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的讽刺手法(精选6篇)
甘肃政法学院 杨红军
【摘要】《围城》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中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独具一格,是钱钟书运用调侃、嘲讽、反讽等讽刺手法打造了一部讽刺之城。探究《围城》的讽刺手法,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讽刺艺术。【关键词】讽刺手法 调侃 嘲讽 反讽
《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全书通过描写知识分子间的人情百态,讽刺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精神困境以及儒林中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的心理。《围城》将钱钟书那幽默的语言艺术和讽刺才能展现的淋漓尽致,堪称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更有着新“儒林外史”的称号。作为现代讽刺小说的典范,钱钟书在《围城》里所用到的讽刺手法可谓是匠心独具,比如幽默的调侃、尖锐的嘲讽、机智的反讽等。探究《围城》的讽刺手法可以加深对讽刺艺术的理解。
一、幽默的调侃
调侃是用轻松的方式来表达沉重的内容和观点,钱钟书在《围城》中常常以幽默而又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那巧喻跌出,旁征博引的调侃无处不在,具有相当的广度,既有对人物形象的调侃戏谑,也有对各种事物的调侃。㈠、对人物的调侃
在调侃方鸿渐购买文凭一事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典故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样的调侃在方鸿渐身上数不胜数,每每总能给读者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的穿着打扮时他这样写道:“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钱钟书用这样诙谐的比喻调侃鲍小姐的行为放荡,在幽默搞笑的同时流漏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钱钟书这样写道:“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方老爷对于阿丑这个名字的看法,不管这个名字在当时情境下的好坏,而是在和古人和名人的名字比较中略胜了一些,就觉得‘体面’,这种盲目的自满被钱钟书看似轻描淡写的调侃一点一点的撕破。在他在描写沈太太是这样调侃道:“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像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他将沈太太的两个眼袋比作圆壳行军水壶,将染上胭脂的牙齿比作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这样的比喻既表现出了沈太太的个性特征,又展现出一种哭笑不得的讽刺意味。㈡、对事物的调侃
比如书的开头对中国留学生打麻将一事的调侃:“船走得这么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然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简单的几句话就将这些本该学成回国的学子们却不务正业的现象表现得丑陋不堪。再比如钱钟书调侃方鸿渐一行从宁波到金华所坐的汽车,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前面路还走不走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摇摆地缓行着。”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批判得入木三分,别有一番愤世嫉俗的讽刺意味。他还这样调侃苏家花园的花:“苏家园里的桃花、梨花、丁香花都开得正好,鸿渐想现在才阴历二月底,花已经赶早开了,不知还剩些什么,留作清明春色。客堂一扇窗开着,太阳烘焙的花香,浓得塞鼻子,暖得使人头脑迷倦。这些花的香味,跟葱蒜的臭味一样,都是植物气息而有荤腥的肉感,像从夏天跳舞会上头发里发泄出来的”。
调侃无疑是《围城》里用到最多且最成功的讽刺手法。钱钟书先生以他学贯中西的文化修养和幽默机敏的个人气质让每一句调侃都变得生动俏皮;他还将比喻、夸张、用典等修辞手法巧妙地融合在调侃的语言中;用妙趣横生而又富于智慧的语言调侃众生,形成独具魅力的讽刺风格。
二、尖锐的嘲讽
相对于调侃,嘲讽是一种更直接更尖锐更犀利的讽刺手法。《围城》中的嘲讽多是针对一些人和事的,钱钟书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从来不会吝啬自己的冷嘲热讽。大到主人公方鸿渐,小到只出现过一次的路人,他总能用极尽刻薄的文字将其彻头彻尾的讽刺一通。《围城》中的嘲讽不仅有作者对于反面事物的冷嘲热讽,还有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些主人公的自嘲。㈠、刻薄的嘲弄
钱钟书最看不惯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国人盲目崇洋媚外的心理,这从他自始至终对其的嘲讽就可以看出来。当描写到三闾大学学生的崇洋风起时作者这样写道:“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却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丽莎白,有的叫杰克,有的叫‘小花朵’,有的叫‘火腿’(Bacon),因为他
的中国名字叫培根,一个名叫黄伯伦的学生外国名字是诗人‘拜伦’(Byron),辛楣见了笑道:‘假使他姓张,他准叫英国首相张伯伦;假使他姓齐,他会变成德国飞机齐柏林,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仑,只要中国有跟‘拿’字发音相近的姓”。中国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学好国学,其次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学习洋文以开拓视野,而三闾大学的学生没学到洋文的精华却只学会了拿一些神气的名字来炫耀。作者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嘲弄三闾大学的崇洋风气,讽刺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再如钱钟书对候营长的嘲弄:“候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本应该说脸上张长着鼻子,作者却将其夸张成“鼻子上附带着一张脸”,还将候营长的鼻子比作“未熟的草莓”,候营长这个痞子形象便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方鸿渐在回周公馆的电车上看到了一个打扮的不伦不类的女孩子,钱钟书这样嘲讽道:“那孩子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她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厉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作者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和尖刻的语言嘲笑这个打扮的不伦不类的女孩,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㈡、自嘲
自嘲就是自己嘲笑自己,通常发生在困惑中的知识分子身上。《围城》里的自嘲主要体现在主人公方鸿渐身上。方鸿渐的困惑是多方面的,既有爱情方面的困惑,也有事业方面的困惑。面对人生的诸多不如意,他失意彷徨,然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自嘲。方鸿渐做为钱钟书讽刺对象的代表人物,钱钟书赋于了他许多“言论”,其中不乏自嘲的片段。在想好准备买假文凭回国时他自嘲道:“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期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政府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街,光耀门梢,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里决不开这个学位。”这样的自嘲,将方鸿渐及其家人的虚荣心活现在读者面前,也将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讽刺得淋漓尽致。方鸿渐跟唐晓芙的爱情情是发自真心的,然而这份感情在唐晓芙知道了他的过往之后突然破裂。唐晓芙当着他的面将他购买假文凭以及轮船上跟鲍小姐厮混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他只反驳了一句文凭的事情是闹着玩的,然后就自嘲道:“你说得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其实他的内心并没有真正觉得自己是个骗子,他是从内心喜欢唐晓芙的,所以在自己的过往被揭穿之后他愤恨自己,又不能迁怒于他人,就只能嘲笑自己。最能显示方鸿渐生活苦恼的或许是他在三闾大学与好友辛楣难以交流情感扫兴而归的自嘲:“难得一团高兴,找朋友扫尽了兴。天生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方鸿渐朋友不多,也很少有能推心置
腹的,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同”,所以现实中总是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这样的多重压迫下,他只能通过自嘲来聊以自慰,有点像“阿Q”的样子。
三、反讽
反讽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在文学作品中常表现为言非所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表象与事实的对照、理想与现实的思考等。钱钟书在《围城》里不但用反讽的言语来讽刺一些人和事,还通过对人性和现实的反讽性思考来讽刺整个社会的病态。㈠、反讽话语
在方鸿渐和苏文纨的感情纠葛上,钱钟书通过大量的反讽话语把方鸿渐那种时刻提防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夸大叙述。真正的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冲动的 ,而这两个人的所谓恋爱却是那样的清醒,苏文纨一步一步地设计着情感的陷阱,方鸿渐时时刻刻地为自己设防,这样的情节设计本身就是对现代中人们爱情状况的一种反讽。这两个人情感纠葛的最终结束,都是因为一个亲吻。作者是这样描述这个亲吻的:“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作为反讽叙述,这段描写潜藏着多重的反讽意味,由此达到一种对于人性的深度反讽。第一重的反讽意味,是把方鸿渐和苏文纨之间的这次亲吻,与清朝的官场、西洋的法庭、宗教中的信徒等所表现的嘴唇的动作比在一起,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用这种滑稽的类比突兀地表现了这场亲吻的虚假和客套。第二重的反讽意味是钱钟书作为一个叙述者,在描写这个亲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的时候,用了各种比喻的句子来极力表现这个亲吻在方鸿渐的心中确实是很轻,很无所谓的。但越是极力的形容这个吻的无关重要,我们越是感到事实的真相远非如此。第三重的反讽意味来自于方鸿渐的命运,钱钟书将这个吻描写的很轻,而事实是个吻为方鸿渐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唐晓芙本来可以接受方鸿渐的爱,但正是因为这个虚伪的亲吻,最终离开了他。而苏文纨也就是因这个吻而由希望转为失望,由勾引转为忌恨,变成了方鸿渐人生道路上的一颗灾星。在方鸿渐和唐晓芙感情纠葛的最后,钱钟书写了这样一段对话:“‘方先生人聪明,一切逢场作戏,可是我们这种笨蛋,把你开的玩笑都得认真——’唐小姐听方鸿渐嗓子哽了,心软下来,可是她这时候愈心疼,愈心恨,愈要责罚他个痛快——‘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之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我——’鸿渐还低头不响——‘我只希望方先生前途无量。’”这段对话其实只有方鸿渐的沉默和唐晓芙的数落,而正是两个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反讽效果。㈡、反讽性思考
钱钟书还在《围城》里展开了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教育体制、现代文明状态的反讽性思考。他通过方鸿渐这一人物形象的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整体的文化环境中的精神病态。钱钟书以方鸿渐的佯装无知和不如他人的心态,不露声色展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自以为是和自我欺骗中,把自己看做是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代言人和掌握者,由此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荒谬可笑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心
灵结构,并最终达到反讽的目的。这种反讽的光芒,不仅指向了方鸿渐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指向方鸿渐本人。这种反讽不仅具有批判的功能,也具有反思的功效,由此达到对于中国文化和现实情境的思考和质疑。钱钟书在《围城》中描绘的以三闾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圈是当时社会知识分子失去精神家园的最好例证。钱钟书对于这个文化圈的反讽嘲弄,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置身其外的远距离观望姿态,也就是借助方鸿渐的视角,大多数的时刻都摆出一种客观冷静的姿态,让反讽对象自身展现其荒谬和虚伪,让荒谬者更荒谬,让虚伪者更虚伪。但钱钟书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无法真正置身事外。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围城》的字里行间,其实深深潜藏着作者对于这群人物以及中国整个的教育体制和的反思。钱钟书通过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讽刺了大学教育的一整套政策和体系所具有的荒谬性和滑稽性。比如高松年的那段有名的治校的“科学定律”——“我的看法跟诸位不同。名教授当然好,可是因为他的名望,学校沾着他的光,他并不倚仗学校里地位。他有架子,有脾气,他不会全副精神为学校服务,更不会绝对服从当局指挥。万一他闹别扭,你不容易找替人,学生又要借题目麻烦。我以为学校不但造就学生,并且应该造就教授。找到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能跟学校合为一体,真肯为公家做事。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决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单位。所以,找教授并非难事。”也就是说,高松年并不是本着广纳贤才想法,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而是打着“科学治校”的幌子,满足和发泄个人的权力欲望。也正是高松年的这条“科学定律”导致了众多平庸无能的知识分子有机可乘,在三闾大学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和丑剧。
钱钟书先生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半生的智慧和生活的沉淀铸就了《围城》。他在《围城》中运用调侃、嘲讽、反讽等手法,透过一系列人物形象揭露了知识分子失去精神家园后的劣根性和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将讽刺和幽默精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灵动诙谐的讽刺艺术,处处耐人寻味,令人百读不厌。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
[2] 周锦.《围城》面面观.[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3] 孟宪华.浅析钱钟书《围城》的讽刺幽默性.[J].文教资料,2009(3)
一、多领域、多角度的讽刺
在其他小说中, 讽刺艺术的运用是比较单一的, 要么主要针对人物可笑的行为来进行讽刺, 要么对社会环境的黑暗进行揭露, 从来没有一部像《围城》这帮全方位、多角度的对所有事物都进行讽刺。细看《围城》中的讽刺艺术, 有对人物的讽刺、对社会制度的讽刺、对思想的讽刺甚至是对心理的讽刺, 几乎每个人物都有讽刺的点,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奇葩。
对人的讽刺主要体现在对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讽刺上, 例如他讽刺方鸿渐这个拿着假文凭混饭吃的假文人可谓辛辣至极, 他形容鲍小姐:“鲍小姐谈不_ 扫合和灵魂。她不会变心, 因为她没有心, 只能算日子久了, 肉会变味。”他形容韩太太的雀斑脸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由上述例子可见, 钱钟书对于人物的讽刺从外貌到心灵, 从形态到思想是全方位的讽刺。如果说鲁迅的讽刺对象主要是扛不起民族大旗的只是份子和懦弱无知的愚民, 老舍的讽刺对象主要是满身优越感北京小市民, 那么在《围城》中, 前后出现的70多个人物几乎全部是钱钟书的讽刺对象, 可见其范围之广。
除了人物之外, 小说中所有发生的事件也都是钱钟书讽刺的对象。“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 说话也有个特征一一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他并非中文难达的新意, 而要借英文来讲, 所以他说的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 因为金牙不仅装点, 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肉屑, 表示饭菜吃得好, 此外全无用处。”这些讽刺主要是用来揭示人物在生活的细微处所展现出来的颓败和虚伪。
二、讽刺的机智性
《围城》中的讽刺是充满新意的, 往往没有关系的两个事件或典故都能拿来比较一番, 让读者感到新奇之余细细品味一番之后不禁感慨:哎, 还真是这样。在内藏玄机又浑然天成的讽刺中, 蕴含着钱钟书对于人生真谛的思考以及黑暗社会中人在命运的拨弄下的百态, 让讽刺的写作手法在为作品增色之余更增加了深刻性。比如《围城》中在形容大学老师时, 把教授比作正房夫人, 讲师是通房丫头, 副教授是如夫人。从讲师到副教授很容易, 因为通房丫头很简单就可以变成姨太太, 从副教授到教授就很难了, 因为姨太太是很难成为正牌夫人的。钱先生用这样的比喻将大学中职称的晋升写的幽默、辛辣又精巧。
由于钱钟书先生透彻的洞察力以及对生活的深刻思考, 讽刺的语言十分生动形象, 特别是对于人物心理的讽刺可谓绝妙。例如, 方鸿渐看见一个烧掉的破门后心理一系列联想, 与他当时处于失恋和失业的双重打击的心理十分契合, 好不容易在在“情敌”赵梓楣的推荐下到了三闾大学工作, 但是得到之后又觉得特别迷茫, 仿佛希望走进被烧焦的门后面能够看见一片心的光景, 结果空欢喜一场。这里的人的心理上永远止境的追求与残破的焦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样的写作手法使得主人公心理的描写与精细的讽刺语言结合起来, 不会使得讽刺语言显得特别的刻薄, 反而呈现出一种温柔的线条, 不相干的两件事物看似没有关系, 在先生的笔下却总能发现他们的相似点, 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思考
《围城》这不小说从开头就呈现出一种幽默机智的讽刺风格, 开篇形容“鲍小姐”衣着为“局部的真理”就让人读来忍俊不禁, 奠定了全书幽默讽刺的整体氛围。钱钟书是现代中国少有的幽默大师, 对于钱钟书来说, 幽默不仅体现在其写手手法上, 更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艺术的审美态度。他摒弃了个人功利主义, 以戏谑调侃的眼光看待世间百态, 并总能从事物和人物的行为举止中找到幽默感。个人的审美和人格会直接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写作上, 钱钟书先生的豁达宽容的品格使得《围城》这部小说中的讽刺手法并不显得刻薄毒舌, 反而处处显出闲适豁达的态度, 虽然能够洞察世事和人心, 但是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接纳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人性, 学会欣赏人性深处那一点的小狡诈。
钱钟书的幽默常常与另一位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相比较, 两人都强调幽默是一种深远脱俗的人生态度, 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审美格调, 发现生活的不完美, 但是仍然对这个世界充满感恩和爱意。不过与林语堂相对温润的幽默相比, 钱钟书的讽刺幽默则更辛辣刻薄一些, 我们仿佛能看见那些讽刺文字背后钱先生戏谑的眼神, 透露着洞察明达的光亮。
摘要:《围城》是钱钟书先生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 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写作的风格, 小说中的讽刺艺术让人读来不经拍案叫绝。钱钟书先生通过辛辣的讽刺和调侃表达了对于书中人物命运的无奈。本文从其讽刺艺术的开阔性和机智性两方面进行探讨, 尽可能的展现出《围城》这部奇作中讽刺手法背后的意义。
关键词:《围城》,讽刺手法,钱钟书,文学评论
参考文献
[1]孙欣冰.浅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意义[J].才智.2012 (01) .
[2]孙媛媛.讽刺在钱钟书《围城》中的匠心独运[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 (01) .
电影艺术中的长镜头概念其实是一个并未严格界定的概念。对电影艺术而言,“长镜头具有美学意义,因为它在不同程度上的运用影响着(影片的)流畅、氛围和拍摄重点。”[1]
影片中沈重阳追着载有自己女儿的黄包车奔跑的段落,就非常好的运用了长镜。影片中沈重阳跟着车子一路奔跑,在跟移镜头下,影片将多个不同机位的摄影机所拍摄的画面和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流动且富有意蕴的画面。在这个长镜头里,除了跟移镜头外,影片还将奔跑中的人物两处面部特写镜头进行了升格处理,重点刻画了人物的面部表情。沈重阳跟着车子一路奔跑,眼里的神情错综复杂,有得知自己有一个女儿的惊诧和喜悦,也有对往昔的追悔和对当下的无奈。黄包车停下来以后,沈重阳只是眼巴巴的望着女儿却做不得声,当音乐再一次达到高潮,黄包车离去了,而沈重阳在画面里也越来越远,越来越小。长镜头段落首尾呼应,开始时沈重阳追赶黄包车和结束是黄包车的离去形成了一个颇有趣味的画面构图。这种饱含情怀的长镜辞格的运用,使得摄影机对沈重阳这个人物的“持续关照”显得非同一般。从叙事意义上,这个长镜头不仅合理的解释了一个烂赌成性只要别人给钱什么都可以做的赌棍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改变立场加入保护孙文的行列,而且,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充分展示了人物惊诧、喜悦、追悔、无奈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情感转变、同时也为影片后半段这个普通男人深沉的父爱和牺牲做出了铺垫。
所谓特写指的是“表现成年人肩部以上的头像或某些被摄对象细部的电影画面。”[2]当影片中的“特写”镜头以一种特定的目光聚焦和注目于人或物的细部而刻意加以审视时,“特写”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修辞格而发挥作用的,从而具有了特定的修辞功能。作为辞格运用的特写必须满足两个要求,首先是“打破了原本的叙事链条,而呈现出一种刻意的关注的目光。其次是在呈现形态(时间和空间)上有明显的超长性、奇特化的观赏效果。”[3]一如米特里所说“特写镜头中的物象除了是概念和情感的瞬间符号之外,它还必然使人注意到它的感染力和与众不同之处。它能够唤起一种只有注视它的目光才能感觉到和体察到的情感性。”[4]下面我们选取几个典型意义的“特写”辞格做出分析。
影片中背负叛军罪名的将军方天所带领的戏班惨遭杀害后,金利源的老板李玉堂来寻找自己的好友李少白,却意外的发现了李少白遗失的钢笔,随后影片出现了钢笔的特写镜头,初看上去只是镜头对具体物象的刻画,可是当结合影片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对具体事物的描述,而是有其深刻的暗示和喻义在里面的。是什么让这个不愿牵扯进革命的商人到最后反而变成了指挥行动的关键人物?除了一颗爱国的心,最大的催化剂便是这支钢笔。好友李少白凶多吉少白生死未卜,李玉堂悲愤难当,在好友的书桌前读着还没来得及给自己的信件,握在手中的钢笔一刻也没有放下过。日报社因为宣扬孙先生来港的消息遭到查封,悲痛和愤怒之下,李玉堂站在报社里手里拿着挚友的钢笔,激动地复述着陈少白在信件里对他说过的那些话,这个时候,“钢笔”的特写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特写了,而是承载了李少白的遗愿和一份厚重的责任的修辞功能。
特写是影像中最为常见的“辞格”修辞方式,它最能够贯彻“文本”的思想意图和潜在的情感指向。在孙文母亲的房间里,看着因为紧张和恐慌而不住颤抖的李重光,孙母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这个特写镜头在影片里出现了两次。屋外腥风血雨,屋内孙母始终镇定自若,端坐不动。爱子在腥风血雨中奔走,每分钟都有性命之忧,这一别又不知何时能再见,慈母方寸间必是忧心如焚、愁肠百结,但她脸上一丝一毫也未表现出来,却只是用母亲的手掌,像握住自家孩子一般,握住了浑身颤抖的重光的双手,多么温柔而坚定的力量。从这一特写的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是有这样雍容大义的母亲,才会教出这样勇敢有作为的领袖,才会有这许多仁人志士为其抛头颅洒热血。这看似不起眼的特写镜头“修辞”,实在是包含着精心构筑的“意义”之节点。
同样,影片中多次呈现了时钟的大特写,有孙母房间墙上的挂钟,有李玉堂手里的怀表,有桌上摆放的时钟,一切都在诉说着时间的紧迫和局势的恐慌。保护工作争分夺秒,面对屋外的残忍杀戮,革命者备受煎熬,不仅要强忍住内心的恐慌,而且还要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保护孙文。这一特写辞格不仅体现出了时间的紧迫而且还隐含了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对新中国的希望。因此,影片中穿插的众多时钟的特写镜头所蕴含的“时间”层面上的“隐喻性”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所谓“递进”辞格,指的是“以多个镜头的连续呈现或交叉组合方式,并常常以逐步加速的节奏,来强化某种特定的情绪或意念的修辞手法。”[5]
影片中李重光乘坐的黄包车在阶梯上滑落的段落成功地运用了“递进”辞格。这个段落与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敖德萨阶梯”段落颇有些神似。黄包车倒退着快速下滑,全景是无依无靠的黄包车一级一级下滑,像极了“敖德萨阶梯”里的婴儿车,镜头在阎孝国,李少白和李重光之间不断切换,阎孝国追着车子兴奋的往前跑,李少白极力阻止却力不从心,黄包车里的李重光一脸密汗惊恐无法隐藏,颠簸中手枪滑落在地,最后车子撞向石柱,侧翻在地,此时的镜头对准李重光也似轰然翻身,一切都已劫数难逃。从无法控制车子速度面临死亡的害怕和惊恐,到最后想到孙先生已经安全离开后的欣慰和释然,在这个段落里,李重光的心理过程体现得淋漓尽致。最后阎孝国追到翻倒的黄包车前,用竹竿一下、一下、又一下的插进车里,在影片的升格镜头里一切都寂静无声,只有屠杀的声音回响在观众耳边,诉说着李重光的死亡。镜头同样没有带到李重光,可是那一刻却让所有人感同身受,悲从中来。
现实空间中短短十几秒的车子下滑镜头被剪辑成了长达近三分钟的镜头分割组合段落,使时间进程在这里成为一种绵延,从而使这场追杀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性效果。这个“递进”的修辞段落通过时间上的交叉重复,空间上的分割组合、升格镜头的运用和叙事节奏上的逐步加快,成功地达到了强化意念的张力,使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影片传达出的悲剧力量,把影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阎孝国的疯狂残忍,李少白的奋力挽救,李重光面临死亡的恐慌和释然,在这个段落里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变格”修辞指的是那种“通过电影摄影(包括洗印、放映等)技术的尺度与正常规格的变化和操纵,造成影像呈现形态上的特殊变化与特殊效果的辞格运用。”[6]“变格”修辞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这里就影片中所运用到的慢动作镜头和定格做出分析。
仔细观看影片我们会发现,参与此次“保孙”行动的义士牺牲时影片大多都会用到“慢动作”镜头和定格手法。慢动作镜头是以“高速摄影”拍摄而以正常速度放映的“镜头画面”。影片中的“臭豆腐”王复明憨直善良,在保护行动中勇猛顽强,他高喊着“我叫王复明,我叫王复明……”而后大厦将倾将自己和敌人一起埋葬;这个段落里,影片多次运用升格镜头,王复明被敌人乱刀刺死的慢镜头让观众不忍目睹,其间所蕴含的悲情和不屈的心怀耐人咀嚼。与此类似,刘郁白的打斗段落中也多次运用了升格镜头,使整个打斗画面显得空灵而飘逸,别有一番行云流水的美感。孙家门外的台阶上,刘郁白长发飘飘,两手背负背后,从容冷静淡然无畏,可终究是寡不敌众。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斩断了阎孝国的长辫,阎孝国暴怒疯狂的砍杀刘郁白,此处的慢镜头甚至连血液飞溅的轨迹都清晰可见,更加渲染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悲壮之情。这两处慢镜头动作不仅使影片“全程追杀“的紧张节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让观众的视觉神经为下一轮的高潮到来做短暂的停歇,更重要的是这一“慢镜头”辞格饱含了编导对人物的精神和情怀的一种认同,也是人物壮烈牺牲的悲情氛围的一种营造,是一种主体意向与悲怆情怀的抒发。
“定格”修辞是对一种特定情绪、情感、氛围、意念的强调和张扬,具有触发思考的修辞效果。影片里,几乎每一个义士的牺牲都用到了定格画面,银幕上显现出他们的籍贯和生卒年。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为无名烈士做的碑铭。这些“定格”镜头的运用是颇富匠心的,不仅是对全片叙事主体的一种悲壮情怀的升华,还强化和体现了影片对每位义士的不屈精神的赞美和为革命牺牲的缅怀和纪念。这些定格镜头寄予了编导对这些义士的深切哀悼同时也给了观众无尽的思考空间。
所谓“偏重”辞格,指的是“影像辞格中那种具有明显的突出和强化某种修辞元素特征的修辞方式”。[7]“偏重”辞格是影像辞格中最松散、最自由的修辞手法。本文将从构图的偏重、色彩的强化、声音的突出和这三个方面对影片的偏重辞格进行解读。
首先,影片一开始,便展现了铁制楼梯的旋转画面,摄影机在楼梯底下仰视一级一级的梯阶,然后镜头慢慢旋转,只看得到一双双下楼梯的脚,影片将多个仰角旋转镜头剪辑在一起,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倾斜的不规则的状态,随后兴中会前会长杨衢云惨遭暗杀,影片开始的仰角旋转所拍摄的楼梯画面与学生们围绕着被暗杀的老师的惊慌画面叠印在一起,造成了不稳定的影像形态,隐喻这是一个不安动荡、混乱颠倒的时代,同时也为影片奠定了惶恐不安的情绪基调。通过运用镜头拍摄角度和镜头位置的特殊构图,强化了镜头画面的修辞性张力,从而有力地渲染了时局的紧张和动乱,也为接下来惊心动魄的搏杀拉开了序幕。
其次,影片在处理孙中山先生与13省代表密会的地下室时特意强化了窗子透过的光线 。影片一直是一种灰暗的色调,令人压抑,可是我们看到在孙先生踏进会议室的一刹那,万丈白光透过地下室的窗户投射进来,这是新中国的希望之光,预示着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新中国开启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影片唯一的暖色调是临战的前一天,阿四带着阿纯来到海边,温暖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美好而温馨,在我们赞叹那美好的时候,悲剧已经开始了。影片特意强化的色彩为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做出了最好的反衬和烘托。
最后,具有修辞色彩的声音的偏重在影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孙老夫人的房间里,李少白等人焦灼而恐慌,刘郁白被砍杀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镜头并没有直接展示刘郁白,而是在孙老夫人的房间里突出他的嘶喊声和刀器碰撞的声音。这些声音在李少白等人听来异常悲戚,这种对“声音有意的偏重”,引导观众在自己的想象中构造画面外的场景,从而把观众“看”的注意力转换成了“听”的注意力,而“听”却更加渲染了死亡的残忍和悲壮。
还有一种特殊的强调声音的修辞手法,是运用一种“无声”的“寂静”来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殊效果。“臭豆腐”、阿四、刘郁白、沈重阳、李重光在“保孙”行动中壮烈牺牲的瞬间,整个影像忽然寂然无声。正是在这种“寂静”中,我们体会到了编导对这些义士为革命牺牲的讴歌和赞美,那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民族血脉中的情怀的升华,一种顽强不屈精神的诗意观照。
不得不说,作为商业电影的《十月围城》是十分成功的。影片结束时也许观众会质疑,为保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牺牲掉这么多人是否值得?值不值得已经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了,我们只能说作为一部商业片,《十月围城》不可能深入探讨革命与牺牲的问题,片中的牺牲单纯、光明,令人震撼、感动,观众从中得到了不一样的审美感受,这样就足够了。也许有人会质疑《十月围城》的叙述模式十分老套,可是如何在老套的故事里讲出新意,这不正是电影工作者所追求的吗?
影片中编导的思想和意图通过修辞格的精心运用传达出来,使其成为了有效的“言说”和“话语”建构,从而让影片中的人物群像真实可信,血肉饱满,过目不忘,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中。另一方面,影像修辞的巧妙运用还让影片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诗意和悲壮情怀,给观众带来了不俗的审美感受。这种把电影作为能够产生“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产品”认真看待的观念,以及对影片质量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对电影市场的准确定位和把握是非常值得当代电影工作者所借鉴和参考的。从电影实践出发,要求电影修辞、影像“话语”,在关注电影市场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创新,也是完全必要的。最后,期待华语电影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1]Frank E. Beaver:Dictionary of Film Terms.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3.pp186-187.
[2][3][5][6][7]李显杰,《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96页,103页,129页,143页.
浅析《格列佛游记》的讽刺表达方式
摘要
18世纪著名作家江奈生·斯威夫特在本篇中借格列佛船长之口,描绘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国度。作者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描述,从各个角度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英国的政府和社会,以旁观者的视角抒发了对社会现状的种种不满。本文将就作品本身的表达方式结合以作者所处历史时期的分析,对其艺术特色进行赏析。
关键词
怪诞,讽刺,新古典主义,斯威夫特
一、引言
所属时期:本作是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作。
作者简介:作者斯威夫特以文笔犀利、讽刺尖刻、推理严密著称。曾被誉为典范的英语。代表作《一个木桶的故事》《书的战争》。早年漂泊的生活经历极大的丰富了他的阅历,对社会黑暗有着较为深切的体察,为他幽默的批判性风格奠定了基础。该作品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依然脍炙人口,成为了时代的精致缩影。
二、梗概
本文的主人公格列佛船长身为医生,却醉心于航海,曾经因为种种神奇的遭遇而有幸游历了奇幻的国度:尔虞我诈的小人国,并卷入了其中的宫廷斗争;在民风淳朴的大人国,得到了大家的款待,并回归了自然单纯的生活方式;在岛民长相畸形、怪诞的飞岛,遇到了各种不可理喻的颠覆伦常的事情;以及乌托邦式理想的慧骃国,马和人的地位得到了彻底的颠覆。这如同天方夜谭的故事将英国政府与社会现状的丑陋嘴脸讽刺的入木三分。
三、分析
作品特色:本文意在以讽刺为核心。披着传奇历险的外衣,大量运用比喻、暗喻、象征、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以及出版时附带的航海图,以假乱真地营造出戏剧化的气氛,令讽刺寓于幽默之中,将一个虚构的故事描绘的栩栩如生,成功地达到了讽刺的艺术效果。
1、小人国:对英国现实社会政治的不满
格列佛船长在遭遇大风暴之后被一群袖珍的小人绑架。由于表现善良谦恭而得到利立浦特国王的赏识。记叙了他们的政治制度及一系列宫廷的风貌。
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是作者主要抨击和挖苦的对象。格列佛历险的第一个地方地是小人国。格列佛在利立浦特这个缩微的国度里,党派之争势不两立,邻邦之间不但想战胜而且要奴役对方。小人国的国王用比赛绳技的方法选拔官员,为获得国王赏给的几根彩色丝线,官员不惜小丑般地做着可笑的表演,以及为鸡蛋要从大头打还是小头打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等等。看上去如一个荒诞的木偶剧里的小朝廷,暗喻了英国政府的庸俗与腐败。这个小朝廷正是当时英国的缩影,连利立浦特的朝政风习和典章制度也同当时的英国政局一模一样。作者用这些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手法刻画了当时的英国现实,借此讽刺了英国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党派纠纷和以宗教分歧为借口的侵略政策。在“小人国之旅”中斯威夫特借助生活中的琐事,运用夸张、对比、反语和含蓄等多种修辞手法,对这些丑恶现象加以揭露和讽刺的。
高跟党和低跟党,两党相互攻击,不惜用一切手段取得支持——包括拉拢格列佛船长这个局外人。不难看出。利立浦特则象征着当时的英国。相互对垒的高跟党和低跟党分别代表了当时英国的托利党与辉格党——为了争权夺利挖空一切心思,而将人民的死活置之度外。
通过对小人过的描述形象地描绘出了英国政治的风貌——肮脏堕落,腐败不堪。
这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部分,交代出了行文的方向,也是文章的主旨的集中体现。
2、大人国:以淳朴民风反衬英国社会的丑陋
在大人国国王的要求下,格列佛向他介绍了英国的社会及制度,并向巨人国国王大肆鼓吹大英帝国的先进技术,特别是他最引以为傲的火药的威力时,国王吓呆了,这也是令有着大英帝国的荣耀的格列佛感到不可思议的。
他的溢美之词在国王的追问下破绽百出。国王对英国存在的营私舞弊、侵略战争和法律不公大加指责,并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卑劣自私。作者借国王的话,“那样一个卑微无能的小虫”是“自然界中爬行于地面的小毒虫最有害的一类”,道出了英国充斥着“贪婪、竞争、残暴、伪善、淫欲、阴险和野心” 的历史。并且巨人国国王教给格列佛,要懂得珍惜生命,同人们和睦相处的大道理。
3、飞岛:对英国腐败的学术风气和华而不实的贵族阶级的讽刺
岛民相貌异常,衣饰古怪,整天沉思默想。国王和贵族都住在飞岛上,老百姓则住在地面的三座海岛上。格列佛离开飞岛后,来到巴尔尼巴比进行访问,并参观了岛上的“拉格多科学院”。这所科学院研究的部是些荒诞不经的课题,飞岛国的科学家脱离人民与实际,从事不着边际的“科学研究”,结果造成全国遍地荒凉,房屋坍塌,人民无衣无食。尤其是对属地的居民,更采取残暴的手段:稍有叛逆,就将飞岛驾临上空,阻隔阳光,或降落到其国土上,将居民碾压成粉。飞岛影射了英国腐败的学术风气,此部分对当时学究式的繁琐考证和脱离实际的学术研究予以尖锐的批评。有关勒皮他岛的描绘则批评了英国对爱尔兰的剥削压迫。
接着,格列佛来到巫人岛。岛上的总督精通魔法,能随意召唤任何鬼魂,格列佛因此会见了古代的许多名人,特别是古罗马时期的人物,通过和他们的对话后发现史书上的记载很多不符合史实,甚至是非颠倒。之后格列佛好奇将崇拜的近代王侯将相等大人物召唤出来的时候,结果更令他大跌眼镜:傻瓜提出最聪明的建议,阿谀奉迎者最真诚,不信神的人最虔诚„„而自己则是无知地这样的欺骗的教育,被大英帝国如此蒙蔽。这里影射了英国学术界的歪风邪气导致了对历史的态度极不负责,愚弄百姓。而后格列佛途经并游览了拉格耐格王国,见到一种长生不老人“斯特鲁布鲁格”。这个国家的国王心胸宽阔,为人豁达,对人对事从不计较。与之前的勒皮他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的理想的期盼:只有统治者宽大为怀,社会才能长久稳定。
在第三卷里更多的涉及到社会问题。通过对拉格多科学院人士所从事的无聊而荒唐的科学研究,讽刺了英国当时的伪科学;并鞭挞了英格兰统治集团对爱尔兰人民的欺压与榨取。
4、慧骃国: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本章节对于人的批判已经达到了颠覆的境界,达到全文批判的高潮:在一个宛如乌托邦的世界,马是它的主宰,而人(yahoo)则是低等生物,供马儿骑乘。作者极富创造力和颠覆性的将马设定成了道德的象征,人则是肮脏丑恶的。尤其对于这个国度中一种被称作yahoo,实则为人的动物的种种行径则更令人瞠目:为一种在田间闪闪发亮的小石头争得你死我活,相互撕咬,贪婪而凶残,已然退化得失去了人性的理智。反映出作者的担忧:倘若人类社会继续这样堕落下去,或许我们离这些yahoo也就不远了。
在慧骃国生活期间,格列佛船长以一个英国国民的身份与“旁观者”马主人多次谈话交流。通过马主人对格列佛船长对英国的描述提出了令他感到十分窘迫的问题,特别是法律,借马主人之口痛斥了英国法律只顾及利益而无视人的生命的事实。“它就搞不懂本来旨在保护每个人的法律,怎么竟会将人家毁掉?因此它就希望知道得更详细一点,我所谓的法律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经他们的手,任何人的财产不是得到保护,却反而丢失,那到底是些什么人?”
格列佛在同这些有智慧的马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到了马的美德。对人类几乎
绝望。以至于回到英国长期不能和自己的妻子儿女正常交流。
当然这其中并非没有历史局限。小说中依然残留着阶级统治意识:例如栗色马代表高一阶级、其他色马只能是平民,不能逾越阶级通婚。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来,能够淡化统治的意识,勇敢地向现实提出挑战,坚持自己的主张,实乃作者的一大先进之处。
总结全文:作者在文中充当了一个对大英帝国的社会法制习惯性认同的人,看不到自己的劣根,在游历各国时最初均以一个维护者的身份宣扬大英帝国引以为自豪的种种事物,而与他交流沟通的人物们则成为了表明事实真相的人——而在每一部分的开始,作者甚至以维护国家形象的心态与各个人物进行沟通,结果通过交谈,那些虚伪的言辞根本不禁推敲——纸里包不住火,事实说明了一切。大英帝国英明伟岸的形象,在文中被一点点的瓦解,最后崩塌,露出了肮脏不堪的本来面目。
这也是作者最高明的地方。作者以退让的口吻巧妙地达到了讽刺的目的。
作者是一个自然状态的宗法社会主义者,多次在文中提到淳朴民风和豁达的国王。这是斯威夫特对于社会制度的一种期盼。
结语:作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格列佛游记》在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的同时,也不乏严谨性与逻辑性。其精妙的构思和生动的情节将黑色幽默寓于其中,巧妙地达到了娱乐和思考的双重效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文学典范。
参考文献及资料:
[1]孟秀坤.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8:75-76
[2]《格列佛游记》原文 http://book.yunduan.cn/reader/1969749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
一、悲也可, 笑也可, 哭笑不得———审美感受
五四以来, 鲁迅开创了社会讽刺小说的先河, 其以《阿Q正传》开创了“含泪的笑”的悲喜剧, 京派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小说家在追求人性自由的人文精神中让人读来“笑中有些悲哀”。而钱钟书也自成一家, 他的《围城》建立起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世界, 或者说让人觉得可笑又笑不出来的世界。鲁迅笔下的世界是黑暗的, 希望是或有或无的, 人们的思想是麻木不仁的, 因而鲁迅讽刺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和批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纯美的、未开化的、理想的, 因而沈从文讽刺的主要目的是对比与批判。而钱钟书《围城》中的世界是混乱的、乌七八糟的, 一个知识分子堕落的世界, 钱钟书却没有批判, 不是揭露, 而只是优哉游哉地展示。他像一个冷静的描述者, 而读者的心已不再平静, 从中观照、参悟, 因而“想笑又笑不出来”。
“他们天涯相遇, 一见如故, 谈起内患外乱的祖国, 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 大家一片乡心, 正愁无处寄托, 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 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 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 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 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 他们成天赌钱消遣”。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回到祖国, 却悠闲地打起了麻将, 其思想与行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读来可笑又可悲。
“‘哲学家’楮慎明他常翻外国哲学杂志, 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 写信给他们……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 不料彼此都收到他这样的一封信, 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楮慎明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 吓倒了无数人, 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标榜为“全是天性”的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 大眼睛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 ‘像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些突破眼眶, 迸碎眼镜。”这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 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 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令人尊敬的“大哲学家”却是靠着如此卑劣的手段欺世盗名, 不禁让人怀疑这些自诩甚高的文人有多少真才实学。
《孔乙己》里谈的是“茴香豆”的学问, 《围城》里谈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 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 只是人类, 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2] (《围城》序) 从这个角度来说, 钱钟书的“讽刺”与鲁迅的“讽刺”一脉相承 (讽人讽世) 。只不过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一类人物多是奋斗挣扎在茫茫的希望中前行的独行者, 即使是孔乙己也让人怜爱、心酸, 而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却似乎让人感到一丝身份认同, 可恶甚至可怕, 引不起人任何同情之感。
二、间隔与虚实———审美构成
《围城》讽刺艺术的审美意蕴来源于《围城》用陌生化与反讽的艺术手法, 漫画式地勾勒了一个幽默滑稽的世界。这个世界使观者与作品之间间隔, 仿佛完全是一个旁观者, 毫无戒备地走进人物卑下猥琐的内心世界, 体会其中的戏谑、挖苦、嘲弄、热讽;随着对人物的了解, 钱钟书式的语言又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把握、发现当时社会及政治的真实存在。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等文章中认为, 艺术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 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 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 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陌生化”就是力求运用新鲜的语言或奇异的语言, 去破除这种自动化语言的壁垒, 给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如《围城》中的比喻往往刻意拉开本体和喻体的距离, 营造一种陌生新奇的氛围。钱钟书先生正具备这种天才的创造力, 他根据表达的需要, 善于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事物中, 找到别人未曾发现或难以发现的相似点, 用新鲜贴切的喻体, 去表现描绘本体, 使之形肖而神似。两件看似全然不相干的事物经他的生花妙笔一连, 直叫人击掌叫好。他为避免平凡, 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 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 达到无理而妙的境界。而反讽旨在通过对立两项的悖逆冲突, 两极互动达到揭露真相的目的。即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 叙述者为读者提供了至少两套代码, 一套是表面的、显在的, 在字面上提供了貌似正确的道理, 而另一套代码是内在的、隐藏的, 通过叙述者在语言上的婉转周旋, 利用历史语境的差异或逻辑的思考谬误, 让读者心领神会。反讽是隐喻式的, 意味着作者可以说一回事但表达的是另一层意义, 用一种符号 (深层语码) 替代另一种符号 (表层语码) 表达的意义。无论是陌生化还是反讽, 作者都试图在造成间隔效果的基础上达到一个虚实相生、主客交融的世界。
如描写鲍小姐时, 除了把她比喻成熟食铺子外, 还把她比喻成真理, “又有人叫她‘真理’, 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 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逼真地烘托出鲍小姐的放浪形象。“鸿渐要喉舌两关不留难这口酒, 溜税似地直咽下去, 只觉胃里的东西给这口酒激得要冒上来, 好比已塞的抽水马桶又经人抽一下水的景象”。“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 有家难归, 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什么名义, 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 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当时日军大举侵华, 方老先生身为德高望重的乡绅, 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 而他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什么名义”而有所“怨抑”, 作者用“青年守节的孀妇”作比, 一针见血地讽刺了方老先生爱国是图虚名。教授、副教授、讲师是学识水平的标志, 也是崇高神圣职业的代称, 而作者用夫人、如夫人、通房丫头作比逼真地展示了当时教育事业不受重视, 知识人才大为贬值的社会状况。堂堂的三闾大学系主任宴请宾客用的是清淡如水的鸡汤;“鱼像海军陆战队, 已经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 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 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又借方鸿渐的表现批判了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政策:“可是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 人造战略上的撤退’”。又如把方鸿渐一行人在泥泞路上鞋底上沾满的泥巴比作“抵得贪官刮的地皮”。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 几乎每个人物作者都对其肖像、心理、行为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 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 令其形神毕露, 让人耳目一新、哭笑不得。人物、社会、政治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
三、美与丑的人性透视———审美价值
用丑来透视美, 钱钟书独辟蹊径, 避免了陷入常规思维的窠臼, 他敢写人性中猥琐卑下的东西。鲁迅认为要如实地反映丑、表现丑, “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 假如过甚其辞, 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3]讽刺的生命就是真实, 非写实绝不能成为讽刺。同样, 钱钟书也是反对为说笑而说笑的, 钱钟书在《说笑》中谈道:“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 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又说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 它不但对人生是幽默的看法, 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 冷然微笑, 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夏志清评论道:“现代中国文学的讽刺作品, 通常是对社会罪恶的一种抗议方式;而钱钟书则看法独特, 把作家本身看作社会文化堕落的一个重要成分。……这是现代精神的一种特征, 一种悲剧性的特征。钱钟书创作的中心目的其实并非去揶揄知识分子及作家, 而是要表现陷于绝境下的普通人, 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的永恒戏剧。”[4]苏小姐结交的新派知识分子, 三闾大学里偏执狭隘的教授和讲师, 上海的旧派绅士, 政府的官员, 客栈的老板和妓女, 这些人物不都是战争中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普通人真实的生活吗?愚昧、自私、狭隘、争权夺利就是人性的一方面, 讽刺家就是要透过高度的智慧和素养把这些众生相刻画出来。他们都是在一个丑恶的世界里扮成一个个小丑:方鸿渐、赵辛媚、董斜川、汪处厚、陆子萧、韩学愈、李梅亭……他们自私猥琐、损人利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钱钟书用讽刺的笔法撕下了人物对象温文尔雅的面具, 让读者直视其丑恶的、虚假的、伪善的灵魂。
钱钟书的讽刺就是把人物放在一种真实的情境之中, 因而虚构的人物反倒具有了真实性, 虽然他坚持声明他写的都是凭空捏造的人物, 但《围城》中的人物还是让人可以与现实中的对号入座。因而, 讽刺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荒诞、异化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是如此真实, 它展示了人的“基本根性”, 人性的弱点及其阴暗面在其中都有精微、细致、准确的把握, 让人无法接受又忐忑不安。钱钟书笔下的男男女女并非至善, 也并非至恶, 他们是美与丑交织而把丑显现于外的人物, 这种“丑”与我们本身又是何其相似。“《围城》中没有一个英雄, 所有的人物均是盲目的寻梦者, 是为命运所玩弄的失败者。主人公方鸿渐的基本经历是不断渴求冲出‘围城’, 而每一次的走出‘围城’又等于落入另一座人生的‘围城’。这个笼罩全书的象征性结构所要道出的, 正是现代人对自己生命处境的哲学思考”。[5]《围城》的讽刺艺术以陌生化与反讽的语言为媒介, 处处迸射着人性的光辉, 蕴含着丰富的审美意蕴。
参考文献
[1]张唤, 陈伟奇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知识出版社1987:143.
[2]钱钟书.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1 (文中引文皆参考本书) .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265.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376.
【关键词】 围城作品;解析;唤醒
【中图分类号】G6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5-000-01
一、讽刺社会生活面面俱到
《围城》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孤芳自赏,惟利是图;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这里面既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宣言不问政治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一路上的污泥臭水;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校园;“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作者从多方面、多角度地揭露了当时官场腐败、农村贫瘠、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的社会生活,眼界相当广阔的。钱钟书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二、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手法中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首先,从讽刺对象的选择上来看,小说的讽刺具有相当广度,几乎所有人、事、物,都在作者讽刺笔锋之内。其次,从讽刺艺术的表现手法来看,作者采用了诸如夸张、比喻、象征、错位、用典等修辞手法以及语言讽刺、漫画式勾勒、调侃式的行文等多种手法。其三,《围城》讽刺艺术的最大特色还是其语言的讽刺。最后,从作品中讽刺艺术本身的特征来看,其讽刺效果是尖刻与犀利的,其讽刺风格是机智与幽默的,其讽刺心态是调侃与宽容的,其讽刺意蕴则具有明显的递进性。钱先生在对丑恶的事物和肮脏的灵魂奚落和揶揄进,总是饱含着尖刻和辛辣的意味,往往是一语破的而剃肌砭骨,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讽刺效果。同时,钱先生的讽刺带着学者的睿智,小说中机智幽默的语言,妙趣横生,让人赏心悦目,拍案叫绝。
三、《围城》的成功离不开大量妙趣横生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
钱钟书的比喻别出心裁,并且超出常人的想象。他利用喻体和本体的强烈反差达到对对象的嘲讽贬抑,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中,找到别人难以发现的想不到的相同点,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陌生感,使作品显得更加机智、诙谐、幽默。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如“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再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辆破车写得妙趣横生,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象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的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深刻提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上层官僚高喊抗战,实际不战,倚老卖老的丑恶心理。
四、《围城》讽刺艺术的最大特色还是其语言的讽刺
如“欧州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作者却把它们分拆开来,说成“中既不中,立也立不住”,再递进为“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既讽刺了英美两国厚颜无耻和见风使舵的嘴脸,又从侧面批判日本人在中国令人发指的侵略行为,表达了作者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愤慨。又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因此由高松年这位“老科学家”分拆出“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让人觉得他这个人不伦不类,讽刺他的无真才实学,根本配不上科学家的头衔。并且作者用“老了便不值钱”的“女人”来比喻高松年这位过时的科学家,只有当过娼妓的“女人”才会有钱来衡量,从而讥笑他的人格;只有市侩的人才能会斤斤计较钱,从而又讽刺他的品德。
五、细腻心理描写进行讽刺惟妙惟肖的心理描写到犀利的讽刺
钱钟书对心理分析方法的运用炉火纯青,对人物隐秘情感的观察分析极为犀利细腻。钱钟书深谙细节的重要性,尤其是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节,分析得尤为到位。钱钟书通过对他们行为的描写与刻画,展现其人前优雅,实际却或蒙昧或愚蠢或邪恶的本质,他们精神的彷徨与空虚比普通人更甚。作者通过矫揉造作、尖酸刻薄的才女苏文纨、外表温柔实际攻于心计的小家碧玉孙柔嘉等女性的心理描写,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形象,讽刺意味贯穿于描写中。他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展现知识分子的“百态”。他们用复杂的行为来掩盖自己的丑陋,包裹自己的心灵。钱钟书通过对他们行为的描写与刻画,展现其人前优雅,实际却或蒙昧或愚蠢或邪恶的本质,他们精神彷徨与空虚比普通人更甚。从《围城》的叙述方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其前后的行为对比起来,会发现人物的言行与其行为不仅存在巨大反差,更是相互悖离,强化了讽刺效果。
六、讽刺中的讽刺以实予虚虚虚实实
在〈围城〉中的时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一大批的学者,纷纷开始崇洋媚外,到国外去留学。学者们普遍认为,出一次国,就像镀了一层金。就好比买一张假的外国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那片树叶的功能,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给掩盖起来”。作者讽刺的就是这些学者,他们没有真实学,却为人贪婪愿意不劳而获,为了满足自己满足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宁可买假文凭。比如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讽刺了一个没有真才识学的伪博士,却能受到高等的待遇。
参考文献
[1]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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