董事会再聘选公司的高管并决定其薪酬水平, 所以董事会作为联接股东与经理层的纽带, 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治理效率直接关系到公司绩效和股东利益。Fama和Boyd (1994) 和Core (1999) 发现一个弱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导致更严重的代理问题, CEO将获得更高的水平, 而公司业绩会更糟, 所以高管薪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高管与董事会博弈过程的结果, 高管薪酬的水平和薪绩敏感性取决于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和董事会的有效性。张必武和石金涛 (2005) 研究了董事会结构对高管薪酬水平与薪绩敏感性的影响发现, 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和独立董事比例有显著影响, 并认为应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薪酬委员会的实质作用;郝云宏等 (2010) 认为董事会结构属于绩效的内生性变量, 董事会结构与绩效存在着显著地动态跨期联系;杨青等 (2009) 认为董事会特征及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CEO薪酬设定的基本原则, 警醒的董事会将有助于改善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3) 高管薪酬与股权结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了股东结构、股权集中度和大股东的身份, 不同的股权结构导致股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效果有较大的区别, 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运作进而对绩效产生影响。Agrawal和Mandelker (1987) 、Shleifer和Vishny (1986) 认为在实证中, 股东对经理层的监督成本非常高, 中小股东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 因而只有大股东出于自利的目的才有监督的驱动性;肖继辉 (2005) 认为民营企业的薪绩敏感性最高, 而国家机构直接控股的报酬业绩并不敏感;杜胜利 (2005) 认为国有股的比例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 并发现统计上的影响是造成实证分析结果矛盾的部分原因;李维安、张国萍等 (2005) 认为拥有股权的经理人员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具有一定的期望, 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发展潜能。
(二) 股权制衡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股权制衡的研究多集中于大股东掏空行为及公司价值的影响, 即股权制衡对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行为的治理效应。大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 是直接激励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的原因, 而掏空行为又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降低企业价值, 其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主要有并购、关联交易、资金占用以及过度投资等。Bennedsen等 (2000) 认为, 多个大股东之间存在制衡的作用, 而这种制衡作用可以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陈信元等划分了企业类型, 发现股权制衡类的公司价值要显著高于联盟型公司和一般公司;刘星等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而另一方面, 某些学者不支持股权制衡提高企业价值论的观点;佟岩等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研究发现企业处于成熟期时, 股权制衡企业价值显著高于一股独大的企业价值, 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时, 一股独大的企业价值则要高于股权制衡企业价值;而另有学者认为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的是非线性关系。吴红军等 (2009) 认为, 随着其余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 第一大股东的掏空程度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而被掏空企业价值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毛世平等 (2009) 研究发现股权制衡能够产生权益效应, 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的股权效应并没有完全发挥, 总体上表现出负面的治理效应, 只有当多个大股东持股比例相近时, 才会表现出正面的治理效应。
综上所述, 早期对高管薪酬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公司业绩相关性的基础之上, 因为在委托代理理论中, 激励契约是否有效在理论上是基于公司业绩的相关变量这一显性信号来考察的。在对公司业绩的度量中, 可以分为市场指标和会计指标两大类, 市场指标容易受到市场有效性、政策取向等噪音的干扰, 会计指标又容易受到人为的操纵, 所以仅仅考虑这两类指标也有偏颇之处。后来的学者在对高管薪酬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薪酬与业绩呈现出显著的不相关性, 这与理论预期是不符的, 因而拓展到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薪酬影响的考察。国内高管薪酬的研究对于股权结构的考虑较多集中于对第一大股东特征的考量上而较少考虑股权制衡对高管薪酬的治理效应。因此在股权制衡特征的上市公司中, 股权制衡究竟有没有通过与董事会结构的交互作用发挥出积极的治理效应, 这在国内尚属一个研究的空白点。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在我国, 董事会及其下设的薪酬委员会有对高管薪酬的建议权, 因此, 董事会治理水平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 好比薪绩相关性之间的黑匣子, 决定着契约理论的有效性。而另有不少学者认为, 公司的产权制度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方方面面, 董事会结构是股权结构的内生变量, 或是股东与经理层的博弈结果, 所以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通过公司治理因素去影响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股权制衡作为股权结构的特殊存在形式, 又作为特殊的治理机制, 其发挥的治理效应也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论, 本文认为, 股权制衡对于抑制大股东与公司高管共谋的掏空行为中在理论上应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此本文选取具有股权制衡特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实证研究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结构的调节作用, 进而探讨多个大股东制衡下的治理效应。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结构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二)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相关变量定义如下: (1) 高管薪酬。高管薪酬的年薪一般由权益薪酬和现金薪酬构成。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了薪酬总额前三名高管的年薪总额, 其数据来源多为高管的货币性的现金收入。故薪酬变量的数据选取前三名高管年薪总额。 (2) 股权制衡度。在对股权制衡是否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提高公司价值方面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论。现有文献对股权制衡程度的度量多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除以第二大股东比例之商, 或是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除以后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商等等。但用这种度量方法, 没有考虑到各个股东的行为是否具有一致性。从终极控制人的角度来看, 上市公司的多个直接控制人可能是一致性行动人, 具有同源性, 这是同一个终极人通过金字塔的控制结构对上市公司采取的多链条控制方式 (毛世平, 2009) ;实际上, 股权制衡能否发挥作用, 其核心是几个大股东相互博弈的结果是采取监督还是共谋的方式;因此如果直接地考虑多个股东的制衡效应是监督还是共谋是没有意义的。吴红军、吴世农 (2009) 将股权制衡度量为前十大股东中的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之和, 虽然考虑到了股东行为的一致性, 但却没有考虑到在股权结构模式中, 还存在着“一股独大”即一个大股东与多个小股东共存的情形, 由于小股东在监督上具有“搭便车”的现象, 那么基于股权制衡的内部治理效应也亟待商榷。本文为了规避上述情形的发生, 在其对股权定义的基础上对股东先做一个筛选, 将排名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以5%的水平予以剔除 (低于5%水平的剔除) , 使余下股东都满足大股东的特征, 再将余下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之和作为对股权制衡的度量, 即股权制衡度=第一大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之和/其余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3) 董事会治理特征。本文选取了一些变量来度量董事会结构特征, 包括: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中领取薪酬的董事人数。根据经济人的假设, 为了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高管人员总是倾向于给自己制定较高的薪酬, 并避开相应的监督机制, Boyd (1994) 实证发现, 董事会对公司的控制程度越高, 相应的经理控制公司的程度越低, 薪酬契约的有效性才成为可能。同时认为董事会控制由内部董事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所有权代表程度、董事薪酬水平、经理人两职合一等指标构成, 并认为董事会控制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越大, 越不利于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监控, Lipton和Lorsch (1992) 以及Jensen (1993) 认为一个过度拥挤的董事会运转的有效性较差, 并且很容易被CEO操控。 (4) 其他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涉及公司业绩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 以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每股收益率EPS, 反映股东财富的变化, 其计算方法是每股收益率=税后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资产收益率ROA。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设定经理人薪酬机制并决定CEO薪酬的关键, 所以考虑企业的股权性质还是十分必要的。Firth (2006) 指出,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是为了国有企业融资的目的, 所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高管薪酬的设定和绩效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文将企业从股权性质的角度将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分为国家机构及政府直接控股、国有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民营企业控股三类, 并将这三类设为对照组来检验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特征的交互作用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三)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纵向年度数据样本,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系数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来研究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本文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通过查询2007年至2009年披露了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公司, 并进行了如下的筛选:剔除第一大股东及其行动一致人持股比例之和大于50%, 小于10%的样本;剔除其余股东持股比例最大的仍小于5%的样本;剔除金融相关行业的样本;剔除ST、PT公司;剔除有数据极端值及异常值的样本;剔除数据披露不完全的样本。经过筛选后, 共计得到混合样本777个, 其中国家机构及政府直接控股的样本有451个, 国有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的样本有219个, 民营企业控股的样本有107个。
(四) 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 为了进一步探讨股权制衡度对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的调节作用, 本文先将股权制衡度引入回归方程, 再将股权制衡度与董事会特征的交互项逐项引入回归方程, 从而考察股权制衡度与董事会特征变量对高管薪酬的交互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CEO薪酬=f (股权制衡度、其他控制变量) ;
CEO薪酬=f (股权制衡度、股权制衡度—董事会结构交互项、其他控制变量) ;
四、实证检验
(一)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 采用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对数作为因变量, 股权制衡度及其与董事会结构的三种变量 (未领取薪酬董事人数、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持股比例) 作为自变量, ROA、EPS、SIZE等公司业绩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先对自变量做了相关系数的Pearson检验, 并将混合样本的均值、方差、两两相关系数列示如表 (1) 。表 (1) 列出的是混合样本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从相关系数的Pearson检验可以看出, 除控制变量以外, 股权制衡变量和董事会特征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并不显著, 其中仅有董事会持股比例和两职合一的相关系数呈现显著性, 系数为0.101。从相关系数上看, 我国的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结构的相关性不高, 但在做了Pearson单尾检验后发现, 领取薪酬的董事人数与股权制衡之间呈现两两相关显著性, 相关系数为0.06;继而又做了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特征的线性回归后发现, 也只有领取薪酬的董事人数与股权制衡相关。董事会特征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性不显著, 这证明选取的董事会结构变量对数据解释的重复度不高, 这四个指标分别从不同方面解释了董事会结构的特征。
(二)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18.0对相关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对混合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分组, 将混合样本分为三个对照组:国家机构及政府直接控股类型、国有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类型以及民营企业控股类型。并将股权制衡度和董事会特征变量逐步引入方程, 现将回归结果列示如表 (2) 和表 (3)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 国家机构及政府直接控股类型和国有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类型的股权制衡度的回归结果是显著的, 系数分别为0.169和0.242, 并且关于公司绩效和公司特征的控制变量的系数也很显著;民营企业控股类型的股权制衡系数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仅只有公司资产与高管薪酬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国有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在其股权结构呈现股权制衡特点的情况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会导致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 即第一大股东会偏向于给高管制定较高的薪酬, 但从控制变量的显著性看出, 该薪酬水平的激励仍然是有效的。
从表 (3) 可以看出, 回归结果在实际控制人类型不同的对照组中呈现了不同的结果。第一, 在国家机构及政府直接控股的类型中, 引入董事会特征变量与股权制衡的交叉项后得出回归结果, 股权制衡度的系数为0.187, 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但数值大小较之为引入交互项前有所不同, 从0.169变为0.187, 即加入董事会特征变量与高管薪酬的交互项以后, 导致股权制衡对高管薪酬的正向影响变大了, 这意味着董事会治理会提高高管薪酬与股权制衡的正相关度。具体分析董事会治理的四个变量, 领取薪酬的董事人数交互项系数为-0.094, 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会议交互项的系数为0.036,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即便是在股东制衡的影响下, 其对公司治理的效率也是低下的;董事会持股比例交互项为0.063, 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两职合一的交互项为0.098, 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 两职合一会导致高管权利过大, 即使在股权制衡的影响下, 可能仍然不能杜绝高管权利寻租的现象。第二, 在国有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的样本中, 股权制衡度的系数较之未引入董事会特征的交叉项时从0.242增大到0.333, 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 在国有企业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中, 董事会的治理效果也会增加股权制衡与高管薪酬水平的正相关性。具体分析董事会特征的四个变量, 领取薪酬董事人数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145, 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董事会会议次数的交叉项系数为0.012, 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董事会持股比例的交叉项系数为0.117, 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两职合一的交叉项系数为0.043, 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国家政府直接控股类型相比, 虽然股权制衡都与高管薪酬正相关, 且系数数值也显著地增加了, 但是董事会变量与股权制衡的交叉项的显著性却与国家政府直接控股类型不同。所以认为, 董事会特征与股权制衡的交互作用对高管薪酬水平的影响, 即使在国有企业中, 由于实际控制人的不同, 影响因素也不同。对于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 由于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因此尝试性地做了如下的分析:在政府直接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中, 由于领取薪酬的董事其利益与上市公司的业绩相关, 因此会更为关注对高管的治理, 抑或是董事的薪酬是在上市公司领取的, 其工作绩效与董事个人的薪酬水平挂钩, 在多个大股东彼此制衡的影响下, 股东制衡的治理降低了董事会与高管共谋或是治理无效、低效的可能性, 董事薪酬的水平也与其治理的效果相关, 因此董事就会倾向于更加尽职地监督高管薪酬的水平, 在薪酬激励有效的前提下降低代理成本, 从控制变量可以看出, 薪酬激励仍然是有效的, 所以该结果也与本文的假设是相符的;另外, 在政府直接控制类型中, 两职合一的交互项与高管薪酬水平正相关, 而在国有企业间接控制类型中, 该项却并不显著, 这说明在国有企业控制类型中, 股权制衡下的董事会治理会对高管的治理效果更好, 仅从薪酬水平的绝对值来看, 两职合一并没有导致高管寻租行为的发生。第三, 在民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 股权制衡以及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特征的交叉项系数都不显著。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 在具有股权制衡特征的民营上市公司中, 股权制衡及其与董事会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均没有对高管薪酬起到应有的监督约束作用, 因此认为在民营上市公司中, 股权制衡以及董事会特征的交互作用并不能决定高管薪酬的水平, 其高管薪酬水平可能取决于其他的股权结构或是其他公司治理因素。
五、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影响高管薪酬因素的理论分析, 重点考察了股权制衡度对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的调节作用。通过满足条件的2007年至2009年的777家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在具有股权制衡特征的政府控制类型和国有企业控制类型的上市公司中, 股权制衡度越高, 即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越大, 高管薪酬水平就越高, 而在具有股权制衡特征的民营类上市公司中, 股权制衡却未能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另外, 在分析股权制衡对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的调节作用时发现, 即使是在国有控股的类型中, 由于实际控制人类型的不同, 股权制衡对董事会特征的调节因素也有所不同。本文研究的目的正是通过验证股权制衡度与董事会特征的交互作用是否会和高管薪酬产生相关关系, 强调在公司治理中对高管薪酬水平的设计不能忽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因素, 进而为如何构建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理论建议。由于方法和数据的局限, 未能清晰地解释相关因素的内在机理, 也没有考察股权制衡与董事会特征的内生关系, 因此股权制衡、董事会特征如何对高管薪酬产生影响, 其内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本文以2007年至2009年的77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为大股东相互制衡的特征出发, 探讨股权制衡对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股权制衡度及其与董事会特征的交互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会对高管的薪酬水平产生影响, 说明在国有企业中股权制衡和董事会的治理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