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认识三农问题

论文：认识三农问题

论文：认识三农问题 篇1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农村面貌比较落后，基础设施不齐全，经济不发达上。其中首要体现的就是农民的收入，在中国农村，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而且增长缓慢，农用材料价格却不断上升，很多的农民种不起地，负担很重。在我国9亿多农民为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 仅靠国内市场, 则产品的过剩很难扭转, 由此导致的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也是必然。在中国加入WTO后，农副产品的价格普遍偏低，这使得农民的收入十分堪忧。农业问题

总体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我国人多地少, 农业生产规模小, 使得劳动生产率很低。采用机械化生产代替劳力, 在没有稳定就业出路的情况下, 仍要分享农业收入, 会使成本大大提高；在手工劳动为主的情况下, 农民劳动强度很大, 经常出现粗放管理, 造成粮食减产。1999～2003年5年时间里, 全国农产品产量一直没有提高迹象, 总体农业生产效率出现了持续低下的局面。众多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几年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 积极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但是众多的农产品质量仍不过关, 缺乏国际竞争力, 只能面向国内消费者。我国9亿多农民为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 仅靠国内市场, 则产品的过剩很难扭转, 由此导致的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也是必然。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多为农场式生产, 其机械化程度高,且产品商品率几乎为100%, 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我国农户平均耕地面积只有0.4hm2, 生产规模小, 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也只有30%左右, 相对成本较高。小规模生产造成流通费用占粮食销售价格的比重很大, 使我国农产品价格很难在加入WTO后与发达国家抗衡。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效率低。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 我国每年产生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然而真正运用于生产, 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又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 而我国仅为30%～40%。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其中九成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由于农村人口的素质，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农村，许多人还是保留着封建的思想意识，许多先

进的农业科技知识很难在农村得到实施。很多农民并不重视学习文化知识，所以有好多的农民的子女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导致产生了恶性循环。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得不到好的实施，农村人口的增长过快，引起人口压力的增加，形成人多地少的局面，同时，每个家庭的负担也越来越大，很多家庭养不起孩子，就更不用说教育了。人口增多后，很多农村人口来到城市，从而也导致了城市人口的压力的增加，他们来到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所事事，就会引起更多的社会犯罪的增多。所以农民的素质教育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提高农民素质是富国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农村人口像城市集中的思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首先，取消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同时，把户口与身份证、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实行岗位工资制。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目前民工进城打工的负面影响是政府没有做好引导、诱导、指导这三项工作造成的，待国民取下“有色眼镜”看农民工、政府做好“三导”工作，农民变市民不是一件难事。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

还有就是农村地区改革的思路

1、在长、珠三角洲、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

2、撤销县级市建制，恢复县建制，精简县级财政供养人员，撤销乡镇建制，取消农业税

3、选派大批青年优秀大学毕业生干部，长驻村、镇帮助农村奔小康，长期与农民“三同”，不达小康不归队。建设小康社会，农村是难点和重点，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诱导和指导，很难突破。农村、农业、农民处于弱质状态，没有党的强有力领导，现状难以改变。农村产业调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论指导，势必造成浪费和土地抛荒。农民素质的弱质性与朴素的爱党、爱国情结，呼唤着党和政府的代表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干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底层，在实践中摔打，培养出新一代的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深知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的社会中坚。乡镇机

构的撤销，农村党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必要培养锻炼出一批农村新生领导力量。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必然在实践产生，全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任何模式必须适应客观需要。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更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久治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论文：认识三农问题 篇2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 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 也曾经走出一条所谓“经典”的发展道路, 即在工业与城市发展的同时,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顺利转移, 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从中国情况看, 建国后经济发展的重心明显偏向重工业, 由于重工业的载体是城市, 因而经济重心也在城市。重工业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农业资金数量的积累。农业提供的资金积累主要来自税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民储蓄三个方面。相反, 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却受到资金制约, 乡村人口转移受到户口的严格限制, 形成农村与城市两个基本隔离的经济系统。这是引发中国三农问题的背景原因。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有了较大改变, 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乡城之间的人口转移也在迅速发展。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共同发展, 带动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 农民的收入得到相应提高。

但是, 目前庞大的农村人口仍依附于有限的土地的状况还很难改变, 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 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低下等等, 决定了农民的低收入水平与低消费水平, 进而又造成农业发展、农村改革的步伐相对缓慢的循环状态。因此, 可以说, 三农问题决定着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 已有大量的文献可以查询和利用。限于篇幅, 本文不打算按常规惯例先进行文献综述和评价, 而是基于现实的观察和分析思考来认识存在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三农问题。从当前情况来认识三农问题, 其核心就是农村组织、乡镇经济和土地产权三个问题。农村的核心问题是以农村经济体为基础构建新型农村管理和运行机制, 农业的核心问题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构建新型乡镇域经济模式, 农民的核心问题是以土地产权为基础构建新型农民利益实现和保障体系。

一、核心问题之一:农村问题的重点是村级经济组织的强势发展

这个问题也可解读为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加强对经济组织建设还是对村级政权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时期对待农民问题的基本准则, 即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 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之所以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政策得到了自始至终的贯彻实施。但也要看到, 当前存在于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明显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看, 要真正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关键在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 转变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 研究村级政权机构设置问题, 合理划分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降低基层行政管理的运行成本, 更有效地为农业和农民提供公共服务 (陈锡文, 2007) 。村治结构亟需完成由统制到自治的转型, 村民自治是新形势下村治组织获取合法性支持的一种制度安排。要走出目前村民自治发展的困境, 关键在于找准发展的突破口 (朱新山, 2006) 。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村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现象, 一方面是以专业户或农户联合或联盟形成的各类经济组织, 另一方面是以集体经济为核心形成的专业合作组织, 这些经济组织的出现, 盖源于土地规模化集约化利用、生产技术的大幅提升、市场导向的深入发展、农村生产关系的日益提高和改善、以及农村加速向城市化方向迈进的步伐加快等的出现。农村经济合作的领域广度、市场深度和发展速度, 是农村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后生产力的一次解放, 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农村社会进步, 这显然大大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现代农村管理的传统格局, 包括村级行政管理组织的传统格局。村级行政组织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在行政管理上也越来越依赖日益强大的农村经济组织 (企业、协会、合作社、甚至与外部资本和资源结合的经济关系, 等等) 。在很多时候, 各种经济组织的力量要大过行政指挥的力量。这是因为, 在一个逐渐形成的经济体系中, 经济组织的活跃程度远远大于行政组织。不完全市场竞争中, 村级政权可能还要发挥一些作用, 但其经济组织的竞争、参政、嵌入社会的功能, 已在逐步取代村级行政的作用。因为, 过去的村级组织面对的是“零居散作”的农户 (家庭) , 而现在的村级组织开始面对一大批由村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或企业甚至企业集团。在这种情况下, 应有必要认真研究, 在中国现行政权体系的末端, 简单地依赖传统的村级组织模式需要认真的审视和重新研究了。

二、核心问题之二:农业问题的重心是乡镇域经济发展。

从社会发展进步和转型角度上讲, 城镇化发展是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 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的历史进程, 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农民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不再禁锢于有限的土地上。城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单一的农业转向了农业加工业或制造业, 单一的农村经济开始从土地经济转向城市经济模式, 单一的农民逐渐变成了离土不离乡的进入非农领域的劳动者、创业者和城市参与者。敬采云 (2008) 就此分析道:“对比分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一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 除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由地域环境影响的思想观念外, 最大的差异并不在于理论、认识层面上, 甚至也不在于资源环境的多寡优劣, 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经济实力问题, 就是乡镇域经济的实力问题。说到底, 县域也好, 省域也好, 其基本经济单位都是由乡镇作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发达省市都是把发展乡镇经济作为地区或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乡镇产业—乡镇经济—县市省域经济发展的这一过程看, 一些原来规模很小的乡镇, 就是因为聚集了大量的乡镇企业, 逐渐发展成了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小城镇, 再逐步形成具有现代城市功能的中小城市乃至大城市 (广东东莞就是典型一例) 。随着这些密集的城镇化了的乡村连片成为中小城镇 (市) , 最终成块构造了新的工业带和城市群。在这些地区, 乡镇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甚至更多。乡镇经济发达, 乡镇财政实力雄厚, 亿元村镇比比皆是, 十亿百亿村镇大有其在。“广东经济发达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乡镇域经济特别是专业镇、特色镇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壮大。这些专业镇、特色镇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 不仅表现在经济规模上, 还壮大了地区经济的专业化分工, 增长了产业链, 提高区域竞争力, 推进了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市县镇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可以说, 乡镇经济在这些地区作为独立的经济增长极, 与城市经济发展共同发力, 形成了明显的“动车组效应”的发展模式, 其运行是相当成功的” (敬采云, 2008) 。专业镇技术创新是发展区域经济、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客观要求, 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它作为重要的“引擎”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是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推动了民营企业向成长型、创造型、科技型转变, 最终形成了一条从专业化分工到产业聚集的转变 (朱名宏, 2006) 。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破解三农难题,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形成和发展乡镇域经济模式。从中国国情来看, 形成和发展乡镇域经济模式是新农村建设的坚实基础;从农村发展看, 它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载体;从农村创建的空间看, 它是建设文明村镇的拓展和延伸;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 它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从经济发展看, 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又是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发展乡镇域经济模式, 重要的经验在于几个突破和创新:一是在区域范围上突破, 即把区域经济发展重心从县域下沉到乡镇域, 这样的创新能更好地体现各种经济环境差异以及人文历史差异特征;二是在宏观思路上突破, 即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上进行创新, 通盘考虑村镇建设大局, 以乡镇为基本经济单位进行规划, 更易于经济活力的激发;三是在发展方式和路径上突破, 即在乡镇企业 (产业) 的发展结合上进行创新, 把发展乡镇企业、乡镇经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政策加以实施, 突出乡镇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把发展乡镇经济当作重大产业政策、重大项目来运作;四是在方向目标上突破, 即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方向及路径选择、发展模式、增长方式上进行创新, 做好村镇规划、小城镇发展模式, 在特色经济、专业经济、区域经济、产业龙头经济等方面进行创新;五是在政权建设和运行机制上突破, 即在民主管理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村镇政权的制度建设、民生改善的执政理念等方面进行创新———这也是创新发展乡镇域经济模式的基本选择, 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乡镇企业 (经济) 的再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现代农业, 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培养新型农民、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深化农村改革。乡镇企业 (经济) 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势必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三、核心问题之三: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拥有土地产权

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究竟是取得土地租金还是获得土地产权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 对一种物品产权的明确界定, 会激励人们将受益效应和损失效应内部化, 从而有效地引导资源的配置, 而只有对物品享有排它性的使用权和对所属权利享有自由转让权时, 产权的界定才是清晰的。在目前情况下, 三农关系中农民是其核心, 因为农民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又是农村的主人 (杨国才, 2008) 。因此可以说, 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入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系之举。

当前, 建立产权清晰、流转自由的农村土地制度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 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而不断推进。郭晓鸣 (2010) 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发展方向和趋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首先, 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明晰程度日渐确立, 这是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践中通过多样化途径实现的。明晰农村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关系, 不仅能够奠定土地要素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优化配置的制度基础, 而且也有助于堵塞各种强势力量随意侵蚀农民土地利益的制度根源。其次, 农民的土地产权关系逐步理顺。土地产权是指人们对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的占有权及与此相联系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土地制产权制度的明晰, 有利于农民坚定向城镇转移的决心, 有利于农民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 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农业的规模经营创造条件。第三, 农村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经营逐步深入。土地入股、土地租赁、在集体经济内部进行流转和集中、在农业资本的作用下向农业企业等进行流转或集中等, 所有这些流转或集中方式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经营, 实现了新的农村体制和土地制度的基本变革。第四, 农村土地空间置换成为一个趋势。很多地方在积极探索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的实现模式, 通过非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空间置换来实现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目的。这一改革探索有助于缓解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压力, 同时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集中居住。第五, 农村土地资本化条件逐步形成。通过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将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完全界定给农民, 通过建立规范的产权交易平台支持农民自身实际需要对土地使用权进行流转, 这就使得农村土地具备了实现资本化的两个最这重要的条件即流动性和增值功能。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发展成为确保农民分享土地制度改革成果、保障和巩固农民土地发展权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是土地流转。从目前的实践和经验看, 土地流转实施中要坚持好四个原则:首先是要明确流转的主体。在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 农村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都在农民手里。只有当农民要求流转的时候, 土地使用权才能进入市场。现在很多地方并不真正是农民要求流转土地, 而是乡村干部要农民流转土地, 以及外来的力量如公司、企业等要求流转土地, 所以, 明确土地流转的主体非常重要, 使农民可以在自己的承包期内, 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方向的前提下, 依法有偿地进行土地流转, 这是农民的权利。其次是要明确流转过程中收益归属。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收益, 鼓励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产前和产后环节, 比如给农民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 收购农民的农产品, 加工农民的农产品, 帮助农民销售等, 以确保农民长期的收益。第三是要明确通过土地流转最终要形成什么样的农业经营主体。家庭经营这种方式在现阶段农村是比较好的经营方式,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能取消农户作为主体的地位, 保证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等的稳定性 (陈锡文, 2001) 。最后是要在农村土地改革和流转的过程中保障农民的权益。根据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 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只能是农地, 如果要转为非农用地, 必须经过政府征用土地。这就是说, 集体土地不允许进入非农业的土地市场。政府征地所付的也不是土地的价格, 而是土地的补偿金。必须保障农民在失去土地时的经济权益, 落实农民失地后的出路, 使农民能够放心转让土地。合理解决国家征用农地中与农民的矛盾, 为农民提供更有效的社会保障, 提高农民及其家庭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有利于中国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早日实现 (马爱军等, 2007) 。

小结

三农问题的三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 必须相互协调、共同推进。其中, 抓住农村经济组织在村级行政和或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 切实改变农村经济面貌和各类组织的运作方式, 新农村建设才能突出重点, 纲举目张;与此同时, 切实转变思路, 大力发展和推进乡镇域经济的发展, 不断增加农村社会经济实力,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和提高农民生活收入水平, 是新农村建设的创新之道及现实选择;更重要的还在于, 明确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明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收益权, 实行产权明确的土地流转制度。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 本文从三个核心问题为视角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其观点还主要是一种个性的认识, 还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农村改革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深化, 从而探索适应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的更好更切合实际的行动方案。

摘要：在分析三农问题现状及产生原因的基础上, 对当前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梳理, 提出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观念, 即在农村问题上要抓住农村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强势发展;在农业问题上要大力推进乡镇域经济的构建和发展;在农民问题上要建立产权清晰、流转自由的农村土地制度, 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三个问题当属目前三农问题的三个核心问题。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研究分析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当前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J].华夏星火, 2007, (1) .

[2]朱新山.中国乡村社区的结构形态与组织创新[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5, (12) .

[3]敬采云.四川和谐村镇建设:经验借鉴和基本选择[J].安徽农业科学, 2008, (13) .

[4]朱名宏.专业镇:从专业化分工到产业聚集[J].广东科技, 2006, (9) .

[5]杨国才.三农问题研究要有新的理论生长点[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 .

[6]郭晓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进展与基本态势[N].人民日报, 2010-06-25.

[7]陈锡文.关于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几个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1, (5) .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 篇3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回顾十六大以来五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时说：“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一是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二是支农惠农政策的不断加强，三是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优化居民消费结构。

“改革之变，民生优先”，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制定了具体措施：第一，“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第二，“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第四，“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第五，“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第六，“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从十六大以来五年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大报告中，我们看到党和政府更加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和了解民心了，并且越来越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想的更周到做得更细致了。

关于“民生”，我国的思想家在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给以后的执政者形象而深刻的说明了人民群众与社会安定的关系。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同时在《孟子·尽心下》中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荀子在《荀子》中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话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只有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了人民的利益社会才会长治久安，国家才会繁荣富强。

二十世纪初，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与社会的思想也融入了中国的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社会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因此，社会发展“活动及其成果的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同时，“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绝不仅仅以直接集体的活动和直接集体的享受这种形式而存在。”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这种方式而存在。为此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因为社会的进步依赖于人的发展，内含着人的发展并为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人的发展又不断为社会进步提出更高的要求。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同一实际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人的持续而全面的发展，就没有社会持续而全面的发展。

在近代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伟大号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体系，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奔小康走富强之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事实胜于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形式的考验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改革开放的事业成功推向了二十一世纪。

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 篇4

关于民族团结的相对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主要的封建王朝是汉族建立的。统治国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蒙古和满族。其他民族对汉族的了解比较深，但是汉族和其他五十五个民族以及其他五十五个民族之间的交流还不是很多。中国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壁垒、隔阂。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团结也是相对的。

关于民族互助的有限性，互助与竞争的公升性。一个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都是有限的。过去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按计划分配。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竞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需要讲互助，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是要面对竞争。所以互助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互助与竞争它是同时存在的。

关于共同繁荣的初步性。在目前发展中，各民族都在发展提高，但由于资源配臵的差异性，导致短期内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既然有差距的存在，我们说共同繁荣就是初步的。

今年来，由于上述因素加上“民族理论”的指引和外部反华势力的鼓励，“疆独”，“藏独”的反动运动屡禁不止。09西藏的3.14事件、新疆的7.5事件以及今年“3•10”前后出现在海外的“藏独”分子冲击中国驻有关国家外交机构的情况，再次证明和暴露了“藏独”势力的分裂本质和暴力倾向。

我们党和国家早已经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存在性，从建国起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并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我们制定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工作任务是加快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缩小差距，创建和谐的社会。

我们一向坚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并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同时我们还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

现实中我们也深有体会。建国前后，我们就陆续建立了相关自治区，自治县大力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我们还在法律上给少数民族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司法上有著名的两少一宽，就是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少抓少管，从宽处理；少数民族在高考，就业以及婚育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待。

同时我们还大力提倡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从青藏铁路建设，加强西藏与中东部的交流发展到今年的积极推动新疆喀什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建设，无不体现了国家大力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减小民族区域发展差距的决心。

总之，虽然村在一些问题，但是我国民族团结大局是好的，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解决这些问题相信会卓有成效的。李德洙：我认为，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讲，就是要有“三个眼光”：一是世界的宽广眼光，二是历史的深远眼光，三是全局的战略眼光。

记者：用世界的宽广眼光，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具体如何分析？

李德洙：当今世界有两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这就是民族和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非常突出、非常复杂、非常敏感，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始终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焦点，民族矛盾始终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冲突始终是世界动荡不安的突出表现。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应该怎么看？从涉及范围、影响程度和表现形式来看，主要从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个层面，全球性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犯或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而产生的民族问题。这是当代全球性民族问题的突出表现。第二个层面，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泛民族主义。这是指曾经生活在同一个帝国或国家的民族，要求复活、复兴历史上存在过的帝国或国家。二是大民族主义。它号召散布于各国的同一民族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或合并到以本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中。三是宗教民族主义。它主张超越民族、种族界限，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以信教群众为国民，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第三个层面，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土著民族与外来移民、大民族与小民族以及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实质上是个平等问题。民族问题，十分重要，又相当复杂，因此，只有运用世界的宽广眼光，深刻把握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准确把握世界民族问题的时代特征，善于从国际大环境中观察和思考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看得更深刻、更全面、更长远。

记者：如何用历史的深远眼光，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李德洙：用历史的深远眼光，就是要以史为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一是要很好地总结和研究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哪个朝代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它的经济文化就繁荣，它的社会政治就稳定，它的综合国力就强盛。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这三个时期，都是因为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所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力强盛。

二是总结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前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教训就极为深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民族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是重要的原因。在斯大林执政后期，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否认民族差别和特点，人为地实施民族同化，严重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在民族问题上从“极左”转到了“极右”，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由此

引发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泛滥，使民族危机成为苏联社会全面危机的一部分。

三是要总结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经验教训。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在20世纪，共发生过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第一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一战结束前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席卷了亚洲广大地区，即“亚洲的觉醒”，它扩展到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

第二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二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初。主要表现在：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宗主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解放。

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随着苏东剧变，两极格局下所抑制和掩盖的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激化，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急剧兴起，原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南斯拉夫先后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同时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这次浪潮矛头指向多民族国家的联邦制，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脱离原联邦制取得独立。

由此可见，只有深刻吸取古今中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我们制定的政策措施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

记者：用全局的战略眼光，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具体如何把握？

李德洙：所谓用全局的战略眼光，就是要大处着眼，考虑到整体。同时，要深刻、全面地了解现状，清醒认识自身所处的方位。当前，要注意把握以下大局：

一是要把握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我们讲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不能离开民族这一重要因素。我国民族的基本状况，可以用五个字概括：一是多。我国56个民族成分，55个是少数民族。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1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我国几乎所有的县市，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居住。二是长。56个民族历史很长，56个民族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的。三是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面积大，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4%。四是边。全国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全国135个边境县有107个在民族地区。边境2100多万人口中，近一半是少数民族。五是穷。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落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落后。这五个字包含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时绝不能忽略的。

二是要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要特别注意研究和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制定新的民族政策。第二，在市场经济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第三，在尊重价值规律和讲求效率的前提下，如何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避免出现两极分化。

三是要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目标，也是共同任务。我国目前小康所处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所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讲，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不能说全国达到了全面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

四是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应当充分认识到，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民族的和谐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民族的和衷共济，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兴旺昌盛。

记者：您刚才对民族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使人很受启发。当然，关键还在于运用它来解决问题。接下来，请您谈谈如何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

李德洙：要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我认为，应当突出重点，也就是说，把握一个基本理论，也就是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把握一个主题，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把握一项事业，也就是民族团结进步这项伟大事业；把握一个核心，也就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把握一项制度，也就是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把握一个关键，也就是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记者：2003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全面阐述了“两个共同”的深刻内涵和内在关系。对此，请谈谈您的体会。

李德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有三次大的突破。一是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指出解决民族问题关键看发展。二是深刻揭示民族问题的基本内涵，并把加快发展确立为做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三是鲜明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工作主题。

“两个共同”的基本点，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过并坚持付诸实践。但是把“两个共同”融会贯通起来，有机统一起来，作为民族工作的时代主题，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抓住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记者：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我们经常讲，也在扎扎实实地做。请您解释一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科学内涵？

李德洙：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涵，以前没有做过系统的阐述。去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通过的文件，第一次深刻阐述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科学内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此，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从过去的平等、团结、互

助六个字发展为现在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八个字。和谐，不仅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的目标，也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第二，要深入开展“四项基本教育”：一是民族常识教育，二是民族理论教育，三是民族政策教育，四是民族法律法规教育。

第三，要搞好“四个维护”，也就是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记者：加快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那么，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需要抓好哪些工作？

李德洙：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主题就是发展，中央的《决定》不仅将文件名称落到了加快发展上，而且在文件的30条内容中，加快发展就有12条。这12条，突出抓住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特殊问题。比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特困问题、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加快边境发展问题。为了落实中央关于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我们提出要抓项目、抓资金。去年，我们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政策性金融优惠贷款，金额420个亿。

我们认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要不断增加“五个投入”：一是增加政策投入；二是增加科技投入；三是增加人才投入；四是增加资金投入；五是增加感情投入。特别是，要对少数民族有感情，对民族地区有感情，对民族工作有感情。

记者：确立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有什么重大意义，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

李德洙：党的十五大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列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六大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去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又强调：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臵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记者：在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李德洙：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去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民族工作的四项基本任务之一，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臵，进一步作了具体部署：

在培养上。要制定并实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规划，继续扩大数量，不断提高素质，大力改善结构，还要高度重视培养少数民族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在选拔上。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班子，要按照法律和有关文件的规定选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市、县、乡(镇)的领导班子，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也要积极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推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他地区干部的交流。

在使用上。中央文件提出了一条总要求，就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我对台海问题的认识 篇5

一、台海问题现状：

1、总体局势处于和平状态，两岸的对话与交流不断发展。自从停止炮击金门停止后，在长达30年的时间海峡两岸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两岸近些年在经济上的交流活动不断加深，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在飞速的提高，两岸“大三通”也已实现（2008年12月15日）。政治上在九二共识达成之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两岸的政治关系也打破僵局。尤其是在08年国民党从新在大选中获得执政党地位，随之两岸高层分别实行了众多有利于两岸交流发展的措施，两岸的当前关系已成为历史上最甜美的蜜月时期。

2、台独势力依然存在和猖獗，众多势力的介入使台海问题更加复杂。在当前台湾台独势力的代表民进党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视，在台湾选举中民进党的得票率依然有41.55‰，并且民进党在台湾的一些县市中民进党依然掌握着政权（如台南县和高雄县）。在台海问题上美国和日本对当前台湾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影响力巨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台湾当局的政策，美日两国绝不希望台海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再加上世界上二十几个跟台湾建交的小国在联合国上不断发难（危地马拉、海地等），使台海问题变得日益复杂。

二、台海问题的解决方法：

1、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国自身国力。我们要成功解决台海问题，不论用和平的或是战争的手段，关键还是以自身强大的实力来做保证，只要自身实力强大了，那么台海问题的一切阻碍都是纸老虎。

2、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消弱台湾的实力（或减缓台湾的发展）。在经济上可以先吃一些亏，比如给与台商以最优惠待遇，通过政府的补贴在出口台湾的商品价格上放低一些，这样可以使台湾经济上不断依赖大陆。在政治上可以在暗中激化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斗争，并秘密支持弱势一方，使其的实力在不断内耗中减弱（在大局上保持国民党稍占优势）。在文化上可以运用各种形式不断进行文化归宿感的渗透，主要以宣传儒教思想为主导，用来抵制美日两国在文化上对台湾的侵略。在军事上加大战略武器对台湾的威慑作用，使其被迫和大陆拼军备，阻碍期的经济发展，并使其不敢进行独立的行动。

3、运用外交手段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主要是加强和美国与日本两国的交流和发展，使我国和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加强，是美日两国无法因台海问题彻底与我国关系破裂，也可以利用两国怕战争的思想使美日两国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其次我国应加大和与台湾建交的国家的秘密联系，可以用比台湾还厉害的金援外交来使那些小国和台湾断交，使台湾在国际上日趋孤立。我国也可以向全世界大力宣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海问题是一部分阴谋家想分裂中国而引起的（就像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一样），这样可以在将来解决台海问题上做到名正言顺。

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腐败问题 篇6

江苏省阜宁高等师范学校周克明

内容摘要：本文作者认为，腐败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急功近利的国民教育长期不经意地寄

予和酿造的。反腐败，就必须正教育，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只有普及健康

良好的教育，才能提高民众素质、纯洁民众队伍，帮助民众普遍地建立起自我防

腐的心理长城，才能从根本上断绝腐败队伍的人的来源。反腐败，不仅要反对现

实之腐，更要防范未来之腐，教育工作者应在防范今天的青年学生可能蜕化为未

来腐败分子的方面大有作为。

关 键 词：腐败 利己 教育 防腐

一、腐败的结症源于利己心理

多数青年学生，一提到社会腐败，就深恶痛绝、义愤填膺；一听闻有腐败分子被打倒，便拍手称快。然而，生活中人们对于腐败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误区，总以为腐败只是贪官污吏才有的事，自己平头百姓一个，腐败与自己并不沾边，在反腐败问题上，人们总习惯于用手电筒照人——不照自己，很多人自以为思想觉悟很高，其实也平常得很，青年学生也不例外。

课堂教学中曾设计过这样的一段情境：

老师：同学们，你们非常地反对腐败、反对社会不公吗？

学生：非常地反对！（大声回答）

老师：好，你们都很正义！假设某种原因，国家发给你们班10万块钱，首先分给班长5万元，其余由大家均分（学生情绪有点躁动）。如果你不是班长，你对这种分配方案持什么意见？

学生：反对！（大声回答）

老师：为什么？

学生：不公平！（大声回答）

老师：对，不公平，所以大家反对。但是，如果得到5万元的人是你，而不是班长，你还有意见吗？

学生：没意见。（语调低平，有人发出自嘲的笑声）

老师：那么，请大家告诉我，现在你们还坚持认为自己是非常地反对腐败、反对社会不公吗？ 学生：嘿……（哑然而失笑）

老师：也就是说，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定程度的利己成份。当一个人的心理被利己的一面完全占据的时候，那就是什么？

学生：自私！

老师：很好。当这种自私的心理密集地在贪官污吏身上释放出来时，那又是什么行为？ 学生：腐败！

老师：非常好！所以说，消除腐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容易吗？

学生：不容易——（感慨、摇头）

老师：不容易在哪里？

学生：在我们每个人心底深处。（恍然已悟）

„„„„

通过这样一种教学情境的设计，可以帮助青年学生浅显地认识到：反腐败、反社会不公需要理性，不能采取单纯地情绪化措施；对于腐败和社会不公，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方面的缺陷，1

几乎每个普通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认同腐败、认同社会不公的利己心理的一面，人们通常只是反对受到不公平弱势一极的待遇，但却不反对受到不公平强势一极的待遇，这是一种并不自知的自私。在内在的自私心理因素和外在的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尤其是教育落后等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腐败的出现和泛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近年来，我国政府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倒台的贪官污吏数量之多、贪心之巨越来越怵目惊心、令人咋舌，倒台的腐败分子也总是痛心疾首、悔恨难当。可是，在倒台的腐败分子后尘中，利无反顾、前仆后继的腐败分子们依然是见多不见少，明知是饮鸩止渴，他们却不肯自拔，对此，世人甚为纳闷。其实，当人们搞清楚自己对待腐败和社会不公的全部心理后，便能恍悟出其中的“道理”了。原来，腐败、不公的病源——自私性心理倾向竟然不同程度地潜伏在几乎每一个人的心底，腐败现象之所以如割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一茬，却总不能尽绝，原因正在于此。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彻底胜利、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就必须斩断每个人心底那可能引起社会不公、通向腐败的触手和触角。

二、腐败形成之“病理”分析

很多人不明白自己也有着与腐败分子一脉相通的心理倾向，却将现实中腐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错误地认为“效率优先”是腐败滋长和恶化的诱因，或者只是一味地谴责政治体制的不完善而让腐败分子钻进了干部队伍，这实在是事理不明、有失偏颇！把这一偏面的理由单纯地作为情绪发泄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真的将之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或全部理由，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受这种偏面理由所支撑的反腐败斗争，其作用再大也只能是扬汤止沸，不能治本。

其实，坚持效率优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腐败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只是构成腐败滋长的外在条件，而不平衡不合理的教育、及其所致的人们普遍的低水平认识则是构成现代中国社会腐败滋长的内涵上的催化剂。生活中有两种品格截然不同的人：一种人是衣食足知荣辱，一种人是衣食足思淫欲，两种人的品格反差如此之大，正是不同的教育及其产生的不同认识所致。教育的良好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的品格的好坏。

在经济落后、教育不平衡、人们认识偏面的社会背景下，相对于腐败分子而言，一般民众也不过是私欲尚未膨胀的“健康带毒者”而已。一旦思想松绑、精神自由，人们普遍急于脱贫的利己心态，便会不同程度地膨胀起来，当这种急功近利的利己心态单纯表现在个体人身上、表现在青少年学生身上时，在短期内似乎见不到什么明显害处，可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急剧增加及其分配的不公、伴随着青少年的日益社会化，十年、二十年以后，这种曾经令人并不经意的利己心态就会在一些人身上放大、升级、恶化为畸形心态——极为贪婪的权力欲、财富欲，在我国法制尚待健全、教育机制亟待完善、分配机制欠公平的时代环境中，那些占得权势便利的利欲熏心者就必然祸酿成社会毒瘤，穷其一生、穷其一切手段为其个人敛财，再次演绎着千百年来为劳动人民所切齿憎恨的腐败现象。

然而，人们急功近利的利己心态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后天催生出来的。就现代中国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造成改革开放后建设人才的空缺，改革开放后普通民众急于脱贫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态，各地教育管理部门狠抓中小学升学率，以及我国教育普及中普遍存在的地区差、社会地位差，共同构成国民教育急功近利的原因。在社会这一普遍的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下，学校教育也必然日益偏离其应有的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断地制造教育本应克服的学生在成长方面的“马太效应”①，日益激发着受教育者越来越大胆地放纵着心底的利己心理，在相应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配合”下，不仅造就了大量智力发展突出但综① 马太效应：《圣经·马太福音》中有一句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合素质低、社会责任感缺乏的畸形变态人才，同时还催生出大量的不求上进、好逸恶劳、任性自私、甚至破坏性强的低情商者。应该承认，那些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就其智商来说，不谓不聪明，其中不乏高学历者，其聪明之甚着实令人叹惜，在为个人敛财方面，他们的确是“太有才了”，只是又太缺德了，他们在伺机钻政策和法律空子、疯狂而隐形地剥夺他人、大肆为个人争名夺利方面，常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他们的人格是畸形的、人生是病态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腐败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急功近利的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非主流文化——长期不经意地寄予和酿造的。

三、防治腐败在于正教育

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持续增加而腐败日益猖獗的当前形势下，如何遏制腐败、如何从更深更广的社会时空上来防范资本糖弹对权力持有者、乃至对全社会所进行的延续腐蚀？恐怕最终要问计于健康合理的教育。

腐败是社会的一种重症顽疾，其历史由来已久，必须找到病根方能对症下药。简单而错误的归因，病急而乱投医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治病，还可能带来更多更大的混乱。国家机关依法所进行的直接的反腐败斗争具有不确定性、不彻底性、阶段性等特点，重不得、轻不得、不轻不重又难把握，难以做到常态进行、也不能以常态进行，自然难以普遍地触及人们的灵魂，难以长久地震撼腐败分子的灵魂。因为绝大多数腐败分子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具有很强的规避法律惩罚之风险的能力，如不能找到真凭实据是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的；而且斗争形式又不宜过于激烈，否则又可能祸及无辜，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因此说，现实中，对腐败分子直接进行的严厉打击，其实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权宜之法，尽管不可废止，尽管能令腐败分子闻而生畏，但却不能令腐败尽绝。对腐败分子来说，司法打击犹如草原上的大火——严酷而无情，但腐败却似草原之草——根不绝、灾不灭。

与直接的反腐败斗争相比较，只有教育易于做到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以至无穷；而且，在当前社会物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儿童在数量上大致是确定的——任何时候的全体青少年儿童，不需要考虑他们到底谁需要教育、谁不需要教育；教育的方向和内容也是相对确定和易行的。因为青少年儿童的可塑性很强，只要教育得当，都可以把他们培养成符合法律、道德要求的良好公民。不像腐败分子那样，违法身份难以确定，不良品行难以改造，腐朽思想难以转变，具有强烈的不可塑性、反教育性、反社会性，虽严刑峻法亦难遏止。从长远角度看，与其长期投入大量的人、财、物作为反腐败的司法成本，倒不如加大教育成本，以“猛药”来完善教育机制、发展合理健康教育、培养良好公民更来得划算。可以肯定，抓好教育，就必定能大大降低反腐败的社会成本，实为久远之计。

预防胜于治疗，反腐重在防腐，最有效的防腐败措施，就是在腐败史可能出现之前就给年轻的健康者和“健康带毒者”接种防腐“疫苗”，做到防患于未然。反腐败，不单纯要治官，更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素质，素质良好的民众是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之本。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要使腐败无从产生，就必须全面提高民众素质、纯洁民众队伍，帮助民众普遍地建立起自我防腐的心理长城，从根本上断绝腐败队伍的人的来源。而且，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素质良好的公民，而不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自私自利的“私民”，因为只有素质良好的公民，才会知大义、重规律、敬人道，无论其在民、在官、在商，都能做到洁身自好，而不骄奢。

反腐败，就必须正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提高的形势下，只有长期普及健康良好的教育，才能帮助人们普遍地形成上正其品、下正其行、内正其心、外正其形的健康人格风貌，以此作为社会永恒的反腐败的总发动机，就必定能持久地帮助人们从思想上营造道德的净土、从认识上端正人生的态度、从心灵上净化处世的手段，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四、防腐教育贵在持之以恒

腐败是人类不完善发展的伴生品，是人类不完善一面的突出表现，腐败的滋长意味着人的社会性的退化，意味着人性的去社会化。在现代社会中，腐败更是一种不合文明时宜的变态人格，是一种反社会型人格，一旦腐败盛行，腐败者会获得暂时的利益，但却会导致人类整体的倒退，使社会趋向毁灭的一极。消除腐败，避免人类的倒退和毁灭，是人类文明史以来面临的重大难题。消除腐败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人类发展中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赖于人类整体认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来实现，有赖于人类整体的全面发展来实现，有赖于良好教育的全面实施来推进。作为普通教育工作者，对现实中已然的腐败现象自然是无法施加多大影响的，但在防范今天的青年学生可能蜕化为未来腐败分子的方面却是可以大有作为、也是应该大有作为的，这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是教育本身的应有之义。

教育工作者要持之以恒地告诫任何时候的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年轻人才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应对人类整体的未来负责，未来社会的管理者正是在今天及其以后的青年学生中产生。同时，还要让青年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说未来社会仍然有腐败分子为祸社会的话，那么，这些腐败分子也正是产生于今天及其以后的青年学生中，这些未来的腐败人物将自绝于未来社会的人民，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障碍而受到未来正义之剑的清算。教育工作者甚至可以直面今天的青年学生：“毋庸讳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可能出现的某些腐败分子很有可能就在在座各位中产生，这绝不是笑话，而是一种严肃的推测。”藉以启发青年学生深刻地意识到，任何人与腐败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今天的腐败分子一样，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他们也曾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当初谁也未曾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腐败分子，但这绝不是造化弄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的腐败之果也正是缘于昔日某种程度的教育失误、成长失误。因此，一定要引导青年学生经常考问自己的人生：“我会成为未来社会的腐败分子并遭世人唾弃吗？”用双赢、和谐、共存、善良、正义等基本理念鞭策自己的人生，身体力行，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抑制利己心理，与腐败、自私划清界限，克服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形成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

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教育和帮助青年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反腐败，不仅要反对他人的外显的腐败，更要防范自我心底可能出现的腐败心理倾向；不仅要反对现实的社会之腐，更要防范未来社会的可能之腐。反现实的贪官污吏的腐败，主要靠完善现实的制度、法律、舆论等手段或途径进行，但预防未来社会之腐，却主要依赖于长期地普及健康良好的教育来实现。启发青年学生自觉培养自己具有健康良好的人格品德，做到洁身自好，从思想上、心灵上积极构造起防范未来自身趋腐的“防火墙”，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或杜绝未来社会的腐败。

总之，反腐败的久远之策在于持之以恒地推进教育的健康发展，在于持之以恒地普及公平合理的教育。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随着人类教育的全面发展、人类认识的全面提高，随着公平、民主、自由的实现，腐败必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哪一代人或哪几个伟人所能解决的，这需要人类长期自觉地追求和奋斗。当然，完善、发展和普及健康合理的教育，并不仅仅是为了防腐反腐，在防治不法商人、黑恶势力滋生和泛滥等社会病方面也有着同等重要的社会意义，更重要的是形成重视人品、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并举的社会氛围，早日实现人类长期以来所追求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构建真正的人类幸福家园。

（敬请编辑老师作适当删改。作者文责自负。谢谢！）

参考文献：

1、侯严峰：《正视官德缺失之痛》，《半月谈》2009.1.16，第4-5页。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4-1329页。

3、赵中建：《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4、周克明：《论“自私”》，《时代人物》2008.9，第208页

5、S〃拉塞克、G〃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马胜利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6、西凤：《让贪官们为房子“不安”去吧》，《现代快报》2010.3.30，时评，封3版。

7、张洪：《“权力通吃”不除，“公平正义”何来？》，《现代快报》2010.3.19，社评，封3版。

8、西凤：《教育公平岂能从幼儿园滑梯就开始滑落》，《现代快报》2010.3.17，社评，封2版。

9、黄冠：《财富“蛋糕”越大，公平正义越重要》，《现代快报》2010.3.17，社评，封2版。

作者简介：周克明，阜宁高等师范学校教师，政治学科高级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地址（2010年8月30日前）：江苏省阜宁县阜城大街259号（阜宁高等师范学校）

（2010年8月30日后）：盐城高职园区内——阜宁高等师范学校（西环路东侧、纬14路与纬15路之间）邮编：224400电话：***0515—87989305

认识概率问题的两面性 篇7

由概率论可知:概率具有非负性、规范性、有限可加性.其实, 概率问题还具有两面性.即理论上和实际上的不一致性.下面通过几个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掷硬币问题

1.1 投硬币的公平性

概率的古典定义要求在随机实验中基本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相等, 人们发现在相同条件下做大量重复试验, 一个事件发生的次数n和总的试验次数N之比, 在试验次数N很大时, 它的值将稳定在一个常数附近, N越大, 这个比值“远离”常数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个常数就称为这个事件的概率.这个定义也称为概率的统计定义或概率的频率定义.

历史上许多著名科学家做过投掷硬币的实验, 如表1.

由表1容易看出, 当投掷次数较少时频率的波动较大, 当投掷次数增大时频率呈现稳定性, 即出现正面的频率在0.5附近摆动, 而逐渐稳定于0.5.

1.2 投硬币并非最公平

投硬币是做选择性决定时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人们认为这种方法对当事人双方都很公平, 他们认为钱币落下后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都是50%, 但有趣的是, 这种非常受欢迎的想法并不正确.

首先, 虽然硬币落地时立在地上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次, 即使我们排除了这种很小的可能性, 测试结果也显示, 如果你按常规方法抛硬币, 即用大拇指轻弹, 开始抛时硬币朝上的一面在落地时仍朝上的可能性大约是51%.

之所以发生上述情况, 是因为在用大拇指轻弹时, 有些时候钱币不会发生翻转, 它只会像一个颤抖的飞碟那样上升, 然后下降.如果下次你要选出将要抛钱币的人手上的钱币落地后哪面会朝上, 你在抛之前应该先看一看哪面朝上, 这样你猜对的概率要高一些.但是如果那个人是握起钱币, 又把拳头调了一个个儿, 那么, 你就应该选择与开始时相反的一面.

2 人脉问题

一个人最多能认识多少个人?编织多大的关系网?这就是人脉问题.

2.1 人脉问题很重要

博恩·思希是位社会学家, 主要研究人脉学.他有一著名的理论——1∶25裂变定律, 即:你如果认识一个人, 那么通过这个人, 你就有可能再认识25个人.这一理论曾被西方商界广泛采用.后来, 这一理论又被引入成功学领域, 成了事业成功的黄金定律.

有人根据博恩·思希的1∶25裂变定律, 总结了一个7人定理:假设1个人认识25个人, 这25个人中每个人又认识25个人, ……由此推断, 地球上某个人A, 通过朋友找朋友, 熟人找熟人的办法, 经过中间的7个人, 就可以认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 (257=6103515620≈61亿, 相当于地球人口总数) .以A为中心编织关系网的话, 这个网可以覆盖整个地球,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网中的一个结点.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科学家研究也发现, 在美国随机选出两个人, 而每个人差不多认识1000人, 虽然这两个人认识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 可是他们共同认识一位朋友的几率, 会升至百分之一, 而他们经过两个中间人认识的几率, 事实上比百分之九十九还高.这就是在飞机或火车上, 两个陌生人A和B聊天, 聊着聊着, 他们惊讶地发现两人都熟悉话题中涉及到的人C的原因.

2.2 人脉其实并没那么重要

博恩·思希经过反思, 于2004年7月, 提出人脉学存在“二律背反”.也就是说, 人脉理论看似颇有道理, 但是运用哲学的辩证分析, 就会找到它的谬误之处.对每个人来说, 无论你的产业有多大, 人脉有多广, 你一生所面对的, 说到底就是身边的那几个人, 相互琢磨和提防的, 迫切需要应对的, 也是那几个人.当然, 能真正给你爱和你真正爱的, 也就是那几个人.所以人生有一、二个知己足亦, 没有必要结交太多的酒肉朋友, 也没有必要耗费时间和金钱维护庞大的关系网.

3 分金币问题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 两个农民拉拇和希亚准备一起用餐.拉拇带了3个面包, 希亚带了5个面包.一个商人路过此地, 商人又饿又渴, 请求和他们一起吃午饭.3个人吃8个面包, 怎么吃呢 3个人商量了一个公平的办法:把面包放在一起, 再把每个面包平均分成均等的3块, 这样共分成了24块, 每人刚好8块.吃完饭后, 商人给他们8个金币作为酬谢就继续上路了.接下来轮到拉拇和希亚开始分金币了.

3.1 不合理的分配

方案1 拉拇=4, 希亚=4.这个方案是拉拇提出的但被希亚否定了;

方案2 拉拇=3, 希亚=5.这个方案是希亚提出的但被拉拇否定了.

在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 他们想到了一向公正的老村长毛尔维, 由老村长来裁决.

3.2 合理的分配

老村长毛尔维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后, 想了很久, 提出了最为公平的方案.

方案3 拉拇=1, 希亚=7.老村长提出的方案两人都同意了.

为什么方案3拉拇和希亚都同意了呢?请看村长的分配理由.

老村长问了6个问题: (1) 8个面包被切成了多少块; (2) 每个人吃了多少块面包; (3) 拉拇的面包被分成了多少块; (4) 拉拇吃了8块面包, 还剩几块留给商人; (5) 希亚的面包被分成了多少块; (6) 希亚吃了8块面包, 还剩几块留给商人.6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 (1) 8×3=24; (2) 24÷3=8; (3) 3×3=9; (4) 9-8=1; (5) 5×3=15; (6) 15-8=7.老村长决定只给拉拇1个金币, 而给希亚7个金币, 是因为商人吃的8块面包中只有1块是从拉拇的面包中来的, 而其余7块都是希亚给的.

从表面上看, 方案3最公平, 希亚乐极了, 拉拇勉强同意了, 同时也为没有同意方案2而后悔了.从商业的角度看, 这件事相当于“拉拇和希亚两人按照3∶5入股, 却按照1∶7分红”这合理吗?显然拉拇吃亏吃大了!

4 囚徙困境问题

1950年, 美国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在斯坦福大学给心理学家做报告时, 讲了一个故事.警察在盗窃现场附近抓到了两名疑犯阿尔和鲍勃, 把他们分开审讯, 并分别向他们开出条件:如果两人都不招供 (疑犯彼此合作) , 警方没有他们盗窃的证据, 他们将以携带武器这一较轻的罪名各判处一年监禁.如果两人都招供并牵连对方 (疑犯彼此背判) , 两人都将各判处10年监禁.如果有一人招供并牵连对方, 而对方不招供, 此人将被免予起诉, 而对方将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这就是“囚徒困境”问题.

4.1 非理性地选择

如果阿尔和鲍勃都非理性地选择不招, 则只会被判1年.

4.2 理性地选择

阿尔想:如果鲍勃招了而我不招, 那么我将被判20年;如果鲍勃招了, 我也招了, 则被判10年;如果鲍勃不招, 我也不招, 那么我将被判1年;如果我招了而鲍勃不招, 我将被免予起诉.所以不管鲍勃招不招, 我招供是最好的选择.鲍勃也这么想.最终两人都因为“理性”地选择招供而被判了10年.

从数学的角度看, 非理性的选择效果要远远地优于理性选择的效果.之所以理性的选择, 是因为两人同时在选择, 每人都有招与不招两种选择, 共有4种组合结果, 在这4种组合中, 两人都不招, 双赢但风险最高, 效果最好;两人都招, 双赢风险最小但效果中等.故为了取得主动权, 两人都选择了招供, 这是一种中等效果的选择.

理性的选择却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 这个“囚徒困境”后来成了博弈论最著名的问题.

5 骑门问题

校方规定宿舍院子的铁门在晚上11点以后一律上锁.某学生A来到铁门前已是12点整, 遂怀着别无选择的悲壮不假思索地爬将上去.当A爬到铁门的顶端, 发现门原来没有锁.于是一道选择题摆在了A的面前:究竟从哪边落地才好?

5.1 非法选择

选择从里面落地, 符合成本效益, 也比较符合物体运动的逻辑, 重要的是, 此举足以证明爬门是一次有用功.但也违犯了校纪校规.

5.2 合法选择

若选择从外面落地, 虽则于推门而入的从容之中获得了某种程序上的合法性, 但那已经完成了一半的爬门的意义将会荡然无存.

6 分析原因

上述概率问题为什么会具有两面性 (即理论上和实际上的不一致性) 在概率的古典定义中, 有这样一句话:“要求在随机实验中基本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相等.”这种“等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设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心理因素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往往不容易办到.

6.1 心理因素

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在露天游泳池中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故意安排不同的人溺水, 然后观察有多少人会去救他们.结果耐人寻味.在长达一年的试验中, 当白发苍苍的老人“溺水”时, 累计有20人进行了营救;当孩子“溺水”时, 累计有32人营救;而当妙龄女子“溺水”时, 营救人员的人数上升到50人.

心理学家称, 这个试验可以证明人性中有自私的倾向.虽然同样是救人, 但他们在跳下水的那一刻, 我知道他们心理在想什么.自私是人性的心理弱点, 这个实验正好印证了人性的弱点.这个弱点也会导致不少的不会“等可能性”.

6.2 人为因素

管理大师杜拉克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小学低年级的算术入门书中, 有这样一道应用题:“2个人挖一条水沟要用2天时间;如果4个人合作要用多少天完成?”小学生回答是1天.而杜拉克说, 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 可能要“1天完成”, 可能要“4天完成”, 也可能“永远完不成”.这正好验证了管理学上著名的苛希纳定律:如果实际管理人员比最佳人数多两倍, 工作成本要多4倍;如果实际管理人员比最佳人数多3倍, 工作时间就要多3倍, 工作成本就要多6倍.

苛希纳定律阐明了一个道理:一个问题, 可能有一个答案, 一种结果, 也可能有多个答案, 多种结果.人为的反作用力之大相当可怕.

许多事情, 由于当事人精力不集中, 责任心不强, 增大了失败的概率, 如醉酒驾车发生车祸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由于当事人满足自己的私欲, 造成的不公平也时有发生, 如十多年前西安体彩中心发生的“黑马事件”, 近几年一些证券交易所发生的“黑交易”等事件, 把本来公正、公平的事业, 扭曲成不公平、不公正的事了.这样人为造成的不会“等可能性”事件的数量也就不少了.

7 结束语

进入20世纪以来, 概率论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严谨的数学分枝.概率论来源于实践, 扎根于实际问题之中, 具有强烈的生命力, 在工农业生产以及其它人类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社会科学的不少领域中, 概率论作为一种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 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在这里我要强调:科学、客观地应用概率知识才能更好地为自己、为大众服务.

参考文献

[1]赖景耀, 王春林.概率论导引[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6.

[2]魏宗舒.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3.

[3]任秋凌.生活中的趣味数学[J].百科知识, 2009, (10A) .

[4]刘燕敏.人脉真的那么重要吗[J].名人传记.财富人物, 2009, (22) .

[5]张小娴.我们相逢的几率[J].爱人, 2009, (8) .

[6][英]帕德玛.T.V.庞启帆, 译.最宝贵的财富[N].讽刺与幽默, 2008-07-18:第4版.

[7]方舟子.好人与骗子的博弈[J].时代青年, 2009, (7) .

[8]陆勇强.利用自私[J].现代家庭, 2005, (1) .

正确认识当前的金融稳定问题 篇8

金融稳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对“金融稳定”下过这样的定义，即金融体系处于能够有效发挥其关键功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有效，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能够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支付结算等关键功能，而且在受到内外部因素冲击时，金融体系整体上仍然能够平稳运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既要推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又要有效分散经济成长所累积的风险，同时还能使居民享受经济成长的金融财富效应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稳定对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强大的金融体系往往起着“弹簧阻尼”的作用，能够减弱波动的持续强度。索罗斯认为，次贷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0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但是我们看到，尽管次贷危机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但是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当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东南亚国家所呈现的社会动荡局面，社会秩序依然稳定，社会公众没有形成巨大的心理恐慌。欧美各国央行开闸放水，通过加大向银行系统短期注资的规模、扩大定期证券借贷工具的抵押品范围等措施，不断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使得危机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由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得以遏制。

当前我国不断增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金融膨胀所造成的。金融膨胀是一种金融不稳定状态，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信贷规模的极度扩张，大量银行资金被投放到经济领域，推动商品、资本品等价格膨胀，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并导致经济过热，同时伴随着整个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增加。一般情况下，金融膨胀期的各个经济指标都呈现出良好状态，这就会对经济决策者造成一种经济运行平稳的错觉，如果不对金融膨胀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其所蕴含的不稳定性就会在膨胀达到恶性程度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出现。我国经济层面流动性过剩日益加剧，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不断推动物价上涨，直接导致了商品价格膨胀，就是金融膨胀状态的典型表现。

正确理解金融稳定的几个判断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金融稳定问题，我们必须对涉及金融稳定的几个理论判断有明确清晰的理解。

第一，金融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其自身缺乏内生的稳定性。金融的产生，就意味着风险的出现，因为金融是建立在信用和资本两大基础之上，资本具有无限扩张的本性，信用的出现恰恰满足了资本的本性，杠杆融资、跨期交易使得支付行为存在风险，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便随着金融与生俱来。

第二，货币稳定不能确保金融稳定，二者缺乏一致性。货币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能够实现货币稳定的政策并不一定能够保障金融稳定。金融稳定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譬如资产价格的剧烈变动、金融操作违规、金融市场紊乱以及监管不力等。最新的研究甚至还发现，由于货币稳定使得市场主体对经济具有过于乐观的预期，会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反而加剧金融的脆弱性。

第三，适度资产泡沫无碍于金融稳定，反而有助于金融发展。经济泡沫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因为预期的存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可能总是保持一致，价格和价值相背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要出现背离就会产生泡沫。泡沫不可能被完全挤干，适度资产泡沫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使市场富有流动性、经济充满活力，对金融资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引发的适度投机行为还会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四，金融创新既能促进金融稳定，也能引发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暴发，使得人们对金融创新更多的是恐惧。但是金融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创新，主要还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管理和分散风险，有效配置资源促进金融发展。但是，现实中金融监管往往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创新反而会成为逃避监管的一种手段，金融漏洞的出现会在金融体系上扯开一个口子，口子越扯越大，金融危机就到来了。

积极维护我国金融稳定

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如何在资产泡沫不破裂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促进金融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显著。如何维护我国金融稳定，避免金融膨胀或金融紧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想应该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就是严格的金融监管，加强对不稳定的预防；另一个就是有效的金融调控，不稳定出现后进行及时地处置。

要加强金融微观基础建设，积极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改革不断深化，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瓶颈效应越来越明显，“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必须打破，改变主要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格局，扩大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银行等金融中介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作用远远大于证券市场，但是潜在的风险也非常大，软预算约束、坏账率居高不下等金融风险在银行业大量沉淀积聚，严重制约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必须逐步建立一套由发达的资本市场、健全的货币市场和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转变，为金融监管和调控提供一个坚实的操作平台。

要加强金融宏观制度建设，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防范和处置制度。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世界经济越来越像一张更加细密的网，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市场经济大国，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如何在这张越织越密的大网中维护一个大国的经济安全，完善的金融监管和调控制度显得至关重要。虚拟经济的繁荣具有迷惑性，比起实体经济来往往更加虚幻飘渺，毁灭的种子埋藏的也愈加深，越不容易被金融监管层发现。随着金融不断深化、不断创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步走向融合，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当是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